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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6-23 周日, 下午5:41    标题: 引用回复


对流动性问题的一些看法

2013年6月23日


1. 一些谣言需要澄清,4000亿定向资金是谣言,500亿给工行也只是传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央行是不太可能出手救市的,昨天有大行资金处领导跟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处的领导交流,央行人士表示,对资金利率无感,从这个角度看,央行出手不太可能。中行违约的谣言已经被澄清。至于工行和国开尾盘低利率出钱,可能是之前头寸过度保守的反弹。

2. 为什么昨天银行间价格会出现先涨后跌的情况?近两天的涨,一方面是因为月中财政缴款,但这个是可以预期的,主要原因还是周二央行开会警告18家备付较低的银行,由于央行在会上表示了对资金紧张不救的严厉态度,因此这几天银行在操作上普遍偏保守,开始大量提高手中超额备付,因此昨天上午工农中建包括国开手里都hold了不少钱,由于大行完全不出钱,市场一片绝望,小型机构开始拉高价格。到下午大银行看利率不错了,工行和国开先开始出钱,于是市场就开始疯传工行拿到央行定向资金,其他银行也开始跟随。本质上讲,银行间市场钱是够的,但央行给的紧缩预期让资金的结构失衡。

3. 短期流动性还会紧多久?从现在开始到月底,银行间流动性问题并不是因为资金流出带来超储资金下降,而是由于目前的较高银行间利率和打击同业票据消规模两者共同限制了银行通过违规手段派生存款的能力,因此季末吸存大战不可避免。由于存款竞争会加剧银行头寸波动,资金头寸管理难度加大,因此大部分银行司库不到最后关头,余钱不会出。由于存款波动的因素,另外考虑7月中旬的2季度所得税清缴,流动性在7月中旬之前会维持紧张态势。

4. 长期方向如何?我们之前总结过中国半开放环境下的货币周期律“外汇占款决定长期趋势,财政存款决定年内波动,央行操作缓解或加剧这种波动”,目前来看,外汇占款方向不乐观,年中财政周期导致超储处于季节性底部左侧,央行操作由松转紧,因此央行放大了年中季节性压力,因此流动性的真正缓解可能会延后到9月底。

5. 流动性紧张带来的后续影响。

1)去杠杆,这个词虽然已经被用滥了,但在靠杠杆经营的银行身上依然还是比较贴切。如果超额备付不足央行又不投放,信用扩张就会停止,上周大行信贷停摆就有此原因。从影响的程度看,银行间利率高企首先影响的是较高依赖银行间负债作为资金来源的银行,首当其冲的是政策性银行,因为负债全部靠银行间市场发债,如果金融债流标,政策性银行信贷就得停摆,国债和农发债已经是前车之鉴;其次是一些同业负债和资产规模占比较大的银行,由于这些银行更依赖同业短久期负债来维持高风险长久期伪同业资产,因此成本端的飙升将直接吞噬掉这一部分的息差,同时也会抑制同业资产规模的增长;

2)融资平台及存量不良的加速暴露,由于中国大部分融资平台贷款是由政策性银行持有,而同业信贷更多的也是走向房地产和融资平台,因此挤泡沫可能会首先挤破融资平台。当然,一线城市平台可能会好于三四线城市的平台,原因在于房地产和卖地收入以及对中央转移支付依赖程度的不同。另外由于中国银行业的低不良资产率更多的依靠货币高增长来维持,很多坏账依赖借新还旧隐藏,因此存量不良在信用扩张几乎停滞的情况下将加速暴露;

3)如果货币持续收紧,实体部门可能会面临财政(真正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减税)和货币的双紧缩,去产能的速度会加快,但是短期经济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下行速度会超过大家想象。

我担心的是,所谓不爆发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这一底线在如此紧张的货币环境下很难守住,急刹车会把车冲散,对于银行而言,最困难的时候可能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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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6-24 周一, 上午3:16    标题: 引用回复


【一则两年前的可怕预言:2013年中国经济危机将爆发!】

天涯社区|2013-06-24


李佐军先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他两
年前报告,谈中国可能的经济危机,预测2013年7、8月将爆发由地方
债或房地产引发的银行危机;新政府在上任半年后开始引爆前任泡沫…


耐心读完,令人震撼。Shocked Sho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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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6-28 周五, 上午1:18    标题: 引用回复


创年内新低的“克强指数” 比官方GDP更真实

2013-06-28


"克强指数"是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命名的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包括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最早由英国《经济学人》提出。"克强指数"被认为比官方GDP数字更能真实的反映中国经济状况。

而现状是:自去年12月以来,“克强指数”节节下滑,到今年五月已创年内新低。海通证券认为,构成“克强指数”的三大指标中,工业用电量和铁路货运量增速下滑,而中长贷余额增速基本持平,显示出工业企业开工需求孱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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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6-30 周日, 上午7:44    标题: 引用回复

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写道:

张木生:中国的世界秩序
2013年6月30日



早起的的麻雀有虫吃,捞几点看法(不能免俗啊 )

1)为肉食者谋,食客与主人心态交织。不拘小节恶习难改,哗众取宠做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势。
2)仍旧一副文革红老兵指点江山的口气,只是换了对象,造反革命变成中兴华夏,反正都是想要再造中国。
3)有理的没理的都揉一块儿掺和,老妇裹脚布。故作语不惊人死不休,精神原子弹原教旨 all over,其实还是不得要领。
4)张木生需要再创“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这类不可方物之妙语,提纲挈领将全文缩减成一百单八字,则孺子可教也,或能传世亦未可知。 Mr. Green
5)在五十年代出生这辈人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之前,对国事不必抱善良期望。中国最坏的就是这批人,为人处世生活政治,无一底线唯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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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7-06 周六, 上午6:08    标题: 引用回复


时隔18年 中国重新恢复国债期货交易

中央社|2013-07-05


中国大陆18年来将首度恢复国债期货交易,提供投资人避险工具并协助提振固定收益市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表示,大陆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已核准国债期货交易计画。根据证监会张贴在官网的两项声明,证监会同意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开始交易国债期货。证监会表示,需要约两个月的时间准备。

在此同时,大陆政府努力要企业降低向银行贷款的依赖度,及借由发行债券分散信用风险。大陆正透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计画,开放规模达3.7兆美元的债市给外资。

「中国证券报」3日报导,最快可能9月就会展开国债期货交易。

根据大陆最大债券结算机构─中国债券,去年共发行1.6兆元人民币(2610亿美元)的国债,1997年国债发行规模则为530亿元人民币。到期天数从91天到50年不等。

大陆第2大上市券商子公司海通期货去年11月表示,重新推出国债期货可能有助于提高现货债市交易量20%到30%。

大陆1992年开始交易国债期货,后来爆发时任上海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被控操控债市的丑闻,1995年停止交易期货。管金生之后以1992到1994年间收贿和挪用公款的罪名,被判处17年牢刑。



中国证券教父 管金生

http://www.baike.com/wiki/%E7%AE%A1%E9%87%91%E7%94%9F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9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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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7-18 周四, 上午9:34    标题: 引用回复


大国元首之坐没坐相,这还是御用官媒千挑万选之后公开发表的照片。汗一个。。。 -- 新华网 June 04, 2013



习近平的问题不是守旧,而是平庸

解滨博客|2013-07-18


习近平最近一而再、再而三地祭出毛泽东的大旗,试图拿出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口号和做法来解决当今的问题,大有回归毛时代,重走毛泽东之路的架势。 不少人,包括中共党内一些人对此颇为惊诧。 网民们对此有不同的解读。 有的人认为虽然习近平忘不掉他老爸曾被毛泽东整的死去活来,但他心知肚明一旦彻底否定了毛泽东那中共也就完了,所以他不得不墨守成规,循规蹈矩,以保住中共这条破船。 有的人认为这是习近平向左转的强烈信号。 叫我看,这些解读都高估了他。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毛左。 他对毛泽东思想只不过知道个皮毛而已,并不知其精髓。 毛泽东玩过的那些游戏,他习近平一样都玩不转。 例如毛泽东一贯倡导所谓的的群众路线,先利用干部压群众,然后利用群众整干部,他在上面发个模棱两可的最高指示,下面的人都对他感激涕零,用这一手他把下面的人治的服服帖帖的。 习近平有这个本事玩这套东西吗? 习近平拿出毛泽东整风的老办法去整治党内腐败,但他到底敢不敢放手让基层党员大胆向干部提意见,然后把中层和基层干部队伍来个大换班? 我看他不敢。 不要说毛泽东的政治手腕他学不会,就连毛泽东的豪赌他都学不会。 毛泽东敢在建国后百废待兴之时派兵参加韩战,甚至把儿子都搭上。 毛泽东在接受了苏联大笔援助后竟敢公然与老大哥翻脸。 毛泽东敢鼓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习近平有这种胆量吗? 没有毛泽东的这一套手腕和胆量,就不要乱学毛泽东,否则那只能叫照猫画虎,叶公好龙。

习近平当然是个大好人。 但是即便按照中共传统的选拔干部的原则,他也很难说是个称职的干部。 中共选拔干部的原则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德才兼备。 虽然中共干部队伍中缺德无才的人比比皆是,但习近平的“德”至少是没得挑的。 这个“德”不光是指道德,最主要还是对党的忠心不二。 这个“忠”是愚忠的忠。 习近平的问题,不是他缺少忠心,而是他愚忠有余,才干不足。 他之所以重新搬出毛泽东那一套来,并不是因为他对毛泽东思想有透彻的理解或坚信,而是因为他的文化底子太薄,他就只学过那点东西,别的他啥都不会。 所以即使在左派网站上他的这套做法也得不到多少喝彩。 因为人家也看出来他只是病急乱投医,并不要真走毛泽东的路,他实际上也搞不好那一套。 所以左左们也不粉他。

毛泽东是读线装书出身的,文采也不错。 他一辈子都在琢磨中国古代的帝王统御术和权术,把那套老古董玩的炉火纯青。 可以说毛泽东在中国所有的帝王中是把人治发挥到最高水平的帝王之一。 但人治社会的灾难也是有目共睹的。 三年大饥荒,十年动乱,这些事情想不写入史书是不可能的。 所以邓小平后来就不敢那么豪赌了,他只是借了毛泽东一个壳,下他的猫蛋,也开始装模作样搞点法制,尽管事实上啥也没搞。 但邓、江、胡起码还有自知之明,都知道毛泽东的那一套是不好玩的,玩不好连自己都要粉身碎骨(看看薄熙来的下场吧)。 所以他们都知趣地与毛泽东保持距离,只敢崇敬,不敢效仿。

习近平为什么就敢一反他前几任的谨慎,重拾毛泽东的那一套呢? 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说,他这叫无知者无畏。

要知道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只要看看毛泽东读过什么书就大致可以有一个了解。毛泽东早年读私塾时,就读了《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等儒学著作。 毛泽东一生中都是古书不离手。 他把《资治通鉴》这部300万字的巨著当枕边书,居然读了17遍。 从他与尼克松在书房会面的那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他满屋都是线装书。 外国人的书,主要马恩列斯的书,他应该看过几本。 这就是他的思想来源。 尽管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常常充满武侠色彩,但他多多少少还是通晓中国文化、社会、历史的。 无论谁要玩毛泽东那一套,起码应该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那样玩,懂得那些古代游戏的基本规则。 不去读几本线装书,不去了解一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怎么搞得清楚这些老古董?

习近平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革命后代。 在他13岁以前接受的教育,虽然充满了革命色彩,但他中国字还是学了不少。 他读过的书,大概也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林海雪原》、《艳阳天》这一类吧,可能还有《牛氓》。 他13岁那年,文革爆发,打那以后他就不再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了。 他老爸从1962年起就被整,习近平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那个年代他也不敢。 不要说《资治通鉴》,不要说《二十四史》,我看他就连《三国》、《水浒》、《红楼梦》有没有读过都是问题。1969年,也就是他16岁那年,还没读高中,他就下放农村,当了6年知青。 后来他上大学,大家都知道,不是考上的,而是贫下中农推荐上的。 那叫工农兵学员,不叫大学生。 他那几年学了什么,谁都清楚。 当然工农兵学员也不都是草包,也有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那些人在恢复高考后都考上了研究生,成了知识界的精英,但习近平不是那其中之一。 至于他后来那个博士,我都不想说了。 说的难听点,虽然他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但他究竟懂多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啊? 不信大家就查查他自己到底写过几篇文章,看看他能写出什么来。 说起来他不过是个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陈永贵、王进喜多识几个字的工农干部而已,但他敢闯敢干的精神还不如那些工农干部。 以前他不当国君,只要跟着别人后头喊口号,人云亦云就行了。 现在登基了,就要拿出自己的治国理念来。 但左看右看,实在没有看到他拿出自己的治国理念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只好把老祖宗玩剩的牌拿出来再打,毛先帝的那一套对他来说确实是最眼熟的。 这就叫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 他知道不知道乱打毛先帝牌的严重后果?

一国之君不一定就必须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学者。 华国锋、赵紫阳的文化底子也不高。 朱元璋甚至不识字,他不照样打天下、当皇帝吗? 是的,这些人文化底子不高,但他们都善于学习,足谋而又善断,偶尔无大智但常有大勇,且能够任用贤人,高人,能人,所以他们成得了气候。 习近平他这一上台,正事还没做成一桩,下面吹喇叭、抬轿子的就一大堆。 那些马屁精的肉麻劲,简直让人作呕。 就连“宇宙真理”这种牛皮也敢吹,毛泽东都不敢说的大话,他们居然说的出口,不害臊啊。 这傻大哥有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靠那些马屁精能够实现中国梦?

当年邓小平被华国锋解放后,华国锋只给了他很小的一点权力,党内很多人还对他抱有戒心。 邓小平就利用那么一点权力,用“恢复高考”作为突破口,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取得了全党和全国百姓的信任。 后来他攻打越南,彻底扫清了他在军中的所有障碍,为他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基石。 江泽民大刀阔斧改革公有制,搞股份制,拔掉陈希同,这些事情也是要有勇气的。 胡锦涛上台后立即面临SARS的严峻挑战,他硬是破除陈规,顶着婆婆妈妈的垂帘听政,打了一场漂亮仗。 习近平他干了些什么? “打大老虎”的口号喊了半天,对刘志军还是不敢枪毙。 对薄熙来的审判一直到今天还遥遥无期。 本来说好了要废除劳教的,几个公安小警抱怨几声就打退堂鼓了。 这些事情, 虽然不是每一件都有他的责任,但他总得做出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来让百姓心服口服,让那些一口咬定他靠太子党身份搏上位的人闭嘴吧。

实话实说,他老爸的口碑好,不代表他就能干。 在福建、上海、浙江,他有过什么政绩没有? 就算那个时候他作为王储在隐忍,现在媳妇熬成婆了,他也该大显身手了吧。 当初人家把他弄到那个位置上,也许不过就是平衡各派的利益。 但他是个大活人,如今又是大权在握,总要对中国的发展做点贡献出来,总不能永远被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猴耍吧。 如果我判断正确的话,这个人貌似憨厚,实为平庸,既无勇也无谋,傻大哥一个。 一代不如一代,也许就是我国所有朝代的宿命吧。

但愿我是错的,但愿明年这个时候习主席会有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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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由纯属误会于2014-2-04 周二, 上午9:17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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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7-22 周一, 上午4:23    标题: 引用回复


姚监复(右)2007年在纽约探访严家祺夫妇.



从两件事看习近平的人品

姚监复 @《开放》2013-10-23


对习近平,二○一二年我在纽约胡赵精神研讨会和布达佩斯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过,习近平绝对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面临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必须做几件实事,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但绝对不会为“六四”平反。回去后,领导给我念了一份中纪委关于姚监复在国外谈话的通报,把这一句放进去了,我说这些话有什么错?难道你们认为“习近平是戈尔巴乔夫”,“习近平能给六四平反”?领导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政治家,一种理论家,理论家是研究是非黑白对错的,政治家是讲权力的,中纪委不让你讲,你就不能讲,你讲了,就是错.

这是一九九九年我到别的地方参加会议以来,回去后第一次中纪委给我来的单独的通报,所以我感觉形势比原来更严峻。

河北正定县从政,对高扬的态度

习近平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从二○一一年就可以判断,他管党的工作,管党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里面肯定三大改造,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反右派”是必要的、正确的,大跃进就死了一千万人----只说了一年的数字,“文化大革命”的科技、国防、农业是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1~2011)》,肯定“六四”是反革命暴乱.所以从习近平领导下写出的这两个材料,可以判断他对前三十年完全肯定,对“六四”镇压完全肯定,所以对他不抱幻想。

从他的性格来说,可谈两件事。第一是他对高扬的态度,他当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习仲勋要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培养一下习近平,具体可能是要安排习近平进省委常委,结果高扬在省委会议上念了习仲勋的指示,说:我认为不合乎党的政策,因此我不准备这样办.所以习近平在河北始终没能提到更高位置,才被上面调到福建厦门.他临走时说,高书记,我要调走了,给你汇报一下。高扬说,你是中央管的干部,用不着给我汇报,你走吧。高扬最后去世的时候,作为前任中央党校校长,当时正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连花圈都没送。

空降厦门当副市长,对李锐的态度

第二件事,他为什么能上到高位?李锐起了很大作用。可能是习仲勋找胡耀邦,胡耀邦又找了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把他从县委书记直接空降到厦门当副市长,代替胡耀邦那个在厦门不安心工作的儿媳妇.是李锐当时直接到正定县考察,绕过省委高扬,回来后说这个人不错,就提拔他到厦门了。今年李锐写了封信,说蒋彦永准备到台湾参加蒋彦士夫人、也就是他表嫂的九十五岁诞辰,李锐在信上担保说:我可以保证蒋彦永这个人政治上是可靠的,可以让他去。结果习近平的回答是:中组部以后不要再给我送李锐的信。以往李锐给江泽民和胡锦涛写信,他们总还可以收到,但是不听他的;现在是连收信渠道都堵死了。

我在电话中跟鲍朴商量过,是否值得把我写“六四”的文章出一本书?鲍朴说这有意思;有人建议我,如果他出不了,可以找德国民阵秘书长潘永忠。我们就在电话里这样说了一、两次,结果领导找我,说上面已经知道了,你是不是准备把“六四”的文章出书?不准出。我说我并没有落实。他问,是不是有潘永忠这个人?我说有。他说你是不是要找他出?他是敌对分子。----我只不过打了个电话,就有人把它变成了一件事,然后给我警告。这种白色恐怖状态超过以往。

农民工大量的剩余价值被剥夺

未来中国,我们如何展望?有一次有人说,我们可能要面临二十年政治黑暗的时期----是啊,如果习近平搞十年,他再物色一个跟他思路一样的接班人,又干十年,这二十年肯定都相当专制黑暗。王军涛不信,说会有二十年政治黑暗吗?两年吧。但我觉得黑暗时间会长一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发展了就可以剥削农民来维持统治。例如,在宁波征收农民一亩土地,给农民一万块,卖给开发商就得五十万,政府和开发商一亩地净赚四十九万.如果一亿亩,就是四十九万亿,这是一个多大的资源!

以前社科院社会学所做调查,农民工一年是一万块工资,产出的GDP是二万五千,相差一万五是什么?我问中央党校教授,这一万五是不是剩余劳动?他说是;我问,这是不是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他说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剩余价值,所以这是不叫作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一个人一年一万五,两亿人就是三万亿,这就是廉价出口农产品、工业产品的基本来源!

这两个条件,可能使要衰弱下去的中国经济还能垂而不死,所以我们争取民主宪政与专制黑暗的斗争,应该看到这种长期性、复杂性,我们自己要有韧性,做充分的准备;但我们也要做一个可能有偶然事件爆发的准备----有个美国教授说,共产党三十年后垮台我不奇怪,明天共产党垮台我也不奇怪。

中国可能走向国家社会主义

有一本书,叫《雄主与拓展》,是东方毅写的,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央军委一些人支持他,核工业部长蒋心雄也写了跋。他们的观点是,中美必有一战,必须有一个“雄主”----大英雄,把成吉思汗到毛泽东的英雄气派都继承下来。中国一定要拓展,应该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这个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者。

习近平和军队的某些观点,反映出中国很可能就像李伟东说的,会走向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再走下去,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现在中国和日本,各方都在宣传民族主义,保住政权、捞住民意,这方面应该注意。

我们在北京搞了一个午餐聚会,四年来,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都有些老同志到一块儿来聊一聊。八月在万圣书屋开时,老板说分局打电话来,叫你们不要谈敏感字眼;九月在铁道部旁边一个茶馆开,大家走到了门口,老板说公安局不准你们来这里.查建国说,他所在分局的国保对他说,这是“右派的论坛”,你不要参加----他们管得很紧.但是这些人如今还在午餐聚会。上面的意思也很奇怪六月不准高瑜跟我去香港开会----高瑜连行李都托运了,以为没什么阻碍了,上飞机的最后一关把她挡住了。但十月又让我们三个来北美。所以上面是否有些犹豫?松松紧紧,不清楚。

总的来说,我对未来基本上是比较悲观的,但我们又要抱谨慎、善良的希望,不能完全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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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9-06 周五, 下午6:37    标题: 引用回复


里程碑意义 人民币自由兑换上海月底试水

世界日报|2013-09-06


本月底拟挂牌启动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试行人民币自由兑换,且自贸区范围未来将扩大至整个浦东地区。此举无疑将大幅推进中国大陆外汇改革时程,并冲击香港当前的金融中心地位,对台湾造成影响。

「华尔街日报」与香港英文「南华早报」5日均报导,大陆将允许上海自贸区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南华早报」引述一分涉及上海自贸区筹备的政府内部文件指出,中共中央高层已决心将上海作为人民币改革的试验区,在上海自贸区推行一系列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市场利率的改革,力度预估将大幅超越对深圳前海在探索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的支持力度。

报导称,该内部文件第六点提出:「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行先行先试。在区内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资产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在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先行先试。」

人民币目前在贸易项目下已实现全面兑换,但在资本项目下兑换仍有限制,主要是因为北京方面担心无法掌控资本流入流出的规模与速度,恐对实体经济稳定造成威胁。

文件并指出,上海自贸区将「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全面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鼓励企业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自由化。」

报导并称,如果上海自贸区启动工作进展顺利,北京中央政府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扩大上海自贸区范围至整个浦东地区。北京上月底批准的上海自贸区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整个浦东新区范围则广达1210平方公里,比香港陆地的面积还要大。

「南华早报」早前报导,上海市政府已计画在9月27日为自贸区挂牌,届时将有北京高层领导出席挂牌仪式。

澳新银行(ANZ)驻香港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表示,「上海计画通过自贸区的建设来取代香港。很多公司可能选择将其目前在香港的主营业务搬到上海。此外,自贸区和上海本地外汇市场贴近,也将促进跨境的资金交易量。」台湾相关业者也指出,上海自贸区如在金融方面的开放程度胜过台湾的自由经济示范区,将冲击目前台湾金融业的发展。

根据大陆官方计画,要在2020年前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同场竞技。南华早报报导,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成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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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9-06 周五, 下午7:00    标题: 引用回复


中国20年内无法超越美国,但是中国的未来仍然是美好的

德国之声|2013-09-06


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各家众说纷纭。全球多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将在不太远的未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然而,一家欧洲研究机构最新公布的分析结果却给中国泼上了一盆冷水。

在欧洲范围内以特别关注未来经济数据预测知名的研究机构Prognos最近发表了一份名为《世界经济的未来》(Die Zukunft der Weltwirtschaft)的研究报告。其中指出,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大约20年中可以轻松保持全球第二的位置,但想要超过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Prognos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博默(Michael Bhmer)解释称,他完全清楚这份研究报告所预测的结果和许多其他研究机构的结果不符。其中原因之一是该报告完全用美元当作标准货币,不考虑各国购买力不同的因素,而是以美元衡量各国的经济实力。博默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移民美国的适龄劳动力仍将继续保持高水平增长,在后危机时代以及危机过后的时间里,美国经济每年仍能以2%至2.5%的速度增长。中国虽然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了平均10.4%的经济增长。但在未来20至30年中,只能以大约4%的速度增长。

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几大问题

在这4%的背后,隐藏着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几大棘手问题。Prognos研究所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将在其中扮演一种主要角色。受一胎政策的影响,中国人口总数将从2025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印度未来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

Prognos研究所预计,直到2035年,中国人口总数每年将以大约0.1%的速度小幅增长,而美国人口在同一时间内的平均增速将为0.8%。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博默指出:在接下来的20至30年中,中国人口将迅速老化,和今天的日本、欧洲面临同样的问题,也就是劳动人口数目的不断下降。

导致中国经济未来几十年不断减速的原因不仅仅是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各行业发展趋于饱和,全球需求继续趋于疲软,劳资红利的渐渐消失, 环境问题以及人民币的实际升值都将使目前为止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失去前进的动力。Prognos的这份研究报告还特别指出,中国未来的投资活动将更加注重投资回报。对大型资产投资热情的降温也将放缓经济增速。

博默向德国之声表示,这份预测报告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对外公开的历史统计数据。除了中国仍然无法超越美国之外,该报告中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预测颇为积极。报告中多次提及,在当前工业国家经济复苏依然缓慢的情况下,中国将继续担当起全球经济火车头的角色。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是金砖五国,而中国将会是金砖五国中发展动力最为强劲的国家。

未来仍然是美好的?

博默表示,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与人们3、4年前预料的不同,中国几乎没有受到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现在也几乎不受仍在继续的欧元危机影响。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欧洲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确实有所下降。

"同时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最近4至6年以来,在科研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也意味着,中国早已经开始试图告别'世界工厂'的形象。希望通过自身科技水平的提高,为经济发展创造活力。"

如果相信这份报告的基本论调,人们会看到,当前世界经济终于进入了危机后的复苏时期。作者指出,决定未来世界各国经济前途的,不是危机中的这几年,而是这次危机来临前各国几十年的发展状态。虽然人们总是更倾向于在危机中预测未来也是一片暗淡,但不应忘记危机只是暂时,经济发展增速时期对于一个国家的实力来说却更加重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口教育水平、投资、技术实力是决定国家经济实力的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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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9-10 周二, 上午11:22    标题: 引用回复


流亡作家廖亦武:中国对于我是个恶梦 这个帝国必分裂

德国之声|2013-09-10


流亡作家廖亦武以中国政府的批评者著称。在柏林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的新书,中国社会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德国之声:你的新书《洞洞舞女和川菜厨子》是一本对中国社会边缘人物的访谈录,很象你在德国第一次出版的"坐台小姐"这本书(《中国底层访谈录》,德文译名: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你为什么觉得要您继续这样的故事?

廖亦武:这个工作我其实持续了许多年。只能说第一本在西方让我成名的那本书,大部分是历史当中的人物,有很多的老人。但是这一本书当代性非常强,是现在发生的事情。第一本也写的妓女,但是是90年代的妓女。那个时候好像改革开放,离89年比较近,还是很原始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妓女-我写的流动的暗娼,她最开始是从东北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四川,采取了这么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

德国之声:很多异见人士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因为腐败,但是看你的书,觉得全社会都是腐败的。

廖亦武:我觉得上上下下都比较向往腐败,证实了我以前的一个说法:当代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这种垃圾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而且是人的人生,人的思想。显得非常垃圾。而且这种垃圾大家并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整个社会都是在往下沉。

德国之声:有的故事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比如说吃胎儿的汤。

廖亦武:其实媒体上国内就有报道,而且是台湾的商人过来吃胎儿,而且有那种胎儿的照片,把胎儿当作一种饮食,曾经人们趋之若鹜。这已经不是因为饥饿。我曾经在第一本书里写了三年大饥荒,那时候吃掉女婴是因为饥饿,大家是没有办法。现在是为了享受而去吃胎儿。

德国之声:你刚才说这些事是报纸报道的,你当时是直接去找他(采访对象),还是碰到的?

廖亦武:这是我直接去找的。虽然说当时不公开,比较隐蔽,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这个故事应该还是发生在10多年前了。当时相继报纸上又报道了另外一个和我这个相似的,就是台商吃胎儿,为了养颜壮阳,为了增加自己的性能力什么的,延年益寿,觉得那个是最补的。

德国之声:去年得到德国的书业和平奖,您讲了一个话,说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廖亦武:你看了我更多的书,看了第一本"坐台小姐",监狱的自传,子弹鸦片,再看了这一本,你会觉得这么庞大,这么堕落的一个国家,如果它不分裂,这些人这么生存下去的话,它将影响这个世界。我觉得分裂是最好的办法。

廖亦武的作品已被译为多种文字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的很多异见分子很喜欢表示爱国主义。您难道不觉得这样的想法对大部分的中国人会非常挑衅。

廖亦武:我觉得放在历史上来看,中国很多时候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很多思想家也不是全部都赞成统一,赞成分裂的仍然还是很多。所以说从几千年的历史上,我觉得我这个想法简直不算什么。至于今天,只能说这些人没多少文化, 不太熟悉中国本身的历史而已。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很喜欢找一个(攻击批评者不爱国的)说辞。

廖亦武:最近五毛党攻击我的言论就是关于中国分裂的问题。对于我个人的攻击当然是特别的多。我看关于这个话题,有三个星期都很热闹,发表了很多文章都是围绕这个话题。关于分裂和不分裂,当时中国网络上讨论很多。可能有100多篇长篇文章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通过这个讨论,我就被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就说,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因为以前没人这么明目张胆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就会找我的作品来看,看了之后觉得这个人思维还是正常的。还有去年官方批判我批判得比较厉害,那么这也是一种宣传。《环球日报》先后发表两三篇文章批判我,包括我的哥哥,我的妈妈都是通过官方的批判知道我现在的状况。

廖亦武2012年10月14日获颁德国书业和平奖,德国总统高克参加颁奖典礼。

德国之声:最近西方关注的有几个事,比如你得到(德国书业)和平奖,出版了你的书,莫言荣获诺贝尔奖。你虽然批评他,但是你难道不觉得西方对中国更感兴趣?

廖亦武:我觉得我得这个奖基本上还是德国的书业协会几方通过民主投票选出来的,所以我非常自豪。它奖给了我的文学,奖给了我的勇气。它的程序基本上是透明的。所以那天一名年轻的女士台上说,廖亦武,向你的勇气致敬,那我当然感到自豪。但是,诺奖是个什么机构呢,它完全不透明。这当中它和共产党的勾结至少要保密50年。这当然不是一个民主的机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我肯定不愿和莫言并列。他就是一个共产党官员,每一次发言他都和这个国家,这个独裁国家高度一致的。从这一点讲,我对他的批判是自然而然的。

德国之声:但是有几个作家虽然在作协,也有一些书被警告的。比如余华。他也是作协成员,但他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活着》都是被警告的,但他还是作协成员。您觉得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

廖亦武:当然有中间的路,有些作家写了批判现实的作品,他在政治方面至少是没什么表态,没有直接说和独裁站在一起。那么莫言在这点上做得非常过分。他是直接和独裁站在一起,甚至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等于就是独裁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从这点看,其他那些作家,哪怕是走中间道路,还没有像莫言这样。瑞典把这个奖给了他,我不知道这当中是什么原因,我想可能是一种利益吧,利益交换。

德国之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你写的那些东西有关系吗?

廖亦武:有些关系。比如你刚才说的余华,阎连科,他们写了一些,但是没有我做得那么彻底。从另一个方面,我也非常赞赏那些彻底的人。比如说艾未未最近出了一个歌,唱摇滚,我看了歌词也很赞赏,比如我的朋友孟煌,他作为一个画家能够去抗议去裸奔,我也满赞赏的。做人如果老是在中间走,其实也是满痛苦的。我能够理解他们,但我不愿意那么去做。

德国之声:你有没有希望有一天回到中国?

廖亦武:我希望有一天回到四川。中国对于我是一个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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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10-04 周五, 下午4:02    标题: 引用回复


谁输掉了中国?

萧伃君2013年2月21日


  关于上世纪40年代,“美国失去中国”的话题有种种解释,下面是2012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通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
  1908-1999)的《回忆录》的详细介绍。读完这一篇章,可以让我们对于中国与美国的未来关系有更加开放的思索


  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美国支持的中国国民党、并于中国建政后,美国有不少人指责当时的一群“中国通”让美国失去了中国(the loss of China),这群中国通,包括外交官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艾默生(John Emmerson)、谢伟思(John S. Service)以及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学术界则有赖德懋(Owen Lattimore)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其中被指责之一的中国通,还有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 1908-1999),国民党的败北也让他的外交官生涯一蹶不振。

  美国知名东亚学者、宾州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林霨(Arthur Waldron)在《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中撰文表示,在戴维斯逝世12年后的201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国通:自传》(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中的“中国报导”,的确透露出他对蒋介石以及蒋的国民政府的悲观态度,同时对他所认为的“中国命运的最终归属”的共产党感到乐观。但是,林霨强调,美国内部针对中国通使美国“失去中国”的控诉是一种将历史事实(共产党最终的确取得胜利)与历史发生当下的乐观支持混为一谈,如同戴维斯自己说的:“(这些控诉)将我们独立报导和预测的事件形容成那是我们希望且策划进行的。”

  《华盛顿邮报》专职书评家乔纳森‧亚德利(Jonathan Yardley)认为,这些控诉远非事实,但是,在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事实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戴维斯描述,当时美国正“处在一种公众忧虑、怀疑、焦躁的气氛,这种气氛更被当时中国煽动者、美国游说份子和国会中充满敌意的议员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试图给他们的上级有关中国情势公正的报告和评量的人们,反而成为了“输掉中国”的代罪羔羊。

  戴维斯1999年逝世时,《纽约时报》为他写的讣闻中也指出,麦卡锡攻击这些中国通所采用的论述和说辞,反映了当时的“院外援华集团”(the China lobby)的论调,所谓“院外援华集团”是指一群支持蒋介石的有权力的美国人。林霨强调,这种无谓的控诉不必要地牺牲了那个世代最有能力的外交官之一,即戴维斯。

  中国通戴维斯

  戴维斯出生于中国的传教士家庭,他曾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戴维斯自1933年至1940年在驻中国领事馆工作。1942年,他被美国国务院指派作为史迪威将军(Gen. Joseph W. Stilwell)的政治顾问驻于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戴维斯被指派的工作是作为史迪威将军领导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和美国外交官员的中间联络人;作为史迪威的政治顾问,他必须帮助将军在中国政治的迷宫式通路中找到方向,尤其是在由蒋氏夫妇所主宰的政治场域。戴维斯对他们两人的描述是,蒋介石是“时而无动于衷、时而情绪化、固执、且优柔寡断的”,他的妻子宋美龄则是充满心机、“一位漂亮的已婚妇女,如果将专横傲慢、算计的那一面隐藏起来时,则是个迷人且魅力四射的人。”

  马歇尔将军希望极有陆上作战经验和能力的史迪威能在军事上对蒋委员长给予建议,并指挥中国和同盟国在缅甸的作战、保障中国在印度的补给供应线。史迪威确实完成了这些指令,但是,他不是个好相处的人,他的绰号是“刻薄乔”(“Vinegar Joe”),他几乎不隐藏他对蒋介石的嫌恶,称蒋为“小人物”(“the peanut”)。

  戴维斯虽然认同史迪威、也喜爱他直接的情绪,但是,戴维斯承认,他并没有与史迪威建立起深厚的关系。亚德利认为,戴维斯对史迪威是绝对忠诚的,不只是因为他景仰史迪威、更因为他认为史迪威是真的希望将中国军队转变为一支有实力的战力以对抗日本。但蒋介石和他的同伙却大力地反抗史迪威,他们不断地向美国要求武力和金钱,却不是用来抗日,而是用来为最终与共产党的战斗做准备。

  当罗斯福试图将史迪威指派为包括中国军队的全军指挥官时,蒋介石表示反对,史迪威并在一场也与戴维斯相关的争议后、于1944年被美国政府召回。戴维斯之后直接飞到了莫斯科、成为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主任秘书,并在1947年回到华盛顿、在乔治‧肯楠(George F. Kennan)的政策计划办公室工作了5年,接着在德国待了1年。

  50年代,将几位中国专家视为眼中钉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崛起,并成功地使戴维斯的地位边缘化并被派至秘鲁大使馆。1954年,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将戴维斯逐出外交机构,戴维斯的外交生涯也从此中断。据《纽约时报》报导,当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11月5日要求戴维斯从外交机构离开时,杜勒斯的说法是:戴维斯“缺乏判断力、谨慎态度和可靠性”。但是诡异的是,根据1972年出版、作者为康恩(E. J. Kahn)的《中国通》(The China Hands)一书,这位以能力不足的理由将戴维斯解职的国务卿,却在事后对戴维斯说,假使戴维斯新工作需要人写推荐信,他很乐意帮助戴维斯写一封。

  但戴维斯终究没有向国务卿索取推荐信,他此后便在拉丁美洲开展家具生意并环游世界,更出版了2本关于中国以及外交的书。关于他的忠诚调查令他于1969年得到平反,并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艾许维尔市(Asheville)过退休生活。

  对罗斯福的批评

  林霨表示,戴维斯的《回忆录》可以以两种方式阅读。其中一种是将此书视为中国政治的评论;作为中国通的戴维斯的自传,有相当多对当时中国情势的描述与看法。此书对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外国仰慕者皆有相当不留情面的批评。那些外国仰慕者包括了在重庆不断地提倡以空军为主的对日抗战策略(这对史迪威则是个诅咒)、以飞虎队闻名的陈纳德将军(General Claire Chennault)、以及同时身为战略情报局官员和记者的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等等。

  但是,林霨认为,戴维斯的这本《回忆录》让人惊讶的地方(也是另一种阅读此书的方式)是,戴维斯对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严厉批评,戴维斯对罗斯福的分析和批评比对其他中国人物都还来的更整全仔细。林霨称,在书中我们将可以看到罗斯福缺乏深虑、业余式的对中政策不只让像戴维斯这种专业外交人士感到疑惑,同时也在战争初期就埋下了共产党最终获得胜利的种子。

  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最终胜利、以及讨论美国是否对其有贡献的评论皆只专注于二次大战的结束以及其后的战后时代,但是,戴维斯的《回忆录》提醒了读者罗斯福政府的中国政策是如何地糟、有什么样的负面后果、以及从多早开始就已经如此。罗斯福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他对中国现实的神秘式理解──他将中国视为是战后世界的四大强权之一,并将蒋介石置于与斯大林、丘吉尔和他本人同等级的级别当中。这样的观点是中国政府大力鼓吹的,也是罗斯福一直没有摆脱的幻象。

  中日交战战场

  的确,蒋介石在1928年算是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即使这个统一是极其脆弱的。但是,1931年在日本并吞满洲后,中国与日本的战斗也于焉展开。中日之间的战斗在1937年日本侵略包括上海的中国中心后转为全面战争,蒋介石也将他底下由德国训练的精英军队投入战场。当蒋的对日抗战节节退败时,国民政府也进入了长期、血腥的撤退──经由南京(日军展开屠杀地点)、沿着长江往上退到武汉(戴维斯曾在此任领事)、最后到达了中国西南边的重庆。重庆之所以被选为最终避难地是因为它位于险峻的长江三峡之上,陆面的军队无法跨越,因此它是中国仅有少数日本军无法到达的地点之一──除了空军:日本军定期地对重庆展开轰炸。

  美国在1941年12月进入二战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悲惨情况。以战略上来说,尽管中国仍在各地与日本交战,但当时的中国可以说已经是强弩之末。它对战争的贡献能力完全不能与英国、苏联和美国相比。不只如此,在中国内从来不具有完全权力的国民政府也大幅地被削弱,但与此同时,使用低伤亡率的游击策略进行战斗的共产党的实力却逐渐地在增强。

  美国其实也没有给予中国非常大的帮助。华盛顿认为,欧洲才是主要的战场,这意味着,在1942-1943年间,美国给予战争中的中国的物资,与给予欧洲和苏联的大量资助相比,仅仅是“滴水般的程度”。1944年,与日本的全面战争几乎使得蒋介石政府倒台,华盛顿一时之间也乱了手脚。但是,这依然没有改变罗斯福的策略:罗斯福的“地缘政治的假设”依然健在,他仍认为,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可以在战后成为世界强权。

  林霨指出,罗斯福的预想结果,只有在美国将中国的对日战场视为主战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如果美国将大批军队送往中国、系统性地建立国民党的军队、并帮助中国由南往北进攻、一战役一战役地夺回被日本侵略的中国领土,如果美国像它在欧洲做的那样帮助中国,罗斯福的假设结果才有可能成真。但是,事实是,美国并没有选择这样的作战方式,而是选择了不会造成过大伤亡的战略──跳岛作战(island-hopoo)和轰炸日本。

  罗斯福的误判

  戴维斯观察到,在不全面性地加入中国战场的前提下,罗斯福政府能做到的最大帮助就是“为蒋介石提供一位高阶军官作为顾问,也是美国将对中国进行更大援助的先行保证。”

  戴维斯与一些外交官员当时已在进行一些重要议题的讨论,例如,如何与一个充满派系竞争、军队正在被榨干的中国政府一同作战;对日作战的战略,要以中国或是太平洋为基地;如何处理斯大林最终不可避免将提出的延展至满洲的领土要求等。但是,罗斯福当时却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反而是毫无根据地对蒋委员长寄予厚望。罗斯福认为,四大强权是否能取得胜利以及正义的和平是否能建立皆倚赖于蒋介石,因此他避免与蒋介石产生冲突。

  情况更糟的是,罗斯福是一个“政治人物而非行政官员”,习惯避开或削弱正式官场的作法,将他的国务卿们视为“招待员”,然后,与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自行策划外交政策。林霨认为,戴维斯对罗斯福的这种作为的描述是此《回忆录》的最大亮点。

  最值得注意的是,戴维斯对罗斯福的私人使节(一个罗斯福喜爱使用的权宜作法)的描述,他们定期地飞到重庆,却没有清楚的权限,同时,却又过度膨胀中国作为战后强权的想法、让中国人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并完全模糊了责任和指挥的界线。

  罗斯福的私人特使

  罗斯福第一个私人使节是卡利(Lauchlin Currie),卡利是个“短小敏捷、带着无框眼镜的哈佛经济学家,也是罗斯福的特别助理。”当戴维斯在华盛顿与卡利相识时,卡利正在发展“对中国事务的兴趣,并打电话给我,询问我对中国事件的评论和信息。我对他想发展完全在他专业之外的事务感到非常奇怪,但是,这种突发的、对他们专业之外事务的肤浅涉猎,其实,也就是乱七八糟的罗斯福政府的特征。”

  卡利最终是以罗斯福的“特别顾问”身份到重庆。根据卡利极其肤浅的检视,他建议,华盛顿将史迪威和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召回。不仅如此,卡利“认为自己是高思的最佳继任者,但他的这个梦想最终并没有实现。”

  之后,1940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代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出现了,“在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有远景的领导者的世界巡回访问中,拜访了中国。”(《华盛顿日报》的亚德利指出,在这里,戴维斯的回忆有误,威尔基1940年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是,是在1942年才前往中国。) 陈纳德将军成功地说服威尔基帮他带一封信给罗斯福,信中,陈纳德向罗斯福要求“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以及12架重型轰炸机”,陈纳德表示有了这些援助他可以完成攻下日本的工作。马歇尔将军认为,这种想法“只是胡言乱语”,但是,陈纳德的想法却得到罗斯福的赞同,因为这个做法是对这个在当下艰巨、将近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快速、简单的解决办法。

  开罗会议

  1943年,戴维斯和史迪威参加了开罗会议,在此会议中,蒋介石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起讨论了亚洲的战事。本已准备好让中国倒下的丘吉尔,当时试图说服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其他人会面时到外面观光,但是并没有成功。

  罗斯福对中国领导人表现地相当殷勤。史迪威了解罗斯福的作法,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老爷(罗斯福)兴致勃勃、正在找寻快捷方式。”戴维斯对罗斯福竟然舍弃国务院的翻译和谈判帮助感到相当震惊,戴维斯的同僚裴克(Willys Ruggles Peck)“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与蒋介石相识多年、且相当谨慎小心”,但是,裴克却在会议中被冷落。

  在没有具专业背景的美国人在身边的情况下,罗斯福对蒋介石展开说服攻势、并希望蒋委员长与他一起合作建立战后的罗斯福式世界秩序。蒋夫人宋美龄“装扮得像要去参加一个鸡尾酒舞会,并在她先生与罗斯福的私人会议中充当翻译。”

  罗斯福完全“业余式的外交政策”在一些其他美国人也一起参与的非正式场合上更显露无遗:“我们听了一堆他祖先的故事。有一位祖先到了中国、成为百万富翁、回美国、又在一个煤矿投资中散尽财产,所以,又回到中国、再赚一百万、回美国后将钱投入铁路股票,但是,却直到他死后2年才拿到红利。他在笑声中讲述这则故事。”

  戴维斯和史迪威带着困惑和沮丧离开。“这是这个政客的漠视伎俩,他从来没有对身边真正的主题有所认识──他希望将军对蒋介石说什么?他在对中政策上有什么指示?”在回到米那宫酒店的路上,史迪威“将脸埋进他的双手中。”

  中国是俄国的西伯利亚

  当他们回到重庆后,一连串的特使持续地从美国来到中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也到了中国。罗斯福将华莱士送往中国,表面上是希望他帮忙解决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问题,但是,戴维斯解释,罗斯福的真正意图是将华莱士送出美国,如此一来,罗斯福即可“为接下来的民主党大会上摆脱华莱士作为选举搭档这个负担做准备。”华莱士也建议将高思和史迪威调回。

  在华莱士之后,前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Donald Nelson)也以罗斯福的“私人经济事务代表”的身份抵达中国,罗斯福同样不希望纳尔逊留在华盛顿。哈里‧霍普金斯告诉戴维斯,他很担心这位“私人代表”要如何打发时间,但又对戴维斯说,“如果中国方面为纳尔逊提供四、五位女孩,纳尔逊会很高兴,也可以让他闭嘴。”

  罗斯福的特使中最具毁灭性的是前任总统胡佛的战争部长赫尔利(Patrick Hurley)。赫尔利是美国国民警卫队的荣誉少将,据戴维斯的回忆,这位少将喜欢巢克图族(美国印地安人之一族)式的战争吶喊以及其他华丽的战斧、左轮手枪文化。赫尔利试图调解国共两党、制造和平局势,但少有进展。但罗斯福却在1944年末以无线电对赫尔利说:“你对中国情势有军事立场上和外交立场上的双重近距离了解,这使你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最佳人选。”赫尔利即成为了驻华大使。林霨表示,假使罗斯福是有意识地希望以毫无能力的手下摧毁他的中国政策,那他对赫尔利的指派可能是最完美的杰作。

  戴维斯回想到他必须与这些政治放逐者一起在中国进行外交工作时,他这样描述道:“很明显地,对美国政治场域而言,中国就像是俄国人的西伯利亚。只是罗斯福的手法更迅速、也较人道。”

  讽刺的是,最终被放逐的不是这些罗斯福的特使,而是包括戴维斯在内的中国通们。在麦卡锡当道的时期,中国通成为“输掉中国”一事的代罪羔羊。以赫尔利将军为例,《纽约时报》写道,赫尔利得到共产党的同意,表示愿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但是,蒋介石却拒绝了这个提议,蒋另外提出的提议也不被共产党所接受。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共双方军队开始在内战中争夺地盘,而美国在这场内战选择了支持失败的那一方。

  当赫尔利在1945年11月回到华盛顿并辞掉外交官的职位后,他便开始批评包括戴维斯等的中国通是他任务失败的主因。赫尔利将军控诉这些中国通,破坏他试图阻止国民政府崩坏的工作。在多项指控中,其中有一项竟是以中国通们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互认识和会面作为罪名。

  赫尔利当时接受斯大林的保证,认为斯大林将给予蒋介石支持,赫尔利也相信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感到厌恶的说辞,当这些皆成空、他也回到美国后,他却开始指责戴维斯与其同僚,认为他们批评国民党的用意其实是希望破坏他试图将中国不同的军事力集结、以对抗日本的努力。

  雅尔塔会议

  最终,史迪威被魏德迈将军(General Albert C.Wedemeyer)取代,戴维斯也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重庆的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关系变得比较不那么愉快,但是,基本问题还是没解决,尤其是苏联的野心问题。

  罗斯福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替斯大林战后对满洲的占领背书,戴维斯对此感到相当厌恶。这很明显,会让中国的蒋介石感到错愕,毕竟中日战争的起始原因就在于日本对满洲的并吞。另外,如戴维斯的观察,即使罗斯福不背书,斯大林依然会占领满洲,替这种行为背书,并不会为美国带来什么好处。

  戴维斯也理解,苏联所占领的满洲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庇护所,或是成为苏联的附庸国,但罗斯福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此可能性。雅尔塔会议完全将中国作为四大强权之一的神话撕毁──一个此前罗斯福费尽心机去维护的神话,而因为神话破灭得过于全面,罗斯福还必须使用一个典型罗斯福式的诡计:雅尔塔会议做出的协议内容必须等到适当时机再给予蒋介石知晓。

  而如历史事实显示的,在中国内战一开始就试图夺回满洲的作法只导致了国民党在战略上的毁灭,这个错误不只导致了他们失去满洲,也失去了整个中国。

  假设性问题

  林霨表示,历史叙述到这里,有个曾经政治敏感的问题浮现了:美国当时可以做什么或改变什么,使中国共产党无法赢得中国?像这样的问题摧毁了戴维斯的政治外交生涯;戴维斯的《回忆录》也必然地会让读者思考这个问题。

  戴维斯世代的中国通,不论是外交官或是记者,比起国民党,他们通常会对共产党有更好的评价,而戴维斯当然也不是个例外。戴维斯在政治气氛诡谲的重庆内对国民党有近距离的第一手认识;对共产党的认识则通常是经过报导以及一次共产党战时堡垒延安的访问。

  林霨指出,戴维斯相信,在中国发生的事绝对不只是一场战争,如他之后在解释为什么马歇尔计划为什么不能像它拯救西欧那样拯救中国的国民党时表示的: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所带来的阵痛。因此,林霨称,戴维斯不认为蒋介石个人必须对国民政府的问题负全责;这些问题的最终原因是中国老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这些根深蒂固的结构让任何政府对于动员和国家重建的尝试都受到极大的挫折。戴维斯表示蒋“受制于他所操纵的可悲力量”。

  《华盛顿邮报》的亚德利则认为,戴维斯和史迪威对共产党并没有幻想,但是,他们的确希望说服中国内部的军阀能够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对立和争议、并共同建立起一个妥协式的政府,而不是让中国发生内战;但是,很遗憾地,在二战后是后者成为了历史事实。但戴维斯和史迪威的直觉,其实是属于保守一方──也就是,他们愿意接受让蒋介石的腐败政权继续执政,这种代价换来的必须是中国积极参与对日抗战。

  然而,戴维斯和史迪威对共产党力量的诚实分析与报告,最后却成为1940年代晚期和1950年代美国第二次红色恐慌(Red Scare)中,政治投机者对付他们的武器。对史迪威而言,诚实的代价是罗斯福屈服于蒋介石的要求将史迪威召回美国;对戴维斯而言代价是他的工作,以及直到被平反前的声誉。

  民主的共产党

  美国和重庆的蒋介石政权之间充满冲突。据《纽约时报》报导,戴维斯当时的报告,表示对中国内战即将开打的担忧,他更担心在这场他认为共产党将赢得胜利的内战中,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将迫使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倒向苏联。

  戴维斯于1944年11月15日在笔记中写道:“我们不应该现在就放弃蒋介石,但是我们必须要实际一点。我们一定不能无止尽地替一个政治上已破产的政权背书。我们必须也作出一些努力赢得中国共产党的信赖,而不是让他们必然全然地倒向苏联。”

  林霨指出,戴维斯支持1944年7月在延安创立的美国观察团(Dixie Mission),他也支持同时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提供武器。当他还在中国时,他相信了共产党所说的亲美、民主原则,因此,他慎重地考虑断除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紧密关系、将中国共产党拉拢到美国阵营的可能性。延安的观察团也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实力,但是,当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想访问美国时,罗斯福却不为所动,戴维斯对此感到相当挫折;对罗斯福而言,与共产党进行任何接触都将会触怒蒋委员长。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访问戴维斯的女儿缇奇‧戴维斯(Tiki Davies)时也指出,美国当时过于执着于国民党,也没有办法想象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缇奇表示,虽然当时美国国内官方许多人不断表示苏联和中国将是铁板一块(monolith),但是,她父亲一直强调的,正是苏联和中国并不必然会是铁板一块,美方要做的是持续地让苏联和中国之间存在着间隙、鼓励中国共产党并避免他们与苏联结盟。

  戴维斯不只认为当时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现代化,他们也比国民党更不专制。1945年底,当戴维斯已在莫斯科时,毛泽东接受路透社的访问,他在访谈中表示,假使他取得政权,他保证共产党政府会实行一个完全民主、秘密投票的多党制度。许多外国人被这番言论说服了,同样,也被毛泽东说服的是中国人。戴维斯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往一种“可能的民主民族主义”前进。

  林霨表示,这种观点在当时相当普遍,尤其是在美国外交机构内、以及那些与史迪威有关系的人们。从今天拥有的信息看来,他们当初的确不甚正确,但是,他们长期拥有影响力。林霨在哈佛就读时的老师费正清于中国内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时,也与戴维斯等人有相同的结论。费正清曾对他亲近的同僚坦白地说:“我自从1940年代就支持这些(共产党)人。”(林霨表示,费正清一直到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事件后才正式与共产党人决裂。)

  “如果毛泽东当时来到华盛顿”

  在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正面观点,在麦卡锡年代是被大幅地消音的,这样的观点一直到了越战争议时才再度复活。1972年,记者塔奇曼(Barbara Tuchman)以《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一书,赢得普立兹奖,林霨指出,这是一本在正确时机出版的正确书籍。

  在塔奇曼的书中、以及她1972年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更直接的文章(“如果毛泽东当时来到华盛顿:一篇探讨可能性的文章”)中,塔奇曼称,美国当时拒绝在战争中和战后接受毛泽东和他的同僚们,使得美国失去了帮忙建立一个自由、现代化以及亲西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会,假使这样的中国得以建立,那么,美国也有可能避免韩战和越战。

  戴维斯战时的文章,以及他同僚的文字纪录,也成为了这个观点的基础文件;此观点也有一段时间在美国学术界和外交政策精英间成为主流。但是,林霨认为,戴维斯并没有真正拥护这种强调“失去的机会”的观点。戴维斯的确对拙劣的罗斯福政府有怨言,尤其是它对于国民党的强烈执着,更不用说它最后对待戴维斯的方式,但是,林霨表示,这本《回忆录》的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到,戴维斯主要的目标仅是希望阻止苏联将它的手伸进北中国,甚至伸进北京,并阻碍可能成为中苏集团的中苏结盟。

  因此,戴维斯写道:“从现在回看过去,希望在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结盟是不切实际的。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我对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的执着的低估。更有根据因此更有力的策略应该是,美国可以援助即将夺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让他们不需要在物质上倚赖苏联,也可以以此减少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影响力。”

  可以说,戴维斯并非亲共,而是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哪种政策对美国最为有利。《纽约时报》也指出,戴维斯被视为是斯大林主义的坚决反抗者,他在中国的二战报告皆是在思考如何对抗苏联势力的威胁。他甚至在1950年提议美国利用它核子武器的优势,对苏联展开“先发制人的一决胜负”。

  依然神秘的中国

  林霨表示,《中国通》不只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它更是对现时依然研究不足的美国战时对中政策历史的重要贡献。戴维斯的故事暗示,亚洲冷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战后苏联和中国的交流过于忽视。虽然戴维斯没有明确地说出口,但是,许多其他人皆观察到,假使华盛顿和莫斯科在中国(和韩国)能像在欧洲做的那样、划分出影响力范围——即,将中国划分区块、将中国内的领导人限制在设定好的战后区域(共产党在满洲,国民党在南方)——那么,或许会有一个更稳定和更少灾难的结果。

  罗斯福当时认为,蒋介石在中国内握有稳定的大权,但是,戴维斯看到的是蒋委员长权力的贫乏和空洞,他也了解当日本一投降,中国就会变成权力真空的状态,这会让莫斯科有机可趁,更不是国民党有能力控制的局势。如此看来,中国会落入共产党手中可以说是受到了罗斯福的无能政策的帮助。

  对不管是对过去还是现在的中国有兴趣的人们而言,戴维斯的《回忆录》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毕竟,如林霨说的,我们现在仍然活在一个中国依然神秘的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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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12-22 周日, 下午12:23    标题: 引用回复


朴正熙(朝鮮語:박정희;英语:Park Chung-hee,1917年11月14日-1979年10月26日)



中国从韩国的崛起中能学到什么?
观察者网|2013-12-22


12月13日,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院长咸在凤等学者,做客观察者网,畅谈韩国经济腾飞的艰辛历程。

主持人:韩国从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最终跃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正在飞速进步,所以我们对韩国过去的经历很感兴趣,“韩国奇迹”是怎样发生的?

韩国成功的有利因素

咸在凤:显然这么说可能政治不正确,但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喜欢自然资源,喜欢资本、技术,并尝试建立一个国家,你必须有能力把人调动起来,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这意味着机会不是均等、广泛地流动,你必须选择。谁来选择?选择谁?选择什么领域?通常都是不公平的,本没有什么绝对公平存在,特别是当资源贫乏时。

这也是为什么韩国像别的国家一样,在1960年代初期开始这么做。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因素促使韩国成功,尽管几乎所有欠发达国家都有“独裁”,它们都试图集中资源,不可避免地不公平,导致很多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但是却没有走向繁荣。只有极少数经济体成功了,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当然还有中国大陆。

我觉得韩国成功有两个因素。首先,朴正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很讽刺,一位将军通过政变攫取了权力,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减少对军事的重视。朴正熙之前的生涯都围绕着军事,但当他掌权时,却将重心放到经济上。这很不同寻常,不做军队擅长的事情,不是简单地传授军队的组织能力,尽管他也这么做,但他能够将之与创业精神相结合。更特别的是,他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当时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以进口为导向。

当你有了创业精神,并掌管一个面临抉择的国家,自然需要有所借鉴。我们知道朴正熙从哪里吸取经验。他曾参加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目睹了日本的重工业建设。这些殖民建设对日本来说是难得的经验,战后,日本自身也通过重工业建设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朴正熙当然也有对国家的愿景,即达到一个重工业国家的水准。

几乎从第一天起,韩国人就知道朴正熙渴望经济大发展。就在政变后,他逮捕了所有大企业家,包括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哲。朴正熙与他们达成协议,只要他们保证没有腐败并且引进国外资本,就放他们走。他真的强迫他们这样做。

另一个有利因素是美国。美国是非常慷慨的盟友,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生活水平,或任何其他方面接近美国。它的市场似乎是无限的,不管多少我们出售多少罐头食品等,美国都能“吃下”。在商品供应、防务和开放市场方面,美国非常慷慨,我们很幸运。

朴正熙为求资金强力推进对日谈判

接下来我想谈两段插曲,并不只是因为这两次插曲的主角做出了明智的决定,而是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如何在很多类似事件中发挥作用。

第一个插曲发生在1963-1965年。朴正熙当时急需资金来发展经济,但他不知道从哪里能要到钱,没有人愿意借钱给韩国,因为韩国太穷了。那么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呢?他向日本寻求帮助。

日本曾殖民韩国数十年,因此从1945年韩国成立到1965年,我们一直拒绝和日本建立任何外交关系。但1963年,他和日本展开秘密谈判,后来事件泄露,整个韩国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朴正熙不得不颁布戒严令,来控制示威活动,一切都是为了和日本谈判。不管发生什么,他都要推进谈判!

后来韩国得到了赔偿金,可这仍是很复杂的问题。从法律上来讲,我们认为这是日本弥补过去罪行的赔偿金,但日本从未承认赔偿。这笔钱实际上是按个体严格计算的,赔偿给强迫工作的劳工、壮丁等。但日本宣称这是欠薪赔偿,发给当初被迫无偿劳动的工人,他们还为此出台了一项法律合同,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赔偿。这个故事在韩国家喻户晓。

我们得到了这笔钱,但是朴正熙并没有将它分给应获赔的个人,而是拿去做投资。他最终几乎把所有的钱投资到钢厂、高速公路和船厂。不公正是随处可见的,这些赔偿金对促进个人的自由、权利,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却让我们有了连接首尔和釜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那时,韩国的车辆很少,所有人都认为建高速公路是很疯狂的事情。每个人都问为什么韩国要钢厂?我们没有铁矿,从没有炼过钢,卖过钢。船厂也是如此,为什么人们要从韩国买船?

我想说的是,巨大的权力集中到这个人手里,他有愿景,可以调动所有权力和资源来得到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没有用于民主,或其他别的方面,而是用于朴正熙认为有利于国家、民族的领域。

他就是这样起步的。

从越南到中东

然后在1965年,当美国越来越深地陷入越南战争时,他们急切地需要需要联军协同,这是非常紧急的事情,就像近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一样。美国满世界游说,希望其他国家派兵,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但几乎没有人愿意,除了韩国。

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朴正熙真心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曾经帮助过我们,所以我们应有所付出;其次,他知道如何汲取巨大的回报。所以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访韩时,朴正熙和他进行了艰苦的谈判,需要派多少军队,作为交换,我们能得到什么,如我们可以建什么,可以制造多少军需品?同时,韩国的公司将获得所有的特许证,建造军营、公路,任何美军要在越南建的东西,韩国公司率先获得特许。

所以越南战争是美国“为韩国人打的”,就像朝鲜战争是美国“为日本人打的”。韩国借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韩国航空、现代公司等都是在越南起步的。这是第一次海外投机,和美国交易,都是很好的经验。

当然,在1965年至1972或73年间,任何时候差不多都有5万韩国军队在越南战斗,很多人死去,所以韩国左翼人士批评说我们成了雇佣兵,我们的确如此。但我们确实有所得,因参战而有了各项建设的机会,企业得到发展,技术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得到提升,等等。

这是巨大的一跃。后来由于越南局势崩溃,美国真的惧怕共产主义席卷亚洲,所有人都认为韩国会成为下一个,包括朴正熙自己,他非常恐惧。美国开始谈论撤军事宜。1970年代初,美国这样考虑的原因很有意思。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断争论,认为美军不能被卷入另一场在亚洲大陆上的战争。他们看了一圈,觉得下一个肯定是韩国了,便说现在就不得不撤军。

所以,他们撤军根本不是因为厌恶朴正熙的独裁,不是因为韩国不能支持人权斗争,实际上都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

那段时间对韩国来说非常艰难,事情开始崩坏。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使经济更加恶化。由于在越南的经验和轻工业,我们的经济刚刚开始抬升,但是别忘了,我们仍然比朝鲜穷得多、穷得多。1976年,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354美元,远远落后于朝鲜。

越战之后,面对国内外的经济危机,我们该何去何从?

随后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插曲。当时,现代汽车公司的创始人郑周永开始在越南办公司。韩国人也渐渐知道哪里有钱了:中东!郑周永说我们必须去中东,然后他去了,还带去了所有在越南获得的建设装备。每个人都问这是要做什么?中东人已经快被石油美元淹没了,他们想花钱,他们想要建一些东西。因此1970年代,那里开工了大量建设项目,许多韩国人都去了。

所以到70年代中后期,最高峰时有100万韩国工人在中东沙漠工作。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那是我父母都没赶上的经历,他们那时候还是孩子。那些人在中东沙漠,在军营般的营区里辛勤工作。人们常常说韩国企业成功的原因是,韩国人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在异域大沙漠中,在没有酒的情况下,以军队般严格的纪律,连续工作两年的民族。

70年代,中东很多大项目都是韩国建的,如1976年的迪拜石油精炼和储油罐项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项工程。那时候,韩国在建筑界没有什么地位,我们通常只能收到别人转包的业务。郑周永参与了投标,和国际大集团竞争,他竟顺利拿下了。而他从该项目获得的资金,甚至相当于当时韩国一年预算的1/3!

这是领导能力、企业家精神的结合,是冒着风险的惊人尝试。后来我们克服了中东石油危机带来的困难。1970年代末的时候,现代、三星、LG、大宇等公司都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事情还是那样,韩国人依旧不买韩国货。如果买得到、付得起的话,他们就会去买日本货。

培训“产业战士”

韩国发生了什么呢?朴正熙推动的、被称为“发展期”的浪潮滚滚而来。韩国异常关注重工业。1971年,朴正熙走上了重工业化的速成之路,他这么做的缘由,仍是为了应对安全问题,美国正在退出亚洲,朴正熙说,我们不得不制造自己的武器,而制造武器则需要重工业。

直到1971年,韩国基本上都是轻工业。在朴正熙统治下的最初八九年里,都围绕轻工业,我们也只有能力做那些。韩国的一个重要出口品是鱿鱼。我们出口了很多鱿鱼,还有其他一些海产品。日本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没有制造业,胶合板是我们唯一生产的东西,流程非常复杂,其他的出口品都是初级产品。

年轻的农村女孩在纺织厂遭受剥削,英国曼彻斯特在19世纪经历过,韩国、中国也经历了,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如何迫使工人们接受低劣的工作环境、忍受安全隐患?韩国只有强大的政府、警察,没有工会,人们只是不断地工作、被剥削。我们都经历过这些。在这个阶段,美国不断指责韩国是专政、独裁。

主持人:美国自己也经历过那个阶段。

咸在凤:对。每个国家都有。而且就像前面讲的,美国撤军其实只是出于地缘政治考量。

问题就在于,怎样摆脱轻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我们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技术含量很低。而重工业都是焊接之类的事情,对技术要求很高很高。那么,从哪里来的劳动力呢?我觉得这是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韩国奇迹。韩国在快速崛起的道路上,政府说,我们要培训“产业战士”。于是开始建立职业学校,到处都是培训学校,甚至开始在监狱引进培训项目。

因为韩国当时城镇化率大约为20%,其余仍是农村,所以很多人中学、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不得不去做农民。于是政府建立职业学校,让他们练习焊接等等,然后开始建工厂。最好的例子就是现代重工集团。朴正熙说,我们需要一家造船厂,谁能给我一家造船厂。每个月,他亲自带领经济部门和大企业的主管坐下开会。

主持人:所以那些私人企业的行动就像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

咸在凤:的确如此。政府把他们看成是国有企业,会资助它们,为任何形式的贷款作担保,让它们能够拿到资金。

但所有人都说不。只有郑周永说:好,我们来建。他走遍全球搜集资金,可没有人肯借钱给他。1971年,谁会借钱给什么韩国去造一家船厂呢?最后,他去了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对方说:我们可以借给你钱,但是首先你要得到一份合同。想想看,郑周永没有船厂,没有资产,没有造船技工,工人甚至不知道怎样焊接。于是他四处寻找,最后找到希腊船王Livanos(他还活着,过几天就要再次来韩国了)。Livanos说,我可以给你一份合同,造两艘25万吨的超级油轮。

郑周永就拿着合同去了巴克莱银行,筹到了5000万美元。他带着钱回去,开始造船厂,造船,培训工人。同时,派人去日本、挪威,去任何可能的地方学习造船技术。两年后,造船厂还没完成,但他们已造好了两艘船,均交付使用。从1974年起,韩国开始在航运业上处于支配地位。现在,世界上约有40%的船只是韩国建造的。

我想说的是,在这一速成过程中,奇迹不仅仅是这些公司带来的,更是社会转型带来的。1971年到1980年,韩国靠那些速成职业学校等等,培训了200万工业工人----从零基础开始!我们培训了这200万工人去造船,去从事各种重工业项目。200万,以典型的四口之家来算,就意味着涉及800万人口。韩国当时的人口大概是3000万,也就是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在十年内,韩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变成高技术的工业社会,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后来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重工业公司。

所以,我再次强调,有了愿景、创业精神和领导力,奇迹就会发生。我确定这也是中国正在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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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1-15 周三, 上午7:06    标题: 引用回复

1,象棋--中国政治象征,一切为保帅。
2,麻将--中国国民象征,彼此算计乐此不疲。
3,围棋--中国思维象征,一切非白即黑。
4,军棋--中国官场象征,官大一级压死人。
5,杂技--象征中国现状,折腾来折腾去都是维稳。
6,武术--象征中国军事,架式吓人,没见制服过谁。

一领导招聘秘书,考题是:女人上下两口的区别?
一号答:一横一竖!
二号:有牙无牙!
三号:有舌无舌!
四号:有毛无毛!
五号:有话无话!
六号:上面吃喝,下面玩乐!
七号:上面谈情说爱,下面传宗接代!
八号:上面歌颂三个代表,下面满足各位领导!

一个斧头帮匪徒过河,不小心把打劫用的斧头掉进河里了。 正着急呢,河神出来了,拿出一把锤子问:"这是你的吗?" "不是。" 又拿出一把镰刀问:"这是你的吗?" "不是。" 河神赞许地点点头:"你这个山贼还挺诚实,这两样都给你了,它们加在一起比斧头厉害多了。

酒鬼到政府应聘公务员,见领导桌子名酒十几种,品完后均说出了酒的年份、度数等,领导们无不震惊。局长向女秘书使眼色,女秘书接了杯尿递上,酒鬼品后说:女、23岁、有身孕2月!顿时全埸鸦雀无声。酒鬼以为应聘失败,怒道:如果不把这份工作给我,我就把孩子他爹说出来!在场的几位领导异口同声道:你被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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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军指战员的第二封公开信

郭伯雄一日不除 全军依然不得安宁
赵一平报道


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一家被抓后,全军指战员奔走相告,一片欢腾,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满信心,相信并期待着对徐及其庞大党羽的系统清算和彻底查处。与此同时,人们也有很多的担忧和顾虑,因为,不仅徐才厚反党集团势力依然在位,掌握政治组织宣传各个要害部门,短时间内很难彻底清除,靠这些人来查处谷俊山、徐才厚之流的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更重要的是,与徐才厚集团的综合实力不相上下的郭伯雄集团,至今依然没有受到任何触动,随时有可能反攻倒算,卷土重来。徐才厚和郭伯雄的政治势力遍布全军,如果除恶不净,早晚必受其害。

全军指战员弟兄们,我们应主动积极响应习主席的号召,跟上习主席的行动部署,发挥你们各自的作用,突破徐、郭党羽的层层阻挠和封锁,直接向党中央习主席提供有关徐才厚、郭伯雄及其党羽的犯罪事实、证据和线索,为党中央铲除毒瘤、重振军风助一臂之力。下面刊载的总政机关几位知情干部的这封公开信,就是他们的实际行动。

尊敬的习主席,各位中央首长:

徐才厚受审查后,全军振奋。反贪只会聚集人心,增强部队战斗力。但是,从讲政治的高度看,要特别当心利益集团失衡,谁都知道部队有两大利益集团,东北虎集团的徐才厚垮了,西北狼集团的郭伯雄仍逍遥法外,正在做大。他在军中的党羽骨干不亚于徐才厚的人马,不处理他的问题,军心难稳。 最近几天住陕部队高度紧张,郭伯雄已悄悄潜回陕西,47集团军政委张福基私下派出大批人员,沿途陪同的便衣暗哨到处都是,大家紧盯他们的行动,惟恐他闹出什么乱子,影响稳定,各种信息已不断传到总政机关。我们呼吁,中央对郭的问题要尽早处理。

第一、谷俊山的后台除了众所周知的徐才厚,还有郭伯雄。越到后期谷俊山巴结郭伯雄更卖力,他在总后营房部招待所专门给郭家设了个特供点,郭的亲戚朋友来京都在那里接待,山珍海味随时供应。郭的女儿下海时,郭同谷俊山说,你要帮她起好步,谷很快给她送去300万现金,并给她账上打了两千万元。后来,他看到总装的人帮郭伯雄女儿做买卖,一次就赚了几个亿,不好意思的向郭保证,每年让她包赚三千万元。郭的警卫员陈风泗对谷说手头紧,没钱花,谷俊山让其开个公司,每年包他赚一千万。谷俊山当总后勤部副长是郭伯雄提的名。事后谷俊山曾对人说,这次提名费给郭伯雄送了八千万。

几天前,徐才厚家被抄,查出现金一个多亿,郭不屑地对老乡说:这点钱算什么呀!陈风泗原是个士官,违法乱纪的事干了不少。几年功夫已提为正师职军官,命令就是上个月宣布的。去年北京公安局查获一人拉了一车钱,是个无业游民,但却有从21军调总政311基地的全套手续和全套军官档案。当时21军领导很紧张,因为此人是陈风泗交办的,生怕受牵连,后来,总政杜金才副主任一个电话把问题全摆平了。

第二、郭伯雄的鬼点子多。这一点在他年轻时就很突出,他原是408工厂的工人,因为偷了辆自行车要追究责任,他吓得把家里的猪杀了,给厂长送礼,厂长给他支招说:征兵开始了,你还是到部队躲躲吧!他进了部队,又靠着这套手法同领导拉关系,上得很快。

例如1981年至1983年,他在国防大学上学,人坐在国防大学院里没动窝,命令却从55师参谋长,军区作战部副部长,19军参谋长,军区副参谋长转了一大圈,从正团升为副军。仅从简历上看,郭成了既懂机关又懂基层的复合型干部。他从中尝到了甜头,所以后来他的秘书、儿子,都用这种方式晋升,命令一会下到机关,一会下到部队,一会下到边疆。人不是在外面做买卖,就是在国防大学呆几天。靠着这样的办法,他们也都成了任职经历最好的干部。现在有的是大区副,有的是正军,有的是副军。

外边的人一般都以为,郭伯雄、徐才厚是江泽民发现提升的,其实大谬不然。郭和徐的后台老板和伯乐,恰恰是邓办的主任王瑞林。近二十年里,郭徐的势力之所以能够做大,并经常玩弄江泽民和胡锦涛于股掌之中,就是因为背后有王瑞林的撑腰。谷俊山行贿的另一个重要对象、原总装备部部长现国防部长常万全也是王瑞林一锤定音的。

郭伯雄因为年轻时偷自行车被告发事,对陕西老乡恨得要死。一般人不让进门,只有送重礼的才让进来,声称收了他们的礼就是给了老乡面子,送礼重的不管表现如何全提拔。陕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史仲才就是送了重礼才提拔起来的,可惜上任不久,违法乱纪的事就被查出,判了重刑,郭伯雄亲自多次跑到陕西去“抢救”,终于提前释放,史仲才对人说:当初我给郭伯雄送的六百多万真起了大作用,否则肯定死在牢里了!

47军政委范长秘来北京请谷俊山吃饭,谷说你喝一杯给你拨一百万。范一鼓劲连喝38杯,谷果然一次性给47军下拨四五千万。有了钱的范政委一次给郭伯雄的儿子送去一千万。不久,范长秘果然被提为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郭的弟弟郭伯权原是一伙夫,后开歌厅,也在他的活动下,当上了陕西民政厅长。郭老婆的弟弟也当上陕西省军区副司令。他的秘书张福基坐在八一大楼,几年从一个团级干部提为正军职。他儿子郭正刚是个混混,在总后工作从不上班,结婚有了孩子还在外面胡搞女人。将浙江一女孩子肚子搞大了。对方要求必须结婚,否则要把他们郭家的丑事发到网络上。郭家急了,要求儿子和老婆马上离婚,但南京军区政治部领导认为应该先做合的工作,确系感情破裂,再开离婚介绍信。郭夫人拿起电话将南京军区领导大骂一顿,军区只好马上批准。于是郭太子终于顺利和妻子离婚,与这个渐江女子结了婚。这样一个败类干部,1974出生的,竟然提到了副军职,还是全军最年轻的军职干部。这是我军有史以来的大笑话!

因为郭伯雄只认金钱不认老乡,不送重礼不准见面,他的老家陕西礼泉县很穷,县领导没钱送,所以,他每次回家,礼泉领导全体下乡躲避。家乡人都骂他官虽大但没良心,不像个厚道的陕西人。

第三、郭伯雄在这次反贪风暴中,下了三步自保棋。

一是黑道白道一起上。郭的身边有一批地痦式干部,江湖术士,帮他打打杀杀,他经常到庙里烧香拜佛,乞求神灵保佑。这次回老家,他带了一位风水大师,深更半夜到祖坟上,烧香舞剑,画符念咒,乞求平安,行动搞得非常诡秘。去年,国防大学一位副校长还曾花六百万给他买了一块上好的翡翠,请雕刻大师蔚长海雕了一方大印,然后送白云观放了一天一夜。不知做了什么法术,拿回来全家称呼为“镇龙印”。说有了这个,保证能将上边“镇住”,确保自己平安。这么贵重的物品,听说光手工费就花了近百万,肯定地方上有登记,中纪委可去调查。

二是巧设陷阱为己所用。郭认为抓了徐才厚就不会再抓他,千方百计组织人造徐的舆论,掌握徐班人马的情况,不仅有许耀元、于大清等大人物,也了解其他亲信的情况。例如:他的警卫参谋在酒店吃饭,把包丢到座位上,被人捡到,里边不仅有十几张银行卡,还有一个小电脑也正开着,页面显示的内容是:他们认定军办主任秦生祥是徐的铁杆,又是杨白冰亲信曹和庆的秘书,曹和庆患癌症死前曾叮嘱秦说:“我们与江泽民有深仇大恨,你要想办法替我们报仇!”因此,郭伯雄就打起这个人的主意,他先后派出多路“人马”,私下同秦生祥套近乎,从中抓把柄,然后往徐才厚身上引火。

去年上半年,他派出的人先后探知,有人多次给秦生祥司机滕士成(手机13911378876)卡上打钱,一次是由13370191799手机持有人打的,卡号是工行6222080200004460120。一次是由13810373507持卡人分两次打到此卡上的。时间分别是去年五月六日下午四点左右。还有一次是他们给13370191789打电话说:报告局长大人,你给的东西已交给秦主任,首长说这个东西很少见,应该不错。类似的电话他们收集了三四十个。还有两次是18211073619给秦的司机打电话说:我带的两箱西瓜放在老韩的花房,你去拿。郭伯雄和他的亲信分析认为,这个少见的东西肯定是珍宝,那两箱所谓的西瓜也肯定是钱。

抓住秦的把柄后,郭伯雄的亲信采取各种办法,给秦做工作,灌迷魂汤,从他嘴里套徐才厚的情况,误导他出错。秦生祥把八一大楼东门前江泽民主席题写的五句话给铲除后,郭马上派人四处宣扬,把赃栽到徐才厚的头上。后来不久,上边要求挂五代领导人的题词,不少人说,由此可见,郭伯雄的鬼点子有多么厉害!总装备部有人现在很害怕,有人说,这几年,郭的女儿女婿从装备口捞的好处不下一百多亿!

三是靠溜须拍马寻求领导支持。郭伯雄最喜欢瞎吹乱棒的人,部队的阿谀奉承之风就是在他任内兴起的。两年前有段时间,郭伯雄也很紧张,谷俊山被免职后携重金去看他,他给谷打气说:原以为把你免了职群众议论就少了,想不到碰上春节,相互走动,议论更多了。但是你放心,有我们在你没事!下届军委班子都是我和徐才厚定的,我们商量好了,并给胡主席报告了,到时我们给他们打声招呼保你能过关。谷俊山说,徐副主席也是这样说的。后来情势急转直下,看到火要烧到自己身上,郭伯雄急了,不停地给现职领导打电话,但工作难做,他又托人去找王瑞林副主任,请他出面做范长龙和许其亮的工作,不知是怎么谈的话,没过几天,受了刺激的王瑞林主任就住进医院了。

大家都知道,王瑞林对他有大恩,他这样害老恩人,真的是一点良心也没有。大家呼吁尽快查处郭伯雄的问题,杜金才必须回避,因为他是郭一手提起来的,郭的许多查处线索都被他挡下了,让他回避,把郭伯雄问题解决了,部队才能真正安定下来。

顺便说一下,军纪委的位置非常重要,徐才厚和郭伯雄一直在这里派重兵把守为己所用,三任军纪委书记,从孙忠同、童世平到杜金才都是他们的忠诚走卒,没有一个好东西。长期以来,在郭徐掌控下的军纪委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只有交给中纪委王岐山书记才能真正地揭开盖子。

总政机关几位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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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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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2-26 周三, 上午11:46    标题: 引用回复


菲律宾:一座政治博物馆——对菲律宾民主政治的实地观察

2014年2月26日


【原编者按】2010年的香港游客菲律宾绑架事件给中国大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菲律宾印象:嚣张的暴徒、低效的特警、闪躲的政府……菲律宾何以走到今日?为什么民主选举没有将菲律宾改造成优良政体?如何保证政治转型能够两翼齐飞,既能保证政治正当性,又能维持高效治理?作者认为,理解社会结构与民主选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观游菲律宾这座政治博物馆的入馆手册。

菲律宾是美国的小儿子——伊梅尔达·马科斯夫人

政治是生意,生意是政治——格雷戈里奥·霍纳桑参议员

每一位菲律宾官员都有一把可以打开他的钥匙——知名华商李雯生

菲律宾民主在救赎它自己——菲律宾大学良政中心主任Evi-ta Jimenez博士

2013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发展比较研究课题组赴菲律宾调研。在菲律宾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在兴奋和欣喜中度过,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收获,菲律宾调研的日子是充实和难忘的。然而,菲律宾的调研也带给了我们沉重,巨大的社会鸿沟、复杂的社会结构、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菲律宾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艰难曲折。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现场调研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但现场调研的时间总是有限的,浮光掠影,形形色色。从菲律宾回来,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菲律宾的调研留给我们最深刻印象的,当数上面这四句话,堪称菲律宾政治的四句箴言。

现场找感觉,案头出文章。菲律宾的调研报告就从这让人最有感觉的四句话开始。

曲折漫长的殖民地历史

菲律宾人天性开朗浪漫,能歌善舞,看上去无忧无虑。凡是去过菲律宾的人恐怕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走在马尼拉,高档商业区里款款而行西装革履的高管、白领,早高峰挤在满街飞奔低矮花哨的“吉普尼”的上班族,成群结队等在招工站前衣衫褴褛的打工族,睡在河边、树下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菲律宾是五颜六色的、五花八门的,但即使是在无家可归者的脸上,你甚至看不到失望、抱怨、不满的情绪。人人似乎都是各得其所。离开马尼拉前一天的晚上,东道主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一家非常地道的菲律宾餐厅就餐。席间一支人员不断轮换的乐队欢快地唱歌跳舞,为宾客助兴。我们原以为是专业演员,他们的表演实在是太棒了,但一问才知他们都是餐厅里的工作人员,有厨师、跑堂,还有保安。快乐的厨师一有空就从厨房出来唱上一首。

但是,了解菲律宾的人都知道,在菲律宾人民一副乐天的外表后面有着太多的愁苦、忧思和迷惘,这片富饶美丽的岛屿经历过太多的入侵和霸占。

1521年3月17日,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一支西班牙舰队环球航行在萨马岛莱特湾口登上了菲律宾的土地。这一天是世界航海史上重要时刻,同时也揭开了长达400多年的菲律宾殖民地黑暗历史的序幕。

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菲律宾还没有形成统一国家。当时菲律宾群岛上的居民大多生活在一个个独立的名曰“巴朗盖”的“村国”里。每个巴朗盖由一位“大督”统治。西班牙统治时代以前的菲律宾就是一个由许多巴朗盖组成的联邦。在西班牙统治下,菲律宾是“二等殖民地”,地位极其低下,西班牙通过远在美洲殖民地墨西哥的“副王”来统治菲律宾。西班牙人利用菲律宾千岛之国分散的地理特点,实行了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同时将天主教输入菲律宾,软化菲律宾人的反抗。从此,拉丁文化的散漫、乐观的基因注入了菲律宾人的血液。

19世纪末,美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大大削弱了西班牙的国力。1898年美西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国以“保护菲律宾”和“支持菲律宾民族独立”为借口向马尼拉进军。统治菲律宾300多年的西班牙人被美国军队赶走了,美国人很快变成了新的殖民者。1899年2月,反抗美国入侵的菲律宾独立战争爆发,3年后被美国全面镇压,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

菲律宾沦为美属殖民地的时间是西班牙统治时代的十分之一。但这20世纪初40年的美国殖民地经历给菲律宾打下更甚于西班牙300年统治的烙印。美国对菲律宾实行所谓“开明”统治和系统的文化灌输。美国名义上对其治下的菲律宾实行“自治训练”,在派驻总督和任命政府的同时,成立菲律宾民选的“菲律宾会议”,粉饰自治,驯化民众。西班牙人在菲律宾300年,天主教已根深蒂固。美国人则从语言做起,用30多年改造了菲律宾上层社会的语言系统,让菲律宾的精英们用英语思考和交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菲律宾被日本占领,第三次沦为殖民地。菲律宾又经历了3年多血与火的蹂躏和掠夺。

400年的殖民地生涯孕育了菲律宾民族,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民族成长史?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经历?只有菲律宾人最清楚。在我们看来,菲律宾民族性格中那种满不在乎的洒脱、起伏跌宕的情绪,面临压力时桀骜不驯的气派,也许是400年压迫史的遗产吧。菲律宾近代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英雄何塞·黎刹(Jose Rizal),曾用他著名的启蒙作品《社会毒瘤》和《贪婪的统治》鞭挞西班牙人贪婪统治,强烈地表达菲律宾人被紧紧压迫于内心的反抗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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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近代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英雄何塞·黎刹(Jose Rizal)

当年黎刹用激情澎湃的诗篇表达菲律宾人不屈的心。当我们见到伊梅尔达·马科斯夫人的时候,这位当代菲律宾伟大女性身上透露出的第一个信息也是强烈的民族情怀。年逾八旬的马科斯夫人一袭从年轻时穿起的标志性的蝴蝶裙装,依然高挽着她那早为世人熟悉的发髻,她站在屋子的中央大声地抨击美国,为菲律宾鸣不平。与菲律宾民族的精英们强烈的民族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菲律宾的现行制度却是那么的没有创意、没有丝毫生气地对美国制度照搬照抄。

拷贝美国宪政体制

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主要宪政体制即宪法、法律和机构,与美国最为相像,菲律宾应是当仁不让。菲律宾的宪政体制堪称美国政治制度的“模仿秀”。

2013年1月13日下午,我们的访问团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原本约定拜访的菲律宾副总统杰乔马·比奈(Jejomar Binay)阁下因临时出访改变了日程,经协调副总统阁下决定在机场贵宾厅会见我们。副总统阁下是一位短小精悍的马来人,人在严肃中透出些许和蔼,虽然因时间关系只是礼节性的会面,但他十分周到客气,一副职业政治家的气质和做派。事后,我们了解到原来菲律宾的政治制度中效仿美国总统制,比美国还美国,是原汁原味的1800年的美国总统制,总统、副总统分别竞选。杰乔马·比奈副总统与现任阿基诺三世总统分属两个党派,时常相互拆台。更有意思的是菲律宾独立纪念日居然是选择美国独立日的同一天——7月4日。直到1962年才改为选择的6月12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操办下,菲律宾独立建国,全面继承了美国殖民时期的政治遗产。菲律宾建国并非菲律宾人自己宣布,而是在1946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这一天,由美国宣布菲律宾独立,成立共和国,史称第三共和国。故国庆日与美国相同。菲律宾“第三共和国”的宪法基本沿袭美国殖民统治时期的1935年自治宪法,成为一部充分效仿美国宪法原则的美国宪法“海外版”。

2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贫民窟

根据宪法,菲律宾仿效美国的三权分立国家政体形式,建立了美式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体制以及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其立法体制仿照美国实行两院制,参议院有24名议员,由全国选民投票选出,众议院有250名众议员,其中200名由各地区选民投票选出,25名经比例代表制产生,25名由总统直接任命。这一点是菲律宾立法体制中自己的特色。菲律宾的行政体制效仿美国实行总统制和内阁制。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总统,总统、副总统和内阁组成菲律宾共和国中央政府。总统提名委任各部部长组成内阁。为了强调政权的民主性,现行宪法规定总统只任一届,一届6年。但副总统却可以连任一次。菲律宾司法体制效法美国建立最高法院,又称大理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14名陪审法官组成。菲律宾最高法院和中级法院的法官不经选举产生,先由司法与律师理事会按三比一比例向总统推荐,总统最后从中挑选一人加以任命。

菲律宾的政党体制也曾极力效仿美国。菲律宾本是千岛之国,地理分散、隔绝,民族多元、宗教多元,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按照亚洲其他国家的规律,如地理、文化、民族、宗教特征十分接近和相似的印度尼西亚,在政治转向多元民主体制后,形成相当分散的多党制。而只有在韩国以及我国台湾这些社会分化为两大板块,利益集团明显分化为两大对立阵营,形成平行的社会利益结构的社会环境中,才有可能形成比较稳定的两党制。但菲律宾在独立后的1946年到1972年的26年间,居然在美国的影响和介入下形成了自由党和国民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两党制的政党体制。在此期间,美国人曾把菲律宾称为“东方的民主橱窗”。

菲律宾不仅在政治体系的宪政体制层面照搬美国制度,在社会领域也按照西方的理论建构菲律宾的社会模式。按照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理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一定会带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社会”成为国家的对立物和制约者,“社会”的发展则会进一步带来民主的巩固。按照这样的理念,菲律宾大力推进“社会”发展,即扶助、推动建立和发展大量的非政治组织(NGO)。如果以非政府组织作为衡量“社会”发育的程度,菲律宾可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个“东方的民主橱窗”。从数量上看,菲律宾拥有占亚洲第三位的非政府组织,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菲律宾拥有各类非政府组织多达7万多个,宗教组织、行业协会、福利团体、中介机构、学术团体、议题导向型游说集团等等应有尽有,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其中以农村开发、人权、妇女权利、都市贫困和卫生健康等五大领域最为集中。

菲律宾的大城市,如首都马尼拉,聚居着大量中产阶级。如果仅从菲律宾中产阶级的数量、生活方式看,菲律宾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应算得上是一个中等发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了。在马尼拉调研的时候,一个周六的早晨,我们在菲律宾国家纪念馆附近,竟然遇到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附近和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见过的晨跑大军。不应忘记菲律宾是个热带国家,当看到这一幕时确实感到相当诧异和震撼。城市中产阶级的晨跑是“后现代”社会最显著的标签之一。我们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甚至新加坡,都没有看到过如此热衷于健身的城市中产阶级。仅从晨跑这一社会现象看,菲律宾在东南亚非常时尚,绝对够得上“后现代”。

家族政治盛行

在美国式的宪政体制下面菲律宾实际政治情况如何呢?菲律宾的政治权力由谁执掌,为谁服务?事实是菲律宾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实际运行与宪政体制大相径庭,构成了一幅十分独特怪异的图景。

菲律宾试图模仿美国建立起它所信奉和崇拜的最现代的民主体制,而菲律宾的现实政治就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了,与其说是现代,不如说更像中世纪。在城市中,政治与市政为大家族所控制和分享。在乡村,一切要由拥有私人武装的封建领主、实力派说了算。在马尼拉,我们拜访了著名政治家、有马尼拉英雄之称的林亚菲洛市长。当我们问道,马尼拉有没有家族政治的时候,林亚菲洛市长一口否定,我们听之一怔,因为尽人皆知马尼拉有声名显赫的“十大家族”。看我们不解,林亚菲洛市长顿了顿,从容不迫地说,马尼拉确实没有,外地有。大家才会心地微笑起来。是的,林亚菲洛市长在马尼拉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其他家族恐怕入不了他的法眼。

一般认为,菲律宾有160个左右的大大小小的“家族”,他们以占有土地、自然资源或拥有工商业为基础,相互联姻,形成一个个权势集团。在地方,家族可以影响、控制商业、民事等经济社会事务。在南方的棉兰老岛,因伊斯兰分离武装的存在,菲律宾中央政府不得不依靠当地的大家族对抗分离势力,同时将地方事务委托于家族,家族在一些地方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在国家层面,各大家族纵横捭阖,建立党派、控制选举、培养代理、操弄政治。从实际政治权力结构看,菲律宾政治堪称“家族政治”。

以菲律宾总统为例,自1986年“人民力量运动”实现所谓“民主转型”以来,菲律宾共产生了五任总统。首任“转型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即来自有名的阿基诺家族。她的丈夫参议员贝尼格诺·阿基诺是当年的政治强人马科斯总统的竞争对手。贝尼格诺·阿基诺遇害后,阿基诺夫人在国防部长恩里莱和副总参谋长拉莫斯两位将军的支持下发动“人民力量运动”上台执政。

阿基诺夫人继任者是同样出身望族的拉莫斯将军,拉莫斯既是“人民力量运动”的发动者之一,同时还是被推翻的马科斯总统的表弟。拉莫斯的总统任期届满后,曾试图修改宪法以获得连任机会,但没有成功。在他之后,出身平民的前电影明星埃斯特拉达当选总统,埃斯特拉达是菲律宾“民主转型”以来唯一的一位非家族出身的总统。但埃斯特拉达好景不长,担任总统仅两年多,他的政治对手们在军队支持下,发动了“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以反腐败为名把埃斯特拉达赶下了台。埃斯特拉达之后是阿罗约总统,她出身名门,是菲律宾建国后第五任总统马卡帕加尔的女儿。阿罗约的继任者就是现任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他是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的独子,同时还是阿罗约总统过去的学生。

民主转型以来的菲律宾五位总统中有四位出身名门,其中还有两位做的是“父女总统”和“母子总统”,只出了一位“短命”的,仅做了两年半的“平民总统”。再往远看,菲律宾在美国治下的“自治时期”和建国以来,一共产生过14位总统,其中12位皆沾亲带故。

不仅总统如此,菲律宾的高官、议员们绝大多数也多出自豪门望族。在菲调研期间,我们有幸拜访了前外长阿尔韦托·罗慕洛(Alberto Romulo),他的家世显赫,国际闻名,其叔父是当年陪同麦克阿瑟将军重返菲律宾的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从1950年起,前后担任菲律宾外长超过30年。卡洛斯之子,阿尔韦托的堂兄罗伯特·罗慕洛(Robert Romulo)子继父业,成为菲律宾的第二个罗慕洛外长。阿尔韦托·罗慕洛是菲律宾的第三位罗慕洛外长。罗慕洛家族两代三人执掌菲律宾外交逾半个世纪,是真正的“外交世家”。菲律宾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绝大多数也来自菲律宾的家族,或在家族势力的支持下当选,阿基诺、加西亚、拉莫斯和洛佩兹是菲律宾最知名的四大家族。以1986年人民力量运动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为例,1987年5月选举产生的200名众议员中,有130位是家族成员,另有39位与家族关系密切,只有31位议员没有家族背景。这种局面至今依然。

腐败猖獗

菲律宾在拷贝美国宪政体制的同时,也效仿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起十分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程序。以被认为监督公职人员的“反腐利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例,菲律宾是在亚洲最早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和覆盖最全、制度最为严密的国家。甚至还有因财产申报不实而将首席大法官弹劾的著名案例。2012年菲律宾首席大法官科罗纳因少报和隐瞒财产经菲国会长达一年的调查最终遭到弹劾。

但是,在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程序下面,菲律宾社会的现实是贿赂遍地,腐败公行。众所周知,菲律宾的腐败世界闻名,曾被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被称为“亚洲腐败癌症”。据长期研究亚洲经济政治的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的亚洲腐败研究报告的评估,菲律宾位列亚洲腐败国家之首,该评估以10为腐败风险最高值,菲律宾达到创纪录的9.40。

根据我们在菲律宾调研的直接感受和了解,菲律宾的确是一个腐败严重且普遍化的国家。在中国,我们听到过“豆腐渣工程”的说法,但在菲律宾居然有“影子工程”之说,即把工程款项全部贪污、转移,而根本没有实际工程。据一名众议员说,菲官员在批准采购合同时所索取的回扣率或佣金率高达40%。这远高于国际一般5%至10%的回扣率。我们到菲律宾调研的两周之前,透明国际公布了2012年度全球176个国家和地区清廉指数排名,菲律宾位列105,得分34(满分100),跻身最严重腐败国家之列。据世界银行估计菲律宾20%的国家预算因贪污而损失,由贪污造成的财政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8%。2000年,菲律宾监察官德西尔道曾经宣布,自监察院于1988年成立到那时,菲律宾每天有1亿比索公款因贪污被吞掉,政府在贪污事件中损失了14000亿比索。

自“民主转型”以来,菲律宾的五位总统都发誓要与腐败做斗争,但就在他们五人当中有两位直接因为个人及家族腐败而丢官或受到法律追究。1998年标榜草根总统的埃斯特拉达一上台,生怕“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立即利用总统职权搞起了腐败。据后来调查,他就任总统的两年时间里采取多种手段贪污敛财,主要手段包括:从非法赌博集团收受贿赂、贪污政府税收、通过关联公司违法经营等。埃斯特拉达肆无忌惮的敛财引来对腐败本已习以为常的菲律宾朝野的愤怒,可见其腐败的严重。在担任总统两年半后,埃斯特拉达在反对其贪污的“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中黯然下台。2007年埃斯特拉达以“盗窃国家财产罪”被判处终身监禁并没收巨额财产,后被继任者阿罗约总统特赦,才免受牢狱之灾。但是,阿罗约总统本人的运气就比受她特赦的前任更差了。

名门出身、本人又身为大学教授的阿罗约,在任总统期间就腐败丑闻缠身,卸任后阿罗约因涉嫌选举舞弊和贪腐被捕,现在面临至少三起重大腐败案件的调查,面临最高可判无期徒刑的刑罚。此外,她的丈夫和身为众议员的长子也官司缠身。阿罗约丈夫何塞·米格尔目前因选举舞弊案被限制出境。早在阿罗约在任时,菲律宾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民众认为阿罗约是菲律宾历来最腐败的总统,马科斯排名第二,而因腐败被赶下台的埃斯特拉达仅仅名列第三。阿罗约被逮捕后,民调显示,70%的菲律宾民众认为逮捕她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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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出庭受审

华人在菲律宾以经商见长,他们对菲律宾的腐败最有感受也深受其害。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经历、处境十分相像,华人在菲律宾经济相对富裕而政治地位低,华人在菲律宾不得不小心谨慎、低眉顺目地过日子。有钱没地位,自然就成了各级贪官污吏敲诈的“肥羊”。要想在菲律宾找一个没有受过敲诈的华商恐怕做不到。腐败一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旦成为一种文化,就会形成自我复制、自主生长的机制。在菲律宾,官员索贿与人民行贿形成互动关系,彼此刺激,互动成长。腐败不仅败坏了社会道德与风尚,不仅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更为有害的是:腐败消解了制度与法律,腐败面前没难事,腐败面前没了障碍、没了限制。当规则被破坏之后,社会就会变得不可捉摸。这恐怕是腐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最大危害。人们想做好事也要采用坏的方式,而想做坏事则完全可以做到。难怪那位华商感慨说,每一个菲律宾官员都有一把可以打开他的钥匙。

民主宪政遮盖下的“3G政治”

为什么菲律宾自由、平等、开放的公开政治制度之下,实际政治权力却长期掌握在各大家族手中?家族势力是通过什么力量和什么机制穿透宪政体制规定的民主与法制程序的?菲律宾人自己的解释是“3G政治”:GOLD金钱、GOON帮派、GUN枪支。“3G政治”很好地概括出了菲律宾政治表层的宪政体制之下的实际政治生态的主要特色。

现代民主政治总是和金钱政治脱不了干系。美式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是选举,以美国民主标准一个政权只要经过选举就具合法性。的确,假定选举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表达,那么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选举与民主画等号。但问题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民的意志是可以管理、可以控制的,金钱则是西方国家管理民意、控制思想所有手段的基础。在菲律宾,加之家族势力、军队干政,金钱政治更是如虎添翼大行其道。在菲律宾控制选民、左右选举是公开的秘密。有所区别的是,菲律宾家族在城市和乡村倾向于以不同方式操控选举。

在城市,由于日渐扩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家族控制选举的行为也在日益“文明”,其基本方式是通过控制媒体和操弄舆论来管理民意,影响选情。菲律宾的主要媒体均控制在财大气粗的家族手中,媒体的作用首先表现在控制信息上,尽量保证和扩大民众与政党以及政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媒体释放必要的信息;其次是舆论引导,家族与政客通过媒体树立自身良好形象,打击抹黑对手。菲律宾城市人口文化水平较高,传统的电视、报纸等媒体依然是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菲律宾的家族与政客通过媒体可以比较有效地制造和影响舆情。菲律宾媒体的“职业精神”很强,谁给钱就替谁说话,甚至不惜造谣。在菲律宾包括主流媒体都敢于制造一些子虚乌有的假新闻、假消息,扰乱视听。我们的菲律宾调研,多次听访谈对象讲,在菲律宾最腐败的不是官员而是媒体。

在乡村,则不需要像城市那样“文明”行事了,在乡村控制选举要简单的多,无非是利诱加恐吓。一是,给些“好处”直接“买票”;二是,恐吓选民,定制选举,威胁选民必须选举指定候选人。菲律宾选举有许多稀奇事,如数万选民同选一人,选票数多于选民数等,都时有所闻。直接使用暴力消灭对手,是菲律宾家族势力最直截了当的选举手段。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2009年在马京达瑙省选举中发生的屠杀事件。2009年11月23日,在菲律宾南部马京达瑙省安帕图安镇,包括省长候选人曼古达达图家人、律师及30多名记者在内共58人遭到政治对手安帕图安家族的私人武装劫持,并全部被杀害。

安帕图安和曼古达达图是菲马京达瑙省的两大望族。2009年曼古达达图试图在来年选举中挑战时任省长安帕图安。安达尔·安帕图安此时已担任3任9年的马京达瑙省长,按照法律的规定已不能再次连任,他有意让儿子小安帕图安来接任。安帕图安家族曾多次警告试图取而代之的曼古达达图不要造次。考虑到安帕图安家族的恐吓,曼古达达图于2009年11月23日派他的妻子赫娜琳和两个姐妹代替他前往选举委员会提交省长候选人的材料,他本以为安帕图安家族不会对妇女下手,再加上有30多名记者“护驾”,他相信“妇女兵团”应能顺利完成任务。但没有想到的是所有妇女都被残忍杀害,记者们也跟着陪上了性命。

军人干政是菲律宾政治的又一特色和传统。当政客与家族靠金钱和帮派的力量依然达不到政治目的的时候,发动政变是最后的手段。菲律宾政治黑暗、官场腐败,菲律宾社会最后的精英——军营中正直勇敢的军人对此深恶痛绝。菲律宾军中具有为国家担当道义,扫荡尘埃的英雄主义的军旅文化。我们在菲律宾调研时,拜访了赫赫有名的霍纳桑参议员。如今年逾六旬的参议员,依然身姿挺拔,声音铿锵。谈起国事,霍纳桑慷慨激扬,严词斥责腐败,讲到激动时,眉宇间年轻时誓为国家扫尽不平的英武之气依稀可见。

当年霍纳桑少校是菲律宾军中之星,身为菲军精锐伞兵部队的指挥官,他与军中志同道合的战友组织了“菲律宾武装力量改革运动”。1986年他追随恩里莱、拉莫斯发动“人民力量运动”,率特种兵攻打总统府,驱逐马科斯,成为“人民力量运动”的功臣。“民主转型”之后,菲律宾腐败依旧,国势日颓,霍纳桑继续发动了7次政变,成为菲律宾家喻户晓的“政变大王”。爱国军人一次次的政变根本没有改变腐败的政局,反而成为家族清除异己的打手,成为家族政治的砝码。如今的霍纳桑英雄迟暮,他早已脱下戎装,加入了“资产阶级清谈馆”,作为一名参议员只在议会里批评批评腐败,高谈阔论一番民主宪政而已。我们相信,以他的英武与辉煌,霍纳桑家族很有可能发展为新的家族。

结构之殇:“菲律宾悖论”之根源

菲律宾,在美国式的宪政体制之下保留了传统的家族政治,在完备的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程序之下却是腐败盛行。菲律宾人,淳朴乐观、随和友善,但争凶斗狠、铁血杀戮却屡见不鲜。从现代国家普遍的经验出发看菲律宾,会发现诸如此类的许多重大的矛盾现象。我们权且将其称为“菲律宾悖论”。

与亚洲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菲律宾发展的条件要好得多。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建国,发展起步较早。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人均国民收入仅次于日本,居亚洲第二。菲律宾地处热带,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农业资源丰富,盛产热带农林牧副产品。菲律宾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储量巨大,在世界矿产资源储量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探明储量的矿藏中有13种金属矿和29种非金属矿。菲律宾曾是世界五大黄金出口国之一,铜、铬和镍的产量也都居于世界前10位。但是近几十年来,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每况愈下,在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发展中日渐落后,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列亚洲下游。

菲律宾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这是我们十分关心和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

菲律宾的问题,从菲律宾自身情况看,除了大量现象和问题,似乎看不出什么十分特殊的原因。但如果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是比较快速和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就不难看出菲律宾的问题。将菲律宾与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甚至印度尼西亚、泰国相比,菲律宾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最大的差别,在于在工业化初起时期原有的社会结构没有经过改造,基本上保留原有社会结构,现代化是在原来的结构之上开始起步和发展的。

所谓原有的社会结构是指,菲律宾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结构。菲律宾经历了长期的殖民地历史,加之千岛之国的地理原因,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封建经济体,进而成为现代菲律宾家族经济、家族政治的起源。在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或因战争如韩国,或因革命如中国大陆,或因改革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打破或消灭了,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或消失或被打破。原有社会结构的消失和打破,对于后来的工业化、现代化来说,无意间创造了一种社会条件,即相对平等的社会身份,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广大社会成员相对平等地、机会均等地参与和加入,扫除了身份和社会地位方面的限制和障碍。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在其他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中观察到的现象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呈现出一种整体社会进程的表征,即大量的、身份地位不同的,尤其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都积极踊跃地选择和进入了社会新的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了新的生产组织。而且,由于大量社会底层的进入,社会变得更有活力、更有效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形成了后发的比较优势。

但在,在菲律宾则无法看到或很难看到在亚洲其他国家工业化阶段看到的这种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在菲律宾,当外部环境改变,整个东亚开始逐步进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时,菲律宾的家族也纷纷选择了新的生产方式,以适应新的时代。在菲律宾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家族在一定程度上因其选择了新的生产方式而成为工业化的动力。但是,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家族经济因已获得利益并占有优势,则家族经济行为转向垄断食利,结果成为阻碍进一步工业化和发展的分利集团、食利阶层。

在这方面,菲律宾电力工业发展的实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与说明。电力是工业的基础,电力工业为工业化进程提供动力。但菲律宾的电力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菲律宾发展的累赘。不久前,澳大利亚一家国际能源咨询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菲律宾电费居世界首位。菲律宾居民用电每度18.1美分,超过第二名日本的17.9美分;菲律宾的工业电费居世界第二,每度13美分,仅次于新加坡的14美分。

菲律宾如此高的电价原因何在?一位菲律宾众议员明确指出,高电费原因就在于利益集团对电力行业垄断控制,赚取超额利润。菲律宾发电和配电企业基本上被一些家族所控制,市场集中化程度奇高。这些家族集团下属的配电和发电企业通过交叉持股等多种手段,阻止他人获得银行贷款和进行电力投资,保护家族发电送电企业的垄断地位。从拉莫斯任总统时开始,然后是阿罗约总统,都希望改变菲律宾电力行业的状况,为菲律宾工业化和民生降低成本。虽经多年努力,但依然没有改变少数家族企业绑架整个菲律宾电力工业,造成电价奇高的状况。这是一个家族企业从工业化的参与者、推动者变成既得利益者和阻碍者的典型事例。

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实行民主与法治,是打破专制、限制垄断,保障社会自由、平等的制度保证。但是,为什么菲律宾建立起了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但民主与法治却没有发挥实际作用?

菲律宾的事实告诉我们,以宪法、法律和民选机构组成的民主宪政体制从理论上应当具有限制政治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但在实践中,建立在传统社会结构坚实基础上的菲律宾家族,也会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学习,逐步学会适应宪政体制,利用宪政体制的规则,甚至改造宪政体制以为其服务。

2009年发生在菲律宾马京达瑙省的选举屠杀事件及其处理的经过,就是一个说明权力结构可以适应和改造宪政体制和法律规范的例证。安帕图安家族武装野蛮屠杀曼古达达图家人、律师及30多名记者震动了菲律宾,也引起了国际关注。菲律宾中央政府和司法机构介入案件查办,涉案的安帕图安家族人士相继落网,据称该案共有196名被告,其中有98人被警方拘押,安帕图安家族一度遭到打击。但安帕图安家族利用菲律宾严格繁复的法律程序,倚仗雄厚财力展开了一场法律战,加之相关证人相继被杀害,法院审案5年至今仍无结果。今年5月中期选举中,安帕图安家族中16名成员在省议会选举和镇长选举中获胜,安帕图安家族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了。

从菲律宾调研归来,我们更理解了菲律宾大学良政研究中心主任的那句话——菲律宾的民主在自我救赎。民主是用来塑造社会的,社会也在改造民主。究竟是民主塑造了社会,还是社会改造了民主,菲律宾正在上演这样一出纷纭复杂的历史戏剧。

菲律宾,这个离我们不远又似乎不为我们了解甚至有些忽视的近邻,竟是如此有趣。就在马尼拉,你会面对新加坡式的干净整洁、一尘不染的花园别墅群发出赞叹,你也会被孟买式的拥挤不堪、污水横流的贫民窟所震惊。在如诗如画的马尼拉湾落日余晖中慢跑,你会享尽轻松与惬意;在餐厅里猛然瞥见服务生腰间的手枪,你可能会倒了胃口。现代的美国式民主宪政,前现代的家族政治,后现代的布波一族,菲律宾似乎应有尽有。在其他国度,你也许只能看到一个时代、一种体制,而菲律宾像是一座政治的博物馆,让我们同时看到政治发展的过去、现在,也许还有未来。


(本文载于《文化纵横》2014年2月刊,作者:房宁、许利平、郭静,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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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3-01 周六, 下午3:30    标题: 引用回复


英语中的辱华词汇——从雪佛兰撤回Trax辱华广告说起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co4z98nIQY


据《每日经济新闻》2013 年 5 月 3 日报道,日前,雪佛兰全新 SUV 车型 Trax 的一则视频广告,因歌词带有对华人歧视的内容而引发媒体和诸多网络用户的 “集体抗议”。通用(中国)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针对这则广告,昨日(5 月 2 日)通用汽车发布了声明,对中国消费者表示歉意。”该声明称,“已 经在全球范围停止播放雪佛兰 Trax 的广告。”

那么这个广告当中究竟是什么内容激起了中国消费者的集体抗议呢?原来该广告视频采用了歌手 Parov Stelar 去年发布的单曲 Booty Swing,该曲翻唱自 1938 年 Lil Armstrong 及其爵士乐队的歌曲《东方摇摆》(Oriental Swing)。这首怀旧歌曲充满异域风情,歌词涉及阿拉伯酋长、中国姑娘、日本艺妓、 吉普赛大篷车、东方圣哲等形象,其中涉及中国部分的歌词如下:

Now, in the land of Fu Manchu, 现在,在傅满楚的土地上, The girls all now do the Suzie-Q, 姑娘们跳着 Suzie-Q 舞步, Clap their hands in the center of the floor, 在地板中央拍着手, Saying, "Ching, ching, chop-suey, swing some more!" 唱着:“请,请,炒杂碎,继续摇摆!”

歌词中 Suzie-Q 是 20 世纪 30 年代时兴的一种舞步,ching 来自汉语“请”的音译,chop-suey“炒杂碎”则是在美国流行的典型中国菜名。而最刺目的词汇 则是 Fu Manchu(一般音译为“傅满楚”,但按威妥玛式拼音的读法,“傅满洲”似乎更为合适)。傅满楚是英国作家 Sax Rohmer 于 1913 年出版的小说《傅 满楚博士之谜》(The Mystery of Dr. Fu-Manchu,美国版书名为 The Insidious Dr. Fu-Manchu))中的主人公。该人物形象阴险猥琐,是西方早期对 华人种族歧视的典型代表。在该书第二章结尾,Rohmer 这样描述他:

“Imagine a person, tall, lean and feline, high-shouldered, with a brow like Shakespeare and a face like Satan, a close-shaven skull, and long, magnetic eyes of the true cat-green. Invest him with all the cruel cunning of an entire Eastern race, accumulated in one giant intellect, with all the resources of science past and present, with all the resources, if you will, of a wealthy government-- which, however, already has denied all knowledge of his existence. Imagine that awful being, and you have a mental picture of Dr. Fu-Manchu, the yellow peril incarnate in one man."

“不妨想象这样一个人,瘦高,耸肩,像猫般灵巧,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秃脑壳,细长眼,闪着猫眼的绿光。想象一下整个东方民族的残忍狡诈之术集于他的头脑之中,想象他通晓古今所有科学技术,甚至可以——如果你愿意——调动一个富国可以调动的所有资源,但这些依然无法穷究他生平的所 有信息。想象这样一个邪恶的家伙,你的头脑里就会出现傅满楚博士的形象,将'黄祸'集于一身的形象。”

如此狰狞恐怖的“黄祸”形象代表了义和拳运动之后,西方对中国人的敌视和偏见。因此,Trax 车型广告曲中涉及“傅满楚”实属不该。

当然,重新审视雪佛兰的 Trax 车型广告视频,该广告的灵感倒是和中国当下流行的“穿越”不谋而合:一位上世纪 30 年代打扮的英俊绅士从老款雪佛兰车里下来,一转身,一辆炫酷的 21 世纪新款雪佛兰 Trax 多功能越野车穿越时空停在身边,数码仪表盘和高科技令他目不暇接,舞池中新生代美女令他心醉神迷。来自 30 年代的怀旧爵士歌曲被歌手翻唱出了 21 世纪的感觉,正好蕴含了雪佛兰近百年的品牌历史。整个广告创意尚属上乘,可惜歌词中的“傅满楚”这一败笔让通用汽车狼狈不堪。

从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方对种族主义态度的演变。 过去, 针对黑人、 亚裔等“少数族裔”的歧视可谓司空见惯, 即使享誉天下的小说 《乱世佳人》 (Gone with the Wind)也不无对黑人的歧视。而以“傅满楚”为代表的“黄祸”(the Yellow Peril)形象则体现了对亚裔尤其是中国人的歧视,所以 1938 年的《东方摇摆》 歌曲中出现“傅满楚”一词不足为奇。而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种族主义渐渐土崩瓦解。如今在西方,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或广告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行为。若公众人物口不择言,对特定种族进行言论攻击,往往会引发严重的公关危机。近年来,涉及辱华言论的风波最著名的当数 ESPN 对华裔 NBA 球员林 书豪(Jeremy Lin)的点评。

2012 年 2 月 18 日 2 点 30 分,ESPN 的移动平台网站头条出现了关于林书豪的文章,但标题为“Chink In The Armor”。chink 是指“缝隙”、“裂口”,习语 a chink in sb's armor 是指性格或言论中的弱点或缺陷。但重要的是,Chink 一语双关,也可以翻译为“中国佬”,即对中国人的蔑称,这是一个带有很强种 族歧视的词汇。该标题悬挂半小时后即撤下,但 ESPN 还是下狠手整顿,负责移动平台头条新闻的有关雇员已经被解雇,而有关主持人则接受了停职 30 天的处理。

据网易体育报道,辱华事件在 NBA 时有发生,在姚明时代和易建联时代,都曾经出现过。2004 年 1 月,篮球明星出身的电视主持人 Steve Kerr 称姚明为 “Chinaman”,事后他向姚明公开道歉; 2009 年 11 月 7 日,NBA 解说员 Rick Kamla 在提到易建联的时候,也用了“Chinaman(中国佬)一词,NBA TV 随后道歉。在英文中“Chinaman”和“Negro”(黑鬼)的用法是相同的,都表蔑视,带种族歧视。

Chink、Chinaman、Fu Manchu 等词带有极强的种族歧视色彩。著名歌星王力宏却将自己的“中国风”歌曲风格称作“chinked-out”,作为从小在纽约长大的华人,他的这一做法实在令人诧异。面对质疑,王力宏不得不在微博上辩称,“……希望重新定义这个字……可以让它转意为一个很酷的字。绝对不是指负面那 层意义!”也许王力宏希望借自己的实力来改变这一词汇的种族主义含义,赋予其积极的正面意义,正如 nigger 这一贬义词也可以变成很“酷”的新含义,但这 一做法注定引发诸多争议。

此外,还有一些戴有色眼镜者公然发表对中国的歧视性言论,甚至用中国人的发音弱点来取笑,引发了华人的抗议。较为著名的有两次风波:

一次风波是 CBS 旗下一则广播节目引发的。“狗窝电话秀”(Dog House Prank Calls)是 CBS 下属 WFNY-FM 之声的一档招牌节目。在 2007 年 4 月 5 日 的节目中,两位主持人打电话到一家中餐馆,要求订餐。

(节目主持人 Jeff Vandergrift (JV)、Dan Lay (Elvis))

在与餐馆雇员 6 分钟对话中,两人故意发音不准,把“虾炒饭”(shrimp fried rice)说成“虾盖虱子饭”(shrimp flied lice),并说要看接电话女店员“火辣辣 的亚洲屁股”(hot Asian spicy ass)。其中许多污言秽语不堪入耳,这次节目引起众多华裔听众的愤慨。迫于压力,CBS 宣布将两位主持人杰夫和埃尔维斯 解雇,并将“狗窝电话秀“节目停播。

另一则著名的辱华言论发生在 2008 年。CNN 著名主持人 Jack Cafferty 在 2008 年 4 月 9 日的新闻评论节目 The Situation Room 中发表了一番针对中国 的言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PAVBaQzp3w

Well, I don't know if China is any different, b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certainly different. We're in hock to the Chinese up to our eyeballs because of the war in Iraq, for one thing. They're hold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our paper. We also are running hundred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trade deficits with them, as we continue to import their junk with the lead paint on them and the poisoned pet food, and export, you know, jobs to places where you can pay workers a dollar a month to turn out the stuff that we're buying from Wal-Mart. So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as certainly changed. I think they're basically 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they've been for the last 50 years.

"好吧,我不知道中国是否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肯定变了。由于伊拉克战争等原因,我们抵押给中国人的东西堆积到了和视线平齐的地步。他们手 握数千亿美元。我们和他们之间积累了数以千亿元的贸易逆差,而我们还在不断进口他们涂着含铅油漆的垃圾产品和有毒的宠物食品,却把工作机会转移到你可以给工人一美元月薪的地方,来炮制我们在沃尔玛买到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肯定变了。我认为过去50年以来,他们基本上还是同一批打手和恶棍。"

此番言论是对中国赤裸裸的污蔑,其中最刺眼的当数 goon 和 thug 两个词汇。goon 一词在美国英语中常指”打手“;thug 一词源自印地语的”thag“,是指一些崇拜印度教迦利女神的教徒。据《大英袖珍百科》介绍,迦利一般都与死亡、暴力和性联系在一起,通常被描绘成面目黝黑、丑陋、身沾血迹的巫婆。她的四只手里分别握着剑、盾、从巨人身上割下的头和为勒死人而用的绞索。她几乎赤身裸体,胸挂髑髅环、腰束断手串成的带。19 世纪在印度中部的偏远地区, 部分拜迦利的教徒扼死旅客,用尸体向她献祭。后来这一邪教最终被英国镇压,但 thug 一词从此传入英语,成为恶棍和暴徒的代名词。

此番言论一出,引发了全球华人的抗议浪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也数次予以强烈谴责,要求 CNN 及 Cafferty 收回有关言论,并向全体中国人民道歉。对此,CNN 于 4 月 16 日发表声明,狡辩说他所污蔑的是中国政府而非中国人民。靠着这一抵赖说法,Cafferty 逃过一劫。

当然,金其斌在《英语世界》2013 年第 3 期的文章中考证说, Chinese 一词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贬义,这也反映了西方对中国长期的误解和偏见。幸运的是, 种族歧视者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中国的和平崛起也给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人的机会。希望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够挺起胸膛,不卑不亢地与世界 人民平等交流,对辱华的言论和词汇勇敢说不,争取自己的平等话语权。另一方面,长期依赖低端制造业的中国商品在质量上确实与发达国家产品有一定距离, 引发的问题使得“Made in China”屡遭诟病。因此,积极提高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重塑中国产业的形象,也能够让西方人刮目相看,从而消除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OefHGa_aRQ
GM Chevrolet Trax 2014 (Racist' ching, ching, chop-suey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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