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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属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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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宫图:天平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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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2-08 周四, 上午2:45    标题: 天朝专题 引用回复


中国是一个毛邓社会,华解不了,胡搞几下,赵样不行,江就几年,再胡搞几下,就习以为常了。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要甩掉弱国心态包袱

2011年12月08日 09:01:53
来源: 中青网


  中国崛起,是21世纪头十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崛起已从理念变为现实。崛起的中国不仅需要一流的GDP,更需要开放、包容、理性的大国民风范。

  徘徊于自卑与自负之间

  当人们热议中国崛起面临的种种障碍时,似乎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那就是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国民心态。不稳定的国民心态,会让一个国家的崛起之路犹如过山车一样颠簸不定。

  21世纪前十年,中国的GDP翻了两番,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上官方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换句话说,十年之间,中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赚钱需要勤俭,而花钱则需要智慧。面对巨量财富,保持平和心态,进行理性投资并非易事。

  随着GDP飙升,中国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有人说这是一种“暴发户”的心态,或许过于刻薄,却不无道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泛起了一股“风景这边独好”的思潮,认为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也是美国从霸权巅峰跌落的标志,唱衰西方风行一时。与之相比,中国迅速出台了4万亿救市计划,完成保8%任务,中国经济可谓逆风飞扬。这样的对比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一种自大心态。

  不过,财富的增长在刺激了中国自负的同时,也反衬了某种自卑心理。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中国富人成为国际奢侈品的主要抢购者。令欧美商家目瞪口呆的是,中国的富人把奢侈品当作大白菜一样,一掷千金。这种看似慷慨大方的消费背后,是一种极度的不自信。19世纪末,美国的凡勃伦曾经在《有闲阶级论》中痛斥美国社会当时的消费文化,认为富人消费实际是一种“代理人消费”,贵妇人的穿着打扮其实是为男人装门面。当时的美国处于崛起中,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是乡巴佬与暴发户的合体,因此,有钱却不自信的美国富人,便开始追逐欧洲的奢侈品。

  在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自卑与自负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但它们共同的危害是,难以形成合理的自我定位,以及成熟稳定的外交政策。


  存在于历史观中的弱国心态

  在高速崛起过程中出现的自负与自卑,原因有很多方面,但弱国心态是主要原因。弱国心态,很难言明,但经过长期酝酿,它在人们的言谈举止之中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而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要么不自信,要么一旦强大便会飘飘然,妄自尊大。

  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衰落,甚至有解体的危险。100多年的近代历史中,中国从大国的地位跌落,沦落为世界上几个少有的积贫积弱的大国。在这种情形之下,弱国心态形成并强化。客观来讲,弱国心态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遗产,也是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心理包袱,要清理这一障碍,也非一时之功。

  弱国心态也在误读历史的同时得到强化。回首中国历史,鸦片战争成为一种情结,一般人的意识中,那次战争之后,中国告别了大国地位,跌落到半殖民地的深渊之中。实际上,鸦片战争并不是中国衰落的起点,在1814年至1816年的英国与尼泊尔战争中,清政府便放弃了自己的藩属国。1839年,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中国要求越南、缅甸、琉球等国减少朝贡次数。那为什么1840年成为中国人的阴影呢?这是因为,人们希望为自己的衰弱找一个起点,而鸦片战争成为一种符号,由此形成了一种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解说体系,即近代史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观形成了明确的敌与友的分界线。接受这种历史教育的国人,自然会气馁,会悲愤,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弱国心态之下,必然伴随着“阴谋论”的盛行,“阴谋论”的最大特点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用简单的敌我关系解释各种现象。由于缺少对常识的了解,“阴谋论”迅速填补了开始走向开放的国人对外来知识的需求,“货币战争”、“金融战争”以及各种“包围圈”的言论,在提醒国人居安思危的同时,也在无意中强化着弱国心态,并将对西方的看法妖魔化。

  直面现实是摆脱弱国心态的第一步

  近代中国的衰落,源于没有实现“世界历史的转向”,没有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在自我陶醉中落伍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无论这个潮流是由谁引领,中国都需要加入其中。中国经济上的崛起,正是源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与坚持。

  近期,中国调高“贫困线”,使得中国贫困人口达到1.28亿,这是中国向国际贫困线标准接轨之举,这值得鼓励。

  直面现实是摆脱弱国心态的第一步,中国GDP总量上来了,但是基尼系数也在飙升,一个中国,两个世界,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言,在一个豪富与赤贫对垒的社会中,贫者的绝望也是富者的灾难。西谚有云:“每个富人背后站着一个魔鬼,而每个穷人背后站着两个魔鬼。”减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中国目前有1.28亿贫困人口,而城镇居民中有1.28亿人没有城市户口。能够直面困难而不是粉饰太平,本身就是一个大国自信的表现,也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了解国际常识是理性外交的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规则的参与者与修订者。二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核武器的出现打破了军事安全的边界;金融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打破了经济安全的边界;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则打通了社会间的区隔。顺应这些变化,中国外交也已打破简单的“敌友”分别,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锻造战略意志力。


作者系国际关系史博士 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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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上一次由纯属误会于2011-12-09 周五, 下午9:50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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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2-09 周五, 下午9:20    标题: 引用回复


弱国心态之我见

来源: 蒲汇塘渔夫 于 2011-12-08 19:01:47

http://diary.wenxuecity.com/diary.php?currdate=201112&pid=7613&page=1


最近有关弱国心态的话题被一位知名的外交家吴建民给提到众人皆知的地步,而渔夫以为,吴建民的说法,本身就是弱国心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渔夫以为,中国在毛泽东年代其实就是一个弱国,所以那个时代的想法其实可以很好地代表弱国心态,同样的,朝鲜也是一个典型的弱国,其心态也可以拿来参考。

究竟弱国心态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渔夫觉得,拿一个广播里听到的革命老前辈徐向前的真实经历来说是最恰当的。

话说当年三年内战期间,徐向前回老家探视,到了一个老乡家里,老乡很穷很穷,就煮了两碗面条给徐向前和他的警卫员吃,面里什么也没有,但是在每碗面上放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老乡说是鸡肉,所以,名以上这碗面也算鸡肉汤面了。那个警卫员不知就里,真的就吃这块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鸡肉了,那块鸡肉根本咬不动,警卫员又不好意思吐掉,费了很大劲才把这块肌肉给吃掉了。

从老乡家出来以后,徐向前大骂警卫员不懂规矩,警卫员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徐向前就给他解释,这里的老乡都非常非常穷,但是,也要面子,所以每家都有一些鸡肉,但是从来不吃的,放在那里,等有客人来时,放在面上,算是一种礼遇,而当地人都知道这个规矩,所以从来不吃这块鸡肉的,等客人走了,主人就把鸡肉再收起来,下次再用。可以想象得出,这个鸡肉经过多年的摆放,早已不知变成什么了,可是当地人依然把它看作鸡肉。徐向前对警卫员说,你今天把这块鸡肉给吃了,老乡家里就少了一块,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补上这块鸡肉,或者为了这块鸡肉,他们可能又要自己吃苦去换回这块鸡肉了。警卫员听后恍然大悟,后悔不已。

其实通常弱国都是穷国,因为穷,又怕别人说自己穷,所以很要面子的。 再说一个中国某地的风俗,也可以说明这个弱国心态。当年大家都很穷的,可是,为了表示自己家里还可以,油水很足,很多人家里都吊着一块肉皮,出门的时候,用肉皮擦擦嘴,让嘴唇上有些油光。表示自己家里有肉吃。其实当地人都知道大家都没什么油水,可是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下面就以毛泽东时代的典型做法来说明弱国心态的具体表现:

首先,出国的人必须穿新的衣服,所以那个年代出国的人都有置装费的,是一种很好的待遇,渔夫还有幸享受过一次,虽然那个时候毛泽东已经死了十年以上了。如今朝鲜也是一样的。

其次,外国人来的时候,必须给他们看最好的东西,绝对不可以给外国人看什么日常的东西,更不可以给外国人看到一些所谓的“阴暗面”,例如乞丐,破旧的房子,很少货品的商店。那个年代,为了装面子,店里很多东西都是摆设,不可以卖的。如今朝鲜的很多地方也是一样的。

第三,出口东西时一定要挑质量最好的东西,不管给那个国家的人,都是要最好的。食品也是要挑最好最新鲜的出口。自己的老百姓是吃最差最烂的东西。朝鲜如今还要惨,连东西都出口不了了。

第四,媒体必须是超级严格的控制,任何媒体必须按统一口径报道,只能报喜,不可以报忧,除了为了批判刘邓或者什么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按照报纸广播的说法,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中国大陆的人民是生活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是最幸福的人民。看看朝鲜如今的报道,应该也是一个腔调的。

第五,我们要支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事业,要给人家提供物质资源,而且要最好的,讲政治是不讲经济代价的,一切以政治需要为准。

当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后,我想很多人已经不再有这种思想了,可是,还有一些人依然多少残存那个年代的思想,有些人甚至还想退回到那个年代的思想去。

我们看看今天比较富裕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人民一般是怎么看待以前的观点的。

首先,出国对这些地区的很多人而言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很少有人为了出国还去专门配置一套行头,很多人就穿着平时的衣服就出去了,更多的是考虑气候和舒适。这点大家都同意吧。

第二,如果有外国人来看,已经没有什么禁忌了(当然军事基地,保密单位除外,这在外国也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每个地方都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些类似贫民窟的地方存在,现在商店里东西多的就怕没人买,货架卖空了是生意好的不得了,大家都要羡慕你了。

第三,出口东西也看情况了,主要按照客户的要求来,如果客户要求高,就给好的,要求低,就给差点的。这是指民间的贸易。至于官方的贸易,很多也是根据要求来做的,但是一些政治上的就不好多说了。可能还是和毛泽东时代一个思路吧。其实,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情况,最好的东西自己用,次一等的出口欧美,最差的出口到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才是典型的强国心态。

第四,媒体虽然被管控的很严,可是,就是官方的媒体,也可以对一些社会上的负面现象提出批评甚至责难了,当然很有限度。可是,越是不发达的地方,越是管得严。换言之,媒体的开放程度其实就是强国弱国的一个标志,看看台湾如今连共产主义也开禁了,大陆的电视也可以落地,整个心态坦坦荡荡,无所畏惧,这才是强国心态。而拼命管制媒体,大建GFW,其实就是虚弱的表现。实际上哪个强国现在是媒体严厉管控的呢?只有弱国才是这样的。强国是需要人民来批评监督,这样才会更强大。我想很多北上广的老百姓都明白世界上有很多比我们过得好的人,也有很多过得不如我们的人,大家也知道其实我们这些最发达的城市的空气质量每况愈下,而真正发达的地区的空气是很好的。我们都知道不足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如果当局拼命掩盖这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其实是最不明智的,尤其是空气质量,大家都是一样的,除非特权阶层从来不出门,关在家里呼吸过滤过的空气,可是,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特权到底有什么值得维护的呢?

第五,我想大多数的北上广的老百姓已经明白,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勒紧自己的裤腰帮助别人,这根本是得不偿失的事情,这也是这次援助马其顿校车事件引起的反应,说明我们的人民,一般大众的心态都已经变得正常,变得不像以前穷的要命的地方的人的想法了,谁也不会为了显示自己家里有油水去挂一块肉皮了。反而是那些官员,抱着当年毛泽东时代的想法不放,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实不光这些官员,我们的很多不良企业,如蒙牛,不是也在香港那里对香港人说,你们放心,我们给你们的牛奶和内地是不一样的,要好得多。很多企业现在也是标榜自己的产品是供港的,例如供港猪肉。这些都是弱国心态的典型表现。什么时候我们的企业家可以对外国人或者大陆以外地区的人说,你们放心,这个是我们给自己老百姓吃得东西,绝对没有问题,那个时候,大陆才算是强大了,才算是有了强国心态了。

最可怜的是外交部的辩词,说什么穷国家也要担责任,那么以后和西方国家谈判时,人家拿这句话来堵你外交部,你还有什么说的呢?如果人家说你自己校车都很烂,却可以免费支援别人豪华校车,那么其他事情不也是一样的吗?回头各个国家把给中国的经济援助都撤的时候,外交部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人家可以说马其顿,我们都不援助它,你还可以援助它,说明你太有钱了,根本不需要我们援助了。

说到底,援助马其顿校车就像最前面说的老乡的那块鸡肉,自己都没吃的,还要充大款,好像还有鸡肉可以吃得,这是70年前的落后想法了,外交部怎么还是这个德行呢?

其实,我们很多的做法都是典型的弱国心态,例如动不动百年梦想,为了开奥运会,不让老百姓装修,把工厂关掉,结果开完以后空气越来越糟。为了开世博会,把刀具都关起来了,把工厂停工,让老百姓不要出家门,开完世博后,现在每个学校门前都有拿着钢叉的人守着,交通越来越堵,空气越来越差。本来应该是借机改善当地民生的,结果改善主要不是为了当地老百姓,只是为了让来宾感到瞬间的快乐。当然,为了所谓的完美,搞假唱,假烟火,就更加不入流了。如果看看悉尼的奥运会就明白,人家开幕式就是一帮大学生志愿去跳舞,虽然不专业,可是很敬业,人家有没有挑高矮胖瘦,各色人种都有。因为不需要去搞得劳民伤财来体现自己的面子了。

渔夫觉得,什么时候不需要翻墙了就可以看文学城,可以看世界各地的新闻,那个时候才可以说是有强国心态了,其他的都是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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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2-13 周二, 上午12:06    标题: 引用回复


明朝亡于出口与硬通货货币结余

来源: FreeTrader 于 2011-12-10 20:24:06 本文已被阅读:8558次


明朝亡于出口与硬通货货币结余

明朝的中国缺少白银,明朝出口物资换取白银,并最终亡于此,是经济史上的一个著名案例。

整个逻辑过程简述如下:

1)晚明中国对外贸易,出现大规模的净输出和白银净流入;其性质,与今天中国的出口导向屯积美元,极其类似。
2)大量商品、劳动成果的输出,而白银通货的流入并没有买回相对应的国际贸易产品,大量增加的货币结合大量减少的社会资源、产品,形成了逐渐强烈的国内通货膨胀。
3)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依靠小生产收入、积蓄维持生计的小生产者、穷人生存能力的剥夺,而汇集为工商特权利益者的超额利润,结果,是中小生产者的大量破产;沦为奴隶;(直至民国,中国仍有大量的奴隶存在),这一幕,与中国今天极其类似。
4)明朝的税收方式,本质上相当于包税人制度,而由包税人承担白银承兑专营者,(明朝税收只收白银)。而税负压力,又总是被官商勾结的大资产者回避,而转嫁到最弱小的小生产者身上,进一步造成了实际生产者的大量破产,这一幕,与中国今天极其类似。
5)白银包税人利用承兑特权,和小生产者必须缴税的义务(有残酷的刑法加以保证),客观上构成强制性地低价收购生产者产品,低价转成白银后,在缴纳并不高的银税同时,截留大量的白银收入。二月河《雍正王朝》中所提及的孙喜滏所激烈反对的钱法,对此间过程,有着精彩的描述。甚至这一幕,今天中国也同样通过外汇管制、土地财政而加以重复着。
6)(3,4,5)中的利益过程,部分是宋明清三朝共有,而3,则大大恶化并加速了社会生产的崩溃。
7)出口导向带来的外汇积累,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内需萎缩,以及由此造成的相关的连续的经济过程,最终导致大量实际生产者的破产,社会生产量减少,从而令货币持有人(白银所有者)越来越多地把白银作为过冬的储备。社会出现大量的货币沉淀,通货紧缩随之出现。这一幕,今天同样出现在当今中国。
8)通货紧缩下,生产投资同时被压缩,内需购买力进一步萎缩。与此同时,面对随同内需萎缩而同步萎缩的生产力,自正德年间开始出现的君权与文官集团争夺控制权,以及辽东等战争的开始,税收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渐渐加大。从而以末位淘汰制的形式,将整个社会的边缘生产者一批批淘汰;社会生产力直线下滑。经济状况萎缩到这个程度,某些东南原来富庶的地区的县令,在缴完户部规定的赋税后,甚至不能养活家人。这与当今两个中国三角中小企业者规模性破产异曲同工:虽然原因不一样,但效果雷同!
9)大量沉淀的白银货币对经济的作用,相当于积压的通胀压力。一旦在急需物资时侯,大量投入的货币采购,并不能换取相应的物资。这样构成了辽东战争中奇怪的一幕:一方面,军队连连欠饷无银,而另一方面,就算李自成从北京搜刮了几千万两白银,也因当时的生产已经严重破坏而不能形成军事实力。相反,战时经济立足以自给自足的后金,反而完全不受影响。史载即使是在努尔哈赤时,后金私营军铺已经是绵延数里,后金军除大炮外,野战装备远胜明军,也为史家公认。
10)本来中央持有的大量白银采购,会对社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但是明朝由于有着一个强大的以文官特权集团为代表的官商利益阶层,所有的政府采购,都必须经过这一利益阶层过滤,价高质次。不但降低了中央硬通货的使用效率,而且,以更快的方式,令购买力向特权官商阶层集中。国富民穷,变成国穷民穷唯官富。这一点,在李自成抄掠北京时表现无遗:平民饿死遍野,官兵无饷养家,崇祯穿着破龙袍,而仅是北京官宦家里,就抄了至少达到3700万两白银。这与当今中国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群体雷同!

按同样的轨迹,也不难看到清朝,为什么能够在关内立足,而且轻易消灭了南明:
1)原来严重危害明朝经济的特权文官官商集团,大部分在战争中被摧毁,少数的,也被满清军事贵族压制;
2)满清没有立刻采用白银税收的方式(康熙中后期),而主要采用募民屯田的方式,重建生产体系;
3)(1,2)决定了清与当时明军、农民军构成的三方力量中,是唯一可以恢复生产,并借为军事武力的政治集团。因而无论花多少时间,清最终统一全国,也就势属必然。

有讽刺意义的是,清颠覆明后恢复社会生产,农民军带出北京的几千万两白银才重新有了存在的意义。李自成抄得的无用白银,到底是加强了其实力,还是令其部众作鸟兽散,其作用实在两可之间。明朝之亡,从社会经济来说,是王朝末期土地大量兼并的结果(强征土地,古时的强拆迁!);而从国家经济来说,是王朝末期财政能力大幅减弱的结果,也即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拒绝救济弱势群体,更不屑抚民。当今中国有这些特征么?

白银不过是衡量社会产出的工具而已,与现在的法币没有任何区别。社会产出的萎缩伴随大量货币的积累,无论是法币还是金银,都会造成通胀。由于社会动荡,或者持币人由于各种原因不敢花钱,不得不存储货币以备不时之需,造成货币流通不畅,会造成通缩。这种通胀和通缩,在晚明曾出现,在当今的中国,正在出现。

而实际的国家产出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到底生产了多少粮食的农业,合理有效的工业品及其生产体系,现代又增加了加速生产力提高的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体系。在社会生产能力基础上,消费和产出能平衡并使得资源耗费更合理、成本更低、更可持续升级并发展。

即使是货币金本位或银本位的硬通货时代,对本国贸易顺差利益的保证还是通过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来强制的。这可以从大英帝国的金本位帝国维护与明朝银本位国力衰微的对比中得出结论。在综合国力衰微和军事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即使是硬通货货币也无法保证本国结余能持有相同的购买力,从而遭受变相掠夺,尽管硬通货货币情况下受掠夺的程度比现在的法币美元掠夺要好一些。

金本位,银本位,等等,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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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2-1-18 周三, 上午11:56    标题: 引用回复


宋鲁郑: 浅析台湾大选


宋鲁郑的博客 | 博联社
http://songluzheng.blshe.com/
http://blog.ifeng.com/1397787.html


  2012年台湾大选可谓“过程惊心动魄、结果出人意料”。国民党的马英九虽然有清廉、经济发展、两岸稳定的王牌以及执政资源,但却一直选情紧绷,毫无优势 可言,直到选前最后一刻,谁也不敢断定鹿死谁手。法国1月15日(14日印刷)发行的、以评论分析国际事务见长的《世界报》还预言民进党将赢得大选,尽管 此时大选已经尘埃落定。就是台湾本岛著名的电视时事评论主持人陈文茜在选前也曾预言台湾将历史性的出现一位“女总统”。这也足见本次大选的扑朔迷离,胶着 难分。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马英九顶住民进党和亲民党的双重夹击,以想像不到的“大赢”80万票胜出,得票率突破50%,总得票数也超过其余两党的总合。

  这 样的结果自然令全世界特别是当今全球两大经济超强中国和美国松了一口气,而且整个过程虽然激烈但却没有跨越理性的边界,特别是在双方差距极小的情况下没有 如同过去一样发生“突发”事件。从这个角度讲,此次的大选可称是台湾民主的胜利,是一百多年来华人社会尝试西方式民主制度最为成功的一次。

  不过,是否我们就得出结论台湾的民主已经成熟或者可以放之华人社会而皆准?这恐怕言之过早。

  这 一次的选举最终结果虽然表明台湾的理性力量占了上风,是国民党“和平、繁荣”诉求压过了民进党的“公平和正义”,但却是一次“命悬一线”的险胜。应该说国 民党和民进党都有自己的基本盘,双方得票也都超过了六百万。决定胜负的则是所谓的“中间选民”,或者理性选民。所以说,真正决定选举结果的是最后的这80 万。但实际上只要有四十万人移动到民进党,大选就会翻盘,也就是说这次两岸未来四年的命运最终被这四十万人一念之间所决定。而40万人是什么概念?只不过 是选民的3%、全体台湾人1.7%的而已。可以说面对如此重大和如此显而易见决定台湾“和平、繁荣”命运的大选,竟然依赖区区3%如此脆弱的力量。这样的 现实,我们怎么能说台湾民主成熟了呢?

  其次,台湾各政党一向声称民主是台湾人民当家作主意愿的体现。但事实又如何呢?

  台湾选举落幕之后,虽然各方解读不同,但共性则是两岸政策决定了国民党的胜选。而两岸政策的主导者则是大陆。台湾自实行民主化后,两岸格局由过去“统一的 大陆对抗统一的台湾”演变为“统一的大陆对抗分裂的台湾”。借助台湾的民主,大陆的力量迅速进入到台湾,和国民党结成对抗台独的同盟。国民党执政后,大陆 更利用成功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强大经济实力,对之大大力扶持(台湾的经济总量仅为大陆的6%)。目前,台湾出口的40%在大陆,外贸顺差高达800亿美元。 另外其最大的对外投资地也是大陆。到今天已经有近两百万台湾人在大陆生活。双方实行三通和开放大陆游客之后,一年间就有上百万人进入台湾观光消费。可以说 大陆已经在经济上把台湾紧紧捆住。不仅如此,大陆的底线十分的清晰:必须承认“九二共识”。而民进党由于意识形态束缚,无法在此议题上实现突破,最终导致 败选。

  除了大陆之外,另一个强烈影响到台湾选举结果的则是美国。由于美国正处于冷战以来最为困难的危机时期:社会严重不安,政党严重恶斗,为刺激 经济,需要做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支持,而且美国还面临着伊朗、朝鲜、核扩散以及环境问题的挑战,实在不想在台湾海峡再生事端。于是自台湾进入大选季节 以来,美国不断释放支持马英九的信号,打击民进党。2011年9月15日,正当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主席结束华府访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一位不具名 美国官员说:“她(蔡)让我们深切地怀疑,是否同时愿意及有能力,维持两岸近年来所享受的稳定。”而这正是国民党的一向质疑。

  随后美国接连派高官访问台湾:2011年9月14日, 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库马尔访台,他是2006年之后美国访台最高阶官员。在大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美国又派遣国际开发总署署长沙赫来台访问,他的官阶相当 于副国务卿,又高于库马尔,并会见了马总统。在距投票还有半个月的时候,美国又宣布将台湾列入免签证候选国。 在距选举只有一周的时候,即今年1月6日,安全会议发布新闻稿指出,针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的《国防战略指导文件》,美国在台协会官员已向国安会简报。由 于国际上通常两国政府互相简报,都不对外说明,所以此不寻常作法凸显美对马政府之信任。 在距选前只有三天的时候,前在台协会处长包道格观摩选举,公开表示马英九获胜将使美国“松一口气”。

  可以说在安全和国际空间上严重依赖美国的台湾,怎能无视美国发出的一系列信号。如果说此次大选是“九二共识”战胜“台湾共识”,是“和平繁荣”战胜“公平正义”,理性战胜激情,还毋宁说中(经济牌)、美(政治牌)两强“钦点”大选的结果。

  应该说任何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和社会都无法避免外界的干预和影响。而是否能够不被外部势力所左右,则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民主是否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准。 200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得到了全球几乎一边倒的支持,甚至最后关头,本拉登都突然现身,试图影响美国的选举。但结果,仍然是小布什连任。而 今天的台湾,显然距这一步还非常遥远。从长远来看,只要大陆的实力足够,今天的台湾可以选择认同“九二共识”的国民党----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共识, 明天就可以令台湾支持统一。不客气的说,今天的台湾已经没有资本和实力抵御大陆的经济攻势,假设有一天,当台湾面临要么失去一切,要么接受统一的程度,他 们自然会选择统一。这就如同今天的欧盟,到时别无选择。

  从台湾的民主实践,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教训: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真正获得自由,必须要强 大, 否则只能被周边的强权所控制。东欧过去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冷战之后,则又转投欧盟。这就是小国的宿命。而另一个教训则是,如果不强大同时而又搞民主,则更 易为周边强国所控制甚至成为各大国博弈的战场。今天的台湾如是,冷战后美、俄角逐的乌克兰也是,1912年的中华民国更是惨不回首:英美支持吴佩孚、日本 支持张作霖、苏联支持南方的孙中山诸如此类。民国之初,日本则支持所有中国境内的政治势力:袁世凯、保皇党、革命党。然后以各方为筹码谋取本国利益。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假设:今天的两岸都实行来自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台湾会是什么样的选举结果?我们知道,每到选举期间,大陆所有的媒体和学者均保持静默,以 免影响到脆弱的台湾选举。而台湾的各大政党则往往会把矛头指向大陆,以拉到选票。2008年大选时,恰逢西藏“3.14”骚乱,民进党借机造势,无奈的马 英九不得不发出极端的声音,声称不排除抵制北京奥运会。尽管如此,大陆也隐忍不做反应。今年大陆也进行领导人新老更替,假设采用民主方式,各候选人在选举 期间岂能不对台湾做出强硬反应?甚至承诺胜选后将武力对付台独。这又将会在台湾引发何种反效应?这种群情激愤的反效应自然会再激化大陆的反应,形成两岸恶 性循环。这个时候还奢谈什么两岸和平、发展和繁荣?

  不得不提的是,台湾民主还有一个严重的制度性设计缺乏:采用过于激进的最高领导人直选而且还是一轮的简单多数。纵观西方各大民主国家:美国、英国、法国、 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实行最高领导人直选的只有法国,其它国家都是间接选举:选民只能选议员或者选举人,再由他们投票选举最高领导人。像日本十年 来几乎一年一换首相,但都不是选民选出来的。法国虽然是直选的唯一特例,但它要求候选人必须得到50%以上的绝对多数,如果第一轮无一候选人达到,则得票 最多的前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竞选。不仅如此,这些国家还极少进行公投。而后起的台湾已经搞过多次公投了。所有这些保守的制度设计目的都是一样的:防 止极端势力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权力。欧洲在这方面实在有着太多的教训。拿破仑称帝、他的侄子波拿巴称帝、希特勒上台,都是全国一人一票直接选举的产物。事实 上,二战后的德国实行间接选举就是要避免魏玛共和国的覆辙。其实就是这些成熟的民主国家,到今天也不敢打包票仅靠选民的理性就能够避免极端势力的产生。今 天当欧洲面临全球经济危机和自身的主权债务危机,极右势力纷纷崛起。在今天的法国,竟然有三成左右的选民不排除支持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假设法国也采用台湾 的选举方式,由于极右或极左候选人单一,而且支持者参与程度相当高,存在多个候选人、分裂的中左和中右政党则很可能败北。2000年陈水扁赢得大选,就是 凭借三成左右的选票。台湾选举制度之所以如此设计,则和当年的李登辉意图令处于劣势但追求独立的民进党上台有关。

  公正的讲,如果以这次大选做为标准,台湾可算的上在非西方社会实行民主的优等生。哪么全球华人最关心的问题则是大陆是否行的通。以我对民主的了解和观察,答案仍然是:否!

  首 先,台湾的民主转型被称为没有暴力和流血的奇迹,这和它所具有的众多独特条件密不可分:人口少、面积小、经济发展和均富、教育普及、威权社会下的廉洁、强 势领导人自上而下的主导、没有国家认同和民族分裂以及美国的压力。而今天的大陆,要么许多条件还不存在,要么存在的条件还远达不到台湾当时的水准。比如大 陆自邓小平之后,实行有任期限制的集体领导,以中国特色的方式避免了超越一切力量制衡的强人出现(西方是定期的间接选举)。当然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各种分裂 势力的存在。而且流亡海外的疆独、藏独和台独都已公开声明大陆民主化是他们实现独立的唯一机会。不过考虑到中国悠久而强烈的“大一统”传统,和各自治区多 民族混居的现实,假设民主化后某一地区宣布独立,必然是如同前南斯拉夫般的血流成河(克罗地亚要从南斯拉夫独立,其境内的塞族人也要求独立)。

  其次,台湾完成民主转型后,政治上有美国的控制,经济上有大陆的扶持,从而使得它的民主运转避免脱轨。比如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假设没有美国的压力存 在,国民党就有可能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这种事情是在后起民主国家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再比如,2004年发生陈水扁枪击案,改变大选结果,如果没有美国的压 力,国民党也绝不会抗争七天后就偃旗息鼓。2008年以后,国民党执政,适逢全球经济危机,但台湾在大陆的扶持下,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呈现和欧美完全不同 的景象。否则,就是风起云涌的抗议和罢工,甚至激烈的警民冲突(希腊警民冲突之激烈竟被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移到俄罗斯的抗议中去了)。从政治实践来看,不管 什么制度,只要经济发展良好,都会保持社会稳定。比如封建世袭制的沙特就可免于阿拉伯革命,不仅如此,它还可以出兵镇压邻国巴林的阿拉伯之春。再比如,经 济危机中,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美国蔓延至全球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但台湾却安定的多。

  人类发展到今天,产生过多种制度模式。封建世袭制,其优点在于权力的传承成本很低(血缘),而且权力的运转没有委托代理成本,能够制订长远的战略,只要最 高领导人英明,政治就会清明。但缺点是领导人的选择面过窄,无法保证总是有能力的人接掌权力。民主制度的产生成本过高,需要全国动员,耗时、耗资巨大。而 且领导人产生后,其委托代理成本过高:领导人不过四年或八年的任期,追求短期效应,甚至贪污自肥。这就是为什么再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无法根绝贪污现象甚至屡 屡出现最高领导人贪污。所以台湾出现陈水扁现象,韩国出现历任总统因贪污而被法办,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何以新兴国家中,实行民主制度的俄罗斯、印度、菲律 宾、印尼都远远比中国腐败。还比较有趣的是,所有发生阿拉伯之春革命的国家,革命后的腐败程度均严重恶化: 突尼斯从2010年的第59名滑落到73名、埃及的排名从第98位下滑到112名,也门和利比亚分别排第164和168名,去年则都排在第146名。此外 民主制度要求大众参与,从而使得政治平庸化,也很难产生优秀的领导 人。而要使得社会能够做出英明的决策,则要求至少一半以上的选民理性、睿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同时为满足大众的福利贪欲,国家债台高筑,严重 的甚至导致国家破产、社会动荡。这就是今天西方的现实。最后就是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极易演变为政党不断恶斗,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2011年8月份美国 两大党的恶斗差一点令政府关门。当然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也有二:一是它毕竟是从全国选择领导人,可以避免封建世袭制三岁小孩就上台执政的荒唐现象。如果领导 人不称职,也可以在四年或八年之后换掉。二是不管最终决策是否正确,但毕竟是全国一人一票决定,并不影响政权的合法性,不会轻易引发社会动荡。当然有人也 许会认为,在民主社会即使发生错误,这种错误也不会持续很久。这显然与事实不符。美国可以实行黑奴制一百多年,实行种族隔离再一百多年,这还不算持久吗? 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建国,同时实行计划经济,结果中国放弃计划经济比印度至少早了14年。

  以上观之,大陆今天的制度模式: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定期的更替,基本综合了上述两种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 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对台新政十年以贯之就是一例),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的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 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总之,西方也好,台湾也好,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弥足珍贵,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但在制度发展和演进上,必须以我为主。在台湾大选前一天,标普将法国降级。为 此,法国政治家(国务秘书P.LELLOUCHE)开出的药方是:延长劳动时间、扩大出口、企业重新在本土自己生产、降低工人成本。其实,这不正是中国模 式的特点吗?西方都要向我们学习以寻求危机解决之道,我们有必要对自己如此批评否定有加吗?

  法国巴黎 宋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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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2-2-13 周一, 上午2:51    标题: 引用回复


历史轨迹:甲午战争中国失败 西方为何反而同情日本 ...

2012年02月12日

主讲 雪珥
整理 黄薇



日本军方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另外还做了很多新闻策划,而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两个西方记者因错走到中方阵线还被砍了头。结果甲午战争中的第三方报道,对中国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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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堂堂中华败给小国日本,也让中国精英阶层备受刺激,中国开始进入到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探索过程之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说的是被国内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即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媒体领域采取的明智做法,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把甲午战争塑造为一场文明之战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西方当时的媒体报道,及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进步对保守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日本进行的宣传战的功效。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做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解放之战则出自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清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战,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把中国先征服改造了,才能解救黄种人。

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这也是当时中国官方,及后来的主流教科书对甲午战争起源的一种解释。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立意却截然不同。他说,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战诏书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中国看,是给世界看,很有效,最终也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争夺海外“利益线”,第一个瞄准的是琉球,得手后接着瞄向台湾与朝鲜。日本介入朝鲜内政,成为代表改革势力的“开化党”的幕后支持者,而中国当时依靠的主要是腐朽愚昧的“事大党”。“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以“改革”之名试图夺权,与“事大党”发生过很大冲突,一次是“壬午兵变”,一次是“甲申政变”,不过都被中国协助下的朝鲜政府镇压下去了。1884年“甲申政变”后,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还划出清国租界,中朝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框架格局,中朝之间的关系设定缺乏明确的制度化的设计,很模糊,被日本钻了空子。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这是当时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实际上是媒体包装出来的。

日本间谍受明治天皇亲自接见,开创世界先例

1644年大明王朝亡于李自成,满清八旗随即入关,问鼎中原。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19世纪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其中有个成员叫做高杉晋作,在明治维新时担任著名的“奇兵队”队长。他到上海书摊买书,问魏源的《海国图志》有没有?书店老板说不知道此人此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而在日本反倒成了畅销书。书店店主拿出了一堆怎么应对科举考试的书给他。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都没有。高杉后来在日记中深为感慨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中华意识”之外,另外一种心理,我总结为“中原意识”。在中国周边的中华文化圈子里普遍认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圆满。日本人也想,满人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日本人认为满人是夷狄。甲午战争中的很多日本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都写“我神州”、“我中华”,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美国著名女星凯瑟琳·赫本的爷爷曾在日本传教,是一个著名的医生。他发明了一种眼药水,将配方赠给一位日本朋友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是日本的著名记者,拿到眼药水的配方后,成了巨富,到上海和汉口开设了 “乐善堂”,这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关西方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书籍,几乎都是乐善堂翻译印刷成中文,并在中国以极便宜的价格售卖,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乐善堂成为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的总部。当时日本政府非常穷,根本没钱为间谍们提供任何经费,所有的经费几乎全是岸田吟香赞助的。

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甲午战争前平均在中国都待了三年左右。中国人的辫子要留很多年才比较像,这些日本间谍多把头发剃光,说自己是和尚;国话官话说不利落,就说自己是福建人。为了配合征服中国,他们到全国各地侦查,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边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讨,一是节省经费,二是近距离观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极为详尽:从渤海一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他们撑着小渔船,打扮成中国渔民,硬是用铅垂线测量个遍,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后来日本军队打进来时,参谋人员手上都拿着间谍们提供的精密情报。甲午战争,日本如果没有间谍,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间谍还受到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这在世界间谍史上都很罕见,之前从未有如此公开的表彰间谍的行为,日本开创了先例。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将这个日本间谍网全部破获,绝大多数间谍都被处决。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个学者型的间谍,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满清政权这么腐败,呼吁大家起来一起干吧,“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唱义中原”,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套路,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他们的战地记者记下,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随军入台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记里记载,当地“渔翁岛”百姓前来请求保护,居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中国在操纵媒体方面和日本有很大差距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所谓“日本人民被裹胁”的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日本打中国是民心所向。当然,这也跟当时日本的经济不景气等等外部因素有关。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而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当时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文。美国的国务卿叫葛礼山,这个人其实对中国还不错。中日当时都对美国进行公关,中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的老婆孩子,估计是送点茶叶、丝绸等等。但栗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礼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要。日本从“公谊”下工夫,咱们从“私情”入手。

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当时被“下放”到英国和德国担任公使,承担一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欧洲把舆论控制住。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交家,极富经验和全局眼光。在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时,两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批准。但在栗野、青木两位公使的推动下,日本军方最后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但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甲午战争中的第三方报道,其实对中国极为不利。
当时中国自己的媒体表现也很差,大量伪造新闻。这不是政府命令的,而是自发的,因为大家都仅把媒体当成政治工具来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给公众提供信息的渠道。比如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上说“牙山大胜”,中国军队在朝鲜牙山取得重大胜利,其实是假新闻。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内的丑闻,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为之前的假东西太多。李鸿章甲午战后访问欧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就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还写东西,像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但我几乎看遍了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资料。

“高升号”、“旅顺大屠杀”事件中日本的成功危机公关

甲午战争期间出现了两次大的公关事件,一是“高升号事件”,一是“旅顺大屠杀”,日本都成功进行了危机公关,扭转了局势。

“高升号”是战前中国政府往朝鲜增兵时,从英国怡和洋行租借的的一艘商船。1894年7月25日,毫无武装的高升号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遭遇日本联合舰队,高升号上的中国陆军拒绝投降。东乡平八郎指挥的吉野舰,先是犹豫要不要打,毕竟高升号是英国船,还飘着英国国旗,不少船员也是英国人。最后,东乡还是下令击毁高升号,导致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陆军部队在大海上全军覆没。

这个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为日本就此得罪英国,中国将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同盟者。英国当时确实和中国有深厚的往来,英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中国进出口额的70%以上。“高升号事件”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进行军事报复。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消息后,把海军部的人叫来痛骂了一顿。但他们马上启动了紧急公关。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外交部的法制局做好应对,这个法制局是一个专门研究国际法的机构,中国政府的序列里可没有这个局。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听证会上,日本法制局灵活运用国际法,结果占尽上风。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关应对。一是装傻,绝不公布这条船是英国船;二是明确向英国表态,如果查清楚责任在日本海军,日本绝对承担所有的责任,态度非常好;同时进行一系列的公关运作。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堂堂的日本内阁开会讨论如何行贿。日本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国媒体前后行贿1600英镑左右,相当于现在320万人民币。日本经过大量公关,还搞定英国多名国际法专家,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极力辩护。可以说在英国做出最后结论前,日本的媒体攻势已全面展开。当年9月,中日海军发生“大东沟海战”,邓世昌就在那场战役中牺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队的大决战。当年11月,英国法院最后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中国政府要赔偿英国怡和洋行和英国人民所有的损失。“高升号事件”至今还是西方国际法的经典案例。

第二次危机是“旅顺大屠杀”。日军于1894年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这个消息被一个美国记者克里曼在《纽约世界报》上报道了出来。现在看到的很多细节都是他当年记录下来的。

日本政府紧急采取对策。首先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其次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中国去现场调查。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动员一批西方传媒的从业者,说这个屠杀即便真的发生了,也是对中国军队残害日本战俘的一种报复。当时日本的传媒也大力将自己描绘成仁义之师,同时宣传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最后美国公使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记者的报道虽然真实,但是“态度过于极端”。为了挽回公众形象,日本还演了两出“样板戏”:一是在占领威海卫后,给中国的战俘们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全程都在所有随军记者的见证之下。二是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礼送回去。这两点都非常有效,被英国国际法专家当作日本走入“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
甲午战争后日本化解“黄祸论”

甲午战争日本胜利,中国失败,但中日两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在日本的主动引导下,中日甚至开始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开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次长邀请中国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携带密电码访问日本,要与日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日结盟的可能性。

甲午战后,全球有一个舆论趋势:以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黄祸论”。他们认为,一个已经西化的日本,率领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产生比成吉思汗更为可怕的影响。德国皇帝还请人作画《黄祸图》,题写标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商量出兵镇压,这时候主要的列强除了俄国之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在这里。英国人提出来请日本派兵,日本人则回应不出兵。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继续刺激西方“黄祸论”,选择韬光养晦。在德国、俄国多次相邀之后,日本才派出了原来驻扎在广岛的、最精锐的主力师团。进入北京城后,很多史料都记载,八国军队当中,日本军队的军纪相对是最为严明的。日本军队进入北京后,还准备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几万面写着“大日本国顺民”的日本旗,给家家户户发,北京城、包括别的国家的占领区,一夜之间都挂满了小太阳旗,又做了一次成功的公关。

日俄战争临战前,日本得到情报,俄国的媒体策略就是发动欧洲的“黄祸论”,日本就派人到欧洲建立了“媒体战”进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松谦澄,他就是高升号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长,精通英语和德语。日本政府派他到欧洲作为媒体战的总指挥,并表态将倾全国之力支持他,当时的内阁会议上详细到讨论什么媒体喜欢什么东西,这个编辑喜欢什么,要给他们送多少钱等等。末松谦澄的任务,一是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白日本的战略意图。英俄不是死敌吗?日本的说法就是我在阻挡俄国南下。二是要阻止“黄祸论”再次发生。三是保持中国的中立,不能因为中国的亲日而刺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四是在西方宣传,日本对中国改革的介入及参与,有利于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这当然是胡扯,但他们知道西方喜欢听什么东西。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日俄战争中,俄国果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欧洲“白种兄弟”的支持,在日本人成功引导下,舆论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

甲午战争中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除去战场上的争夺,日本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宣传战、媒体战,在国家战略上把媒体宣传当做投枪匕首来用。相形之下,当时清政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重新审视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我们首先应抱有学习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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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红朝何时落幕,基本应会在10年内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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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2-12-21 周五, 下午1:24    标题: 引用回复


中国人眼中的西藏

2012年12月21日

许多工作在西藏的中国人自认为是理想主义的进步传道者,拒斥把他们看成文化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西方观点。事实上,他们两者都是。

By Peter Hessler(中文名 何伟)


对西藏的政治观点很容易立场分明,就像在西藏山峰上伸展的碧蓝的天空。按西方观点,“西藏问题”的答案:西藏不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在1951年被强行吞并之前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人是残酷的占领者,想要摧毁西藏的传统文化。西藏的传统精神领袖DLLM1959年逃亡印度,他应该被允许回到西藏,恢复统治,独立或者至少文化自治。一言以蔽之,在西方眼中只有一种答案:自由的西藏。

对住在西藏的汉人,也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答案,但与西方的大相径庭。他们服务于中国所说的“解放后的西藏”。梅志远(音译)是一名汉人,1997年作为“援藏志愿者”被中国政府派往西藏一所中学当老师。他的室友扎西作为一名大学生则被派往相反地方向,去四川接受教师培训。两人都是24岁,是好朋友,并且都住在英雄路附近——这条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1950年代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的汉族人与西藏人。梅志远就是这么看待西藏的,一个受惠于中国支持的安宁祥和的地方。当我问他为何志愿来这里工作,他说,“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西藏是一个需要技术人才的欠发达地区。”

我去西藏就是为了发掘这种视角,希望能够通过中国人的视角来了解西藏。来西藏之前,我花了两年时间在四川一所很小的大学当志愿者英文老师,这让我对见到像梅志远这样的志愿者教师特别感兴趣。我也和其他一些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来碰碰运气的企业家谈过,在我呆在拉萨河其他一些有大量汉族定居者的地方时,有四周时间我一直关注着这些。

在构成西藏问题的各种因素中,一个最具刺激性的问题是:DLLM攻击汉族移民是对西藏文化的最大威胁。这一话题的敏感性在涉及相关统计数字的时候十分明显。按照北京的说法,汉族仅构成西藏自治区人口的3%,而一些西藏流亡者则声称实际数字超过50%,并且还在不断增长。藏人把汉族影响看成试图毁灭他们文化的又一次尝试。中国人则像邓小平1987年所说的那样看待这个问题,他说:“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
(译者注:邓选第三卷《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

不管中国官方看法的准确性如何,许多政府派遣的藏区汉族职工明确地把自己看成服务者。他们也许是西藏问题在最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同时也是最常被忽略的。他们为什么来到西藏?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地方,怎么改变这个地方,他们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一个22岁的英语老师高明(音译)告诉我,“一方面我知道我应该去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去一些艰苦的地方。这些是中国最需要帮助的部分。如果我可以去新疆,我也会去,但我知道西藏也是需要教师的地方。这就是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西藏是个靠近大自然的地方,没有污染,也没什么人,大部分地区保持自然原貌。所以我想来看看。”

另一名24岁的物理老师石明志(音译)说:“首先,我得说我和你来这里旅游的理由一样——这是个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此外我还想要帮助建设这个国家。你知道这个地区的所有志愿者都是党员。一个党员应该自觉去艰苦的地方工作。你可以说我们所有人来这里都有爱国的理由——也许这还是最大的理由。但我来这儿还因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工资也比内地高。”

和这些年轻人交谈在很多方面很像在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充满理想的志愿者交谈。除了在西藏工作的经济奖励,动机往往都很相同——冒险的感觉,对新鲜事物的渴望,献身于服务。

政府也特别宣传强调这种服务的精神,通过像孔繁森这样的人物,一个从中国东部来的干部在西藏工作,当他在一场交通意外中死亡后作为烈士而被中国人熟知。当汉族工人在这一被中国人认为急需他们的能力的地区服务时,他们被要求学习这种孔和其他干部的“老西藏精神”。

他们任务的核心概念就是艰苦。当中国人描述西藏的情况的时候,我不断听到这个词,而生活对于援助西藏的志愿者来说格外艰苦,他们承诺将在这里服务八年。大部分政府派来的汉族工人属于干部援藏的类别——老师,医生,管理者等等,他们要在这儿服务两到三年。

从较低级别的大学毕业后,梅致远没有享受干部援藏的资格,结果他不得不承诺将在此服务八年。在他认为这会对他的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这个奉献精神显得特别令人感动。

很多中国人相信在高海拔地区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后,肺部会遭受显著的损伤,很多工人告诉我这是在西藏生活最大的缺点。

石明志说:“这对身体不好。生活在这么高的地方,你的肺会扩张,这最终会影响你的心脏,缩短你的寿命。”在我逗留西藏的期间,我听到过很多这个理论的各种变种(有次一个热心的年轻老师一边抽烟一边跟我这么说),基本是都涉及到有肺部扩张增加心脏压力。没有医学证据支持这个信条;事实上,在一个像中国这样严重污染,四个死者就有一个是因为肺部疾病的国家,西藏高海拔的清洁空气可能会有益于健康。但这个观念增加了牺牲感。政府的薪资结构也鼓励了这种看法,工资与海拔有关,越高的地方工资越高。

梅志远大约一个月能挣1000元(120美元),这是当地干部教师的一半。即便如此,他的工资也比他在四川下乡能挣到的工资的两三倍。他能将一半收入寄回家给在家务农的父母。按中国标准这算是不小的一笔钱了,但要说它足够能激发一个年轻人愿意缩短自己的寿命恐怕不够。工作不满八年就离开,可能会招致高达两万元的罚金——2400美元,这大概是两年的工资,或者对一个像梅志远这样的农民家庭,20吨大米。

统一祖国的梦想

按照中国立场,西藏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当然过分简化,不够准确,但西藏的历史如此混乱,任何人都能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中国人可以忽略某些阶段而强调其他阶段,他们可以援引1792年清朝皇帝派遣中国军队帮助藏人赶走入侵的尼泊尔人,或者解释说从1728年到1912年帝国管理者,清朝驻藏大臣一直驻扎拉萨。事实上驻藏大臣的权威稳定的随时间衰退,西藏在1913到1951年享受到了事实上的独立。一个不怀偏见的仲裁者会发现西藏人要求独立的论据比中国历史论证更有说服力——但是,也许同时也会发现中国人基于历史对西藏的宣称比合众国对美国西部的宣称更有力。

最重要的是,中国想要西藏的理由随着时代也有巨大的变化。对清朝来说,西藏作为缓冲缓冲国十分重要;驻藏大臣和军队被派往那里确保该地区安定,但他们相对很少作出行政改变,也没有作出努力迫使藏人采用汉语或中国风俗。按照清朝的观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有所不同,寺院和DLLM被允许保持在绝大多数内部事务上的权威。

在二十世纪早期,当清朝轰然倒塌,中国奋力斗争试图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时,西藏因为新的民族主义理由变得重要起来。知识分子与政治领袖,包括孙逸仙,相信中国对西藏的历史权利被西方列强所侵犯,尤其是英国,它在1904年入侵西藏,迫使十三世大和尚喇嘛和它建立关系。当西藏一步步脱离中国的控制,一股稳定的民族主义辞藻的洪流将这种损失放进了一副熟悉的图景——外国列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对中国的施加的耻辱,就像香港落入英国,满洲和煽动落入日本,台湾落入美国(通过扶持国民党)之手一样。当mzd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西藏被列入国家最重要的使命:对曾经强盛的祖国的重新统一。

因此在共产中国的从帝国主义影响下独立自由的自我观点来看,西藏从缓冲国变成了核心的一环。Orville Schell,一位长期的中国观察家,评论说直至今日大部分中国人依然持此观点。“没有比这更敏感的话题了,”他说,“可能除了台湾之外,因为它诞生于统一祖国的梦想——历史的说这是一个几乎所有中国领袖共同拥有的梦想。这个话题涉及主权,中国领土的统一,尤其是牵涉到掠夺和侵犯中国主权的西方。”

讽刺的是,中国就像一个受到虐待的儿童,长大之后却对自己的下一代重演了自己的遭遇,对西藏犯下了类似的罪过:打倒寺庙,暴力重新分配土地,WG的蓄意伤害,以及持续到今天的对学术和宗教自由的限制。就像所有形式的帝国主义一样,大部分破坏都以责任的名义来实施。当中国人说起1951年之前的西藏,他们强调该地区封建神权统治的缺点:寿命预期36岁,95%藏人是文盲,95%的人是寺庙和贵族所有的世袭农奴和奴隶。他们有种感觉:西藏人在一个糟糕的制度下受苦,中国人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解放他们。在游历西藏之前,我向我的中国朋友问起这个地方,大部分人的反应都类似于赛兴浩(音译),他是一名48岁的摄影师,他说:”那是个奴隶社会,你知道的,非常残酷——他们会砍掉奴隶和敌人的头。我看过电影。如果你是个奴隶,所有的一切都得听主人的。所以,解放后奴隶主们当然反对改变了。“这有点像你在你的美国历史课本上看到,华盛顿解放黑奴,然后黑人支持他,富人不支持。历史总是这样——拿破仑推翻路易国王,所有的领主反对拿破仑因为他支持穷人,总是这样。

我的朋友不是高学历,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都有同样的态度。江主席1997年访问美国就做过类似的评论(虽然他正确的把林肯作为伟大解放者)。西藏文盲率和寿命预期的统计是准确的。虽然中国人对封建制的弊端有所夸张,20世纪中期的西藏急需改革——但西藏人自然更青睐自己实施改革。

中国对西藏责任的另一面是快速现代化西藏的意识,并将之置于文化考虑之上。对西方人来说这特别难以理解。正因为西藏不够现代化,所以才那么的吸引我们,因为西藏文化的独特性和反物质主义特征,才使西藏成为大家都向往的地方。就像Orville Schell所说的:“西方想象中的灵性启蒙的梦幻之乡——人们不要别克,只要善业。”

但对现代化后来者的中国人来说,别克看起来棒极了。我来中国当老师的第一年就在写作班上注意到这点。我们讨论了美国的西部扩张,我向学生提出一个十九世纪晚期的问题:平原印第安人受到白人定居者的压力,他们的文化处于危险之中。

我要求我的班级想象自己是要提出解决方案的美国公民,差不多所有人的反应都是这样:“世界正在发展变动。我们应该让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印第安人习惯于在平原各处居住,搬来搬去,没有固定的家,但这对现代生活很不方便……我们要让自己的国家更加强大;我们必须让印第安人适应现代生活并跟上整个社会。只要这样才能增强国家。”

所有的学生都来自农村,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是脱离赤贫的第一代。我当成自由和文化的东西,他们只当时悲惨与愚昧。第二年我在另一个班级重复了这一课,询问中国是否有类似于平原印第安人的情况,所有人都说西藏人有点类似。我问起中国对西藏的义务。学生们的回答显示出他们从美国历史学到的超出了我想要教的。一个学生回应道:“首先,我会用我的友谊去帮助他们。但如果他们拒绝友谊,我会用战争去帮助他们发展,就像美国人对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

援助的双重性

略过中国的动机不谈,也略过它在西藏的失败,发展这一地区的的干劲代价高昂。按北京的统计,自1950年代以来,有超过20万的汉族职工服务于西藏。对西藏的税收也几乎不存在。藏族农民不像内地的,他们免缴土地税,还有优惠税率鼓励商业。可以借到低息贷款,去尼泊尔做进口生意也免税。尽管本地收入不多,但政府投资稳步发展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从1952年到1994年,中央政府在该地区投资了42亿美元,而在1994年的时候,中央又在该地区启动了62个大型的基建项目,预计投资总额将会超过4亿8千万美元。据估计超过90%的西藏政府收入来自该地区以外。

这些人力和财政的投入让西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很少外人认识到这一点。外国报道总是说起对西藏资源的剥削,好像这是典型的殖民化,这完全是误导性的。虽然北京确实尽力开发西藏的木材和矿藏,但中国也在这一地区投入了巨量的资金。如果让西藏自给自足,这些可不会来得这么快。

西藏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中国人不想看到它处于外国权力的影响之下,比如印度。但即使这也不值得投入这么多。1996年中国在西藏花了6亿美元。一个研究这一地区的外国观察家公正的看到这一点:“同一年,美国对非援助总共也只投入了8亿美元。那可是整个非洲——我们说的可是几亿人。西藏总共也就250万。所以,如果他们独立了,谁会给他们这么多钱?”

“除非你是一个彻底的卢德派(译者注:19世纪反对机器工业的英国团体),”Orville Schell说,“并且不相信道路,电话,医院还有类似的东西,那我想你必须承认中国对西藏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西藏需要中国。但那一点也不能抵消中国对待西藏那令人震惊的粗暴。”

中国援助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有两面性,教育也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我遇到了许多年轻的汉族教师,比如梅志远,为献身服务的热情所感染:他们都是有良知,受过很好训练的老师,工作在确实需要他们的地方。有一个志愿者在一所学校教英语,这个学校的师资是如此的匮乏,以至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英语学习推迟到来年,因为只有到那时一些志愿者者教师才会到来。我访问过一个地区,那里的230明中学老师里,有六十个是汉人,许多藏族老师也都是由中国政府资助在内地受训的。考虑到西藏的公共教育体系是中国政府从零开始建立的,像这样和内地的联系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到达这里之前,1951年,西藏没有一所公立学校,而现在却有超过四千所。

同样的我看到的学校的设备也都让人印象深刻,学生收费也相当低。在一个小镇我游览了三所当地的中学,两所是新建的,校园看上去也比我在中国看惯了的好多了。

第三所学校里有着巨大的建筑起重机,上面还飘扬着经幡。内地投资了72万美元来帮助返修这所学校。不像大多数中国学校的学生,当地最好的中学的学生都不用交学费,甚至连高中生也只交70美元一学期,包括住宿,中国大多数高中学费都不少的。所有能鼓励学生留在学校的举措都实行了:父母只有一人工作的学生的学费伙食费减免一半,来自遥远牧区的学生来往的交通经常都是免费的。

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这样的政策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方。实质上,西藏的学校资金比内地学校充裕。这样的资金也确实急需:西藏成年人的文盲率仍有52%,只有78%的儿童开始上小学,其中只有35%继续上中学。 但是一定要把中国的援助放在学校教学内容的背景下进行考量——对西藏人这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
(译者注:今天百度看到新闻说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2%)

一天早晨我拜访了一所小学,校园宽敞漂亮,新的建筑,操场向西延伸到了14000英尺高山峰的山脚下。。学校的900名学生大都是藏人。我在中央的一块黑板前驻足,通知是用汉语写的。

黑板上详细登载了内地某省政府的487800元投资,还有一名五世纪中国数学家祖冲之的生平简历。旁边有一则通知高速学生“牢记远大目标”,劝导他们去为中国GNP从1980年水平翻番而工作,还提醒了到2050年中国需要达到的GNP,人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些目标旁边,还有一段很长的政治文章,我读了一部分:

我们必须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必须坚持经济建设。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

对小学生来说这可是真有点够呛(说实在的,要是我是中国的宣传人员,要鼓励藏族儿童反对帝国主义一定会三思而行的),这说明了中国学校气氛政治化有多重。不管近来中国的经济怎样变迁,教育系统还是紧紧的和过去连在一起。这种保守主义感染了教育的每个方面,从语言开始。我访问的学校里两所汉藏兼用,班级按民族划分,而如此划分的原因是因为语言上的差异,汉族老师抱怨说连许多高年级的藏族学生都不懂汉语。这种划分也带来了不同的课程安排——例如,藏族学生每天有藏语课,汉族学生那段时间就可以多上点英语课。对汉人来说,这看起来相当公平,特别是在藏族学生可以和汉族学生一起上课以后。

但藏人觉得有点过于重视汉语了,尤其高年级,这威胁到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汉族老师教的所有课程都用汉语或英语,大部分初高中藏族老师也都被认为要用普通话(虽然有人跟我说他们常用藏语,要不然学生听不懂)

在任何时候,重要的资格考试都强调了汉语,这反映了语言栏流畅对成功至关重要,尤其是去政府部门工作。另一方面,更基本的问题是藏族学生难以承受。一个汉族老师跟我说,他的学生主要来自牧区,他们的家庭住在帐篷里,而上学期间他们每天要上藏语、汉语、英语课程,三种语言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

政治和宗教问题是最重要的。在拉萨我碰到一个21岁的西藏大学的学生,他被学校的反宗教立场所激怒,这种立场在西藏的学校很常见。“他们跟我说我们不能信教,”他说,“因为我们要去建设社会主义,你不能既信社会主义又信宗教。但是大多数学生当然还是信教——我得说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很虔诚。”他的一个同学是党员,抱怨历史课,“我们学的历史全都是汉人那套,”他说,“大部分我都不信。”这些学生都坚决反对把优秀的藏族初高中学生送去内地学习,那里没有任何东西能抗衡中国的西藏观。

这些抱怨反映出近年教育改革的一些结果,大部分改革措施开始于1994年,很典型的代表了中国援助的好坏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加大了扫盲运动的力度,另一方面又决心更仔细的控制教育的政治内容,希望能让自治区保持安定。这取得了一些成功:我碰到许多受过教育的藏人更认同中国。梅志远的室友扎西对既是藏人又是中国人显得完全不在意:他在四川上过学,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很感激政府的支持。当我问他西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提到语言——以和很多藏人不同的方式。“太多学生不会说汉语,”他说,“如果不会说汉语,那就找不到好工作。他们得更努力点了。”

大部分藏人对中国援助不太会照单全收,但很清楚他们在政治上同时被几股力量所左右,我同年轻受教育的藏人的对话完全让人头晕目眩。

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有点奇特(“你觉得哪边会赢,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到十分古怪(“听说在美国你们去兄弟姐妹家吃饭还要掏钱,真的吗?”),周围环境经常都一样混乱。有个星期一早上,我在一所中学参观了一场升旗仪式,老师学生都排队聆听国歌,之后齐声宣誓忠于共产党,热爱祖国,为努力工作学习而献身。西藏的高山矗立一旁。这看上去真有点超现实——当学校的政治顾问,一个一口白牙,三十出头的藏人,走过来问我来自哪里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我告诉他之后,他说,“我们西藏已经受到你们西方的很多影响——像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电影,诸如此类。我觉得西方来的东西也有好有坏。比如性方面的。在美国,要是你结婚了又要想另一个情人,你们怎么办?离婚。也不管对老婆孩子有什么影响。但我们这儿的人都信教,不太喜欢这种想法。”

我听到过很多这样的评论,无疑教育系统包括了不少反美宣传。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人几乎算得上是帮了这些藏人。没有什么比和低教育水平的藏人谈话更让我沮丧的了,他们坚信美国的支持。当时克林顿总统正在中国进行去年的国事访问,他们相信克林顿总统是专门要来拯救西藏的。考虑到中国对西藏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反应,毫不奇怪没什么能比DLLM和其他流亡领袖寻求并赢得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支持的景象更能让中国人愤怒和固执的了。但考虑到美国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土著居民的,藏人对美国的信任实在是过于天真了。而且历史上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就是伪善而适得其反的。例如,CIA在1950年代中国政府和DLLM基本上和平合作(虽然不太牢靠)的关键时候训练并武装藏族游击队。当藏人和谐,和平结束,这些游击队显然有份参与,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镇压和大和尚逃亡印度。

美国也同样代表了现代。在中国的政治日程之上更复杂的问题是,长期孤立的西藏社会一定要认真的面对现代世界。一个大学生说:“我们藏人挣得钱越多,生活标准越高,忘掉自己的文化也越多。有没有中国人,我觉得都会这样的。”

边塞上的四川人

1980年之后的短短一段日子里,也许是(改进)汉藏关系的最有希望的一段时间了。那是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到西藏实地考察后对政府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给出了双管齐下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投入资金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但同时汉族要对藏文化更加尊重。干部们需要学习藏语;政府工作部门应使用藏语;宗教应该更加自由。

毫无疑问这些尊重是很需要的,尤其是藏语。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政府派去的汉族人学习藏语的——即使是要在那里待上8年的志愿者们。在西藏最大的城市拉萨的新华书店里,我找不到供中国学生学习藏语的教材——倒是有些供外国学生学习藏语的。

1980的部分改革得到了执行,但是1987年拉萨的一连串骚乱令改革缩水了。对北京的强硬派们来说,骚乱意味着过分的自由是有害的。1987年胡的下台有部分原因是他对西藏问题的建议。

到了1989年春,西藏实行了军事管制。中国人的结论是对藏文化和宗教过分的宽松等同于加剧动荡。双管齐下的方案迅速被一份为二:北京只发展当地经济,希望生活的改善,西藏与内地经济联系的紧密能化解紧张的政治形势。1990年之后大量的投资加速了这一政策的推行。

但是发展总是以文化的消减为代价的。藏族传统的那部分被遗忘在兴建千人一面,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中。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汉族和回族(一个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移民前来西藏。

这些外来者控制了西藏的经济——事实上,是他们搭造了经济大厦,同时也招致了藏族人的怨恨。我见过许多藏人——他们并不怨恨来自内地的干部,但他们毫无例外的反对这些外来移民工人,尤其是来自邻居四川的大量汉人。常年居住在此的汉人居民也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流动人口的现象正在影响整个中国的城市地区——大约有一亿中国人离开家乡寻找工作。在西部和南部,有大来自量四川的流动人口。在我的旅行中我经常听到同样的偏见:四川移民没教养,女人放荡,男人狡猾。最糟糕的是——人们说——是他们不停的迁移过来。

在四川待了两年后,我明白了为什么四川人总是选择离开。这个相当与法国大小的省份拥有1.2亿人口经济很动荡,最近的工厂倒闭造成了多个城市的工人和谐。大部分四川人离开的原因是他们不害怕外面的世界,艰苦的环境已经把他们变得足够的坚韧。而在中国,他们因为吃苦耐劳而著称。他们工作,他们生存下来,而正如这个世界上所有地方那些成功的外来移民一样,他们被(当地人)忌狠。

在西藏,四川人靠自己的奋斗分得了经济增长的大块蛋糕。当我到达拉萨机场时,发现出口外16家饭店中的13家推荐四川菜,一家是西藏菜时,这一点显得更加实至名归。事实上每一个在拉萨的行业都符合这个模式。到处是四川饭店,到处是四川商店。当地人告诉我说八成的拉萨汉人来自四川——这也许并不夸张。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比汉族干部的引进更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而且更难控制。西方总是误认为这些人是被政府送来的——大量的汉族平民部队到达西藏,压倒了西藏文化。

事实上政府极少控制这种形势。“你怎么阻止人口向外地输出?”一个研究西藏很久的美国人问。“你准备用什么机制来防止这情况?国内旅行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我们总是反复告诉他们别做限制,因为调查他们就会变成一个人权问题了。”

远没达到民族议程的地步,自主的移民们多半完全与政治无关。在拉萨,我常在一家小川菜馆吃饭,老板叫费晓云(音译),31岁,成都人。1996年,她和她的丈夫一起下岗了,因为他们工作的国有天然气工厂破产了。他们每人得到了为期两年的离职补贴,每月30美元。当补贴到期,他们带着积蓄,买了机票到拉萨来。他们把五岁的儿子留给了他的奶奶——这是移民的普遍选择,包括干部也是。部分是害怕住在拉萨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也部分由于西藏学校被认为比内地学校差,而且异地就读的孩子是需要付额外学费的。

费晓云一次也没谈过GNP增长,她对发展祖国没什么兴趣。有一次,我问起朱镕基总理,这位总理的经济改革措施关闭了很多工厂,包括她所在那家工厂,可她居然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国家大事啥的我都不懂,”她耸耸肩说。她只是个家徒四壁的穷苦妇人,像其他四川人一样设法来到西藏,不顾一切的讨口饭吃。

但这些移民有其政治影响,因为藏人看着这些外人逐渐发展起一个跟自己没多大关系的经济。他们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规则对所有人都一样,为什么汉族企业家比藏人成功这么多?藏人最通常的反应是存在着规则不平等现象:汉人更容易从政府那里获得关系的支持。而且即使在一个公平的赛场里汉人也有更多的资本,和内地资源更多的联系。移民社群也倾向于支持新来的人。

对四川人来说这尤其正确——一个人来了,紧接着又是一群亲戚,不久之后就是一个大家族控制着一家工厂货一批商店。在大昭寺——西藏最神圣的寺庙——前,一排货摊卖着哈达,一种朝圣者用来祭献的仪式用丝巾。这个工作人们可能会以为都是西藏人在做——就像人们会预期在圣彼得大教堂前卖念珠的都是天主教徒。但一个商贩妇女跟我解释说,所有这些摊点都是成都西面三个小城市来的四川人摆的。总共超过200人——亲戚,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他们完全占据了这个商机。

有一天我和一个藏族朋友一起走过哈达摊时,他摇了摇头。“那帮人知道怎么做生意,”他说,“我们藏人不知道——我们太老实了。什么东西该是五块钱,我们就说五块钱。可四川人就会说十块钱。”我觉得他说的有点对——汉人在西藏成功的理由和他们在其他地方成功的理由差不多,从东南亚到美国。他们比藏人有更强的商业传统,西藏所有独立的汉族定居者实质上在别的某些地方都失败过,这也给了他们一种奔向成功的单纯冲动。

于是,西藏感觉上就像典型的边疆地区,有着特别的人口构成。不成比例少的汉族儿童,几乎没有小孩来这儿:人们总是怀着将来回去内地的愿望。汉人的绝大多数是男人,包括派去的政府职工。我在西藏见过的汉族女人里有着为数不少的妓女。当地人告诉我一大批都是1994,1995年62个大工程投资之后来的。一个和我聊过的汉族志愿者是一批三十个男的一起来的,有个女的申请一起来单被拒了,因为当局觉得西藏不适合年轻女人。这个年轻人第三次带薪休假回家时勉强找了个老婆。“放假的时候我才能去找女朋友,”他说,“我有六个月。可以找个人,搞定一切,然后再回来。”

有时候这与其说是现实社会,不如说更像杰克伦敦的小说——族裔紧张,粗犷的个人主义,明亮刺眼的阳光,高耸荒凉的山脉。

有一天一些美国朋友和我雇了个司机,一个25岁的四川人,姓魏,精心摆弄着一辆1991年的大众桑塔纳。他有个两岁的儿子在家,想要半年内搭载游客挣够钱买辆新车——虽然他没登记过。我们同意付他36块载我们去当雄,那是拉萨以北五小时的车程。他一路开车——经过一个警察检查站,他用了假证件(他解释说,这样更简单),又碰到一辆藏族司机开的路虎,满载外国乘客。那个司机认出了我们的非法营运的司机,咒骂着叫他自己到当雄自首。“因为我是汉人,”魏冷着脸的说,“当雄的警察都是藏人。”他开得越来越快,远远跑在那辆路虎前头,直到撞上个土包弄漏了燃油管。

车慢慢停下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西面是覆盖着积雪的念青唐古拉山。那个藏族司机赶了上了,瞪了两眼扬长而去。魏剪了一段备用管,补上了漏洞,他把燃料注入了汽化器,这样就把问题给解决了。他取下燃油管,吸出了一口油,含在嘴里,又把油管塞了回去。然后他走到车前面,把油又吐进化油器。

车启动了。我能感觉到魏正忍着满嘴的汽油味,过了几分钟,他抽了支烟。车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除了魏,他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没爆炸。他盯着车前方横亘在他和36块钱之间的旷野,一直开着车。

这就是一个四川人在西藏的活法。汽油很刺鼻但他还是吃了,他也同样咽下了高海拔、坏天气还有当地人的敌意。这些都不重要。只有他的工作,他挣的钱,他挣到钱后荣归故里的承诺,只有这些才最重要。

没有柱子的房子?

西藏孕育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但这里确实艰苦,社会问题又让这个艰苦的地方更加艰苦了。在我的西藏之旅就快结束的时候,我在费晓云的餐馆吃了顿饺子。我吃的时候她就在抱怨她的处境。生意不好,生活无聊,一天干15个钟头,在拉萨一个朋友也没有。她想她留在成都的儿子,很可能得等到第二年回家才能见到他。她问我我离家多久了,我说我一直呆在中国两年多了。

“我们都一样,”她说,“咱俩离家都这么远。”我表示赞同。她又问我想不想家人。“当然想,”我说,“不过我下个月回家就能见到他们了。”

这话本不该说的。她的眼神一下子茫然了,泪水充满了眼眶。我们俩独自坐在餐馆里。一个中国人在公开场合流露感情是很不寻常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静静地吃饺子,她一直哭。下午的阳光惊起了桌子周围密集的拉萨苍蝇。

西藏开始让我感到沮丧,我盼望着离开。奇怪的是,正因为这里不像我听说的那么糟,反而让它几乎显得更糟。无疑这里受益于中国援助,我对碰到的年轻的汉族教师的理想主义与现身热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时,发展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努力计划的都不好。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看到这么多的钱和工作投入到这样一个贫穷的乡下地方,这真让人沮丧。而我常常感觉到不了解西藏复杂的历史与文化的普通人,被政府以一种他们不理解的方式摆布着。

但是,虽然我确信没有人真正幸福(大部分汉人都不喜欢呆在这儿,大部分藏人当然也不高兴他们在这儿),我却不清楚是谁在幕后操纵着。即使是那些身处西藏的上层社会人士,你或许也会发现他们很无助并且身不由己。大部分是因为无法挽回的历史错误,还有钱——是单纯的的经济压力驱使着一个母亲离开她的儿子,来到一个不欢迎她的地方。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拉萨哭。五天前的晚上我在大昭寺前和两个藏人聊天。一个是医生,因为写书警告同胞保护自己的文化进过牢,另一个53岁的中年人称自己是一个普通工人。两人都急切的想和一个美国人交谈。他们都对美国帮助解决西藏问题的能力有巨大的信心。这让我也感到悲伤。我想告诉他们有很多人在保险杠上贴FREE TIBET,但这些贴纸旁边的牌照就经常顶着一些已经被遗忘的部落的名字——这些部落都屈服于扩张和现代化的力量,而现在这些扩张和现代化正威胁着西藏。而中国对西藏问题的解决——砸钱——看起来也很美国范儿。我只能闭上嘴,默默倾听。

“看这根柱子,”这名工人说道,他站在寺庙的入口旁边,把手放在红漆的柱子上。“如果一个房子没有柱子支撑,或是支撑柱发生弯曲变形,那会发生什么呢?房子就会倒塌。这里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些柱子就是我们的历史和政治。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我们的社会就会崩溃,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我们所有的文化都将不复存在。

天色已黑,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看见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西藏再也没有像这样的政治敏感区了;现在几乎所有主要的yx都在大昭寺前进行,我知道在这里公开说这些是很不明智的,”他瞥了眼身后继续说道。

“你需要告诉美国人这里的情况,”他说,“你需要告诉他们这里需要哪些改变。”我点了点头并且和他握手,但我意识到自己竟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也不知道美国人民能做些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帮他们建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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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18 周一, 下午4:53    标题: 引用回复


当年的国人往租界里跑 跟现在的国人纷纷移民是一个道理,谁不向往更好的环境呢?



租界真相
冯学荣 2013年2月18日


民族主义愤怒青年提到近代史,经常咬牙切齿地提到“租界”。我的这篇文章告诉你“租界”的真相,化解你的仇恨。

租界真相一: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租界,是上海租界。可是关于它的来历,爱国愤怒青年会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是英国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但是并没有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一个文官,不是武官,更没有英国军队参与谈判。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这段文字是一个重要信号: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入住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永久相安”。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划租界了: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这里,划租界的动机交待的很清楚:并非出于英国军队的胁迫,而是出于皇帝老板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压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份《上海租地章程》。

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自愿划割的还有的是,我再举个例子:厦门鼓浪屿租界,也是清政府自愿、主动划割的。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害怕日本染指福建,故使出“以夷制夷”老招数、把西洋鬼子引入厦门, 闽浙总督许应骙在给厦门地方官的电报里,写得很明白:“……引洋人来鼓浪屿,兼护厦门、东防日本……”。在这里,一个“引”字,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我就不深入罗嗦了。关于鼓浪屿租界自愿划割的这则史料,出自于厦门政协编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

这还不算,我再举一个例子:天津美租界,也是清政府不但自愿、而且是主动划割给美国的。一开始,美国领事受宠若惊,还不敢要,举棋不定之下,美国领事拍电报回华盛顿请示,华盛顿正在忙南北战争呢,无暇回复,美国领事又不敢贸然放弃(怕华盛顿事后追究责任),于是只好暂时接管。1880年、1896年,美国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归还天津美租界,可是,你知道清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吗?清政府的反应是:不作反应。到了1902年,美国领事无奈之下、只好将天津美租界转送給英国,并入了英租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天津通志:租界志》,才能对天津租界的历史,有比较客观的了解。

其实,大清国自愿给人划租界这事儿,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小国,也和大清国签约、拿到了租界。对于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实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大清国都赋予了他们租界,所以,如果再说划租界是被迫的,实在是没有人相信的。

再举一个旁证:1843年,英国人想租用广州十三行对岸的河南田地数十亩,但是该片地的地主和当地群众都不同意,不想出租,最终结果怎样呢?依据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的记载:英国人“未逞”。“未逞”的意思是:英国人也只能干瞪眼。这是证明清政府没有受到武力威吓和逼迫的一个具体的案例证据。

事情的根本真相在于:划租界并非出于被迫,而是清政府根本不想管洋人,让洋人自己管洋人,是清政府最愿意的事。况且出租地块又有地租可收(下文会提到),所以清政府并不感觉是多大的事儿,只是爱国青年急了,这叫什么?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

以上是大清国自愿给别人划割租界的事实,但是,还有让你更掉眼镜的:中华民国,也自愿给洋人划过租界。例如,二次革命时期,为了解决革命党人盘踞在法租界搞颠覆政府活动的难题,1914年4月7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北洋政府自愿划割(扩展)租界的这个事实,是依据《上海租界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租界扩张》。

可见,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划割租界给外国,而且是自愿的,甚至是主动的。这就是残酷的真相。

租界真相二:租界并非是免费的

爱国愤青有个误会:租界是免费的,洋人是白住的,是洋人抢走我国的土地。可是,又对不起了,这又不是事实。

洋人租用大清国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要么是付费给清政府,要么是付费给民间的地主。

其中,《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规定:“商定地价”。也就是说:英国人租用上海滩,不但要付租费,而且费用还是“商定”的,换言之,并非是英国人单方拍脑袋决定的。

再举个例子,1843中英《虎门条约》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英国人在中国租地,租金“以当地市价为准”。例如,当年11月25日,英国人在广州租了一块地,租期25年,每年租金六千元洋银。

不但如此,得知英国人出手阔绰、一租就租一大片地,有的广州人竟然把英国人当作“大客户”来看待。1846年6月,广州市民蔡老六,购买了广州沙螺西塱堡内寺岸村安姓的围地一共十六亩多,以及其它海旁地若干亩,拟租給英国人谋利。但是,蔡老六遭到当地村民的抗议、并阻止了这笔生意。

为什么有的广州人愿意租地给英国侵略者呢?因为租地有收入(市场价),既然是市场价,那么,租给谁都一样,地主并不会因为租给英国人而遭受到什么实际损失。

再举个案例:1843年11月27日,英国驻广州领事要求租用广州石围塘围地,该块地皮是中国商人潘绍光的物业。地主潘绍光同意出租,但要求英方:必须补偿佃户搬迁损失二万两,否则,不能强拆。

英国人不但租用现有土地需要向中方交租,连英国人自己填河生成的新土地,也需要向中方交租。例如,广州沙面租界,是英、法两国人花钱从珠江河水中填土而新造成的,共花费32.5万墨西哥元,其中,英方出资4/5,法方出资1/5。他们自己填造而成的土地,需要按亩向清政府交纳地租!每年每亩1500钱。

以上四则广州租地案例,出自《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这些,都是英国人有偿用地的证据。

租界真相三:中国人民对租界趋之若鹜

这是最令爱国愤青尴尬、最令爱国愤青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租界既然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的地方,为何中国人民对其趋之若鹜?人民群众这个“用脚投票”的现象,“值得警惕”。

首先讲讲中国人入住租界的历史由来。起初,清政府为了不滋生事端,在《上海租地章程》里明文规定:不准英国人在租界内把房子租给中国人(换言之:不准中国人入住租界)。后来,小刀会暴动,上海人民不顾一切、涌进租界躲避战火,使租界人口暴涨了几十倍。英国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搭起“经济适用房”、出租给躲避内战战火的中国人牟利。英国商人纷纷说:“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挣钱!中国人来租界住了,我们更好挣钱!”于是,英国领事开始吸引华人入住租界,甚至开始阻止中国人外流。以上史料,出自《上海租界志》

缺口一旦打开,中国人开始向租界蜂拥而进。举例说说天津英租界,这个地块在未开辟之前,仅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人烟荒凉。租界建立后,由于司法清明、治安良好、远离内战、没有匪患等原因,大量中国人涌进来居住。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已有人口76815人,其中中国人72087人,占总人口的94%!以上史料,出自《天津通志:租界志》

不但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1923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这是什么笑话?这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出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真实历史。

连著名的“民族脊梁” 鲁迅,也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里面,而且他还说过“租界好”的话。1933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这个自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鲁迅全集》第16卷第356页。

不但亲日人士喜欢往租界挤,连抗日英雄、民族魂,都喜欢往租界挤。例如:张自忠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住在天津英租界。为什么象张自忠这样的抗日英雄、爱国烈士,住在英国租界里面、当“亡国奴”,竟然不感到羞耻呢?这问题你得问问张自忠。张自忠的案例,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近代天津名人故居》这本史料。

正如前文“小刀会起义”案例,中国人民喜欢往租界挤,还有躲避内战的因素。例如老天津卫的知名企业家刘锡三。刘锡三本来在华界办草帽厂,可是遇上民国初年无休止的内战,根本无法安心做生意,刘锡三无奈之下,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之内,才有了和平的经商环境,企业才因此而做大。

刘锡三在天津法租界开办的“盛锡福帽厂”,由于经营得当,竟然打败了当时风靡中国的日本草帽、将日本草帽生生逐出了中国市场。刘锡三的案例,出处为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81页,张鹏程的回忆文章《驰名中外的天津盛锡福帽厂》

再举一个例子:1932年,红军杀入福建省漳州县。在此前听到风声的厦门人民,已经有好几千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红军实际杀入漳州之后,又有25000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这个史料,出自厦门市政协编写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146页。

当人民的大救星临幸厦门的时候,厦门人民不但不发扬“军民鱼水情”的精神、不但不箪食壶浆,而且还要往“帝国主义的怀抱”里躲,厦门人民的反动精神,真的发人深省。

租界真相四:租界法治清明

近代史教育说:租界是帝国主义欺负、迫害中国人民的地方。如果撇开特例不说,不得不承认,真相刚刚相反:租界是当时中国领土上法治最为清明的地方。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所以,在1850年代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天大 约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县衙门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潜入租界、继续犯罪。洋人对上海衙门的做法很不满。

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1、在上海租界,外国警察抓到中国贼,是依照条约、送到清政府衙门的;2、清政府衙门放纵犯罪。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爱国愤青喜欢谈治外法权、会审公廨。可是,会审公廨里的正主审官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上海租界的监狱也不是专门关押中国犯人的,它里面关押的洋人囚犯人山人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什么国籍的犯人都有。读者要了解上海租界的更多详细细节,请参阅上海官方编写的《上海租界志》,里面有许多客观的真相以及翔实的数据。在此不再赘述。

就连对待小贩,租界做得都不错。1928年,厦门鼓浪屿遍地是小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碍市容。但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不但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且还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给了小贩一条活路。肉食者如何对待穷人,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以上史料,请参考厦门政协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40页。

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进了大清国的司法改革,当年外国殖民者对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满清政府、并启动了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的酷刑,并建立了大清国的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如果没有租界,今天你还要杀千刀呢。

租界真相五: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于老百姓

近代史教育告诉青年学生们:租界是对中国的侵犯,但是它并没有说明:具体是对谁的侵犯?不得不说:教科书没有把话说明白。

租界侵占的是中国的两大权力:行政管理权、司法主权。

众所周知,大清国的行政管理权,并非来自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于满请独裁皇帝的指派。换言之,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是大清国皇帝和官家的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这才是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治外法权:租界内适用外国法律。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大清国的立法权也不在老百姓的手中,而是在满清独裁皇帝和官家阶级的手中。换言之,帝国主义者侵犯的是官家的立法、司法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在独裁体制下,老百姓压根就没有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在清末民初年代,外国司法比中国司法更公正、更文明、更讲道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同时也是被爱国愤青最容易忽略和否认的事实。

不但如此,租界成立,首先带动周边的经济:消费、就业、市政建设……租界,对于官家和“爱国公知”而言,是心头一团淤血,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租界却是能带来实惠的一个好东西。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爱国者爱国,已经爱到了不顾底层老百姓的实际利益了,可见这种“爱国”有多么的扭曲。

总之一句话:谈到“主权”问题,租界侵犯的是独裁者的主权,并不是老百姓的主权。租界对官家有害,却对老百姓有益。各位读者看待中国近代史,是站在官家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还是站在老百姓实际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诸位需要依据你的良知、作出选择。

而就算帝国主义侵犯了中国官家的利益,这种侵犯,也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败,而逐渐在减弱、而并非是教科书上说的越来越严重。我举个例子,自从1930年开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相当于租界政府),就出现了中国人董事(即:委员)、参与租界公共事务的决策。换言之,帝国主义已经开始逐渐吸引中国人进入租界政府,不再垄断租界的行政权力。

租界真相六:大清国在外也有租界、治外法权

近代史教育有意误导你:只有帝国主义在大清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而大清国是不会这样欺负别人的。但是,爱国愤青们,又对不起了,这还是不符合事实。

早在1871年,大清国和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文中有如下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岸,彼此均可设置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

换言之,依据《清日修好条规》,大清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也在大清国享有治外法权。

这还不算,1882年,大清国又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1884年,大清国更是在朝鲜取得了“仁川清租界”(即:中国租界)。大清国还在朝鲜驻军过呢…….凡此种种,说不完。

看,大清国也有“蹂躏”、“强奸”外国主权的时候:租界、治外法权,驻军…….应有尽有,一样都不缺。

这就是当年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人同情大清国、中华民国的原因:中国人在外也有过治外法权、租界、驻军……帝国主义侵略者干过的事,中国人一件也没少干。

租界真相七:租界的本质是保护经商安全

租界的本质,并非教科书上说的“瓜分”、“灭亡”……而是“保护经商安全”。租界,无论是外国在中国攫取的租界、还是中国在外国攫取的租界,其存在的深层次动机,都是外资对投放地司法状况的严重不信任。又要去那里投资做生意,又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怎么办呢?租界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才得以横空出世。

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也给予外国投资者税收减免优惠、也给予外国人司法上一定的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国的人民检察院是不能随随便便逮捕外国人的,在逮捕外国人之前,地方检察院需要和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外事办进行沟通和磋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刑诉法》,我在此就不赘述了。

总之,原理千古不变:要想外资进来,就得有所牺牲!这才是租界的深层次真相。

结语:中国近代史上的租界问题,从皇帝官家的立场看,和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立场去看,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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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3-13 周三, 上午12:39    标题: 引用回复


沙逼北京 猪投上海



新闻标题“沙逼北京”总算有了绝配的下联“猪投上海”。

北京人:“ 咱们北京人最幸福,开窗就吸免费的烟。”
上海人:“ 那算什么,阿拉打开自来水就有排骨汤!”





有一群猪,放着现成大道不走,说是邪路,
非要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全淹死在黄浦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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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由纯属误会于2013-3-14 周四, 上午6:23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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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3-13 周三, 下午4:59    标题: 引用回复


免于恐惧的自由

碰巧的是,在一年之后偶然读到的两篇发表于同年同月的文章,都涉及到同一个大众心理现象。
生活在巨蟒阴影下的人们,与面对香蕉的猴子们,何其相似乃尔。 驭人之道和权术,炉火纯青。Mr. Green



1)中国:吊灯里的巨蟒
2012年7月1日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28149
【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2)你以后是想留在美国呢还是回国? 2012年7月18日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30034
【日记作者是纽约的一位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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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3-19 周二, 上午2:21    标题: 引用回复

十八大闭幕了,市长回到办公室,命秘书取下墙上的条幅
“凭阑观涛”“温故知新”,换上了“好好学习”和“奋发图强”。

办公室主任请示如何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领导随手批了八个字: 淡出“江胡”,专心学“习”!

另赋诗一首:

世代相习近平常,家国当存立克强。
几度霜花逾正声,一朝春水涨德江。
登高再望流云山,涉险更识歧山王。
雁阵空传张高丽,不见孤帆入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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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5-05 周日, 下午11:38    标题: 引用回复


西西河:救火队成型-中国版本的08火山在前面了?

2013年5月6日


最近很多人说紧缩,债务蛀虫开始打苍蝇,苍蝇虽小,肉也有居然能动35个亿。于是想起08年中国自己内爆老A.先用神油,后用好声音-平安,一路唱衰。说回大洋对面。看看智商传说85的小布什(克林顿传说180)在自己任期后半截用了什么人

2006年8月上任的保尔森,此人前天和基辛格前后脚拜会习总,居然不是一勺烩呵呵,不是一路货?此人高盛王朝事实上的开创者,美国金融核心的干将。2005年2月,伯南克当选联储主席,此人一生以研究大萧条出名。小将盖特纳2002年加入美国外交学会,曾长期在财政部鲁宾、萨默斯门下行走,2003年即进入美联储体系核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任行长。

三人组在保尔森上任后终于成型。随后一年大风起于澳洲微末,然后就是2007年危机,贝尔斯登,消停半年后就是雷曼后面大家都知道了。

2012年10月,73(王岐山)这个长期在金融体系奋战的救火队长成为管纪律的大长老。玩老A朝三暮四游戏一举解决股权分置的尚主席2010主抓银监会。10年央行行长继续留任-哮喘兄,深受朱相赏识的楼继伟2013年3月接任财政部长。中国的救火队成型了,可以说目前可能没有比他们更强的人了。

那么他们要救什么火呢?

——

种植园土:算算政府债务明细帐

首先,中央政府仅欠债8万亿人民币。这个水平仅占GDP 15%,羡杀欧美。

但是,地方政府欠债比较多。地方政府的欠债有三个类型:

(1)白色的。

地方融资平台共欠银行贷款9.3万亿,这些钱自2010年末起,余额大致维持如此水平,既不增也不减。不增,是因为银监会绝不允许再贷,不减,是因为地方政府根本还不起。这部分贷款利息大概在6.5%-7%/年左右,融资成本不贵。另外还有大约1.8万亿发改委批准的债券(其中地方融资平台背景的中期票据+公司债券共1.44万亿)。这部分票面利息成本约7%,但市场实际YIELD根据资金紧张而定,有时收益率可达9%-10%。这两部分在一起大概11.2万亿。

(2)通过各种灰色途径借款的。

途径包括:

a.信托贷款7.5万亿。明着利息在10-12%左右,暗地里多少不知道。

b.委托贷款,6万亿左右。这部分钱其实就是合法化的企业对企业信贷。比如,国企可以从银行7%贷款,然后化妆一番,明着10-15%贷出去,国企高管暗地里加多少码不知道。同理,上市公司可以把从股市融资再贷出去,但上市公司融资成本本来就高,这样干的不算太多,仍然以国企套利为主。

c.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额最保守估计也有6.5-7万亿。在江浙(开票)、河南(买票)这些区域,未贴现和已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额,比其余信贷业务加一起仅仅低一点点。这里解释一下,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计入信贷规模,未贴现的,属于表外业务。温州危机,一半出问题的债务是有未贴现汇票背景的。

以上不算地下钱庄,民间融资,也不算7.6万亿银行理财,不算7万亿保险的钱,3.5万亿证券公司的理财业务,就已经有20万亿灰色地带的钱。灰色地带的钱,是以50%-70%的年增长率飞本,总金额已不亚于11.2万亿白色财源。

(3)褐色途径

地方政府还玩霸王硬上弓。你搜一下现在有多少城市在上BUILD-TRANSFER项目。这些项目都有地方政府正式回购承诺的,许多是有地方政府财政担保的。比例有多大?象深圳地铁3期工程投资600亿,有480亿金额是BT的。也就是说,政府借到120亿(银行贷款、信托贷款、债券等)就完事了,剩下480亿由承包商去解决。这意味着本来就很高的地方融资平台杠杆,再套上一个1:4的杠杆,你可以想象有多可怕。BT项目的融资成本在12%-25%/年之间。

上述白色11.2万亿,灰色与白色1:1,褐色等于白色和灰色之和,那么意味着地方政府负债应在11.2×2×2=45万亿左右,政府总债务=(45万亿+8万亿)/53万亿GDP=100%。这个债务水平与日本强不了太多。

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吧?你看看国家统计局数字,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是多少?一年完成实际投资37.5万亿!你想想背后该有多少万亿的项目在规划、在运作啊!地方政府已经玩了5年天魔大法了,屁股后面仅欠45万亿那是保守得不能再保守的计算了。

现在深圳这样的富裕地区,作为重点项目的地铁,都已玩杠杆之上,再套1:4的杠杆了,按此比例,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理论上是11.2×2×5=112万亿。这比日本的安倍经济疯狂多了。日本债务是130%*GDP。

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多少?2011年最高,3万多亿,2012年下跌到2万多亿。假如土地储备还能再卖5年(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土地储备已经全部抵押出去了,卖的钱也是债主的),也就是十几万亿。但每年利息按10%计算,就有4.5万亿利息支出,5年静态也有22.5万亿。

由于分税制,地方政府如果没有卖地收入,即使有中央政府转移支出,赤字也是必然的。这意味着现在的债,地方政府已经永远也还不起了,只能走借新债还旧债的道路。但地方政府债务利息很高,比希腊债务的利息都高,在全球绝对属于高利贷。这是因为中国央行不象美日央行那样注意保护政府债务免予高昂的利息支出。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小强给出城镇化道路的答案。其实执行不了。原因很简单,没有财力了!中国政府财力不是无限的吗?不是可以印票子吗?

答案是否!即使以中国政府之强大,也扛不住连续把国家的财富投入到不产出或投资回报过低的项目中去。在农村花数以十万亿计的资金拆猪圈,拆农舍,把农民逼成吃喝嫖赌的无业流民,然后把农田改成富人们开无遮大会的私密山庄,然后全国人民为此付出数以万亿的利息,还得忍受粮食减产的匮乏,这是蠢得不能再蠢的贴本买卖,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现在,财富正在以利息的方式,每年转移4万多亿到各种势力那里,中国的外国的,敌对的友好的。国有企业在坐享高利贷,私人企业家在变成职业赌徒,这是拉美化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逼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买单,然后出售国有资产弥补债务,这是拉美化的第二步。

第三步是制造金融风暴,导致制造业毁灭,去工业化,资本要么外逃,要么高利贷化,这是最后一步,以毁掉中国的外汇储备为标志。中国的左派如张宏良们不懂经济,整天指责外汇储备过高。他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3.3万亿外汇储备的保护,中国经济有多脆弱。这3.3万亿固然是实体经济的损失,人民福利的损失,但也是与美国在金融方面同归于尽的炸药包。去除了它,我们在金融方面近乎是没有保护手段的,所谓的人民币互换完全是笑话。

范兄说对了一点,这不是阴谋。因为,这是阳谋。中国在繁荣强大的美丽光环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已经出现了。这个弱点是朱相的继承人搞出来的。它不是4万亿,而是至少40万亿。

你现在明白中国股市为何跌跌不休了吧?一方面,人家将来要低价收购你的国企,炒高了怎么办?另外一方面,地方政府借钱这么多,把利息炒这么高,股市怎么赚钱?2013年初银根松动一点,股市不是灿烂了400点吗?

中国在金融战争已经接近彻底战败了。所谓微博上面的喧嚣,并不全是试探人类智商底限的弱智,而是一种狂吠与狂欢,一种庆贺宰割中国的盛宴即将开张的狂欢。到利益面前,任何廉耻都不需要了。

但中国的外汇储备仍足以保护自己。即使外汇储备完蛋了,仍有一个力量有能力保卫中国的金融。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毛主席留给人民的最后的庇护力量。

很多人会说,军队现在腐败极了。现在有很多人在试图收买军队,试图分化瓦解它。这是事实。

但是,这只军队即便有腐败,仍没有军阀化;没有服务于个人野心,而是整体上服务于国家与民族利益。只要毛主席留下的山头平衡没有彻底打破,想让这个军队军阀化(也就是军队国家化的实质),是不容易的。中国资源匮乏,国家、军队、人民的利益都在于开发国际资源与市场,一旦解体,现有这些工业能力一钱不值,还很可能是负资产。想效法苏联解体时那样,用私分党产、国产诱惑军队将领出卖国家利益,是不大容易的。中国人没有俄国毛子那么二逼。

然而,我可是一点也不看好范兄所说的那三架马车。比如,希腊危机,难道红脸黑脸不都是高盛唱的么?

设想一下温州危机扩大到全国

温州营商成本和融资成本高企,生产企业利润微薄;企业的资金拿去投机、做高利贷;危机出现,资金链断裂,企业垮掉。

温州危机的原因是私人企业之间互相担保、借贷。而全国范围,有很多国企利用可以借低息贷款的机会,卷入房地产投机以及对地方政府的高息贷款。资金链一旦断裂,可想而知。

美国的大萧条是银行大量倒闭,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社会购买力下降,进而造成企业宁可把资金闲置,也不愿投资造成的。美国人先是搞了大量公用工程(比如水利工程和公路网建设),提振基础设施,但在1937年之后,美国又几乎重坠萧条。直到二战爆发,才拯救了美国经济。为什么说战争拯救了美国经济呢?不仅是因为武器和军火生产创造强劲需求,还因为其它国家都炸烂了,美国是全球唯一健全的出口商。全世界要买汽车?只能找通用、福特、克莱斯勒。要买丝袜?只能找杜邦。

1990-2012的日本通缩也是伴随着企业投资意愿降低。日本企业起先在海外市场赚有大量利润,但宁可存在银行,也不投资,私人储蓄也很多。这样日本政府就大量盈余可低息借贷,去搞公用设施建设。于是低效率建设出现了。比如,现在日本农村绝大部分农用机耕路做成了柏油路面,对于农田耕作无压力的农用机械而言,纯属浪费。但日本政府尽管债台高筑仍乐此不彼。另外一方面,由于日本企业持续投资意愿低迷,技术更新慢,导致竞争力逐步下降,许多日本的大企业开始出现严重亏损。大企业亏损又连累到小企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心循环:政府挤占企业投资,然后导致经济竞争力下降。

“安倍经济”,就是声称在这样一个疲软二十年的局面,大量吞入虎狼之药,让政府不顾一切借贷,必要时让日本银行大量投入货币,买入公债,所得资金用于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如果真这样做了,政府公债利率必然大幅上升,而日本经济也就会象神风突击队那样,“出不入兮往不返”了。

但是日本人真的会有这么蠢吗?未必。安倍经济未见行动,已造成日元大幅贬值。但在增加借贷方面则是动作很慢。有可能安倍经济的真正目的在于造成日元贬值,用提振出口帮助日本经济渡过难关。但在20国会议上,许多国家已开始对日元贬值施加压力。

中国和日本又有不同。中国还处于向上攀登产业链的阶段。比如航空工业、高铁工业,都是适量投资就可以引领跳跃性技术进步的时期。但这些高端的项目,大部分都是中央政府或者央企做的。

但中央的资金需求并不大。中央政府其实完全可以不发国债钱也够花。央企从银行贷款很轻松。想反,地方政府花钱则造成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一方面,地方官做几年就走人,走后哪管你洪水滔天?另外一方面,GDP为中心的考核机制逼着地方官启动大量项目,用高额代价招商引资。这样,4万亿信号枪一发,地方财政就开始了持续5年的疯狂扩张,造成的实际债务恐怕已有40万亿。然而,地方财政本来就比中央穷很多,卖地收入连利息都裹不住,低成本贷款渠道也不多,借完了低成本的,就借高利贷,借完了高利贷,就开始想歪招。

这样比日本还糟糕,起码日本政府贷款是低息的。而且高利贷+房地产会把工业为主的经济扭转为工业萎缩,投机+高利贷为主的经济模式。后者是一种寄生经济,郭美美之类的现象会越来越普及,而袁隆平之辈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首要问题是把停掉大部分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在现有项目中,重点保一部分,然后给合法的融资途径,把贷款成本降下来,避免地方债务象滚雪球那样扩大。现在中国大致是朝这个方向走,发改委给了许多地方项目发债权。然而,在持续数年的房地产热中,地方实力派已获取了天文数字的财富和很大的政治话语权,中央政府则派系林立,现在很软弱,不敢得罪人,尤其不敢叫停部分项目。这样资金需求虚火上冒,地方债务仍在滚雪球,即便合法的债券,发债成本也很高。

只要鸡蛋有缝,美帝是不可能不来的。当然美帝永远是两手准备。如果现在就足以做空中国,那么现在就做。如果现在中国仍罩得住,那么就通过其在中国内部的代理人,给经济再加一把虚火。然后,等中国实在招架不住时,另外准备一拨代理人,搞类似盖达尔的休克疗法,把中国的优质国有资产–诸如高铁–而不是地方政府搞的光伏重复建设–私有化。

这是阳谋,也是洋谋。

基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必要的,另一种是浪费。

必要的基建,应当有一定超前性,比如高铁、地铁,建得越早越好。但恰恰是这部分基建,尤其是高铁,成为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不仅逼着高铁降速,还逼着从规划阶段就降低档次—哪怕只节省3%的施工成本而导致速度下降30%。

地方政府把不该卖的水资源统统低价卖给外资或私人公司。

谈到教育经费,很多资金被投向大学城。然而,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大学招生越来越难,除了一批最好的大学,想维持学生规模非常不容易,有些大学招不到学生是迟早要关门的。但大学一直在盲目扩建。

有一部分必要的花费,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开支,却被人为压缩。象深圳这样先进的大城市,却只为不到半数人口规划教育经费,导致很多买了房的、乃至深圳户口的儿童都无法上小学(我的一位深户朋友去年花了400多万为独女买了学位房,却被告知必须抽签入学,当即接近精神崩溃)。另外一批家长,因为在香港生了弟弟妹妹,连累哥哥姐姐在深圳也无法入学。

与之同时,大量的开支是有问题的。一个是政府参与低效投资,比如光伏项目。这里面不仅是低效重复建设问题,还有人为输送利益问题。比如无锡尚德长期以高出市场价数倍价格从海外关联公司买入原材料,最终公司垮掉,造成的窟窿有几百亿。一个是地方政府以财政收入补贴国外公司的问题。随便一个鸟毛公司,都可以在中国拿到世界最优惠的财政配套,而这些投资商多数除了污染坏境就没干什么好事。

总之,地方政府导向是有很大问题的。

有些央企要么卷入地方基建很深,要么卷入了房地产或者高利贷,估计会有一些央企要撑不住。

盛极则衰,这是事情的一般规律。中国本是有更大发展潜力的,但过去5年不作为和乱作为,透支了中国的未来。眼下的问题处理不好,就是中国经济的拐点。

而经济的拐点,一定伴随着政治动荡。一部分人人为他们的财产和阶级一定会传承下去,而另外一部分人认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会斗得死去活来,会一代接一代斗下去。

—-

科普

1、(45万亿+8万亿)这个债务,是哪几年的债务?

可以追溯到90年代,但那只是零头。绝大部分是2009年之后形成的,而且在加速膨胀,这是中国目前资金市场永远不宽松的根本原因。

2、(45万亿+8万亿)这个债务,是不是都是不良债务,是不是重复计算的三角债?比例多少?

这是地方政府一家欠的债务,和三角债完全没关系。在分析时已经去除了重复计算部分。怎么去除的?很简单,按地方政府欠款的种类估算2012年12月31日余额,这是不可能重复的。地方政府欠银行的普通贷款,就不可能与欠信托贷款重复;欠的公司债和中期债券,就不可能是BT项目的回购承诺。

我提到了银行理财等融资渠道。但不能根据银行的7.6万亿理财计划去估计。理财计划与信托贷款有2万亿明的重复(比如银信合作),有不知具体比例的暗的重复(比如信托受益权回购)。理财计划还和券商理财计划约有1.6万亿的重复。所以我是按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额类似口径计算的。央行口径是完全不重复的。央行统计是增量,而我根据各种官方数据,把存量算了出来。

不良债务未知。银监会估算,地方融资平台9.3万亿银行贷款中,约有20%的风险。这个比例是根据9.3万亿中,县级债务的余额计算的。

目前,地方债务在借新还旧滚动,无论贷款还是城投债,支付危机还是零星事件。但是,要注意,几家大型光伏产业破产形成的债务也都由地方政府一分钱不少从财政收入中还本付息了,或者至少安排重组借新还旧了。而且还要注意,这些欠银行的贷款,还有发改委批的债券,这些都是地方债的质量较高的部分,也是国家重点保的部分。

至于BT项目,地方无能力支付已经屡见不鲜了。也拖垮了不少承建商,但大规模的拒付,仍未出现。

但是债务总规模算出来之后,就知道卖地收入能否覆盖利息支出了,由于地方政府除了卖地收入,赤字本来就很大,那么中期还债能力就很清楚了(长期就不要提了,因为人口老化问题会加剧)。

3、如果是三角债,那实际利息,或者是借债成本,如何确定就是10%?

还有,按你计算方法计算日本的债务水平,那日本的债务水平肯定远超130%。双重标准这个坏习惯,还是不要向国内经济学家学习的好。

中国政府债务和日本政府债务是不同的。日本是不存在中国地方政府那样直接做生意的局面的。两个体系差距太大,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把两个数字调整到完全可比的口径。这里只是从问题表象出发,引述了一个官方常引述的数字,对比一下。

另外,虽然你口气很不礼貌,我还是花了时间科普一番,能够帮助你更新你关于地方债的知识,更希望你不要反复提“三角债”了。三角债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大不了企业破产就是。但能让安徽省人民政府或者广西自治区南宁市政府破产?中央人民政府还不是最终得出来兜底。但中央人民政府也不可能完全兜底,只能保重点,那么地方债务的兑付危机迟早还是要出现的。

10%利息是按银行贷款6.5%、发改委批准的债券等白色途径7%,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以及其它灰色途径10%;褐色途径12%计算的。这个计算是桌面上的利率,不包含转让桌底利益时戴的“帽子”,估算肯定是偏低的。

看得出来,很多事情你还是幼稚的,你不知道地方政府为了GDP业绩为了个人利益敢于以25%、30%实际利率举债的劣行与冲动。

这里,我想起了WXMANG以前关于滞涨的分析。没错,现在已经一只脚跨进滞涨大门了。建国以来,哪有如此规模的天魔大法?4万亿救市计划,相对于2012年37.5万亿实际固定资产投资,不过是开胃菜,但如此力度刺激,依然经济增长率在悄悄下滑。天魔大法不可持续,你可以想象未来趋势如何。


11 纯属误会 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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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5-08 周三, 上午3:03    标题: 引用回复


伊萍:富人穷人(美国篇,中国篇)

2013年5月8日


美国篇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把好人坏人以阶级成分,以人的贫富来划分:富人一律是坏人,穷人则统统是好人。不知今天的中国大陆在这点上是如何教育孩子的,但据我从中文网上的观察,中国人的仇富情结似乎依然很深。记得我在中国读大学时,上过一个美国外教的英语课,听他有一次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穷人大多是懒人。这种对穷人的描述,对当时的我来讲,既新鲜又震惊。如今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今天的我又是如何看待美国的富人和穷人的呢?

先说富人。我所闻的美国富人,分为几类。一类是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像Steve Jobs, Bill Gates,还有创建Google和Facebook的那几个年轻大富翁,这些人靠自己的创造发明创造了财富,可以说是利人利己。他们当中有些人,比如Bill Gates,把自己的财富通过公益事业大量反馈给社会,显然不仅不是坏人,还是个大好人。虽然这些人属于美国的1%阶层,但我想,哪怕是中国人也不会把他们看成是剥削穷人的坏人。我知道的美国第二类富人,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家,比如克林顿夫妇,当今总统奥巴马,他们以出色的个人才华和魅力,加上对社会事业的热情,投身于公共事业,成为美国社会的领导者,我对他们也敬佩有加,不会因为他们的财富跻身于1%而仇恨他们。重要的是,他们的财富不是依靠权力依靠贪腐得来的。第三类富人,是文娱体育明星,他们为我们带来娱乐,我们不可能视他们为坏人,否则我们怎么会自愿花钱去看他们的电影电视或比赛,为他们送去钱财?第四类富人,可能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富人,他们对社会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贡献,仅仅是以赚钱有道,生活奢华而闻名于世,比如美国房地产大亨川普(Trump)。不过,你如果看过川普的电视真人秀《The Apprentice》-You are fired!,就会发现,川普不仅是个大能人,他还是一个有正义感,有良知,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仇富的人,但小时候的阶级教育毕竟留下一些痕迹,过去心里不知觉地对传统意义上的富人怀有稍许鄙意。看过川普的电视秀后,我终于明白,富人不仅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可能是好人,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好人能人更有机会发财致富,富人里好人的比例很高。

当然,人类社会不存在完美的共产主义世界,美国的富人里,一定有坏人,比如华尔街的某些人,利用制度的薄弱环节,为自己敛财;还有某些理财经纪人,以骗局骗取他人的投资填充自己的腰包。我看过一个介绍美国富家后代的纪录片,其中有一个富家后代谈起自己的祖父当年如何敛财时,称自己的祖父为crook(恶棍),并说,那个时代(二十世纪初)的富人难道不都多多少少是crooks?这个富家子弟的话也许有点过于偏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无道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因为没有资本主义经验,对人的贪婪本性认识不足,法律非常不健全,社会透明度也远不如今天,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财产的坏富人的比例,一定比今天高(不过估计还是比不过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西方社会的发展,也是一路边走边学边矫正,才走到今天,成为相对来讲比较公平公正的社会。

今天的西方,虽然制度还远不完美,还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我相信,西方社会的大部分富人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自己的才智,勤奋,或勇气,来获得财富的,大多数富人以及中产阶级是诚实,有上进心,有社会责任心的好人。至于对西方社会里那些以钻制度的空子来敛财的坏富人,我们在谴责他们行为的同时,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如何改进制度上,堵上漏洞,以防止类似例子再次发生,而不是煽动阶级仇恨,纵容社会消耗在无用的仇富情感中。这一点,西方的精英相对来讲比较明智,做得较好,懂得如何控制社会,如何管理社会。比如前一阵风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后也就是一些没事干的无业者闹闹,不会酿成社会动荡。没有政治家去助阵,以利用他们达到激进的目标,也没有媒介乘势煽动社会对立情绪。有名望的电视主持人大都劝说:占领华尔街不如去参加竞选,以政治参与来改变制度改变立法,这才是改变华尔街行为的有效之道。

再谈穷人。穷人到底是受压迫受不公平待遇的好人,还是不勤奋不求上进的懒人?想象一下,如果毛泽东转世来到美国,把美国的无产者捧为先进力量领导力量,把那些无家可归者,那些吃救济粮住救济房的穷人,安插到企业做党支部书记领导CEO,安插到社区做区委书记指导市政建设,那会是何等地荒唐可笑?说实话,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如果第一代移民是穷人,情有可原;如果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还是一辈子靠救济的穷人,那不是智力或精神有问题(美国很多无家可归者是有mental problem的人),就是太懒。美国是个鼓励勤奋,鼓励上进的国家,她的制度使得绝大多数人能有一个平等的起跑线。美国的制度还是一个扶弱的制度,收入越低需要交的税就越少,反过来,收入越高的人则对社会贡献越多,另外,穷人以及穷人子弟可以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政府资助。在美国,要成为1%的富人也许不那么容易,但要不做让人怜悯要人救济的穷人,只要你不太懒,没有什么太大的天生缺陷,基本上就应该没问题。在正常社会里,没钱不等于是好人,有钱也不等于是坏人,人的好坏与阶级地位毫无关联。事实上,在西方社会这种人人平等,扬善抑恶,鼓励勤奋,鼓励智慧的合理制度下,富人以及中产阶级才是为社会做最大贡献的好人,而穷人往往是没有能力贡献社会,甚至需要社会帮助的有缺陷的人。说句也许政治不正确的话,从对社会做贡献的角度讲,美国富人里以及中产阶级里好人的比例,应该是高过穷人,穷人大多数连自己都不能自救,更不要说做一个关怀社会贡献社会的好人了。像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那样,用阶级地位来划分好人坏人,凡是富人就一定是坏人,就要打倒甚至枪毙,凡是穷人就是先进力量领导力量,现在看来,实在让人觉得是一场极其荒诞的胡闹。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穷人不一定是好人,甚至很可能是病人懒人,富人就不应该关心穷人。穷不管是因为智力有问题造成的,还是因为精神或个人意志力有问题(懒惰)造成的,穷人总归是社会上的弱者,他们往往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从人性本善的角度来讲,强者帮助弱者,幸运者帮助不幸者,可以使社会更善良,使人更有安全感,更觉得世道公平;强者帮助弱者,也可以带动社会,因为强者往往是社会的榜样,强者的善良可以使更多的人乐于助人,更多的人富有社会责任感,从而促成社会风气的良性循环。从实用的角度讲,富人帮助穷人,可以帮助避免出现社会情绪对立,防止犯罪率上升,从而保证自己除了拥有财富,还能过上安全心稳的好日子。而且,社会上中产阶级的比例越高,富人以及中产阶级赚钱的机会也就越多,富人拿出自己的一部分所得,回馈社会,帮助穷人(尤其是穷人子弟)摆脱贫穷,常常可以带来富人穷人双赢。所以,关心穷人利益,不仅仅是为了穷人,也是为了富人,是为了全社会的人。

我想要补充说的是,虽然我支持富人更多地反馈社会,但我反对走向另一个极端-均富。比如,我支持收入越高,缴税比例越高的制度,但这个高应该是适度的,不能走过头。如果富人缴税比例过高到让人失去勤奋或创业的动力了,成了鼓励懒惰,那就走过头了。像毛泽东主张的那样-均富,更是愚蠢之至。剥夺富人的财产,均分给穷人,实际是创造了一种更大的不公平。除了通过贪腐,欺骗发财的富人,对那些通过智慧,勤奋,或冒险的勇气来获得财富的富人,如果将他们的财富均分给穷人,那就等于是鼓励愚蠢,懒惰,鼓励不敢创业不敢创新。所以均富不是公平,恰恰相反,均富是另一种不公平。均富也不实用,因为一个鼓励愚蠢和懒惰的体制,最后必定会变得既邪恶又贫瘠,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正是如此,毛泽东时代的当代活化石-北韩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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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5-08 周三, 上午3:04    标题: 引用回复

中国篇

在《富人穷人》的美国篇里,我阐述了在美国这种相对公平合理的制度下,富人和中产阶级大多为好人,穷人则多为有缺陷的人或懒人的看法。不过,同样的结论并不适合中国。

圣人孔子有一句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以我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在公平合理的有道社会里(比如美国),如果贫穷到连自己都养不活,那多半是自己不努力,应该为此羞耻;而在腐败不公平的无道社会里(比如当今中国),如果富贵到腰缠万贯,那多半来路不正,不是件光荣的事。在当今中国,可以说,有相当比例的富人是通过来路不正的方法,以不公平优势发财的。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权钱相通,很多中共高官的子弟或家属,因为与权力联姻,拥有资源优先,能够轻易成为商业巨头;普通人也往往必须通过巴结权力贿赂权力来走上发财的道路;更有无数的人利用自己手里大大小小的权力,以不正当手段为自己谋私财,实在是无道之邦之顶级。而中国的穷人,则大多是制度造成的,很多人在起跑线上因为受政府歧视而吃大亏,比如农村户口。而中共的政策,往往是不扶弱反而扶强,比如居住在越是发达的大城市的人,从国家得到的优惠待遇就越多。与美国穷人多为懒人相反,中国穷人往往是中国社会里干活时间最长的人群(比如农民工)。在中共制度下,不是穷人懒,是富人偷懒,很多富人不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来创造财富,而是以不公平不正当手段,抄捷径发财。

为中共制度辩护的宣传员们,常常爱拿印度说事,说印度是民主制度,为什么还遍地穷人?我没有去过印度,对印度问题没有切身了解,但据一位印度同事讲,印度穷人大多是些成天祈祷不干活的人,印度的穷人如果有中国农民工十分之一勤劳,印度就不会是今天的印度了。所以,我认为,很可能是印度的宗教文化,造就了印度问题,很多人信教信到走火入魔,过于热衷于来世,而不再关心现世的上进。与之相比,中国文化则是造就上进人民的脱贫文化,在有道的发达国家里,华人哪怕上一辈是偷渡客,第二代往往也能跃入中产阶级的行列。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来自中国最底层的偷渡客可以说是名闻天下,在当今世界各个角落,你都能找到成群的中国偷渡客,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印度偷渡客。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中上层阶级,那些底层的印度穷人成天忙于祈祷,不求现世上进,根本不可能去冒死做偷渡的努力。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印度的穷人是文化造成的,不像中国,穷人大多由制度造成。

在中国这样一个无道之邦,做富人不光荣,做穷人不羞耻,那么,这是不是等于中国的穷人统统是好人,而中国的富人一律是坏人呢?答案没有那么简单。

讲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这位我青少年时代的朋友,来自普通工作人员家庭,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学习成绩好,体育好,人缘也好。他外形阳光,性格开朗,待人又很真诚,几乎人人都喜欢他,以他的智商情商,放到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他都会是一个成功的人。在中国这个无道之邦,他混得也不差,他现在是我青少年时代朋友里的首富。可是,他又是怎样成为首富的呢?说出来就不太光荣了。他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中央部属企业,几年后被派驻深圳。不知怎么,他手里掌握了令人觑觎的进口汽车的分配权,其实这家企业与汽车业毫无关联。具体事情是如何操作,说实话我也不懂,但正是由于这个进口汽车分配权,他淘到了第一桶金,一跃而成腰缠万贯的富人。他自己也清楚自己发财有把柄可抓,所以早早地就把老婆孩子移民到西方,万一国内情况不妙,他自有退路。像我这位朋友,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以我对他年少时人品的了解,我知道他不是天生贪婪的人,本质上绝不是个坏人,但他发迹的方法,放到正常社会里,就是十足的腐败。说到底,是中共制度的邪恶,把许许多多的好人变成了坏人,类似这位朋友发财的故事,我知道的有好几个。所以,中共抓贪官,抓得再多,只要不改制度,贪官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很快又接着长出一茬。

中国的穷人是不平等制度造成的,贫穷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可是,我们能因此说中国的穷人都是好人吗?在中国,弱势的人一般做人比较夹着尾巴,似乎更善良。不过,我认为,一个社会连强者都善良,才是真正的善良,弱势者的无奈的善良是不可靠的。事实上,没有制度的保证,弱势者一旦变成强势,一点都不会比过去的强势者更善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在中国,人人都痛恨贪腐,但只要有机会,人人都会贪腐。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把无产阶级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去,给穷人不透明不受监督不受法律制约的权力,给他们资源优先,无产阶级很快就会变成权贵资产阶级,“善良”的穷人必然成为“邪恶”的富人。

再说,什么叫好人,一个对恶忍气吞声,默默服从的人,能叫好人吗?一个很可能缺乏教育,没有什么能力辨别是非好坏的人,能叫好人吗?依我看,中国的穷人与富人相比,本质上不会更好,只能说是一样,都有着人与生俱来的善恶两重性。所以,不需要像毛时代那样把穷人捧上天,第一,嘴上把穷人捧上天,对改善他们的地位没有实际意义,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是给他们平等的起跑线;第二,帮助穷人是为了提高社会整体水平,为了摆脱贫穷,而不是要向贫穷看齐;第三,大多数穷人也没有为社会做过什么特别的好事,值得被捧上天。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不是富人与穷人之间谁好谁坏谁上谁下的阶级斗争,而是改革政治制度,建立符合人性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给普通人穷人以及所有人以天赋人权,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站起来,让人人有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体面有尊严的日子,让权力受监督受制约,让有德的能人聪明的好人通过公平透明的竞争成为富人强人,成为社会的好榜样,社会的领头人,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

另外,中国人常把出身穷苦的人被党提拔为“人民代表”,误当成是穷人的代表,这是中共偷换概念的误导结果。一个人是否代表穷人或普通人,并不是以他本身是不是穷人或普通人来衡量,而是以他是不是被穷人或普通人选为代表来衡量。就算他原来是大学教授,是精英,如果他被普通人民投票选为总统,他就是普通人民的总统。反过来,就算他是穷人出身,如果是被党提拔来做代表,那他代表的就是党,而不是穷人。比如中国人大代表申纪兰,一个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头脑的农村妇女,从1954年就开始做“人民代表”,几十年如一日,不管党要干什么,她都投票赞成,大跃进她赞成,文化大革命她赞成,改革开放她也赞成。她的职责就是听党的话,为党服务,党叫干啥就干啥,跟人民利益根本不沾边。仔细想,也不奇怪,这个所谓“人民代表”,实际上是党选拔出来的,“人民代表”只不过是个虚名,本质上应该是党代表,维护的当然是党的利益,否则党干什么要选她做代表?而党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没文化没思想的农妇,利用起来易如反掌,弄个有思想的大学教授,利用起来恐怕还有点困难。记得一句从伊能静那里听来的话:“沉默的好人会变成邪恶的同盟”,就是说,面对邪恶,不发声,不对抗,那你无意当中也就成了邪恶的帮凶。不过,说好人沉默,那至少意味着好人还有分辨对错的能力。我想要加一句的是:比沉默的好人更容易成为邪恶同盟的,是缺乏教育没有头脑的人,这种人不仅不对抗,而且党叫干啥就干啥,很容易成为邪恶的得力助手。所以,中共过去那种以根正苗红是否穷得响当当,来确定是不是好人能不能做领导的方法,既荒唐可笑,对社会来讲也非常危险。而中共培养愚民的洗脑式教育制度,更为邪恶提供一代又一代得力助手立下了汗马功劳。

还有人认为,腐败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问题,是资本主义金钱带来的问题,毛泽东时代就不存在腐败。说资本主义金钱带来腐败,是站不住脚的,看看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比中国进行得长久彻底,个人财富也远比中国丰裕,却政府廉洁,腐败程度相对较低。至于说毛泽东时代不存在腐败,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当今中国社会的腐败,是毛泽东时代腐败的延续,只不过腐败的形式不同而已。在毛泽东时代,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不同的待遇;高干子弟和家属拥有特别的地位特别的机会;不管干什么事,从买紧俏物质,到子女分配工作,都有后门可走,有一点小权都能派上用场;大城市人待遇比小地方人好,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好,不公平优势比比皆是。而很多中国人,根本不懂以不公平优势占便宜不是件光荣的事,往往会以自己拥有特别的地位享受特别的待遇而自豪,到今天都是这样。我近年回中国时,就曾碰到一位女士,自豪地告诉我,她父亲是离休高干,她家八十年代就有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住。当时我心想,这人的老爸没准也就是个土匪水平的人,靠枪杆子掌权享受特别待遇,还好意思炫耀,真庆幸我不再生活在那个国家。再看看毛泽东时代的当代活化石-北朝鲜,普通人民连饭都吃不饱,金家却能送金正恩去瑞士留学。所以,腐败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不是财富带来的,而是不合理政治制度的结果,是不透明不受制约的权力下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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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5-22 周三, 上午10:31    标题: 引用回复

(为肉食者谋。。。)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 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
冯胜平 《内幕》杂志 15期, 2013/02/13


如果说权力使人腐败的话,革命则使人堕落。
意思是,权力使享有权力的人腐败,革命使追求权力的人堕落。

民主是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不是运动出来的,不是斗争争得的。
用共产党的运动方式、用斗争哲学去争取民主,只会越运动离民主越远,越斗争离共产党越近。

中共党国是现代性危机之集大成。有人说本朝集合了商的酒池肉林,周的贵族世袭,秦的言论管制,晋魏的炫富糜烂,南北朝的文化断
层,汉的好大喜功,隋的大兴土木,唐的雍容体态,宋的软弱外交,元的税赋镇压,明的腐败党争,清的专制封闭——可谓集古今之大
成!加上原始血腥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所以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



冯胜平与同窗王沪宁合影,1986年摄于上海复旦校园






党国,军国,民国与中共的政治改革

冯胜平


党国衰亡

党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随意识形态的消亡而消亡。当革命史观盛行,共产主义信仰在人民心中站统治地位的时候,它是最适当的统治方式,拥有不可质疑的权威。但是,随着信仰的崩溃,党国的合法性受到空前的挑战。原因很简单:人们不愿服从一个他们已不再相信的权威。1987年,笔者曾对中国信仰崩溃的前景做过如下的描述:“文革的结束似乎预示着中国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文革不仅摧毁了孔教---中国的过去,更使人们丧失了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所谓未来---的信念。过去被摧毁,未来又丢失,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地狱的边缘:它既不属于孔夫子,也不再信奉马克思。在文革动乱年月之后,玩世不恭和逃避现实之风流行全国,那些对过去发生的一切既不忘记也不宽恕的文革幸存者已把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理想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现实主义的国家。什么都不相信,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敢做。作为极端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不怕天谴,也不担心灵魂下地狱。” 25年后重读这段话,似乎它更适应今天的中国。

中共的当务之急是收拾人心,重建政权的合法性。王希哲先生说,中共的合法性来自于“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观念。这不正确。因为它无法解释历代王朝末期的造反起义。文革结束后,中共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它的经济成就上。但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分配不公和官场腐败,很难确定经济成功到底是加强还是削弱了这一合法性。可以说,中共正面临建政以来的最大的执政危机。左派领袖张木生指责政府“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自由派作家沙叶新声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温家宝多次呼吁政改;官方人民日报也表示:“宁要不完美改革,不要不改革危机。” 所有这些呼吁,标志着朝野各派在改革的迫切性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军国崛起

军国是党国意识形态崩溃的产物。它是一个靠力量而不是信仰维持的政权。在中国,当人民相信政府的时候,统治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它不需要军队,也不依赖法律和宗教。一旦信念崩溃,暴力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以实力为后盾的军国虽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秩序。这是中国最稀缺的产品。“共产党坏透了,但还看不到比它更好的。为中国老百姓计,还是共产党多存在一些时候好。” 二十年前余英时先生曾这样告诉笔者。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就算共产党是个大土匪,十恶不赦,它至少还有管理千百万小土匪的功能。“在我之后,洪水滔天。” 路易十五说这话时,似乎已经看到了路易十六的断头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宗教,没有法律,也没有灵魂的国家。这个国家一旦解体,后果不堪设想。

党国之后,必然兴起的是军国。它的初级形式是警察国家,最后阶段则可能是军人独裁。近年来中国的维稳经费以几何级数增长,体现了中国社会从党国到军国的演变。必须承认,毛泽东时代政府对人民的控制是成功的。被奴役而深感幸福,靠的是思想和信仰的力量。群众专政廉价高效,既让奴隶享受主子的感觉,又能控制社会的每一个神经细胞。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老大哥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无人不是,其功能远比今天遍布全国的摄像头有效。党国绝不会允许花费两亿人民币看管一个瞎子却让他跑掉的笑话发生。即使要镇压,它也不会忘记收取子弹费。时光倒流40年,受地方政府迫害的盲人陈光成不会逃进外国使馆;他会到北京去找毛主席告状。

与党国不同,军国以金钱和暴力控制社会。如果说凡是能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不能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如六四、西藏和08宪章---则是敌我矛盾,必须诉诸于坦克和监狱。在政治上,党国和军国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党国热衷于开会,军国忙于出警;党国提倡运动,军国反对折腾;党国喜欢政治委员,军国依赖国保大队。

军队是中国社会最有组织的力量,注定了要成为党国遗产的继承人。军人掌权不符合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经验,也不同于东欧—苏联解体的先验模式。但它是中国从党国走向民国的必经阶段。中共经济上太强大了,很难想象它会像苏联-东欧那样由于经济压力崩溃。另一方面,它在法统上和道统上又太虚弱了,一次失控的民变就可能使局面变得不可收拾。倘若类似天安门事件的动乱再次发生,需要军队开枪镇压,我相信军人不会再听从党的命令,除非下令者是他们信服的军事强人。从去年的埃及事件中中国军人已经看到,他们的命运并非注定要做刽子手或替罪羊。凭借一纸“绝不向人民开枪”的声明,他们就可以坐收鱼利,接管政权。这种既得民意,又得实权的好事,中国军人没有理由拒绝。结论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党绝对指挥不动枪;一旦突然事件发生,只能是枪指挥党。

遥远的民国

民国---民主中国---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想,也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最后阶段。民国的拥护者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宪政民主为目标,从而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可惜的是,他们的理想太超前,远离了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今天的自由派,恰如上世纪40年代末被西方视为“第三种力量”并加以扶植的民主人士,是一群政治上的边缘人。他们根在西方,政治上先天不足,经济上缺乏独立,喜欢抱在一起取暖,又常常被自己的崇高所感动。由于对话语权的控制,他们经常陷入自我欺骗,以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代表民意。他们熟读西方经典,鄙视中国现实。他们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却忘了考察两位先生长的土壤。他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希望的公平不是他们设想的起点的公平,而是打土豪后终点的公平;中国老百姓理解的正义也不是他们热衷的程序正义,而是造反有理的道德正义。他们最不愿意承认的是:在权利和金钱之间,中国人宁愿选择金钱;在腐败与道德之间,人性本能趋向腐败;在奴役(太平犬)与自由(乱世人)之间,人民无疑 会选择奴役。

海外民运抢占道德制高点,主张以一切手段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为说服中国人民接受他们的主张,他们断言中共的崩溃不会导致中国崩溃,强调东欧天鹅绒革命推翻政府却没有打碎一扇玻璃。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动茉莉花革命,不顾革命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徐文立指示:中国民主党目前的任务是参政,议政,准备执政。胡平断言:没有政府,也比共产党好。夏明主张: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共搞乱,让它一夕三惊,举止失措。这里不禁使人想起拿破伦的一句话:“政治上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干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 这里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能力把中共搞乱,就算有,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共崩溃以后他们有能力收拾局面吗?如果有,靠什么?如果没有,怎么办?笔者早年参加并长期关注民运,看到的现实是,不足两百人的民运圈,分裂成几十个组织,有至少四个总统和数不清的主席。他们不是热衷于清理阶级队伍抓特务,就是全心全意为新移民服务办政庇。当然,其中也有比较专业和敬业的,他的工作是每周五定期在家里开总统记者招待会。

共产主义与人性

相对党国来说,军国是一个进步。它虽然也压迫人民,但并不试图改造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更像传统社会。我们知道,传统专制和共产党专制的基本区别是前者只关心如何统治,后者却致力于创造新人类。“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为了实现他的乌托邦理想,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罗素曾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 从1949到1979,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它在30而立之年告别了共产主义,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无数向往自由的优秀分子,结果却开辟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它许诺人们天堂,却把他们带进了地狱。在付出亿万生命代价之后,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失败了。从纯粹哲学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不完美的人性战胜了完美的主义。换言之,不是共产主义太坏而被人类抛弃,是人类配不上共产主义。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的邪恶,而是因为它的崇高;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不可能。也许,共产主义是世界的劫数,人类在劫难逃。悲剧的根源是人类的无知,愚昧和狂妄。幸运的是,疯狂之后人类终于恢复了理性。他们认识到:一个理想无论多么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实验。如果不偏离 常识,共产主义的灾难本来应该是可以避免的。问题并不复杂,它的答案已经隐藏在一个孩子的幼稚问题中:“既然共产主义是科学,为什么不先拿动物做实验?”

以反腐收拾民心,反日收拾军心,党内民主收拾党心

除非革命爆发,改革是中共的唯一选择。但中共改革的道路不会与东欧、苏联、台湾和南韩一致。它会走一条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由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改革的前提是危机感和自信心,二者缺一不可。那些相信中国模式会成为世界潮流的人不会改革,因为他们没有危机感;同样,那些草木皆兵、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党政官僚也不会改革,因为他们没有自信心。改革的开启者必是那些既能掌控局势,又对现存体制弊病有深刻认识的人。胡温十年在政改上不作为,与他们脆弱的权力基础有关。对于中共这个有浓厚血缘传统的政权来说,他们不是婆婆,甚至不是小媳妇,他们只是主人请来的管家。与胡温不同,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是真正的自己人,在体制内有强大的人脉关系。如果强势接班,习近平 非常可能改变目前这种权责不分、混吃等死的状况,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发动者。近来中共对钓鱼岛事件的强硬态度,一反不折腾的既定方针,明显带有习的风格。这种风格人们在他的南美讲话中已有所领教。不顾温家宝是中国首富的传言和习近平家族有28亿资产的报道,中共决定高调查处薄希来贪腐案,表明了当局背水一战的决心。以反腐收拾人心,以反日收拾军心,最终完成对权力的全面掌控,似乎是习近平的接班步骤。我相信,习进平会在十八大后提出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政改方案,用选票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从而收拾早已涣散的党心。

神医遍地

如果说政改的前提是自信心和危机感,它成功与否则取决于改革方案的选择和中国社会的承受能力。像一台成功的手术,医生的医术固然重要,病人的体质也不容忽视。今天的中国,正如学者雪珥所说,是神医遍地,药方满天。他们中有毛左,也有极右。药方有重庆模式(张宏良),新民主主义(张木生),基层民主(李凡),递进民主(王力雄),党内民主(李瑞),也有推倒重来的多党民主(胡平)。比较有影响的是宪政民主的主张,它们中又分为君主立宪(金复新),党主立宪(方绍伟)和民主立宪(张千凡)。这些人中或许真有扁鹊,华佗,但更多的恐怕却是兽医、屠夫改行,拿着屠刀当手术刀。考虑到眼前的病人不仅病入膏肓,而且肥的流油,以及医患双方历史上的恩怨,他们的医德比医术更令人担 忧。

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

政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救赎,它的前景取决于这个党是否能够超越自身。中共以群众运动起家,骨子里相信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它对武力有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崇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是毛泽东的信仰,也是除自由派外所有中国政客的教条。群众不是真正的英雄。历史从来就是少数人创造的。爱因斯坦之所以发现相对论,巴菲特成为股神,恰恰是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相信群众。正如芦笛所说,无论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亨,还是伟大领袖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都是人类发明的最大谎言。这些美丽的谎言之所以永远不会被拆穿,只是因为所有的政客都需要媚俗,知道歌颂人民是通往权力的最佳途径。事实上,人民并不神圣,政府未必下流。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一群乌龟竞选,只会选出个王八做主席。中共若想成功改革,必须克服人民拜物教,依靠精英,不相信群众。与此同时,它还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把党军变成国军。国家要长治久安,军人必须退出政治,不对政府指手画脚。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都是腐朽的封建思想,最终只会导致动乱。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军队的义务是保卫国家,不是干预政治。

三重盔甲还是三道陷阱

重庆市长黄齐帆最近谈到的中国经济的三重保险---三万亿外汇储备,三万亿税收潜力,三万亿可变卖国有资产---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必须正视的问题。经济改革的成功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来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使中国崩溃论的鼓吹者感到沮丧。非常可能,三十年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中国这条船已驶过了因饥饿贫困而反复陷入动乱的历史三峡。如果说传统的王朝大多是饿死的,本朝很可能死于饕餮。一旦处置失当,中共引以自豪的三重盔甲也可以是三道陷阱。巨大的财富引起巨大的贪欲,在利益诱惑下,社会道德全面坍塌,执政党的腐败变得不可遏制。王朔曾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MONEY IS NOT EVERYTHING;WITHOUT IT YOU ARE NOTHING。)这句话已经过时了。今天中国人民信仰的箴言是,借用一句薛蛮子的话,MONEY IS NOT EVERYTHING;IT IS THE ONLY THING。

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

蔓延中国的,是全民的腐败,或用孙立平的话,社会溃败。政府腐败的根源是人民的腐败;暴政的基础是人民愚昧。好友芦笛曾说,共产党前30年教人残酷,后30年教人贪婪。此言不虚。50-60-70后是喝狼奶长大的,擅长阶级斗争;80-90-00后是喝地沟油长大的,习惯坑蒙拐骗。在今天的中国,腐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大众文化。社会上已经没有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美国有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和匮乏。中国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除去政治因素,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与美国四大自由相比,中国的十大自由显然更符合人性,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它是大多数中国人信奉的真正的普世价值。

人性是复杂的。专制制度下形成的专制人格更是如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 这是文明社会正常人的反应。在毛泽东的中国和今天的北韩,我们看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歌唱;压迫越深,歌声越嘹亮。我们从小被教导:向往自由的人是杀不完的;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站起来。六-四的现实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躲起来。当镇反处死几十万人,反右迫害几百万人,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文革株连上亿人的时候,中国人没有反抗。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信念。在信念崩溃的今天,不顾政治生态、人权状况、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现实,人们起来反抗、斗争、维权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由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反抗过。一切都颠倒了,王朝的气数好像又走到了尽头。

三民主义:顺民,刁民,暴民

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我们是刁民;动乱革命时,我们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以外,我们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中国人从未做过公民,更没有公民社会。细读历史,我们看到导致幸亥革命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并不是公民维权,而是一场典型的刁民运动;它是一群贪婪的乡绅对一个垂死政府的无耻敲诈。王朝初年都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就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林语堂形容中国人是朝儒,野道,临死信佛,兼三重角色于一身。毛泽东以后,中国已无顺民。有的只是公民面貌出现的刁民和潜在的暴民,他们也是目前国内维权运动和海外民运的主力。刁民一词在此并非完全贬义,它只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准确地说,刁民是专制制度下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刁民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则为暴民。遗憾的是,中国人努力了三千年,经历几十次改朝 换代,始终没有迈出这向上的一步。

升米恩,斗米仇:财富的诱惑

改革最大的难题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而是弱势团体的膨胀。对一个乞丐持续施恩,他第一反应是感恩,续而是抱怨,最后则会反目。这就是古训“升米恩,斗米仇”的道理。对一个行将饿毙的人,你给他一升米救命,从此不再往来,他会感激你一辈子。你若再给他一斗米,则会启发他的阶级觉悟,想到你仓库里还有许多担米,并坚信---如果他读过马克思---它们都是剥削来的。于是革命发生,剥夺者被剥夺。

这就是中共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觉悟了的人民的欲望是无限的,他们朝着发财的路上迅跑,不喜欢看到别人---尤其是他们的公仆---比他们更光荣。(BBC记者曾指出两会代表的平均身价远高于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是一个富人俱乐部。两会发言人辩解:邓小平讲致富光荣。记者反诘:那是不是也太光荣了一些呢?)从薄熙来事件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共政治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俱乐部。委员们本身可能清廉,但他们的家族成员却无不生活在腐败之中。这是一种像空气一样弥漫的制度性的腐败,没有人可以抗拒。笔者不幸认识几位红二代子弟,知道他们的财产来的是多么的不可抗拒。罗素说:“我之所以有道德,只是因为还没有受到足够大的诱惑。”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国家。我不去中国,因为我知道自己经不住那样的诱惑。

先共和,再共产,最后共管

共产党最怕的,是共产主义。此话听似荒唐,却是事实。在完成人民公仆向亿万富翁的转变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两方面的挑战:均贫富的传统和共产主义的正统。公仆小保姆搞改革,把自己变成了胖主妇,于情于理的确有亏。但考虑到改革一开始就是在小保姆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样的结果又并非不可思议。可以确定的是,此时此刻的胖主妇的确是不想折腾了;她真诚地希望和谐社会。问题在于,你不想折腾,别人未必不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既然你抗了一面以均贫富为宗旨的共产主义大旗,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杜牧总结亡秦教训:“灭六国者,非秦也,乃六国也;诛秦者,非天下也,乃秦也。” 汤恩比研究文明兴衰得出结论:那些使一个文明兴起的原则/主义,往往就是使它灭亡的原则/主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共产党是靠共产主义起家的。它能逃过被共产的宿命吗?1924年,民国政治家郑孝胥提出三共论,先共和,再共产,最后共管;预言共和灭大清,共产灭共和,最后归于共管。多年以后,我的三位朋友,王力雄,李劼和芦笛分别写了三本政治预言小说,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国在核战争中崩溃,被国际社会共管。拒我所知,他们在写书时互不认识,也没有读过三共论。

当代和珅温家宝

作为新兴权贵集团的代表,中共对穷人不再有感召力;它对权力的垄断和共产的旗帜又使它难以获得富人的拥护。穷人厌恶而富人惧怕,中共的社会基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薄弱过。要重建合法性,中共必须反贪。反贪又不伤及自身,是一门艺术。近来1600名老干部对温家宝改旗换帜的指控和江泽民调侃温是中国首富的报道,使人联想到和珅的命运:同样是当朝首辅,同样是当朝首富。和珅跌倒,嘉靖吃饱。和珅的家产不仅充实了空虚的国库,也收拾了不少散落天下的人心。在党内,薄代表极左,温代表极右。如果说薄的唱红打黑是要恢复党国,温的普世价值则是在呼吁民国。对正在形成的军国,它们都是威胁。薄熙来的阿基里斯之腫是王立军,温家宝的软肋是他那些贪得无厌不知收敛的亲属。如果说倒薄失去部分人心,以贪腐治温倒可能收回人心,彰显中央反贪治腐的决心。毕竟,无论中央如何定案,不会有人相信薄熙来垮台是因为腐败。而温相贪名在外,早已是海内外认定的中国首富。普世价值调子唱的太高,打薄又得罪了太多的人,没有太子党背景的 温家宝犯了跟薄熙来一样出头鸟的错误,很可能成为下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

薄熙来在两会上强调他太太古开来如何贤惠无辜,显示他担心海伍德案东窗事发。温家宝高调宣称为党工作45年从未谋过私利,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担忧。弗洛伊德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心理有强烈的补偿功能:他们会反复谈论一个话题,以实现“无意识愿望在想象中的满足,” 从而疏导郁积的情绪,保持心理平衡。用大白话说,就是缺什么讲什么。缺钱的人喜欢讲钱;缺权的人做黄粱梦;缺女人的讲黄段子;缺德的仰望星空讲道德。蒋介石私德有亏,所以嘴上常讲仁义道德;毛泽东擅长权术,经常教导人们不要搞阴谋诡计。

革命使人堕落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政治颇象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风险基金,操作基金的政客则象一群永不罢手的赌徒。一方面,是打江山,坐江山;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牌要做大,事要做绝;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另一方面,是将相王侯,宁有种乎;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台改朝换代的戏在中国已经上演了几千年。今天,在维稳和维权的外衣下,它还在继续。要结束这台旧戏,朝野双方都必须与传统观念决裂。权利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如果权利腐化当权者,革命则通常使那些追求权力者堕落。心理学研究证明,政治迫害对被迫害者心灵的摧毁远大于对迫害者的影响;它变牺牲者为暴君,从而使暴政延续。长期被践踏的人本能会想要践踏别人。对这种心态,米兰-昆德拉曾做过生动的描述:“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十分崇拜那些从政治犯监狱归来的人,后来我才发现,大多数的压迫者曾经都被压迫过。。。,被迫害往往是培养迫害者的最好学校。”

共产党的问题就是人民的问题

一位从国内来的朋友说,海外民运人士和国内异议人士不一样,是两类人,后者素质更高。这似乎不是事实。事实上,中国的异议人士在海外叫做民运人士,在国内就是维权人士。典型例子是:刘晓波回国,由民运人士变为维权领袖;余杰出国,由维权领袖变为民运人士。他们人没变,素质没变,变的只是角色和环境。有趣的是,历史会不断重演,读史人觉得可笑,当事人却浑然不觉。戊戌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日本,孙中山前往求见,康拒绝:你是革命党,我是保皇党,我们俩人不一样。89民运失败后,陈一咨、万润南逃到巴黎成立民阵,王秉章赶赴参加被以同样理由拒绝。2006年,小布什在白宫接见中国异议份子,余杰和王怡排挤同行的郭飞雄,理由还是:我们和他们(民运人士)不一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局的打压,无论是孙黄还是康梁,陈一咨还是王秉章,包括后来的余杰,最终都走上了同一条路,成了一样的人。

其实,从更深的层次看,共产党和人民也是一样的人。共产党的问题就是人民的问题,人民的问题也就是共产党的问题。中共有八千万党员,从统计学上讲,这是一个足够大的SAMPLE,如果这个SAMPLE还不代表人民,就没有什么可以代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和人民利益的对立是个伪命题。真正和人民对立的是权贵集团。通过党内民主,完全有可能把共产党和权贵集团剥离,使它真正代表人民,或更准确地说,代表人民中的一部分。

党内民主是中国的出路,共产党的退路

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经济改革由此突破。今天,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已成为党内外精英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具体表达方式就是党内民主。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正确描述。但他终其一身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处理党内外矛盾的方法。自中共成立以来,党内的反对派总是被打成反动派。鉴于这一历史教训,十八大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党内民主,承认党内的不同派系集团,公平竞争并善待反对派。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美国建国时也只有一个党---华盛顿革命党。它没有与被赶到加拿大的保皇党或国内托马斯-潘恩的民粹派分享政权,而是自我分裂成了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后又演变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共政改的最大限度是党内民主。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对自己都不民主的政党会对别人民主,会开放党禁,与其它政党分享政权。但中共完全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把本来就存在的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和制度化,从而最终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形成事实上的两党竞争制度。中共政改可参考越共总书记由中央委员直选的经验,在可控范围内实行差额选举。党内两派选出代表人物,依执政理念不同竞选最高职位;军队在竞选中严守中立;竞选双方遵重选举结果;在朝的执政,在野的监督;七、八年再来一次。我相信,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一党两派制一旦确立,当今社会的痼疾---腐败,懈怠,信仰危机,执政党公信力下降---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随着党内最高领袖的民主产生和派系监督的实现,“权为民所赋”将成为现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将为公民取代;施党内家法的纪委和庞大而扰民的维稳机构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封建,告别革命,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这条路走通了,中国将走出王朝循环。失败了,中共将同历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样,成为历史沧海中的一个泡沫。千秋万代是秦始皇的梦想,打江山,坐江山是农民的境界。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与此不同。事实上,今天中共能对中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主动地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政党政治,使中国有序地走向民主。毕竟,天下没有永久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党内民主中消失的中共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结束语:不会再有十九大

军国为政改的成功提供了必要条件。首先是因为它没有信仰,不怕离经叛道,其次,它可以有效地控制局面,为各种政治实验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浪漫的党国领袖不同,军国领袖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信奉马基雅佛利,随时在拿破伦的狐狸和狮子之间选择角色。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这样的人。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如果他不是,以后就不再需要这样的人了。除非政治改革成功,很难想象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发生革命。但政权完全可能自我崩溃。在今天的中国,推翻一个政权不再需要三大野战军,三大战役和三年解放战争;如中东茉莉花革命显示,一根火材就足够了。记得在苏-东-波相继解体后,余英时曾对我说:“如果明天打开报纸看到中共垮台,我不会吃惊。因为你看哪一个共产党国家垮台超过一天的?”

这不是诅咒,这是一个历史老人对民族命运的担忧。


10/3/2012

《党国・军国・民国》 @ 《明镜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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