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香股谈 :: 阅读主题 - 人物春秋
茶香股谈首页 茶香股谈
北美华人谈股论经学习交流的网上茶馆。
 
 帮助帮助   搜索搜索   会员列表会员列表   团队团队   注册注册 
 个人资料个人资料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登录登录 

茶香股谈首页  -> 资料区 ->  财经新闻
人物春秋
发表新主题     回复主题 分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正文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3-10-01 周二, 下午9:28    标题: 引用回复


陈燮阳:父亲,恕我直言

新闻午报  2005-08-21


  陈蝶衣,我国流行乐坛的著名词人,由他填词创作的《凤凰于飞》、《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等歌曲曾经风靡了全国。

  陈燮阳,陈蝶衣的长子,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我国著名指挥家,带领中国乐团跨入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举世闻名的柏林爱乐大厅成功首演。

  然而在儿子的眼中,他的名人父亲始终是个“不合格的爸爸”,这是为什么呢?纪实频道《往事》栏目分别采访了陈蝶衣和陈燮阳父子,讲述两代人之间的悲欢离合。

  他是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主持人:你跟父亲的第一次合作,是在什么时候?

  陈燮阳:是在澳门吧,2002年澳门国际音乐节。他们文化局局长看到了香港电视台采访我父亲的一段录像,非常有兴趣,他说是不是可以把蝶老的一些歌在澳门国际音乐节上演出,后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这个也是很好的。他们到香港联系了我父亲,我父亲也同意,后来他们就请了蔡琴作为“海上寻梦———陈蝶衣作品音乐会”的主唱。整个音乐会都是他的作品,没想到演出还没有很好的宣传,两场演出的票一下卖完了,那次音乐节是票卖得最好的。

  主持人:当时人家的宣传可能把重点放在你与父亲、父亲与你的这样一种合作背景下。

  陈燮阳:也是我们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由我担任指挥。

  主持人:给父亲指挥这场音乐会感受会有什么不同吗?

  陈燮阳:说实在的,我觉得那些歌蛮好听的,比现在的流行歌曲好听,另外他的歌词也很有诗意。

  主持人:这只是把它停留在一个专业人士对一个专业的感受上,不过特别能够理解的是你跟父亲有一段情感的空白。

  陈燮阳:我跟你讲,很多人也问起我的家庭,我的成长,跟父亲的关系,其实我跟我父亲见面的时候很少很少的,因为等我有记忆的时候,我母亲和父亲已经分居了。

  主持人:能知道分居的原因吗?

  陈燮阳: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人家做媒成婚的,不像现在谈恋爱,谈几年,互相了解,那个时候恐怕结婚的时候见面都没见过。

  主持人:在你的记忆中他们会争吵吗?

  陈燮阳:肯定是争吵的。我不记得了,因为我太小了,没有任何记忆。有记忆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家里了,那时我跟我母亲、姐姐在一起生活了。我母亲为了生活开了一个很小的烟杂店,隔壁是一个山东大娘做大饼馒头的一个店,全部都是煤灰。我记得,我父亲偶尔会回来看看我,看看两个子女。有一次我父亲说:爸爸来看你了,那时我正好钻在一个做大饼的炉子里面,拿着两个筷子在拉胡琴,一面唱一面拉胡琴。他对我说:燮阳,你的爸爸来看你了。结果我从那里面一钻出来,满脸全是煤灰啊,这个场面我到现在还记得。

  主持人:父亲大概会多久来看望你们一次啊?

  陈燮阳:很少很少,很少很少。

  主持人:或者是说尽父亲的职责,或者尽父爱的表示在那个时候有一些什么呢?

  陈燮阳:基本上没有,这一辈子基本上没有。不像现在的父母对子女负起他们的责任。我们跟他不在一起,很少见面。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去了香港。

  主持人:那妈妈也肯定很少去提他?

  陈燮阳:对。所以我估计我母亲在这种感情下面,她的心情肯定一直不好,所以她在39岁时就生癌症去世了,那时我只有10岁。我蛮恨他的,我是跟着我母亲的思想,蛮恨的。

  我和父亲的人生交响乐

  主持人:30年后你去香港,我无法想象你们父子两个在香港的见面,是在机场见面的吗?

  陈燮阳:对。

  主持人:什么情景?你有没有带礼物给他?

  陈燮阳:没有,什么礼物啊,没有,什么也没有,大家能活着已经蛮好了。

  主持人:见面的场景是怎样的,还能描述一下吗?

  陈燮阳:见面就是见面啦,我叫了一声爸爸嘛,他也很高兴。

  主持人:觉得也是很感慨的?

  陈燮阳:我已经是个指挥了。后来见面机会就多了,每次去香港他都会来听音乐会,他自己买票。

  主持人:你为什么不送票给他?

  陈燮阳:他有时是从报上看到,看我来演出了,就去买票,老人票在香港可以便宜。

  主持人:如果把他拉回来当成你的父亲的话,你怎么评价他呢?

  陈燮阳:我的父亲不是个很够格的父亲,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文人。

  主持人:如果用一首曲子来形容你和父亲的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陈燮阳:《命运交响曲》吧,命中注定的!

  主持人:我们的记者在你父亲来上海的时候对他有一段采访,他也提到了你,我想90几岁的老人已经是很难流露情感的了,但是他还说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讲到他觉得他给你的东西太少了,但是你还却如此的优秀,这是让他感觉到很骄傲的事情。

  陈燮阳:有吗?有吗?我可从来没有听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看他流露过这种感情!他的文章当中也从没有写过,从来没有!

  主持人:他这样说的话,可以慰藉你这么多年来关于父爱的缺失吗?

  陈燮阳: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在那场澳门音乐会的结尾,陈蝶衣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了舞台,与他的儿子陈燮阳深情地拥抱,这也许是他们父子间表达感情的最简单也是最真诚的方式。


■整理许盈盈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3-10-10 周四, 下午12:53    标题: 引用回复


胡因梦:70年代在美国经历性解放

凤凰网|2013-10-10


胡因梦简介:胡因梦1953年出生于台湾台中市,祖籍辽宁沈阳。著名电影明星,作家,翻译家。闻名于世的美女、才女,被誉为“七十年代台湾第一美女”。先后就读于台湾辅仁大学德文系,美国新泽西西东大学大众传播系,纽约模特学校。拍摄40余部电影、电视作品。后转向文学写作、翻译、环保公益活动等,均有所建树。

------------------------------------------------------------------


纽约当时的舞会抽大麻是例行公事,不时有人拿出一小张卷大麻的纸,小心翼翼地把“草”放在纸中,用舌尖沿着纸边舔一道之后,卷成一根细细的烟轮流分给在场的人抽。也许是受到六十年代兄弟爱风潮的影响,当时竟然没有人联想到得传染病的可能性。一根大麻很快就抽完了,大家在哈叟音乐声中起舞,如果其中的两个人来电,不久就从舞会中消失,回去自己的住所进入一夜之情的性爱中。

当时纽约中青代的西方人对待性爱的态度已经开放到令东方人咋舌的程度,和性有关的色情杂志、电视节目、A片等唾手可及,四十二街上的阻街女郎一向公开招揽客人,情趣商店可以随时自由出入。性除了和商业挂钩之外,还渗透在文字、教育、心理学和医学之中,成为日常生活里人人谈论的话题。我这名20岁的东方女孩就像个空降伞兵一般,直接从保守台湾,降落到70年代的纽约。西方世界的性意识发展背景我一无所知,只是本着好奇、开放和身心的需求,在安全的范围内我经验了一年的性解放。

我发现自己一向具备热情参与和冷静觉知的吊诡特质,我在性爱活动的过程中仍然觉察到许多隐讳的心理现象。我发现性对女性而言确实是亲密的起点,为了那份迷人的亲密感她开放自己的身体。对男人而言性却是亲密的终点。男人(非心灵取向的)似乎很难把女人视为一个完整的实体,他们不是在对一个生命做爱,而是对某个局部的器官做爱。此外他们的征服欲和自我肯定的驱力其实远远凌驾于性能量的排泄欲望。当然这样的分析显然是以后见之明诠释早年的直觉体会。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之后,我开始能领会比我大八岁的Don曾经告诉过我的一句话----—我们的默契是千万人中难得一见的。对于那段逝去的因缘的回忆,唤起了我盛宴之后的孤独与疲乏,我在滚滚红尘的纽约时常感到一股逼人的低潮与哀伤……

大麻经验是另一项值得探讨的话题。每个世代都有年轻人闯进改变知觉的禁区中,譬如最早期的巫术传统惯用的是蕈类和仙人掌。《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就是服用了梅斯克林(从仙人掌提炼的意识转化剂)之后,才写出了《知觉之门》这本有关意识扩张经验的奇书。

发现随着药量的不同,受试者会进入不同的回溯阶段,后来他把自身和其他受试者的亲身体验写成了《意识革命》这本书。另外斯坦福的心理学博士拉姆·达斯和西方禅的代言人艾伦·沃茨等,都是意识研究领域著名的用药派。这些知识精英在迷幻药的使用上和一般大众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药物对他们而言乃是自我探索的工具,并不是用来逃避日常生活的乏味或加强感官刺激的。我还记得我曾经在格林尼治村的一家咖啡店里,亲眼目睹两名站在华盛顿广场上的黑人因抽了过多大麻而high到无法聚焦的地步。他们为了点一支香烟大约花了足足三十分钟的时间,怎么对也对不上了。抽大麻显然是当时主要的逃避管道之一。

我自己抽了大麻的反应则是音感特别敏锐,但知觉会从日常的普遍性觉知缩小到只有一个感官在运作的状态。譬如正常的听觉可以接收到周遭正在发生的各种声响,抽了大麻之后却只能听见楼上的水滴声,而且音量大到像鼓声一般,此外理性思维能力也会降低,有一点像错误禅定所造成的迟钝而和缓的反应。

有了这些体会之后,我发现自己对许多容易上瘾的事可以很轻易地放下,唯独亲密关系是我一再想重复的业习。往后漫长的岁月里,这门功课一直都是我无法快速学会的生命灶门。

一年的时间在母亲低落的情绪中逐渐逝去,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台湾面对现实生活的责任了。意识里携带着悲喜交加的解放经验,二十一岁的我和一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岁月是把杀猪刀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3-11-06 周三, 上午2:59    标题: 引用回复

何博传: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420/22/49267_205297578.shtml

何博传:2010-12-26
[红色革命给了我们什么—从国民党将军莫雄挽救共产党红军说起]


目次

1 大历史的阿拉伯图案画
2 德国人斗法,中国人拼命
3 用“一民主义”斗蒋介石
4 广东人救了共产党
5 一个无赖打败三个英雄的社会
6 革命就是“杀人”“夺权”
7 英雄无语,后人有泪
8 从“曾魔王”到“曾改革”的命运
9 680万大冤案,越是亲密战友越惨!
10 戴笠13年捉不到的人,共产党关他24年
11 三起三落的项南
12 “八字脚”的“风水发啦!”
13 莫家三代的遭遇
14 莫二公子的莫须有大罪
15 几个男儿非马牛!


1 大历史的阿拉伯图案画

英雄和人民,偶然和必然,在历史中可能是永远说不清的事情。

法国巴斯卡尔有句常被引用的话:“如果埃及皇后克莉奥佩屈拉的鼻子生得矮一点,世界史也许会改观”。若认为这句话稍嫌俏皮了一点,那么法国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社尔的关系,拿破仑在滑铁卢遇到那场大雨或带错路的那位响导,西班牙无敌舰队碰到的那场风浪和那几个海盗,就是非常严肃的改写欧洲历史的著名例子。历史的必然与偶然,时代的大环境、大局势与个人或自然的小动作,时常奇特地在同一个大事件中起决定作用。以致人们可惊地发现,如果不是碰到那个小动作,后来的大历史就不会是那个样。这常使历史变得像一幅阿拉伯的图案画:一条细小的根茎上,长着轮盘大的花朵。

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漫长历史中,同样充满这样的例子。例如许多人都说过,如果曹操心胸宽一点,没有扣徐庶之母为人质,就不会有徐庶荐诸葛的事,三国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就完全不是那个样子;如果明末不是碰到那场大灾荒,朝庭不会被迫裁员,驿卒李自成也不会“下岗”,后来明清的历史也会完全变样;洪秀全更典型,他本是发狂想当官的人,在多次科场拼搏中,只要有一次考官没有走眼,他便可能是朝庭“鹰犬”,“太平天国”的故事便另出花样。

可惊的是,就在我们身边竟有同样的例子。其中包含的意义、产生的影响和表现的奇特,绝不下于上述任何一个事例,值得海内外中国人深刻回味。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说:“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洪秀全故居离香港不足150公里,他在1851年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金庸没有计及,更不必说康梁。当然,金庸有自己的标准。他选袁崇焕是因为袁氏在辽宁兴城把努尔哈赤的大军挡在关外二十年。

如果用金庸这个标准,又允许加50公里距离,那么至少还有一个人:英德县的莫雄。而且,他不可能是马克思所说“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的那种人。

莫雄的公子莫二球是原香港达德学院与何铭思同班、同室、同上下铺的学生,现与三球、六球在广州;五球还是香港著名老中医,在香港旺角花园街开有诊所;大球原为全国总工会一个副部长,已辞世。莫氏一家多是舍身为共产党卖命,又立过大功劳的人,1949年之后却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被罩上黑灰的悲凉色彩.


图 香港达德学院同学会举行60周年记念活动。图为文哲系同学在南沙(左五为莫二球,右二为何铭思)05-03-19

生活中的莫雄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虽然他是国民党元老,有“粤北王”的名号,国共两党元老均称之为莫大哥。但在大历史上甚至还不能归入“雄”字一类,自然不能与袁崇焕、洪秀全、孙中山等人比。只是,莫雄曾以一个断然的动作,挽救了整个瑞金中央红军的命运。从而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因而也是“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传奇人物。近代中国大历史竟埋伏着此等小意外,使人物和事件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令人深感讶异。

国共两党的命运,是天数,还是运气,是命定,还是人谋,是十八世纪的历史“必然”说,还是二十世纪个人奇迹的“能动”说,这要留待史学家去争论了。

虽然这段历史在六球先生手录的《莫雄回忆录》之后有过一些介绍,但笔者近日听莫公子二球、三球、六球先生的亲自叙述,已不只是莫雄了。因为他们说的不仅是国共两党生死相拼的一段往事,不仅是有关莫雄许多未披露过的细节,而且是莫氏及其朋友活生生三代人的奇特际遇。那是一页血淋淋的与当代官方所记政治史、军事史和地方史有重要差别的中国近现代史。所有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为之唏嘘不已。例如何铭思。他对莫氏一家的遭遇深有感慨。他介绍我认识二球先生并建议我写此文时就对我说,连题目都给你想好了:“我何负于共产党”。



图1 有典型广东人气质的莫雄
 
2 德国人斗法,中国人拼命

近代中国,又滑稽又可怜。中国人在前台生死相拼,背后斗法的却是德国人。
  
1934年9月底,瑞金四周五万平方里苏区的中央红军,正处在人力匮乏,粮食紧张,弹药紧缺,各种资源耗损殆尽,敌我力量极度悬殊的险恶环境中。红军的最高指挥官,共产国际派出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却以骄横独断的姿态,得意洋洋地指挥实施“分兵把守,全线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以应对蒋介石已经实施了半年的第五次“围剿”。

同一个时候,庐山牯岭上,蒋介石在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专家赛克特的策划下,秘密布置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步:“铁桶计划”。计划确定以瑞金为中心,各部队在指定时间、地点,从四面八方向前推进,形成半径300华里的大包围圈。然后每天向前推进约8华里,6个月之内就会到瑞金城下。那时瑞金的8万6千红军,将在150万大军、300道铁丝网、30道碉堡火力网,加1000辆快速运送拦截部队的军用十轮大卡车的封锁中,绝对是插翼难飞。

李、赛两个计划,都体现德国人刻板严谨又可怕的铁血理性。现在李德受尽指责。其实,如果没有新变数,也不会有后来的长征。这样,在“铁桶”中的红军,神仙也救不了。

事实上,所谓“长征”,也只是后来美化了的说法。当时,负责送情报的项与年10月1日出发,“铁桶计划”7日下午到周恩来手上,10月10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便发布“战略转移”命令。16-18日,红军五个军团加中央机关便分四个渡口,渡过于都河突围西去。整个情况正如一篇报道中所说,实际是“一次带有惊慌失措色彩的搬家式大逃跑” 。“分兵把守”也好,“大逃跑”也好,都是李德控制的中央“三人团”的决定。

另外,即使只从方法上说,赛克特反而是应批评的失败者。因为他计划中的情报战内容太简单。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的情报战中,德国人也是个大失败者。这不知是否跟德国人太理性化有关。因为情报战有太多非理性的内容。
庐山会议六天结束,蒋介石兴致勃勃地致词称要:“毕其功于一役”。却万万想不到,被蒋介石特邀参加会议的莫雄竟会甘冒杀身毁家之险,在会议结束当晚就把“铁桶计划”的二三斤重绝密文件,交到共产党人刘哑佛、卢志英和项与年手上。于是,便有了红军惊慌失措的大逃跑。

红军能及时跳出蒋介石“铁桶”的主要功劳,现在多归在项与年身上。这其实不准确。应该明确肯定,真正指示红军跳出“铁桶”去逃命,通过“长征”得以自救的首要大功臣是广东的国民党将军莫雄。因为迫使红军长征的情报不是中共特科的人“得到”的,而是莫雄主动送到的。甚至中共特科人员能在蒋介石眼皮下大摇大摆,也不是特科的人“成功打入”,而是莫雄主动安排的。

项与年当然了不起,但不过是情报的转达人。而且在项的转达前,情报的要点已经通过电报发到瑞金。更不要说在整个事件中刘哑佛的角色比项氏更重要。刘原为莫雄当粤军师长时手下的政治部主任。正是通过刘哑佛,中共特科精英才有机会被莫雄有意邀请进入司令部。项与年之所以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仅在于他的行为更富有戏剧性。



图2 莫雄将军

3 用“一民主义”斗蒋介石

莫大哥为什么会有这一手?现在有些人用两三句诸如对“共产党有感情”之类的话作解释。

我是在听了几位莫公子的详细介绍之后才有一点明白,这个“莫雄之谜”,几乎就是半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他帮助孙中山打天下有过很大功劳,几次带兵救过孙中山,民国史上因救助孙中山而留下一笔的“白马会盟”就有莫雄的大功,孙中山却曾因误会,签发过命令要杀他;蒋介石大军到福建围剿蔡廷锴,莫雄冒死去给蔡报信,蔡却把他当“奸细”捉住要枪毙;莫雄与蒋介石在许崇智手下共事多年,与蒋介石有生死之交,又因一向明目张胆帮助共产党,蒋介石两次要杀他;1951年共产党的江山刚开始座稳,这位几乎一生都在借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冒死帮助共产党的人,忽然被列为“反动官僚地主恶霸” ,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亦正式签令要杀他。

有趣的是,每次大灾大难,莫雄都是摇着大葵扇哈哈而过。

原因很奇特。他是叶帅、贺龙、陈赓及一班中共特科精英的好友因亲共带“红”,又曾派人加入乡间日本皇军想争取保护乡亲的权利而带“黄”,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大头目康泽等是他的好友又使他带“蓝”,他自己在国民党里又是将军级的白军头目,中南一带的黑道人物更没有不认这个莫大哥的。因此,他被人称为 “五色将军”。更奇的是,在战场上他竟是个打不死的人,有时从铜帽到腰带,浑身弹孔,却仍皮肉无损。黑白两道最怕这种人。

莫雄为人耿直,性格豪爽,好打不平,无患得患失之心,在红黄蓝白黑五色道上都有出生入死的至交,是个得道多助的人物。恰好近现代中国正是五色俱备,五毒俱全的中国。所以说莫雄的一生几乎就是半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不会太过份。

莫雄16岁跟孙中山,成为同盟会中坚人物。不论反清还是建民国,都是元老级人物,在北伐东征中更骁勇善战,又与陈济棠一起参加讨伐陈炯明。孙中山的爱将张民达手下五虎金兰结义,以莫雄为大。此后,民国史上就出了这位连蒋介石、叶剑英等人都尊称的莫大哥。蔡廷锴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时也有他策马挥军的身影。

莫雄是个认死理的人。他一生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定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利用一切主义挽救中国是最好的政策。莫雄最重民生,一生喜欢以咸鱼青菜度日。并说:“民族、民权我不会搞,我可以搞民生。我是‘一民主义’”。他的一民主义,就是人人至少可以有咸鱼青菜过日子,就是解救陷于苦难生活之中的民众。由此,他更误认“共产主义”就是“民生主义”。所以三十年代在上海他就提出要加入共产党。是李克农通过地下党人把周恩来的意见转告莫雄:“留在党外比在党内更便于为党工作”。莫雄实际上是党外的“共产党”。

莫雄对共产党的东西也不是全部照办。余汉谋和薛岳曾当面问莫雄:“有人说你是共产党”。莫雄虽然贫穷小工出身,后来却有五个老婆,染得一身恶习。他骨子里正气堂堂,仇恨邪恶,好讲义气,爱交朋友,生活上却又似“玩世不恭”,嫖赌饮吹,粗言烂语,样样不忌,是有真性情的人。所以莫雄回答说:“我像共产党吗?”说完三人哈哈大笑。

用“一民主义”斗蒋介石。这就是五色将军莫雄之谜。

最早跟随孙中山的军人,特别是广东的地方势力,一向不买蒋介石的账。像张发奎、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等还是蒋介石的死对头。莫雄也是其中一位。蒋介石在奸夺许崇智兵权时,竟假借许的命令,以“反革命军队”罪,迫使莫雄在东莞的11师缴械遣散。一个堂堂粤军中将师长,忽然遭“生死之交的兄弟”毒手。还有什么比这更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偏偏莫雄一身侠骨气,所以后来一有机会便反蒋,并先后两次参加张发奎的反蒋行动。

蒋介石也算一代奸雄。但有时也会奸错地方。就是这样的莫大哥,后经蒋介石江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说项,蒋竟然又拉他回身边,安排到南昌和九江之间处于剿共第一线关键位置的德安,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拨出军费让他自组人马,更亲自破例特邀他参加庐山的高层绝密会议。

蒋以为就此可得莫雄的忠心。对蒋介石非常反感的莫雄,认为这是可以借共产党人力量向蒋介石报一箭之仇的大好机会。恰好莫雄又非常欣赏他所认识的几位共产党人的才气,在筹组人马之初便亲自到上海把中共特科的一班精英请来,安排在自己的保安司令部机要部门,一心要跟蒋介石斗一场。他说:“蒋介石剿共,我莫雄保共、通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可以救国。他要剿共,我要剿蒋。用他的拳头打他的额角。”

莫雄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从副司令、主任秘书、主任参谋、情报参谋到各级军官,竟有几十人是从上海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其中刘哑佛任主任秘书,卢志英为主任参谋,项与年任情报参谋。一切事务皆在共产党人手里。上海中共特科精英,一时云集德安。他们不仅自己组织队伍、派人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打入蒋介石的南昌大本营等,且竟然戴上专署特工袖章在德安和南昌之间蒋介石亲自坐镇的剿共基地通行无阻。

于是中国现代史上惊天的一幕便发生了:蒋介石的“铁桶”神秘地破裂,濒临绝境的中央红军死里逃生。


图3 江西瑞金,1934年10月10日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的地方。

4 广东人救了共产党

莫雄舍命交出的情报,由中共特科高手“红狼”项与年冒死送到瑞金周恩来手上使红军逃出“铁桶”之后,因为是惊惶失措的大逃跑,仅湘江一战,8万6千人的队伍便只剩下3万。但中央红军得救了。毛、周、邓之外,后来在开国十位元帅、十位大将、56位上将加176位中将,共252位开国大功臣中,只有8位上将与23位中将不在长征的队伍中(802位少将未计)。这31位战将和另一些领导中还有一部分是留在中央苏区原地打游击的人。如项英、陈毅、瞿秋白、邓子恢、陈潭秋、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等。

事后有人写过,惊魂甫定的毛泽东,这时面向东方大呼三声“阿弥陀佛”。又有资料记载毛泽东当时曾神情黯然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三万人能活着出来,我们搞情报工作的同志是立了头功的。”其实,立头功的应是国民党元老莫雄。

红军跳出铁桶的原因,蒋介石不仅毫不知情,还急调莫雄部队到贵州毕节地区去堵截长征路上贺龙、肖克带领的红二、六兵团。存心与蒋作对的莫雄有意放走红军。蒋介石一气之下,以“通共”罪把他投入南京监狱。

几个月之后,莫雄得国民党几位元老相助出狱,并转到粤北南雄当县长。不料莫雄“变本加厉”。他干脆直接送枪炮弹药,送经费人员给共产党。

当时在韶关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云广英知道莫雄在南京时就曾冒险保释过重要的共产党人,便写信请莫雄帮忙把被余汉谋囚禁在南雄近七百名共产党的人释放出狱,其中还有20多名“要犯”。

莫雄不认识云广英,却居然照办。其他县官反对,要他请示“余总司令”,说:“如果余汉谋跟你要人怎么办?”。莫雄竟说:“杀头就杀我的,与你们无关!余汉谋连自己有几个妾侍都不知道,怎会记得这些人?”直到蒋介石后来发现,粤北一些共产党的部队,原来就是莫雄属下的“支队”。于是亲自下令追杀莫雄。

蒋介石败在莫雄手里,是因为他的假仁义,以为自己又打又拉那一套可以收服莫雄这样的人,却不懂广东人的性格和脾气。蒋是从粤军手里夺得兵权,跟粤军怨仇极深,怎能续用莫雄?南蛮子恩怨分明,性格耿直,立场坚定,信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是江浙人不易了解的。

不仅是广东人救了共产党,蒋介石也是在广东失败的。

蒋介石真正起家是在广州黄埔军校,但反蒋的主要力量,不论是国民党内还是共产党内,主要也出自黄埔军校。蒋介石五次“围剿”江西中央苏区,主要对手是红一方面军;红军长征主力,且是唯一走完全过程的部队也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这支军队的前身是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的叶挺独立团。该团基础是在肇庆组建的原孙中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来又招收了一批黄埔精英。北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井冈山会师、五次反围剿、长征,主力都是从这个团发展出来的部队。“红军”的旗号最早就由叶挺在广州起义时打出。

毛泽东曾当面称叶挺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并说:“人民军队的历史要从你写起”。后来毛泽东当红一军团政委,开国十大元帅中有八位出自这个军团。只有贺龙和徐向前未在红一军团工作过。但徐向前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并参加北伐。

十位开国大将除王树声外,陈赓、罗瑞卿、许光达(三位出自黄埔军校),粟裕、黄克诚、肖劲光、张云逸、谭政、徐东海(六位同是北伐名将)全出自红一军团。此外,一班上将、中将,如杨至诚、宋时轮、肖克、杨成武、耿飙、杨得志、黄永胜和彭明治、吴法宪、梁兴初、李作鹏、王东保、张池明、宋维轼等亦出自这个军团。周恩来、李富春、陶铸等都从黄埔军校出来;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是叶挺;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德明原就是叶挺独立团的营长;百色起义的总指挥张云逸是海南文昌人,他从北伐、南昌起义出来,还当过叶挺部队的参谋长;解放军最著名的两位战将粟裕和林彪原均为叶挺手下的班长和排长;军事史上七十年不倒的总参谋长叶剑英跟叶挺的关系更不用说了。

现在解放军最著名的两支王牌部队,是54集团军的127师和38集团军中的112师。127师的前身就是 “叶挺独立团”。这个团后来编为新四军三师七旅,陈毅去当旅长时,朱德对陈说“我把红军的老祖宗都派给你了”。新四军本是五岭各地的游击队在项英、陈毅大难不死从梅岭下山后组建起来的。112师的前身是1928年彭德怀“平江起义”的老部队,57个开国上将中有十余人出自该部队。这两个部队是长征的主力。但仍以叶挺的部队为主。

若当年没有莫雄的情报,所有这些共产党的精英,能够跳出蒋介石“铁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原解放军127师老政委、铁道兵团政委宋维轼将军就曾说过:“曾经有人问我:解放军的老底子究竟在哪里?我说,追根溯源,也就在我们广东”。
现在可以加一句:共产党也是广东人救的。


图4 长征前主要从叶挺旧部发展起来的红一方面军队伍,就是打败蒋介石的解放军老底子。

5 一个无赖打败三个英雄的社会

当然,打人拉人那一套,蒋的权术远在毛之下。这是蒋败在毛手里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中央军委一些材料介绍林彪时,说他“攻于心计,贯用机巧;深沉寡语,用心歹毒;残忍虚伪,阴险诡谲”。果真如此,毛泽东也是败在林彪手上。选这样的人接班还写入党章,对“高瞻远瞩”、“战无不胜”的领袖来说,是何等的失败!现在一切有关“阴谋恶毒”的指责,都泼到“四人帮”身上,大家好像忘记,正如漫画家廖冰兄所说,那只是毛的“四爪”。

毛蒋两人的差别,反映出中国政治文化一个特征:在玩弄政治权谋方面,一代胜于一代。从古至今,勾心斗角、不择手段的阴谋篡夺,充满中国政治史。就连尧舜开创的所谓“禅让”,实际也只是一场阴谋 。

中国文化传统中积累的政治权谋资料是世界最丰富的。从鬼谷子、吴起、孙滨、吕后到萧何、陈平、孔明、刘伯温,从秦王汉武、朱元璋、康乾、慈禧到现在充斥书店的“谋略”类出版物,和一个接一个从墓穴中爬上荧屏的大奸大恶人物,都能作说明。

所谓“先礼后兵”者,是借“礼仪”讲诡计,借“道德”讲权谋。中国的“文兵法”远胜“武兵法”:专讲权谋、心机,讲揣摩、猜度,讲驭人术,讲巧诈机变、深藏不露,讲“闷着不出声就是发财”,对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阳奉阴违、翻云覆雨、挑拨离间、落井下石、栽赃陷害、斩草除根那一套阴险毒辣的东西烂熟于心。社会上互相比狡诈、比无耻、比狠辣,人人嘲笑“力敌”,吹捧“智取”,真有强大外敌杀到,大家便争做缩头乌龟,“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就此成名句。

为什么“三个臭皮匠”,可以“顶个诸葛亮”?原因就在于个个比诡计,而诡计又太普及。历史上,多少正气堂堂的勇猛之士,从李广、高仙芝、岳飞、于谦、袁崇焕到彭德怀,最后都是功成祸至,败在别人的计谋、心机之中。忌贤妒能,不整到死不会罢手。像郭子仪“权倾天下而朝廷不忌,功盖一世而主上不疑”者绝无仅有。

最无稽的是从夏商周开始,每一朝代的灭亡原因,都赖到一个女人头上。这其实只是一个脱身诡计。这场戏竟会演到文革之后,真是中国人的耻辱。

直到现在,一边宣称要建立民主法制社会,一边是源源不绝的权谋文化向全民深入骨髓的灌输教育。一代一代人在这种浸满权谋心机的环境气氛中成长。中国就这样,把世界史上最丰富最独特的流氓政治文化,当作最大的遗产,当作民族“智慧”,一代一代发扬光大。

中国社会本就是“小人打败君子”、“阴柔人物得胜”的无赖社会。想笑不能笑,想爱不能爱,连想做好事也不成。黄永玉就有“为善最苦”之叹。真能喜笑怒骂者有几人?一切都在某种“高瞻远瞩”的计谋中作了“安排”。

按此下去,我想中国社会很快会发展成一个无赖打败三个英雄的社会。

比较起来,莫雄十分可爱。他对国共两党都作过巨大贡献,如果他不是一身侠骨气,如果他也是阴险恶毒,以他的资历和才气,也不至于最后才当个被一再被人追杀的小县长。

顺便再比较一下毛蒋的晚年。毛执政27年,所出冤魂数目远在战争年代之上。但毛从没有过悔意。晚年还是为一个权字,想着每七八年再来一次“继续革命”。直到临终前,他对守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讲到文革“未竟”之事时说:“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毛是至死不忘血雨腥风!

1949年后蒋介石年复一年发表“反攻”文告。当年他为一个题匾写下跋文:“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三年未曾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尝以‘寓理帅气’自铭”。只是,他又说“但不敢示人。”与此同时,他不断说自己是“第一罪人”。这使人想起,蒋曾为自己生母王采玉墓撰联:“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 蒋再奸滑,也不至于在慈母墓前勒石作秀。不管怎么说,蒋还是个知悔恨的人。


图5 一个无赖打败三个英雄的演习——原成都军区领导黄新廷被批斗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3-11-06 周三, 上午3:00    标题: 引用回复

6 革命就是“杀人夺权”

“红狼”项与年另有一番故事。他深沉、狡黠、孤独,有强烈的复仇心理,杀人无数,是个特工奇才。他是那种只要想做便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人。为找到出卖彭湃的军委秘书叛徒白鑫报仇,他在上海街头猎犬般蹲伏三个月;为要剌杀蒋介石,他爆破了南京至上海的整列火车,不顾众多无辜者的生命;为扮乞丐把莫雄的情报送到瑞金,他竟动手用石头血淋淋地砸掉自己四颗门牙。

这当然是莫大哥非常欣赏的坚忍不拔又豪气万丈的江湖英雄。所以直到现在,莫家几位公子,每有提到项氏,都十分亲切地称之为“项叔叔”。

只是在项家后人看来,这位“红狼”却是自私、绝情、乖戾、没有人性、毫无信义的“魔鬼”和暴君,一个不负责任、不可理喻的恐怖的暗杀者。以至项家人都不愿跟他接触。

项与年的孙女,军中作家项小米以祖辈家史为背景写的小说《英雄无语》中,主角也不是祖父,而是奶奶。项小米的祖母只字不识,卑微、善良,受尽损害、屈辱、折磨,内心又极度沉痛和寂寞,一生从来没有得到过爱,却不管白兵、红兵,一样烧饭给他们吃。项小米以她为真英雄。却认为项与年只是个又红又黑的“紫色英雄”。

图6 周恩来、康生的杀手项与年

对项与年,项小米直写:“他对待上级近乎愚忠,而似乎完全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表现出对家人的一点爱。”对他的英雄事迹,反而是“无语”。

项小米写到:当“桐”(项与年化身)和战友打入敌“保安司令部”时,敌特为审查他们,故意在隔壁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一个年仅19岁的女共产党员:扒光衣服,用火烫皮肤,用钳子把十个手指甲一个个拔下,用铁丝穿过乳头,用利器切戳她的……她“两腿之间血肉模糊,屋里弥漫着血腥味和烧焦的皮肤味”。蹂躏进行了整整一夜,女孩凄厉地惨叫了一夜。连伙夫都恶心得呕吐,站在院子中大骂凶手“不是他娘下出来的”。

项和他的“英雄战友”却若无其事地喝酒打牌整整一夜,连牌都没有出错!第二天,女孩自杀了。要知道,这时莫雄司令部从上到下有几十个共产党人占据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岗位。

所以项小米完全有理由问:“爷爷他们,能救而没有救她,这合乎逻辑吗?这是真实的吗?是党性允许的吗?或者,是人性能容忍的吗?是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的吗?遗憾的是,这是事实。”

项和他弟兄的“残忍”,和比“坏蛋还要坏蛋”的做派,也会得到“革命理论”的“理解”。我的一位朋友曾写文章说,因为他们后来成了中国革命的“救星”,从而体现了“革命的人性”。我不明白,人性可以这样“分类”吗?这与莫雄后来在粤北,一句“杀头就杀我的”把顶头上司捉的几百共产党人放走比起来,这种“革命的人性”,不是在“烧焦的皮肤”中散发出一股丑恶、堕落、血腥和残忍味吗?

或许这位有公有私、有得有失、有深沉有绝情、有美好有丑恶,有壮丽有肮脏的项与年,才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革命英雄”。他的真正价值,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再次询问“革命”和“英雄”究竟是什么?项与年是“革命英雄”,还是自私、无人性,甚至丑陋的病毒蠕虫?又或是两者的“性格组合”?

后来《英雄无语》被拍成电影。几乎一切负面的东西都被倒转、被美化。我们只看到一个假英雄——“党的优秀儿女”。最无聊的是在电影中,“桐”和他的战友,“机智勇敢”地“救”了那位女孩!这是一个可恶的篡改。因为他们把悲惨现实所撕破的美丽,用意识形态的混浊浆水重又拼贴出来,去引诱新一代。


图7 1976年9月毛泽东病危时,当时毛泽东最信任的“革命领袖”之一、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写下手稿:“历史与现实。为今。时代。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革命就是“杀人夺权”。张春桥是清醒的。他对我们理解“英雄”和“革命”大有帮助。转自杨克林编《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东方图书公司、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第565页

7 英雄无语,后人有泪

莫雄、项与年和许多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包括“创造了红军”的英雄,在革命胜利之后,得到了什么?这是最使人迷惑的问题。一方面是当年的理想、信念和激情令人唏嘘不已,另方面是后来的冤屈、悲痛和愤懑使人惶惶然。

对此,可以看一下闽西。

红军长征前,国共两党的斗争,从广东南部移到北部五岭地区。当时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主要就在五岭东北角的赣南和闽西。

项与年是闽西连城人,他的父亲是邓子恢的至友。项与年的儿子是当代改革开放猛将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所以邓子恢、项与年、项南可以看作是闽西三代革命精英的代表,都是对革命有过大贡献的人。但结果怎么样?

邓子恢是闽西根据地的创始人。这个地区为红色革命献出过20多万精壮汉子的生命。何叔衡、瞿秋白等都在闽西被捉牺牲。闽西更出过刘亚楼、杨成武、张鼎承等几十位高级将领。当年毛泽东在苏区被贬到陈毅手下,就是在闽西工作。

邓子恢其实是共产党内最正派、最务实,又最贴近农民的领导之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挨整时,邓子恢竟“不识时务”,先后11次向毛泽东进言。终于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从此郁闷在家。到1972年,闽西第一代革命领袖便含冤而去。当然,他没有像杨成武那样在文革中挨批斗并获六年半的牢狱之灾,更没有像刘亚楼那样55岁便辞世,算是幸运了。


图8 中国共产党内最正派、最务实的领导人之一:邓子恢

项与年1922年参加北伐,1925年入党,随即被派往南洋组织华工“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11月被驱逐回国后,改名梁明德在上海加入周恩来、李克农手下的中央特科“红队”(行动科)工作,成为特科精英。

项与年不仅资格老,且可谓功比天高。解放初被安排到辽宁监察厅当个副厅长。已经是很重要的岗位了。其他白区英雄,绝大多数都分在民政局、计量局、农业局等单位,而且都是副职。在项与年的单位,红区出身的厅长总骑在他头上。但他一样忠心耿耿:主动把房子越换越小,所有的收入除最低的伙食外,全部上缴作党费,自己明知一身牵着几头穷到发霉的家,却从未想过要去照顾一下。革命年代他就把历年积下的几十元大洋全部交作党费,不肯送回家一分钱,致使一个亲生女儿活活饿死!即便这样,他退休前最后得到的正式职务是“省文史馆员”。——一个被公认为“救过中央红军”的大英雄!

项氏的真正命运还未开始。因孤身只影在关外生活,他请求接两个孙过去,却被全家一口拒绝,家人都视他为自私的魔鬼。30年代项曾受命调查江青,更参与联名写信中央,不赞成毛江婚事,致使埋下祸根。

“文革”时,在“中央”授意下,项与年被戴上叛徒、反革命的大帽。他被审查一大串闻所未闻的“历史问题”。七十多岁的人,被轮番游街、批斗、毒打,一次一次整得死去活来,直打到从七层桌椅垒起来的“高台”上滚下来脑震荡,中风失语,以“大叛徒”、“特务”罪名开除党籍,送去农场劳改,1969年遣送回连城老家孤身生活。一生被“革命”折磨、损伤和迫害,使身体从孔武勇猛变为佝偻驼背,瘸拐失语,眼球混浊,精神和心身受到彻底摧残的项与年,文革后,经胡耀邦干预才被允许回北京。但还没来得及动身,便在龙岩病逝。

斗来斗去,项与年最大的“罪行”其实只有一条:当年为什么没有死!这几乎是所有白区英雄和朝鲜战场遣返战俘的全部“罪行”。

项氏在后人的埋怨、愤懑和喝斥中,在自己颤抖、失语、凄凉和孤独中了却残生。他唯一的知己竟是在远方一样挨斗之后躺在医院中的“中南第一大特务”——国民党元老莫雄。

不知那时项与年有没有想到40年前那位被折磨致死的19岁女孩悲惨的喊声,不知他在高台被打翻落地时有没有想过“革命的人性”。

这就是用闽西20万精壮汉子生命换来的“英雄”和“革命”。或者用项小米的话说,这就是“用他的四颗门牙挽救了一个军队,一个政党,同时也就挽救了一个国家”的英雄和他的革命。

8 从“曾魔王”到“曾改革”的命运

战时白区特科人员保护红区将士,个个英雄了得;战后红区的人根正苗红坐天下,白区特科一身瘴气,包括在白区搞统战工作的人,个个成“特嫌”。即便查无实据,也只能限制使用。就算你有泼天大功,只要稍有差池,必定大祸临头,少有例外。中国社科院的著名学者何家栋原来就在白区搞地下工作。“三反”时就被“清除出党”。后来 更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流放山东14年。他在《那一段尘封的历史…..》中说到,进城之初,康生给毛泽东打报告,提出对待白区人员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遂步淘汰”。毛即批示施行。现在有充分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兵败如山倒,最直接的原因出在情报系统。国民党从国防部掌握作战机要的“战略家”刘斐、郭汝愧到各大战区司令部的陈其五、韩练成、邓宝珊等都是共产党的人。战争期间,国民党13位上将、28位中将、10位少将,其中3位战区司令、3位集团军司令,共55名军级将领转投共产党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情报系统在其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共产党后来对白区人员的“十六字方针”显然是与国民党的这一教训有关。随后,当把知识分子称作“白专”人员时,此方针顺手被推到知识分子身上也是“理所当然”了。何家栋原单位的二三十名知识分子 后来均以投机分子、右派、反革命、特嫌等名义,被从红区来的“识字的农民”全部淘汰。

连刘少奇最后都成为“叛徒、内奸、工贼”,周恩来最后都要为是否“叛徒”挨整,其余像潘汉年、冯雪峰、饶彰枫等还有什么好说?钱壮飞(1935年逝世)、李克农(1962年逝世)如果不是早回红区又早逝,也不会有好结果。整人到这一步,已经离开“政策”问题了。

回到白区问题。早回早逝,两条缺一不可。项与年的老战友,军委参谋部谍报科长曾希圣就是一例。他是黄克诚的同学,与项氏一起参加北伐、一起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后从上海转到中央苏区接钱壮飞任军委二局局长。长征路上,使红军一再避免覆没危险的几个关键战略行动,如转兵贵州、四渡赤水,包括假蒋介石之电调走国民党主力等妙计,主要得益于曾希圣的工作。

从1931年至1933年8月1日,曾希圣的二局破译国民党100份机密电报。到1934年7月,更破译密码400多本。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人从瑞金一出发便碰上蒋介石的“铁桶”边缘,湘江一战,红军只剩下三万人,然后经二万五千里到陕北时还是三万人。长征一路胜利前行,后来都归为毛泽东“用兵如神”。“四渡赤水”时,林彪不满这种“走来走去”的打法,毛即斥之为“娃娃懂什么”。林彪当然不懂。因为他不知道是曾希圣的情报在起作用。

叶剑英说曾希圣“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刘伯承又说,“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毛泽东更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朱德和我。”

项、曾两战友都是红军的救命大恩人。一个在中央苏区救红军,一个在长征路上救红军。曾的哥哥曾中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之一,曾任鄂豫皖苏区特委书记兼革委会主席,却在红军内部斗争中惨遭秘密杀害。

曾希圣因早到红区,有技术,又在毛身边,解放后任安徽省委书记,地位比项与年高得多。大跃进时曾希圣大搞浮夸风,是紧跟毛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1960年困难时期,周总理专程飞安徽向曾希圣要粮,说罗布泊原子弹实验基地的粮食即将断绝,10万科技精英有可能饿死。曾氏立即上调粮食。这使安徽进一步陷入绝境。1959-1961年安徽饿死439万人。按全国平均比例计,多死200多万人。曾希圣因此被后人称为“曾魔王”。 那情形跟四川李井泉调粮到北京一样。结果是四川饿死的人全国第一,安徽第二。

后来曾希圣终于说:“我对人民犯了罪”。于是1961年,他站出来揭露人民公社的弊端,第一个提出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责任田”办法。‘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也是他先提出。

李先念称曾希圣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而且曾希圣搞“包产到户”是预先征得毛泽东同意的。当时毛对曾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后来又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想不到的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曾希圣,读得懂“天书”却读不懂毛泽东。“曾魔王”变“曾改革”之后不过一年,曾希圣的“责任田”被毛宣布为犯了“方向性”错误,是刮“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在大会上直指曾希圣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同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号召,并当即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与邓子恢一起,就此回家“靠边站”。

文革一开始,曾希圣就被康生指为“安徽的黑手”,惨遭残酷迫害。结果是加速他的癌症恶化,在1968年7月正处于66岁的盛年时去逝。如果他不是早逝,就凭毛的那句话,其结局不是死无全尸,也绝不会比项与年好。但曾希圣也确实比项与年高。在弥留之际,曾氏断断续续地说:“出路在于改革农村体制”。


图9 50年代末,曾希圣(右一)等同志在安徽省接见全国技巧冠军。

9 680万大冤案,越是亲密战友越惨!

曾希圣的例子说明,闽西以外的,红区的,也不会好到哪里。对此张爱萍深有体会。1974年冬,被投入监狱五年多的张爱萍将军在囚室写下《长夜曲》。在感叹“专案组”“胜法西斯狠毒”之后,他写道:

四十六年, 斗敌牢房,
丹心似火, 血战疆场,
从未有他图。 入死又生出。
历尽艰难克险阻, 何曾梦得枷锁锢,
不顾日夜劳碌。 落个革命囚徒!

为革命,四十六年入死出生,最后竟成革命囚徒。这就是革命对英雄的“奖赏”。对专制主义的革命来说,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

列宁生前,史大林称他为“父亲”。1927年列宁的的遗霜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列宁仍然在世,他恐怕也会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解放前,毛泽东多次称鲁迅为“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又认自己是他的“学生”。解放后毛泽东关于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的谈话是近年一再得到证实的事情。许多人觉得奇怪。其实这是专制革命的本质所在。与史、毛关系不大。

林彪出事前,陈毅指出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赫鲁晓夫对史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之后,讲到林彪大捧特捧毛的时候,他对陈丕显说:“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当然,陈毅有陈毅的理解。

真正不可理解的是,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文官刘、周以下,武将朱、彭打后,人人有坏,个个挨整。而“总是有理”的只有一个人。 近日莫三球先生对我说:“有个最新说法:毛泽东是反革命分子家属”。我愣了一下。他接着说:“因为江青是反革命分子”。按共产党的标准,结果是一个好人都没有。这是什么历史?

中国是世界顶级“冤案大国”。中组部披露了自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前,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达680多万件 。1983年中国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是400多万 。建国后到1981年累计培养的中专以上知识分子数量为800多万 ,加上建国前遗留下来的人数,顾则徐先生估计中专以上知识分子总数约为1000万。按此,中国知识分子冤假错案每百人有68个,即每三个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国人中,有两个以上在1978年前遭受过冤假错案,有过禽兽不如的遭遇。 仅以文革计,据各地检察厅起诉书统计,正式被“起诉”迫害的有744,554人,34,766人至死,受牵连者超过一亿。其中受害的政治局委员22名,中央委员(含后补)96人(1968年有“叛徒”、“特务”、“有历史问题”罪名者占总数72%!),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副总理13 人,全国六大局的4个第一书记,29个省市区的60个主要领导人,中央监委34人,人大常委60人,全国政协常委74人,军委副主席5人,民主党派负责人11人,军队干部8万多人(其中1100多人被迫死)。以政治局委员计,1965-69年,10个人打掉7 个;1965-73年,10个人打掉8个。1965-69年的5个侯补政治局委员打掉4个。文革十年间,国家领导人从主席到副总理共21人,除宋庆龄被架空,董必武、谢富治、柯庆施三人早逝外,12个被打倒,3个被斗,一个被批。21个人只剩一个未计入,就是死无全尸的林彪。在迫死的人中,包括张闻天、李立三、王稼详、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黄克诚、周小舟、李井泉、陶铸这些中央级的人。地方情况更不用说。仅“广东地下党案”就有林锵云等85人被逼死。

地方各级单位未“立案”的冤狱,自然未计在内。这部分资料,直到今天,不要说统计,就是估计亦无法进行。正如刘少奇在文革被斗时所说:“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这个“你们”是谁呢?真是“秦始皇算什么?”他两次坑儒,才坑一千人。

最不明白的是,国民党的大战俘都得到许多优待,为什么会对自己人,越是得力干部,越是大功臣,越是亲密战友,恨得越深!整得越惨!海外早有传说:“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还应加一句: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把“革命”换成“爱国”,情况一样。

反右时毛泽东说:要“像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文革时又说以后“七、八年来一次”。后来被认为是笑话。其实1978年后,冤假错案一样层出不穷。例如,1978年陈云给胡耀邦写条子:“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潘汉年问题的解决”。潘案由此才得以平反,第二年华克之到北京找到廖承志,又得平反。陈云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起了很大作用。但后来,我们在后文还会提到,陈云又给项南制造冤案。这是为什么?。


图10 罗瑞卿一生为毛卖命,忠心耿耿,最后被整到跳楼致残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3-11-06 周三, 上午3:01    标题: 引用回复

10 戴笠13年捉不到的人,共产党关他24年

莫雄到上海找共产党人帮忙组班子时,主要是找刘哑佛、严希纯、项与年和华克之。

刘哑佛在1939年牺牲了。严希纯1923年参加过国民党,后来当中共中央军委交通员,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曾被捕,1945年赴香港搞地下工作,还在香港达德学院当过教授,在反右时又有几句入了文献的“右派言论”。如果他不是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去世,其结果未必比项与年好。值得再写一句的是,解放后何铭思搞统战工作时,还在北京认识严希纯。但达德同学会收集整理的所有资料,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严希纯的记录。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当年共产党是从多条不同的路线进入香港达德学院的。
其实,在进入达德的共产党人中有不少神秘的人物,是至今未被认识的。其中严希纯就是一个。
根据《莫雄回忆录》中第93-94、150-151、157-158、161、166-167、172页和贵州毕节日报网上国民党将军莫雄在江西德安专员公署情报组长中共特科人员贾希谊等到人的回忆资料,严希纯在党内外均有多重身份。党内对外是上海地下党重要领导、中央军委联络员,实际是直接与李克农联系的中央政治保卫局干部、中共特科的重要领导。莫雄在上海碰到自己旧部的政治部主任刘哑佛(刘和珍之兄,在上海加入中共特科)要求跟共产党联系时,刘去找的领导就是严希纯,代表党接过蒋介石给莫雄两份委任状的是严希纯,莫雄入党要求转到李克农处时,向莫雄转达李克农建议,希望莫雄留在国民党内为共产党工作的人是严希纯。直接安排卢志英、刘哑佛、项雨年等中共特科精英及几十位共产党人在莫雄公署和司令部工作及打入国民党特总部的人是严希纯。
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挽救中央红军、在贵州毕节挽救萧克、贺龙红二、六军团的大功劳,有严希纯的大功。(我在莫雄的六公子家里访问,听到莫公子讲到严叔叔时特别兴奋,在他们的相册中,莫雄与严希纯的合照也作了特别保存。
1949年之后,他参加开国大典,成政务院32名参事之一,但只任国家计量局副局长(项小米的《英雄无泪》中讲到白区人员不如红区时说的“计量局”可能就是指他。)在白区,又曾被捕,就属内控人员。(严氏1945年到香港,入达德,应跟潘汉年有关)。
严氏在共产党、国民党、致公党之外,还参与创办中国科学院及九三学社,又是中国民主建成国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同时是第四届政协常委和右派代表。
1957年反右史上所说如“外行领导内行”等最早的右派言论,就出自严希纯。
什么人会有如此复杂的政治面目?

图,严希纯(左)与莫雄

图,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会议的致公党代表
左起:雷荣珂、黄鼎臣(主席)、陈其尤(主席)、官文森(副主席)、严希纯(副秘书长)

蔡廷锴别墅、达德学院、马礼逊楼这幢小房子还有什么故事?!
中共特科的人还有什么故事?
莫雄的生死之交,原“三民主义”者后来也在上海加入中共特科的华克之,其经历最有神秘色彩,其遭遇亦最是负屈含冤。华克之是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生。他与莫雄一样,发现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时,便决心与蒋为敌 。他开始是“中国剌杀王”王亚樵“铁血锄奸团”的第一号骨干。后来成“红色谍星”有“百变特工” 之称。中国特工,可能以他最为神奇。

华克之多次策划剌杀蒋介石。1935年他再次策划刺蒋,结果他的助手孙凤鸣射中汪精卫三枪。九年后汪精卫因枪伤复发而去。当时人人以为是蒋介石下的毒手。蒋因受怀疑,气急败坏地悬赏10万元要华克之的头。
华克之1937年到延安,经廖承志、潘汉年介绍,由毛泽东亲自批准加入共产党,并派他回上海。华当即在毛面前发誓:“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从此,他成为潘汉年的重要助手,在李济深、陈铭枢和华南民主力量之间做信使。

蒋介石连下五道通缉令,戴笠、沈醉在海内外疯狂搜捕他13年,竟奈何不了他。悬赏10万大洋缉拿他的告示还遍布各地街头时,华克之一样在香港、广州、上海、南京之间出生入死,为红色革命做出卓越贡献。华的工作,神秘惊险、变幻莫测。随时准备献出全家性命。他有 “七不”真经: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想出头,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但他在香港时却曾三过莫雄家门而不入,只得自己潸然泪下,是怕累及好友。

何铭思说:“华克之是个伟大的人物。他跟许多杰出的地下英雄一样,用伟大的牺牲体现伟大的爱”。

经历九死一生的红色特工,解放后便大祸临头。1955年,潘汉年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逮捕。株连一千多人。现年94岁的华克之就是其中之一。1955年5月21日华克之作为“最危险的敌人”被捕,判刑11年。他极度痛苦,竟将筷子捅进自己的眼窝,眼球都掉了出来。刑释后被押送徐州监督改造又是13年。

华的夫人出身香港银行界大富豪之家,后来亦成潘汉年的下属,1955年被捕审查,1963年获释后下放到徐州当图书资料管理员,两人依靠她的50多元工资苦度光阴。想当年华克之并无工薪,他利用工作之余从事金融与商务活动,曾赚了42万港币,折合黄金4200两,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了活动经费。1955年被捕时,搜查结果,他与老伴的全部积蓄只有50元人民币。

华克之在回忆潘汉年时说:“同年5月21日,我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病期间,从医院被直接押送牢房,从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后,我想不通天下哪有这样一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内奸”、“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当初我为什么要反蒋、刺蒋?抗战胜利后,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将倭国军方仓库中的一批炸药与194挺新机抢运到新四军军部去?我为什么要窃取蒋介石国防部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送到香港,由潘汉年转交华南分局?而潘汉年如是‘内奸’,为什么不顾对我的五道通缉令,不要10万大洋的悬赏,而与我并肩战斗10多年?”

潘汉年为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主动交待自己在不知情之下曾见过汪精卫一面。不料却因此成“反革命”。轰动世界的“剌汪案”的策划者华克之更万万想不到,自己怎会因潘氏见汪一面又成“反革命”。戴笠、沈醉倾全力13年捉不到的人,共产党却关押折磨他24年。1979年华克之终于在北京与莫雄见了面,1983年沈醉亦如愿以尝在北京见到自己几十年想一见的华克之。但莫雄与沈醉都想不到,1949年之后,红色谍星华克之的遭遇比他们更惨情。

莫、华两人的性格人品及他们之间的交情可以在1984年7月华克之为悼念擎友莫雄(志昂)的两首七绝中看到:
举世传颂莫志昂,一诺千金是特长;
西苑饭店一分手,从此只有泪双行。

秀才人情纸一张,遂字遂句断我肠;
仅可告慰于公者,雄风山高将水长。

图11 1948年,经历国民党特工13年疯狂追杀的华克之偕夫人朱蕙风在香港留影,一样春风满面。此时蒋介石还未解除对他的通缉令。(转自秦兵 天津党务咨询 2003年9月16日)。

11 三起三落的项南

历史以巨大的惯性滚动。但毕竟在向前。这可以在闽西第三代人身上看到。这里说的是项与年之子项南。项南父母叔叔和妹妹可以说都是以不同方式为红色革命牺牲的人,习仲勋誉之为“满门忠烈”。

项南直到过世前几年才知道自己父亲的真实情况。他自小与父亲失散,18岁参加救亡运动,两次入党,长期在出生入死的敌后坚持斗争,全凭个人的努力成为团中央宣传部长、福建省委书记,是个公认的一身正气、大智大勇、敢作敢为的改革开放猛将。他的品格、才情和勇气应不在任仲夷之下。就这样一位难得的好干部,却四次受党“处分”,被打成“叛徒”、“右倾机会主义者”、“留党察看”、关押和轮翻批斗、降职降薪、贬落农村劳动 。为什么一个刚直不阿的灵魂,一再遭受打击,左右为难,动辄得咎?

项南主政福建改革开放,大刀阔斧,成绩斐然,受到福建人民和海外华人喝彩。但在中央的陈云、胡乔木等人看来,特区招商引资,是“旧中国的租界”,合资企业有“殖民地性质”,你为企业家“松绑放权”,他问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胡乔木终于找到机会。仅仅因一个小地方几个农民把普通饮料当作感冒药的所谓“假药”案,被胡抓住上纲,刚刚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并自称“我永远是小学生”的陈云,坚持要处分项南。项南一句为下面叫冤的话,更被歪曲为“对抗上级”,另加罪名。

当时从地方到中央,包括“主政”的胡耀邦、万里、习仲勋、陈丕显、胡启立、余秋里,许多人都为项南叫不平,但都无能为力,原因竟是“这是老人家的决定”。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居然只能以“不唯实,只唯上”的态度去执行处分项南的决定。

“老人家”不是故意跟项南过不去。同一时间,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一样受到“海南汽车案”和“蛇口风波”的折磨。可惜现在还没有人去重审这个案子。

说邓小平三起三落是不对的,他是三落三起。项南才是三起三落。项南到福建主政前,万里对他说:“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新局面。有错误,我们担。” 当时谁会想到,万里的“我们”竟对分明的新冤案也“担”不了。

当薄一波拿着“警告处分”决定,劝项南接受时说:“签个字,这事件过去了,还可以安排工作么。”

薄一波搞错了,我看共产党这一套都是搞错了。他们一直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工作。幸而项南不是项与年,闽西的第三代不同第二代,而且按族谱,闽西连城客家项氏,还是楚霸王八千东江子弟的后人呢。项南是受过冤屈,又被“平反”过的人。这次他平静地对薄一波说:“不能再违心地签字了。”

纵观共产党的历史,大人物宁肯丢官不肯认错的极少。赵紫阳过去也做过不少错事。但他后来不肯违心“认错”,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守卫自己的尊严,是他最终获得广泛敬仰的主要原因。项南是另一个在共产党中央的错误“处分”决议中,始终拒绝签字因而守卫了自己尊严的人。

“老人家的决定”是什么意思?这使我又想起邓子恢的例子。1952年4月,武汉一家医院青年文书纪凯夫,因为怀疑一个部门小钱箱被盗而造成的一件小冤案,被毛泽东知道。毛直接给邓子恢发电报:“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 同时要邓子恢开除市长吴德峰的党籍。周季方是邓子恢手下红军老干部,也是征战一生,战功赫赫的人,入城后更是勤勤恳恳,工作出色。只因一时偏信,犯了一点错误。

邓子恢认为处分似乎有些过重,很委婉地请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长安子文将自己的意见转上去。谁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要安子文转告邓子恢:“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

邓子恢是什么人?1949年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中南局书记。而且当时毛泽东未“老”。所以,根本不是老不老问题。闽西三代精英的遭遇,从上层看,内容、结构和意义是一样的。革命从求民主自由幸福开始,最后一切生杀大权只落在一两个老人手里。而且他们手里拿着的还是“革命”、“民主”、“人权”的武器。这是三代革命精英与千万人民献出的鲜血和生命所求的吗?

所幸从下层看,又大有不同。叶永烈有文章以非常欣赏的态度介绍自己如何在陈云去世后临时应约,“半个月写出《陈云全传》”。不知道他是否七天写出《他改变了中国》?胡少安花十八年时间写了900页的《敬畏人民—项南传》。写得厚实、丰满,使人看到一个在智性自满的“众神”折磨、打压下的现代悲剧英雄。项南是偷到改革开放“圣火”的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我感谢天地图书公司的孙利川先生送我的《项南传》。

图12 项南在福建主持工作

项南还不能代表共产党第三代人的遭遇。有更多共产党的第三代苦不堪言。刘哑佛的后人就是其中之一。

共产党之得到莫雄的帮助,首要关系人是刘哑佛。刘作为单线联系的地下党人,在1939年牺牲后,公开的档案却是国民党军官,更被怀疑为“叛徒”、“历史反革命”。其公子几十年来一直背着这个黑锅,受尽岐视、打压,苦苦不得求解。其际遇之坎坷,远在项南之上。

刘哑佛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主角刘和珍的大哥。刘和珍等47位学生被杀,近200学生受伤后,知识界的强烈反应不用说,当时的总统段祺瑞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保守的国会亦即召开非常会议决议处分首犯;国务院总辞职;段祺瑞又颁“抚恤令”,并随即宣布终身素食以示忏悔。一个月后段祺瑞政府便倒台。北伐能迅速胜利就跟此有关。刘家两代所面对的政治、社会环境,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不知谁来评说。

12 “八字脚”的“风水发啦”

莫雄的故事还未完。

抗战后期,粤北共产党的队伍很惨。古大存的红11军,最惨时只剩下十几人。1940年因叛徒出卖,周恩来主管的中共南委,及其属下江西、粤北、广西三省区委全遭破坏。但位于五岭地区风暴中心的北江特委反而最活跃,主要是因为有莫雄保护。

当时知识界的情况很奇特。北方逃难的知识分子云集香港,南方抗日的知识分子云集粤北。粤北各地乡村,特别是各中小学,都有中共党员在活动。何铭思和他的几位战友那时就潜伏在南雄的植桢中学、珠玑中学等地。

近年霍英东和何铭思在五岭地区搞了四十几家希望学校,如始兴风度中学、新丰马头中学,和平四联中学、仁化秦丽璋纪念小学,大埔饶彰枫中学、江西大余梅关中学、湖南汝城大坪小学等,都是当年地下党积极活动的地方。

那时莫雄在粤北任“挺二”纵队司令。组织司令部之初,他“照板煮碗”,找古大存帮忙,请共产党人来合伙,更把挺二的三、四大队和特务二中队直接交给黄桐华、何俊才等共产党人去组建。

这些队伍后来变成东江纵队的一部分,掩护过王震三五九旅南下。当时整个挺二竟有100多共产党员,实际是由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控制。莫雄在给他们各种特权外,一样送经费、送武器弹药、帮共产党培训干部、放开辖区让东纵北上占领地盘、建立根据地。所作所为,比当年在德安和毕节有过之而无不及。著名的“风度抗日大队”,当时拥有七个中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建起来的。

黄桐华在挺二组建“战工队”,请莫二公子任少校队长,莫三公子也是队员。文革时,所有这些人都有“历史反革命嫌疑”、原为地下共党员的就成“叛徒嫌疑”,一律受到无情审查自不用说。挺二北一支队队长地下党员李学林是大队长李韶光的侄。1941年北江特委指示李学林出面,争得伯父和莫雄支持,在英德以莫雄的名义先后开办榨油厂、铁矿场、养猪场、杂货店,并在各地搞倒卖,生意一直做到广州和香港,既作交通站掩护地下党,又为“北特”筹集大量经费和弹药补给,甚至还有经费支持港澳工委。

近日被媒体炒作得大红大紫的所谓“中国经济学奖”得奖者之一的许涤新,就是当年在香港接收李学林所交经费30万港币的签收人。共产党在香港开办《华商报》、青年书店等机构时用过这笔钱。黄松坚和他的警卫王标亦长期隐蔽在莫雄公馆旁的“义和店”内,或住在李学林家中,成了挺二的幕后指挥者。

“北特”的奇迹,除莫雄大包大揽外,李学林在筹措经费上也是有大功劳。1945年“北特”专门成立财经小组,成立昌兴公司,李学林当经理,莫二公子当秘书科长,负责提供当地情报。

当时李韶光怀疑李学林是地下党员。莫雄竟对李韶光说:“如果他是‘八字脚’,哈!这倒是你李家风水发啦。” 随后莫雄干脆组织个特务二中队,让李学林当中队长,更便于放手做大生意。莫雄知道大球早就入了地下党,自己一家又跟共产党如此亲近,当亦为“风水发啦”一类。

图13 项南女儿项小米在莫雄故乡英德访问。左为三球、右为六球。莫雄实际是北江王。这里应是莫雄认为是“风水发啦”的好地方。

李学林、莫二球跟大家一起,欢天喜地迎接解放之后,怎样也想不到莫雄所说“八字脚”的“风水发啦”,竟是大祸临头。

为地下党搞经费,自然会有难以说清的地方。解放后,李学林被抓住了小丁点问题,1951年便进监。监牢虽然只坐三年,但出狱后成了“劳改释放犯”,当年大家都简称“劳改犯”。他的老战友何俊才当了广东省卫生厅长,大着胆子接收他去办公室当清洁工。几个“革命干部”质问何:“卫生厅怎么可以请劳改犯搞清洁?”李不几天就被人赶走。于是,当年粤北生意场上通行无阻的大老板、共产党北江特委的大财臣,最后流落街头,苦不堪言。莫二球先生对我说:“有时见他摆地摊卖几顶草帽,也不知如何维生”。

要知,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

但红色革命给了李学林什么?从坐监到流落街头无以为生28年之后,一句“平反”,当年的冤案就此“了事”。然后你要记住:是党为你“恢复名誉”。

一个日本留学生发了一个贴子说,“日本人之所以瞧不起中国人是,日本人尊敬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烈士,中国人自己却忘记了”。 日本人对200多万战争烈士不断有神社追悼。中国各地有不少抗战记念碑,但有多少纪念活动?

我想,连活着的抗战英雄都得不到尊重和爱护,还谈什么烈士?


图14 原北江二支队司令何俊才(右五)与霍英东(右四)、何铭思(右二)在新丰黄柏管理区研究改建小学校舍时前合影(1995年)。何俊才在北江能拉起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全靠莫雄支持。

13 莫家三代的遭遇

三代红色精英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余三代“黑色”、“白色”和“灰色”的人,可想而知。五色将军莫雄的一家三代就是例子。

莫雄之对共产党,除了主动送救命情报,主动拉共产党人主持他自己的司令部外,还送经费枪炮弹药、培训人员、保释囚犯、放生战俘、救助伤员、帮助长征队伍过关、替共产党组织整支队伍,直到当面向张发奎把早已是地下党员的大公子莫振球推荐给他当机要秘书。

莫雄每次帮助共产党,几乎都拿出一张王牌:“用我人头担保”。当时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张发奎把广州和上海的“张公馆”交莫大公子管理。这两地后来成为中共敌后的情报基地,里面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至今无人知晓。但可以知道的是,蒋介石后来兵败如山倒,肯定与上海的“张公馆”有关。解放军渡江前夕,上海市党组织负责人、后来的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就由莫振球安排住在张公馆。

就这样的莫雄,解放后叶剑英亲自写信请他从香港回来的莫雄,两年之后便被家乡地方政府当作“反动官僚地主恶霸”逮捕,并被陶铸批准“枪决”。虽然有古大存仗义执言得以保命,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坐监、劳改、批斗、游街,一次一次审查交待,没有一次能逃劫难。

本可为莫雄作证的有关共产党员,个个因自身难保而默不作声。古大存曾愤愤不平地说,过去莫雄是用脑袋担保革命同志的,“共产党人怎能过桥抽板!今天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几句公道话而已,竟然无人作声!”。

当然,古大存只是气话。古大存在莫雄手下当过参谋长,后来他与冯白驹、云广英、尹林平一起被打成“严重右倾”和“地方主义”者,也是深受其害的人。在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古大存保莫雄”还成了一个重案。

古大存不会不知道,过去“用脑袋担保”可能只是“几句话”,但在假革命家横行,互相出卖,集体献媚,六亲不认,连开玩笑都有罪的时候,“几句话”可能使你要生不能,要死不得,比“用脑袋担保”风险更大。这世上还有几个像莫雄、古大存那样刚直的人?

事实上,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局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的古大存。1958年因所谓“地方主义”受到错误处理。文革开始后又遭受迫害,1966年11月4日以70岁的盛年含冤逝世。

1978年台湾还曾派特务到广州要毒杀莫雄。同年莫雄却写信给尹林平重申要求入党而又一次未被接受。到1980年过世时,莫雄夫妇除400多元人民币存款外,无任何其他资产。他好像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一直戴着“反动地主官僚”出身的帽子生活。档案至今未改。

现在内地官方介绍莫雄的资料,都只提到1949年叶剑英南下时毛泽东如何交待一定要找到莫雄安排工作,提到叶剑英在北京如何接见莫雄。并总有一句:“党没有忘记莫雄”。但有关莫雄及其一家从1951年初“镇反”开始,一路厄运连连、斗批不绝,文革时还成“江南第一大特务”的惨痛事实闭口不谈。

对其他一些重要事实,更多有随意歪曲的地方。

肖、贺部队长征到贵州,实在走投无路。贺龙被迫冒险写信给莫雄,直言请求借路。莫雄用美人计困住当地国民党军队头目、发假电给蒋介石有意指错方向,又乘机调走自己的部队空出毕节城,让肖贺部队在那一带得到18天的休整,并就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这件事,在解放军军史里全变了样。2004年,被称为“红色将军”的张铚秀在其回忆录中,作为权威的当事者叙述自己随红六军团到毕节如何勇不可挡之后,接着写:“伪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见大势已去,狼狈地向威宁方向逃窜,我军俘敌300余名。”

图15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过毕节时王震(左一)与当地苗族群众一起,还有点牛气。

不仅是军史,从中央的政治史到地方的政协史,对莫雄的记录都是变质的。

1925年在广州,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为《政治周报》创刊写发刊词:《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其中提到“郑、莫”两人。1993年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时,加上一条注[7]:“郑、莫,指郑润琦、莫雄,是广东的小军阀。一九二五年他们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实际上1925年,正是莫雄任东征粤军右翼前敌总指挥扫荡陈炯明部队解救孙中山的时候,又是蒋介石使诡计迫莫雄缴械解散部队,使莫雄转向支持共产党,而后来中央红军又因此得以死里逃生的时候。

如果说北京的大官对莫雄不了解,广东的小官应不至于如此。但最近由广东省政协编的《广东政协五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介绍曾任省政协副主席的莫雄时,关于在德安和毕节的事只有一句含糊不清的话,说莫雄:“反对国民党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协助红军通过其核区,曾被捕入狱。”

一次以全家性命作抵押,冒死挽救整个中央红军的泼天大功,只换得冷冰冰的“反对”两个字。

莫六球对我说:“什么‘反对’,这么简单?”

是的,摇头还是举手?

对莫雄的曲解,还来自当事人的后代。很可奇怪。

卢志英后任南京市委书记,解放前夕就义。现南京雨花台有他的记念馆,算是他们那班人中身后最幸运的一个。他的公子卢大庸不知当了什么官,后来忽然对人说:莫雄是在他父亲和刘、严、项等人的多次工作,包括“强硬威迫”下才交出“铁桶计划”的。

此说实太不合情理。不要说莫雄身为司令,手中所掐是无人知晓的绝密。就算寄人篱下的共产党人真有“威迫”之举,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莫雄,岂是怕“威迫”的人?莫雄后人对卢公子所说深为不肖。


图16 莫六球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什么‘反对’,这么简单?”(2005年4月2日)


图17 孙中山副官张猛的夫人、广东书法家潘景晴为莫雄书写墓志铭(1999年)

14 莫二公子的莫须有大罪

莫二公子遭遇最坎坷。他因莫须有罪名所受伤害之怪异,可列入天下奇闻一类。

解放后李学林的公司换了经理。二球也调入韶关政府当秘书。莫须有的大祸从天而降。北贸公司开始“审干”。公司小秘书曾广平没有做过任何错事。主审者说:“要积极向党交心,做事没有错,思想有没有错?”曾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一件事。他说:“去年我娶老婆,急着向经理借点钱。经理唔肯。我真想做瓜他。”

“做瓜”就是“打死”。主审一听,大喜过望。立即说:“你想杀经理!谁指使的?”小伙子急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慌乱中说了一句:“我当时只是一句气话。没有人指使我。我们科只有一个科长。”
主审立即接话:“哦,那就是科长了。”

这位科长就是莫二公子。他不仅跟父亲一样,满腔热血支持红色革命事业,而且在父亲身边积极投身于具体的革命活动。后来到香港达德学院求学,听说东纵战士缺鞋,二球即听父亲建议,从陈李济处取出自己三千元港币生活费,买了一批胶鞋送给在粤北活动的东纵部队。

但革命给了他什么呢?主审一句“那就是科长”,莫二球就跟曾广平一起以“企图谋杀经理罪”入狱!

当年莫雄因“通共”罪被蒋介石逮捕,是二球陪母亲到南京监狱探监;一解放,母亲便到二球的监狱探监,莫雄更要四出活动,求人打救自己的儿子。

两年后二球被救出来,已经是“释放犯”,加上一辈子抹不去的“官僚地主”出身,此后几十年他成了“法定”的“运动员”,审查批斗、劳动改造,绝不会拉下一场。一个按文件规定,应该是“海外回归专家”的香港达德学院学生,一直被“限制使用”,28年未加一分钱工资。

二球的女儿在农场,一边劳累工作,一边刻苦自学,终于考上大学,却因“政审不合格”,被拒绝录取,最后被迫到江村建材厂做全厂最重活的翻沙工,弄到手脚都烧烂。


当然,她还是比小曾好。曾广平坐监多年出来后,走投无路,心灰意冷,更想到自己无端使莫二球受罪,一时转不过来,自杀了。

二球的故事,是否仅出于一个主审官个人的偶然错误呢?不是。或许我们宁愿说主审者“没有错”。因为当时那种环境、那种气氛、那种体制,不管谁当主审,只要认为自己还在“参加革命”,就必须要找到一个“指使”。
这绝不是个别的小例子。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一条罪名为:“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直到“潘扬案件”平反之后,才又有人说出了这数据的上个来源:原来,上海解放初期在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一位干部当时同上海公安部长扬帆开玩笑,说他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工作,物色了各类人物为我所用,就像春秋战国时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3000一样。而且说他比孟尝君养了更多的食客,不止3000而是3300。于是有人当场附和随口就诌出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结果引起了众人的一阵大笑。据说就是这两句打油诗的传播而变成为定论。(见尹骐“潘扬案件”始末)


这是解放前历次党内整风的习惯做法。解放后变成对全国人民的改造方法。解放初期广东土改,叶剑英和方方实行温和路线,被中央指为右倾。于是方方被处分,叶剑英被调走,换陶铸、赵紫阳上马,实行滥斗滥杀的“村村见血”政策。1997年,原广东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就透露过当年一个小地区就有一千多人被逼自杀的残酷状况。其中没有一个居於「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偾」的人。一场“土改”、“镇反”,广东有几十万人被镇压。其中绝大多数是冤案,而且绝对没有统计在680万可查的案件中。

图18 2005年3月莫二球在家里接受笔者采访时摄。八十多岁了,虽然一生冤屈,却始终不忘“忠肝正气”。

15 几个男儿非马牛!

莫三球算幸运。他在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来为广东农科院筹建了六家颇有成效的生物药厂,成了生物学家。但也没有好到那里。他仍跟二球一样戴着“官僚地主出身”的大帽,一样成“运动员”,一样挨审查、批斗、劳动改造, 一样限制使用,一样28年不加一分钱工资。

也终于有一件使三球“高兴”了一下的事。

解放初期,全国猪瘟严重,农业部知道三球的未婚妻在美国读医学博士,便请三球帮忙设法取得美国猪瘟疫苗。三球的未婚妻几经困难冒死得到疫苗后,通过香港陈李济药房李朗如先生,绕过禁运送回国内。

此后经北京学者在所得疫苗基础上作了点改良,几十年来,救了上百亿条猪的命,为中国农业经济,为中国人的身体健康,立下巨大功劳。香港人也因此得益不小。

1983年,在外国学者的询问下,匆匆为此项目颁发了“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一万元奖金,当时国内不算小数,全给北京分光各各入袋。所有上报材料,绝无半个莫字。后来广东农业厅见“发明奖”没有自己的名字,便写报告申诉。北京方面被迫从各获奖者那里拿回共三百元转给三球。三球花了一百二十元摆酒宴请同事。为共产党辛苦几十年,这算是最大的奖赏了。

2000年前后,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夫人有疾,请莫五球看诊,且又见到陈诚的公子。此后就传说有人问五球:“你父亲为共产党做了那么多事,共产党对你们又怎样?”五球无以为答,嘴角展出一丝苦笑。

图19 莫三球陪同项小米访问莫雄故居。五十年代初古大存曾经质问地方政府:“你们怎么把我们莫大哥的房子都给占了?”但这间七百多平方米的“莫公馆”仍然长期被政府“借用”。1982年,以2万5千元人民币被政府“收购”。现为镇政府办公室。

这使人想起当年白桦的问题:“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我吗?”;又使我想起,八十年前为穷而跟共产党闹革命,今天还是全国最穷的瑞金等革命老区的人,为什么不问:“我们给革命献出那么多,革命给了我们什么?”

或许邹容有答案。

被孙中山追赠为陆军大将军的邹容有诗: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图20 在“干校”正被“改造”的莫雄

从希特勒、史大林到麦卡锡,我们看到,统治者、执政者用国家、政府赋于的权力所犯罪过,远在社会任何犯罪分子和犯罪集团之上。

刚看报载,2004年全国反腐案,处分17多万罪证确凿的官员。其中厅局级431人,省部级16人。十年下来,不知其数。从680万冤假错案,到不知其数的真腐败案,都指向一点:用国家、政府赋予的权力所犯罪过,远在社会任何犯罪分子和犯罪集团之上。但我们又不能不要国家、政府,而且还要爱国家爱政府。这是人类社会一大悖论。全部问题在于,人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政府。

回头去看这一场红色革命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会使人百思不解。几乎所有投身于这场革命的人,现在都有资格讲一句:我何负于共产党。

问题是讲了又怎样?中国人必须要回头去审视历史,才有可能更好地向前寻找出路。

孙长江在为《项南传》写的序言中有一段话说:“一个没有历史感、终日沉湎于“说谎文化”的民族,是注定要贻误时机、被世界抛弃的;同样地,幻想以创造经济奇迹来弥补政治体制的缺陷,最终将被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诚如邓小平1986年所断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削肉还母,剔骨还父。”国家有个政制骨架。唯有政制改革,才有出路。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3-11-10 周日, 下午10:20    标题: 引用回复


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作邵洵美漫画像,邵洵美非常喜欢,一直将它挂在客厅里最显眼的地方。 (资料图片)



从“海上才子”到“出土文人” -- 邵洵美七问
深圳商报 楼乘震,2012年08月17日


如果把因被历史的尘土埋没起来,如今又重新被发掘出来的文人称为“出土文人”的话,那邵洵美算是一个。最近,上海书店出版社首次完整公开出版“邵洵美作品系列”九本,赶在上海书展前隆重推出,使这位声名湮没已久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重见天日。

此消息甫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官方微博上发布,便引起热议,不少读者表示,早该对这位声名湮没已久、成就不限于“诗人”的作家的作品进行系统整理。对于藏书家谢其章的评价: “邵洵美:被低估得最为严重的现代文化人”,有网友认为过誉,而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则认为,“评价或有过誉,成就不容忽视”。

邵洵美得罪鲁迅先生了吗?

邵洵美(1906-1968),新月派诗人,诗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但提起邵洵美,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来源于鲁迅的那篇《拿来主义》。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某些人……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对于这句话,高中语文课本里有一个注释:“这里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于是,有人认为是这条注释“掩埋”了邵洵美。

邵洵美之女邵绡红认为,鲁迅先生误会了邵洵美:“鲁迅先生所指的‘富家翁的女婿’,当然是指爸爸娶了妈妈——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实际上,这样的评语,对爸爸来说是很不公平的。首先,邵氏家族在上海也是一个大家。我的太爷爷(即邵洵美的爷爷)邵友濂官至一品,曾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爸爸从小被过继给大伯邵颐,而邵颐的夫人李氏是李鸿章视为己出的侄女,当年以中堂大人的千金之名嫁到邵家,从谱系上讲,李鸿章也是爸爸的外祖父。其次,很多人不了解的是,爸爸和妈妈是姑表亲。爸爸的生母是盛宣怀的四女儿,爸爸不仅是盛宣怀的孙女婿,其实更是他的亲外孙。”

“即使到了现在,对于鲁迅与我父亲的纠葛是如何源起的,我还是不太清楚。”邵绡红说:“除了文章中你来我往的交锋外,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亲与鲁迅除了在1933年萧伯纳访问上海的欢迎笔会上见过一次面外,他们并没有太多的直接交往。”

而鲁迅研究专家倪墨炎认为:鲁迅和邵是有纠葛的。一般人乃至有些研究者以为,因为邵是富豪孙婿,有钱,所以鲁迅的匕首和投枪就对准了他。其实不是这样。要说纠葛,倒是邵洵美先惹人家的。1933年8月,在他的《十日谈》第二期,他写文,批评起“文人无行”。他和梁实秋的观点一样,认为文学是属于“有产的少数人”的: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穷小子而要登上文坛,就必然“在文坛里胡闹”了。这激怒了鲁迅,用鲁迅的话说,是邵洵美“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用大富豪的口气,去奚落贫穷的文人。于是,鲁迅写了多篇文章《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帮闲法发隐》予以回击。其实,鲁迅的文章发表后,当时就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表达不同意见,认为“做一个富家的女婿并非罪恶。”

邵洵美是“纨绔子弟”吗?

确实,眉清目秀、长发高额、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的美男子邵洵美,有点“纨绔子弟”的味道。邵洵美有一部显赫的家史,虽到他这一代已日见贫落,但祖宗给他留下大笔遗产,因此,他有足够的财力助人为乐。早在18岁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时,他的乐善好施就出了名,包括徐志摩、徐悲鸿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以至当中国留学生的经济发生困难,去找大使馆求助时,大使馆也会介绍他们去找邵洵美。留学生们风传他是“活银行”。 1928年夏衍在上海生活困难,托人将译稿介绍邵洵美,邵爽快地接受了,并立即预付稿酬,解夏衍经济上的燃眉之急。邵洵美为人热情、坦诚、仗义。在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文艺界多元格局并存的情况下,邵洵美拥有一大批左、中、右的朋友。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要陪丁玲带着刚生下不久的婴儿离开上海去湖南避难,可身无分文,邵洵美慷慨解囊,送了1000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须还。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此被朋友们称为“文坛孟尝君”。郁达夫说得有趣:邵洵美家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这是邵洵美的一句名言。直到自己贫困潦倒时也如此,1957年,有一次,听说陆小曼要来,为了替她祝寿,囊中羞涩的邵洵美还托好友将一枚祖传的吴昌硕的印章代为转让,仅换了10元钱。以筹得宴请之款。

邵洵美夫人盛佩玉晚年回忆,她和邵洵美青梅竹马,自相识、结婚到他62岁病逝的四十多年的共同生活,自认为她丈夫并非“纨绔子弟”,从不吃喝嫖赌,一生除了读书、买书、写书、译书、出版书,别无他求。她的丈夫重友情,轻金钱,物质财富在他眼中微不足道,为了接济朋友,甚至是不相识的文人,他赔光了自己继承的家产。她说她的丈夫是一个“书呆子”。

邵洵美与项美丽是什么关系?

除了显赫的身世和传奇的人生,邵洵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包括他与美国作家项美丽的一段恋情,项美丽和邵洵美的爱情在三十年代的文坛是公开的,也称得上是当时的一桩“倾城之恋”。

1935年,作为美国《纽约客》杂志社的通讯记者,埃米莉·哈恩从美国来到上海。让埃米莉吃惊的是,她发现邵洵美除了具有文学的天才外,还能用英文写诗。遇到这么一个能说一口纯正英语,又写得漂亮的中英文文章的中国同行,她能够很方便地去了解中国,而且结识了不少上海文化界的人士。邵洵美给埃米莉取了个中文名字“项美丽”。

当时,项美丽的寓所和邵家在同一个弄堂。在抗战期间,邵洵美和项美丽一起出版了中文版《自由谭》和英文版《CandidComment》(《直言评论》),邵洵美经常前往项美丽的寓所,而项美丽和邵家上下相处得也很融洽。夫人盛佩玉对项美丽也没有敌意。邵洵美在出席笔会的各种活动时,陪伴身边的人常常是项美丽,盛佩玉也不干涉。“八·一三”事变后,邵洵美的家产蒙受重大损失。为了挽救部分书和印刷材料,项美丽让邵洵美的一位律师朋友作证,证明她与邵洵美是夫妻关系,从而因为她的美国人身份,使得印刷设备得以从日本人手里搬出来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邵洵美、项美丽帮助地下党员杨刚完成英译,除了在《CandidComment》(《直言评论》)上刊载外,还冒着巨大的风险印刷发行了单行本,项美丽亲自开车投送。而邵洵美也成就了项美丽的事业,宋霭龄是邵洵美的五姨妈的英文老师,因着这层关系,经由邵洵美的引介,项美丽得以和宋霭龄见面,并由宋霭龄劝服了宋庆龄和宋美龄两位姊妹让项美丽写她们的传记。从而完成《宋氏姊妹》一书。《宋氏姊妹》于1940年在美国出版,立刻引起轰动,使她声名鹊起。之后,项美丽又将她在上海、重庆以及后来香港的战时经验写成了另一本畅销自传《我所知的中国》。虽然项美丽与邵洵美只生活了5年,但她一生出版了52本书,其中有10本是写中国的。10本中又有4本是以邵洵美为主角。

对于父亲与项美丽的这段感情,邵绡红说: “项美丽并不是我父亲的小妾,他们只是情人关系,是互相欣赏对方的文才而走到一起的。”在她看来,他们之间在文学上的来往与合作,比男女之情更深切一些。

邵洵美的文学成就在哪里?

经邵绡红多年的搜寻,初步出现邵洵美的诗作百余篇、文章近三百篇、著作及译作15部。此次大部分收入《邵洵美系列作品》。邵洵美生前出版过三本诗集,分别是1927年的《天堂与五月》,1928年的《花一般的罪恶》及1936年的《诗二十五首》,此次收入《诗歌卷 花一般的罪恶》中;邵洵美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大“类型小说”,即“赌博小说”和“影射小说”,前者以《赌》、《赌钱人离了赌场》、《三十六门》和《输》为代表,后者以《贵族区》、《安慰》和《珰女士》为代表,此次收入《小说卷 贵族区》之中。陈子善先生认为,其“文学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理应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一个人的谈话》为“邵洵美作品系列”艺文闲话卷。作者写过很多关于文艺方面的评论,本书收集的是其中精华部分。最为令人注目的是作者称为“有连续性的备忘录”的《一个人的谈话》,被沈从文称赞为“诗一般的散文”;《一朵朵玫瑰》为“邵洵美作品系列·译作卷”,收录所译诗集《一朵朵玫瑰》、《琶亚词侣诗画集》和《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和尚的情史》、《逃走了的雄鸡》等十余篇短篇小说,及戏剧《夫妇之间》,并附有邵译长篇译作存目。邵洵美的译文以畅达妥帖的文字贴合原文,精准地传达了原著的意趣。其翻译水平高超,享誉中外,以致时有“北查(查良铮)南邵(邵洵美)”之说。此外,还有《随笔卷 不能说谎的职业》、《回忆录 儒林新史》、《编辑随笔卷 自由谭》、《时评卷 时代讲话》。他的文学成就毋庸置疑。

邵洵美对出版事业有何贡献?

自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中,邵洵美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出版事业上。先成立"金屋书店",后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是"第一出版社"。为徐志摩、郁达夫、胡适、沈从文、巴金、老舍、潘光旦、施蛰存、陶亢德、章克标、张若谷、滕固、朱维琪以及夏衍等一大批朋友出了书。他先后办了《狮吼》、《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达11种之多。还和友人合作出版过《新月》月刊、《诗刊》。1934年至1935年期间,他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5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 邵洵美把开书店、出刊物作为终生事业去追求,娱人悦己,不以谋利为旨,常在亏损累赔的情况之下亦倾注全部心血和财力去经营。伴随着"一·二八"事件,邵洵美及时创办《时事日报》,反映民众的抗战呼声,唤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邵洵美散尽万金,出版了诸多的报刊和书籍,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无人可与匹敌的。全国解放后,他搞出版、办书店的热情不减,不久,《人民日报》一连7天批判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中的错误,使出版社被迫停止经营,才埋头于翻译工作。

邵洵美为何事要死不瞑目?

解放前夕,胡适曾为其定了两张赴台机票。邵以不忍离开家人与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谢。叶公超得悉,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邵也谢绝了。因此前好友罗隆基已向他细述了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他相信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共产党来了,他也会有出路的,因此他静等上海解放。

不幸的是, 1958年因一封向项美丽索要借款的英文信以“历史反革命”罪名被逮捕审查。在监狱,邵洵美与因胡风案入狱的贾植芳成了“狱友”。邵洵美在放风时偷偷告诉贾,他已经进来3年了,他是继续“肃反”时被抓的。他跟贾说:“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他郑重交代贾,将来出来的话,有机会要为他写篇文章,帮他澄清两件事。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46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贾和邵洵美“同监”四个月,后来贾被调走了。记着邵洵美在狱中叫贾要帮他澄清两件事,1989年,贾写了篇文章,登在《上海摊》杂志上,算是践约。

1962年4月,邵洵美被无罪释放,家中已一贫如洗。一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厄运又降临在这个毫无防范能力的文化人身上。备受凌辱之后,他见出版社的青年朋友王科一开煤气自杀,他悲痛欲绝,在医院的他吞了三天鸦片精, 1968年5月5日死时窘迫得连身新衣服都没有。1985年2月,邵洵美的“历史反革命案”正式平反。

邵洵美怎样评价自已?

邵洵美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呢?早在一九三六年,他就在一首名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里说过: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曾和邵洵美在同一战线的老作家章克标把邵洵美概括为三重人格的人: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他一生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非常忙碌,又有矛盾,又有调和,因之,他这个人实在是很难以捉牢的,也就是很难以抒写的。”

著名画家黄苗子说:“《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现代作家韩石山评论他“是一位真正的中国文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英才。” “那一茬文化人中,论身世,数他最高贵,至少也是不多的几个高贵者中的一个;论家产,数他最富有;论学历,国内国外上的都是名校;论才华,少年时便显现无遗;论功业,中国唯美主义诗歌的擎旗人,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编辑家与出版家。然而,数他的人生最为坎坷,数他的命运最为乖蹇,数他的结局最为悲惨,铁石人知晓了,也会洒一掬同情的泪水。造成这一奇崛变化的,大的说,是时势的移易;小的说,则是人际的因缘。”




邵洵美早年诗酒朋侪,與徐志摩、郁達夫、林語堂、沈從文等人過從甚密,有“孟尝君”之称。晚年醉心于书法、绘画、篆刻,亦有所造诣。
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時,他為徐志摩、陸小曼作了一幅一隻壺一只杯的畫,題字為:“一個茶壺,一個茶杯,一個志摩,一個小曼”。




美国女作家 项美丽 (Emily Hahn)



Emily Hahn (Chinese: 項美麗, January 14, 1905 – February 18, 1997) was an American journalist and author. Called
"a forgotten American literary treasure" by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she was the author of 52 books and more than
180 articles and stories. Her writings in the 20th centur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opening up Asia to the west.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3-11-10 周日, 下午10:39    标题: 引用回复

类别:人文历史


被低估的邵洵美
南都新闻 2009.07.23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Mark 南都网)


邵洵美对30年代文化的贡献是全方面的,是30年代文化人中被低估得最为严重的一位。他是大出版家《声色画报》《诗刊》《时代》等杂志都是由他主持的。

●谢其章


邵氏的事业,出版家最要紧

邵洵美去世的1968年,我正在家等待分配,这一年留下的印象是很燥,很乱,很不知所措,国家是这样,个人更是这样,8月28日我被分配到内蒙草原插队,在那呆了8年。今年是插队40周年纪念,我抄了几万字的旧日记。1968年死了很多的文化人,我当时就知道一些,但不知道邵洵美,那个年代没人知道邵洵美,课本里没有的就是不该知道的。

近来邵洵美的名字似乎又比较多地被提到了,关于他的书,市面上也能看到若干种了,有传记,有家人的回忆录,邵洵美的文集也出版了,这位当年被鲁迅贬得很不堪的文人重新得到尊重。30年代有一幅很有名的漫画《文坛茶话图》,人物众多,集一时之盛,画中有鲁迅、巴金、茅盾、林语堂、冰心、周作人、郑振铎、沈从文、叶灵凤、郁达夫、老舍、施蛰存等,而“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邵洵美”。漫画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这个信号是明显的———邵洵美在30年代的文坛是位中心人物,虽然自那时起邵洵美就越来越边缘化,70年后他又被人们重新提起,甚至于试图再现邵洵美30年代的光彩。上海有家电视台找到我,他们了解到我私人收藏了不少邵洵美主办的旧画报旧文学杂志,想在这档邵洵美专题的节目里多一个视角。我不愿意在电视节目里谈邵洵美,———谈不痛快;我跟编导说我不参加节目录制,就在电话里聊聊邵洵美吧。

几年前我写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的书评,其中有一段话“林淇(该书作者)先生在邵洵美已有的那么多个‘家’(散文家、翻译家、诗人)的身份之后,又加了个‘集邮家’,其实这些个‘家’都不足以概括邵氏的事业,出版家才是最要紧的”。现在我还是持这一看法,有些事当时不做就永远弥补不了,邵洵美主持、参与、出资、主编的那些书刊是会世世代代留传下去的,有和没有这些打上了邵氏印记的出版物,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后世对邵洵美的评价。

邵洵美是大出版家,有自己的书店(“时代书店”);有自己的出版公司(“时代图书出版公司”),因此,邵洵美出版的杂志多有以“时代”命名的,如《时代漫画》、《时代画报》、《时代电影》;有自己的印刷厂(“时代印刷厂”);有从德国进口的中国当时第一台影写版机器,这套影写版印刷设备,包括有两层楼高的印刷机,另有照相设备、磨铜机、镀铜机等一系列设备。解放初,这套机器作价让给人民政府(让价约为5万元,当初购新机时是5万美金),新中国第一画报《人民画报》即是由这台邵洵美1932年买的印刷机印出来的。我收藏有这台印刷机印出来的《时代画报》,又收藏有这台机器印出来的《人民画报》,意义自非一般(关于这台影写版印刷机有不少传奇的经历。据一直跟随着这台机器的老工人回忆,机器已光荣退役)。当年他办的刊物印制得何等精美。其实,这只是为邵洵美抱不平的一个方面,邵洵美对30年代文化的贡献是全方面的,是30年代文化人中被低估得最为严重的一位。

单以期刊画报为例,邵洵美亲自参与的即有:《狮吼》(1928年),《金屋》(1929年),《新月》(1928年),《时代画报》(1930年),《诗刊》(1931年》,《论语》(1932年),《十日谈》(1933年),《人言》(1934年),《时代漫画》(1934年),《万象》(1934年),《时代电影》(1935年),《声色画报》(1935年),《文学时代》(1935年),《自由谭》(1938年),《见闻》(1946年)等。

我有幸收存这些刊物中的大部分品种,我本无心做“邵迷”,却实际上做了,这也许是我对邵洵美的方方面面有兴趣的另一原因,谈起他来距离拉得比别人近一些,事已至此,我对昔日轻率地放弃《狮吼》而后悔(此刊及《金屋》是我所失藏的),为什么放弃,因为嫌它太过于破烂不堪了,现在来看《狮吼》比《金屋》还稀有,只有那些在大图书馆供职的研究者,才有机会近水楼台地接触旧刊并从容取阅发表论文。李欧梵说“供职于上海图书馆的张伟先生是惟一的对‘狮吼社’做了研究的中国学者” (张伟的论文为《狮吼社刍论》)。

前向把寒斋所存的与邵洵美有关的刊物整理了一下,挺有趣味挺有成就感,此项收集工作如果现在才着手的话,很难做成这样的规模了,时过境迁———对收藏这等事说来尤为如此。

《新月》存毛边创刊号,另存散本十数期。最想得到《徐志摩纪念号》。

《时代画报》总出118期,存包括终刊号在内的三十几期。前向有机会买到汪曾祺旧藏的几十本此刊,无奈要价太高并须与几十本《良友画报》合售,只好放弃。

《诗刊》,存另本。

《论语》总出177期,我耗时二十年搜罗此刊,现仍缺11期。

《十日谈》原为八开本,后读者提意见改为十六开本,我原存十数期,近日又得十数期,可是仍不全。

《人言》,存一合订本。

《时代漫画》总出39期,我先以低价得二十余册,后零星配得几册,离全璧尚远,亦不作此念想也。拙书《漫画漫文》从此刊中取材不少。

《万象》,取名“万象”的杂志有好几种,我说的这本《万象》的书影在姜德明著《书衣百影》中有展示,此刊出了三期,我藏的是全份,假如它出的期数多,攒齐就困难了。

《时代电影》,旧电影刊物很抢手,价格一直很辣手,现在根本买不起,我存的几本还是早先买的,拙文《民国电影杂志过眼录》内有此刊的图片。

《声色画报》,它使人想到“声色犬马”这声名狼藉的词,用它作杂志的名字,真要顶住世俗的非议,其实它的内容并无大出格,我有两本。

《文学时代》,我存创刊号,最不可思议的它竟是储安平的签名本。储安平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大悲剧人物,天地间我不知道我这本是不是孤本。

《自由谭》总出八期,我只有第一期,得自拍卖会。听别人讲我没有的那几期非常漂亮,我却连看一眼的眼福也没有。

《见闻》是惟一一本出版于战后的刊物,它离文学和文艺很远,它是一本时事类刊物。我存有含第一期在内的十数期。关于此刊,只见过姜德明先生写的《邵洵美与〈见闻〉》这一篇,姜德明还写过《邵洵美与〈自由谭〉》,好像除此之外就没人写过了。

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

说到邵洵美就不可避免地要提起鲁迅对邵洵美的评论,这虽是不愉快的回顾,却又是绕不开的。在鲁迅先生笔下,邵洵美的出场,名字前面总会冠以别称的,譬如“邵公子”,“自称‘诗人’邵洵美”,“富翁赘婿”,“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等等。但凡鲁迅对某人有了成见,某人的名姓就会首当其冲地代主人受过了。邵洵美一开始是写诗的,1928年5月出版诗集《花一般的罪恶》,这书的原版本很难找,此诗最初是发表在《一般》杂志四卷一期(1928年1月),我忽然想到去年夏天重金买的十几本《一般》,里面正好有初刊《花一般的罪恶》的这一期,此诗的上头还有钱君匋作的题头画,我本无心做“邵迷”,却每每在纸面上碰到邵洵美。在这期《一般》上还有一条启事,是章克标写的,他要“征求”《狮吼》半月刊,并称“备有相当酬报”。《狮吼》有邵洵美的背景,在当年就这么“一刊难求”。

邵洵美对文化事业做了很多的事,他办了那么多的刊物,他没做过一件坏事,甚至于连一件“不对”的事我也觉得他没干过,所以只好拿“富翁赘婿”与“欲登文坛,须阔太太”来做文章了。

惹得鲁迅很不高兴的邵洵美的《文人无行》发在《十日谈》,鲁迅为此写了一篇超长的杂文(鲁迅说“真的且住。写的和剪贴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鲁迅文章里的引文用的是“剪报法”,不然的话,八九千字一字一字写去怕是一整夜也写不完。最近看到一封20年代胡适写给钱玄同信的原迹,其中所引《老残游记》一段即为剪报,贴得整齐。可是,贴剪报原是为了省些写作的工夫,那连写都不必写,岂不最省工夫。

熬夜写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这两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婿崇拜家”,“但邵府上也有恶辣的谋士的”这样的字句,损害了鲁迅的健康,连鲁迅自己都说“给‘女婿问题’纸张费得太多了”。现在好了,邵洵美的文章大家也可以看到了,至于不至于让鲁迅写八九千字你自己去判断。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毁者,称人之恶而损其真。誉者,扬人之善而过其实。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上海沦陷时期,邵洵美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不写(集邮文章除外),不说,不作事,不出面,这也许就是我们习惯说 的“大节”——也许是我们故意忽略的“大节”。在对抗审查制度上,邵洵美和鲁迅本是一战壕的,只是由于种种的难以说得清的原因,许多误解拖延至今,当事人都不在了,惟愿以后的人们不再误读。

◎谢其章,藏书家,现居北京


海上才子·邵洵美
浙江余姚人, 早年诗酒朋侪,有"孟尝君"之称





邵阳:我的爹爹邵洵美

名字由来:邵洵美原名云龙,与盛佩玉恋爱时,见《诗经》中《郑风·有女同车》中有“佩玉锵锵”句,为妻子之名,于是从“洵美且都”中取二字为名,以示爱慕。



[81/81793]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3-12-08 周日, 上午3:03    标题: 引用回复




衣冠塚外的「黑貓」

2007年12月21日 凤凰周刊
2007年第35期 總第276期


  “黑貓中隊”是國民黨從大陸敗退台灣後,在美軍協助下成立的針對新中國的空軍間諜部隊。其中兩名成員先後在大陸生活20年左右,但其情況有別。1965年1月10日,張立義在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探測原子彈工廠時遭導彈擊中,跳傘被俘,1983年被釋放後去了香港;1986年5月3日,台灣中華航空公司正駕駛王錫爵駕駛一架華航波音747貨機,突然從香港轉飛大陸廣州。台灣自由撰稿人郭冠英近日投書本報,披露了他所知道的張立義和王錫爵軼事。

  “黑貓中隊”成員投奔大陸

  2006年的10月10日,我(指本文作者郭冠英)在北京拜訪王錫爵。我是由張立義介紹的。當年台灣派往大陸執行間諜任務的U-2 飛機一般(每架)維持兩個飛行員,1964年是王錫爵與張立義,他們起飛地有桃園、泰國、韓國。他們都是“黑貓中隊”的成員。

  張立義說,1964年最後一天,蔣經國還在圓山飯店請他們吃晚飯。飯後蔣孝文領他們去空軍新生社跳舞。他奇怪蔣妻徐乃錦整晚都找他跳,與孝文甚冷淡,他不知道他們夫妻其實感情已出問題。

  後因不知是王還是張身體不舒服,排班表亂了,本應是王出勤的任務就由張出。

  張立義與王錫爵之後先後轉投大陸,不過他們一個重落地,一個軟着陸。

  殊途同歸,重拾舊誼,因此我一報張之名,王就樂見,還同他女兒一起在家旁邊的餐廳請我吃午飯。

  王對今日大陸的發展自然贊不絶口,談起各項數據溜得有如景點的解說員,對他當年的選擇也表自得。

  對比兩岸,此長彼消,現在的狀況與王當年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任何人都沒想到會有今日的局面。

  投奔台灣的大陸飛行員,如今銷聲匿跡。再說反共嗎?理不直氣不壯;支援“台獨”嗎?又鐵不下心,拉不下臉。

  反是王的空軍老同事,退休了多往大陸跑,會到北京看看老友,買不到票還托王錫爵打招呼。

  王錫爵後來還在國際航線上飛了幾年,曾做到民航局副局長。現王已退休。

  台灣飛機在內蒙古被擊落

  1965年1月10日,張立義飛到包頭上空7萬英尺,天上一輪明月,約為晚上9時,張突然見遠方一陣白光,機艙剎時全黑。薩姆飛彈在附近爆炸,破片擊機,U-2極脆弱,立折,張的右肩也嵌入許多碎片。張彈跳逃生,昏滾6萬英尺,到1萬英尺傘開才震醒。他摔在内蒙古土默特旗一片白雪的荒漠裡。

  內蒙冬天極冷,零下20多攝氏度,張瑟縮了一夜,清晨見附近500米外有一蒙古包,踉踉跄跄找去,一進門就癱倒。蒙古包婦女見他大吃一驚,连忙拿出大衣给他穿,張就地“被俘”。

  因傷、凍、撞,張立義一度瀕死,中共沒叫他“成仁”,把他搶救回來,對他尚優待,安排他在北京的空軍招待所裡住了5年,也不問他。可能有關U-2的事,之前被俘的葉常棣已講了。給他吃高級軍官伙食,還有點零用錢,有4個兵陪他。張還在天安門廣場教那幾個兵騎腳踏車,好同游。每天生活就是放風、散步、打乒乓,下午逛大街。負責人還帶他看電影、樣板戲,這樣他們也可假公濟私報銷。

  有一天,張被帶到軍事博物館參觀,地上排列着4架U-2偵察機的殘骸,前3架分屬陳懷、葉常棣、李南屏,第4架3512號就是張的駕機。

  當時正是“文革”高潮,講解員數落美帝國主義如何壞、駕駛員如何不是時,總會響起一片掌聲和叫駡聲,但誰也不知在身旁沒鼓掌的那人,就是其中的一個飛行員。

  身處“敵營” 安穩度“文革”

  “文革”中張處颱風眼,絲毫未受衝擊,沒人去“革”招待所“賓客”的命,也沒來算他這“敵人”的賬。

  當然,張也不能拋頭露面出去“串聯”。張說他是井底之蛙,後因孤獨不自在,還自動加入員工“學習”,跳忠字舞,綉毛章,還要一口氣完成,熬夜也干,以示虔誠。

  鬧到後來,大家相互“交換” 成果,這樣到外面跑一趟回來,他就儼然成了個胸前掛滿“勳章”的張大帥。

  張後來放回南京,與母親及兄妹重逢(張父在南京大屠殺中被日本人所殺),這是張的一大安慰,大家已相別27年。張母在1980年去世。



  張立義在大陸住了18年,他最近帶台灣空軍老友盧維恆回大陸,還去看當年陪他的空軍幹部,後皆是好朋友。盧說:“你在大陸確實過得不錯啊。”

  張立義與在台妻子“再婚”

  筆者是因李敖介紹認識張立義的。


國防部空軍第卅五「黑貓」中隊張立義、張家淇的兩次結婚照

  張夫妻情篤,張在大陸寒窯單身,1982年11月與葉常棣放到香港,張聞妻已別嫁,甚悲。

  當時,台灣政府不准他們回台,張妻已在華航做事,偷偷到香港看他,問張在大陸有沒有成家或至少想過成家,張說都無。張妻抱之痛哭說:“我希望聽到的不是否定的答覆,這樣我可減輕點歉疚。” 張妻說願復合,與現夫有約,張生還則歸之。

  1991年,張與妻再婚。張想見其妻改嫁之人,謝其視三子如己出之恩,未果。1993 年空軍幼校第4期在四川灌縣慶建校50周年,張攜妻、子參加,會後順長江而下到南京,兄妹全家共37人大團圓,再游黃山,張極悅。後張與妻共度退休歲月。1999年又慶55周年,幼校同學在廬山聚會,張與幾個同學先到王錫爵家住了10天,由張導遊北京,再南下。

  張妻在2003年病逝。張一生從一而終,未及二色,此實異數,李敖聞之大有飽人之惑。 現張立義在南京也有家,台北朋友凋零外遷,我找他時他已去大陸了。

  繞了一大圈,他又回到出生之地。台灣家在,大陸有歸,尚屬衣錦,何其幸。人如滄海一粟,仍與國運浮沉。



  王錫爵“劫機”投奔大陸

  王錫爵當年是“黑貓中隊”5個飛完10趟U-2任務的機員之一,飛完10趟就可以榮退,從優安排工作。王后來轉入台灣華航,在1986年5月3日駕747貨機投奔大陸。督導空軍特種作戰任務的衣復恩說,1965年5月王錫爵出任務,對湘、桂、粵地區偵照,飛臨白雲機場上空,看到下面米格機的凝結尾,沒想到後來他投奔降落的就是這個機場。

  一般人皆説,王當年是跟台灣華航航務處長劉某處不好,認為華航人事諸多不公,一氣而投奔大陸,王這人個性木訥耿直或也有關。蝙蝠中隊隊員後轉華航的李崇善説,他與王等3人是連保,王跑了他要受連坐處分,後來也算了,他沒受影響。

  王不能說是“劫機”,只能說“駕機” ,因為他是正駕駛。王的“駕機” 過程甚有趣。他說動用客機較麻煩,因此他選貨機,但華航只有兩架貨機,他申請了一個月。

  那架貨機飛東南亞,從新加坡、吉隆坡、曼谷到香港,在曼谷載了些榴蓮。

  快到香港時,王叫機械員邱志明到下艙去拿幾個榴蓮來分吃。邱在翻箱倒櫃時,他就對高他一期的董光興副機師說:“老大哥,最近國際劫機事多,咱們好久沒做反劫機演習,就來場演習吧。”

  董不疑有他,王就拿出個手銬把董的右手拷在機艙的把手上,等邱興衝衝地抱個榴蓮回來,王就告訴他們要把飛機飛到廣州去。邱不從,王說大家會同歸於盡,邱還在吵,董說算了,他是機長,他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吧。

  王就把飛機安全降落在白雲機場,過程中並無打鬥。後邱在台記者會上大談英勇抗劫,還秀出腿上紗布,王看了非常不滿,找人傳話說,邱再胡說他就要公開響應。理論上來說,若兩人真有扭打,飛機又如何平安降落呢

  王說他遵照指示滑到機場一個角落,以為會有大陣仗的迎接,結果只見一人騎腳踏車過來,他甚驚。原來遇到(大陸)“五一勞動節”長假,只有廣東民航局副局長于延恩在機場當班,騎車趕來處理此事,當晚則由廣東省委書記葉選平(中共開國元老葉劍英之子),請他們三人吃飯。。

  起先,王等三人還住在一起,後王駕機飛北京受賀,大家才分開,貨機歸還台灣,榴蓮“待罪”曝放,全爛了。5年後的1991年底,這架飛機起飛時發動機脫落,摔在台北的萬里,機員5人罹難。



傷於外者,必返其家

1983年,被中共釋放的前黑貓中隊飛行員葉常棣、張立義,在CIA安排下轉往美國。
當初主持計畫的美方官員在機場迎接,第一句話便是:「我們的弟兄終於回家了!」


國防部空軍第卅五「黑貓」中隊



[82/85112]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3-12-18 周三, 上午10:50    标题: 引用回复


Yitang "Tom" Zhang


最新的上限已经从7千万,一路降到64以下。。。
http://michaelnielsen.org/polymath1/index.php?title=Bounded_gaps_between_primes



我,美国人:重生的数学家张益唐

VOA @ Dec 3, 2013


1985年,张益唐从北京大学数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后来到美国普度大学攻读博士,他完成学业以后的经历非常坎坷。他以数学博士的身份做过快餐店会计、送过外卖,甚至住进过汽车里,90年代末才好不容易获得到一所普通大学当讲师的机会,14年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13年5月。他的一篇部分证明孪生素数猜想的论文横空出世,成为最近这些年数论领域最辉煌的成就之一。有人认为他的故事比陈景润更精彩。

9月底的一个周三中午,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三楼的公共活动室内,几十位师生出席了当天的 “学术午餐报告会”,这是数学系的一个传统。老教授约翰•纳什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另一位教授安德鲁•怀尔斯1995年攻克数学史上著名的费马大定理以后,系里给他们主办过同样的活动。今天的主讲人是华裔数学家张益唐,他这次在普林斯顿要参加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

张益唐:总共就是一个星期,总共做三次,昨天2次,今天1次。

张益唐的学术头衔谈不上显赫,他只是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普通讲师,但最近在数论领域取得的一次突破让他成为学术明星。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张寿武是东道主,两人相识近30年。

张寿武:素数,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至少在我们那个时候三四年级的学生就能知道,所以他的定律和陈景润的定律是一样的,都是可以讲得明白。陈景润证明的是1+2,陈景润同时证明了2-1和2+1。

陈景润取得突破的数学难题是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张益唐面对的是另一个古老的命题,叫孪生素数猜想。

张寿武:他们属于一个范畴里的东西,这些数学的结果很容易跟人讲得清楚,证明其实没那么容易。

素数又叫质数,它们只能被1和自身整除。由2开始,3、5、7、11、19、23这么一路延续下去,或许直到无限。如果某个素数前后有差值为2的另一个素数,两者即构成“孪生素数”,比如(3 5)、(5 7)、(11 13)、 (17 19)、(29 31)、(41 43)。如果一直列举下去,我们可以发现其分布越来越稀疏,但似乎一直存在。此时,孪生素数猜想的核心命题为,孪生素数有无穷多对,不管多么稀疏,它们将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无限。

张寿武:他证明了有无穷多对,这样的素数它们之间的差值只有7000万。

从7千万降到2才能最终证明孪生素数猜想,差异依然巨大,可光明已经明确无误地出现在黑暗隧道的尽头。张益唐的贡献相当于将大海捞针的工作变成水塘里捞针,他的成就已经可以跟陈景润相提并论。

张寿武:我觉得他的故事比我想象的很多人的故事都要精彩,比陈景润要精彩,比我们系里的一个教授叫John Nash,我想张益唐的故事比他们俩都要精彩。这是不可以复制的一个现象。

纳什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张益唐的故事可见不同凡响。他1955年出生,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85年取得硕士学位以后来到美国普度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他原本应该很顺利的学术道路此时出现波折。张益唐与导师、来自台湾的代数专家莫宗坚产生了分歧。

张益唐:开始还好,但后来有一些个人原因什么的,我觉得并不太好。最后普度学位拿到了,但那时候对我个人来说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

张益唐最近取得突破以后,莫宗坚在普度数学系的网页上贴出了一篇文章,似乎用作对各种可能质询的书面回答。他对张益唐读博期间立志攻克另一大数论难题“雅可比猜想”似乎持不同意见,但最终还是予以认可。莫宗坚还认为开头的几个学期自己象“虎妈”,没有给张益唐足够的空间自由成长。

张益唐:我能说的是,这篇文章我根本没看过。别人要给我看、要转给我,我说你们不要转给我,我没什么兴趣。

1992年毕业以后的7年间,张益唐没有能够进入学术圈,他干过很多工作,但跟数学有关的很少。

张寿武:他不想做数学照样可以有一番事业。刚好相反,他想要做数学,让我觉得很surprise,因为他没有做数学的条件在里面。

直到1999年,他才谋得一份到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数学的工作,开始为编外讲师,几年以后才转正,但很难取得终生教职。

张益唐:我没有后悔,如果当时有些选择,如果不行你去改行学电脑啊,去弄金融什么的,那会有别的很多机会。我没有选择那样,现在我也不后悔。

冯胜平:他不开车,他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现在租房子住。他太太有,他在生活上、在钱上从来不争,也从来没见过他争名、争钱、争权,都没有过。

冯胜平是张益唐的好友,他从前做过金融投资生意,目前处于半退休状态。每年张益唐都要到冯胜平在普林斯顿附近的家小住一两次。

冯胜平:从他教书以来吧,当时他也没结婚,很长时间也没有结婚。放假的时候来,纽约基本上住胡平家,在普林斯顿就在我这里。来了就是看书,然后就聊一些事情,聊天。

张益唐常看的书并不都是数学。

冯胜平:他的才华一直没有被很多人认识到,甚至有些跟他很近的朋友说他到处漂流,甚至到处蹭饭,对他相当过分,甚至给他脸色看,都有过。

张益唐与纽约的朋友胡平交往已经20多年。

胡平:其实大家海阔天空什么都谈,除了数学。他在数学方面的造就非常好,一直在攻一些很大、很难的题目,但毕竟隔行如隔山,所以对他在这方面到底有多高的造就简直是无从测量。这是我和他,小女儿坐在这儿。

96年胡平女儿出生的时候,张益唐负责开车接送。

胡平:那以后,每逢我女儿过生日,张益唐就要寄一张200美元的支票来。我当然多次表示希望他不用寄了,因为我们知道他经济上也不宽裕,他坚持要寄,有几次我就没有去兑现。这张还是250,你看,01年的。他这种性格的淡泊、这种淡定,我想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到04年,他领着他新婚的太太到我们家去,这样我们终于找到一个理由,我们说以后你就不要再寄了吧,有钱还是多给你太太寄去吧。

博士毕业后他辛苦了20年,其间从来没有放弃数学,他的研究一直在持续。

张益唐:一直在反复不断在思考这个东西的话,有时候你会得到灵感的。去年7月份在科罗拉多一个朋友家里,才突然觉得有一条思路应该能走通。

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他将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提交到了权威学术刊物《数学年刊》。

张益唐:我4月17号投出去的。5月8号,正好3个星期,他们就已经审查完了,说这是对的。

《数学年刊》的审稿时间一般长达两年,张益唐的论文被接受之快,或许创造了一个记录。数学家亨里克•伊万尼茨和皮特•萨纳克先后担任过《数学年刊》的编辑。

亨里克•伊万尼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成就。首先,这个问题很受欢迎,同时也是个热点,所以他的成果出来以后,人们震惊了。第二个方面他使用的是数论领域现存的顶尖的庞大工具体系。

皮特•萨纳克:他理解证明过程的机制。就像开车一样,他不仅是开这辆车,他更深入到了发动机部分,进而改进了发动机的工作方式。这极不寻常。”

除了数学和历史,他极少的几样爱好中还包括听勃拉姆斯、读唐诗宋词。他可以找到合适的诗词来表达此时的心境。

张益唐:唐诗宋词?好吧,我就说两句吧,我不想说它的出处,好不好?“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就这两句,可以吗?

他历经坎坷取得的成就对数学界的年轻人肯定是一种不一般的激励。

张祥瑞:我觉得只要做数学就好,管它什么生活轨迹。我觉得肯定想在学术界工作,因为很有意义。看他这个结果,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结果。当然象他这样我可能也不介意,所以我不是很清楚,反正只要能做数学就好。

对数学界以外的人来说,他们都愿意分享喜悦,而不在意具体的内容。

胡平:问他本人能不能把论文发给我们看看,他就发来给我们看。当然我们第一行都不会念,不要说以后的啦。

冯胜平:他能走到这一步不是一个偶然,应该是这样,用英文讲他deserve it.

不管孪生素数猜想取得的突破多么轰动,我们也无法将它跟GDP之类的实用价值连到一块。

伊万尼茨:对任何纯科学来说,你可以都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好奇心才是最关键的,通过解决这类问题,数学本身的研究方式也可以得到发展。

皮特:问题本身就会吸引我们纯数学家。如果问题有实用价值,当然好。如果没有实用价值,仍然很好,只要问题关键而且深刻。

张益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数论研究。

张益唐:非常非常美。本来这些问题都非常简单,中学生都懂,聪明一点的小学生都懂。但是它的解决,你要能够揭示它,确实在逻辑上证明它却又是那么困难,它的美感应该就是在这里。

张益唐未来的选择比较多,可能会有很多高校邀请他任教,不过他最喜欢爱因斯坦工作过多年的普林斯顿。

张益唐:它这个环境太好了,太舒服了,也太安静了,做学问可能这里是最好的,毕竟是爱因斯坦呆过的地方。

从2014年开始,张益唐将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者,他可以继续专注于纯理论研究。

http://www.ias.edu/people/cos/users/12305
Zhang, Tom
[M] School of Mathematics
Home Institutio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ermalink: http://www.ias.edu/people/cos/users/yitangz



以车为家 苦攻难题 华人数学家imagine首次证明存在无穷多素数对
http://www.gutone.com/viewtopic.php?f=19&t=16755


83/86290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3-12-18 周三, 下午12:23    标题: 引用回复

发信人: Commissar (柯密同志), 信区: Movie
标 题: 李安可以拍一部电影《张益唐与黄渝》


绝对超过那个Russell Crowe 演的 A Beautiful Mind。张黄二人都为数学痴迷,都很
潦倒,不得志,张得了博士还在subway包三明治,黄也一边研究数学一边送报纸。张最
后终于证出了困扰数学界百年的猜想,一夕成名;而黄渝却在送报纸的路上出车祸去世
了。大喜大悲,充满人生的哲理。

张黄两位数学家,也许互相并不认识,生活在平行世界里,有着相似的经历,却得到不
同的结局。可以安排一个虚构的镜头,就是两个人都坐在数学conference的讲坛里,相
距不远,却没有相互认识。这个比什么Julie and Julia强多了。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3-12-18 周三, 下午12:26    标题: 引用回复


怀念黄渝 -- 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Fermi ~费米子


黄渝是1989年底来到Johns Hopkins的,我是1990年10月
来的,他比我高一个年级,我们虽然不久就认识,但成为
很熟的朋友大概是在一两年后了。同在数学系的时候,
我和他办过讨论班,还试图合作做过问题(很可惜没有结果)。2000年他
搬到纽约后,更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们一起吃过无数次的饭,吹过无数次的
牛,实在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他这些年的生活,我应该是最了解的人之一。

黄渝是2000年12月搬到纽约的,他在我所在的公司工作了近八个月,2001年7月
份被layoff。其后的一年多他没有工作,然后从2002年9月份开始他在CUNY的
John Jay College当Tutor(他跟我说过这是沈珂兄给介绍的)。后来为了增加收
入,大概从2003年初开始他开始早上送报纸。这两个工作他一直干到了最后。此
外在CUNY的这两年半他每个星期四都去听数学系的一个俄国教授Kolyvagin的课。
Kolyvagin是数论学家,原来在Johns Hopkins待过,那时黄渝就听过他的课。

黄渝是个非常奇特的人,是我见过的人里最有特点的人,非常与众不同。他的故
事多的说不完。有时候我觉得他不象个生活在尘世间的人,好象是生活在一个另
外的世界里一样。其实细想起来,这都是有原因的。

首先黄渝的英文非常差,他是我见过的中国学生里英文最差的。那时Johns
Hopkins的学生都知道黄渝闹的笑话,他资格考试的时侯,考他的是数学系的两
个教授,Igusa和Zucker,他们问了黄渝三个问题,黄渝全说错了,都是答非所
问。好象是问他什么是sheaf,他说成了什么是scheme,问什么是variety,他说
成了什么是valuation,等等。Zucker非常恼火,要fail他,但德高望重的
Igusa 先生坚持让他过了。最后Zucker 对他说:"OK,you passed。"但这句话
黄渝也没听懂,所以他考完后不知道过了没有。等过了两天黄渝找到另外一个同学
刘刚,请他到Zucker那里去问问到底通过了考试没有。Zucker气得跳出来对他
吼: "You must improve your English!"黄渝只是愣愣地看着他,不知道这句话
听懂了没有。

黄渝私下里和我说起过他的英文问题,他说一讲起英文来他嘴里说的和他脑子里
想的不是一回事,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劝他要多大声朗读,最好要背一些经
典的文章。我记得我还借给他一本凯恩斯的小书,要他把前言给背下来,但估计
他也没干。

到纽约之后,我发现他的英文比以前反而还要退步了!两年前我知道他有意在
CUNY把Ph.D读完,就劝他尽早去和Kolyvagin谈一谈,黄渝为难地说怕英文不好
讲不清楚,我说如果实在不行就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给他看。几个星期后黄渝拿
了一页纸来,说写好了,给我看看。我看了之后哭笑不得,大概有十行字,几乎
每一行都有语法错误,还有一句的意思正好是说反了!全是小学生都不应该犯
的错误,我不明白怎么会写成这样,他不是每天都在看New York Times么? 我
不相信他是不认真,这个语言问题真的成了他的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了。在美国
的十几年,他的英文交流障碍一直困扰着他,不知让他受了多少罪。

有一次出于好奇我问他中文的作文怎么样,他告诉我中学的时候他最怕写记叙文,
不知道该写什么好,但不怕写议论文,"只要瞎议论就行了。"黄渝好高谈阔论
政治问题,2004年初的时候他从我这儿借去了《走向共和》的VCD,看完之后非
常激动,和我讨论了好多次。他非常关注去年的总统大选,和我说过竞选造成
的社会分裂很明显,连他的同班同学都出现了矛盾。

黄渝另外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出自天性的宽厚和善良,这方面他也是一个极端,从
来只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到美国十五年来他孤身一人,贫困潦倒,好象什么
厄运都撞上了,不知道吃了多少亏,但我从未听他抱怨过。黄渝跟我说:"我这
人没什么,就是有点脾气。"他对生活要求得很少,既使这样他也长期挣扎在边
缘,可他的脾气从来没变过,我们总说,黄渝永远是黄渝,总是这个样。

在Johns Hopkins的时侯黄渝是有名的夜猫子,每天半夜三更叼着根烟在校园里
野走,谁要找他讨论问题只要半夜去数学系找就行了。黄渝总说:"晚上多安
静呀,是看书的好时间。"但他好象白天也不太睡,我们的同学庄德谦说他是
"无时不睡,无时不醒", 是很传神的写照。

大约在92年左右数学系决定黄渝的英文没法上习题课,把他的钱扣了一些,那时
黄渝在感情上好象也有些挫折,一度挺消沉的。那时黄渝的导师Shalika,在数
学研究上早就不活跃了,而且还在闹离婚,是个在生活和事业上都在走下坡路的
人。Shalika开始的时侯对黄渝是基本不管,到了93,94年就催他快毕业。我不
是很清楚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据黄渝说是Shalika给他了一个题目,但
他实在没有兴趣,就没做。大概还有其它的一些miscommunication,总而言之,
94年的时侯Shalika对系里说黄渝已经不准备读学位了。从那时起黄渝就离开了
Johns Hopkins。

但是黄渝对Shalika一点怨言都没有,他总说:"Shalika其实对我不错。"我
说:"可他把你的前途都毁了。"黄渝说:"我其实无所谓。"怎么可能无所谓?我
觉得他是不愿在别人面前说他老师的坏话,他为人的厚道在此也可见一斑。

94年的夏天黄渝回国住了三个月,这是他在美国的十五年中唯一的一次回国。

他虽有6.4绿卡,但没有工作,所以回来后就开始在外面打工。那时他还住在学
校附近,我们还能经常见面。他找的工作也是在晚上的,所以有时白天他还到
学校来听课。 我问他干什么工作,他说:"就是干点活。"我说:"到底干什
么活?"他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总得有点隐私。"后来我隐隐听说他是
在一个仓库里扛东西。从那时起黄渝在经济上就一直生活在边缘,一贫如洗,到
最后都没有翻身。

我太太问他:"黄渝,你为什么总是生活在边缘?"黄渝说:"很多人生活在
边缘啊。"我太太说:"可你并不deserve这个样呀。"黄渝默然不语。别人经
常为他着急,而他自己反而是有些漠然了。黄渝是个明白人,我觉得他不是不想
去改变现状,而是觉得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我对他说:"咱们在这世道上混,
心不一定要黑,但脸皮一定要厚,是不是?该吹就得吹,该要就得要,否则岂不
亏了!" 但黄渝的脸皮从来没厚过。

几年前我的同学告诉我黄渝从前的朋友徐飞,在Harvard访问的时候一直在找黄
渝。徐飞在国内已是晨兴数学所的负责人了。我因此问黄渝愿不愿意回国发展,
还能回数学界去。黄渝坚决地否定了这个建议,并叫我不要把他的现状告诉国内
数学界的人。我知道他是放不下面子,黄渝毕竟是当年最有希望的学生之一,这
也是人之常情。

去年四月份我回国探亲,我父母家离苏州大学不远,我抽空去那里找到黄渝以前
的好友余红兵兄,我们谈了很久黄渝的事。临走的时候余红兵对我说:"请你转
告黄渝,我现在也不是以前的余红兵了,为了钱我也干很多下三滥的事。"我
知道他这话是真心的,只有黄渝的朋友才会说这样的话。

虽然为了基本的生存黄渝都不得不苦苦挣扎,但他从来不是个悲观厌世的人,恰
恰相反他非常热爱生活,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总是有说有笑。黄渝还特别擅长做
菜,自己还独创了一些新的花样,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吃过他的菜。来到纽约后黄
渝的主要业余爱好好象是钓鱼,这两年来他很多个星期六都是在海边度过的,他
说在海边时他一边钓鱼一边有时还读读数学文章。

几年前的一天黄渝到我们家吃饭,他拿来一本读书杂志指着一篇文章说"这是篇
好文章!"要我好好读读。这真是篇美文,在读书的2001年第4期上,题目是"信
仰只一细柱香",说的是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才女林徽因的故事。我暗暗地想:
"看不出来黄渝这小子还这么小资,这么sentimental!"这是黄渝难得的流露
这方面的感情世界,谁知道呢,也许在他笑咪咪的外表之下,他真是一个多愁善
感的人。

我和黄渝虽然无所不谈,但我们说的最多的还是数学。众所周知黄渝是个非常有
数学才能的人,李尚靖兄说黄渝是最应该拿Ph.D的人,我完全同意。他在数学上
非常早熟,来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数学家了,这在我所见过的中国学
生里是独一无二的。此外他在数学上有非常准确的判断力,而且他在数论,代数
和表示论方面的知识几乎是百科全书式的。

李尚靖兄提到的黄渝在本科时就解决了一个open problem,黄渝和我仔细讲过这
段经历。这个问题好象是某种矩阵的分类,在许以超的书上做了正定的情况,黄
渝的一位学兄做了半正定的情况,而黄渝做了所有不定的情况。他说那段时间每
天晚上开始算,算到深夜好象差不多了,但第二天早上一下就发现了问题,于
是到了晚上又从头开始算,如此反复算了一个多月才最后成功。那时真是黄渝的
一个创造高峰期。黄渝说他的文章由他的同学窦苍柱帮助译成了英文,两部稿子
都没发表,还在箱底放着。我想如果在他的遗物里能找到这篇文章,应该找个机
会把它给发表了,这大概是黄渝唯一写成的数学文章了。

最近我读到一篇吴文俊先生纪念陈省身的文章,提到早年做数学的历程,竟有和
黄渝完全类似的经历,英雄的道路大概都是一样的。本来我想和黄渝说这事,可
惜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到美国之后黄渝没能做出和他的才能相称的数学结果,这是非常令人遗撼的。有
时我想也许是他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多少影响了他的创造力。黄渝经常
说:"这些问题都做不动。"好象数学里的问题都做不动一样。

科学创造是个复杂的过程,有时不一定需要很多知识,反倒是更需要一些false
sense of self-confidence,或者是reckless self-regard,简单说就是要一些狂妄,
一些冲劲。现在的著名数学家年轻时多半是个狂人,而这些东西黄渝一点都没有。
不过话说回来,任何好的数学工作都需要一些起码的外界条件来支持,而这些条
件黄渝早就没有了。

在所有的数学问题里,黄渝最喜爱的是Hilbert第12问题,我清清楚楚地记着,
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在Hopkins数学系的Help Room里面,黄渝仔细地给我讲了
这个问题,说是给定一个数域,如何找到一个超越函数,使得它在某些特殊点上
的值生成了给定数域的所有阿贝尔扩张。当这个数域是有理数域时这是分圆域的
理论,当这个数域是虚二次域的时候这是复乘法的理论,所以Hilbert第12问题
问的就是如何推广分圆域和复乘法的理论到任意的数域上去。学过数论的人都知
道,这个问题是数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有个诗意的名字,出自于当年Kronecker给Dedekind的一封信中,"The
dearest dream of my youth。"所以经常被称为"Kronecker青春之梦",我想
这也是黄渝从青春时代就开始的梦想,这个梦他一直做到了最后。

大概是两年前,对一类特殊的数域,所谓全虚域或者CM域,我有一些新的想法,
我把这些想法和黄渝讨论过,黄渝大概是挺受刺激,也开始重新想这问题。在
2004年春天的时候他告诉我对所有的数域他觉得都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我问他在
全虚域的情形下他找到的超越函数是什么,他说他不是在这种意义下来解决这问
题的,他用的是一个抽象的方法,类似于形式群的理论,他说主要是从函数域的
Drinfeld模理论中得到了启发,关键要把函数的意义进行推广,但推广成什
么? 他没说,我现在也不知道。

黄渝嘱咐我不要把他的想法告诉任何人,他说要利用暑假的空余时间好好地把这
想法给检查一遍,如果没有问题再告诉我细节。夏天过后我问他进展怎样,他说
看上去好象过去了,但有一步总是有问题,他还需要时间。年底前我又问他,他
还是说有一步有问题,需要再看看。黄渝是个懒于笔墨的人,我怀疑他是否把自
己的想法给写了下来,如果没有的话,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就真成一个谜了。

说实话我一直对他的想法有些怀疑,因为我觉得任何关于Hilbert第12问题的解
答都必需和HeckeL函数的变化相符合,也就是要和所谓Stark猜想相符合。按黄
渝所说他的解答是一种抽象的函数,我不知道和L函数会有什么关系。这好象也
不是Hilbert提这个问题的本意。我把这些疑问和黄渝说过,黄渝并不以为然。
谁知道呢,也许他看到了些我没看到的东西,黄渝是能创造奇迹的人。

在他出事三个星期前的星期六晚上十点,他突然跑到我家里来,原来是他的车坏
在了去钓鱼的路上,他辗转坐火车跑了回来。我对他说:"你的这个老破车,如
果修要超过1000块钱,就不值得去修了。"他表示同意,但有些惶然地说:"我
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了车就好象什么都没有了一样。"最后他的车修了700多
块钱。

事后我和公司的同事刘怡说起这事,刘怡要我劝黄渝不要再去想读Ph.D了,应该
去学校里找一份稳定的技术工作,把生活安定下来。我觉得也有道理,在学校里
工作也符合他的性格,准备过了年和他好好谈一谈,没想到再也不可能了。

上个星期一,12月27日我接到他的凶讯,欲哭无泪。这么一个至善至诚的人,竟
会死得这么惨烈。我没法接受他的死,我们全家包括小孩早就把他当成了家中的
一员了,叫我怎么去和他们讲。我再也见不到他笑眯眯的样子了,再也不能和他
吹牛了,再也不能吃他做的菜了,他的突然离去留下来的空白我不知道该怎么样
来填补。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面对生死总让人多想想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本质。黄
渝这后半生,漂泊异乡,历尽磨难,到死也没有翻身。说实话,我看不出什么意
义来,我只知道,我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朋友了。我会常常想他的。

有时我想做数学这东西也会害人的,象黄渝这样痴迷数学的人,数学就是他的命,
一旦离开数学界,他的精神就全垮了,生活上就随波逐流无所谓了,以至于一路
沦落到这个地步。

最近一两年来,黄渝常常和我们说起他小时候的一些往事,在上学以前他住在云
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那时总是阳光明媚,四面是郁郁的青山,山上有无尽的野果
和野蘑菇。黄渝说这些时,眼睛里闪着光。我知道他是有些想家了,游子悲故
乡,自从94年后,他已是离开故乡十年了。有时见到我们为了照顾小孩而狼狈不
堪,黄渝会说起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他的母亲一个人照顾他们兄妹三个
的故事。那时他母亲从事一些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经常需要下乡去。每次下乡
都带着他们三个,母亲推着一辆车,他的妹妹坐在车里,他和哥哥在后边跟着走
在乡间的路上,周围是青青的山,天上飘着白云,我想着这幅图画,这是多么温
馨快乐的时光。这些童年的点点滴滴,一直深深刻在他的心里。

现在这流落异乡的游子就要回到他梦魂萦绕的故乡,永远地安息了。愿故乡的青
山和白云永远陪伴着他!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4-3-06 周四, 上午12:51    标题: 引用回复


真实纪晓岚是一天做五次爱的性瘾者 80岁仍好色不衰

凤凰历史|2014-03-05


1804年,《铁齿铜牙纪晓岚》在各大电视台黄金档播放,清朝人民崩溃了。这货不是纪晓岚!这货不是纪晓岚!—— 据说,一批性格刚烈的观众已经团购了《穿越到21世纪衣食住行指南》一书,准备亲自找张国立理论,凭什么把他们所熟知的那个重口味、八卦、恶毒、黑胖、结巴、不可一日无女人的色情狂纪晓岚篡改得奉公廉洁、疾恶如仇、发乎情止乎礼?人家明明是“金枪不倒纪晓岚”呀。

铁齿铜牙是个冷笑话

“剧名就是个冷笑话。铁齿铜牙纪晓岚?纪晓岚明明是个结巴,这样反讽人家,不厚道啊。”纪晓岚的好友兼嘉庆皇帝的家庭教师朱著接受记者采访时颇有点哭笑不得,“当然,一般人都避讳他这点,只有我在《知足斋诗集?续集》里提过,‘宗伯河间姹,口吃善著书’。其实口吃完全不妨碍这家伙毒舌,而且你们想想,他结结巴巴地说些刻薄话,杀伤力反而加倍嘛。”

朱著透露了几个纪晓岚带病坚持恶毒的段子。

纪晓岚曾经把一个老太监气哭。人家老太监怀有文艺青年梦想,业余爱好就是写诗看独立电影读村上春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和大才子纪晓岚讨教对联写作技巧,出了个上联:“小翰林穿冬衣拿夏扇,一部《春秋》曾读否?”春夏秋冬都到齐啦。纪晓岚这厮狠哪,走吴宗宪路线,专门拿别人的生理缺陷开涮:“老太监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吗?”据说,该太监事后网购了一打充气娃娃,以证明自己雄性激素犹存。

一个轻微口吃患者,以逮谁骂谁的方式,证明自己思维和语言双双流畅。几位朝廷高官去纪晓岚家拜年,看到他家的狗,问:“这是狼还是狗呀?”纪晓岚说:“鉴别方法很简单,尾巴下垂是狼,上竖(尚书)是狗。”尚书大人当天就回去扎了小人。纪晓岚再接再厉,微笑着宣布:“其实呢,还有一种鉴别法,狼很挑剔的,非肉不吃,而狗是遇肉吃肉、遇屎(御史)吃屎。”御史大人假装没听见。后来纪晓岚收到一份快递,发件人一栏未署名,内容是一本书,《蔡康永的说话之道》,其中如何说话讨别人开心的段落还画上了重点。

纪晓岚很配合,当天就在微博上宣称要出新书,叫《纪晓岚的说坏话之道》。他喜欢把说话这件事变成类似蹦极的探险,观赏大家的错愕和尴尬。一位姓王的翰林,他母亲过八十大寿,请纪晓岚写祝寿词。

纪晓岚开始表演现场脱口秀。他边写边念,第一句,“八旬老太不是人”,大家倒吸一口凉气,不用上来就这么狠吧?现场变成囧表情博览会。

第二句,“南海观音下凡尘”,老太太点头,表示这个评价很中肯,众人皆大欢喜,你知道,中国人最爱听的就是假话。

第三句,“三个儿子都做贼”,儿子们脸色大变,难道贪污事件东窗事发?纪晓岚的恶作剧告一段落,抛出最后一句,“天宫偷桃献母亲”。当场不少人拜托纪晓岚以后说话前给大家发点静心口服液先。

“其实,纪晓岚这种尖酸刻薄并不讨乾隆喜欢。”据宫廷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太监说,有一次纪晓岚为好友向乾隆求情,乾隆大发雷霆,当场骂他:“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该太监点出实质:“明白了吧,纪晓岚就是戏子而已,乾隆看纪晓岚读书多、反应快、说话有趣,拿来取乐的,纯粹把他当宠物养。至于《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那些乾隆与纪晓岚肝胆相照的桥段,大多是意淫。乾隆真正爱的,是和珅。为什么?你以为和珅长王刚那样?和珅长得帅啊,花美男啊,跟乾隆最宠爱却被处死的一个妃子很像,乾隆对他移情,所以一次性赏给他50多个大官当。

一日五次郎的性瘾者

外貌协会最高掌门人乾隆皇帝,确实对纪晓岚很纠结,谁叫他“貌寝短视”呢?不做眼保健操,眼睛近视也还罢了,西洋进口眼镜戴一戴,权当是儒雅范儿,但长得难看就太致命了。要知道,乾隆皇帝身边全是和珅、王杰、董诰、福长安等长腿欧吧顶级大帅哥啊。纪晓岚该如何搏出位?

很简单,走重口味路线嘛。纪晓岚写出恶趣味巨著《阅微草堂笔记》,类似清朝版《知音》或《故事会》:地痞流氓邀请伙伴轮奸一妇女,轮完了才发现是自己老婆;在坟场遇到一个博闻强识的老者,简直具有《百家讲坛》水准,讲王阳明心学讲康德黑格尔一大堆唯物主义,论证世上绝对没有鬼,讲完了,自己却化成一道青烟玩蒸发;几匹马在一起聊八卦,比赛谁上辈子当人时更猥琐……当然,纪晓岚最重要的业绩那是在欢场。

“纪晓岚就是清朝版西门庆,汉人版泰森,一天要做5次爱的性瘾者。”民国时期文学家、历史学家孙静庵爆出猛料,“最烦你们这些热衷八卦的文盲了,没事多看点书,里面大把狗血和奸情。还有,别跟我说什么野史足不足信。采蘅之的《虫鸣漫录》不是写了嘛,‘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上面这段话之传神,请反复朗诵十次。这真的不是A片底文字直播?

“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 —— 对于纪晓岚的来历,清朝人也很纠结,他到底是火神、蟒蛇还是怪兽变的呢?说法一直不统一啊。唯一可以确定的,这家伙肉欲旺盛。纪晓岚的人生原则是绝不可能让饭桌上出现任何叶绿素。他每天吃三顿,每顿一壶浓茶、十盘猪肉 —— 基本上是动物园里老虎狮子的配餐规格。有一个号称爱吃肉的人试图讨好纪晓岚,向他推荐米饭配红烧肉是极致享受,纪晓岚不屑地问:米饭是什么?吃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是对胃的品格侮辱!

吃完肉干吗?乱搞啊。“日御数女”,对象上讲究多元化,而数量上也必须拿得出手:上朝前做一次,退朝后一次,中午一次,傍晚一次,睡前一次,一天五次,这是基本配置。有时候“性致”来了,就没有上限啦 —— 让人忍不住想问,纪晓岚是不是背着皇帝老儿偷偷发明了伟哥?

“你没看错,纪晓岚就是传说中的“一日五次郎”。一天吃数十斤肉,肾功能出神入化,这绝对不是猪肉的植入广告!”孙静庵继续爆料,“人家一代巨儒呀,叔叔有练过的,普通人学得了吗?我不是在《栖霞阁野乘》里写了嘛,纪晓岚‘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

纪晓岚编《四库全书》时,住在宫中,几天没女人,眼睛充血,颧骨红得像要喷血。乾隆来巡视,看他这样子吓了一跳,以为他工作压力太大走火入魔呢 (要知道,有4000多人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搬运,被累死的至少有几十人)。乾隆是很nice的上司啊,问纪晓岚得了什么病,纪晓岚也懒得耍宝了,直接跟当朝皇帝说自己性饥渴。

乾隆爽快,发了两个宫女给他当福利,这大BOSS当得太人道了、太体贴了、太温馨了。这故事一流传开来,两百多年里一直不断有人问:“乾隆还招人吗?”

年八十好色不衰,感动大清。纪晓岚和两个御赐的宫女卉倩、蔼云相见欢,顿觉神清气爽、滋阴泄阳,还逢人就炫耀自己是“奉旨纳妾”。其实纪晓岚本来就有六妾一妻 (这会不会就是“非常6+1”的由来?Smile),现在乾隆帝又赐一双,称为“次妻”,他的后宫阵容会不会太拉风了?

不会。纪晓岚的小妾们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死得早。不知是纪晓岚肾功能太好,还是正妻马氏心机太重呢?

纪晓岚16岁时就结婚了,娶县令马永图之女为妻,马家是豪门哪,祖上是马致远,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那个。纪晓岚的正妻马氏不愧是出身于书香门第,活得特别长,她老公身边的女人都换了好几代,她还如同一颗恒星一样老而不死。纪晓岚对她的长寿表示很遗憾。《阅微草堂笔记》拨冗抽了两三处提了马氏,基本上都用类似提到家里门槛和影壁的语气,一种很堵的感觉。

对宠妾郭彩符,纪晓岚却饱含深情,大手笔花花了300多字,主要讲他俩是怎么勾搭上的。感情都是可以用粗暴的方式量化的:文人的感情看他为你写了多少字,商人的感情看他为你花了多少钱,粗人的感情看他为你跑了多少腿。还有人说,不能上升到金钱的感情都不是真感情。

据说郭氏的妈妈怀她时做了一个胎梦,梦见一个人在端午节卖彩线,所以郭氏就叫郭彩符。结果这孩子真的有福气呀,12岁就被纪晓岚这样的大才子、大儒士看上了,她父母完全按《流星花园》里杉菜父母的剧本演,恨不得当场就让两人圆房,省得夜长梦多。

啊,忘了提,当时纪晓岚60岁,年龄只是郭彩符的5倍而已,跟恋童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呀,清朝名士们对杨振宁和翁帆的年龄差倍率根本就无视之。

纪晓岚一边教郭氏读书认字,一边哄她一起睡觉。爷孙的年龄、师徒的情分、夫妻的体位,为天朝热行的梨花海棠乱伦系萝莉控小说提供了大量素材啊。

当然,这也丝毫不耽误纪晓岚对另一个宠姬沈氏情深意重。他为她写了七八百字 (沈氏握拳,fighting!超过郭氏了,耶!),为她单独写传,还记录下了她的诗。可惜她早亡,临终前魂魄出窍,去圆明园探望在那里值班的纪晓岚。对她的死,纪晓岚肝肠寸断,在沈氏遗像上题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几分相似几分非,可是香魂月下归。春梦无痕时一瞥,最关情处在依稀。”

善男信女正忙着对这一往情深感动欷歔呢,纪晓岚就火速把沈氏的丫鬟玉台纳为小妾了,对外宣称这是他发明的思念沈氏的独家法门。

他的后宫阵形不能轻易变动,人家体质特殊嘛!当时玉台15岁,纪晓岚65岁,相差区区50岁,结果两年之后,玉台就死翘翘了,原因 —— 难道是吃肉太少,床上耐受力不够?

家里这些小妾体质还是太弱,所以纪晓岚不时得去八大胡同疏导一下。其中樱桃斜街11号是他的最爱,到79岁高龄都坚持去那儿听书、泡妞。同代人讴歌他,“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真是感动大清国的国民爷爷!

据说,中国男人性成熟太晚,衰退得却太早,而阿拉伯男人,40多岁还是一夜五次郎,到了80岁,仍是一夜三次郎。论知名性瘾者,美国有前总统克林顿、奥斯卡影帝迈克尔 道格拉斯、男影星大卫 杜楚尼,意大利有总理贝卢斯科尼。

我们天朝呢?至少还有纪晓岚,多励志啊! Mr. Green



86/97161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4-3-12 周三, 下午1:35    标题: 引用回复




血溅欢宴:揭秘“新疆王”杨增新被刺疑案

2012-2-5 ©2012 历史网


1928年7月7日,星期六。

迪化(今乌鲁木齐)的省立俄文政法专门学校校园内张灯结彩,人声鼎沸,这所新疆“最高学府”里面洋溢着喜庆的热烈气氛。这天正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新疆省政府高层军政官员、特邀嘉宾纷纷前来祝贺,与学校师生们欢聚一堂。

中午时分,校园中猛然传出一阵清脆的枪声,一位64岁的老人应声倒地,血溅华堂,他正是独霸新疆省政权达17年之久的“新疆王”杨增新。

杨增新在新疆人的心目中,毁誉参半。清末民初是中国政局十分动荡的年代,皇帝、总统更替频繁,各省的巡抚、督军、省长、主席也很难坐稳他们的交椅。就在这个混乱时代,云南人杨增新竟统治新疆长达十多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过,他仿佛预料到自己不能活着离开新疆一般,先后把女儿女婿打发回关内。1924年,杨增新给在北京读书的女儿发电报,其中就有“增新年老矣,生入玉门关,死又不知何处。吾当忠于新疆,终于新疆”的话。在出事前不久又把他的三姨太太打发去关内安置起来。

1928年7月3日,杨增新坐卧不安,打发斋桑领事广禄去北京接他的长女,限往返40天,可是7月5日,他又电令不叫去。7日,他被刺身死。

也许杨增新冥冥中预感自己要死在新疆,只是绝没有想到会死在自己属下的枪弹之下。

在混乱的民国政坛上,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只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每一次有人站起来,就必然有人倒下去,而每一次站起与倒下,伴随的就是血与生命的代价。突发的刺杨事件,史称“七七政变”,它标志着新疆杨增新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一系列新的血雨腥风的开始。

“新疆王”杨增新

杨增新(1864—1928),字鼎臣、子周,号荩臣,云南蒙自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己丑科第127名进士,被选用甘肃中卫县知县,在甘肃任职近20年。当时该县百姓不堪官府压迫剥削,揭竿起义,发动“河湟事变”。杨增新因镇压有功,被提升为河州知州。任职期间,局势不稳,民生凋敝、田园荒芜。杨增新亲督兵丁一面稳定局势,一面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又冒着违反朝廷禁令之风险,减免百姓的赋税,使社会逐渐稳定。接着他又捐出他的俸禄,重修了久已废弃的风林书院,增设了龙泉、爱莲书院,延聘名师任教。在该书院学习的生员,参加乡试一次就有九人中举,为甘肃一省之冠。他还开设孝廉堂,选拔优秀的地方子弟加以培训,并亲自授课辅导,使河州地区数年间人才辈出,文化大兴。杨增新也因此声誉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颂其德。

清光绪三十三年,杨增新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布政使向该省巡抚袁大化保荐,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升任新疆阿克苏道尹。在新疆任职初期,杨增新便显示出善于谋划、机警过人、敢作敢为的才干。为此,他深得袁大化的赏识和重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掀起辛亥革命的波澜,引发国内政局的剧烈动荡。杨增新看准机会,加紧夺权,迅速崛起。

1912年(民国元年)l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新疆伊犁伊斯兰民族分裂势力发动叛乱,杀死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眼看清朝廷覆灭,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军队。袁准其求,杨增新急招募骑兵五个营,自任统领。2月,袁世凯代行临时大总统,任命袁大化为新疆都督。袁不受,保荐喀什道尹袁鸿佑出任该职务。觊觎新疆都督之职甚久的杨增新极其不满,于5月7日暗中收买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等人,暗杀了袁鸿佑。6月30日,已受抚的革命军蔡乐善带领部下反水,情急之下袁大化保荐杨增新为新疆都督。杨增新上任后举兵镇压蔡乐善成功。此间,革命党人冯特民因在武昌宣传革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通缉逃往伊犁,建立新伊军政府。冯特民看中杨增新手握重兵,力荐杨增新为军都督,随即新疆都督府与新伊军政府合建。袁世凯为把杨增新收为羽翼,委他任新疆都督兼布政使,密令他严防革命党人活动。

杨增新在新疆当政期间,没有与列强签订过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还“调兵四路还击”,抵抗沙俄匪徒的侵略挑衅。

执政初期,新疆内忧外患,社会动荡,外有沙俄帝国主义煽动和支持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独立”,脱离中国,并派兵侵扰新疆边境、侵占科布多。国民政府多次指令新疆、伊犁、阿尔泰出兵抵抗。内有境内哥老会频繁活动骚乱,革命党人四处活动反抗都督府,哈密铁木耳发动农民起义……面对动乱情势,杨增新深知自己羽翼未丰,实力有限,集中全力先攘外而后治内。他首先倾竭省库经费,出兵支援与科布多相毗连的阿尔泰。沙俄见势叫嚷要出兵干涉。杨增新不惧威胁,遣军驻防托察汗通古。沙俄讹诈不成,又出兵伊犁、阿尔泰,逼杨增新撤军。杨增新岿然不动。次年11月,袁世凯同沙俄驻华使馆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声明另件》,将科布多割让“独立”的外蒙古;12月,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中蒙军队停战协定》,要新疆军队从察汗通古撤回元湖。杨增新断然拒绝,坚守疆土。对内,杨增新采取以柔克刚,各个击败的政策对付各个势力集团。他长袖善舞,用怀柔手段进行收抚,同时大刀重锤,实施武力镇压。他指派都司张廷彩招抚农民起义首领铁木耳,铁木耳受抚率精兵130人赴迪化,杨增新当即封他为定边马队第三营营长。后来杨增新见铁木耳并非真心归顺,遂将铁木耳绞死,其精兵也一同被处死。杨增新对革命党人先各安置一定职务予以起用,后逐一免职。革命党人领袖喀什提督贺家栋,时任省民政司司长,杨增新用重金将他礼送出境,导致革命党人群龙无首,杨增新遂命亲信屠杀革命党人。不到两年,杨增新将革命党人和农民起义都镇压下去。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死之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本。故渠魁首所当诛,而为恶不宜轻纵。”

新疆局势基本稳定后,杨增新集中精力消除异己隐患,限制各王公贵族势力,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他的一些经济政策得到了社会拥戴。

“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

民国三年6月3日,袁世凯废督裁军,杨增新表示拥护,被委以新疆巡按使加将军衔,督理新疆军务。次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称帝,杨增新受封一等伯爵。25日,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全国响应,杨增新急忙宣布拥护共和制度,表示不参加直、皖、奉三系军阀混战。他在新疆省政府大堂上悬挂的一副对联称:“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扭率南回北维,浑噩长为太古民。”这副对联表明了杨增新的政治主张,他深受黄老哲学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对中央政权采取的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不问时事的老子的政治主张,对新疆人民采用愚民政策,认为民众能种种田,学点手艺就行,不要人们有知识和政治思想。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幼年子弟,他规定只要在礼拜寺阿訇那里念念经就行了,不让他们进学堂。他希望新疆人在当时关内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做不问外事的太古人民。同时希望来过新疆的关内人,也像《桃花源记》里边的渔翁那样离开后迷失路津。

杨增新担任新疆最高军政长官时,每天黎明即起,在未办公以前,他要读一炷香至三炷香的书。所读的书,主要是《道德经》,还分发给他的属下和亲友们一本读书心得——《读老子》。每天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批阅公文和了解情况,事必躬亲,连机要室的钥匙也由他自己掌握,重要函电必定亲自书写;他无不良嗜好,不贪图享受,不讲排场。曾在杨增新手下工作过的包尔汉回忆说:“杨增新私人生活相当朴素,他没有任何嗜好,不纳妾,不讲究生活享受,不讲排场,尤其反对馈赠办寿。他事必躬亲,每天用大部分时间批阅公文,了解各地方情况……”

杨增新不相信科学知识,他认为中国过去儒道佛学以及各杂家的书籍尽可以够用,不必向外人多事追求,最多学学制造枪炮、汽车或其他机器就行了。

为独霸新疆,杨增新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从内地派来的人除特殊情况外,一概拒绝接纳。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曾指派孙道仁到新疆担任戒烟督办,却被杨增新婉言拒绝。随后,北京政府商议将聚集在山西平阳一带的大批游民迁往新疆,杨增新又借口移民开支太多、新疆饮用水不足等,拒不接纳。对于非官方团体或私人去新疆,杨增新同样如临大敌,在星星峡专门设卡稽查,没有经过杨增新本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境。甚至由新疆返回内地的人员,也必须申请领取督署或省署的护照,才能离开新疆返回内地。此外,杨增新对新闻舆论也严加防范。省内人士所订内地各种报刊,杨一律扣留,交存省署,由自己一人阅读。

在军事政策上,杨增新认为,兵多事多,不但不能保民,反而病民害民。1921年以后,他进一步大量裁军,如新疆陆军第1师,按编制应辖两个旅,实际人数只有一个团左右。该师师长蒋松林年逾七旬,白发苍苍,已是风烛残年。哈密、喀什、伊犁三地名义上各有驻军一个旅,实际上除伊犁外,其他两地的驻军都不足一个团。同时,军队的待遇低,装备差,缺少训练。杨增新生怕军队串通犯上作乱,有意将新疆驻军的系统打乱,互不交往,各自为政。他还比喻说:“譬如一串钱,洒在地面,如要重新串联在一起,需要一个钱一个钱地拾取,既费时,又费事。”杨增新在晚年曾得意地对人说,我在新疆唱了几十年“空城计”。

在民族政策上,杨增新采取的是羁縻牵制的手段。新疆是个多民族聚集地区,加上漫长的边界线,各类矛盾错综复杂,极易发生动乱。杨增新深知其中矛盾尖锐,以力量牵制的手段因势利导,比较牢固地控制着省内局面,始终没有大的混乱发生。他依靠当地的回族人对付汉族“游官、游民、游勇”的“作乱”。同时,拉拢和收买少数民族中有实力的王公贵族,通过他们安抚各少数民族百姓。对此,杨增新曾深有体会地说:“保护头目人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使他们拥护信赖这一省的长官;限制他们过分地压迫老百姓,争夺地方上的权益,就可以使老百姓安心过生活,使地方官不丧失指挥权,而为头目人所役使。”

杨增新对于自己在新疆的统治颇为得意,自称:“变葱岭之荒垠,而为桃源之乐土也。”他还写下《题镇边楼》七绝四首,将自己形容成一个“忧国忧民”的救世主。诗曰:

山关何必望封侯,白发筹边几度秋;
四海无家归未得,看山一醉镇边楼。
居夷已惯不知愁,北维南回一望收;
却怪当年班定远,生还只为一身谋。
丈夫耻为一身谋,饥溺难忘禹被忧;
力障狂澜三万里,莫教海水向西流!
虎斗龙争未肯休,风涛万里一孤舟!
但期四海澄清日,我亦躬耕学买牛。

狠心辣手除异己

平日里,杨增新吟诗作赋,谈经论道,如饱学老儒。其实骨子里暗藏诡诈残暴,他有两句口头禅:一是“知其为害,则当于患之未发而先除之”;二是“圣人为天下除害,亦须下狠心辣手”。杨曾经对最亲密的朋友说,十年间,他就杀死过6700余人。

1916年,袁世凯加紧称帝。蔡锷等人在云南发起护国讨袁,曾联络杨增新联手,被杨增新置之不理。不久,云南人杨查到新疆宣传反袁独立,得到杨增新卫队营长李寅、夏鼎及军装局总办杜国祯、警察局长刘应福、矿务督办邬铭魁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的联名上书遭到杨的反对,于是大家商议倒杨。杨增新得到密报后,不动声色,照常散步上班,暗中部署镇压行动。

一日,密探谢文富得到杨查、李寅等云南人准备起事的情报,便急匆匆地找到杨增新,当着在座的一些云南人,大声地说:“大人,不好了!杨查、夏鼎、李寅商量在近日谋反!”

杨增新听罢,勃然大怒,拍案骂道:“谢文富!你竟敢有意挑拨我们同乡间的感情,造谣邀功!”并当场令马弁将谢文富拉出去枪毙了。

1916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杨增新在督军署宴送教育部的视察员刘章植,各厅道军政官员一同作陪。

宴会间,杨增新外出一会儿,再返回时身后紧跟两名手持大刀的马弁。杨增新一进门,一指夏鼎,大喊一声:“砍夏鼎!”

瞬间,马弁手起刀落,毫无戒备的夏鼎已身首异处,热血四溅。众人大惊,杨增新却泰然自若地命人将夏的尸体拖出去。

众人惊魂未定,杨增新又突然手指李寅,下令:“砍李寅!”

李寅急忙用一手提起椅子抵挡,另一手去拔枪。但两个马弁已冲到李的身前,挥刀向李的颈间砍去。李寅当即血口大开,血沫飞溅。李还欲挣扎逃跑,终被乱刀砍死。

众人变色,很多人瑟瑟发抖,全场鸦雀无声。杨增新平静地说:“李夏二人图谋造反,不让新疆的老百姓过太平日子,我才忍痛杀掉他们。只是变起仓促,来不及事先说明,让大家受惊了,现在我向大家赔礼!”事后,杨增新立即逮捕并枪决了杨查,宣布将杜国祯递解回籍,实际派人在途中将其暗杀。

同年,曾追随杨增新、参与屠杀过许多革命党人的昌吉县知事匡时也上书杨增新,建议倒戈讨袁、宣布独立。杨增新在收到袁世凯关于处决匡时的复电后,便以请宴为名,将匡时诱至督署东花园。当二人散步聊天时,杨增新找了个借口离去。这时,早已埋伏在附近的马弁从背后向匡时开枪,子弹穿透其胸膛。

匡时临死前忍痛极力叫骂:“杨增新!你这个阴险毒辣的小人,早晚不会有好下场!”杨增新在日记中写道:“知其危害,则当于患之未发而先除之,毋或姑息……”

铁腕政策祸端深埋

樊耀南(1879—1928),字早裹,湖北公安人,18岁中秀才,1904年公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法,获法学学士学位。1908年毕业后回国。归国后,他曾假道西伯利亚,经长途跋涉,从塔城进入新疆,任新疆地方审判厅厅长兼政法学堂教员。辛亥革命后,曾任过新疆审判厅厅长。北洋政府建立后,樊耀南回北京在国务院供职,曾任副总统黎元洪的顾问。1917年,黎元洪任总统,又委任他到新疆做阿克苏道尹。

在新疆的官场中,樊耀南被称为“精明干练”的人物。他来新疆不像一般官吏那样“千里为官只为财”,他很想在新疆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从而扬名华夏。他接受过国外先进文化的教育,思想比较新派,对新疆官府中浓厚的封建腐败气息深恶痛绝,被称为“新派”。他打着“革新”、“民主”的旗号,主张要把新疆的政治整顿好,还提出“民族平等、整理财政、铲除贪污、发展教育、整理军队”等“挽救新疆”的五项办法,对杨增新的“小国寡民”政策极为反感。他不只在外交、政治等方面有独立的主张,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与杨增新不同的看法。

对樊耀南,杨增新采取惯用的“除大憨,须不动声色”的策略,利用怀柔手法以免得罪北京政府,引发新的麻烦。樊耀南到任之前,杨增新已接到来自北京的密报,称樊耀南受北京政府委托出使新疆,意在探听虚实,寻机取杨而代之。因此杨对樊很有戒心,让他在新疆坐了很久的冷板凳,才召樊耀南来迪化做道尹。杨增新一方面提防樊耀南,私下称“养了一只虎(樊)”。另一方面又以高官厚禄笼络樊耀南,不许他离开新疆。这是因为杨增新自信“塞上风云一肩挑”,认为“不过一介书生”的樊耀南本事再大,也跳不出他的手掌。

从外表看来,杨增新好像不但不给樊耀南穿“小鞋”,反而尽量拉拢、照顾他。如杨增新借口樊道尹的家眷都在关内,又有两个公子在读大学,应该“津贴”一下,一次就派人送去价值几百两黄金的新疆币。1924年,樊耀南的母亲病故,在杨增新压制下闷闷不乐的樊耀南打算借奔丧之机,返回内地。杨增新立即令财政厅给樊耀南的老家汇去10000元的治丧费,并一再以“借重帮忙”为借口,绝不允许樊耀南离开新疆。同时,杨增新借用樊耀南的才干为其治理新疆服务。他先后任命樊耀南为迪化尹、军务厅长、外交署长等职,至于樊耀南办公所需的经费,更是从不打折扣地如数拨给。樊耀南在新疆对苏俄交涉方面也的确作出过重大贡献,被称为“对外交涉的台柱”。他于1920年开始兼理外交,认为:“中俄接壤,语文隔阂,因应往来,莫知情伪,我不谋人,宁知人之必不我欺欤?”1920年5月,樊耀南作为新疆方面的全权代表与苏俄政府全权代表阿佐尔宁经多轮谈判,最终签订了《伊犁临时通商协定》。该协定明确取消了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中俄方在新疆的非法特权,废除了苏俄在新疆的领事裁判权,为中国争得了关税自主的权益。

另一方面,杨增新处处限制樊耀南,并没有给他实权,就像他在日记中的表述:“内阴外阳,内小人而外君子……”杨增新的障眼法没有骗过樊耀南,在新疆愈久,樊耀南愈增加了对杨增新的不满情绪。樊耀南认为新疆“文化教育不发达”,是杨的愚昧政策造成的,还指责杨“用制造民族间的仇恨来巩固他个人的地盘”。而樊耀南之所以和杨增新10年相安无事,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罢了。

北洋政府垮台后,杨增新感到江山易主,依靠顿失,曾萌发了通电辞职的念头,他把家眷先送到北京,准备不久到天津或大连去做寓公。这时,樊耀南以为取而代之的机会成熟了,按捺不住地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樊耀南的这些表演,杨增新先是很生气,后来又想:反正自己就要离开这里了,不如好人做到底,成全了他。可不久之后,杨增新得知阎锡山、马福祥等人靠拢南京后依旧官居原职,权倾一方,便滋生了继续留任的念头。于是杨增新依然采取“认庙不认神”的办法,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新疆“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以后新疆一切善后事宜,均秉承国民政府办理,以归统一”。他的通电马上得到南京政府的谅解并命令他重新组阁。6月20日,杨增新改组省政府,电呈南京政府备案。7月l日,杨增新就任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实际上一切照旧,依然由他个人对新疆进行独裁统治。

杨增新专门召集新疆各级官员开会,说:“现在北京政府倒了,中央政府设在了南京。南京政府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其实我们新疆早就实行三民主义了。17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相安无事,没有闹过乱子,我们也没有让外国人侵犯我们的疆土,在外交上没有丧权辱国,这不就是实行民族主义的结果吗?人们把新疆称为世外桃源,大家都有饭吃,也可以说是民生民权主义的结果吧!”

话锋一转,杨增新巧妙地说:“比如一个商店,买卖亏了本、破产了,以后把商店的招牌换了,但货还是货,买卖还要做。”杨增新说的那个商店,指的正是中央政府,所谓南京国民政府不过是块新招牌而已。

在杨增新执政的后期,省政府内部逐步形成两个尖锐对立的派系。一个是占主导地位、以杨增新为首的“陕甘派”,主要成员有金树仁、阎毓善、杜发荣、张培元等人;另一个是准备推翻杨增新统治并取而代之、以樊耀南为首的“南湖派”,主要成员有张纯熙、张馨、吕藻如等人。双方势不两立,为争夺新疆的统治权,展开激烈的角逐,矛盾日益尖锐。

杨增新原本在依靠“陕甘派”的同时,还试图借助云南同乡力量的支持,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然而,自从杀掉谋反的夏鼎、李寅等人后,杨便与云南同乡彻底决裂,并公开扬言今后再也“不用云南人”。随后,杨增新将在新疆军事要害部门服务的云南籍陆军学生70余人,全部资遣返滇。对那些在职的云南人,杨增新也是半信半疑,百般提防。如滇籍的杨飞霞就整日提心吊胆,被迫辞职经商,还表示要到博格达山学道修行,以防被杨增新暗算。

随着樊杨间矛盾的日益尖锐,樊耀南忍无可忍,逐渐坚定了推翻杨增新统治的决心。但樊耀南深知杨本性诡诈残暴,便改变策略,加倍小心地百般逢迎,暗中加紧联络反杨力量。时间不长,就有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吏、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少数欲接近“中央政府”的投机分子,集聚到樊耀南的周围。其中,与樊耀南关系较为密切的骨干分子有:在外交署工作的赵得寿、张馨、担任俄文政法学校教务主任的张纯熙、警察署长袁廷耀等人。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樊耀南为试探杨增新,再次提出回内地的要求。杨增新笑里藏刀,不阴不阳地说:“像我们这样的游魂孤鬼,在这样的戈壁滩上,没有几个知己,是很寂寞的。你就安心再陪我一段时间,想回去将来一道回去吧!”

1927年的一天,樊耀南与省议会议长饶孜聊天,饶孜对樊耀南说:“樊大人,假如您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到县里看一看,看到县知事怎样压迫老百姓,您也受不了的。”

樊耀南满腔愤慨并意味深长地回答说:“总有一天会消灭这个现象的,一下子不行,但是也为期不远了!我们今后互相帮助吧!”

欢场骤然变屠场

1928年4月5日,国民革命军在徐州誓师,开始了对北洋军阀的“第二次北伐”。此次“北伐”实际是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政府时期的老军阀之间,争夺中国北方统治权的混战。国民革命军挺进华北,势如破竹。在山东战场,国民革命军第1、2集团军先后重创鲁军,张宗昌仓皇逃往德州,孙传芳也率残部向北撤退。5月1日北伐军进占济南。5月下旬,国民革命军主力各部开始向津京地区进军。6月初,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见大势已去,被迫发表“出关通电”,命令部队退出北京,撤回东北。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附近被日军预埋的地雷炸毁,张作霖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继任者张学良顶住日本侵华势力的威胁利诱,毅然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张学良又指派邢士廉、王树翰、徐祖治等人,到北平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等商谈东北易帜,归顺中央等问题。接着,双方便商定了东北易帜的大计。

此番波澜壮阔的关内混战声势浩大,也震撼了远在边隘的新疆省。面对“二次北伐”的大好形势,樊耀南异常兴奋。他一改过去谨小慎微的常态,决定采取孤注一掷和先发制人的策略,抓住时机,加快除杨行动。

不久,在新疆外交署的后花园,樊耀南与张纯熙、张馨、吕藻如等人密谋具体行动方案。经反复研究,他们认为,省政府人多眼杂,不易下手,事后不便逃脱。若在杨外出时行刺,又难对付杨周围众多的卫兵。

最终,大家认定在杨增新常去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动手比较稳妥。因为这里是樊耀南等人开展反杨活动的据点,部署和执行刺杨计划都很方便。

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于1924年由杨增新创办,主要课程有俄文、刑法、宪法、国际法、世界语等。该校由省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主管,张纯熙任教务主任。杨增新之所以在新疆办这个师范学校,是为了培养死心塌地忠于自己、留在新疆的对俄外交人才。在学校里,上上下下差不多都是杨增新派的人。杨增新把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看成自己培养人才的地方,虽然平时不轻易去,但在学生毕业时,一定会去参加毕业典礼,对自己培养的这一批人才亲自见面叮嘱一番。樊耀南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刺杨机会。

1928年7月初,杨增新重新拟定了新疆省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以上报南京政府批准。在这份名单中,原来的各厅道负责人的官职基本照旧,唯独勾掉了樊耀南的名字。

不久,樊耀南获悉这份名单的内容,心中异常不满。7月5日,樊耀南找到正在新疆的科学考察团团长徐炳祠,诉说愤恨之情:“这次的所谓新政府,只有委员会,没有委员,看来,杨还是保持他的个人专制局面。他以为他的办法行得通,我看,他不晓得各省的怪人在这边的多得很,一定要出事的!”

1928年7月7日上午,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在校园内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共44人,分别来自汉、回、维、满、锡伯等五个民族。作为新疆“最高学府”的首届毕业生典礼,是省内一件大事,自然安排得十分隆重,校园里一派欢庆的节日气氛。杨增新与各厅道军政要人、苏联领事等都应邀参加了典礼。

教务主任张纯熙是湖北人,从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后,借着樊耀南的关系从内地来到新疆。这是樊耀南在与杨增新的斗争中感到很满意的一着棋。杨增新从未料到张纯熙就是他的政敌为自己布下的一颗定时炸弹。

典礼之前,张纯熙受樊耀南的嘱托,专门负责迎接政府要员,他的主要任务是寻找时机指挥杀手刺杨。省府要员纷纷带着随从走进校门,却唯独不见杨增新露面,张纯熙不免有些焦急。

忽然,门外一片嘈杂,只见杨增新带着私人卫队,大摇大摆地走进校门。

张纯熙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急忙面带微笑地迎上前去恭敬地招待。随后,他一直站在杨增新的身边,殷勤地侍候着,同时暗中注意杨的一举一动。

按事先计划,樊耀南等准备在典礼仪式结束后的全体照相时刺杀杨增新。不料,随杨增新而来的旅长杜发荣非常警觉,他发现杨增新周围的杂人很多,张纯熙又始终不离杨的左右,便向张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人?如果没什么事的话,请你不要再待在大帅身旁!”

张纯熙不得不找个借口离开杨增新,急忙与樊耀南碰头商量对策。为防意外发生,他们临时决定,将刺杨行动改在典礼后的宴席上。

上午,典礼仪式开始后,由杨增新致辞。他对应届毕业生的学习成绩大加赞赏,并鼓励他们今后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为建设新疆效劳。随后,他和各政要亲自给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并集体合影留念。

正午时分,毕业典礼圆满结束,樊耀南以学堂监督的身份,在学校教室设宴席招待各位官员及嘉宾。这时,政务厅长金树仁借口自己“案牍山积,亟待处理”,带着秘书长屠文沛、科长王之佐等人提前离校,其他人都兴高采烈地纷纷入席。

酒席共摆了三桌,杨增新与建设厅长阎毓善、旅长杜发荣、迪化道尹李溶及钱桐居中一桌,由一个汉文教员作陪。樊耀南陪同苏联领事加乌尔夫妇坐在靠西边的一桌。杨增新的卫队长高连斗与杨的副官张子文、王祉、冒维新等人被安排在东厢房,杨的卫队人员则被安排在院外的一间屋里用餐。

此时,杨增新想到几十名首届毕业生将成为自己今后统治新疆的“人才”,心情十分愉快,在宴席上谈笑风生。他原定饭后去陆军学校训话,便一边催着快上菜,一边与身旁的人高声猜起拳来。

席间菜肴丰盛,宾客们不断碰杯相庆,现场气氛欢乐而轻松。上了几道菜,酒至数巡以后,张纯熙忽然从门外快步走进来,他微笑着拿起一把酒壶,又不经意地失手将酒壶摔在桌子上,发出一声脆响。

接着,樊耀南向张纯熙大声问道:“酒菜都备齐了吗?”

张立即回答:“备齐了!”这正是樊耀南与张纯熙事先约定的执行刺杀行动的暗语。

听到张纯熙的回答,樊耀南站起身向苏联领事举杯敬酒。

就在樊耀南与苏联领事两名酒杯相碰的一瞬间,走到中间桌上菜的一名穿着蓝布长衫、身材矮小的侍者,猛然甩掉手中的菜碟,迅速拔出手枪,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毫无防备的杨增新。

此人叫刘锦臣,原是从苏联归国的华侨团长刘连科的马弁,因刘连科被杨增新所杀,故一直伺机为故主复仇。

杨增新被意外状况惊呆了,两眼紧盯着刘锦臣,一时不知所措。

“砰!”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杨增新的胸部中弹,鲜血立即涌出。这枪并未致命,杨增新猛然明白自己遇刺了,他声嘶力竭地叫道:“干什么?”同时以手撑桌,颤颤悠悠地试图站起来。

不料,又有几个身穿蓝布长衫、侍者打扮的人冲进屋里,一齐举枪向杨射击。杨增新身上又连中数弹,终于倒在地上,素来喜欢在酒宴上杀人的杨增新,不料自己也栽在了酒席上。

与此同时,旅长杜发荣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杀手有预谋地打中要害,一头栽倒在餐桌旁。建设厅长阎毓善的胳膊也被击中一弹,他忍痛顺势倒地,趴在杨增新的身边装死。苏联领事加乌尔夫妇早已吓得魂飞胆战,慌忙逃到门外,躲进厕所,以免被误伤。

杨增新的副官和卫士听到枪声,立即赶来救杨。然而,他们的枪支早已被人暗中收缴,只好赤手空拳地闯进屋里。
副官张子文抢先以手去扶杨增新,被一枪打死。卫队营长高连斗扑在杨增新的尸体上试图挡子弹,也身中数弹,当即毙命。

樊耀南见大功告成,便指挥手下众人迅速撤离现场。临行前,樊耀南害怕杨增新不死,又从身边一名随从手中接过枪,咬牙切齿地朝杨增新的胸口补了两枪。

杨增新气绝身亡,时年64岁。这个统治新疆17年的“塞外皇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当樊耀南向杨增新补枪时,趴在地上装死的阎毓善禁不住挪动了一下,被人发现又朝他腿上打了一枪。阎毓善吓得不敢再动。约莫半个钟头之后,阎毓善隐约看到有人跑进屋,从杨增新身上搜出一串钥匙后匆匆离去。阎毓善又趴了一会儿,确定没有人后,慌忙跑到学生宿舍躲避。

新“新疆王”上台

刺杀杨增新以后,樊耀南率领随从30多人离开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赶往省府衙署。这时,大街上的人们听到学校内的枪声,早已四散逃避,谣言顿起。旅长杜发荣的儿子杜国治从别人口中得知父亲被人打死,怒火冲天,他以为是学生造反,立刻带领部队,杀气腾腾地冲进学校。

在学生宿舍附近,杜国治遇到死里逃生的阎毓善。杜国治大呼,要杀尽学堂里的学生,为父亲报仇。阎毓善知道他误会了,急忙结结巴巴地说明了刺杀的真相,杜国治随即指挥部队掉头杀向省公署。

督军公署是前清新疆巡抚的衙门,平时,杨增新在三堂上房办公。为防不测,杨增新下令在三堂门前修筑了3尺多高的两扇木栅门。即使白天,木栅门也紧闭上锁,并有几名卫兵在外持枪巡逻放哨。自从杨增新因国内政局不稳,将内眷送进关内后,他还专门指派可靠人员,每日到上房值班,看管印信,不得怠慢。

当樊耀南率人闯进督军公署,赶到三堂时,守卫栅门的卫兵并不知道杨增新被刺,还以为军务厅长樊耀南来此办公事,便恭恭敬敬地打开了木栅门,请其进入。

三堂内的值班科员是湖南人杨庆南,因他与樊耀南有同乡关系,平日常有来往,所以马上按樊耀南的要求拱手交出关防印信。随后,樊耀南令杨庆南马上召集各厅负责人来三堂谈话。

杨庆南奉命先到省署西大厅去找政务厅长金树仁。当日中午,金树仁提前离开俄文政法专门学校返回省署批阅积压公文,忽听得学校方面枪声大作,并很久不见杨增新返回,感到情况有些异常。当杨庆南手持樊耀南的条子,来找他去三堂谈话时,金树仁心生疑虑,拒不见樊耀南。这时,有从学校逃回的人向金树仁报告了杨增新被刺的消息,金树仁始知有变。

金树仁知危难当前,急忙逃出督军公署,召集军务科长张培元、讲武堂教官冯梁以及赶来报仇的杜国治等人商议对策。他们打出“替杨复仇”的旗号,纠集众多官兵,迅速将樊耀南等人团团包围在督署中。

起初,围攻樊耀南等人的士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听金树仁的指挥,金树仁便“悬以重赏”,并亲临火线指挥督战。被团团包围的樊耀南无法联系救兵,自己的人又不多,知道大势已去,但仍誓死抵抗,双方展开殊死拼杀,枪弹声和厮打声响作一团。

激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樊耀南等人寡不敌众,弹药耗尽,死伤惨重。晚7点左右,攻打省府三堂的士兵攻占上房,将樊耀南等21人活捉。

事后,金树仁马上组织特别法庭,负责审理刺杨案。经军法会议草草议决,先后将樊耀南、何光兴、张纯熙、吕藻如、杨庆南等人判处死刑。

金树仁令士兵将樊耀南绑在拴马桩上,以拔胡须、挖眼睛等极其残忍的手段,将樊耀南折磨得奄奄一息,然后再把他杀死。金树仁还让人将樊耀南的尸体从督署东花园的墙头上抛出。

樊耀南的妻子早逝,樊家中只有一名女仆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樊耀南被杀两天后,女仆才获准将他的尸体埋葬。樊耀南一派的骨干分子张纯熙、吕藻如被捕后也受到酷刑的折磨,于7月13日被枪杀。

新疆“七七政变”以杨增新与樊耀南争权、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而结束。杨增新的死,使新疆一批有赖于他的人感到失望,也给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学生一个打击,使得他们在将来的出路上不如杨增新在世时那么如意。

杨增新的死讯传到国民党南京政府后引起一阵骚动。有人提议派马福祥去新疆,因为他是甘肃回族,了解新疆;有人说白崇禧去比较合适,因为他是伊斯兰教徒,又是军事家;又有人提议冯玉祥去比较合适,因为他在西北时间久,比较了解西北。

那时候凡是关心西北的人,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也有人想借机到新疆去博得一官半职。可是,最后上任的是一个不如杨增新的既软弱无能又给新疆人民带来更大灾难的金树仁。

刺杨事件三天后,金树仁召集各厅道要员在督署开会,商讨善后问题。

会上,有人提议让曾任镇守使的杨飞霞主政。追随金树仁的张培元则站起来反驳称:“金厅长临危授命,实际上已担负了省长的职责,省长和督办的关防印信也已启用,当然应由金厅长继任省长。其他人继任省长一职,不要说全省人不服,我张培元就首先不服!”

最终,金树仁以“指挥靖乱,筹谋善后,功劳最大”的理由登上省主席的宝座。从此,新疆开始了金树仁主政的时期。


87/97698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4-3-15 周六, 下午2:25    标题: 引用回复


卞仲耘、王晶垚全家福



卞仲耘丈夫:宋彬彬没打人 但她是一伙儿的

南方周末|2014-03-15


王晶垚从未通过法律追究那些打人的女学生,“她们都是被唆使的”,却对宋彬彬的责任有明晰的判断:“她没有参与打人,但她是一伙儿的。”但打死校长的究竟是哪些人?至今,了解情况的人总是三缄其口,都怕捅破那层窗户纸。

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宋彬彬(中站起者)在老师、同学和媒体记者面前,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当年带她一起贴大字报、派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刘进(左一)向她递去纸巾。

妻子卞仲耘没有活过她的大部分学生,这一任务看来注定要由他来完成。

这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93岁了,仪容依然十分整洁。一件红色的唐装棉衣总是系紧每一个扣子,白发拢得整整齐齐。背驼了,耳朵也有点背,但精神好得仍然让人吃惊,满面红光,反应也十分敏捷。

“为什么当年你不要求追究那些殴打卞校长的女学生?”

“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

“我过得不怎么样,但这一生没有白活。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忘记那些本来可以淡忘的历史。”

1966年8月5日晚间,王晶垚得到噩耗,赶到医院,看到的是妻子卞仲耘血迹斑斑的尸体。第二天,他用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昂贵的照相机,给妻子照了许多张照片。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清洗、换衣、火化、殡葬……皆有照片记录。之前女学生们上门闹事,贴在家门口的标语、大字报,全部被他摄入镜头。全中国的“文革”受难者,像卞仲耘这样留下如此之多的影像记录者,屈指可数。

2006年,纪录片导演胡杰拍了一部以卞仲耘之死为主题的纪录片,《我虽死去》,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都派上了用场。片中,王晶垚和卞仲耘的大女儿王学回忆:那一天,父亲“痛不欲生,抱头趴在凉席上,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

“坏人,坏人!”这是他挂在嘴边的常用词。当然,是用在特定群体的身上。刘进是“罪魁祸首”,袁爱俊“坏透了”,叶维丽是“坏的典型”。“说这些人悔改,还为时过早。她们这辈子会不会悔改,还要观察。”

他分得清宋彬彬的责任。“她没有参与打人,但她是一伙儿的。”

王晶垚把家里当成妻子的纪念馆。书房高大的玻璃门书架上,摆着一张卞仲耘的像。多少年了,她一直在那里微笑着,注视着丈夫。他晚上就睡在那张床上,同样在她的目光下。

那张床当年曾摆放过她的血衣。每件血衣,他都好好收藏着,几十年从来没沾过水,当年血痕犹在。

不予起诉

在2006年去拜访他之前,刘进和王晶垚一共见过三次。

第一次是“八五”当天晚上,在抢救卞仲耘的医院里。刘进记得王晶垚的嚎啕大哭。第二次是1978年,在卞仲耘的追悼会上,她忘不掉他痛苦和坚定的眼神。第三次是1996年,在纪念北师大女附中时任副校长、卞仲耘的副手胡志涛----她们同是“八五”那天的难友----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王晶垚做了言辞激烈的长篇发言,关于“八五”。“我感觉他一直活在那一天。”刘进评价。

这种意志无疑来自未酬的欲望,一个老人复仇的欲望。

王晶垚至今保留着“组织上”对卞仲耘之死的两份鉴定材料:1969年12月4日,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出的《对卞仲耘的审查结论》:“卞仲耘担任干部以来忠实地执行了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1966年8月5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

1978年6月3日,中共西城区委发出一纸近千字的《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卞仲耘同志立场坚定,敌我分明。对党和群众始终坚持正确态度,表现了自我牺牲精神。对别有用心分子的破坏活动,及时进行了揭发和斗争,坚贞不屈。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疯狂摧残党的老干部,卞仲耘同志横遭诬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壮烈牺牲。”

之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卞仲耘举行了追悼会,她的骨灰被安放在革命烈士纪念堂。给了400元补偿。“文革”的百万死难者,有卞仲耘这种待遇的人不多。

妻子之死被归结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林彪、“四人帮”,王晶垚不满意。

从1978年到1989年,他连续告了12年。

状告的对象是一个名叫袁淑娥的女人。1979年11月27日,她被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八个月后因病取保。王晶垚把她视为害死卞仲耘的首要凶手。

袁淑娥是女附中一位教师的前妻。离婚后,她要求作为学校负责人的卞仲耘每月从她前夫的工资里扣除一部分交给她,被拒绝,就此生恨,连续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写信诬告卞仲耘。

1966年6月21日,正当卞仲耘被团中央下派的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批斗时,她带着老人、孩子冲上台连哭带喊,掏出一张剪裁的照片,指责卞仲耘有“生活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学生们的情绪被点燃,冲上来殴打卞仲耘,工作组根本控制不住局势。这次殴打,是“八五”的预演。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西城区检察院1981年的一份法律文书称。

这份法律文书,却是一份《不起诉决定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我又在1983、1985、1987年先后向西城区委、北京市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同志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易辰同志提出申诉。胡启立同志曾批示市委进行复查。杨易辰同志也曾表示甚为愤慨。”王晶垚最后的努力是:1989年,他请求全国第一位律师出身的人大代表王工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第3433号建议,重审此案。

当年年底,最高检察院回复:“袁淑娥1964年―1966年5月期间向有关方面控告卞仲耘同志的内容,不是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事实的问题,不具备《刑法》第138条规定的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不符合中央关于处理文革期间遗留问题的政策规定精神。”

实际上,王晶垚已经先进行了一次“宜粗不宜细”的选择。

他只起诉了袁淑娥一人,而没有同时起诉另外两名诬陷卞仲耘“假党员、真右派”、“要搞‘兵变’”,导致学生在批斗会上情绪激动殴打她的女附中同事。“他们也是被蒙蔽的”。

同时,他从来没有要求追究那些揪斗、殴打、虐待卞仲耘,直接导致她死亡的女学生。

凶手到底是谁?

到底谁是殴打卞仲耘的凶手?谁发起了那次致她死亡的揪斗?

暴行发生在光天化日下,有众多目击者。要弄清这个问题,人证无疑是不缺乏的。

然而,刘进牵头的调查进行了八年,总访谈人数达到上百人,却没有在调查报告里揭示这个答案。

于是,道歉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她们越道歉,越像在为自己“洗白”。越是大声呼吁勿忘校长之死,越得不到“苦主”的谅解。

用一位“文革”研究者的话讲,这是她们与王晶垚关系的一个死结:你总说你不是凶手,那凶手到底是谁?

早在1967年,女附中前任学生会主席王南芬就对“八五”进行过调查。她同样没有公布那些学生的姓名,但结论与刘进是一致的:高一(3)班发起了这次揪斗,高一和初二的一些学生在殴打卞仲耘时表现突出。

这一信息的流出首先在几个人内部引起一阵争吵。刘进不同意公布,想要“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冯敬兰叶维丽强烈坚持,起码要有最低限度的公布。“我们必须对她们有谴责。不能黑锅宋彬彬背上,你们就可以躲在生活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那不行。”冯敬兰说。

最早描写揪斗发生场面的,是王友琴那篇写于1988年的《女性的野蛮》:“……一天(1966年8月5日)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王友琴正是高一(3)班的学生。

刘进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她访谈的另外几位该班学生都证实了这一场景。

校长死的当天夜里,刘进和宋彬彬去找北京市委汇报此事。在第二天北京市委的《每日快报》中记载了她们汇报的内容:“8月5日下午,高一三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党组织书记卞仲耘等5名有问题的领导干部,5人被学生殴打,有的学生还用缠铁丝的木棒打,卞仲耘受伤较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已死。”

高一(3)班是个很普通的班。它并不是一个处于学校权力核心的班级,没有任何一人进入刘进担任主席的“学生代表会”。可就是这样一个班级,那一天却成为暴行的发动机。

“分崩离析”,原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如此形容这个班的同学关系。她也是这个班的学生,“八五”那天没在学校。第二天她回来,发现班里的气氛出奇地冷漠。

杨团在女附中就读6年,换过两次班级,感情很深。多年来,她参加过多次返校日一类的校友活动。别的班级来的人都很多,唯独高一(3)班从来见不到几个人。毕业之后,这个班级没有办过任何方式的校友聚会活动。大家就此各奔东西。

一个相关数据是:在实验中学的校友录网页上,高一(3)班56人,只有包括杨团在内的5个人登录过班级校友录。而刘进宋彬彬所在的高三(3)班42人全部登录过。

“八五”当天,一起遭受殴打的还有副校长胡志涛等另外四位校领导。胡志涛称之为“群众运动的偏差”。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胡志涛的女儿受邀到场。她在接受刘进访谈时回忆:自己多次问过母亲,为什么不要求追究那些学生的责任?母亲回答:学生们毕竟还是孩子。“文革”这么大的事,组织上要负责任。

胡志涛的儿子回忆,1980年代初期,追查文革“三种人”时,公安局曾经找到胡志涛调查。胡志涛问:你们能保证追究到我说的每一个人吗?如果不能保证,我就不说。

“他对我说,实际上公安局已经锁定了具体人。但他母亲担心如果追究起来会有替罪羊顶罪。” 2005年与刘自立一起调查“八五”的徐晓对南周记者回忆。她当时对此话的理解是,“文革”以后,有些学生的父亲已经身居高位了。这时候,如果追究责任,就很容易抓两个平民出身的子弟当替罪羊。

“我总说:女附中最大的失败,就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出打死校长的那些人是谁。”王冀豫评论。他妻子也毕业于女中。一提到卞仲耘,他就变得激愤起来。

胡志涛的儿子悲愤地问王冀豫:为什么我妈妈到死都不说出那些打她的学生是谁?他说:“因为你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谁有权力公布凶手的姓名?这是一个纠结的问题。

“你不是公权力,仅仅是一次民间调查,可信度有多大?”李红云从她本人的专业角度评价,“更何况,你的调查能做到公正客观吗?这应该是司法机关来调查的事。刘进作为当事人,都应该回避调查。可她却成了调查的发起者。

“参与打死校长的到底是哪些人?现在事实其实是基本清楚的。何况当时并不是只有个别人在现场,但谁都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历史学者米鹤都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第一可能是怕得罪人;第二主要当事人当年尚未成年,公布是否合适,史学研究中没有定论;第三,谁有权利来公布这个名单?是不是要等这些人自己站出来?女附中的调查团队意见也不统一。”

于是,那些动手施暴的少女们,只能以匿名的形象,在女附中的校友们中间口口相传。

一个动手殴打校长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像《苦菜花》里的赵星梅;几年后她也成了批斗对象,精神崩溃,疯了。 另一个人的知名度更高,因为她的腿有残疾,“文革”前就是女附中“身残志坚”的典型。很多人都认识她,也记得她在“八五”那天去木工房取殴打卞仲耘的棍子,拿着棍子一拐一拐跑出来的模样。

一个女孩按着卞仲耘的头,逼她喝涮拖布的脏水。后来校友们为卞仲耘塑像时,她也捐了款。一个参与殴打的女孩是一位副部长的女儿,她母亲在“文革”中自杀。她还写大字报批判母亲“畏罪自杀”。几十年后她从美国回来参加同学会,提到母亲,泪流满面。但一提到“八五”就变得特别无辜:我打过校领导?你看,我这样的人能干出那种事吗?

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在那一天

印红标“八五”最初的记忆是:那天,他正在一家剧场里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出来发现自行车的车胎被晒爆了。

那天特别热,也就一个小时。”他想不到,日后自己会当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国内知名的“文革”研究者。对“八五”和“八一八”,他是原始数据的发掘者。

1993年,他在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一叠档案,被放在禁止浏览的“文革”档案之外,心头狂喜,摘抄了一个星期。目前海内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个数据:1966年8、9两个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数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1772人绝大多数在农村。卞仲耘那样的教育工作者是极少数。“八五”当天被打死的除了她,还有北京市工业学校的一位会计。大规模杀人是8月19日之后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要这些“黑五类”交出“变天账、电台、武器”时,产生的群殴杀人行为。《人民日报》等媒体起了巨大的号召和鼓励作用。

另一些数字表明了杀戮的发展过程。“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后,并未马上出现暴力杀人的高峰期。从8月26日,死亡人数开始快速攀升,由每天十几人上升至六十余人。8月28日,海淀区一天打死和自杀68人,朝阳区的数字是近70人。从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有组织地杀死“五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公安系统会议上公开讲:“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直到9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发文、派人制止,死亡人数才有所下降。

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

榄杆市位于北京市崇文区。那一天,这条街上一个名叫李文波的老人用刀砍伤了殴打、侮辱他和老伴的女红卫兵,当即被活活打死。此事被看做“阶级报复”,引发了大规模的杀人行为。红卫兵称之为“榄杆市前洒碧血”。

1990年代,印红标访问了这一事件中的当事人----当年被砍伤的女红卫兵,以及把她送往医院的当地一个老太太。她吞吞吐吐的,仅仅承认有此事。“我们只是拿棍子捅捅他们……” 因为她被砍伤,那一条街的“黑五类”基本都被杀光。这一辈子,她内心的黑暗与负担可想而知。

“八五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比前一个加深一步。”印红标分析:那天晚间,卞仲耘被送到医院急救,医院一看是“黑帮”,迟迟不予抢救。如果抢救及时,或许还有希望。这样的“如果”很多:如果刘进、宋彬彬能坚决制止揪斗时的殴打,如果工作组6月份召开批斗会时能控制好场面,不出现“偏差”;如果……“她都不会死”。

“批斗会跟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有关系,实际可以追溯到民间的宗族私刑。”杨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少女们的暴力基因,与她们受到的教育也有直接关系。

到1960年代中期,从学校教育,到社会风气,提倡的都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般残酷无情”。甚至被殴打、被侮辱、被杀死的教育工作者们,本身也是这种教育的一部分。

卞仲耘常对学生们使用的称呼是“你们是直接接班人”。在罗治1966年5月12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她在全校做的《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卞校长指出,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关系着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们党当前第一大事,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场斗争是看每个人是不是突出政治的试金石。她还对运动的要求、方法和学习文件做了具体说明。”

像罗治的笔记这样,保存几十年的历史档案是极少数,大部分记忆都埋藏在当事者的大脑中,被逐渐淡忘。何况很多人的记忆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遗忘。

一名省委书记的女儿当年是最积极批斗王本中的学生。她在窝头里掺上砂子,上面插上一面小白旗给他吃。几十年后,她说自己“完全记不起那些事了”。

结束近40年的“文革”,仍然制造着社会撕裂。哪怕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一部分校友主张“‘文革’都过去了,不要再追究了”。此言一出,杨团一律与之划清界限,敬而远之。为卞仲耘铜像募捐时,她连找了七八个同一年级的校友,没有一个捐款。

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1980年代,原女附中教师刘秀莹参加过北京市委组织的命案调查,调查到一多半,忽然“上头”来了命令,让把所有的案卷都封好上交。

她从案卷中看到一个细节:二龙路中学女教师张放在“文革”中被打死,调查组给了她的女儿一份案卷。女儿却把案卷烧了。因为她还有一个弟弟已经成年,怕弟弟看到案卷中惨不忍睹的记载,去为母亲复仇。那样,难免负起刑事责任。

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王晶垚一样,“活在那一天”。

“如果有一天,你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在采访的最后,南方周末记者问他。

老人反应极快,一字一句:“我,没有忘记历史。”


袁爱俊: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wangjingyao.htm


88/97912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4-3-17 周一, 下午9:25    标题: 引用回复


文革中一个普通人的选择:记录校长遇害真相

2010-12-31 作者: 黄艾禾 @ 中国新闻周刊


  一个普通人,在文革中做出了一件并不惊天动地、却勇气非凡的举动,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你永远可以选择。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231/12/4082929_82891028.shtml


  张静芬老师的选择

  张静芬老师今年80岁。她和老伴儿住在北京南城的一套单元房中,像北京的数百万退休老人一样,过着安静的晚年。

  张静芬的经历很简单。1951年,她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了师大女附中当老师,教历史和语文。她一生只在这一个单位工作过,一干就是近40年,直到1988年从学校退休。如今,她每天读报,遛弯,带孙儿,宁静平和。她不想生活再被打扰。

  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任何理由忘记她。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成为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名教育工作者。8月9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在悲痛中收到一封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的匿名唁函。这是第一份记录卞仲耘遇害真相的文字。

  多年之后,王晶垚写道:“这封匿名唁函告诉世人,即使在文革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有人敢于立即做出自己的选择,抗议邪恶。”

  做出这一选择的人,就是张静芬

  对于这一惊世之举,张静芬自己却从未谈起。因为,“那些事做完了就过去了”。经过再三努力,她才终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这是她首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我把全校所有的老师都想了一遍,觉得没有反革命”

  张静芬刚进师大女附中那年,才21岁,是大学实习到这里讲课后,被校长点名留下的。

  她对这个学校充满好感。

  师大女附中原来就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女中,新中国成立后,来自延安的育才学校女生部与其合并,这里成为北京最好的女中。学校不但出了一大批女科学家、女艺术家等名人,而且是那个年代高级干部的女儿们聚集之地,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女儿都曾在此就读。用一位校友的话说,这里“部长的女儿是大把抓”。

  在张静芬的印象中,这里的女教师们,个个爱岗敬业,水平一流,其中不乏为了事业选择独身主义的。

  对于从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她的印象也非常好。她记得有一次在教室外看见后来当上副校长的胡志涛。“短发,很精神,穿着列宁服,我想这就是老干部了……两个大眼睛一闪一闪的,非常精明强干的样子。”

  当时的卞仲耘,刚从解放区过来,还只是教导员。张静芬的第一次深刻印象,是有一次开会看见她。“很漂亮的,长得好像薛宝钗似的,很美。但是衣服有点邋遢。当时苏灵扬校长就批评她,说你看你的领子后边这么脏,她的脸刷一下就红了。我当时心想还有这样的人物啊。”

  张静芬进师大女附中的时候,很多人都祝贺她,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会进步很快。张静芬自己也这样觉得。不过,她与学校领导,包括后来当上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没有任何私交。她觉得在这里,凭本事吃饭就行了。

  “我知道卞校长是一个很好的人,对人很诚恳。但我不喜欢跟在领导后面拍马屁,我从来不做这种事。因为我觉得凭我的学识,凭我对学生的爱,来做工作就行。人应该光明正大。我也从来不搞小汇报。领导也知道我的水平,也知道交我什么工作都是放心的。”她颇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学校停了课。师大女附中的三个副校长、两个教导主任全部被打倒,每天被批斗不止。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似乎身边都是阶级敌人,每个人都可能是反革命。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张静芬庆幸自己历史清白,没有什么可被“揪出”的小辫子。但是私下里,她对这种革命很不以为然。

  “因为他们是当权派所以就是反动分子?这我不明白……我就把全校所有的老师都想了一遍,我觉得没有反革命。这里每个人我都认识,而且不是一起呆了一年两年了。谁不了解谁啊?人都有缺点,但决不是反革命。”张静芬说。

  在卞仲耘死的前几天,张静芬就发现,她两眼发直,谁都不理了。“有一次我上厕所,正好碰见她,她在洗手。我也赶快过去,好跟她说句话。我想告诉她,你不要负担很重,大家都是理解你的。我刚过去,她转身就走了。这时又有人推门进来,也不便说什么了。”

  “听到卞仲耘死讯:“屋里静极了”

  1966年8月5日这一天,令师大女附中的许多师生终身难忘。张静芬也同样刻骨铭心。

  “我记得那天天特别热。我们年级组语文老师在二楼的楼上开会。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大家在办公室里学文件,‘最高指示’什么的。听见楼下挺乱的,很嘈杂,从窗户往下看,后操场有学生弄个大筐,里面装了黄土,让卞仲耘这些‘黑帮’抬黄土。他们每人头上都戴着字纸篓。然后又让她们左手拿着簸箕,右手拿着扫把,当当当地敲。他们身上都贴满大字报,都是一条一条的。上面写着‘打倒卞仲耘’啊,你是黑帮,你是反动派啊,不老实交代就如何啊。还被泼了好多墨水。还让他们唱‘黑帮歌’。有学生拥着,这些学生我也不认识……”

  张静芬并没有亲眼看到卞仲耘是怎么被学生打死的。“我后来听到的说法,是说胡志涛挨打最厉害,因为她抗拒,她同红卫兵辩论。但胡志涛年轻身体棒,顶过来了,没伤到要害。而卞仲耘当年已经50岁了,她被击中要害,不知道被谁用棒子打中小脑……”

  第二天,张静芬和她的同事们在一间教室里,听到“筹委会”(文革开始后学生成立的取代学校领导班子的组织)的广播,宣布卞仲耘死了。

  “当时,教室里的桌子围成一圈,我们都围坐在那里。屋子里静极了,掉根针都可以听见。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表情。比如很惊讶,怎么她死了?或者表示,她死了,她该死,她是反动派;或者说,哎呀太可惜了……没有,没有任何表情,没有同情她的,也没有反对她的。”

  或许,这种静寂,一半出于震惊,一半出于恐惧。

  “这样做我睡得着觉”

  当天晚上,张静芬彻夜难眠。

  “我哭了一晚上。后来一连几天都睡不着。卞仲耘她到底有什么罪?她有什么错误?国家有宪法,怎能这样把人整死啊!我想起最后一次看见她带着她最小的女儿四宝从我家门口走过的情景,现在这可爱的孩子就没有母亲了。多么惨绝人寰啊!现在和卞校长已经是天人永隔了,不可能再与她交流了,我决定给她的爱人老王写封信。实际上这就是写给卞校长的信……”

  时隔40多年,提起当年的情景,张静芬的眼泪仍然慢慢渗出,浸湿了她布满皱纹的眼窝。

  这封信写道:“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十七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她下跪就下跪,罚挑土就挑土。……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在刚登上第三层台阶,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就一头晕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只有大口呼吸的份儿了。而竟还被认为装死不老实,被用脚乱踢头部及身上。不马上送医院。时约六时许,竟被用垃圾车运到小操场厕所旁边。……至七点,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老卞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种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暴行令人发指!怎不令人悲愤填膺!……我们一定要追究责任,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她的惨死更说明她是好书记、好校长。我们相信,她决不会去反党。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蝉,某些人是敢怒不敢言。”

  “老王同志,你是她多年的战友,也是爱人。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同时也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我已决定,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尽力帮助他们。”

  “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希望你相信:老卞不是孤立的。很多大字报是言不由衷的(各种不同的言不由衷)。”

  “握手致最沉痛的哀悼和敬意献给老卞在天之灵!”

  落款是:师大女附中一教师。

  为了防止别人认出笔迹,张静芬是用左手写的信。她还特意戴了手套,不留指纹。“我这也是从电影里学的。”张静芬笑言。

  这封信被装进信封,写上地址,投进邮筒,寄往了卞仲耘的家。

  8月9日中午,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收到了这封匿名信。44年过去了,他一直珍重保存着这封信的原件。

  “这是第一份,也是第一时间陈述卞仲耘被惨杀真相的文字。卞仲耘遇害时极其可怕的情景被清晰记录和见证,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阅读这封匿名唁函时悲愤交加的心情。”王晶垚后来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卞仲耘遇害后的几天里,到卞家来的人相当混杂。匿名信差点走漏风声。

  王晶垚记得,过了不久,师大女附中“筹委会”方面来了一个人,追查是不是有这样一封信。他坚决否认,咬定没有此信。

  “当时追查的人也没问下去。可能与这是学生打死校长的第一个案件有关。如果事情再晚一点,也可能就会不同,他们可能会凶狠地一直追查下去的。”王晶垚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静芬后来在学校里看到一张大字报,贴在锅炉房,上面写着:现在阶级斗争形势是非常复杂的,要不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为卞仲耘之死喊冤叫屈呢?她心想:这封信是不是已经被查出来了?

  “你当时心里有没有害怕?”

  “我不害怕。就算你查出来,我也没事,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这么多年我在学校谁不认识我?大家这么多年都对我很好。我心里很坦然,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这样做我睡得着觉。”张静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她们自己会受良心的责备的”

  卞仲耘死后,按照当时的规定,这样的“黑帮分子”的骨灰是不能进八宝山公墓的。王晶垚和孩子们只能偷偷地在家里为她布置一个秘密灵堂。

  1978年,北京市正式给卞仲耘平反,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这封匿名唁函和平反决定一起,在追悼会上向800多名与会者分送。当然,那时它已不再是“匿名”了。

  张静芬最终是如何被找出来的呢?

  学校一开始曾怀疑另有其人。“我那时听说他们认为信是一个姓陈的老师写的,我心里觉得好笑。”张静芬回忆说,“他当时还在挨整呢!他哪有这个胆量?”

  从信的笔迹上看,大家认不出是谁写的。后来,学校找来了管人事的干部,人事干部看到了信封,一下子认出,“这是张静芬的字嘛!”

  “在信封我没有写‘怪字’,我觉得如果信封上也写‘怪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吗?反而就把这信给抄走了。”张静芬承认。

  这位当时30多岁的女教师,一边戴手套掩盖自己的指纹、用左手写信以防暴露笔迹,一边却又在信封上留下自己的真实笔体——她真不知道,她曾经跟怎样巨大的危险擦身而过。

  所幸,1970年代初期,文革还没有结束,但是一些冤案错案已经开始在内部平反了。张静芬的“暴露”才没有给她带来灭顶之灾。

  “我真不知道她当时是这样写的信,这简直人命攸关!”张静芬的老伴说。“你如果知道,会阻止她写吗?”“至少也得伪装得好一点啊!”

  “我是觉得我只有写了这信心里才安一些。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张静芬说,“她与我没有什么私交,也没有特别有恩于我。但是她是我多年的领导和同事,我应该有这种同情心,有这种辨别是非的能力。记得当年给学生讲过文天祥《正气歌》:‘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多年,张静芬一直以她的学校为荣。“我觉得我们学校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可以等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做文科做理工科的工作,任何工作都能拿得起来。我可以自豪地说这句话。”

  张静芬记得,有一年,当国家说需要地质方面的人才时,她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几乎有一半都报名地质专业的院校。“她们多么地爱国啊!”

  但是,这样爱国的优秀女生,为什么到了文革中会爆发出那样野蛮残忍的兽性?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张静芬没法理解,在那种非此即彼的革命原则教育下长大的少女们,从革命者到害人者,转变得如此轻易。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张静芬老师



少年智则China智!少年强则China强!少年愚则China愚!

http://www.gaofamily.com/viewtopic.php?p=59969#59969
http://www.dok-forum.net/discus/messages/3/17744.html?1205546654

_________________
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发送站内短信
显示文章:   
发表新主题   回复主题 茶香股谈首页  -> 资料区 ->  财经新闻 所有的时间均为 美国东部时间
分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6页,共7

 
论坛转跳:  
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