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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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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4-06 周六, 下午6:21    标题: 引用回复


白岩松当着中宣部高官面的发言

2013-04-06


我们都在谈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但我觉得自信不是宣传和说出来的,而是你做的事情让人家觉得你自信。

一个敢自嘲的人,大家都会说这个哥们实在太自信了。因为他的行为让人觉得他很自信。所以中国,不是说出来的,是现在做的事情没有让我们觉得自信。

为什么?我觉得新闻宣传出版这个系统,一定要成为中国自信的受益者和执行者,而不是相反。我们每天感受的是这个国家的不自信,但承担的是这个国家自信的任务,怎么能做好?

前天去做节目,晚上口径下来,说“自由迁徙”不准提。这是总理说的啊。这是一个未来的梦想,我们就不能自信一点,我们是要奔那个方向去啊!

昨天晚上更猛了。习近平总书记说的PM2.5的东西,不准提。好嘛,连总书记的话也不准提了。

我理解他们的担心,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媒体如果不能感受到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媒体怎么能传播这种好的自信?这个巨大的矛盾要化解。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词,是负面报道和正面报道。朱镕基总理98年来的时候,我坐在他斜对面。当时说负面报道多少合适?他说,正面报道51%控股就可以了嘛。我当时感受到的就是一种巨大的自信。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全世界没有负面报道和正面报道的区别,只有报道这种东西。如果现在这种虚的正面报道多了,这个国家会有危险,你没有忧患意识了,我们会觉得这个国家很强大了。

另外,全世界都说你是发达国家,就我们整天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总是要经历一系列的问题。可我们现在媒体上呈现的全是正面报道,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必经的一些问题,那你凭什么说你不是发达国家?你没有问题啊。

缺点,不足,贫困,真实地展现出来,你才能让全世界知道你是个发展中国家。否则你该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的,这是国家战略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拧巴的,展现出来的是NOl,全世界第一了,但跟人谈判的时候,硬要说我们就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不能这么拧巴下去了。

这个全是学术的探讨。如果媒体在的话,我不认为应该去发表。容易误解。

宣传这个词我们要区分使用了。宣传这个词,从戈培尔开始,在英语世界就不是好词了。我专门去查中宣部的翻译,还是沿用当年戈培尔的翻译。有些对我们好一点的,会翻译成”真理部“。但为什么实践中没有认识呢?

我是党员,当过16大代表。我觉得党内使用宣传应该是可以的。但这个原本用于党内的词,现在用在国际交流和国内对百姓的沟通,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了。因为宣传这个词,带有一种单向的,强制的概念。

我曾经说,我们中宣部应该改为中共中央传播沟通部,别小看这个词的改变。如果你把宣传改成传播沟通这个概念的话,那种国家的形象和双向的气息都能表达出来。

我们要认真思考,不能说宣传这个词是一直沿用下来的,中央号召与时俱进,但这又是个拧巴,很多跟不上时代的,出现负面因素,影响形象的东西还存在,还很敏感,铁板一块,谁都不敢谈。这个词不能拿到世界上去了。你看我们的杂志都叫对外传播。

中宣部的李东东大姐问我,岩松,据你了解,你们这个职业有尊严感么?我说没有,大姐。

昨天令计划首长说的一句话让我心里也咯噔一下。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记者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啊,因为他们跟领导人出访,包吃包住还坐专机。我说哪能拿少数人获得的东西当成整个这个行业的人获得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的没给,不想要的给了。我们想要的是采访权,记者该去吃苦,该去抢,不该包什么机票!中国为什么有红包?有无数根本不是新闻的东西要当成新闻发,所以要塞给你。如果真是新闻,我们愿意给钱。我们干过这样的事,在黑哨的时候,我们采访光头裁判。

在全世界我都查过,全世界的记者收入都是排在这个国家的中下,美国也一样。所以想发财不是要来这里的。养家糊口记者不是好职业,记者有另外的收入,情感收入,精神收入,有一种推动社会堡垒的卑微的尊严感。

我的幸福指数很低,崔永元老挤兑我,还扛着呢?但我说一个职业要做到扛着的地步,为什么呢?我获得了党和组织上的很多荣誉,但我现在都成异类了,十个虚假的微博营造出了我是一个现实中的刺头。

九十年代中期,无数领导干部想让他的孩子进电视台做传媒,这些年再也没有了。十几年前甚至后高层官员的孩子,现在大家都是国考,中石油……一流人才已经不干新闻了,二三流才干。这个现状暂时体现不出来,但十年之后就会了,在国家大发展的时候,怎么撑?

我看到我们的新闻环境呈现这样的状况:理想主义者没几年成了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没几年成了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者没几年成了机会主义者,成了利益分子,还有一部分成了虚无主义者,信佛吧,但我觉得起码我们应该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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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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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4-09 周二, 下午10:56    标题: 引用回复


韩国国父金九之子——金信回忆录

2008-10-12


导读:

  2002年1月18日,我从仁川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后,飞临南京上空,一场瑞雪覆盖了古城南京,风光无限,我的心情也如这白雪一样清新平静。不久前女儿从美国打来电话,劝我不要再这样忙碌,我告诉她,我到南京是会会朋友的,她听了立刻赞同。这是我的第40次中国之行。

  我今年80岁,总是会想起遥远的事。大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在黄海道海州老家的乡下读小学,那里是穷乡僻壤,我在与小伙伴玩的时候时不时会冒出一 句“我们上海”、“我的上海”,祖母曾笑话过我说,不能因为生在上海,就可以说“我们上海”了。现在我每走在上海街头,都会想到:这是我的出生地,是我少 年时代的流亡地,是我的亡妻的出生地,是我母亲的安息地,是我父亲白凡金九为大韩独立的战斗地!――中国朋友知道了我的故事,就会理解为什么我的生活中会 有“我的上海”这样的话了。岂止是上海,整个中国,都萦绕着我的一生。

  说“第40次来中国”,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应当说,这是1988年我重返大陆后,第40次到中国大陆。从1922年生于上海,1925 年母亲去世后被送回国,1933年再次到中国,1948年回国,1962年至1971年我奉派出使台湾,又在中国生活了8年。――想一想,我在中国生活了 多久?

  有人喊我“中国通”,我则更喜欢人们称我“老朋友”。我的普通话与中国人说得差不多,够得上“半个中国人了”。我曾戏言,等我走遍中国时,我要写一篇 文章,说我是“一个中国人”。2001年,我在走遍包括台港澳在内的34个省市自治区、特区后,只剩西藏没去了。我到成都的一家旅行社去申请,一听我已经 80岁,死活不敢办,说有的青壮年都吃不消,有去无回,你老先生健康我们不敢保证。后来对其他旅行社撒谎说才过七十,也不行。这些旅行社都是比较负责的。 可是他负责,我就没法实现我的梦。想当年我当飞行员,飞得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现在上一个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都没人肯帮忙,真是无奈。后来找到一家生意不 太好的小旅行社,他们一口答应,我就这样实现了梦想,看到了向往了六七十年的布达拉宫。飞机降落在拉萨,当我在贡嘎机场走下飞机,踏上西藏的土地时,一种 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终于走遍了中国,实现了我的理想!

  13年间,我饱览大好河山的秀丽风光,胸中像是有了一片新的天地;我遍访老朋友,结识了无数的新朋友,感到自己是活在友情中。从古都西安到古都南京, 从新疆天山的天池到长白山天池,从北国哈尔滨到南疆的海口三亚,从内蒙古草原到春城昆明……我已经记不得自己在中国大地上旅行了多少万公里,我也记不住被 新老朋友请吃了多少风味各异的饭菜,但是我记住的是友情与信任,我已经融进了中国!

  虽然像我这种经历的人在韩中两国也不算多(按中国通常的说法,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应当在家颐养天年,“不该到处乱跑”),可是如果真正了解我对中国的感 情,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让我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读者谈中国的风土人情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我想说的,是我爱中国,说句不见外的话,我比许多中国人还要爱中 国。

  1988年我首次重返中国大陆,见了程思远、叶子龙先生等人,商谈完事情之后,有关方面问我想到哪里走一走,我提出先到山东曲阜去,我要拜孔夫子。父 亲在世时对我说过,世上最伟大的人是孔夫子,比耶稣还要早五百年!在孔子墓前,我行跪拜礼,我对儿子金振说:“你也来拜一拜。”当时陪同我去的一些官员都 站在一旁抽着烟看我们父子行跪拜大礼,也许他们很不理解,搞不懂我们这一套是哪里来的。后来我向有关方面建议定期祭孔,有些学者提出,大陆经过多年批孔之 后,已经没有人了解祭孔的仪式程序了,我就建议他们到韩国汉城成均馆去观摩。经过“文化革命”等动乱,我发现,传统道德被冲击了,中国人变得不会说“谢 谢”了;在公共场合,男子根本不照顾女子,女子照样敢当众吵骂……这些,比经济落后更可怕。韩国文化中很多优秀的东西是从中国学了去的,现在看看老师竟然 不如学生,我比中国人还要急。所以在北京,我就直率地向高层人士提出看法。――如果不是因为我爱中国,我会这样做吗?

  也因为我的直言不讳,许多中国朋友从不拿我当外人。我也乐于向大家说说我的故事。

  父亲是我人生的一盏灯

  1962年9月,我被任命为驻台湾大使。10月9日递交国书。那天早上,台湾方面派了24辆白色的摩托车开道,护卫着我的座车前往总统府。我坐在车 上,忽然鼻子发酸,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这一年我40岁,作为韩国年轻一代,我没能为民族独立做过什么杰出的贡献,却享受这样的殊荣;先辈流血牺牲,才有 国家的今天,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天,要是父亲知道我今天奉节出使的情形,他会多么欣慰啊!

  我出生时,父亲为我取名“信”,希望我忠诚于祖国;我的中国名字则叫“金申江”。当时父亲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任警务局长,终日奔走于抗日革命,家里 的生活困窘到极点。我刚一岁,母亲便与世长辞,临终前,母亲提出把我送到孤儿院,因为她知道我父亲从事抗日运动不能再有后顾之忧,而祖母也已是64岁的老 人了。但是祖母舍不得可怜的我,两次又从孤儿院把我找回来,晚上,我常常是噙着祖母干瘪的乳头入睡的!我那可怜祖母几乎没有生活来源,多是靠朋友接济,她 经常到菜市场拣垃圾堆里的菜帮子做泡菜度日。生活越来越艰难,而抗日运动也处于低潮,一些人开始动摇,有的投降了日本人,回国享福去了。父亲鼓励战友们 说:如果我们都不干,抗日复国的火种就会熄灭,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父亲就这样义无反顾地站在独立运动的最前列。他请祖母把两岁的我带回黄海道乡下老家抚 养。那段时间里,祖母为我们弟兄的安危操尽了心,要不是她老人家,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命运!

  就在抗日运动处于低潮的1932年,父亲指挥李奉昌赴东京行刺日皇,不幸未果,但此举令日本举国震惊;接着,父亲又指挥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成功地行 刺了狂妄庆祝天长节和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日本侵略军头目,毙伤日酋多人,日寇更加震恐,加紧了对我父亲的搜捕,曾悬赏60万大洋“买金九人头”。而在海州老 家,祖母带着我们正过着贫困的生活,日本占领当局经常到我家来打探消息。为防日寇报复,1933年,父亲派人秘密地回国将祖母和我们兄弟二人接到中国,就 这样我12岁起,开始了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

  我们是从新义州出境的,日特一路追踪搜捕。在日本军部和日本总督府的通令上,赫然写着祖母和我的姓名,――谁能想到,我13岁时姓名就出现在日本占领 者的通令上了,这是战后解密的日本档案上明文记载的。后来我到南京重读小学时,为防日特迫害,仍不得不化名“关信”,――这一切,已经很能说明我的少年时 代过的是什么日子!

  辗转到了嘉兴南湖边的一处民宅内,当时父亲在中国朋友褚辅成家避难。我记得,我们住的屋后便是湖,湖边系着小船,一旦发现可疑的人,就立刻上船,躲到 湖中去。有一天,门开了,一位高大健壮的黑脸汉子在三四个人的护卫下匆匆进屋,扑通一声跪倒在祖母面前喊“妈妈”,祖母流着热泪喊着:“信!快过来,这就 是你的父亲!”我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已在中国流亡了15年的父亲!父亲用他的大手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脑袋,说:“信儿,你长得这么大了!”――这是我有印象以 来父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从此,我开始了解父亲的事业,了解他的人生,被他那气贯长虹的民族精神所感动。父亲一生为民族的命运奔走呼号,其间所遭受的艰难困苦,非人世所 堪:18岁,参加东学党起义,跃马横戈任先锋;21岁,为国母闵妃报仇,奋起杀死倭寇军官,怒饮其血,成为死囚--这个年纪,按中国古代的说法,还属于 “弱冠”,而父亲那时已成为名扬全国的民族义士了;36岁,在太平盛世,或者对一个能苟安的人来说,是可以建立一个个人的小天地的年龄,而他又一次因抗日 而身系囹圄,受尽酷刑后,又被判处17年徒刑;44岁,这是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年龄,他却开始了长达26年的流亡生活;1945年光复,他已是古稀老人,即 便不说他一生的奋斗业绩,就凭他的高龄,在任何一个国度里,都应当去安度晚年了,然而他仍在不辞劳苦地为民族的统一而奔走,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的一 生,没有过一天的安宁,有的只是饥饿、酷刑、苦役、流亡……父亲在狱中改号为“白凡”,意即“平凡的匹夫”,希望同胞和自己一样有爱国心。他的作为,使人 不能不想到“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赴汤蹈火的人往往都是被视为卑贱者的最普通的人。父亲在他的自传中写到:希望在国家独立之后,他能在 政府中做一名清洁工或是门卫,这足以说明他在出生入死的半个多世纪中,是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的。这种爱国主义,才是最伟大最彻底的。

  要是问谁是我至死难忘的人,毫无疑问,是父亲!在半个多世纪中,他三度入狱,几十年流亡,他图什么?就是为了子子孙孙能在自由的国土上生活!他不愿意 子孙成为亡国奴,不愿意子孙过那种没有尊严的屈辱生活。他是父亲,也是我人生的导师。在韩国抗日革命最困难的二十年代,父亲在上海写下了有遗书性质的《白 凡逸志》,准备留下教育哥哥和我;1947年,他在光复了的祖国又写完续篇,其时金家只剩父亲和我了,我家三代人——祖母、母亲、哥哥均已长眠在中国。 1949年,父亲被亲日势力暗杀,为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白凡逸志》所记载的一部开国血史,已成为韩国人民的精神财富,国家将其列为中学公民课的读 物。父亲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奋斗的一生,像一盏不灭的灯,永远照亮着我的人生之路。

  最珍贵的遗产

  到了耄耋之年,我常想,父亲到底给我留下了怎样的遗产?父亲从1894年参加黄海道东学党起义,1896年他因韩国闵妃被日本侵略者杀害而奋起复仇, 杀死了日本军官土田让亮,被判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后越狱);又因被指控策划暗杀日本总督寺内正毅而被捕,判处徒刑17年,后遇赦减刑。十多年的牢狱酷 刑,更坚定了他为祖国独立事业献身的决心。1931年,是在沪韩国临时政府最艰难时期,只有父亲等少数中坚分子仍在顽强地支撑。敌特追捕,鹰犬遍地,父亲 已经12年没能迈出法租界一步;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父亲当时任政府警务局长,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身上穿的是破衣烂裳,状极悲惨。处在绝境中的父亲却在考 虑干成几件大事,以摆脱困难的政治局面。当时流亡在夏威夷的韩人给庄园主做苦工,工钱只有仅够糊口的1美元,就在这种情况下,侨胞节省每一个铜板,你三元 我五元地捐出来,终于积蓄了几百元,把它寄到了在上海的临时政府。这笔钱,就藏在父亲身上的破衣烂裳中,他在自己没饭吃的时候都没用过其中的一分 钱!1932年初,他用这笔经费,派遣李奉昌去东京行剌天皇,不幸功亏一篑;同年4月29日,尹奉吉成功地在虹口公园举事,炸死炸伤日酋多人。正是因为有 了这两次重大行动,韩国临时政府的政治处境大大改善,临时政府不仅在韩人中,就是在中国,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影响,证明了韩国抗日力量的存在。正是用这夏威 夷同胞省下的血汗钱,扭转了局面。父亲曾表示,一定要铭记美洲和夏威夷同胞的贡献。六十多年后,我历经周折,在夏威夷找到了这些侨胞的后代,回国后我向政 府建议,他们终于得到了政府颁发的建国功劳勋章。

  我在重庆读书,休假时曾在父亲那里看到过一块镀金怀表,当时很想拿去玩一玩,可是父亲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尹奉吉义士留下的表,你不要随便 碰。”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受我父亲派遣,前去虹口公园行剌日本占领军白川大将,临行前,他掏出怀表,对我父亲说:“我的表是六元钱买的,你的表 只值两元钱,再过两个小时,我这块表就用不到啦,我们换换吧。”父亲送他上了车,只说了一声“黄泉下相见”,——可以想见,那是多么悲壮的一幕!两个小时 后,尹奉吉干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尹义士被捕后被押往东京杀害。1945年光复后,韩国从日本挖掘出他的忠骨,日本监狱方面也交回了那块怀表。这两块表记 录了韩国开国血史悲壮的一页,也记录了前辈民族至上的伟大的情感。父亲回国后,曾专程去尹奉吉的老家祭拜。我与尹家后代也结下了深厚的情义。前几年,尹奉 吉唯一的孙子尹柱雄结婚,由于他父亲已经过世,按习俗,请柬上应当有男性当家人署名,尹家在为难之中想到我,请求以我的名义发请柬,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 个请求。尹家的婚礼相当隆重,这是足可以告慰尹义士在天之灵的。

  1947年,父亲巡访全罗南道首府光州,当地群众几万人集会欢迎,父亲在会上对当年越狱后受全罗道老百姓掩护帮助表示感恩,他大声地问:“在场的有没有宝城金家某某人的后人?有的话请上来!”结果真的有人走上来行礼。父亲就这样对帮助过韩国独立运动的所有人一一报答。

  二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者回他们的岛上去了,可是亲日派还很有势力。光复后,奇怪的事发生了,当局不但没有清除亲日分子,反而让这些人继续掌握了一 部分大权,继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而参加过独立运动的人非但没有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坚,甚至无处谋生,连吃饭都困难,子女更是没钱上学,以致“亲日卖国三 代兴,抗日革命三代亡”的顺口溜也流行了起来!那一段时期,出于对独立运动领袖的热爱,有许多人捐款捐物给我父亲,但父亲分毫不取。全罗道的民众曾捐献了 许多金银手饰,父亲把这包金银手饰全都转给全罗道的道长(相当于省长),请他用这些钱款赈济灾民。一次,旅居夏威夷的同胞送他一块名贵的金表,可是没两天 就发现已经不在他身上,我问他,他才说出:找到一位抗日革命者的后人,看到他们太穷,无物可赠,就把表给他们了。父亲把同情支持者送给他的物品全都转送给 最困难的同志,自己什么也不留。遇难后,他的箱子空空如也,――所有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送人了。家徒四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是他人格风范的写照。他没 有给我留下任何钱财,可是他给我留下了世间至高无上的精神财产,这就是永远地为民族和国家献身。

  父亲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南北和平统一,反对各自单独成立政府。1948年4月,他力排万难,不顾危险,为了国家的统一毅然北上平壤,他越过三八线前,曾 手录友人诗明志--“踏雪野中去,不须胡乱行。今日我行迹,遂作后人程”。我陪侍父亲北行,在平壤会见了金日成,金日成对我父亲执后辈礼,尊称 “抗日的老前辈”,那一年,金日成37岁,而我父亲已经73岁高龄了。但是一个月后,南北分别成立了各自的政府,祖国就这样处在了分裂状态,而且长达半个 多世纪!

  1949年6月26日,父亲被亲日的极右势力暗杀。一年以后的1950年6月25日,同族相残的朝鲜战争爆发,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父亲青年时代就仰慕中国的儒学,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位大忠之人。他以一介布衣,为民族解放,艰难跋涉一生,所经历的一切,非人 世之所堪,万死不辞,终于迎来大韩的独立,使我真正体会到“匹夫有重于社稷”的含义。他又是位大孝之子,在我祖父病重时,他曾效仿古人,割肉啖亲。上个世 纪二十年代,我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时,生活极度困难,祖母让父亲去找一份工作养家,父亲说:“我死也不离开临时政府大门一步!”祖母震怒,命我父亲跪下,用 鞭子责打他。当时安重根的母亲时常送东西接济我家,看到祖母在责打我父亲,就说,他怎么也是我们临时政府的官员,你怎么能打他呢?祖母这才让他站起来。常 言称忠孝不能两全,在我看来,父亲是大忠大孝之人,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也就没有家族的平安。如今,南北两方都尊奉他为伟大的爱国者,人们越 来越体会到他的远见卓识。好多年了,每天早晨,当我从国家电视台开始曲的图像中看到父亲的伟大形象时,我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我叫“金信”,不叫“金钱”。父亲一生不爱钱,他为我取名“信”,就是要我诚信做人。少年时我在中国就读过《三国演义》,受了很大的影响,前些年我到 洛阳时还特地去关林寺拜谒关羽的庙。一个人如果对国家不忠,他就失去了起码的做人资格。正由于有这样的家族背景,我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家族的荣 誉。中国话叫“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为国家奉献,人们都认为是应当的;如果我做了错事,账就不会只记到我头上,人们就会说“金九的儿子怎么怎么着”,那 就会玷污先父英名,有辱门风。所以我对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生怕他们在复杂的社会中迷失方向,现在他们都已独立门户,在这些方面都很谨慎。

  我在从空军总长卸任的当天,就脱下军装,把副官、卫兵、司机和勤务兵全召集起来,先感谢他们跟随多年,然后告诉他们:从今天起我是平民了,你们不必再 跟着我,现在立即收拾行装归队。部下很难过,但是我斩钉截铁,要他们立刻把公家的汽车开回去,把公家的电话拆下来带回去,凡是公家的东西,一样不能留下。 我在总长任上,曾对一些高级军官占用公物的行为提出过批评,我认为前辈为国家赴汤蹈火,后辈人却想尽方法占国家的便宜,是可耻的行为。我生性不会拐弯抹 角,因而得罪过一些人,也有人曾出言威胁过我。面对指责和威胁,我很坦然,只要我在任上一天,我就照制度执行。卸任之后,我立刻和军队脱离了关系。除了规 定的纪念活动,我一般不到部队去,我不想干扰别人。

  多年来,我不过生日。因为父亲在流亡期间,从不做寿,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国家都亡了,还过什么生日?”他的属下知道他的性格,有时逢他生日,至多悄悄 地给他面前放一碗他爱吃的冷面,或多放一些泡菜,还不敢告诉他。在这些地方,我都学习父亲。为官几十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是清廉,二是勤奋,三是严谨。 如果做官只想到谋私,上有负祖宗,下愧对子孙,最是一件无谓的事。

  暗杀我父亲的暴徒叫安斗熙,他只被短暂地关押后便逍遥法外,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一年内军衔连续晋升两级,这就足以说明他的主子是谁。但安斗熙活得太艰 难,成为人人唾骂的恶人,经常有人找到安斗熙痛打一顿,然后扔下点钱让他治伤;他的家人也蒙受羞辱,走到哪里都成为不受欢迎的人。1993年,韩国国会重 新调查金九遇刺一案,安斗熙被人抬着出来接受询问,他招供是受人指使的。记者们问我对安斗熙本人的命运有何看法,我说:他提心吊胆地多活了几十年,受尽世 人詈骂,比死还要难受,这不也是很公正吗?当年有很多人要帮我复仇,我何尝不痛恨这杀父仇人?但是我想过,如果内乱由此而生,我有何面目见父亲于地下?

  走父亲的道路,最难,也是最有价值的人生磨练。

  我与蒋氏父子的关系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韩国,我家与蒋介石先生的关系都不是秘密。

  要不是蒋介石先生全力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很难有发展。1933年,蒋先生通过陈果夫联系,在南京黄埔军校秘密会见我父亲,共商抗日大计,国民政府拨款 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组建光复军,选派韩国抗日青年到洛阳军校受训。在重庆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粮食物资供应非常困难,但是国民政府一直保证韩国临时政府的活 动经费和基本生活开支,我们再也不像在上海法租界时那样困窘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如果没有蒋先生的远见与仁义,大韩民国临时政 府是维持不下去的。1948年,父亲在长沙遭独立运动内部的激进分子行剌受了重伤,送到湘雅医院抢救,医生认为希望不大了,已经放弃抢救。这时候蒋先生知 道了,下令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金九的性命。同时一日三电,关心我父亲的情况。张治中将军亲自到医院去慰问。我父亲能转危为安,与蒋先生 的救助是分不开的。事后蒋先生还派人送来巨额慰问金。

  当年我能进中大附中也是国民政府的特别指示,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还保存着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指示中大附中免费接受韩国独立运动领袖子弟10人入学的文件。

  1936年,我在南京孝陵卫参加了童子军全国的夏令营活动,并接受检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先生,我做梦也没想到后来我能经常地与他面对面地交谈,成为忘年之交。

  1957年我任空军作战部长,随陆军总长李亨根将军去台北访问,蒋先生接见了我们一行,在我们告辞时,蒋先生忽然说:“金信,请留步,我们合个影。” 我立在蒋先生身边合影,这是我第一次与他单独留影,弥足珍贵。几年后我以空军总长的身分访问台湾,蒋先生亲自给我授勋,并让蒋经国先生陪同我去金门岛考 察。后来我任驻台湾大使,见到蒋先生的机会就多了。记得那次到达台北两三个星期了,还没有安排我递交国书,我很焦急,要是蒋先生再不接见我,我就赶不上 “双十节”的庆典活动了,我心中充满了疑虑。就在“双十”的前一天,蒋先生接受了我的国书。这时候,我才发现他在生病,而且病得不轻,嘴唇上全是泡,他是 带病会见我的。他对我说:金大使,令尊金九先生是我的朋友,你我关系非同一般,以后想见我,无须经过外交部,可以直接到我的官邸找我。

  我在台湾,蒋先生对我关照很多,我们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他对我说话无所顾忌。他经常来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聊天,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说实话,且不 说我和他的地位不一样,论年龄不是一辈人,更何况我一直把他当作我们金家的恩人,当年要是没有他下令抢救我父亲,我父亲早就不在了。蒋先生对我很亲切,很 信任,也经常向我打听外面的事。有几次,他让我到士林官邸,秘书与卫士都被他打发出去。我们一老一少在一起谈得很愉快,他经常大笑出声。我告辞时,秘书和 侍从都说,老先生沉郁多日,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笑过了。侍卫长郝柏春先生说,金大使,你以后要常来玩,他会高兴的。后来党政军要人都知道我可以直接见蒋先 生,于是对我尊重有加,有的甚至托我打听升迁的事。

  他是善解人意的人。有一次在士林官邸,他留我单独聊天,秘书与卫士全退下。谈了三四个小时仍无倦意,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当时内急,有点不安,蒋先生看 出来了,用手指示说:“金信,你是不是要解手?请按那里。”――蒋的洗手间非常秘密,他要不指给我看,我还以为那儿是墙呢!他晚年更寂寞,经国先生曾对我 说,要我经常来玩,并关照我,外面有些事没必要让老先生知道,知道后他会烦。这些,我都懂。老先生晚年不大相信别人的话,总认为别人会骗他,而“下骗上 易,上骗下难”,――这话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认为极有道理。我与蒋老先生、经国先生及其他国民党的高层人士,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驻节台湾 8年多,每年纪念815光复时,使馆举行招待会,蒋先生、经国先生及党政军要人都出席,我在致辞中总是先提韩中两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历史,在等日本使馆官员 退场后,全场总是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韩中两国人民的苦难的过去,我们每个人都不应当忘却!

  那些年,我经常应邀到台湾高层人士家作客。我当大使,注意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注意他们的政治。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党内是有反思的,蒋在台湾开过许多 会,检讨过错。当时经济发展得不错,蒋对高层管得也很紧。我到白崇喜、王叔铭、黄杰等高级将领家作客时,发现他们的住宅都很简朴,用饭也仅仅是三四个菜, 生活比较清苦。政府部门办公效率比较高,社会也较安定(当然这与实行戒严法有关)。可是蒋先生晚年,对周围的人,他似乎不太信任,自信心也有点动摇,我清 楚地记得,有一年他得知朴正熙访美,曾要我让朴总统向尼克松打听一下美国人对他究竟是什么看法。

  1969年,朴正熙总统访问台湾,蒋先生要同他密谈一次,我告诉他,朴正熙总统不会汉语,他说:“那你来当翻译吧!”我告诉朴正熙,他惊讶地说:“哪 有外国大使当翻译的道理?他真是跟你太知己了!”有关蒋朴密谈的内容,不但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感兴趣,韩国历史学家也感兴趣,可是他们二人均已作古多年, 仅有我这个“翻译大使”尚留人间,要我来披露内情,我觉得不大合适。

  我与蒋家父子两代的感情非同一般,后来,韩国方面遇到麻烦的问题,都想到派我去斡旋。有一年,韩国发生旱灾,又值总统大选,政府要我想办法从台湾进口 大米,我很为难,因为我知道,当年台湾也遇大旱歉收,仅有以备非常时期的军备粮。而韩国人只吃粘性比较强的蓬莱大米,只有台湾的米能解决问题。我去找了副 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先生,他也觉得困难,他建议我自己去向蒋先生开口。蒋先生考虑问题周密,知道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的,就亲自安排周 转,调剂了约20万吨大米卖给韩国,谁能知道,这在当时是多难的一件事啊!我感激不尽,不知说什么是好。我告辞的时候,蒋先生叫住了我,说:“金大使,对 不起,这些米还是卖给你们的。要是我还在大陆,这点米就送给你们了……”靠着这批大米,韩国渡过了难关。但是蒋先生的那句话我始终忘不了,从这一席话也可 以窥见他晚年的心境。

  全斗焕当政时代,我已经退出政界,1987年2月,发生了涉及朝日韩关系的严重的外交事件(具体经过我以后会在回忆录里细说),需要台湾出面作中介。 我国外长当天约我商谈,请我出马立刻到台湾去一趟,找经国先生想办法。我想也只有我去能说说话,当天就去了台北。我与沈昌焕先生也是朋友,他一见我就问: “你作为全总统的特使,带没带委派书?”我说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办。他说没有也罢,说着就与经国先生联系。我想我这张面孔在台北还是很有人缘的。次日。经 国先生接见了我,没说几分钟,就主动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一下子如释重负,――他帮了韩国政府一个大忙。当时韩国与台湾关系已经趋向冷淡,经国先生这样大 度,令我钦佩,也令我感动

  1992年中韩建交前,韩国方面考虑派我去台北打招呼,我觉得不大好意思,官方认为我去“最合适”,可是我认为我“最不合适”。――我相信海峡两岸所 有的人都会理解我复杂的心情。1975年蒋先生谢世,1987年经国先生谢世,我都专程去台北参加葬礼。我到奉化溪口旅游时,在蒋氏宗祠献花鞠躬,引起了 许多游客的注意,也许他们把我当成台湾来的了,我很想讲一讲我家对蒋家的感情,但是有谁还会对这样的故事有兴趣呢?会不会引起误解呢?我没有把握。

  我的蓝天之梦

  我在黄海道海州老家读小学时,是班上最穷的学生,连最低标准的学费也交不起,好在一些教师受过我父亲影响,同情革命者家属,总是想方设法为我解决困 难。有一次学校组织远足到平壤去,要每人交3元钱,我连饭也吃不饱,哪里交得出?同桌的女孩回家告诉她父亲,她的父亲金庸大立刻来到我家,送给我3 元钱,说:“孩子,你父亲为了抗日,到中国去了,你也该出去见见世面。”我终于能和同学们一同去了平壤。平壤是当时的大城市,我参观了工厂后,又被带到飞 机场,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飞机,当螺旋桨的双翼机轰鸣着飞上天时,我很振奋,想:是男人就得干这个!然而当时祖国还在日寇的铁蹄下,在祖国的蓝天上,还 没有一架属于韩国的飞机。

  1937年秋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那天在城东,我亲眼看见日本飞机在天上盘旋,连膏药旗也看得一清二楚,就在这时,从机腹滑下几个小黑点,尖利 的啸叫划破了城市的平静,轰然而起的巨响惊天动地,硝烟弥漫……我就这样亲眼见到日本鬼子的炸弹扔在中国人头上!大概是因为猝不急防,当时街上的军警、宪 兵纷纷举着各种枪向飞机射击,可哪里能打得到!以后在武汉,在长沙,在柳州,在重庆,我逃到哪里那飞机炸到哪里,真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1944年底,日寇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占了独山,重庆震动,我还记得那时的口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地不分东西南北,人 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许多热血同学都投笔从戎了,我想:我是韩国人,是日本侵略者把我逼到了中国,如果中国灭亡了,我还能逃到哪里去 呢?于是我也报名参军,我记起当年在日寇轰炸下曾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当飞行员,“学万人敌”,开着飞机去和敌人拼命,于是我报名当空军。

  我考进了中国空军官校,实现了自己的蓝天梦。由于当时训练设备简陋,日寇的飞机经常来袭扰,学飞行的危险性很大。就在这时,哥哥金仁病逝的噩耗传来, 想到我家五世单传,自己成了金家唯一的后代,于是我写信给父亲,提出回到他身边,父亲回信说:革命就是把生命交给民族,军人应当将生死置之度外,有国无 家!――这番训诲,坚定了我翱翔蓝天的理想。后来我转到印度的拉合尔基地训练,以后又为接收战机去了美国并受训,虽然我还没来得及驾机参战,但是蓝天上终 于有了韩国人驾驶的飞机!

  1947年,中国内战爆发,父亲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们到中国去是为了抗日,不能参加中国的内战。这一年,我从中国军队退役,回到祖国。作为韩国的第一 个战斗机驾驶员,我参加了韩国空军的创建,后来又担任了空军参谋总长。我在空军总长任上时,曾给飞行部队下过一个命令,让部队每年挑选优秀的小学生,组建 夏令营,用飞机带他们上天遨游。我的部下有疑虑,我总是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可能不懂。几十年过去了,有一次,在飞越太平洋的大型客机上,当机长得知乘客中 有我时,立刻来到我面前,邀请我到驾驶舱就座。--这位机长,就是当年参加夏令营乘飞机上天的小学生中的一个。

  我爱飞行,我在中国飞过,在印度飞过,在美国飞过,可是最自豪的,是在美丽的祖国上空飞行。我爱祖国的万里碧空,俯瞰三千里江山,想到前辈为独立自由流下的血汗,想到我的家族为此付出的牺牲,我特别明白自己的责任。

  在我的飞行生涯中,有一次永生难忘的飞行。1947年6月26日早上,我突然被派出执行飞行任务。当时我有不祥的预感。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亲日 的极右势力威胁恐吓要暗杀我父亲,风声越来越紧。就在前一天晚上,父亲的两位下属来报信,他们得到可靠消息,有人要在这两天动手,他们劝我父亲赶快转移, 或者出国,或者避居医院,我也劝父亲隐蔽到安全的地方去。可是父亲平静地说:我这一生中,每一天都在危险中度过,我个人的生命没有什么可顾惜的了。然而我 出航后,心里还在想着返航后怎样劝父亲隐蔽。中午一时许,我正在三八线附近的一处机场,忽然收到汉城通知:“立即返回。发生重大事件。”我立刻驾机回汉 城,正准备在城内的机场降落时,冥冥之中像是有什么在预示我,我想还是先往家的方向去看一看。我驾机飞到自己家上空时,看到了震撼天地的一幕:通向我家的 大街小巷,已是一片缟素!无数闻讯赶来吊唁的人挤满了街衢……飞机轰鸣,可是敬爱的父亲再也看不到翱翔蓝天的儿子了!――写到这里心里真难过,不说了罢。

  1962年,我作为空军总长任期届满,卸任的这一天,也是我离开军队的日子。在汉城的空军基地上,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我从普通飞行员一直当到空军 总长,今天,我就要告别朝夕相处的机群,解甲归家了。乐队奏响了雄壮的军乐,新任总长从我的手中接过了指挥权,仪式上宣读了对我的嘉奖令,政府为我授勋。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蓝天上忽然如电闪雷鸣,27架喷气式飞机分为三批,风驰电掣地从机场低空掠过,致以敬礼,我热泪滚滚,庄重地面对蓝天,向部下行 了最后一个军礼。

  汽车把我送回家时,夫人在门口迎接。多少年来,每当我从军营归来,夫人总是这样在迎接我。我军务繁忙,经常数周不归,为了让我能尽职尽责,夫人独立支 持这个家,一个人带着三儿一女,节俭度日,连孩子的毛衣,也都由她一针针地织出来。从今天起,我是个平民了,不至于再有一个电话就把我召走,数月不归的事 了。我把勋章挂在了夫人的胸前,深情地说:“感谢你为我辛苦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来,要是没有你的帮助,我也没法安心为国家服务。从今天起,我每天都和你 在一起了。”

  前些日子,我到亡妻的坟上去,和她说了一会儿话。她故去20多年了,我常常这样与她倾诉,宛如青年时代的私语。我告诉她:你现在是寂寞了一些,可是我把人间的事忙完了的那天,我就会来与你相聚,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我以前不服老,做什么事都雄心勃勃,现在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这两年“白凡金九纪念事业会”的工作非常多,特别是奉政府指令,政府拨款加民间自发捐 献,在汉城的孝昌公园建立“白凡金九先生纪念馆”,金大中总统参加了奠基仪式。我最近忙于这项工作,我估计忙完了这件大事,大概可以写我的回忆录了。

  我看到了中国巨变

  我少年时就到过中国的十几个省,那是随祖母逃往中国,然后又随中国人逃难,随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流亡,我坐过木船,汽车,有的时候还得步行。我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最难忘的青少年时代。

  今天我走在中国的大地上,看到人们平静充实的生活,我比中国人更感到欣慰,回想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幕幕,真让人百感交集。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我逃难去过不少地方。中国很大,所到之处,我看够了中国人的贫穷与苦难。记得我第一次到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下船,看到有一条街,两边全是鸦片馆,烟民面黄饥瘦,弱不禁风。而即使不抽大烟,也没见谁是精神振奋的。

  虽然我当年还是个孩子,但是一些现象引起过我的注意,这就是每到一处,所用的钱币都不一样,更奇怪的是各地军队的服装也不一样,装备也不一样……这是 怎么回事呢?后来才知道,虽然表面上都隶属民国政府,但是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形同割据。现在的青年也许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混乱。民国时的税多如牛毛, 军阀胡作非为,有的地方征税竟然连十几年之后的税也征去了!抗战之后,这些割据现象才逐步改善而趋于团结对外。

  1944年在西南联大时,我患伤寒病,回重庆治病时,在云贵交界的山区,汽车被一群土匪拦劫,他们抢去了我身上的全部钱物,我哀求他们,他们才给我留 下一件旧夹克,否则我肯定会冻死。这些强盗大概也是穷得没办法才铤而走险的。也是在那个地区,有一次黄昏时赶路,隐隐约约看到远处竹竿上结着像西瓜一样的 东西,走近一看吓了一大跳,是许多人头!原来是官府处决犯人后枭首示众的。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在我青少年时代留下的印象是太深了!

  没有战乱,人民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日本的侵略更是雪上加霜,我记得炮火下流离失所的逃难老人和妇女,我也忘不了在日本飞机轰炸下丧生的儿童。在重庆 的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有的时候实行的是“疲劳轰炸”,即飞机连续不断地来,使群众无法正常生活,有时候一连在防空洞里呆上十几个小时,当时重庆的 许多防空洞还没建成,有的是死洞,不通风,所以“五三”、“五四”大轰炸,市民死伤惨重,我记得有一次轰炸结束后,我从防空洞出来,亲眼见到街市上死尸残 肢狼籍,电线杆上挂着人的内脏,惨不忍睹!有一次看到嘉陵江边处理防空洞中运出来的尸体,一排排的码得整整齐齐,让人看了悲从中来。

  我在中大附中读书时,米饭中常有砂粒、稗子甚至老鼠屎,我们戏称“八宝饭”,晚上上自习,点的是桐油灯,校舍是竹篱笆搭的,外面糊上泥巴,像风波亭。――可是就是这样的生活,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还过不上!

  1947年我回国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有40年没能踏上大陆一步。可是出使台湾的8年多,我经常到金门岛向大陆眺望,我一直注意看两边的报纸,注意大 陆发生的一切。看到大陆“三反五反”、“反右”、“文化革命”,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总是要“搞运动”?为什么刘少奇也被打倒了?为什么孔夫子也成了“四 旧”?老百姓日子将怎么过?……我不希望中国发生内乱,因为我有苦难的记忆。当然,我认为当时两边的宣传都有片面之处。现在我可以告诉大陆的朋友:蒋先生 得知大陆“文化革命”的混乱时,是比较兴奋的,他认为还有机会。好在一切都结束了。不过,多年搞运动的后遗症还在,我初返大陆的那几年,好多人不敢与我接 触,心有余悸。他们发现我没变,倒是我发现他们变了,变得多疑多虑,从中可以看到“运动”对人的迫害。

  50多年过去了,中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所到之处,看到了中国的飞速发展,这都是改革政策的成效。

  改革刚开始没几年,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街上行人的衣服颜色差不多,想找一家像样的饭店都比较难。可是一年年下来,变化惊人,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 市,变得我都快认不得了。前些年到处都只看到官员公费消费,今年我到南京,朋友带我去了一些很不错的中等饭店,看到许多普通市民全家在用饭,济济一堂,我 心里特别高兴。以前我流落在西南地区,看到过衣不蔽体的山民,在嘉陵江上看到过赤裸着的纤夫,现在人们衣着打扮比以前有天壤之别,走在中国的大城市,时尚 的青年比发达国家的青年还“前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文化习俗上。而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似乎更注重文 化品位,注重自身的教养。

  我钦佩邓小平,在他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走向富强。1994年,我在上海宴请中国朋友,海峡两岸的朋友欢聚在一起,大家 对中国的未来作了一些预期,我说:“我希望中国顶天立地站起来。几百年来,世界上的有些国家抓住了发展的机遇,成了强国;现在,太阳照耀着中国,中国人千 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到了!一定要抓往这个发展的机会,把中国建设成和平进步的强国,也让我们黄种人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但是,太阳照到头上,不等于就可以坐待 其成,还应有正确的政策措施,还应当艰苦奋斗。无论如何,中国都不要放过这一最好的发展时机啊!”――今天,我仍旧要说这样的话,因为中国在我心中太重要 了。


  【人物简介】韩国国父金九(1876~1949)

  金九迂1876年出生在黄海道海州白云房。自小受私塾教育。

  1894年他做为东学农民军的先锋,攻打了海州城。东学农民运动失败后,他加入了义兵。1896年明成皇后被日本刺客杀害,金九为了血洗国耻,在鸱河浦杀死了日本陆军中尉土田让亮,并因此入狱。

  金九在狱中阅读了新书籍,接受了新思想。越狱后,它出家做了和尚。1899年还俗后在黄海道各地创建了学校,积极参与新教育运动。1907年他加入了 以恢复国权为目的的秘密组织新民会,被委任为黄海道总监。1911年被捕入狱,1915年出狱后他又投入到农民启蒙运动中。1919年‘3.1运动’爆发 后,金九流亡到了上海。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历任警务局长,内务总账,国务领等。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他依然克守临时政府,积极开展各种革 命活动。1931年仅就组织了爱国团,1932年又发动了李奉昌、尹奉吉义举,这些给国内外带来了巨大影响,也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势气。1940年 定居在重庆的金九,以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组建了韩国光复军,开展了军事活动。金九作为一名抗日运动的先锋领导者,为实现祖国的独立奋斗一生了。1945年 韩国解放以后金九回到国内。他反对美国和苏联的托管。 1948年他反对南韩独自进行选举,竭力促使建立南北韩统一政府,但最终还是淤949年6月6日被阻扰统一的反对势力杀害。

  (文/金信,韩国人,朝鲜民族的一代宗师金九之子。本文摘自中韩友好协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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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4-17 周三, 上午2:27    标题: 引用回复


郝斌:老来忆“牛棚”

《南方周末》 2013-04-16


作者当年是北大历史系助教,历史系的“牛棚”先后关押过三十多人,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罗荣渠、商鸿逵、范达仁、夏应元都在“牛鬼蛇神”之列……



老来闲忆

1966年夏天,北大的校园像开了锅。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各班级主任等大小干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反革命黑帮”;各系科的名教授,统统变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置于烈日之下,任由批斗。校园钟声从此长歇不鸣,斗争会上的口号此伏彼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锣鼓,从北大校园敲响起来。

“黑帮”二字,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上。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人几天前在北大校园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同时,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刊发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评论只有千把字,却多次使用“黑帮分子”、“黑帮反党分子”、“黑帮”、“黑组织”、“黑纪律”这些词语,统统都是加给刚刚揪出来的“陆平及其一伙”的。北大校园里面被揪出来的一干人众,由此得到一个统称“黑帮分子”,关押他们的地方,就叫“黑帮大院”。

那时候,“黑帮”一词,在人们的感觉之中,好像只是北大一家的特产,与己并无关联。及至后来,各省市地方都有人陆续被揪出,“黑帮”这个词儿,反倒没有叫开,却为“牛鬼蛇神”所替代。其中原委,我没弄清楚。说起来,“黑帮”这个名称是康生起的,“牛鬼蛇神”则是毛泽东起的,命名者的位阶高低,应是一个因素。

“牛鬼蛇神”叫开了,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成了“牛棚”。

两个词语解释过了,且说北大的“陆平及其一伙”。

他们在1966年的6、7月间,多停留在口头、笔头交代罪行的阶段,拉到室外示众批斗的事,尚属偶发;及至7月下旬,江青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宣布代行北大党委职能的“工作组”应该赶走之后,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成倍增加,各单位、各系所将他们编成“劳改队”,形成建制,每人的罪名(“帽子”)大致成型,罪行的大小也排列有序。不过,这期间他们白天被拉出批斗、监督劳动,晚间还可以回到家里,总算还有喘息之机;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主持的“红色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合编各系、各单位的“劳改队”,建立全校性的“牛棚”,“牛鬼蛇神”集中食宿,每日批斗、劳动,那就是一天24小时都在监管学生的眼皮底下,连喘口气的空当也没有了。

历史系的“牛棚”略有不同。自1966年9月27日,我们23人被押往位于北京北郊昌平县太平庄的北大半工半读基地之后,就进入一个全封闭的劳改营中。中间因聂元梓的“红色权力机构”一度势衰,监管学生自行散去,我们被“松绑”5个月不计之外,直至1969年6月,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前后被监管了30个月。

笔者当年是历史系助教,从沦落之日,至“牛棚”解散,没有一天缺席。如今屈指一算,历史系“牛棚”先后关押过的三十余人,只有两位年长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对“牛棚”的经历曾有涉及,但没深写。而今,这些人凋谢作古的已经大半;剩下的几个,若再不写,也就带到无何有之地了!

三院的门联

1966年6月1日晚,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等九人的名字,就上了学生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这个时候,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责令他们作出交代。场面控制不住的时候,像6月18日,九人当中,吴代封、徐天新、范达仁的头上,被扣上了厕所纸篓或纸糊高帽,脸上、身上被泼了墨水。到7月末,工作组一撤,“天下大乱”,又揪出来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等20人。两年之后,1968年,再深挖出吕遵谔、罗荣渠、谢有实、吴维能、李原5人,“牛鬼蛇神”总数达到34人。

这年,历史系(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还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是一百人,揪出来的超过三分之一。“牛鬼蛇神”如此壮大,成了一支队伍,批斗他们要靠什么人呢?学生!青年学生一鼓即起,充当了“文革”初期造反的主力军。

各系的“牛鬼蛇神”都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面上,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批斗场。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文革委员会”的机关报《新北大》报道,自7月29日到8月28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约达212.4万人次;仅8月12日一天,就有13.8万人。我们胸前挂着一块“黑帮分子×××”的牌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引来。

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在三院。这本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红柱青砖,对开的朱漆大门,从大门走到小楼,要经过一条只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路面上长了不少青苔,院落十分幽静。1966年夏天,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又一层,有的前一张糨糊未干,后一张又贴了上去,其中以用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常春藤还透出一点往昔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去理会它了。

有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24人,被叫到三院“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之后,监管学生刚要押着我们去校园拔草,还没走出大门,就被迎面进来的串联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小院子的墙头上都站满了人。人流继续涌过来,我们原来排成的队形早被打乱,压成了一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之中惟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和体弱的杨人楩、邵循正挡在身后,甚至连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

直到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读者朋友您不知道,当时我们已被斗了一个多月,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一点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的三院,急难相扶,倒让我们找到了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在此之后我们窝囊苟活十年,中间能有这么一回,也算是轰烈一场。

还说当时的三院。站在前面的校外来人,与我们身子挨近身子,弄得我们本来弯着的腰也得直起来;他们想喊口号,也挤得抬不起胳膊伸不出拳头;站在后面的,既听不见我们的交代,更看不见我们的脸。三院门外的人群还继续往里涌,院子里面形成一个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全无界限的尴尬场面。这时,人群之中忽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

三院有个阳台,坐西朝东,其实,这时的阳台也早被腿快的站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中真的分出一条道儿来,我们被推上阳台,一字儿排开,挨个儿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帽子”等等,台上、台下也都安静下来。当时大概是在8月下旬,正是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手扶栏杆、面向小将挥手的大幅照片,当时的大报小报和宣传栏里,到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看我们站在高处,又身在栏杆之后,他们却要抬头仰看,不知怎么,就联想起“八一八”的检阅来。这时候,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他们像是检阅!让他们站到栏杆外边来!”

栏杆的高度接近1米;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70公分的狭窄的排水道,下凹的水槽,宽不足50公分。我们只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的水槽里,我的脚尖距阳台的边缘,大约只有10公分左右。不想台下又有人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在院子里的推搡、僵持,已有半个小时,我们被拉到阳台上,又被斗了半个小时,烈日之下,个个头晕脑胀。

我思忖,这里只有一膝之地,又是个凹槽,里面铺着石子,跪下来无论如何要控制住身体平衡,否则一头栽下去,虽不致死,摔断两根肋骨,怕是免不了的。那一年,我32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66岁了,杨人楩、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几位,当时也都六十开外或年近六旬,他们能撑得住吗?说来真是万幸,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监管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的时候,向达、杨人楩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他们一时竟站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其实,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和羞辱,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絪,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日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在准确中求熟练,十分受人尊敬。在我们之前几天,她被勒令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的俞先生,是个视尊严重于生命的人,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地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呢?回到家里,她就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刚传到我们耳朵里,还在心头震荡的时候,齐刷刷的一长排,我们也都跪下去了。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强,恐怕承受不了这个“待遇”。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我们心里一惊,还好,他是迟到了。虽然他因此被臭骂了一通,站在队里的我们却替他庆幸----向先生熬过了这一关!

一天,我们照例按时到达三院报到集合,只见退色的红漆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庙小神灵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我自沦为“牛鬼蛇神”已经一月有余,低头弯腰、口称有罪等手、眼、身、法、步的台上功夫,大致练就,心理上却还没有调适过来。这副对联,用的是当时写大字报的那种常见的薄薄粉连纸,字写得歪歪扭扭,贴也没贴牢。我看了一眼,心里就恶心、反感,觉得这是人身侮辱,歪曲了政治斗争,相信有识的领导一定会出来给予引导和纠正。----可怜我虽然身陷“牛棚”逾月,还是一脑袋的正统思想!过了几天,还是三院大门老地方,另换了一副对子:上联仍是“庙小神灵大”,下联却改了一个字,成为“池深王八多”。字体大了许多,一手漂亮的颜鲁公,贴得也严严整整。

据时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时叱咤风云的聂元梓在200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这对联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话,是他的女儿李讷当面告诉我的。”读者朋友,当此之时,毛主席他老人家但凡有一句什么话发出,各地都要作为“最高最新指示”,敲锣打鼓,广为传播,绝不能过夜,这已成为通例,可偏偏这个独家消息、足可抬高聂元梓身价的奇货,却被悄没声地闷了下来,是何缘故呢?

我被打成“牛鬼蛇神”来得突然。我家住在东单,距北大有一个半小时的公车路程,交通不便,爱人担心我的处境,但是无从打听。当时,不足四岁的女儿,送在天安门附近缎库胡同一个街道办的寄宿托儿所里,星期六接回家。有一次她告诉妈妈:“爸爸是黑帮,在北大拔草!”这是托儿所一位到过北大的老师,同另一位老师说话时被她听到的。小孩子学舌,并未经心,可多少年之后,我爱人仍然记得女儿说话时那一脸的严肃神情。她传达的是老师的语气,是那个时代的气氛,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把“文革”烈火从底层烧起的战略部署!我整天被人推来搡去,淹没在人群、口号和批斗声中,懵懵懂懂,哪里知道自己的角色呢!

“牛棚”之外的“牛鬼蛇神”

免除了随时批斗和劳动的“牛鬼蛇神”,也有几个,不过,他们的境况似乎比我们的更糟。

第一位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1953年,我考入北大历史系的时候,全系师生尊称他为“翦老”,那时候他不过五十出头。1966年3月,戚本禹等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同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又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为题,污指翦伯赞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紧接着,毛泽东自己出来点了翦伯赞的名。

翦伯赞一因钦点干系重大,二又常年哮喘,身体太差,他的一把骨头一拉就会散架;要是真拉散了,把该交代的材料一起带走,这个责任谁担当得了?因此,他被关在房里写交代的时间居多。不过,盛大的批斗会从来没有让他缺席。有一回他被单独拉出来,被命站在马车上,不疾不徐,在校园的大道上转了一遭。他被喝令站在车上,手没得扶,腰没得靠,路边的学生只觉得别致有趣,活像是看一场猴戏----您看,批斗会这个玩意儿,出世不过一年多的光景,这么快就异化变种了,当初的威严衰竭了大半,反添了几分恶搞和揶揄。这一来,可苦了翦老,他在车上只求一不栽倒,二不颠散。这就是他没进“牛棚”、单独散养的大概情况。

这种日子过了将近三年。

1968年12月18日,中央直属“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姓巫名中,来到翦伯赞住的燕南园64号,对他多次逼讯。翦老一生治史可谓世事洞明,大风大浪的三年都熬过来,这回怎么走不过来了?无论当时,无论事后,人们都认为“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可当时就是没弄清楚,今天就只能仍是一笔糊涂账了。他与老伴戴淑婉,袍服鞋帽,穿戴整齐,服下足够的安眠药,虽不能以寿终,也算是双双保全了骸骨。骸骨虽全,送到火葬场,却被用了化名。后来平反、开追悼会的时候,连骨灰也无从寻找了。

此外,没进“牛棚”的还有哈佛的博士、学贯中西的齐思和教授以及副系主任许师谦。他们二人,一个糖尿病,一个脑血栓,“文革”发生的前一年,1965年,已经卧病在床,站都站不起来了。要斗他们,还得有人左搀右扶,那不成个斗相。那样批斗他们,不仅长不了半点革命志气,反要惹一身晦气。因此,就让他们单独享受床前批判和口头交代的优遇,监督劳动也就不提了。

许师谦,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在昆明加入地下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云南打游击,大军入滇的时候,任某县县委书记,为配合解放,带领十几个人去守卫一座桥梁,那是大军必经之地。他们刚到桥边,还没站稳,就忽听枪声大作,而据报解放大军尚在百里之外,他心想完了。他是学生出身,从没有放过枪;手下的人也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听到枪声,就慌了神。他本以为此桥就是他的葬身之地,不想,随着枪声到来的正是大军,于是他把此桥视为再生之地。全国解放以后,他还是回归到知识分子圈子,1957年来到北大,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多年独身生活,四十多岁了,方才成家。

“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是副系主任,早病倒了。他的夫人,在中学任教,也受到学生的冲击。夫人早上出门,在许师谦的床头留下几个火烧,一瓶白开水,瘫痪的许师谦,只盼审问、外调的学生到来。有时候他一天吃不上饭,火烧和水就在床头,可他身子半瘫,就是伸不动手,拿不到水。审问者到来,不递给他水和火烧,就无从开审。审问、外调,当时是我们“黑帮”害怕又难躲的事,一语不合,就遭一顿打骂,他却盼审、盼调。许师谦后来同我谈起此事,让我这个同类也感唏嘘。

第四位没进“牛棚”的是汪篯教授,时任代理副系主任。他专攻隋唐史,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史学系,1939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当陈寅恪的研究生,受过严格的史学方法训练,采用材料严谨准确,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陈寅恪写《元白诗笺证稿》,让年轻的汪篯作助手,汪篯也由此大致形成自己的治史路数。他极富思辨力,讲起课来,依据材料,纵横对比,把事情分析得透辟入里。1954年,我听他讲“中国通史”的秦汉部分,讲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一节,他居然用去了四节课时间,听得我们全班都饶有兴味,明知进度耽误下来了,也都心甘情愿。除夕之夜,他到学生宿舍,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喝醉了,随便倒在哪个学生的床上,和衣睡到天明。我们到他家请教,谈到晚上10点左右,不管几个人,照例一人一碗汤面。我们三口两口下肚,他边说边吃,最后半碗又劳夫人重新热过再拿来。在我们眼里,他随和亲切,思想又很深刻。

“文革”发生前,不知什么人要为唐朝名相魏征写传,要汪篯帮了点忙。只因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有点海瑞的影子,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挨批,就像病毒传播一样,魏征传也有了歌颂海瑞第二之嫌。不过,起初的一段时间,批判归批判,总还保留着“学术批判”的最后一点界限。没想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发的通知中,竟点名说吴晗《海瑞罢官》原本是政治问题,却把它作为学术问题去讨论,那是彭真的阴谋和霸道。这样,早与《海瑞罢官》绑在一起的魏征传也就无处藏身了,汪篯也因此被牵连其中。学生把斗争会开到他家,大字报贴到门上,他受不了,他要抗争!那个时候的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死!汪篯之死,时在公元1966年6月11日。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中“非正常死亡”,包括受逼、受辱不过,以各种方式抗争自戕者,用拳脚和各种刑具被活活打死者,垂暮之年被赶入“牛棚”、有病无医、寿未终而正寝者,共有63名之多。排起队来,我的老师汪篯是头一名,在他之后,还有62人一个一个随他而去。在历史系的5个冤死鬼中,他走得最早,比起翦伯赞,熬到了1968年底,各种屈辱都已受尽,最后一样走了,倒也免除了后来的许多折磨,在冤死鬼中他算是最幸运的一个!他走的时候,北大的“牛棚”还没来得及建立。

第五位免除示众批斗的是俞伟超,考古专业的年轻讲师,当年不过33岁。“文革”结束以后,他主持过山东临淄齐汶城遗址等多项考古发掘和调查;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长江三峡水库动工之前,成立了一个文物勘察和保护小组,主其事者就是俞伟超。秦汉考古是他的擅长。“文革”初他被揪出来的时候,在系里没担任什么负责的职务,因此只戴上一顶“黑帮小爪牙”的帽子。

批斗过几次之后,他用双手去触摸电门,因此失去了两根食指。“千古艰难唯一死”,俞伟超一死不成,复求再死,一个苦雨凄风的下午,他去北大附近的铁道上卧轨。司机远在二百米外就鸣笛、刹车,无奈他决心已定,纹丝不动。火车惯性前行,幸亏车前装有木质挡板,把他推出好远,虽没伤及骨骼,臀下肌肉,已经被推得模糊一片。这是1966年7月间的事。批斗会如火如荼的时候,他正躺在医院里。接着揪出来的十几个人,个个“罪名”都比他大,相形之下,大家悟到这个“小爪牙”实在太小太小,实在算不上什么。这样,俞伟超慢慢被人冷落在了“牛棚”之外。

不想,几年之后,俞伟超对学生张承志叙说他“文革”中自杀经历的时候,竟然吐露:“大家都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两次,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从来没告诉过别人:在阳台上,绳子断了。”

正是:何物圈养复散养?栏栅有形无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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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5-12 周日, 上午2:28    标题: 引用回复


1968年的北京江湖

2012-05-01


新街口“小浑蛋”之死:

近40年里,“小浑蛋"的故事一直以一种小道消息式在民间流传。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是1968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被红卫兵乱刀扎死时,传说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现在。这个死于“文革”前期的l8岁少年和他的朋友、仇人们一起。以一个主流之外的群体形象,变成了影视剧里的精彩片断。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血色浪漫》。“小浑蛋”以及他代表的由群架、帮派、血统、义气构成的江湖不断被渲染。有关“小浑蛋"的死有诸多版本,可以获得证实的是。周长利一个人被200多个红卫兵围截。他死后北京市的顽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见到红卫兵。就办”。

顽主周长利无论是王朔还是谁来扮演,当小浑蛋惟一的一张照片出现,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去除夸张。从学生证上撕下来的照片已经残破不堪,周长利留一点中间的刘海,笑得完全是个学生样。妹妹周秀兰不知道该不该公布照片,“有人说哥哥行侠仗义,有人说地痞流氓,但起码这是真人真事”。周秀兰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周长利死了40年,依然能从各种渠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她的理解是,“哥哥从小就人缘好,嘴甜,他从没为家里的事打过架,都是帮朋友打完架,回来再被父亲一顿揍”。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口碑。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佛爷”(小偷),并和红卫兵势不两立。周长利的弟弟周长生说,母亲还把哥哥买的食物踩在地上骂,“觉得来路不正”。尽管杀死周长利的王小点等老红卫兵至今还在强调,“小浑蛋”是小偷,他们是为民除害。但稍微一打听就有40岁以上的老顽主说,“顽主是顽主,佛爷是佛爷,顽主怎么可能是佛爷?我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佛爷,哪看见两眼冒贼光的,我们就上去‘洗’了。佛爷都得管顽主叫爷爷,得供着。”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红卫兵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千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那些大院子弟的特征就是,打倒一个其他人全跑了。”周长利常常打了大院的红卫兵,抢了衣服,就拿出军官证和大家玩闹:“我爸爸是军官!哈哈哈哈!”。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他的外号本来叫“周疤拉眼儿”,因为一次“拔份”,把另一帮顽主“大浑蛋”打倒了,得了外号。“ 领头人是不能动手的。”他身边的二号人物边作军说,“他只要说一句:‘我新街口小浑蛋’,报过了名,我们就往上冲。周长利能策划和组织人,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就是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我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个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活着的二号人物:边作军带着l0个兄弟,碰上了80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180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我们的武装带过时了。我们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浑蛋说:‘抢车!’我们骑了11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顽主们的装束和红卫兵一模一样,走在路上很难分辨,互相经常要“盘盘道”。在中山公园,来自部委大院的红卫兵问周长利:“你哪部的?” 周上去就打,“什么部的,装你丫的。”顽主则问:“你哪儿的?”要是答在某地域活动就要报几个人名,报对了就可以放过。“凭什么红卫兵就能乱打人?看电影就要坐前排?1967年到l968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他们‘东纠’的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江湖势力有东华门的小姚子、北京站的砖头会(就是用茶叶包包着砖头,打仗的时候用砖头做武器)、棒子队(报纸裹着擀面杖),东四的铁片儿、猎狗为首,这志桥的菜刀队。”

小浑蛋并不是北京城最能呼风唤雨的老大。他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集中大片的平民百姓,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浑蛋是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周长利死后,边作军带领北京四个地界的顽主集体发丧。边作军和小浑蛋相识,是在营救自己姐姐、姐夫的时候,边作军的父亲是傅作义部队的军医官,起义后在“人大”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医务室工作。“‘文革’刚一开始,我们家就被抄家了。学校里的红卫兵把同学打死了。”身为老小,看着父母、哥哥姐姐全都挨整,边作军开始联络朋友救家人。“我姐姐、姐夫是小学老师,红卫兵说他俩和老校长关系好,保皇派,就打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流氓。”小浑蛋和边作军并不相熟,却在人员安排、部署方面显得非常熟练,“那时,我就明白了,如果我不先出手,就得被人打死”。

边作军摸过去用瓦刀照造反派脑袋上就是一下,救出了姐夫,也因此被拘留了97天,“那是我第一次动刀子,以后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在裤腰上插两把三棱刮刀,“这个最常用,包上尖,好带”。刮刀有六七寸,最长一尺二,捅人的时候伤口不大,却很难痊愈,是最富时代特征的武器。小浑蛋和边作军都练过些身法,又都善于先发制人,但各自都受过重伤。“月坛公园我在后面抡武装带,没跑了,脑袋上被捅一窟窿,手、腿都折了,在家歇了两个月,红卫兵来抄我朋友的家,我断着胳膊还一只手拎着菜刀去茬架。”边作军的“鲁”让周长利很欣赏,“他对我说,咱们一块玩,要不玩出点名堂,在这个社会就没法混”。

小浑蛋在红卫兵中名声很大,冲突多但是并没出过人命。后来有关死因的版本越来越多,“小浑蛋在‘老莫’吃饭,吃面包要抹酱豆腐,被红卫兵嘲笑了就打人”。“小浑蛋已经被红卫兵打得东躲西藏了。”“最后打死小浑蛋的是高千子弟王小点,但王小点没承认过。”边作军摇着头说,“谁都知道他,谁敢动?”边作军说自己永远忘不了1968年6月24日,“小浑蛋是因为我而死的。什么时候我也这么说”。

“前一天我们和王小点兄弟在西单碰上了。”边作军说,l968年6月23日,他和周长利、宝蛋等人在西单电话局的新源饭店,碰上了王小点和弟弟王毛点。王氏兄弟的父亲是l955年授衔的上将。“我们当时真是大孩子,一个人拿了把塑料枪,装电池就能亮的那种,互相打着玩。本来都擦肩而过了,毛点说,哥,这里有个宝蛋,前几天追我呢。宝蛋听见了一回头,谁他妈追你了?手上一把水果刀就扎毛点屁股上。玉家兄弟俩骑着自行车,一下子就把前面的钢丝锁卸了,追过来打我们,我看见旁边有一个木箱子,就卸了一条扶手抡了过去,王小点手一挡,把一块欧米茄表打飞了。王家兄弟一下子就跑了。”小浑蛋没动手,他教训我们,“你说你们,打不往死里打,人肯定得回来寻仇,得,咱们避其锐气,击其骨髓,明天咱玩去,躲开他们”。

边作军说,6月24日,他和周长利等人带着吉他在动物园集合。“我们有8个人。一起在动物园门口的早点铺吃饭,我先吃完,一出来,就看见黄压压的一片,王小点带人来了。”边作军把嗓子压低用沙哑的声音学了一句:“他们在这哪!”然后扭头就跑,“我们要去玩,谁也没带家伙,我身上还有一条苏式武装带,周长利就穿着学生模样的白的确良长袖衫和蓝裤子。红卫兵骑着车子一路狂追,我实在跑不动了,跳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上面正好有两个解放军,我说,解放军叔叔,你们管不管,他们要打死我。解放军说,主席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看你们这帮孩子,前面趴着!两个解放军一前一后,保护着我得以逃生”。

“后来的事我是听小秋子说的。”边作军说,周长利带着人跑到一个墙边,就站住了往上托人,宝蛋等三个人跳了过去,红卫兵又追过来,最后只剩下周长利和小秋子被团团围在天文馆前的马路上。“小秋子几下子被打昏死过去,虽然事儿是我惹的,但是红卫兵们只知道小浑蛋的名字,报名字是他,寻仇也是他。”边作军说小秋子最后的描述是,“小浑蛋被围了以后,看见铁道部的小谭子也在红卫兵里,他说,谭子,王小点他们打我,你管不管?说着就把一把芬兰匕首递给了小谭子,小谭子一下子就捅了过去。”芬兰匕首一侧刀刃长,一侧刀刃短,和杀猪刀相似,上面有血槽适合放血。“我们也不懂哪是要害,打架都和哄似的,谁也不知道哪刀要命。”小秋子是佛爷,被打得残废了修鞋,前几年也死了。周长利的朋友回亿他当时身上一共被扎了26刀。

边作军当时跑到了周长利的家,“等啊等,结果消息来了,说人死了”。边作军说他于是和周长利的父亲借了个板车,还有邻居、朋友一起去领回了尸体。“我们给他洗,衣服就和筛子似的。大拇指没了,身上刮刀、平刀的伤口没法数,脑门一窟窿。”拖到河边洗,就在河边停尸。周家的弟弟妹妹们都记得,“那天晚上,河边上黑压压跪了好几百号人。当时的一句话是,“边作军四角城搬兵”,边作军将所有的大顽主都通知到了,要一起去东郊火葬场给小浑蛋送葬,“我们人手一把菜刀,那帮红卫兵有很长时间都不敢上街。但其实我们也没真弄死人,传说我们把北京的菜刀买空了,这就夸张了”。

到现在周秀兰也不知道谁杀死了哥哥。提起王小点的名字。周秀兰还说见过。“不高,头发没几根。”在学校,周长生的体育老师说,你哥哥是流氓头,死了大快人心。周家的弟妹们气愤又不敢说,“当时买大白菜的时候,街坊就说‘二群什么时候回来呀,帮我把大白菜搬上去’(二群就是周长利)。真希望你多采访我们邻居”。边作军也说,他自己是不允许院子外的欺负院子里的,不许别的胡同欺负自己胡同,不许别的地界欺负自己地界。我在我身边人的口碑好着呢。“文革”前期街头青少年用江湖性质的自我保护和反击的联盟,对抗大院子弟。因此对于大院红卫兵打死周长利这事,最后公安局定性的“流氓斗殴”至今让所有人不满。

老红卫兵王小点

王小点真名叫王南生,是解放南京的时候在南京总统府出生,“谁是流氓啊?我们是维护社会正义”。周长利死后,王小点和主要参与者被关进学习班,100天至200天不等,后来纷纷从学习班参军。王小点去了东北。而顽主群体因为要报仇,使北京市一时草木皆兵。一个月里,平民与大院红卫兵的冲突频发,周长利的一位姓袁的朋友80年代初刑满释放,“军代表说,因为冲突的事实不清,只以流氓斗殴罪判我l5年,如果有实事,就直接枪毙了”。

1968年,王小点留级到初三,是当年老红卫兵里的猛将。“那不是欧米茄,我们还没富到那个程度,是一块浪琴。”王小点说,“我都上中学了,还没块表带?”边作军联系了一位作家,希望能将自己前半生的故事写写,而王小点的弟弟们都去了德国,“过上了另一种生活”。王小点手上还可见到边作军用木棒留下的一道很细的疤。“1966年,‘1226’会议后,最先起来的老红卫兵们已经被宣布为‘保皇派’。那时我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定性为反动组织。”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地位的老红卫兵,大都来自部委大院,“我们也不服,大学生的‘三司’组织可以乱抓人。我们已无立足之地。怎么办?那就上社会”。

在顽主眼中趾高气扬的老红卫兵,其实也并不风光。“我们的父母都受到了打压。”王小点所在的翠微中学,与太平路、育英三所中学组织了“三校联防”。这些学校包括了军博宿舍、铁道部、空军、海军、总政等大院的孩子们,也是老红卫兵最厉害的组织。“大学生要来砸我们学校,三卡车人还没下来就被我们打回去了。东城有架打,我们三个学校一起出动。”王小点不使用边作军“顽主”的称呼。“小浑蛋这种人,对干部子弟不满,飞军帽,扒衣服,不过他镇着的时候,东城西城的流氓还是不敢露头。”

王小点对于起因的讲述也有自己的版本:“西单碰见时,他们要扒我们的军装,当时我们人少他们人多,有人认识来劝开,没打起来。毛点往回跑,人家还拿棍子板砖围他,当时他们打了我,倒往回跑,只有小浑蛋站在马路上。我说:“小浑蛋你记住,不出三天,我碎了你,不碎你不姓王。”王小点讲到这就说:“完了。第二天就死了。”回家后王小点打电话,“人都来了,我说咱要去打小浑蛋,谁也不许求情。一暴打一顿。二送公安局。”第二天的确来了200多人,“自行车从甘家口排到了二里沟,两站地全站满了人,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人马”。王小点至今都觉得自己后来被关了l00多天很冤枉,他们一直自称“干部子弟”和惩办了坏分子。“干部子弟手里拿着钢丝锁、菜刀、三棱刮刀等。”人围上来后,没有人说得清楚谁扎了第一刀。后来,千部子弟也觉得事态严重了,就驮着小浑蛋向水科院方向走。有人问小浑蛋“服不服”,小浑蛋说,“不服,留一口气早晚扎死你”。然后,有人从后面捅了最后一刀,“扎在了后心,是致命伤”。

在不同版本里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告密者:边作军认为是一个叫“老椿”的“佛爷”告诉大院的红卫兵,而王小点说自己是从甘霖那里听到了小浑蛋在动物园。二是上前给小浑蛋第一刀和最后一刀的人,边作军听说是谭子打头,周长利自己缴了械,甘霖是捅周长利最后一刀的人。而王小点说,谭子的确是用芬兰匕首给了小浑蛋一刀,但匕首是自己以前送给谭子的,而且一开始都不敢捅,后来大家扎烂了,谭子才上去的。这几个当事人无从查找,使细节无处考证,而周长利最后的死状也被王小点描述得相当不堪,“他临死还说,管你们红卫兵叫爷爷了”。但至今,人们只传说着小浑蛋“抱树不倒”的版本。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文/葛维撰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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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由纯属误会于2013-5-12 周日, 上午3:32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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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5-12 周日, 上午2:53    标题: 引用回复


阳光灿烂的日子(1):真实中的周长利,北京顽主领袖“小浑蛋”

来源: zyt 于 2012-04-28 03: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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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的日子(2):打架,一个实际上很少使用的词汇
来源: zyt 于 2012-05-05 04: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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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的日子(3):茬架
来源: zyt 于 2012-05-05 04: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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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
王容芬,March 12, 2008
                           

一具中年女尸,凌乱的灰发,浮肿的面庞,鼻梁上一道青痕,口角残留着溢出物,右肩和上臂布满扎伤血痕,双腿大面积淤伤,双腿和两足浮肿。死者名卞仲耘,生前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1966年8月5日死于该校校园,时年50岁。

死者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当晚9时左右回到家中,接到学校通知他卞仲耘受伤被送邮电医院的电话。王先生当即带着3个小孩子赶往医院,长女王学随后知道了也赶到医院,一家人看到的却是亲人遍体鳞伤的尸体。在医院里,王先生与女附中革委会红卫兵代表发生争执,拒绝解剖尸体,因为对方明显要将死因归于死者生前患高血压、心脏病。医院屈服于在场红卫兵的压力,在死亡证明上写了“死因不明”。在王先生一再坚持下,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刘进在一张字条上写下了她和其他6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宋彬彬

第二天,王晶垚先生买了一架照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尸体照片,全身的,半身的,头部的。尸体火化时,王先生拍下了焚尸炉烟囪里飘出的一绺青烟,那是亡妻的冤魂。文革结束后的30年里,王晶垚先生一直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卞仲耘申诉,状告一个叫袁淑娥的教唆犯,投诉有门,但告不动刑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不予起诉决定书”以事件逾期为名,拒绝立案。王先生继续上告了9年,一直告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同样理由拒绝立案(1989年4月2日高检字第101号)。王先生在这份堂皇虚伪的红头文件背后写下对中国法治的评价:“法治其名,人治其实,官官相护,何患无词!”

黑白分明的罪恶

2006年,独立制片人胡杰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走进和王晶垚的家和案发地女附中校园。

打开一只旧皮箱,里面有:一个二寸见方的小盒子,盒子里一把华发、一块手表,指针停在3点40分,金属表带扭裂了;一件皱巴巴的血衣,背后的墨迹依稀可辨 “打倒”俩字;一条同样皱巴巴的内裤,沾着失禁的粪便;一条满是泥土和血污的裤子,一双溅着血迹的袜子,一些曾经用来擦拭伤口的纱布块。再加一架老式相机,一封匿名信,这些和5位证人,共同为40年前那个集体谋杀案作证。胡杰拍完,剪辑成66分钟的纪录片《我虽死去》

毛泽东的暴力

影片里,王家长女王学压抑着悲愤,平静地陈述1966年8月5日晚上在邮电医院所见母亲尸体上的致命的伤痕:“母亲头上右后方有一个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个血窟窿,血还在往外渗……回家后,父亲看到从医院拿回来的母亲内裤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头趴在凉席上,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

残酷的批斗是8月5 日下午两点开始的,当年女附中学生王友琴说,卞仲耘等5位学校负责人跪在大操场的台子上,她听见有人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

女附中教师林莽 (陈洪涛)先生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已经是全副武装,个个手持木棍或木枪,木枪是民兵训练用的。她们一律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5位学校校负责人被她们押着游斗,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一手拿铁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儿,脸上涂满墨汁,只看见两只眼珠子,张口喊时露出白牙。红卫兵强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砸烂我的狗头!”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复复来回来去喊。声音小一点儿,红卫兵的木枪和短棍就打过来。她后面跟着的副校长和主任们也都是墨汁浇黑了脸,手里敲着破脸盆、铁簸箕大声号叫。他们的嗓子越喊越哑,红卫兵的长枪短棍越挥越勤。卞仲耘挨打最多,一个红卫兵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捂肚子,红卫兵的牛皮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声大叫。几翻折腾,卞仲耘倒在地上。红卫兵们拥上来,骂她装死,好几只牛皮靴往她身上乱踢。红卫兵们踢累了才住脚,又喊:“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一个大高个红卫兵便把穿着翻毛军靴的脚踩在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剧的姿势。打累了骂渴了的红卫兵坐在一旁吃冰棍,嘻嘻哈哈狂笑。卞仲耘他们则要搬砖挑土运沙子,你搬过来,他再搬回去,劳动改造。卞仲耘迈不开步,一踮一踮地蹭。

林莽再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东边女厕所外面。红卫兵带着他去那里,让他给卞仲耘找打扫厕所的笤帚。林莽看见卞仲耘的衬衫上有血,后来才知道,红卫兵打人的棍子头上全钉着钉子。卞仲耘已经站不住了,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王友琴至今记着那天宿舍楼白墙上的一大片血点子,还有一个血手印。

林莽把笤帚递给卞仲耘,她还没接住笤帚,就出溜到地上,双目紧闭。一个红卫兵朝她吼叫:“你又裝死!起來!” 她起不來了。 另一个红卫兵去盥洗室端來一盆涼水,兜头向她泼去,沖得她全身都是水。林先生看不下去,去了他工作的图书室。

林莽最后一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门,也是红卫兵带去的。刚进正门,就看见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门台阶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浑身是水,抽搐不止。红卫兵命令他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辆平板車。抬起来时,卞仲耘鞋里的水哗哗往下流。

卞仲耘死在平板車上,身上盖满大字报,大字报上压着一把大竹扫帚。她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王友琴叙述了学生对校长之死的冷漠:“第二天早上,学生都坐在教室里听广播。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进 (前任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是高三学生,也是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卞仲耘死了。’教室里静了一下,有人说了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到别处。 死了一个人,她是牛鬼蛇神,她被打死了,根本不被当作一件事情,甚至不需要议论一下。”

好在成年人明辨善恶,王晶垚的同事王来棣女士当时敢于同情他的遭遇,40年后敢面对镜头谴责红卫兵暴行,这在今天的中国还不多见,人们还有顾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位教师给王晶垚先生写的封匿名信: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17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据亲眼看见的人说,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下跪,罚挑土,挑不动,就乱棒猛击头部、上身。她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刚蹬上第三曾台阶,她就一头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意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

师大女附中一教师8月8日2时

那样的深夜,提笔为卞仲耘之死作证,需要何等勇气!40年后,胡杰找到了这位正直的女教师。她已经75岁,给胡杰讲述了当年卞仲耘被打致死的前前后后。打死卞校长那天,这位老师还去看望了胡志涛副校长,胡校长被打得14处骨折。但是她仍不愿暴露姓名,也不愿出镜发言,她说:“时候还没到。”

卞仲耘死于红8月,成为毛泽东释放红卫兵暴力的前奏。7月30日,毛泽东撤了刘少奇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7月31日,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由宋彬彬、刘进等红卫兵头目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的临时权力机构,“筹备小组”四个字很快被忘记了,权力与“革命委员会”挂钩,成了校园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起暴力来。王晶垚说,8月4日就开打了,用棍子打,那天卞仲耘回到家里,撩起上衣给他看背上的伤。他让妻子不要去学校了,出去躲一躲。卞仲耘却准备好了死,而且洗得干干净净去让她们打死。王晶垚说妻子不离开,因为她认为自己没问题,她要保持人格尊严和清白,绝然赴死。

8月5日,副校长胡志涛一上午跑遍新市委等京畿衙门,要求他们出面制止红卫兵暴力,没有人理睬她。下午惨案就发生了,胡志涛本人也被打成终生残疾。

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那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休息时,他在报纸的一角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又过了13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第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宋彬彬等40名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蹬上天安门城楼,宋彬彬给戎装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振臂高呼:“红卫兵万岁!”

毛泽东肯定了红卫兵,肯定了宋彬彬。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要武嘛”,第二天宋彬彬以宋要武的面目问世,并参与决定给女附中改名 “红色要武中学”,随后“要武小学”、“要武中学”跟风而起,从此红色恐怖笼罩全国。王晶垚先生提到女三中校长沙坪和八中党总支书记华锦之死,这两位女士死得比卞仲耘还惨,沙坪被逼喝痰盂里的水,在8月19日晚上和20日上午遭到毒打死亡,华锦的尸体被挂在暖气上。40天里,仅北京的红卫兵就打死了1700多人。

刘少奇的暴力

即使工作组不撤,卞仲耘、胡志涛们也逃不脱厄运。王晶垚先生用那台照相机追拍了工作组治下的迫害。工作组1966年7月3日呈报上级的“四类学校師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見”,第一句话就决定了她们作为阶级敌人的命运:“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市重点学校之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揭发了领导核心的大量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初步排为四类学校。”理由是“学校领导权把握在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卞仲耘、胡志涛就是这样的人物,她们都被划为四类干部。四类是最坏的一类,是铁板钉钉的阶级敌人。

意见书给卞仲耘定的罪状是︰“多年來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頑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無恥的私生活,有時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凭着这些罪状,卞仲耘足以被开除党籍、公职,进而押送监狱或发配北大荒了。

王晶垚先生拍下了工作组所说的“群众揭发”大字报和漫画的一部分。6月23日,外校教师袁淑娥带着100多个女附中的学生来他们家里贴大字报,从大门外贴到屋里,每张都有房门大。王晶垚从楼梯上拍下贴在他家大门上的大字报:“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这一张是“正书”,其它几张大同小异,除了政治帽子,就是下流的辱骂和威胁。

大门外左侧墙上是毛泽东语录和空空洞洞的“严正声明”,右侧是骂杀:“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中四三”这张下面还有一幅名为“卞母猪的丑态”的漫画,画着一个猪身小丑,撅着屁股摇一面三角旗,上书“我是女混蛋卞”,“卞”字下面加一个带括号的“便”字。这些花季少女满嘴杀剐,辱骂人没有底线,她们的语言暴力与8月5日的行动暴力相映成黑。

进到里面,每间屋的门上都糊了大字报。洗手间俨若私设的公堂,左边门框上“坦白从宽”,右边门框上“抗拒从严”,中间门上“老实交代”,下面是大字报:“警告卞毒蛇,不许你再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告诉你,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你胆敢不低头认罪,我们就坚决专你的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撕大字报,就是抗拒革命。”

卞仲耘卧室门上贴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就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扒你的狗皮,砍你的狗头!告诉你,现在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你他妈的敢动劳动人民一根毫毛,我们就宰了你!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门的另一面是:“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王晶垚房间的门上贴着:“卞狐狸精、母夜叉(卞仲云)你休想回家逞凶!在学校,你这个堂堂的大校长,总支书,早就被同学斗得威风扫地,在斗争会上,在革命师生的讨伐声中,索索发抖,猪毛蓬乱,头顶破筐,猪脸发紫,两腿发瘫,手捧高帽,冷水淋头,口衔黄泥,如若落水猪。回到家里,穷撒泼,凶神恶煞,一付地主婆模样,任意欺压、虐待劳动人民,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 中四.三” 中四三的女生使尽了糟践人的本事,却错字连篇,连校长的名字都写错了。

她们连孩子们的房间也不放过:“警告卞母猪及她的猪崽子们,不许你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

宪法保护的公民居住地,可是一个中学校长家里大天白日闯进100多人,肆无忌惮辱骂、威胁主人,这事发生在法制尚在的刘少奇治下,公、检、法都还没受到冲击。刘少奇留守京城主持执政党中央日常事务,未经法律程序,擅自派工作组插足学校,下令停课闹革命。国家主席不去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挑头儿作乱,为毛泽东大乱天下决开大堤,洪水猛兽,不可收拾。

6月22日,工作组主持召开了空前残酷的打人斗争大会。袁淑娥一家三口上台,工作组听任袁揪住卞仲耘的头发发泄私恨。这些大字报是对斗争大会的补充,用以巩固打斗战果。

6月29日,卞仲耘给派工作组下来的党中央写了一封呼救信,反应自己在批斗会上遭受的暴力和侮辱,举报了恶毒煽动的袁淑娥: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种种折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話,没有过的思想和意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能承认。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突然遭受这样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滴水没有进口,脸上身上汗流如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一再瘫倒,甚至晕倒在地上。这时,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头上浇,用手揪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拖起来,还叫恢复原来的姿势。象这样,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发拖起来,共有三、四次。

当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样的时候,还有人给我拍了照片,大概还不只拍了一张。等到把我折磨够了,天快黑了,会快结束了,那个阴险恶毒的坏家伙袁淑娥又登台了。她感到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还不够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头发,我对这个可耻的家伙进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蛊惑、利用的学生们不要再打我了,说光打不解决问题,一方面更加阴险恶毒地煽动大家对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继续进行"揭发",以便证明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斗争大会一直开到七点多钟才结束。

刘少奇的工作组6月3日进驻校园。6月2日宋彬彬、刘进、马德秀3人贴出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表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攻击校领导,与6月1日晚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只有不到十小时的时差。工作组一进校门,就旗帜鲜明支持这张有来头的大字报,宣布女附中停课闹革命。当时,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刘进的父亲是时任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给毛泽东献袖章的时候,宋父已经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最高权力中心。无论是刘少奇的文革,还是毛泽东的文革,卞仲耘都逃不脱宋彬彬们的魔掌。皇家女校校长,不过是贵胄们的仆人,在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世袭社会里,好汉豪女们处死他们的校长、老师是天经地义。工作组7月3日上报的“四类学校師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見”,既肯定了6月下旬的打人大会和闯入卞仲耘家贴大字报的暴力行动,也宣判了卞仲耘的政治死刑。

共产党走向死亡

卞仲耘的死期还不自1966年6月始,工作组审查意见书捯历史捯到1944年参加工作,1941年入党,说她“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曾夸耀自己是带着黄金首饰参加革命的。”按照中共文革流行的血统论,就是说,卞仲耘这样的人根本不该入党,不该进入革命队伍,死亡之路早在她加入共产党之时就开始了。

卞仲耘和王晶垚都是三八式干部,他们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革命为志业,当年选择新闻专业,就是因为这个系课程少,他们有更多时间投身革命。王晶垚展示了1944年底在成都燕京大学组织的宣传民主、反法西斯的大规模展览照片和与李慎之等参加反抗四川省政府的双十运动友人的合影。王先生说,那时就是往枪口上冲,好多人牺牲了。

影片里响起卞仲耘生前最喜欢的歌曲《太行山上》王晶垚和卞仲耘曾在太行山上的陕北电台工作。王晶垚拿出一块小巧的坤表,这是卞仲耘从继母手里继承下来的,当时电台没有一台准时的钟表,借了这块表定时。

1966年8月4日、5日、6日三天里,王晶垚失去了青年时代以来三位最亲近的人,祁式潜、卞仲耘和刘克林

祁式潜出身官僚世家,曾祖祁隽藻是道光和咸丰年间宰相,历任国子监祭酒、户部右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任道光皇帝的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皇帝的太子太保、同治皇帝的弘德殿授读,有“三代帝王师”之称;祖父祁世长历任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父亲祁友蒙历任南河同知、湖北知府。祁式潜比王晶垚夫妇参加革命还要早,是1935年12?9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但他命运坎坷,打下天下却失去党籍,直到1956年才被批准重新入党,级别、待遇都从那时算起。祁式潜不仅是王晶垚的战友,也是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8月4日晚服“敌敌畏”自杀,卒年51岁。3年以后,祁式潜夫人居瀛棣也选择了这一条路,卒年53岁。居瀛棣是国民党元老政务院院长居正之女,1936年放弃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业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和上海参加中共隐蔽战线,协助完成了许多重要地下工作,死前为故宫博物院馆员。

刘克林是王晶垚夫妇大学时的同学,出身官宦,其父为民国政府海军部少将司长,主持海军编译局。刘氏14岁即参加共产党,也有一段丢了党籍的坎坷,1957年才被批准重新入党。刘在大公报供职多年,有“一代报才”之誉,文革初期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被副部长姚溱株连。7月23日姚溱自缢,8月6日下午,刘从中宣部办公楼6楼砰然坠下,卒年46岁。刘死前无异兆,没有遗言遗嘱。

他们都出身于有社会地位的殷实人家,无衣食之虑,无思想之固,黄发垂髫,一腔热血,投身革命,万劫不复。他们躲过共产党的一场场死亡运动,最终在文革死亡游戏中丧生,被逼死、害死、乱棒打死,骨灰不存,魂灵无系。卞仲耘作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她的名字无法掩没;祁式潜和刘克林虽然为共产党轰轰烈烈过,却少有人知道这两个名字,如果没有王友琴的文革死难者名单,我也找不到他们;居瀛棣的名字更鲜为人知,我是在台湾李敖先生一篇“居正女婿辨”里偶然发现的。文革死了多少人,国家没有统计,死了多少共产党员,党内也没有统计。1980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曾向邓小平先生提出这个问题,邓答道:“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亲人和友人一个个死去,在死亡面前,王晶垚觉醒了:“我这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记忆中,我身上背着十字架,这样一个典型的惨案,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了,一个家庭被摧毁了,不仅仅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遭遇。耶稣扛着自己的十字架,我是在帮着扛十字架,我现在还扛着。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有责任,只有我有责任,包括我的孩子在内,他们所理解的,所感受到的,所想到的都不能和我一样,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如果我不把这些真相揭露出来的话,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用我一句话,我就白活了。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总结一生,概括为8个字:“生于梦想,死于梦想。”他要把这8个字写在自己的骨灰盒上。

影片中另一位证人林莽先生,接受参访时已经90高龄。林先生14岁参加革命,建国后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成员,从大学降到女附中,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从语文教师降为图书资料员,文革中被罚扫厕所。他也和王晶垚先生的朋友一样,曾经想用死来证实自己的清白,而且是和无靠的母亲同归于尽。母子俩手拉手坐在木床上,握住电线,接好拉线电源。灯泡炸了,人却没死成。事后林莽听学校里物理老师说,因为两个人当时都没接触地面,处于绝缘状态,所以没死成,如果有一只脚着了地,两个人必死无疑。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尤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师也还在世。私设公堂的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她只是坐着审讯她的老师,罚他们给她下跪,对老师动拳头、抡皮带的都是站在她身边的打手。胡志涛老师的肋骨不是宋彬彬打折的,卞校长和后来遇难的几位女附中老师以及北京市和全国的死难老师和同学,没有一个是宋彬彬亲手打死的,但是给“要武”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是宋彬彬,而且她至今视为无上光荣。可以辩论红卫兵袖章是不是血染红的,但是死在红卫兵手下的无数有血有肉的生命是不争的事实。

从死亡的诱惑中解脱了的林先生大彻大悟了,决定再不去死,直面红卫兵的暴力。说到文革中依然兢兢业业,抢救图书,老人摇头长叹,对胡杰说:“愚蠢啊!你真想不到我有多么愚蠢!”

影片最后是一个 “北京市教育系统部分文革受难者名单”,单位名下是黑底白字的人名,像黑暗中的白骨,诉说他们在那个野蛮的年代怎样死去。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名下,卞仲耘后面还有8个名字: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赵炳炎、宗传训、王英同、关炳衡、王永海(失踪)。“北京大学”名下的死难者名单占了3个页面,有些名字很熟悉,都是业界精英。名单长达5分钟,一排排白骨组成的长城,比红色高棉的人头骨墙更加坚实、壮观。这仅仅是王友琴女士收集的文革死难者中一小部分,如果把文革中全部死难者的名单排出来,一部长达一年的影片也难尽述。

没有底线的卑鄙

《我虽死去》讲的是文革中学生打校长的故事,有被打死的校长,却没有打她的学生的镜头。铁证如山,言之凿凿,凶手却自始至终不露面。假如是刑侦片,这样安排无疑是个败笔;作为纪录片,这个空白越发令人遗憾。除了义不容辞的王友琴,连个出来作旁证的当年女附中学生都没有。那一代人阙如,无论作为凶手反省,还是作为目击者作证,没有人出镜,是这部杰出影片明显的缺憾。

胡杰尽了力,王晶垚也尽了心,但是他们没有争取到一个人出镜或者仅仅出声儿。凶手不用说了,目击者有种种顾虑,人情大于人命,是这一代文革遗民的道德。当今中国,正是这一代人支撑着不尊重生命的红卫兵政权。

王晶垚是一个宽厚的苦主,他只控告过袁淑娥,这个校外人员曾经是卞仲耘的熟人,一个恨人不死、恨天下不乱的恶人,借文革报私仇,到女附中全校批斗校領導的大會上“控訴”卞校長,煽动情绪,又带领学生去卞校长家中贴大字报。袁淑娥犯有诬陷和教唆罪行,对卞仲耘直接动过手,闯过家,对卞仲耘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王晶垚没有控告打人的红卫兵,她们毕竟是卞校长的学生。他毫不介意他们是否"道歉",更没有等待手上有血的人"道歉"。他只是希望她们真心悔悟,救赎自己。夺人生命怎么能只靠一句道歉就了结?!有人说"王先生等待了40年",王先生自己说,他从未等待过什么道歉。该对全体文革受难者悔罪的是当权者!当年的红卫兵们却连自己迷恋的"道歉"之说也没有身体力行,她们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之路,这些老兵虽然劳燕分飞,天各一方,却死死守着当年恐怖暴行的秘密,没有一个人打破死一样的沉默。

《我虽死去》在网上传播后,有两个当年的学生来到王家。王先生激动、欣慰,热情招待她们,跟她们合影留念,后来还把这张照片寄给一家历史杂志,虽然她们并未道歉。

这两个人后来再没去过王家,倒是见了回国定居的宋彬彬好几次,有她们发在网上灯红酒绿的照片为证。从此女附中的老红卫兵们打破了沉寂,一个恶毒下流的诽谤在他们中间不胫而走:“王晶垚都85啦,家里还养着小蜜!一边搞小蜜,一边给前妻喊冤,两头儿全让他占了。” 时间没有洗刷这个老红卫兵群体的罪恶,年龄没有改变她们的下流,她们仍像40年前一样,凭借充满卑鄙的想象力诽谤人,靠着浸透毒汁的舌头谋杀人。

所谓小蜜,那年已经75岁,是一位丧偶的退休大学老师。影片中有她一个镜头,一双手给王先生端来一个饭盒,然后是一个蹣跚走回厨房的背影。对这位女性,王先生眼里尽是敬意,话里充满感激:“我这个老伴儿,我对她说过很重要的一句话,我说,我有这样一件事,我要做这样一件事,希望你支持。她同意了,我们才结婚,30多年了。她很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对我一直照顾得非常好。对几个孩子,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感情非常非常好。”

这样两位可以作她们父母的老人,热情接待了两个不速之客,没有揣摩她们登门的动机,更没有想到她们会编造恶言,传播蜚语。王晶垚先生家墙上挂的都是基督教绘画,他特别喜欢那幅《圣母子》版画,因为母与子两对眼睛里传达出人类最深沉的爱。两位老人以德报怨,收获的却是作践。墙上那幅《最后的晚餐》画的是人的背叛,学生的背叛比起犹大来,无耻尤加。《马太福音》里说,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了,把那30块钱拿回来还给祭司长和长老,承认自己犯了罪:“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在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面前,犹大当得起义人,看到结果,立即认罪,承担罪责。她们40年都没达到犹大的觉悟,而且继续堕落。

王晶垚先生保存的女附中革委会代表字条上有宋彬彬、刘进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出现过3次:6月2日贴大字报,7月31日成立红卫兵,8月5日在卞仲耘尸体面前,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无论刘少奇的文革,还是毛泽东的文革,都离不开她们。她们始终站在文革的主动方面,既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也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宋彬彬献给毛泽东袖章上面的“红卫兵”3个字,是刘进等人从“红旗”杂志、“人民卫生报”、“为女民兵题照”3处集来的,镂空刻在硬纸板上,用油墨滚筒印在红布袖标上。她们处心积虑,机关用尽,不同于跟风而起的红卫兵。卞校长遇害时,宋彬彬和刘进是校革委会的负责人,都是年满18岁的中共党员,对卞校长之死负有不能逃脱的法律责任。

西方法院正门大厅里通常都站着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一块黑布蒙住双眼,无分亲疏厚薄,左手执正天平,右手仗义持剑。拉丁系语国家的司法一词都从正义女神的名字iustitia演化而来。意大利文是Giustizia,西班牙文是Justicia,德文是Justitz,法文是Justice,英文中的司法、审判与正义是同一个词justice。

本杰明·哈里斯是一位美国检察官, 在为民伸张正义的岗位上战斗23载,近年一直追踪红卫兵犯罪集团。检察官看完《我虽死去》,怒不可遏,拍案断喝:“宋彬彬、刘进以及所有红卫兵们,别太沉缅于舒适的晚景。我们决不会忘记!”你们听到正义女神的剑在悬响吗?

绚丽奢华的“光荣”

胡杰和影片里的几位证人想借文革40周年之际提请当局和国人注意那个至今未结的案子,却被禁演。《我虽死去》至今未解禁,还连累2007年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遭腰斩,殃及46位参展者的39部影片。那位给王晶垚先生写匿名信的75岁老人不幸言中:“时候还没到。”

《我虽死去》无涉色情与暴力,没有触犯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影视音像制品审查制度里的禁令。影片不能上演,原因仅仅是触了文革雷区。

去年9月,一部叫《光荣与梦想》的纪录片问世,制成光碟,长达2小时10分49秒,每张售价10元。此碟与《我虽死去》在时代、人物和个别画面上都有重合,但网络、门市畅销无阻。

《光荣与梦想》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90华诞庆典”,实验中学就是卞仲耘生前所在的师大女附中。关于这所学校,卞仲耘的前任,林默涵夫人孙岩校长说过:“有人给我们学校做过统计,说我们学校的学生中有党中央主席的孩子,有共和国主席的孩子,有6个元帅的孩子,有12个副总理的孩子,再往后数就数不清了。老师们曾开玩笑说: 如果我们召集家长会的话,可以开大半个政治局会议啦。”这话是炫耀,也是这所皇家女校的实情。孙校长幸运,早早调离,逃脱了卞校长那样的厄运。

《光荣与梦想》证实了孙校长的话,这次庆典大红榜上果然皇亲国戚济济一堂,连毛泽东在世时就被逐出宫墙的儿媳妇都没遗漏,更加抢眼的是那些官居正三品的校友。让我惊骇的是,这个权贵方阵里也有当年很风光的红卫兵头领,例如自己不动手却让身边打手出拳头抡皮带的宋彬彬,例如和她一起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马德秀。30年前彻底否定文革,她们因为打砸抢的历史,当在“三种人”之列,今天宋衣锦还乡,马加封副部级大学党委书记,双双堂而皇之卷土重来。

胡杰影片里跟在卞校长被打死后面那个“8.18”天安门城楼上的镜头,也出现在《光荣与梦想》里,不过是在开头部分,人物位置也不同于胡片。嘉宾们进入人民大会堂,打开一本装帧精美的书,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就赫然跳出,对页上是卞仲耘模糊的照片,仿佛“8.18”以后卞仲耘还健在,自豪地看着给毛泽东戴袖章的宋彬彬,看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红卫兵、军训的红卫兵。给这个画面配的解说词是:“在九十年的悠悠长河中,实验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志士才俊,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志士才俊,显然指画面上的宋彬彬。选这一张代表照片阐释宋彬彬的内涵,我自然联想到胡杰影片里卞仲耘的死。

这张与卞仲耘之死分不开的宋彬彬与毛泽东的合影出现在《光荣与梦想》光碟里,出现在《光荣与梦想》纪念画册里,又特别在9月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出现在女附中校园里竖起的大型展板上。9月5日是校庆日,9月9日是毛泽东忌日,这张照片到底纪念什么呢?肯定不是纪念41年前被红卫兵打死在这个校园里的卞校长。校方一而再、再而三在“光荣与梦想”的光环里炫耀这张照片,究竟要给学生们树立什么样的荣辱观、灌输什么样的梦想?

袁爱俊校长是这场华诞庆典的上下人物,幕前表演,幕后操纵,台上督阵,台下逢迎,从开场致辞到挤进教师大合唱营盘收场,可谓鞠躬尽瘁。她是光碟《光荣与梦想》的总策划和总监制,版权页上除了袁爱俊的名字,还有35个人名和5个参与制作的专业单位名称,总导演是当过央视春晚总导演的王冼平,下设5位导演,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联合摄制。这里有势利眼的谄媚,暴发户的炫耀,得着机会狠狠捞一把的贪婪,但是,仅凭这些基本功,袁校长能量再大也难撑起这么大的台面,何况上任不到一年,脚跟还没站稳呢。

庆典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央视新闻首播罗京主持,包括各级领导人和外国使节在内的近6000名人出席,规模远远超出了孙岩校长炫耀的半个政治局会议,场面堪比春晚,效果直追当年《东方红》。全世界还有哪一家中学能在国会大厦开派对?一个育人的学校跑到议政的地界作秀,先乱了规矩。2500年前孔夫子就主张有教无类,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教育部的实验学校却只瞄着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还要映片卖碟,推广全国,为反文化、反人类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现身说法。“各级领导”多方支持,甚至请来外国使节观看这种愚昧表演,丢国家的人,现民族的眼,天地之间,咄咄怪事!

王晶垚先生在给袁爱俊的公开信里指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出席庆典的“各级领导”不会不知道这个学校那段与宋彬彬分不开的历史,不会不知道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最先打死了校长。41年后,他们在文革暴力的发源地举办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校庆秀里扎扎实实扮演了复辟先锋的角色。

胡杰影片里请不到的人,都拿了请柬为《光荣与梦想》充数儿,《我虽死去》里的主人公卞校长遗属却没有受到庆典邀请。两部纪录片,两种鲜明的立场,两个不相称的营垒。按照先后顺序,是《光荣与梦想》挑战《我虽死去》?CCTV叫板胡杰?

一位远在芝加哥的中国学者,把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不十分专业的独立制片人撮合起来,没有一分钱外援,各自投入对历史的责任感,共同做出60几分钟的黑白片。今年一月,香港 “二零零八华语纪录片奖”的评委们把长片组最高奖授予《我虽死去》。

面对滚滚复辟浪潮,几位小人物挺身而出,为那个疯狂年代的滔天罪行留下见证,是这部纪录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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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由纯属误会于2014-3-17 周一, 下午8:20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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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5-24 周五, 下午7:47    标题: 引用回复


陈独秀 vs 张国焘



虽然都是先盛后败,但张国焘的人品真的赶不上陈独秀。

陈独秀去世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很大反响。

中国共产党没有作出正式反应,延安的《解放日报》和在重庆的《新华日报》都未予以报道。一个多月前,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党史》的讲话时提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既然是以后的事,那就不必要在当时匆匆作结论,所以中共机关刊物保持缄默。

国民党中央社作了三句话的报道,对其生平事业只提了一句:“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与国共两党的克制态度相比,一些社会人士倒是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悼念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反映民众对陈独秀之死的普遍观感:“假如陈独秀死在10年前或20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引起全中国或甚至引起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像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海里。”

一代俊杰,死非其时,令人生出无限感慨。

6月1日,张国焘特地从重庆赶来参加陈独秀的出殡仪式。葬礼只能用“凄凉”来形容。没有致悼辞,没有宣读唁电,也没有将亲朋好友所送挽联悬挂于灵堂。送葬的人群有一二百人,多是亲友和鹤山坪的乡亲。

这一二百人中,与中共有渊源的只有包惠僧和张国焘。他们都是“一大”代表,而在送葬时,一个脱党,一个叛党,都不甚光彩,所以高语罕在介绍他们身份时把张国焘说成是陈独秀之北大高足。

送葬完毕,高语罕拿出两副挽联请张国焘评点。

一副对联是高语罕写的:

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

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另一副对联是曾任代理行政院长的陈铭枢所拟: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两副挽联不约而同地写出了陈独秀志吞江海、特立独行、毁誉集于一生的特点。

张国焘无心评点挽联,满怀伤感地说:“真没有想到,仲甫先生就这样去了。”

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自己的下场会比陈独秀更凄凉。不管怎么说,陈独秀去世时还有一二百人送葬,还有两副知己充满敬意的挽联,还有报刊评价他“较有操守”,还有瓦片丢落水中激起的涟漪,而他自己却如同轻烟一般悄然而逝,无声无息。

纵观两人的一生,陈独秀始终保持了书生的耿介、学者的执着、政治家的操守,而张国焘一样都没有守住。虽然都是先盛后败,由主角沦为观众,但张国焘的人品真的赶不上陈独秀。

在张国焘还笼罩着一层神秘灵光时,戴笠对他十分尊敬,认为只要他肯卖一点气力,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那段时候,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会上最受欢迎的佳宾,也是戴笠最引为骄傲的部属。每次请客,他都要邀请张国焘参加,宴会之前,他会用很神秘的口吻对朋友说:“明天请你来吃饭时,你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张国焘不同意戴笠把他位列第三,排在毛(泽东)王(明)之后。他说:“在长征途上,要是我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是第三、第二了。

不仅在交往中,张国焘享有特殊的礼遇,在生活待遇上,他也高人一头。当时,军统各处处长、主任均为少将军衔,惟有张国焘例外,他在军委会设计委员会中挂中将军衔,是军统中除局长戴笠、副局长郑介民之外,第三位中将级的显赫人物。另外,军统还给张国焘个人配备专车、专门的厨师、专门的勤务员。这使得众多的国民党老牌特务嫉妒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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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6-12 周三, 上午2:39    标题: 引用回复


彩珍

崔三爷博客|2013-05-24


很多年来,每次路过苍冥岭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去寻找某处墓地。其实,那墓地早就不在了。我不是说埋在里面的尸骨不在,而是原先隆起的坟包不知道是人为的力量还是自然的力量早被弄平了。对于彩珍来说,她的故事也许也像她的坟墓一样在人们心中平息了。不过,在某个刹那,我依旧还会想起一点她。

我不记得我第一次和彩珍相遇的情形,因为那时我还太小,不能有记忆。我只知道,每年我到乡下姑姑家串亲戚的时候,姑姑总是让彩珍带我玩。因此,当我可以记事的时候,她便就是我的老熟人了。那时候,我四五岁年纪,而她十四五岁。

我母亲和我姑姑都喜欢彩珍。有几次姑姑到镇上我家串门的时候,还把彩珍带着。那时我特别高兴,我带着她逛街,并把她介绍给我的小伙伴们。我的小伙伴们都有姐姐,可我没有,这个时候我很想让他们知道我有个很漂亮的姐姐。但这个场合,彩珍似乎有些拘束,反正我觉得她没有在乡下自然。

彩珍的父亲是我姑父的堂兄弟,从她祖父开始,他们家就是当地的裁缝。彩珍有两个妹妹,作为老大,自然享受着家里特殊的宠爱。她父亲每到过年过节都要给她做新衣服,样式是当时最流行的。而彩珍也完美地履行着这个时装模特的角色,把衣服穿得有模有样。反正,周围的几个村子,就她穿着得体,就她出落得漂亮。

彩珍读过几年书,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那时候村里小学只设4年级,5年级就得到岭外的另一所学校去读。彩珍的父亲觉得女孩子能够认字写信就够了,4年级后,就让她在家学起了裁缝。

彩珍16岁的时候便有媒婆上门提亲了。后来,她与邻村的夏家贵订了婚。夏家贵是个实诚的小伙子。两家人包括彩珍和家贵自己都很满意。

彩珍的婚礼母亲带我参加了。不过我没机会去闹她的洞房,我只是参加了在彩珍娘家举行的仪式。那天中午,彩珍家的院子里摆了好几桌,男人们都在那里行令划拳喝酒。而我则和孩子妇女们一起在房间里看彩珍化妆。

当地的规矩,姑娘出嫁时都要给过来送亲的女孩子们一个小礼物。一条手绢或纱巾,还有一盒护肤霜。我是男孩子,本不该受到这样的礼物,可那天彩珍却给了我一份。这让比我大一岁的我表哥非常生气,可彩珍这样安慰我表哥:“你家有姐姐,他没有。”

虽然婆家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路,但送亲的人和新娘还是坐着汽车走的。彩珍穿着崭新的衣服坐在副驾驶位置,我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她。她将眼光投过来,那眼光是幸福的。

谁也没想到,她目光中的这种幸福色彩居然成了绝唱。几天以后,当彩珍从婆家回来的时候,命运已将另一种色彩投给了她。

彩珍的婆婆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按照当地习惯,她将一快白毛巾放到新房的床上。第二天当她去收毛巾的时候,她没有看到期待中的红色。她有些不满,于是她又等了一天,可还是没有什么痕迹。这让她为难了,因为她不可能将这个一尘不染的毛巾晒到外面表示新娘的纯洁。

于是就像别人家对待不纯洁新娘一样,将象征性的礼物艾草弄断后让儿子儿媳妇带到娘家。彩珍娘看到后很诧异,女儿自小到大都是听话的好闺女,从来也没和什么小伙子有什么过分的交往,怎么会有这事?于是她仔细问彩珍,方知道问题不在彩珍这里,而是在夏家贵那里。

彩珍娘见识多一些。她有个远方的姨表妹在镇卫生所工作。于是她就带着女儿女婿到了那里,让医生给他们做了检查。检查结果很明确,新郎有阳痿的毛病。

于是另一个不冷静出现了。彩珍娘回来后立刻向夏家亲家母发难,声讨她的无理行为。婆家虽然立刻赔礼道歉,但新郎有病这种信息立刻传扬了出去。两家关系立刻冰冷起来。由于两家离得很近,周围的人家立刻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娘家,说婆家太不应该,自己家的事,居然要赖人家姑娘不纯洁。一派支持婆家,说娘家太可气,这种事情本该保密,你这一说出去,以后小伙子怎么做人。

战斗持续了半年多,这段时间,彩珍住在娘家。期间,我到姑姑家去过一次。姑姑不让我去找彩珍,说她现在谁都不想见。但我还是上她家去了。彩珍在自己房里踩缝纫机,我喊了她,但她没有回应。我只好怏怏地出来。但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彩珍在后面叫了我:“你来啦,对了,给你姑姑家做的一件衣服,你给带过去吧。”我回头看她,见她眼睛有些红。

彩珍后来离了婚,她娘将她嫁给了一个附近农场的光棍。不幸的是,这个光棍居然和夏家贵有同样的毛病。不过这次将消息透露出去的不是彩珍她娘,而是农场的卫生员。彩珍的丈夫吃镇卫生所大夫开的一种药,到卫生员那里报销,被卫生员认出那是治阳痿的药。

消息传到彩珍家,也传到了夏家贵家。离婚后,夏家贵找媳妇就难了,尽管家贵小伙子条件不错,但谁也不愿意将女儿嫁给有这样毛病的人。夏家贵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机会,她站在彩珍家村口骂,说彩珍是个石头女,把她儿子害了。

这样一来,彩珍没面子回家了,过年过节回来,也只待几小时。我去过姑姑家几次,都没机会见到她。但常常听我姑姑和我母亲叹息,这么个好姑娘,怎么命这么差。

到现在谁也不知道彩珍最后到死为何自杀。据农场的人说,彩珍丈夫对她很好,而彩珍也从来没有对他高声过,两口子过得至少没有争吵。 彩珍死后,这个光棍便有些精神失常了,常常一个人到彩珍坟上哭。后来,他家兄弟看他一个人在农场不行,就将他接回了几十公里外山里的家,从此就没人再见过他。

一个猜测是,彩珍是因为夏家贵再婚,并且媳妇还怀了孕的消息让她自己觉得确实是自己害了家贵。夏家贵离婚后,村里干部同情他,此时正好有个矿山招工的名额,便给了家贵。到矿山后,家贵混得不错,半年后就当了组长。后来处了对象,一年后再婚,两年后媳妇怀上了孩子。

另一个猜测是因为彩珍的妹妹和一位军人排长定了婚。据说,当初媒婆给彩珍介绍对象时,也有一位在职军人,那人还特地来村里见过彩珍,听人说,那小伙子也很不错。但最后彩珍还是选择了家贵。或许,妹妹的订婚让彩珍觉得当时犯的错误是致命的。

彩珍是在农场牛棚的梁上上吊的,搭脚的是一捆草。农场里的人都念彩珍的好,说她不愿意给丈夫留下任何麻烦。因为按当地习惯,被上吊的梁是必须要换掉的,她丈夫自己根本没钱换那木头。

彩珍的安葬很简单。当我知道消息的时候,她已经被埋在苍冥岭了。母亲让我在新坟前给她烧了纸钱。我记得坟上黄土干干的,光秃秃的,在周围茂密的松树和杂草中显得那么孤独。

然后,便有彩珍的鬼出来的故事。第一个觉察的是夏家贵的媳妇。一天晚上,家贵上班在矿山,媳妇一人在家,忽然听见窗户外有人急促地敲窗户。媳妇连忙叫醒公公婆婆,让他们出去看,但什么都没有。

于是,他们想到了彩珍。彩珍死后,夏家贵的母亲明显感受到了自责,见到彩珍家的人都低着头。她觉得对不起彩珍。

几天后,夏家贵从矿山骑自行车回家时遇到了车祸。那天一同骑车的有三个人,夏家贵在中间。前面一辆拖拉机忽然方向盘失灵,朝公路这边冲过来。而他们后面正好有一辆解放牌卡车。夏家贵前面的那个骑车人被拖拉机擦上了,摔到路边,胳膊骨折。而后面那一位想躲闪,慌不择路,冲到了路旁的一个池塘里,也是摔成重伤。只有夏家贵将自行车刹住了,但后面的汽车紧急刹车后至离他屁股不到一两米了。更危险的是,那辆拖拉机最后还是侧向和汽车撞上了。两位司机都受了轻伤。整个事件,只有夏家贵一人毫发无损。

无法解释这种幸运,自然便想到了彩珍。家贵的媳妇和婆婆首先相信了,她们拉着家贵给彩珍上了坟,烧了纸钱。还听说,家贵娘给彩珍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继续,关于彩珍的鬼故事相继出笼了。有个人傍晚路过苍冥岭,看见彩珍在旁边的池塘里洗头发。他说彩珍头发很长,很黑,将半边池塘的谁都染黑了。后来还有人证实,说那水的确比以前黑。为此,我到过那池塘,那水里有不少风吹过来的松针,我觉得水黑是松针的缘故。我确信,彩珍从来就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她的头发不会有那么多黑色的油垢。

还有一个人叫何进,原本出门做买卖。在镇上汽车站没买到票,正想先回家准备明天再来。不想遇到一个人,那人说要和何进做朋友,并拉着何进到镇上一家饭店喝酒。第二天,那人买了几斤肉随着何进到了何进家,何进请了一桌,让那人和叔伯兄弟都见了面。大家都觉得这人很好,很仗义。这个人对何进说,出去做买卖还不如在家养兔子,他就是养兔子发的。说通何进后,他就拉何进到了城里,雇了一辆板车,自己掏钱给何进买了三角铁等做架子的材料,然后一起到买兔子和饲料的地方。这时候,何进再也不好意思让他花钱了,就掏出了身上的八百多块钱。东西买完后,那人让拉板车的将车放在一家饭馆门口,然后三人到里面吃饭。奇怪的是,何进并没喝酒,却在桌上醉倒了。等他醒过了,朋友和拉车的都走了。

那钱是何进家所有的积蓄和做买卖的本钱。何进垂头丧气走回家,当他走到离苍冥岭不远处的观音山水库时,经济上的损失和被骗的耻辱让他有些想不开了。他走到水库大坝上,想一跳了之。那时已经快半夜了,周围没有任何声音。但当何进刚要迈出那最后一步的时候,他忽然听到苍冥岭有爆竹响。等他回头一望,他猛然觉得这样做不值,自己死了,家里怎么办? 于是一切便想通了。

这件事自然也和彩珍联系在一起。人们说彩珍之所以出来救何进,是因为彩珍安葬时,何进帮忙抬的棺材。她是出来报恩的。

慢慢的,关于彩珍的故事便少了。也许还有故事,但我出来读书后,没机会听这故事了。

还有件事我记得很深刻。有一次暑假回家探亲,在镇上见到了夏家贵。那时,他已经从矿山辞职,在镇上开了一家建筑材料公司。有个很漂亮的小女孩跟着他,家贵给她介绍:“妮子,这是三叔,你要好好读书,争取和三叔一样到北京读大学去。”

妮子一点都不害羞,笑着叫我叔叔。望着这个长得很漂亮,穿得很干净的女孩子,我忽然想起了彩珍。这时,我忽然发现,妮子的眼神和彩珍的眼神居然那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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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6-14 周五, 上午6:50    标题: 引用回复


阮铭访谈:还原邓小平阻挠改革开放的真相

高伐林博客|2013-06-14


所谓“改革开放”,对外是要开门,对内就是松绑,对思想,更不应施加任何束缚。而邓小平恰恰是以权力为施政的圆心,他的左右摇摆,他的倒行逆施,他对党史重大事件的裁决和处理,一切都围绕巩固自己的权威。他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阮铭看来,他不仅没有“设计”,更起了不少阻挠作用

很早就知晓阮铭其人,中国官方媒体上他的姓名前常常冠有“文革打手”“台独分子”等等头衔。他十多年前从美国前往台湾任教,很少回美国,直到2013年年初,这位82岁的退休老人才从台湾“回到”美国定居,于是我登门拜访,请他回顾他的人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

按中共论资排辈的算法,阮铭堪称“老革命”----他15岁就在上海加入了中共,比江泽民的党龄都长,虽然江泽民比他大5岁。阮铭告诉我:江泽民是在大学里入党,我是在高中一年级入党,入党介绍人是一个高三学生,“我的上级是钱李仁,后来当过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

中共党章不是规定18岁才能入党吗?年龄这么小、思想尚未成熟,怎么就能入党?阮铭告诉我:那时地下党对年龄没有那么严格,他还知道有一个13岁就入党的党员呢。阮铭夫人阮若瑛在一旁说:入党不限年龄的不是光地下党啊,我也是15岁就被批准成为预备党员的,年满18岁转正----我是在晋察冀解放区入的党,不过入党时也是秘密的,当时党并未公开。

看来,共产党不守自己订的规矩,源远流长。

阮铭虽然党龄长、资格老,但在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风浪中,饱受颠簸,就像坐上了过山车。中共建政初期,他就被任命为清华大学两个系的团委副书记(后升任书记),与胡启立、艾知生、何东昌这些后来炙手可热的政要们平起平坐,同堂议事;1958年,他调任《北京日报》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更调至中宣部,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因为写了批周扬的一篇文章,颇受陶铸青睐,被钦点担任中宣部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但随著陶铸垮台,阮铭也就一头栽下,被抄家六次。“文革”中着实受了不少罪。

改革开放初期,他应胡耀邦之邀,到中央党校为《理论动态》效力,又担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但随著胡耀邦政治上失势,他再次遭遇厄运,受到严厉批判,1987年被开除出党。

阮铭对我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不愿受束缚,我说话随便,想到什么就冒出来,那时批评我最多的就是“自由主义”。

他说,自己82个春秋的经历以1988年出国划界,分成两段,两段的分主题,都围绕“自由”:

第一段是在中国的日子:自由的追求与毁灭

第二段是在美国、台湾的岁月:自由的见证与挑战

“自由”确实就是理解阮铭命运和理念的关键词。他在60多年前的1950年夏天,在北京团市委主办的高等院校团干暑期训练班上发言时,讲过一个故事:马克思去世后,美国一家杂志创刊,请恩格斯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恩格斯回信说,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一句话:在他们所期望的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让阮铭深深地折服。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谈到马克思主义有合理成分,脱口而出的例证也正是这句话。他说:“我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就被这句话抓住了心!”

阮铭对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搞改革开放的评价,也是以“自由”为准绳。他说:所谓“改革开放”,对外是要开门,对内就是松绑,“市场经济就是要自由,把束缚的绳子解开。”而思想,更不应施加任何束缚。而邓小平恰恰是以权力为施政的圆心,他的左右摇摆,他的倒行逆施,他对党史重大事件的裁决和处理,一切都是围绕巩固自己的权威,他是自由的敌人。

阮铭的亲身经历很有独特性,既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参与者,也是台湾民主走向正轨、政党轮替的见证人。他对《新史记》记者的回忆,也涉及这两部分内容。本篇先刊出关于他谈及中国大陆的部分。

邓小平周期性地左右摇摆

高伐林:阮铭先生,你是中国“文革”之后大转折的亲历者,最敏锐地感受到当时气氛。我读过你的《邓小平帝国30年》等著作,书中你写道,邓小平左右来回摇摆,一年偏向改革派,一年偏向专政派。那段日子我也在北京工作,也亲身感受到中央的风向一年一变,单年左转,双年扳正----邓小平为什么会这样摇摆呢?

阮铭:邓小平左右摇摆,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多年身在高位,邓小平将国家的权力、党的权力,与他个人的权力分不开、分不清了----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党、就是国家。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一样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我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一年一变,其实不离其宗:他要维护自己的权威。

人们都说邓小平“三落三起”。这第三次,当他争取复出时,他写信表态:要辅佐华国锋----叶剑英倒是真的要辅佐华国锋,邓小平说要“辅佐”呢,我看是假的!邓小平看不起华国锋。他逼华下台,实际上没有什么正当理由。邓有很强烈的个人权力欲。他说过他不抓权,不想当第一把手,说要让“年轻人”来干,但他又要控制“年轻人”。

现在人们形成一个很错误的印象,说邓小平要改革开放,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实际上哪里是这样?!

对邓小平,如果只看其“南巡讲话”,他当然是讲了倡导改革开放的话。但另一方面的话他也讲得很厉害呀:反和平演变,警告“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提防和平演变中国等等。他自己夸耀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看看“邓选”第三卷,就很清楚了!1991年之后他还说过:中国绝不能出戈尔巴乔夫。

有人说他“否定毛”,我看他没有“否定毛”;有人说他“否定文革”,我看他也没有“否定文革”----他把“文革”的祸害说成是“大民主”,他“否定文革”其实是否定民主,他把1989年的请愿抗议风潮,也说成是“文化大革命”!

高伐林:邓小平不是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讲话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阮铭:是的。我写过这段历史,我参与过,知道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非常重要,但是跟邓小平有多少关系呢?----全会前开中央工作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工作会议前一段,他在国外,根本没参加;出国之前他委托胡乔木写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稿,但是他出访回国之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整个会场的气氛与他预想的完全不同,胡乔木起草的稿子根本不能用,这才让胡耀邦赶快给他临时找了几个人,连夜赶出你提到的那篇讲话稿,后来被称为是“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定调的报告”,但这其实是个急就章。而且,仅仅三四个月后,1980年春天,他就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这才是他真正心中所想的。

改革开放的历史始终被颠倒

高伐林:那么你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并没做出多大贡献?

阮铭:傅高义在《邓小平传》中认为,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我看不能这样讲。邓小平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确实对改革有推动;但是许多事并不是他的功劳,也记到他的帐上了。

例如,在邓小平还没有控制全部权力、还在辅助华国锋的时候,叶剑英、邓小平和胡耀邦,还有谷牧这些人,都在华国锋领导下工作,那时就开始搞开放了呀,被陈云批成“洋跃进”----这种批评,我看没有什么道理!陈云批得最厉害的无非就是要引进十几套化工、化肥、化纤成套设备。过去毛泽东自夸我们中国“没有外债”,那时是想借外债也借不到啊!到了华国锋时代,外国愿意借钱、愿意投钱了,当时要投资100个亿,现在看起来,也算不了什么!这些项目,虽然是华国锋最后批准的,但是当时邓小平、胡耀邦都赞成。----胡耀邦就很光明磊落,没有把责任推给华国锋,而是承认自己有份。

高伐林:胡耀邦批评华国锋搞“两个凡是”。

阮铭:“两个凡是”当然是错的,但是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自己认错了嘛。我对胡耀邦的观感是,他对华国锋很尊重。因为他与华国锋“文革”前就在一起共过事,那时胡耀邦下到湖南,他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很务实,重视生产,重视经济。华国锋并没有反对改革开放啊,在理论务虚会上,华国锋是支持胡耀邦的,反倒是邓小平打击理论务虚会,让胡乔木起草了那个“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这段历史,我觉得,始终是被颠倒的!

后来陈云向改革开放发难,对特区他都说是“租界”,要废掉,邓小平觉得这样不行,才又偏向改革。但是碰到专政问题,邓小平总是向陈云屈服的:198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1983年的批胡耀邦,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在政治思想领域,党内高层一发生争论,邓小平要么附和陈云,要么一声不吭。

像胡耀邦等党内改革派的处境,我看,在叶剑英参与中央事务的时候还好一点----叶帅是支持华国锋、支持胡耀邦的。如果华国锋不下台,改革派的处境可能更好一点。回过头来看,胡耀邦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还是在华国锋时期;华国锋被邓、陈搞下去了,党内保守势力马上就把矛头指向胡耀邦了。

这个历史后来又重演了一遍:胡耀邦一下台,他们马上就将矛头指向赵紫阳。

胡、赵自己可能不醒悟,但是我作为旁观者,是很清楚的!

亲历者作证:华国锋并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

高伐林:记得把华国锋整下去时,说他的一项错误是多次阻挠邓小平复出。

阮铭:不是这么回事!华国锋并未阻挠邓复出,他主要是强调,“文革”刚结束,震动很大,在全国范围内要让人民转弯,要有一个过程。那时要否定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并不容易啊。

真正不愿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汪东兴。我亲耳听见汪说过:“邓小平有什么了不起?他那两下子根本就不行!”汪东兴那时的口气很大,因为他觉得抓“四人帮”是他的功劳----确实也应该说,他与华国锋是起了主要作用,他们俩首先有这个念头,华国锋才去找叶剑英商量,行动中主要也确实是靠汪东兴的8341部队。所以后来把叶剑英抬得很高,汪东兴就不太服气。后来外面传得更多了,又是王震、又是邓小平……其实邓小平得知“四人帮”被整掉的消息比我们这些人还晚,他得知了,才给华国锋写了两封信----跟给毛泽东写“永不翻案”的信一样肉麻。

高伐林:有一个说法:邓小平、胡耀邦与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

阮铭:是的,现在一般人认为,邓、胡、赵在一起的“三驾马车”,是中国最好的时候----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三个人,每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赵紫阳当时与胡耀邦也有矛盾。当然后来“六四”,赵紫阳遭到那样的打击,有些事现在就不提了。

高伐林:胡绩伟晚年口述写书《胡赵新政启示录》,有人要他在书名的最前面加个“邓”字----“邓胡赵”,说这样国内说不定就可以出版了,但他坚决不肯加这个字。

阮铭:是啊!胡绩伟当然最了解情况,他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嘛!

像吴江这些人都认为,陈云最懂经济,邓小平和胡耀邦都不懂经济。我看,邓小平是不太懂经济,对一切问题他都是从政治著眼,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搞平衡。他自己讲,邓力群是不改革开放的,胡耀邦是不反自由化。但他认为,经济上不改革开放,是可以原谅的,政治上不反自由化,是不能原谅的。所以他不能原谅胡(耀邦)赵(紫阳),却能够原谅胡(乔木)邓(力群)----毛泽东也是这样,对左派就比对右派宽容得多。

他们这一伙势力----主要是陈云、王震、李先念、姚依林、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要陈云出面,向邓小平施加压力,要邓小平支持他们。我后来看邓力群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他写得非常清楚,自夸自己的功劳,所以那几年逢单,是他们将邓小平拉过去,跟陈云站在一边了,就是马克思主义;逢双呢,就是邓陈有点不一致了,马克思主义就不行了----邓力群这本书,很能验证我自己亲历的那段岁月。当然,他这本书现在也是不让出版、不让流通的。

高伐林:中共多年来总是认为: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阮铭:对,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华国锋虽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但为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付出很多努力。

邓在政治上是毛的继承人

阮铭:否定毛泽东,肯定邓小平,现在不仅是中国的潮流,也是世界的潮流。有人对习近平不满意,说习要将毛与邓都肯定,他们极力要求全盘肯定邓,全盘否定毛。实际上,邓在政治上是继承毛的。

那一年,我受命参加起草叶剑英的国庆30周年的讲话,把党史理了一遍,要否定所谓“党内11次路线斗争”。那次讲话是由叶剑英出面讲,但精神、内容实际上是由邓小平控制。本来我们起草人对“高饶联盟”,对“反右”,对“反右倾”,都要否定,但是邓小平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只要他有份参与的运动,他都不同意否定。像整高岗、饶漱石,是他和陈云两人去向毛泽东告的状嘛----毛泽东后来都没参加整高岗的会,让刘少奇去主持----邓小平坚持不给高饶平反;对“反右”是最典型的了,邓小平坚持说“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承认“扩大化”,非要留下几个人不平反。只有1959年批彭德怀的那次庐山会议,邓小平因为打乒乓球摔坏了腿没去参加,既然跟他无关,他才同意彻底否定。

这些问题,只有到将来公布了历史档案,才能真相大白!

现在中共党史把毛、邓、江、胡这么排下来,胡赵那一段主政的历史,都被勾掉了。傅高义那本书,把胡耀邦写得很不堪,说他“像个蟋蟀跳来跳去”----当然,傅高义花了很大工夫,对邓的许多细节掌握了很多……

胡耀邦这个人胸怀是很宽宏的,他在讲话中、批示中,一直都非常支持赵紫阳的工作----他甚至支持邓力群。邓力群日子最不好过的时候,是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受到上下抵制和批评、最不得人心那一段,连邓小平都对邓力群很不高兴----后来邓小平的态度才又变了。海内外都骂邓力群之际,胡耀邦接见外宾时把邓力群找去一起见,还对外宾介绍说,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理论方面的主管。

“上海不为天下先”

阮铭:当时有人说胡启立是胡耀邦的人,胡耀邦不以为然,说胡启立虽然在团中央跟我在一起,但是提拔胡启立的,是邓小平。胡启立被派到天津去当市长,让邓小平觉得满意,就提到中央来了----邓有这个特点:就从一件事看人。对王兆国不也是这样嘛,邓小平听了汇报说王在“文革”中抵制“批邓”,就一下把他提到那么高。

胡耀邦就不是这样的。后来王震到党校来,说胡耀邦在党校有个“智囊团”,他发狠要打掉这个“智囊团”。胡耀邦说我哪里有?确实,胡耀邦不出面保那些被看成是他的人。

胡耀邦有软弱的时候,他的度量也大,能够容忍反对自己的人。可是你这么对人家,人家不是这样对你啊,他们是时时、处处挑胡耀邦的毛病!

高伐林:胡耀邦与赵紫阳有时也意见不一?

阮铭:胡耀邦觉得,既然让我当总书记,我不能只管党务----他是非常重视经济的,特别是农村经济、地方经济。当时的经济,讲是讲改革开放,其实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赵紫阳呢,认为自己身为国务院总理,就得统管全国的经济。

胡耀邦到下面各个县,鼓吹发展地方经济,各地当然也巴不得发展,但争先恐后,肯定突破陈云提倡的“计划经济”,赵紫阳也不高兴。这样到1981年中央工作会议,是胡刚当上总书记后主持的第一个会,他没有讲话。那时陈云已经发话批判两个东西了,一个是经济赤字,实际上也批判了赵紫阳,再一个是波兰团结工会。他的矛头对著胡、赵,也是对著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的。那次会上,邓、赵完全是投降,邓小平让邓力群起草讲话,“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表态说要退、退够!----陈云主张经济零增长。胡耀邦只好不作声,但他心里是不赞成的。

那时我写了关于特区的报告,我主张特区不要放慢,还要加快发展。胡耀邦一看,马上批转下去。后来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们看到了,才松一口气。

陈云、胡乔木他们都是攻击特区的,陈云至死都不去特区。这些问题上,邓小平摇摇摆摆。我写了那个报告之后,陈云对特区仍然反对,邓小平也仍然不吭气。直到1984年,邓小平自己去看了,才后悔没有将上海定为特区。

那时我跟童大林他们也去了厦门,当时厦门经济很落后,特区也很小----珠海、汕头、厦门……80年代初都是中国很落后的地方。如果要是选在上海这样的从30年代以来就是中国管理得最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一旦搞成特区,那影响就非同小可!

那年邓小平视察了厦门,又开了14城市包括上海的会议,胡耀邦找了(我夫人)阮若瑛的弟弟阮崇武来参加北京这个会,阮崇武当时是上海副市长。那天上午胡耀邦找阮崇武谈,说上海要是带头开放,就会大大加速中国经济发展。中午阮崇武就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打电话通气传达耀邦的讲话,但陈国栋是听陈云的呀,他就说了一句话:“上海不为天下先。”

所以上海就还是依然故我,按兵不动!一直拖到了1991年、1992年。本来八十年代中期就可以起飞的,14城市本来包括上海呀!陈云的势力控制住上海,动不了,耽误了多少时间!

记得我1988年是从北京经上海到美国的,在上海住在重庆南路。那个时节,上海跟我上中学的时候相比就没什么变化----我离开了40年呀!直到1992年以后,才面貌大改观。

阮铭的内弟阮崇武曾经担任过公安部长和海南省委书记。

“总设计师”?搞过什么设计?

我那个特区报告,胡耀邦批给特区会议,但是他们还是听陈云的,不听胡耀邦的,特区会议开过之后,福建的项南给我写信说,他们分明是要限制特区,而不是发展特区。

说到阮崇武,后来调到公安部当部长。1986年那一次学潮,邓小平也是不惜流血啊,幸亏胡耀邦不肯。当时阮崇武叮嘱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去天安门,邓小平说了,去一个抓一个,不惜流血!后来下起大雪,学生还是去了天安门。阮崇武弄了一些大车,把学生送回学校去了。

有人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自己都说:谁设计了?他的“猫论”,“摸论”,哪是设计?改革开放,一是对外开门,就是引进资本、管理;一是对内松绑,市场经济,就是要自由,把束缚的“绳子”解开就好了。要说松绑,是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他们起的作用更大。

习仲勋离开广东之后,省委书记袁南生他们就很困难啊,因为陈云给他们念“计划经济紧箍咒”。那时他们做胶鞋,袁南生给我看过一个陈云的批语:胶鞋只许出口,内销一双就是卖国----你看看,他就是这么批的!陈云就是这样的人!

广东后来派了任仲夷去,形势才又好转了。他把秘书雷宇派到海南岛去,也干得很好。但是任仲夷、雷宇、项南,三人都被陈云他们一伙干掉了。

邓对专制派信而不用,对改革派用而不信

高伐林:如果当时胡耀邦态度更坚决一些、反击围攻更强硬一些……

阮铭:邓小平支持胡耀邦,胡就敢讲话;但是只要陈云欺负胡耀邦,邓小平就一言不发。在胡遭受围攻、比较困难的关头,邓小平都不作声。最明显的一次,就是1982年,十二大刚刚开过,陈云他们要把胡耀邦搞掉,开第一书记会议时,邓力群已经布置下去了,准备了很多拱倒胡耀邦的材料,当时是叶帅旗帜鲜明,坚决反对他们这么干,邓小平才下令都封存起来了。

陈云很厉害呀,整倒胡耀邦,他是想让邓力群上。邓小平说,邓力群是要把我们往左拉,往左拉可以,但是总书记还是要让赵紫阳当。赵紫阳又被整下台了,邓小平还是不让邓力群和李鹏上,另外找来个江泽民。

这就是邓小平!因为他觉得,胡赵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是右的;邓力群也有独立见解,是左的。可以容忍左的,但是不能让他当总书记----这跟当年的毛泽东如出一辙,毛泽东信任江青,但他心里明白:江青他们要是掌权,天下会乱;但又不能信任邓小平,于是就找来个华国锋。

江泽民是很糟糕的,干的时间最长,比邓小平主政的时间还长,造成的腐败最严重。

高伐林:邓力群倒还是敢跟邓小平顶的,我读到,邓小平要他在会上表态,说一句支持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文件,他居然当面拒绝说“我不说”。邓小平也拿他没辙,只说:你不说,有人说。

阮铭:是啊,胡耀邦就不敢当面顶邓小平。他要顶的话,早就完蛋了!这就也说明了,左派可以顶邓小平,右派不能顶他。

邓小平曾经九上《时代》周刊封面,但是阮铭认为,他的贡献被大大夸大了。

他早就要拿下胡耀邦

高伐林:1986年胡耀邦去主持起草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想“挖墙角”,把邓力群控制的地盘争夺过来,在意识形态、观念更新等领域争取主动。

阮铭:因为别的都不让胡耀邦搞啊!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都指定赵紫阳来抓。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像1980年那样主张搞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了,而是要搞行政改革,所以交给赵紫阳,搞党政分开那一套。胡耀邦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但他还有幻想,因为他1984年主持搞出来的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赞扬,所以他想搞一个精神文明方面的决议,跟普世价值接轨,肯定人类的优良传统。搞这样一个决议,也不致于触碰一些政治制度的敏感话题。

高伐林:如果没有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式上陆定一与邓小平的那场当众争辩,导致邓小平强硬地要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风向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逆转,又连锁反应到1989年?

阮铭:历史的走向,不会有根本不同。如果不发生那一场争论,邓小平可能会按照原来的盘算,到十三大上再拿掉胡耀邦,而不会提早整掉他;但是就拿掉胡耀邦这件事本身而言,是邓小平早就下了决心的----主要还是为权力问题。邓小平对胡耀邦表示:在十三大上自己要全退,胡耀邦表态赞成,还说自己也半退。邓当时也当面许诺了让胡半退,但私下里,他却跟王震这些人讲胡耀邦同意他全退。所以王震才那么大胆,跑到党校去公开地讲:谁让邓小平下台,谁就是“三种人”!(所谓“三种人”,指的是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定下党内清理“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老高注)

还是赵紫阳聪明啊,他一听邓小平这么说,马上回答:你不能退。

高伐林:我听到一个说法,杨尚昆得知邓小平要全退,就说,你要退的话,你放心,我们还不放心呢。杨尚昆是暗指赵紫阳(当时邓是军委主席,赵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杨是军委常务副主席)。

阮铭:这是很可能的。在拱倒胡耀邦问题上,杨尚昆是非常活跃的。胡耀邦被迫辞职,党内反应很强烈,纷纷质问,薄一波就让胡乔木、邓力群赶快炮制材料,把“生活会”上的批斗发言拼凑成胡耀邦的“十个问题”,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后来又陆续发下去五个“补充材料”。杨尚昆在军队的传达最出格,竟把胡耀邦说成向邓小平“抢班夺权”,比喻成同林彪一样。杨的讲话稿曾印发军队高级干部,影响极坏,邓小平让他收回----邓虽然对胡耀邦不满意,但是他知道胡耀邦不是这种人,那些说法讲的完全不是事实。我们有亲戚在军队里,得知这些情况。

从蒋介石、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摧残自由

阮铭:我觉得邓小平最开始的设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的目的还是要走向“均富”。倒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坏。他跑到华尔街去敲开市钟,把高盛引进中国,压低农民工的工资,让圈地的地产商发财……中国腐败的高峰,还是江泽民时代。他的儿子、李鹏的儿子也都是那个时候起来的。赵紫阳的子女也有经商的,哪有他们搞的那么厉害?王震、胡乔木的孩子更厉害。

江泽民时代是中共最腐败的时期。说中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谁是“先进生产力”?过去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当然不全面,但是到了江泽民时代,变成劳动不创造价值,只有资本才创造价值----只有华尔街创造价值。后来爆发金融海啸,我看追祸源就要追到华尔街和江泽民。市场经济并不会自动符合公平正义的准则呀,亚当·斯密就另外写了《道德情操论》,现在的经济自由主义分明就是反自由、反平等的!

高伐林:我注意到,你高度强调自由的意义,你的自传,书名就是“寻找自由”,这或许是你对自己一生经历和志向的高度概括?自传第一部(上下册)的标题又是“自由的追求与毁灭”,你在半辈子生涯中多次经历过蒋介石、毛泽东,以及八十年代邓小平对自由的摧残。

阮铭:我觉得,自由,是所有价值追求的核心,是最根本的价值。我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深深地被他这句话抓住了心:每一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话有合理成分,这句话我至今非常赞成。

高伐林:是个人本位还是民族本位,是当前国人争论的焦点之一。

阮铭:有个人才有民族,邓小平否定人权,只有国权;否定人格,只有国格。但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如果不建立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就都是假的:不尊重一个一个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尊重整个民族呢?台湾也是这样,国民党搞中国的民族主义,民进党搞台湾的民族主义----互不相让,真打起来怎么解决?只能靠拳头、靠枪炮导弹来解决了!

现在那些经济自由派、新自由主义,我看,都是伪自由主义。自由应该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不能有了资本的自由,劳工就失去自由。只要有一个人不自由,就没有自由。自由与平等,是不应该对立起来的。

高伐林:你从这个意义上,将自由派与左派的诉求结合起来:应该每个人都平等享有自由权利,才是真正的平等?

阮铭:平等不等于平均----每人的天赋不一样啊,不可能都平均。我说的是,要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机会。罗尔斯说社会对残疾人、对弱势者,要给一些照顾。亚当·斯密主张让市场自动调节,但人性有贪婪的一面、功利的一面,他指出了市场不会自发地产生道德----华尔街这些人就是典型。格林斯潘的书里有一章写到“虚假性繁荣”,美国的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的几十倍,这个就是“虚假性繁荣”“非理性繁荣”。美国应该追究那些公司搞的衍生产品,我看对格林斯潘也应该追究,问题的根子,就在他当权的那些年“非理性繁荣”,他明明知道啊。

(原载《新史記》13期。“明镜历史网”等转载)

【阮铭小档案】

1931年出生于中国上海,15岁(1946年)加入中共。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后并入清华大学,担任机械、水利两系学生党总支书记、团委副书记(后任书记)。1958年调任《北京日报》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调至中宣部,后任调查研究室主任。

“文革”后1977年调至中共中央党校,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起草。1987年,被中共开除党籍。

1988年,前往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做访问研究。1997年到台湾,在淡江大学任教,2002年取得中华民国国籍,2004年至2006年被聘为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他是台湾综合研究院顾问。

著有《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邓小平帝国》、《中共人物论》、《两岸统一百年大计》、《透视总书记》、《民主台湾vs.共产中国》、《从宁静革命到宁静建国》、《历史的错误----台美中关系探源》、《我看台湾与台湾人》等书,以及自传《寻找自由》(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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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6-24 周一, 上午3:07    标题: 引用回复




秘书回忆胡耀邦:对邓小平、陈云的恐惧
《炎黄春秋》|2013-06-24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20年前,他走得是那么突然,几乎谁都没有想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可是,他又走得是那么自然。当时,他身体状况很不好,1987年冬党的十三大后他就病了,1988年冬又得了一场肺炎,后来虽然康复,但食欲不好,吃东西很少,体重不断下降。

当时,他对中央生活会的“揭发批判”还心有余悸,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原谅和宽恕,因此心存恐惧。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比较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议论纷纭,他是个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人,内心很不平静而又无法抒发,因此感到郁闷压抑。身体不好,心有余悸,思想压抑,三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希望调配一名政治秘书

1988年11月下旬,刘少奇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我当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的组长,正在长沙具体负责主持这次研讨会。就在这同时,耀邦同志也在长沙休养。我们的会址是在蓉园,耀邦同志也住在蓉园的9所。参加研讨会的一些领导同志,如邓力群、于光远、杨波等,听说耀邦同志住在这里,都先后去看望他。我因为会务缠身,先打了个电话给他的警卫秘书李汉平,说会后再去看他。因此他知道我也来到了长沙。

会议后期的一天,李汉平来找我。我同李汉平很熟,我以为他是来看我,找我叙叙家常。可这次他是奉耀邦之命,有事来找我的。他告诉我,耀邦同志身边现在除他之外,只有一个机要秘书,经常收到一些来信,都没个人替他答复;有些问题和想法希望有个人交谈交谈、议论议论;还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帮助做点记录,查点资料,整理点材料。因此想让我去当他的政治秘书,问我愿意不愿意。

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既感到突然,又感到惊喜。对于又能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为他服务,我是很乐意的。自从1959年调离他身边之后,多少年来,我经常做梦又回到他身边,在关东店20号(耀邦同志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后来为赵紫阳居住)那熟悉的院落里工作。其实,当时我压根儿也没想过再去当他的秘书,但不知为什么会老做这样的梦?耀邦同志这个人是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的,几乎在他领导下和同他接触过的人,包括对他有这样那样意见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他折服。他那无私忘我、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的精神,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好学敏求、爱惜人才的热忱,深刻、敏锐、新鲜和活跃的思想,近乎天真、过于率直的性格,爱憎分明、襟怀坦荡的品德,就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周围的人。

我想大概就是这无形的磁力,在睡梦中把我吸引到他的身边。如今梦想竟将变成现实,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只是文献研究室这边,我还担负着主编刘少奇年谱等一些有待完成的任务,一时恐难完全脱身。同时,我已年近60岁,身体又不大好,剩余的岁月和精力有限;而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责任重大,他对工作,尤其是对文字工作又要求严格,标准很高,我害怕难以胜任,有负耀邦同志的期望。

思忖再三,最后,考虑到耀邦同志当时的处境,以及我与他的关系(我从1954年到1980年一直在团中央工作,其间1957年到1959年担任他的秘书),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我觉得他提出要我去当他的政治秘书是经过反复思量、认真考虑的,我义不容辞,没有理由不答应。只是暂时还得兼顾一下文献这边的工作,然后再逐步完全过渡到他那里去。李汉平将我的意见转告了耀邦同志,他很高兴。很快就让李汉平回北京,向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汇报(实际是通过他报告中央),经批准同意后,即正式办理调任我的手续。

不能释怀的政治心结

因李汉平要回北京,耀邦同志身边缺人,刘少奇学术研讨会也闭幕了,他们就要我暂时在长沙陪伴一下耀邦同志。于是,我就搬到9所,在那里呆了一个礼拜。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觉得耀邦同志的心情、身体都比较好。当时,不断有一些人来看望他,有亲友,有当地的干部,也有来湘工作或度假的领导人。他都热情、谦逊地接待大家。记得有一次正在长沙休假的倪志福同志要来看他,他坚持不让倪来,而要自己去看倪,对方当然不同意,最后他们还是在9所相见。文献研究室来长沙开会的同志也希望看看他,耀邦同志欣然同意,并同大家亲切交谈、合影留念,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对于我的到来,耀邦同志流露出一种高兴的情绪。这一点不仅在我和他的接触中,通过他的言谈、举动、态度、表情可以感觉到,就是在他接见文献研究室同志的时候,有些人也感觉到了他对我的一种亲切、和蔼、关心的态度。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希望找个合适的人帮他做点事情的心愿,现在总算落实了下来,他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早在1987年他在天津休养时,叫我去陪他打桥牌,就曾对我说: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说,不然以后就搞不清了,那是我在中央工作时的一些经历和决策,大约有那么十几、二十个问题,需要排排队,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如实地说清楚。

当时他说:这件事现在还不着急,先有这么个思想准备,作些酝酿和考虑,等以后再慢慢来。由此可见,他想要我去帮他完成这项工作,是早有考虑、酝酿已久,只是由于主客观原因,一时还没拿定主意,直到这次才决定下来。在长沙,他又进一步对我说:我要跟你说一些事,你记下来,不然将来我见马克思后就说不清楚了。如实记录,既不吹嘘自己,也不诿过于人。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足见耀邦同志对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视和关注。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我所寄予的期望。

这段时间,他告诉我,1987年初下台后,他先是清理了这些年的讲话稿,然后就读马恩全集,前后8个月,闭门谢客。后来到天津休养,李瑞环说他政治作用已经消失,要他找点精神寄托,他就作诗、写字。他问我:你说我还可以干点什么?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同他说:作诗写字作为一种修心养性的事,茶余饭后做做是可以的,但想在这方面做出成就,留下什么东西就很难了。正经还是把你的这段历史留下来,特别是三中全会后处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大党的领导地位的这段经历留下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他说,我在中央工作的这段时间,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情况错综复杂,意见不尽相同,我经历了不少事情,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我希望如实地把这些事情说清楚,记录下来以备查证。

在长沙那几天,我将我写的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论文请他看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已发表,但删去了前面分析形势的一部分。

他看后说,前面这部分没什么问题嘛!我说可能他们觉得篇幅长了吧?于是我们就谈到少奇同志,我说少奇同志在50年代就有许多非常可贵的改革思想,人们还不大了解。又说到“文革”少奇同志无比悲惨的遭遇和所蒙受的巨大冤屈,现在把这些都归罪于“四人帮”,似乎不能令人信服。他沉吟片刻,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是呵!这个问题总应该有个说法。当时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中央虽然已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但“文革”为什么要那样坚决、彻底地打倒刘少奇,“四人帮”又为什么能那样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恶毒诬陷、残酷迫害刘少奇,似乎还没有个明白的交待和说法。联系到他曾经自责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也违心地举手赞成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当时除陈少敏同志一人表示了无声的反对外,谁都没有也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因此他觉得我们党在打倒刘少奇这件特大冤案上,还有深刻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耀邦同志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仅就他在粉碎“四人帮”后,那么坚定不移、大刀阔斧、不顾一切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平反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系列冤假错案,就足以证明他的大智大勇、有胆有识、无私无畏,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广大干部、中共党员、人民群众的感激、爱戴和敬佩。就在前两年我们去看望李昭同志时,还碰到有从海外归来的游子,带着父母的嘱托,来到耀邦同志遗像面前,鞠躬跪拜,默哀致敬,深深表达他们全家被洗雪冤屈之后的感激心情。

但耀邦同志的思想并不只停留于此,从他对“文革”中为什么发生刘少奇这桩最大冤案总应有个说法的思考,说明他认为还要由此进一步深刻总结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上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联系到他自己的政治命运和政治生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遭遇中,他深切感受到,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而这正是当时,也是他在去世前所萦系于心,不能释怀的最大心结。

耀邦同志对1987年初中央“生活会”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因此被迫辞职下台的事谈的很少,他更关心和忧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他只是觉得中央“生活会”是一个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的会议,人们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不能把这当作中央的正式结论。而对他在中央10年来的这段工作,是非功过,希望中央能有一个正式、公道的说法。他曾坦诚由衷地对我说:关于我的问题,我只希望中央能有个正式的说法,还历史一个公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合纪合法的心愿。

1988年,我因写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文章,向耀邦同志请教一段马克思语录。不久,他就将这段语录亲自写好,让机要秘书张耀光同志给我寄来。这段语录是:“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克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这就是耀邦同志对在刘少奇和他自己身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抱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

向秘书交待三项任务

我从长沙回到北京后,温家宝同志即派中办人事局局长到文献研究室,商量调任我的事情,并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对此都非常支持,并且表示,虽然刘崇文目前暂时还两边兼顾,但主要服从耀邦同志的需要。我当然没有什么意见。这样,很快就正式下了调令。

这段时间,耀邦同志在长沙生了一场病,然后就转到广西南宁休养,因南宁的冬天比长沙暖和。

过了春节,我就奉命去了南宁。

到南宁后不久,1989年2月22日的晚饭后,汉平来说耀邦同志找我。我们三个人就在一个小会议室坐下,由耀邦同志正式同我谈话。

这次谈话是从7时半看完新闻联播开始的,直谈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后,我马上就在保密本上将耀邦同志谈话的要点追记了下来。为了如实反映那次谈话的内容,现在就把当时追记的全文抄录如下:

耀邦同志说:欢迎你来。三件事:

一、有些政治性的事情需要处理、商量、研究、答复、解决、办理,如有些来信,政治性的,需要人帮我起草个回信,商量个答复意见;中央有些会议,有些问题,需要有个人商量、议论,我还是政治局委员。总之,政治秘书的任务。这类事不多,一个礼拜一两件。

二、我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1987年初下来后,先用3个月清理了我的讲话稿,有几百万字。德平(注:耀邦同志的长子)也帮助看了看,他说没有错误。后来又用5个月翻了马恩全集,以前看了40多卷,做了些记号,这次写了笔记。那8个月是过于劳累,影响了身体。十三大以后就生病了。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同时也不做坏事,不做丑事,从来也不做坏事,基本不做丑事。去年到天津,李瑞环说,你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应找点精神寄托。我就写诗,在山东写了十几首,家里人看了觉得不错,可送给一些专家看了,认为不行,意思可以,但不合韵律。后找了王力的诗词格律看了,再看别人的诗,现在不敢写了。

我参加革命至今已60年,想从近到远,即先从下台一段开始,逐步往前,一段一段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需要有人帮助查点材料,排点顺序。我讲,你帮助追记,以备将来查阅,有些事情我不说就没人知道了。不吹嘘自己,不委过于人,如实记录,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我还有许多批示。60多年,逐步往前讲,有经历,有风险,有趣闻。

回忆录现在不写。

这件事也不着急,慢慢来。只是备查性质,也不搞什么东西。但要帮我排排时间。

三、我现在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但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有些看法、观点、意见。对这些需有人帮我一起议论,记录下来,如成熟可以写点东西。比如对物价问题的意见,我一直是不主张全面涨价的。周杰告我:紫阳在一次小组会上就说过,耀邦同志一直不同意涨价。十三大政治报告,紫阳要我谈谈意见。我说给写作班子谈不好,我同郑必坚谈。我认真看了几遍,同郑秘书边谈边议了三天半。我问他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同意,他也做了点记录,但后来他说只简单转告了几句。赵后来问我看后意见如何,我说同郑说了,但没说议了三天半。

就这三件事,是否还有第四、第五件事?

体重下降心有余悸思想压抑

跟我谈话后,我觉得他似乎轻松些了。第二天上午他就挥毫写字,写了几幅唐诗,字写得相当流畅、漂亮。本来我想请他为我写幅字,但心想我刚来到他身边,就开口要他的字,似乎不合适,反正来日方长,以后再说。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笑着说,你看哪幅好就拿去做个纪念。于是我就留下了他写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条幅。

即使如此,直到这时,耀邦同志仍心有余悸,尚存畏惧,颇多顾忌。本来他最关心的是在中央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觉得他要是不说就没人知道,将来是非曲直就搞不清楚了。

可是他却说要记录参加革命60年的经历,从近到远,逐步往前,一段一段展开。自然,耀邦同志也有将他一生经历记录下来的想法,但同时他也有借此以掩人耳目的意思。而且,他又一再声明,现在不写回忆录,只是为了备查,并不想写什么东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来麻烦。正如他所说的“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

更明显的是,找我谈话后,他并不急于开始进行这件事,而是不断说不着急,慢慢来。我当时就觉得他还存有顾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迫使他下台的那次生活会的阴影,一直还笼罩在他的脑海里。对于党内斗争,耀邦同志一生经历的太多,留下了难以磨灭和忘怀的印记。刚参加革命,他还是个红小鬼,在江西瑞金就碰上抓AB团,差一点送了性命。“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的延安整风,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过来人。特别是“文革”前,他在担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被当时西北局发动的对他的批斗,整得体重下降到不到50公斤。后来还是叶帅(叶剑英)把他接回了北京。这次中央生活会,他当然知道,其严重程度,与陕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宽恕和原谅。

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曾同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很冷淡。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他并不急于跟我谈他想谈的那些问题。他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大家也万万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他晚年的这一心愿竟成泡影,实在是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在那段时间,他一方面还心有余悸,唯恐再有什么闪失,又招致不测,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他又不能无动于衷。1989年的春天,国内形势很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有些动荡不安,知识界、思想界议论纷纭,异常活跃,经济形势也比较严峻。中央内参每天都反映不少这方面的动态。他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不忘国是的人,包括在下放干校劳动改造时,他都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当时被人们讥笑为不识时务,批判他是不老老实实劳动改造。

可作为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融入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革命者,这就是他的一种本能,一种历史责任和生活信念的本能。可这时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又不允许也没有可能让他发表意见。他心潮起伏,又十分压抑。记得当时中央决定4月份在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议程是讨论研究教育问题。耀邦同志收到通知后,觉得教育问题今天已不是热门话题,而且也拿不出多少钱来。

关键还是经济问题,要好好把粮食和多种经营搞上去。他认为,不要出的题目太多。如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今年可以少开一次全会。今年是建国40周年,9月还要开一次全会,不知道40周年还能拿出点什么东西来?卖些黄金?我们的黄金也不多,卖不了多少钱。他还说,国庆40周年要开个干部大会,由紫阳作报告,总结建国40年的经验,不拿出一个好报告怎么行?当时我曾对他说,回京后,紫阳同志可能来看你,征求你的意见,你要有些准备。他说,他不会来看我,如果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先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说,现在形势非常复杂,你还是以不讲话发表意见为好。

他当即回答说:惹不起,躲得起。我可以学陈云同志,不说话。

到南宁后,我觉得耀邦同志的身体和心情都不如在长沙。特别是他食欲不好,吃东西不多。他的牙齿一直不好,脱落不少,但他又不愿拔掉重镶,主要靠牙龈咀嚼,这也影响他进食。我们劝过他多次,他怕疼,也怕麻烦,就是不同意拔牙镶牙,对此我们都很担心。其实我们每天的伙食都很好,可他就是没胃口,也嚼不动,只是对一种酸甜的小菜感兴趣,可那又有多少营养?他的体重不断下降,我们为此都非常忧心。大家想方设法帮他增加些营养,就让厨房做些鱼糜、肉糜的粥食给他吃,但也没有多少效果。

拖着病弱的身子,带着心存的余悸,怀着压抑的苦闷,3月底,耀邦同志从南宁回到了北京。他是回来参加人代大会和政治局会议的。回京后,因为他要参加会议,又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我没多少事,就先回文献研究室处理一些刘少奇研究组的事情,但隔几天去看看他。

就在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我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同时,他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他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去他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我当时对他说,你这是多虑了,不仅李瑞环会欢迎你,你到哪里去,人家都会非常欢迎的。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

4月8日,李汉平打电话告诉我,说耀邦同志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后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十分震惊,立即赶到医院,并在此后几天,同李汉平轮流守候在那里。那几天,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好好坏坏,我们的心情也是起起伏伏、忧忧喜喜,但总觉得他会渡过难关,恢复健康。到第7天头上,我们更相信这一点了,因为据说急性心梗只要过了7天就相对安全了。可是,就在他发病后的第7天----4月15日,人们没能把他从死神手中夺过来,他就那样急促地离开了我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可以想象耀邦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怎么突发心脏病的。他当时在那样一个场合和环境里,肯定是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能说,他忧国忧民却又一筹莫展。无比的忧伤苦恼,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断冲击着他那病弱的身体,结果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脏大面积梗塞,终于一病不起。最后,这位协助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这样带着悲哀和遗憾,很不心甘情愿地走完了他73年光辉的人生历程。

耀邦同志逝世后,中央为他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中共中央的悼词,全面公正地评价了他伟大的一生,特别是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在他90年诞辰时,中央又为他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再次肯定和颂扬了他的历史功绩。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他生前的遗愿,终究都会一一实现,因为历史是无私、也是无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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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6-24 周一, 下午8:09    标题: 引用回复




刘志军在秦城监狱托话给女儿:千万不要从政
明镜周刊|2013-06-24


在律师看来,他们从最底层,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和勤奋,在各自的行业中做出贡献,最终却倒在贪腐之上,令人痛惜。只有光环剥去,远离罪恶,才清楚地看见他们人性的另一面。

“无论生死,都不上诉。”6月14日,庭审五日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和娄秋琴再次来到秦城监狱,在会见室,刘志军这样告诉自己的辩护律师。

因为受贿金额巨大----公诉方指控其收受贿赂逾6400万元,根据中国《刑法》,这位昔日的铁道部长正面临着被判死刑的可能。

在钱列阳看来,刘志军颇有点看透生死的感觉。“他认为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

有着20多年办案经历的钱列阳有个习惯,开完庭后会抽空“回访”当事人。这一次,对刘志军的“回访”从14日下午一点半开始,一直聊到三点一刻。

这一次,刘志军气色不错,精神状态比之前任何一次会见都好。钱列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回访时,刘志军没有像之前那样,回避法律,而是见面就感谢钱列阳和娄秋琴两位律师为他做的辩护。

他对钱列阳说,“开庭时你的辩护也确实很精彩。”他甚至向两位律师表示歉意:“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见时,有点失礼了。”

辩护之余,给了律师近距离观察这位落马部长另外一面的机会。

“不谈案情,不谈高铁”

虽然与刘志军已算熟悉,但两人最初的交流却并不融洽。

2012年12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指定第二分院对刘志军进行审查起诉后。次日,检察官便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刘志军主动放弃了这一法定权利。

随后,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定钱列阳担任辩护律师。得知这一消息,钱列阳一位交情过硬的朋友赶忙找他,“舆论都在讨伐刘志军,很多人认为他会被判处死刑,你何必趟这个浑水?接这费力不讨好的活?”钱列阳对这位朋友说,“我何尝不知道这个情况,但处在我这个位置,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尽自己能力一搏。”

但实际情况比钱列阳想象的还坏,刘志军起初并不买这个账。第一次会见,是在2013年春节之前。会见并不愉快。“我们见面之后,我跟他介绍自己,告诉他受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为他担任辩护人。”钱列阳这样回忆。

刘志军望了望他说,“审查起诉意见都对,我完全签字。”这令身为京城资深大律师的钱列阳感到非常被动。“他的态度明显不配合。刑事辩护中,家属请的律师会好一些,刘志军这个案子,指定辩护实际上他并不接受,因为从一开始他的态度就是放弃辩护的。”

在过去的十年,钱列阳曾为多位落马高官辩护,虽然高官们都很有个性,但像刘志军这样坚决抵制辩护的情况并不多见。

被告人拒绝接受辩护,意味着律师的工作将被缚住手脚。在着名的李庄伪证案中,李庄认罪后,辩护律师仍坚持无罪辩护,一度引发法学界的辩论:律师的辩护权是否可在委托人的之外行使?

由于刘志军放弃辩护,会见之中,刘志军的态度是“不谈高铁,不谈法律”。

“刘志军告诉我,进来两年了,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律师,不知道法律有什么用。”钱列阳说。

双方真正交流从历史人物开始。钱列阳说,从胡适开始,一直谈到傅斯年,两人聊得颇为投机。刘志军喜欢读历史书,读人物传记,甚至给他给推荐《南渡北归》,建议他好好读一读这套书。回来后钱列阳特意买了一套,开始用这套书尝试接近刘志军的内心世界。

“历史”打动了刘志军

第二次会见已是春节之后。此时,律师虽然拿到了审查起诉意见书,由于阅卷工作量巨大,直到见面时,仍未能将全部案卷看完。

“光案卷就有400多套,检察院甚至为律师单独提供了阅卷室。”钱列阳说,因为时间不够,娄秋琴干脆用相机将案卷拍下来带回办公室。两人又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研究。虽然还没把全部案卷看完,但这一次刘志军的态度比之前已经有所转变。据钱列阳猜测,“在我去之前,检察院办案人员可能见过他,介绍了我的情况,他对我有了一些了解。”

刘志军仍然回避高铁和案情。钱列阳说,他认为高铁很让他伤心,除了法律和高铁不谈,其他什么都可以谈。“他反复说的一条,‘犯罪指控本身,我都认,事实都是这样’。不仅放弃辩护,叫我们也放弃辩护。”

在钱列阳看来,刘志军内心非常刚强。说服他需要“以柔克刚”的技巧。

“我只好信马由缰,把话题拉宽。”钱列阳回忆,“我跟他说,我比你小11岁,抛开刑事责任,你对高铁的贡献我很尊敬。也请你理解律师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为被告人做辩护,即便都认罪,我也要做罪轻辩护,既然我尊重你,你也要尊重我。”

刘志军听从了律师的意见,并且一直到庭审,都配合律师的工作。

对律师而言,最担心莫过于在庭审现场出现被告人与辩护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更有甚者,庭审现场出现过被告人制止律师辩护的极端例子,令律师极为被动。此前,在一位高官的庭审现场,就曾出现过被告人阻止律师发言的状况。

慢慢地,话题进入到高铁上面来。娄秋琴说,“刘志军对高铁感情很深,他说一提到高铁就痛心。说的时候很真诚,因为他能够仔细地回忆每一个高铁车站的设计方案,最后为什么用现在的方案。每一个站都能够用四个字描述它的特色。”

刘志军开始谈到高铁技术的引进,谈到如何压低技术引进的价格,这中间很多曲折,甚至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他很自豪的地方,他认为汽车、飞机都没有自主品牌,高铁虽然很多技术是引进来的,但最后的品牌是自己的。”

双方甚至还讨论过为什么中国要发展高铁而不是磁悬浮。
刘志军说,当时对于走哪个路子有不同意见。所以专门在上海做实验,从浦东机场到市区的磁悬浮列车。刘志军的观点是,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一样,磁悬浮列车对载重量有严格需求,太重会浮不起来。中国对列车运载量的需求大,一旦乘坐的人太多,考虑到载重量的问题,最后选择发展高铁。

刘志军落马后,外界曾盛传其极为迷信,凡事喜欢占卜问神。最后一次会见时,娄秋琴决定问问这个问题。意外的是,刘志军并不回避。“他说每次开工都会找人按照黄历选一个好日子。他甚至也认为这个事情很奇怪,不信不行,先前没有选日子,开工的时候就会下雨,举行仪式还得临时搭棚子。选了日子的时候,一次都没下过,有时候明明还下着雨,仪式要举行的时候就停了。”

“人生要到六十岁才能懂事”

远离了昔日的叱咤风云,落马后的刘志军在狱中生活平凡,亲情成了他精神的寄托。刘志军的辩护律师介绍,在秦城监狱,刘志军可以看电视、报纸,对外界情况有所了解。不过羁押期间不能见家属,对亲人多有挂念。最放不下的,是自己的女儿和老母亲。

钱列阳回忆,“他跟我们说起女儿的时候,会很高兴,他说自己的女儿外语很有天赋,不怎么学,却成绩很好。”

对母亲的牵挂更甚,律师称,刘志军每次会见都会反复问“老母亲还在不在人世”。娄秋琴说,我们告诉他还在,但他好像不太相信。他说老父亲去世没有回去,灵柩在家里等了两天,最后因为工作太多没有回去。言下之意,担心再也看不到老母亲。

在很多报道的描述中,刘志军令人爱恨交加。有铁道部的老同志回忆其霸道蛮横,“想用你时你就升,不想用你时你就滚,有时三更半夜把你喊来开会骂一顿,让你摸不着北。”不过,身陷囹圄之后,刘志军似乎多了些“柔情”。在庭审的最后陈述中,刘志军感谢了所有的人,包括办案人员和秦城监狱的看守人员。

开庭当天早上,秦城监狱特地为他准备了两个鸡蛋、两个肉包子和一碗稀饭。中餐时,法院为其准备红烧肉、鱼、蔬菜和米饭。刘志军对这一切很感恩,他对律师说,“人生要到60岁才能懂事。”

刘志军说,这是20多年前,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对他说的一句话,“他说自己一直没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终于理解了”。


刘志军甚至跟律师谈起自己的出身。刘志军说因为祖上有过雇工,家里被划为富农,阶级成分不好,当初进入铁路系统很曲折。

1972年2月,初中毕业的他赶上铁路招工,机会来临时,体检却查出肺部疑有钙化点,刘志军连夜赶路到县城医院复诊,拿到心肺无异议的确诊结果赶回,据刘志军自己说,只差几分钟就到了截止的时间。

说这番话时,刘志军正好六十岁,当年勤奋进取的小伙子已经历了从部长级高官到阶下囚的人生过山车。

“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过多解释。只是说,做事、做人要知止,适可而止,什么东西都不要过。我说是不是‘度’的问题,他说这方面没有把握好。”钱列阳说。

曾多次为落马高官辩护的钱列阳对此感慨良多,“他们从最底层,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和勤奋,在各自的行业中做出贡献,最终却倒在贪腐之上,令人痛惜。”

钱列阳希望,能够更有效地建立起让官员们不敢贪腐的制度,而不是单纯依靠官员们主观努力来防腐拒变。

6月14日的会见,分别之时,隔着铁栅栏,刘志军双手紧握两位律师的手,再三感谢。

钱列阳问,“有没有话要带给你女儿。”“他回答,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是叮嘱,千万不要从政。”

Rolling Eyes Rolling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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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6-27 周四, 下午11:20    标题: 引用回复


彭总与原夫人浦安修抗战时合影


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被指为成立“军事俱乐部”,她受到株连,被免去职务。

1962年浦安修受到政治压力,提出与彭德怀离婚。文化大革命中,浦安修被列为全校批斗的重点对象,遭受迫害。

1967年8月31日,浦安修投昆明湖自杀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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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安修与彭德怀的最后一面


  浦安修是上海嘉定人,1918年生于北京。青年时代,她就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她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的夫人。

  “文革”中,彭德怀遭到了残酷的批斗。但江青觉得还要弄出点新花样才够味儿。对了,浦安修不是在北师大吗?她乐得合不拢嘴,和戚本禹精心研究了一番后,再传来北师大的造反女首领谭厚兰面授妙计。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五大三粗的红卫兵从“牛棚”里押解到校内一栋教学楼 前,她目光凄惶茫然,抬头望着眼前乱哄哄的人群。骤然间,她看到一个老人被押在一辆三轮车上,尽管那人衣貌全非,她却一眼就认出是分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 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竟是咫尺天涯,两人都痛苦地低下头。

  浦安修看到彭德怀不屈的头颅。那是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头,那是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万金重赏购买而买不去的头,那是在 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高昂的头,如今竟以“革命的名义”被强按到地面。浦安修五内如焚,听不清批判者罗织的她和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是什 么,突然,她热血上涌,惨叫一声,昏倒在地上。随即,几个红卫兵上来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得失去形体,心如刀绞,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这一幕成为彭德怀和浦安修二十多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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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浦安修 (1967年)



我叫浦安修,三八年在延安与彭德怀结婚,他的事我不了解,不知道。

五三年以后经常听他发牢骚说:我老了,主席不喜欢我了,不重视我了,青年们上来了,我不要当道了。我打倒了蒋介石,打倒了帝国主义,平生志愿完成了,可以回家种地了,不喜欢就不喜欢吧。

有时中央首长照相,有毛主席他就不愿意去,中央开会12点以后他也不愿意去。

北京郊区有个地方修得很好,供中央首长休息的,供毛主席休息的,星期天,我说去休息一下,他不愿去,说:那是主席住的,你要去你去,我不去,那个地方修得太浪费了。

五八年彭德怀回湖南考察,回北京后说:他家里人连锅都砸了,煮饭不方便,都是大炼钢铁用的。对群众运动不满,他发牢骚叹气。

五八年彭德怀对我说:“主席戳了我一下,我也戳了他一下,他可以戳我,我为什么不可以戳他。”

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他说:“无官一身轻呀!”还说:“我要是反毛主席,过去反就反成功了,还解放后才反?”还说:“我是吃民主革命饭的:现在不行了。”于是买了一些关于农业技术的书,搞一块鱼池、一块地养鱼种菜。

他认为大跃进是比例失调,认为他没有错,是中央和毛主席错了,还说这是路线问题。

六二年写了翻案书,还认为他对。

后来调他去三线,我去看他了,他说毛主席接见了他,主席要他好好工作,不要被什么包袱,但他不愿意去,想回家种地。

过去朱德、贺龙、黄克诚、张闻天,还有×××,×××,×××,经常上我家与彭玩,串门子。


(《中共文化 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彭德怀问题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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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6-27 周四, 下午11:41    标题: 引用回复


毛泽东与贺子珍


贺子珍说到江青,“要不是我当年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江青是钻不了这个空子的!也不会有今天的江青,这个祸害精!”

贺子也承认,“都怪我自己,1928年 我与毛主席结婚后,好长一段日子,不习惯于当家属、做家务,干秘书也不乐意,总想带部队到前方打仗,常常与毛主席闹别扭。长征到了陕北以后,还是不愿意守 在主席身边,加上头部受伤处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就按往常一样耍脾气,不听主席的一再劝阻,硬是从新疆去了苏联治病,然后是学习。我到莫斯科已经是 1938年秋天了。我在苏联的半年多时间里,主席曾三次捎信,要我回去;他还托人给我带了一条围巾。有一次组织上安排从新疆来苏联的同志集体回延安,但我 硬是没有随队回去。要说后悔,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了!”




江青与毛泽东 延安合影


1972年7月19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女教师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应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来到中国,目 的是要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江青接受了维特克的采访,并在谈话中说起了毛泽东与贺子珍及她在延安的婚姻风波,刻薄地挖苦抨击贺子 珍:

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是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 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你书里不要写这 些。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拣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她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维特克问: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是的,她随我的姓。

整理谈话记录的张颖觉得江青的话实在不堪,就删去了有关贺子珍的一些内容。江青发现后大发脾气,后一想这些话由自己口中说出确实有损形象,竟然要张颖写成是张颖在延安听说的,被张颖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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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7-21 周日, 下午12:31    标题: 引用回复

张安乐:要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不怕被扣红帽子
2013-07-18


环球人物



  台湾出道,美国坐牢,大陆创业

  黑帮大佬“白狼”三地恩怨

  作者: 封思倩


  7月6日,张安乐返回台湾第七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如约来到台北王朝酒店与他会面。这几天来,张安乐的日程十分紧凑,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宣传两岸统一,与绿营人士当面舌战。这位绰号“白狼”的前台湾黑帮大佬,与人们印象中好勇斗狠的黑道人士截然不同:他戴一副金边眼镜,举止有礼,面带笑容,头脑清晰,讲话不疾不徐,见识不凡,而且记忆力奇佳,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随口可以背诵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句子。“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他相信,自己就是一名“匹夫”,而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就是他心目中“保天下”的责任。

  “一国两制是台湾前途的最大保证”

  经商取得成功,并没有让张安乐就此满足。200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60周年时,他创建的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正式成立,张安乐自任该党总裁。他说,“中华统一促进党”是目前在台湾既能深入基层各角落,又敢公开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党。

  今年6月29日,张安乐又高调主动返台。由于仍遭通缉,在台北松山机场一落地,他便遭警方上铐带回讯问。穿着黑色唐装的张安乐非常配合警方行动,脸上带着笑容,经过大批记者面前,手里挥动着一本蓝色的小册子,上面印着醒目的标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由他一手成立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动员千人到松山机场接机,警方出动上百名警察到场戒备。台北地检署召开侦查庭后,认定张安乐自行投案并告知居所,所涉案件不是重罪,且案发至今超过17年,因此让他以100万元新台币(约合20万人民币)保释,限制出境。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在大陆已经成功的人士,你又为什么想要回台湾?

  张安乐:3年前的5月14日我母亲过世,办完后事后,我就想要回来。我本来以为回来很单纯,但中间出现各种复杂局面,一直拖到今年才拿到入台证。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返回台湾面临的局面,你有什么样的估计?做了哪些准备呢?

  张安乐:当时估计有3种情况吧。第一种情况是,第一天侦讯完交保。第二种情况,闹这么大,检察官不关你两个月,也不好交代。第三种情况,如果碰到法官周占春(台湾亲绿阵营法官),没罪也有罪。但说实话没想到会是第一种情况。

  环球人物杂志:离开台湾17年,回到台湾后会不会有一种“家乡成异乡”的感觉?

  张安乐:不会,很多老朋友都在,两边都是我的家,深圳、上海是我的家,台湾也是我的家,家乡不会变异乡。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台湾有什么变化?

  张安乐:应该变化不大,反而很有亲切感。我朋友说台北这么破旧,我说旧而不破,台北发展得早,不像深圳是个新的城市。深圳市容比台北漂亮,马路很宽。我在飞机上的时候,知道马上要戴手铐了,往下能看到基隆河、淡水河,我小时候住大龙峒,觉得很亲切。从松山机场押出来的时候,上了手铐,在囚车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出去,但看着两边的台湾街道,就很亲切。

  环球人物杂志:你说回到台湾之后,他们无非给你扣上两顶帽子,黑帽子和红帽子,这两顶帽子具体指什么,你怎么看?

  张安乐:黑帽子就是竹联帮。但我去美国以后基本上就已经脱离了,后来为什么又会牵扯进去?因为“江南案”。“江南案”我觉得我没有错,我也付出10年代价了。“一日香火缘,终生兄弟情”,竹联帮背景,我不否认,兄弟情还在,但所谓帮派的活动也好、赌场也好,都没有!所以黑帽子我不怕。

  红帽子是民进党一定要这样给我戴,说我是什么中国派来的特使。如果民进党不戴我帽子,就不叫民进党,壹传媒不戴我帽子,就不叫壹周刊。

  环球人物杂志:你从什么时候萌生了推动两岸统一的想法?

  张安乐:从小就希望统一。小时候就从父母那里知道大陆的事情,可是又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很亲切,又很陌生。而且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活活泼泼的好学生”,这样的话随处可见。我们是这样长大的,难道会不想统一吗?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赞成“一国两制”?

  张安乐: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我去了。当时香港人把回归称为九七大限,很害怕。可是经过这十几年,不管怎么讲,大陆基本上信守了“一国两制”的承诺。香港人抗议说到现在都没有普选,可英国人在的时候,香港人从来不敢要求普选,立法局议员都是指定的。伦敦派英国人当总督,绝对不会让香港人当总督。

  环球人物杂志:你应该知道“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你能怎么推动它?

  张安乐:我知道没有市场,但“一国两制”是台湾前途最大的保证。台湾有两个主流民意,一个是独立“建国”,但“台独”一定引发战争,这大家都知道。有人说有美国人保护,其实没有美国人还好,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就像当年施琅跟郑克塽在澎湖一战,台湾老百姓没有受损失。但只要有美国人介入,就像100年前的日俄战争,打仗的是日本人和俄国人,但死的中国人最多,因为战场在中国。战场如果在台湾,两边打起来,台湾就要被夷为平地。所以“台独”是一颗不定时炸弹,最可怕的后果是引起中美的战争。

  另一个主流民意是“不统不独”。但我要问,能拖多久?两岸势必要统一,100年、1000年,统一是终极目标,是一定要做的。大陆军力一旦能和美国互相抗衡,就是两岸要摊牌的时候。这很快,30年前我们去大陆,老百姓过的是什么生活?现在它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到时候台湾的筹码在哪里?没有筹码嘛!趁现在有筹码,大陆对我们释放出善意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握住?谈判是很冗长的过程,可以坐下来谈,在“一国两制”框架底下,为台湾争取最大利益。

  我一直认为两岸的命运掌握在大陆,解决两岸问题的钥匙是北京。台湾很好,但毕竟是个马车,一辆马车要带动一列火车,很难,但一个很好的机车头带十几个车厢都没问题。

  今天的政党拿到执政权最重要,老百姓利益不能说不管,但是放第二位的

  环球人物杂志:读大学的时候你读的是历史专业,这跟你的家庭熏陶有关系吗?

  张安乐:当时台湾大学联考是先填志愿,我第一个报的是台大历史系。家庭的关系是有的。从小母亲就给我讲历史故事。她当年在北京念大学,中文系的,那时文史不分家,我小时候的儿童读物都是讲历史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读历史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张安乐:历史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比方说现在大陆的问题很多,我们把大陆比喻成一个美女,像郎咸平这样的微观经济学者把她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就发现这个美女脸上坑坑洼洼的,身上一个洞又一个洞。但我从历史宏观角度看,大陆在进步,虽然问题很多,但在逐步解决。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所以我对中国大陆的未来乐观。

  环球人物杂志:哪些历史人物对你产生过影响?

  张安乐:不敢讲哪些,太多了,比方北宋理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现在是为万世开太平。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格局很大?

  张安乐:儒墨道法4种思想对我都有影响。道家让我亲生死,人生一百年,就像我们住宾馆一样,时间到了就要走人了,看得开,就是这样子。墨家教我们行侠仗义,但你不亲生死,就无法行侠仗义。儒家教我们待人接物,因为行侠仗义太粗野了。法家教我们认识政治现实,比如它讲的,国君跟臣子的想法不一样,国君想的是国家整体的利益,因为国家是他的;臣子想的是个人利益,他觉得国家是你的,不是我的。最好的例子是当年蒋家在大陆,蒋家不会贪污,因为天下是他的,但他两个亲戚孔家和宋家的想法就不一样,你在位,我不把荷包捞饱怎么办?在大陆,在美国,在台湾,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官员才不管你国家利益,他要的是业绩、业绩、业绩。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碰到挫折就无所谓了。

  顾炎武那句话也很有道理:“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又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换今天的话来讲,宋朝的臣子只想怎么保住大宋朝,明朝的臣子只想保大明朝,可是对苍生来讲,这都不是最主要的。那么苍生的利益谁来想呢?这就是匹夫的责任。今天的政党拿到执政权最重要,老百姓的利益不能说不管,但是放第二位的。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有选举的包袱,即使有人认为两岸和平统一比较好,他也不敢讲,怕影响选票。连战主席在大陆讲,我们要求同存异,同就是“一国”,异就是“两制”,但他不能讲“一国两制”,因为一讲,炮火就来了。但我是匹夫,没有包袱,我可以讲这个话。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人说你不安分,也有人说你身上有一种侠义之气,你喜欢被当做“大侠”吗?

  张安乐:怎么定义我?就三个字:中国人。我做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情。




张安乐小时候与母亲和兄弟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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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7-22 周一, 上午1:51    标题: 引用回复

海伦·斯诺的回忆录 《我的中国岁月 My China Years》读后
萧乾


  一 第一手的以时代为经、以个人阅历为纬的回忆录算不算野史的一种呢?我尊崇史书,但我更爱读回忆录。历史有如树干,回忆录才是葱翠繁茂、供人观赏的枝叶。说来极不应该,对历史书我往往略翻一下即束之高阁,等遇上什么特殊场合(比如写个注什么的),才搬下来临时抱抱佛脚。在我的书架上,它们就象是一辆辆救火车:有它们在,可以放心。可是拿到一本回忆录,即便是很平常的一本,我都象是进了趟馆子:宴席也罢,小吃也罢,总是嚼得津津有味。吃完之后,一路上还难免要咂咂嘴巴。诉之感官的回忆录能把逝去的日子重新展现在眼前。倘若那位作者还经历过、甚至直接参与过重大历史场面,即属于第一手资料,那就更为珍贵了。

  七九年十一月我专程去美国东北角康涅狄克州的那个小镇去访问海伦时,她告诉我,正在写自己旅华十年(一九三○—一九四○)的回忆录。我听了自是十分亢奋。因为那是惊天动地的十年,是中国人民在作自己的主人还是当旁人的奴隶之间抉择的十年,也是人类站在重大十字路口的十年,而她和埃德那时都是风云人物。今年九月,我在美国中西部时,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回忆录八一年就写好了,她还为它犯了场心脏病。①回到北京后不久,纽约威廉·莫洛(William Mor—row)出版社就受海伦之托,把《我在中国的岁月》(My China Years)的一份清样寄了来,并通知说,这部三百多页的回忆录,准于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由该出版社出版,售价十六元九角五分。这样,我就比美国读者早几个月读到了它。

  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上海》(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主要写海伦同埃德加这对从事新闻工作的美国青年从相识到结婚的经过。其间,发生了一二八事件。从作者摘引的家书中可以窥见她最早对中国的一些观察和印象。第二部分《北京》(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及第三部分《延安》(1937)显然是全书最重要的章节,其中写了一二九运动,斯诺夫妇先后去陕北访问以及有关《西行漫记》出版前后的一些情况。第四部分《工合》(一九三八—一九四○)从抗战爆发后这对夫妇创建工业合作运动的活动写到他们告别亚洲。

  书中写了不少三十年代的人和事。她在第二部分中,为一二九运动的英雄们如黄华、黄敬等画了侧影。描述她在陕北那四个月的活动时,不但留下了她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革命领袖的印象,也用了不少篇幅来描绘马海德、斯特朗、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的生活和风貌。

  尽管书里写的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海伦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不减当年。看她怎样描述一九三七年从陕北到三原之间的印象:

  “这里,对强奸者处以死刑,但朱德告诉我,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延安实行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红军不喝酒,甚至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他们都是志愿参加革命的,没有薪金。他们争相以自我牺牲来立功。他们非常骄傲自己穿的制服,特别是绑腿。每个人都梦想能有一支自来水笔。”(第276页)

  她是这样推崇八路军的纪律,这样认识根据地的军民关系的:

  “所有我们吃的东西,红军每个士兵吃的东西,都是买来的。士兵不睡帐篷;不是住荒屋,就是借住老百姓家。连用一下火炉都照付煤钱,临行总把住处打扫得一干二净,比来的时候还整洁。他们吃的是小米粥,不论多饿,路过果园菜园也没人会想去偷吃什么。在共产运动中,对于私人财产这么尊重,真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正是他们之所以能赢得人心,一直受到群众拥护的一个重要因素。”(第285页)

  西安事变后,当她看到原来“剿”共的东北军也能掉转枪口抗日时,作者这样描述她当时的心情:

  “我对中国的爱达到了新的高度。我爱这些中国学生,爱他们中间每一个人。我爱东北军,爱他们每一个士兵。倘若二十九军的宋哲元老将军肯倒向抗日的一边,我也可以爱他,甚至爱任何跨到这一边的土匪。我爱那些邀请埃德去演讲陕北之行、要他放映电影、关心他的考察的传教士。”(第204页)

  如果记住她在写一二九运动时对于挥动大刀镇压学生的二十九军多么深恶痛绝,以及她在全书许多地方对在华外国传教士表示的憎恶,就更能理解埋在这段话下面的是多么深厚的感情了。

  关于斯诺,这本书提供了一些我们所不了解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海伦在书中以极大的愤慨追忆了美共当时对《西行漫记》的攻讦。

  “尤其使中国人惊异的,是美国共产党竟然大肆攻击这本书,并不许在他们控制的书店里出售,只因为书中有两三句话谈到第三国际在对华问题上犯的错误。埃德一直不能原谅那些猥琐的正统派。他们真是既幼稚又小气。人家仆仆风尘奔到前线采访,而那些学院派先生们从来也没为推进历史尽过一点点力,却只会吹毛求疵。我们当时没意识到那是间接对毛泽东的攻击,因为埃德是从他那里得到的资料。”(第310—311页)

  全书的记述分量较重的,是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对事件的态度那段。这里,海伦首先摘引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联塔斯社那篇令人惊诧的电讯原文:

  “正当南京政府努力统一中国以抵抗外侮之际,张学良本人却对外来侵略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如今,他竟然举起所谓抗日的旗帜,而实际上他是在帮助瓦解中国并制造混乱。”(第209页)

  接着,又摘引苏联《消息报》同日的社评:

  “过去一年中,南京政府做了相当努力把中国社会所有的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很明显,不管〔张学良一伙〕喊出什么口号,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不仅威胁着南京政府,也威胁着全中国人民。……统一战线应当看作不是反对而是拥护南京政府。”(第210页)

  海伦读了这些,简直气炸了肺。她立刻打电话给当时驻北平的塔斯社记者,要求他先不要散发这些通讯稿,她要当面向他提供事变的真相。甚至要求他打电报给莫斯科,指出他们完全搞错了,她愿提供事实。那个苏联记者拒绝考虑。海伦写道:

  “我的眼泪不禁淌了下来,话都说不出了。我当然知道要是他向莫斯科打那个电报,他会被撤职的,可是比起其后果〔使中国人民对苏联丧失信心〕来,就实在微不足道了。”(第211页)

  挂上电话,海伦又要俞大卫(即黄敬)到塔斯社去阐明中共的观点。黄敬表示确实难以从命。经过海伦的劝说,可敬的黄敬胸襟毕竟比那个苏联记者要宽阔多了。他事先写好一个“备忘录”,说明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蒋介石企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然后,就同海伦一道去了苏联大使馆——自然也是徒然。
   
  二 啊,美丽的小城
   
  斯诺是一九三六年在国民党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由西安去的陕北,当时驻在那一带的又是东北军。一路上虽然艰苦,但还顺利。海伦则是转年春间——也即是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把东北军调走,西安改由他的嫡系军队驻守时去的西安。那时,由于头年斯诺冲破了他们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使中国革命在世界舆论面前真相大白,因而国民党对外国记者——尤其斯诺的妻子,倍加戒备。她要从宾馆逃出,潜往三原,而派来的大批军警特务却布下天罗地网,就是要她插翅难飞。

  西安大旅社原来分配她住二楼。为了作逃跑的准备,她先设法搬到有后窗户的一楼来。当时,所有可能为她在西安提供援助的英美传教士都已经被监视起来了。好容易她才找到了一个机械师:由于他给个亲纳粹的瑞典探险家修理汽车,所以国民党对他不加监视。

  出逃的那晚,一个叫肯普顿·费芝的同她约好午夜十二点三刻以墙上举一香头为暗号,然后她要爬一堵墙,再由那人把她领到机械师那里。凌晨城门一开就出发,迟了即便逃出城门,也会中途被截住。

  快到约定的时间她就穿上驼绒上衣,披上外套,戴上贝雷帽,并象个逃学的孩子那样把枕头和毯子堆得宛如有人在蒙头大睡。“从旅社大楼到那堵墙只二十码,可那阴险的月光会把我的影子照到地上,那就准会引起哨兵的注意。”(第250页)然而她还是冒险登上院里的土坡——她记起双十二那晚,邵元冲想逃出旅社,正是在那土坡上被打死的。

  约定的时间到了,但是墙头并未出现烟头,而十名戴了钢盔的宪兵正在街上巡逻。她又等了四十分钟,还是没有费芝的动静。这时,再退回旅社也会被发觉。她说她一向胆子不大,可是由于渴望从西安逃到三原,好去陕北看望红军,就什么都豁出去了。这样,她索性只身闯到旅社大门。守门的哨兵大概事先没得到特务的关照,竟然放她出去了。

  当她终于辗转逃到根据地边缘的三原时,她感慨无限地学着基督教徒歌颂伯利恒的语气写道:“啊,三原小镇!一九三七年春天的那个早晨,你在我的眼中,竟是如此美丽!” (第253页)

  读完这三章,我不禁想到:一个美国女青年,孤身冒这么大风险,如不是对陕北那颗红星有着强烈的向往,是经不起这严峻考验的。



   
  三 抚今追营
   
  海伦同埃德加结<SPS=1590>近二十载,一九四九年两人离异。分手后,斯诺在他的回忆录里对她依然赞美备至,说她是:“美貌与智慧二者罕见的结晶。”一九七九年我访问海伦时,她对埃德加也没半句恶言。这很值得尊敬 。可以说海伦的这本回忆录至少一半篇幅都是一往情深地描述埃德加的为人及工作,有的地方还带有自我批评的意味。例如:

  “在我们婚后第一年里,我曾强迫埃德成为北京的〔外国〕人中间衣着最讲究的,要他骑马,锻炼身体……周末要他参加各种爬山的团体。他性格比较被动,需要有人推他,拽他,揪住他不放。这对我可真是吃力啊!可是我非要他各方面都健全起来不可。

  “第一年末尾,我感到埃德根本不想改变。

  “他坦率告诉我说:‘我一切照办,只不过是为了求得你点头而已。你怎么还批评我?’他象个小孩子那么迷茫地问我。”

  “他说的全是实话,我哑口无言。”(第125—126页)

  这就是说,婚后第一年,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就显露出来了。然而他们还是深深相爱着,海伦也懂得退却的艺术。

  “幸亏我还能随机应变,决定从最高纲领退到最低纲领。我决计不再干预埃德了。他为人随和,有风度,只要不强迫他做些他不愿做的事,他是很容易相处的。……他并不懒。他热爱他的工作:写作、报道和旅行。除了美国香烟、咖啡和刮脸刀(这方面他不肯降低西方标准),他并不乱花钱。……

  “我决定坚守几点:一、不惜一切地保持他的健康和工作。二、我自己要力求节省,只在必需品上花钱。三、不再为了缺这短那而大声叫嚷。……我本不是喜欢自我牺牲的那种人,我生性甚至不知节俭,不象埃德。但为了顾全大局,我只好做些小的让步。”(第126页)

  这样他们才保住了家庭,又继续共同生活了十几年。

  正如她在一九七九年同我谈的一样,海伦晚年也有些失悔的事。她是个事业心十分强的女人——不然,怎么能在三十年间,在绝大部分书都印不出来的情况下,写了五十几本书呢!她悔恨把自己的大好年华大都浪费在鸡毛蒜皮的事上了。听听这位离了婚的妻子的自怨自艾吧:

  “在我们结婚期间,每天开午饭之前我从不让任何事情去打扰埃德,而他的成就也证明他曾好好利用了上午的时间。至于我,总是从早到晚清理着一切,希望争取到一点属于我的时间,而总也得不着。这都怪我自己。我有的是仆人,本来也可以象埃德那样上午工作。我却经常替别人奔忙了。所有我最充沛的精力,早晨的时光,全用来替别人做好事了。当时我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精力。我总想,以后会有日子的。其实不然。我所企盼的日子一直也没到来。即便来了,但是精神状态起了变化,也就不再能做早年本来可以做的事了。直到一九四九年,我把过多的精力浪费在其他杂务上。随后麦卡锡时代到来,又离了婚,工作一直也没做成。”(第125页)

  接着,她又唯恐读者会怪到埃德头上,赶紧补充说:

  “这可怪不得埃德。我这么浪费自己的时间,他十分生气。……他对我很有信心,尤其对我的写作才能。他实际上认为我有文学方面的天分,我自然也这么认为……尽管我没去尝试。”(第125页)
   
  四 火盆一样的心
   
  此书有些地方写得很有风趣。海伦自嘲作“女堂吉诃德”,并以之作为第十二章的标题。初到西安时,她感到“古老的西安被城墙围起。高大森严的城门好象打定主意不让我这个反孔的、不缠足的美国女青年走进去。”(第191页)一九三六年四月海伦住进西安大旅社后,国民党派了七名特务来监视她。其中有一个总站在空地上,仰头死死盯着她的阳台,竟然使她想起了罗密欧!(第241页)到了延安之后,天天吃米饭馒头,她由于吃不到西方食品感到苦恼。马海德每从她窗下走过时,总先唱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第262页)

  但我感到作者往往在生活细节上太肯花篇幅了。每次宴会(甚至从西安出逃的那个夜晚)穿什么戴什么,家里仆人(住盔甲厂时他们有过十五名仆人!)的分工等等,都不厌其烦地加以描绘,而对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有时却一笔带过。例如西安事变两个月前(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海伦访问了张学良。书中对少帅的衣着、神态做了详尽的描写,而写到实质性部分,则是这样交代的:

  “我事先提出五个问题,少帅的答复都恰恰与蒋介石的政策相反。”(第195页)

  除引用了张学良一段供发表的书面答复外,至于她本人提了哪五个问题?张学良口头又是怎样答复的?只字也没有。

  此外,象她同宋庆龄的多次会晤,也只是描写了场合,却忽略了内容。

  书中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有些还颇为严重。例如她说:“鲁迅是当时文艺界的巨擘,他鼓励全面西化。”(第113页)又说:“儒家讲求严格的孝道。在共产党之下就变成了政治上的忠诚。”(第110页)她甚至把精神文明同宗教混为一谈。尽管如此,《我在中国的岁月》仍与国外一般写我国的书大不一样。在苦难的旧中国,当我们外受侵略者的欺凌,内受法西斯特务统治的黑暗日子里,海伦同她的丈夫,从青年时代就把宣传、捍卫中国革命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为了这一事业,这对美国青年曾同我们一道在寒冷的北平街道上跟举着大刀的二十九军搏斗过。他们不畏艰险,以极大的热情先后奔赴革命根据地,并且把中国革命传播到全世界去。可以说,献身中国革命就是斯诺夫妇之间的纽带,是他们的共同事业。海伦同埃德在性格上很不同,然而他们对那时的中国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感。

  一九三二年他们度蜜月时,特意到广东中山县去访问了孙中山的故居。海伦这样回忆道:

  “我在这个沉沉欲睡的小村子里徘徊,感到我接近了历史——虽然这里已不再是历史的中心了。中心已移到遥远的、无法走入的内地(指江西),那里,千千万万农民和神秘莫测的红军正同蒋介石和地方军阀在斗争。”(第77页)

  接着,他们又来到厦门。这里,海伦把租界里受不平等条约保护的外国人比作“等着死亡的癌症患者。他们还在佯作欢喜。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帝国主义者在民族主义革命的风暴面前,早已处于绝望地步。”(第79页)

  蜜月归来,海伦这样回顾这趟旅行:“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鲜明地感到白种人的时代已日暮途穷了。”又说:“以前是地方的国家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但那些国家主义者(如蒋介石)早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是帮凶,有时比帝国主义更加残暴。现在是由反法西斯主义者来反对帝国主义了。蒋介石对未来没有纲领。他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基础。青年们反对他。他是他们的敌人。对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除了社会主义,没有旁的道路可走。”(第81页)

  这是一九三二年啊!

  在全书结尾处,她再一次写道:

  “在我看来,中国不可能实行资本主义。现在不能,将来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人们告诉我,中国在探索着。它还在试验,还在改变。即便不是有意这么做,也是客观上非这么做不可。它可以发展成一种混合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但它永远也不会进入西方的体系。……中国应当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并且发展它那传统的崇高道德。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未来利益,特别是美国人民的未来利益。”(第329页)

  不论这本回忆录有多少严重瑕疵,它的出发点和结论毕竟是可贵的。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值得一读的书,是用一颗火盆一样的心写成的书。
   
  ① 参阅1983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国际副刊》:《海伦·斯诺近况》一文。

萧乾





Helen Foster Snow
Cedar City Localism Post...Helen Foster Snow Sta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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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9-06 周五, 下午6:07    标题: 引用回复


海一代,海二代,一代强一代

李坚博客|2013-09-06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让我变成了“海一代”。那是一1981年,我的伯父和伯母从美国来到国内探亲,看到我们家兄弟三人没有一个人受到过真正的高等教育,就授意我的堂姐资助我到美国留学。实话讲,那时我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去留学,我很有自知之明,英语不懂,学无专业,西方世界,陌生的社会制度,读个学位谈何容易。又一想我的头上还戴着一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要想摘掉这顶帽子,在国内是很难有机会了,不如借此机会去美国修个学位,换顶洋帽子戴一戴。换个角度来想,去不成美国,在家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有个温馨的日子过也不错。进退都无所谓的我,偏偏就顺利地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我的堂姐也把机票和留学的启动资金都给我安排到位,一路顺利地到美国自费留学去了。

没上大学不是我的错,更不是我学业不努力,考不上大学。1966年我从辽宁省重点中学以优良的成绩高中毕业,正当我们高三的毕业生们都紧张地复习功课,为高考而废寝忘食地准备功课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我就象一叶扁舟,飘浮在祖国大地一片红的汪洋大海上,暴风中忽东忽西,骤雨中时沉时浮,风口浪尖上随波逐流,我的人生轨迹被多变的政治风云改变着。上大学的梦想是彻底的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我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狂热地拥抱着东北农村的广阔天地,把学到的知识拌着辛勤的汗水都播种到黑土地里去长庄稼了。

下乡五年后,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县里还安排知青们去考了点文化课,以备择优录取上大学,结果让一个交“白卷”的考生给搅局了,成绩不算数了,只重表现了。理想中的工科院校把我堵在了校门外,一所师范学院把我招进了校园内。七三年时的工农兵学员基本上还是搞批林批孔反复辟的政治运动,学了一点大学基础课,就去上厂下乡实习。一晃三年,我轻松地度过了校园生活,转眼就大学毕了业,四人帮也倒了台。毕业后,我成了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误不误人子弟这里暂不讨论了,还是谈一谈我的留学生涯吧。

来到美国这个陌生的环境,我将要面对的是三个关口,第一个是英语关。为了保持学生的合法身份,我必须进语言学院去学英语,而且只有通过了英语的考试,才有资格进入大学校园去修课。第二关是要补习大量的大学基础课,及格后才能进研究生院修硕士学位。最后还有一道经济关,要打工挣钱付我的学费和生活费。

我进入的美国学校是位于密执安州的一个很小的大学城里,进这个学校的目的就是学习英语。校园环境优美,周围被成片的农田环绕着,绿油油的玉米和蔬菜长得是郁郁葱葱,极目望去一片乡村田园的景色。城里的人行道边有很多大梨树,校园后面的土坡上还有几棵大樱桃树。一到入秋,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把成熟的大梨踹的满地都是。晚饭之后,散步之余,我便顺手捡来一些大梨,放进宿舍的抽屉里捂着,数日之后梨香飘满屋,咬一口金黄色的梨,香味绕鼻,甜甜的梨水顺着手指缝滴到地上都沾脚。当然后院的大樱桃我们也没忘记,从樱桃熟了吃到樱桃无了,我们和鸟类一起分享着大自然无私的奉献。人与鸟类相互争食逗趣,“鹰”语也是需要学好的。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顺利地过了三关,我进入了研究生院,尔后也拿到了硕士学位,如今经营着自己的一间小计算机公司,也是温饱无忧。回忆往事,我在美国农场开过拖拉机,摘过西红柿,中餐馆里洗过碗,当过餐厅服务员,而且天天还要读书。随着时间的流逝,年纪的增长,各种经验的积累,我已熬成了一个老海代。这种酸甜苦辣咸的五味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了前途而付出的辛苦我是无怨无悔。

儿子九岁时来到美国上小学,是和他妈妈一起来做我的陪读。儿子长得很壮实,虎头虎脑的很会调皮捣蛋,浑身上下都洋溢着一股小男子汉的机灵劲,爷爷给他起的名字就叫小虎。到美国去上学校的第一天,英语还不会,就自己上了校车,独自去上学了,还真有一点闯江湖的劲。没过几天,学校就罚他三天不许坐校车了。起因就是这一车乡下的美国孩子没见过中国孩子,就老是起哄挑逗小虎,小虎又不懂英语,就给他们摆了个中国功夫的架式,拳头舞一舞,一车的孩子们高呼“中国功夫”,就都给吓趴下了。为此老师罚小虎三天不许坐校车。三天后,校车里的美国孩子们都会照猫画虎地比划一下中国功夫了。

小虎的英语进步很快,一年后就应用自如了。数学就更强于同龄的孩子,他早就用扑克牌练就了快速加减法,即丢出一张牌,就把牌上的数累加或递减起来,快速到亮牌即报数。虎妈妈更是培养小虎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业都是在校内完成,回家就是骑单车,爬爬树,或者和同院的柬埔寨难民小朋友一起玩,也是乐呵呵的过一天。

有一天,学体育的金叔叔带来了两把最简易的网球拍,就是这两把球拍激起了他对网球的狂热。每天我们都进行网球比赛,虽然小虎是技不如人天天输,但这也使他练就了要战胜一切对手的性格,不服输也就成了他今后的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随着小虎年龄的增长,他很快就进入了“听”的年纪。美国人把进入十三岁到十九岁年龄段的孩子们叫作“Teenage”。 在中文里我把它译成“听年纪”是最恰当的了。家长们常对孩子们讲:“乖,听爸妈的话。”讲的就是这个年纪的孩子们一定要听从大人的教导,建立正确的是非观,遵循社会的公共行为道德准则,走一条健康的成长道路。社会上道听途说的事很多,有好有坏,“听”多了就学,学好学坏就始于此,最受影响和最难管教的年龄段就在这个时期,这时学校和家长对进入“听年纪”的少年们的教育和影响就变得重中之重。此时父母的言传身教便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孩子们的榜样。

几年后小虎进入中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课余时间打网球的热情更高了,为了他能够方便的练球,我们专门搬到有网球场的公寓,使他放学后就能在公寓里的网球场上练球,我们常做他的陪练,练着练着我们俩公婆就累的趴在球场上了。他却在夏日的骄阳下练得汗流夹背,不知苦和累,顽强地锻练着他的奋发向上不服输的意志,这也是体育运动的精髓所在。为了鼓励他,我们尽全力给他买了网球发球机,让机器陪他练,又买了网球拍的网线机,他学会了自己网球拍,省下了大量网球拍的工钱。周末我们就带他去参加本地区所有的网球比赛。夏天户外,冬天室内,从不间断,我们尽量把他的过剩精力都消耗在了网球场上。在这数不清的比赛中,赢球时我们欢呼雀跃,输球时我们鼓舞他的斗志,再接再厉。家中几十座大大小小的奖杯都是见证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里程碑。此时,争强好胜的“不服输”的小虎已是中学校队的网球第一单打,而且代表学校打进了密执安州中学校际网球赛的决赛。他在当时底特律大都会地区青少年组业余网球排名第三,同时还拿到了网球教练的证书,课余时也到网球俱乐部去教网球,体验银子得来的不易。

那时的华人网球明星张德培成了他的偶像,小虎这时提出要求,让我们送他到网球学校学习,将来好成为一个网球明星。从小虎的身体条件来讲,他的优点是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有张德培的灵活性,但是身高不如美国佬,封不了网,只能打底线,要想出成绩非常难,而且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太短,退役后的去向也是个大问题 ...... 等等。我们苦口婆心地说服了他选择读大学,把认认真真地学习科学知识放在首位,把锻炼一个强壮的体魄作为学业成功的根基。

1996年,小虎以高中排名前2%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典礼上,他就像走马灯式的上台领取各种优秀奖,那一刻让我们感到心潮澎湃,无比的骄傲啊。他同时也拿到了奖学金,去了北卡的一所大学,并入选校网球队,成为一名单打队员。更让我们想象不到的是:在大学里,由于他学习成绩优秀,球技不断提高,再加上一篇“如何克服困难,超越自我,取得成功”的命题文章,而获得美国大学 (Division I) “NCAA LEADERSHIP” 的大奖。在这篇文章里,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不断成长的过程。有着华裔背景的学生拿到这个奖的是微乎其微,这也为他日后进入医学院铺垫了一个新的台阶。

小虎到外地去上学,我们管理的对象不见了,家里顿时觉得空虚了很多。小虎却高高兴兴地到了学校,发挥他善于言谈和广交朋友的特长,又有了朋友一大片,快乐的不亦悦乎。这时我们还真不知道他将来喜欢向哪个专业发展,我们也不知如何去指导他学习的方向。他就像一只放飞的风筝,在高空中全方位地窥探着美好的前景,日子过的是悠哉悠哉。当然这条风筝线还是紧紧地抓在我们的手中,不断地拽一拽,保持风筝高高地飘在天上,使他能高瞻远瞩,瞻望美好的未来。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就是时时刻刻了解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给以必要的帮助和辅导,保证他朝气蓬勃,无忧无虑,天天向上。

第一个学年结束,小虎假期回家休息。有一天,他很认真地和我们谈到他的将来。他讲:“我要争取进医学院,当一名医生。”这实在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家祖祖辈辈无人行医,顶多也就是干点为人民服务的小差事,既没有医生的基因也很少找医生的麻烦。

“难道儿子要当医生是为了挣大钱吗?”对于我们这样的疑问,他解释说:“做任何工作都可以挣很多的钱,都会对社会有贡献。医生的工作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这是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当我看到一个个伤残的病人在我的救治下获得康复,那才让我感到我的人生是过得多么有意义。我也明白成为一个医生是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严格的培训,那也是人生的一种挑战,我一定会努力坚持下去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儿子选择从医,那也是我们两公婆的骄傲,我们当然要尽全力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他。

为了实现当医生的理想,就要做好各项进医学院的准备工作。第一就是要努力保持大学的平均学习成绩在3.5以上,第二就是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做对社会有益的义工,培养一种为社会服务的精神,第三就是要准备进医学院的入学资格考试(MCAT),第四就是要练就良好的面试技巧。

以小虎的聪明劲学好美国大学的课程很容易,但是要应付入医学院的资格考试(MCAT),对他来讲就不是个易事了。他不是那种特会读书的孩子,考什么科目都能拿高分,但他是一个目标明确并且极其努力的孩子。经过反复地练习,充分地准备,终于(MCAT)考到较好的成绩并且达到医学院的录取标准。

既然要进医学院,就要培养自己有一个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也就是要利用假期去找个医学单位做义工。说的容易,找起来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不是医学院不用人,就是用人单位不是医学院。说来也巧,小虎向各个医学院发义工申请信时,突然发现密执安大学医学院的一个系主任居然是他在网球俱乐部里教的一个学员。小虎立刻就给她发了一封电邮要求当义工,第二天申请就得到回复和批准,立马就去工作了。后来就是这个系主任给他写了封很给力的推荐信,这对小虎后来进入医学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系主任夫妇俩都是美国医学界里赫赫有名的人物。小虎怎么也没想到他遇到的贵人竟然是在网球俱乐部里教过的学员!

一转眼,小虎大学毕业了,成绩优秀,进医学院的各项准备工作也都就绪,下一步就是研究各个医学院的入学条件,向适合自己条件的医学院发出申请信了。我们给小虎的建议是选几所排名前十的医学院,再选几所排名稍后的普通医学院,高低搭配,确保能有入学的保证。人家可好,全美前二十名大学选了十几个,名校几乎都入选,打网球练出来的顽强的性格已决定了小虎的选择就是:一定要进好的医学院。我们也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以他的MCAT成绩,进入名校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且能拿到几个面试?面试后录取的可能性有多大?都是个未知数。毕竟考医学院的优等生太多了,入学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申请信发出后,陆续也收到了几个面试,其中也有几个名校,面试后小虎都是在替补名额里,也就是说如果有入选的人选择去其它院校时,那个空缺就由你来替补上。被名校录取了的学生,谁还想离开呢?这时的替补概率也就很低了。就在这焦虑的时候,小虎拿到了维吉尼亚大学的一个面试的机会。就是在这次面试中,他和面试的教授交谈甚欢,从网球比赛到大学的学习生活,一直到美国的医保政策,都谈的热火朝天,面试教授十分满意,当即院方就问小虎愿不愿意来UVA读医学院,小虎给与了肯定的答复, 一周后就收到了入学录取通知,真是高兴啊。

进入了UVA医学院,一看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是来自“藤校”,医学院里修的课程他们都多少接触过,学起来很是轻松。第一年的课业,小虎应付的很好,课堂内容他都画成了一个图表,把人体的各个关联部件都描述在这个图表里,考试时脑子里不断地浮现这个图表,就对答如流了。小虎和他的医学院的同学们,很多时候都是后半夜去解剖室学习尸体解剖,了解人体肌肉和骨骼的构造。一想到那里停放的都是死尸,我的头发就都竖了起来,可是这群学生就是不信邪。

第二年小虎书读得就不容易了,课业越来越重,课本内容多如牛毛,更不要讲都记住了,日日都是咖啡陪伴,天天都在熬夜。这一年小虎有一科成绩考得不好,系主任找他去谈话,如果再考不好,便要重修。这时孩子承受的压力极大,他和我们交流了他的困境,我们给他开导了很长时间,鼓励他像打球一样,拼到最后一刻,决不轻言放弃。后面有爸爸妈妈的支持,一定能渡过难关。他想开了,拿出打球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以双倍的努力,居然顺利地通过了。第三年和第四年都是各个科室轮流转,学习上是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加上小虎有一股青年人的学习热情和温暖人心的医患谈话技巧,使得他受到很多导师和医生的赞扬。

医学院就要毕业了,大家都要去寻找对口的医学院去实习。大部分医学院的学生这时都已经确定了行医的方向,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等等。 出于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小虎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是当骨外科医生。每年全美医学院毕业生能进入这个领域的实习医生只有六百多一点,而报名者却有三四千之多,可见竟争之烈,录取的难度之高。

如何能进入你理想的医学院去实习,美国有一套计算机系统 (Match) 来调配。说白了就像找对象一样,院方和申请者都看对眼了,一个希望娶过来,一个愿意嫁过去,两相情愿,那也就配对成功了。具体操作就是:毕业前学生们都向心目中的医学院发出实习申请,多多益善,但面试的申请费和车马费也是很昂贵的。院方收到申请后,会让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来面试,申请者同时也会收到多个医学院的面试机会。面试结束后,院方会把希望接受的申请者名单送入计算机系统,申请者也同时把希望进入的医学院排成首选,二选,三选……的序列送入计算机系统。如果医院选的是你,你选的也是这所医学院,那就配对成功。如果你选的医学院没选你,那你就试着去第二选医学院配对,一般来讲,第三第四选就基本上是没希望了,来年再见吧。顺便讲一下,计算机是没有后门可走的,也不收红包。计算机虽然有巨大的能量,但是从来都是铁面无私不给任何人以特殊的温暖。

小虎申请实习的医院时,我们的建议还是一样,高低搭配,确保有地方去当实习医生。他也听了一些我们的意见,选了一些名气小一点的医学院,部分申请信又都寄到了一流的院校。以我们对小虎的了解来看,他和优等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要想Match进优秀的医学院的概率并不是很高的,我们两公婆天天都为他担心,可也无计可施。

天天地盼,耐心地等待,小虎陆陆续续地也收到了一两所名牌医学院面试。这里还有一个乌龙事件,有一天小虎收到了一所很好的医学院的面试通知,高兴的不得了,拿到面试就等于有个机会,可是过了一天,院方就来了通知,由于老中名字的相近性,院方的邀请信发错了人和地址,这可着实让小虎郁闷了一阵子。其后小虎也去面试了几所医学院,回来都是很兴奋,因为他听到的都是院方鼓舞人心,感人肺腑的漂亮话。我们告诫小虎别太得意,两手准备还是要做好的。

最后一个面试的大学是麻省的一个州立大学,小虎那时还不认为这所大学是他的最佳选择,所以面试时也很放松。面试结束后,晚上院方宴请所有的申请人,医学院的领导也全部都出席,大家坐在一起,畅所欲言。这也可能是院方为了充分了解每一个申请者的个性而开的宴会,酒后吐真言,口无遮挡,每个申请者的个性都将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至。说来也巧,小虎就坐在院长的身边,边吃边聊,话谈得很投机,给院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谁也没想到,小虎人生转折的契机就从这时开始了。

在等待计算机系统配对(Match)的一个月里,小虎又转到西班牙的一所医学院里去实习了。他每天晚上半夜两三点时都会用电话卡在马路边上的公用电话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小虎告知我们:麻省大学给他来了电邮,告知他已被选进骨外科当实习医生。麻省大学有两个自主招收六年制实习医生的名额(五年骨外科实习,一年搞医学研究),这两个名额是不需要通过Match 系统来招收,这是政府给与发展中的医学院能提前录取到好的实习医生而给与的优惠待遇。对小虎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须退出Match 系统,不能脚踩两只船,而且必须在下星期一的五点下班前给与一个肯定的答复。

这真是一个太好的消息了!我们两公婆很是兴奋,他当骨外科实习医生的事应该是落实了。可是小虎还不愿放弃Match系统,还眼睛盯着更好的医学院。这可把我们给急坏了,苦口婆心地劝他,快点应承下来吧,求求你了,抓心挠肝的我闹腾两夜都睡不好觉。

星期一的下午,小虎来电话,决定接受这个实习医生的位置。 我们问他是怎么想通的?他答曰:他问过他的同学们,大家都劝告他说:“这是上帝送给你的最好的礼物,你为什么不接受呢?”他给他的UVA骨外科教授打了个电话,教授回答他讲:英语里有一个谚语讲: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中文的意思是:当你抓到一只鸟儿在手上时,放飞手上这只,再去扑捉树丛中那可能是永远也抓不到的两只鸟儿,该是多么的不值得。他还补充道:这个医学院的骨外科正在蒸蒸日上的发展期,政府刚刚投资了几个亿建了一个新的骨外科医院,到那里去实习是绝对有发展前途的。小虎终于听话了,听的是导师和同学们的指导和教诲。小虎“听”的年纪已过,需要融入社会中去,顺应时代的潮流了,父母的话已成清风细雨绕耳边撼不动他了。

2005年夏天,小虎从UVA毕业了,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他也被麻省大学骨外科选定去做实习医生,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离校前,小虎和他的三个室友,把学过的书都摞起来,坐在上面,左手上拿着一卷手纸,右手摆出胜利的姿势,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每人来了一张“毕业照”,寓意学过的知识全部都消化和吸收了,书本知识已化为粪土回归自然,肥沃着大地,抚育着下一代幼苗茁壮生长。

2005年的秋季,小虎进入了麻省大学当实习医生了,实习期是六年,包括做一年医学研究。实习医生的工作是相当辛苦的,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到医院,填写病人日志,开例行会议,八点就进入手术室,天天都要工作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更累的是每几个白班就有一个三十几个小时的昼夜值班,这可把人熬得疲惫不堪。小虎每周的工作时间都在八十到一百小时左右,没有一个好的身板还真挺不下来。

第一年小虎先进入普通外科实习。这可是一个热闹非凡的部门,白天都是开肠破肚的修修补补的手术,晚上都是救护车送来的危在旦夕的急症病人,大多数都是车祸意外,断胳膊断腿,枪伤,刀伤,鲜血淋漓,犹如战地医院。紧急救助这些病人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的血液中很可能有爱滋病等危险的传染疾病,手术刀一切下去,鲜血四溅,虽然戴着保护手套,可是在紧急状态下一不小心就会被手术刀或者缝针扎了手,那你就有可能被感染了。这样的意外小虎也摊上了两次,好在有惊无险。

有一天急救车送来了一个头部受伤的年轻孩子,他是在学习驾驶摩托车时不慎撞到大树上,没戴头盔的头当时就撞碎了,送到医院时生命迹象已经很微弱了。痛哭欲绝的母亲和他的亲属们苦苦哀求医生们抢救这个年轻的生命,毕竟是因伤势太重,回天乏术,年青的孩子还是去世了。面对着一个鲜活的生命离去,看到家属们的痛不欲生的悲哀,医生们谁都不愿去面对家属告知这一噩耗,医生们一致推举小虎去安慰家属,至于小虎是如何去安慰的就不得而知了。通过这件事,让小虎真正感到了生命的宝贵和拯救一个生命的责任该有多么的重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虎已适应了医院的紧张生活,他也有了一定的收入,不甘寂寞的他就开始了基本建设。在高房价的期间,买了一处公寓式的房屋,花了大量的银子。他认为买房比租房合算,到时候一卖就等于白住,任凭我们怎么劝,他就是听不进去。房子一到手,他就把新铺的地毯给掀了,铺上了硬木地板,灯也都换了,屋里刷得跟五星级宾馆式的,很是亮堂和舒服。看来小虎要真正的放松一下,享受一下舒舒服服的生活了。其实艰苦的日子远没走完,他还要在坑坑洼洼颠簸的道路上走六年。

由于他忙于装修,精力一分散,还真就出了个小差错。有一天普通外科开个例行会议,要求正式着装,小虎偏巧就忘了着西装扎领带,穿着T恤衫硬着头皮去开会,被系主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会后,血气方刚的他发了一点牢骚,不巧被另一个实习医生告发了,这一下可把普外的系主任惹火了,告状告到骨外科系主任那里,差一点就把小虎踢出去了。骨外科系主任甚至怀疑录取小虎是否是一个错误。小虎这一顿检讨和道歉,好不容易才把事情平息下去了,那时他的情绪也落到了最低点。我们不断地开导他说:“这看起来是坏事,同时也可以转变成好事。职场非校园,要严肃认真,再加上你的亚裔背景,你注定是要被异样的眼光注视着,要想被同事们接受,就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把实习医生的工作干好,拿出点傲人的成绩来给他们看,证明你是优秀的。”这回他听我们的话了,警钟长鸣,引以为戒。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古人讲的这几句话正是小虎六年实习生活的写照。

小虎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骨外科医生,要承担起做一个外科医生的大任,这就要吃得起苦,受的起累。从此,小虎是早出晚归,做任何事情都要比其他医生勤快,而且还要干得比其他人更好,手术台上更是勤学苦练,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他还要谦虚谨慎,虚心听取其他医生的意见,不断地取得多方的经验,一句话就是样样事情都要争取优秀。

住院医生的六年,年年都有一个重要的骨外科的资格考试,考得太差将影响到将来去找工作。第一年小虎由于工作太忙,没有很好的准备,只考到中等水平。以后的五年,小虎发奋图强,反复的读书和练习,年年都考到前5%,校长让他介绍经验,他讲:没有什么经验,就是天天读书,四千多道练习题反复地练,下点功夫就成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虎经过六年的艰苦实习,方方面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已在美国重要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荣获了2009年全美实习医生研究大奖,并且与他的医学研究指导教授合作取得了一项医学专利。

六年的实习完美结束,经过百里挑一的严格选拔,2011年七月小虎进入世界一流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运动外科手术中心培训一年,2012年七月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肩膀外科手术中心培训一年,这也为麻省大学医学院的培训史上增添了一点光彩。小虎用不懈的努力和不服输的劲头证明了自己,以至于院长夸奖他是本院十几年来最努力最优秀的实习医生。由于小虎做出的榜样,麻省医学院骨外科不断地录取有华裔背景的毕业生入院实习。

海二代的家长中有很多人希望孩子能龙腾虎跃,一步踏入藤校,加入爬藤族,但是每个孩子是不同的。而小虎的经验恰恰证明了那些从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毕业的孩子一样可以取得成功。细想一下,爬藤者无数,抬头向上一看,你被踩在高才生的脚下,难以超越,向下一看,都是拽着你的脚向上爬的超越者,压力巨大,难以承受。真是不如去爬玉米地(非藤校),抬头一看大家都在一个水平面上,踮踮脚,一挺胸,你就比别人高出一截,心情舒畅,学业优秀,毕业后都是社会的栋梁。

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我们已临近退休的年龄,一个问题不断地困惑着我们,那就是:“来美国值得吗?后悔吗?” 当年闯荡世界无意中来到美国,是对西方世界的好奇,也是想改变自身和家庭生活的一个探索。由于海一代的诸多局限,也让我们在融入这个社会时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可喜的是我们给下一代提供了广阔而丰富的舞台,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绚丽多彩的人生。看到海二代的成功带给我们的幸福和快乐,还有什么后悔可言呢。人生就是传承,用海一代的经验教训为海二代铺路搭桥,还有什么不值得呢。

海一代艰辛创业,用家庭温暖的巢穴,抚育了海二代。海二代羽翼丰满后沿着他们的志向飞向理想的远方,翱翔在这绚丽多彩的天空上。海二代在美国有千千万万,他们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功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小虎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亮点而已。他们的经历不需要他人来复制,但是他们成功的经验却是可以借鉴的。

海一代,海二代...... 海N代,肯定是一代更强过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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