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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1-01 周二, 下午10:01    标题: 人物春秋 引用回复


[外交篇·陈友仁] 他创造近代中国外交的铁腕神话

时间: 2009-03-06



陈友仁 (1875-1944)

陈友仁祖籍顺德,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1913年任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辑。1922年起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1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先后任广州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3年参加福州事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流亡巴黎。1938年回香港参加抗日活动,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绝参加汪伪政府。1944年在上海病逝。



陈友仁家庭 (图为陈友仁和张荔英)

陈友仁的原配为梁玛丽(祖籍广东宝安),先后生了七个子女,但只活了4个,其中大儿子陈丕士后来成了香港著名大律师,次子陈依范是一个出色的画家,女儿西尔维娅成为著名舞蹈家,约莲达是电影摄影师。梁玛丽1926年病故后,1930年,陈友仁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女张荔英在巴黎结婚。当时,张荔英正是青春年少,她却执意要嫁给长自己近30岁,她眼中的“天下第一美男子”的陈友仁后,两人婚后感情甚好。1941年,夫妇二人在香港一同被日军拘捕并被转押送至上海,长期遭到软禁。陈友仁逝世后,张荔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释放,后移民到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地;90年代去世。



大元帅府(海珠区纺织路东沙街18号)

1925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建国军为国民革命军。代大元帅胡汉民发表宣言和改组政府令;7月1日,国府委员在广州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宣誓就职;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胡汉民兼任外交部长。次年5月,陈友仁到广州后;他接任胡汉民的外交部长一职,立即准备与港英当局就沙基惨案和省港罢工的善后问题进行谈判;这中间,他的原配梁玛丽在特立尼达病危,家里给他发急电,希望他能回家看望,但此时陈友仁刚刚接任外交部长,谈判困难重重,强烈的责任感让他未能成行,妻子终于在等待中告别人世,让陈友仁内疚不已。

在广州国民政府期间,陈友仁首次提出了“革命外交”的口号,他认为,要以人民为后盾,以革命行动配合政府的外交活动,同时不要顾忌历史上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协定与条约,一定要争取中国的主权。


复活的灵魂

陈友仁:中国近代的一个时代

1911年,陈友仁和往年一样,离开特立尼达岛,去伦敦度—年一次的假。在那个偏僻的孤岛上,他是个颇有社会地位的富足律师,有产业有别墅,有妻有子,但他总觉得那里天地狭小,要感受更广阔的世界,还是需要去伦敦。

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与伍连德博士。这时候,辛亥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三人虽然从未回过中国,也不会说一句中文,却在心底深处始终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关心有加。三人越说越兴奋,—激动,下了一个平生最大的决定:回到中国去。他甚至连家都没回,义无返顾地去了中国,说做就做,这倒符合他果断的性格。

不知道这算是陈友仁人生的必然选择,还是一种宿命的安排?这一去,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职业从律师变成了报纸编辑、革命者、外交家,也让孙中山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和助手,让国民政府中多了一个出色的外交部长。

华侨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言不虚。无论是在哪里,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无处不在无处在,是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尽管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但陈友仁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分割开来。这么强烈的感觉,多少与他父亲有关。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辗转流落到特立尼达岛之后,仍然忘却不了旧国旧事,一直对儿子说起从前,这种言行对儿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终于一有机会,陈友仁回归到了中国。

陈友仁刚回中国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栖身在北洋军阀政府里,他办过一些时间报纸,渐渐以文得名,与孙中山走到了一起,此后的生涯也一直与这个名字分不开。

从时间上来看,陈友仁1918年才开始追随孙中山,时间不算早,但他得到了孙中山的绝对信任,不仅代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更在此后担任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参与了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为“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作了重要铺垫,孙中山的《致苏联遗书》也由他来代为起草。

在陈友仁的生涯中,追随孙中山是一个亮点,另一个亮点就是他的外交成就。都说弱国无外交,但陈友仁偏偏在西方列强面前,显示出了强硬的外交姿态,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彪炳的一页。

在第一次担任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期间,适逢举世瞩目的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罢工以胜利告终,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但也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相当关系。陈友仁一针见血地揭露英国殖民者制造了惨案,自食苦果才引起工人罢工,解决罢工“最少当寻求其直接原因之所在”,迫使英国方面多次与国民政府谈判。

在处理省港大罢工的外交谈判中,陈友仁已显示出出色的外交才华,那么,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陈友仁书写了他外交生涯最辉煌的一页。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不久,陈友仁便约见英国公使,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等。而1927年初发生的英军刺伤群众的事件,陈友仁立即向英国提出抗议,“须于二十四小时内撤出水兵,由中国政府派队进驻英租界,否则再有其他事件,概不负责”。他与英方先后进行了16次谈判,最终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这是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运动和外交途径,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款中,第一次取得胜利。

当时的上海,由军阀孙传芳控制的《申报》在这段期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陈友仁的名字,有人甚至称武汉国民政府为“陈友仁时代”。

放弃优裕的生活,追随孙中山,推行革命外交,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事实上,贯穿陈友仁一身的,始终是爱国两个字。因此,尽管他不是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他本人也没有参加共产党,但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把他的遗骸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算是对他最好的肯定与承认吧。

他创造近代中国外交的铁腕神话。



人物词典

[华侨·律师]

陈友仁(尤金·陈)1875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籍广东顺德。父亲原是当地的一个木匠,后来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后逃至香港,再迁居到特立尼达岛。陈友仁的母亲祖籍深圳宝安。凭借着中国人特有的勤劳,他们在当地经营了几个零售店,生活逐渐富裕。

1898年,他毕业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当地一位著名律师史密斯看中了他,愿意收他为徒弟,经过5年的学习,他获得了初级律师、转让证书者和公证员的资格,此前这种资格只授予具有英国公民权的人。陈友仁成为了特立尼达的第一个华人律师。

陈友仁随即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敢作敢为,他在当地第一个雇佣了女秘书兼打字员。不久就以友好、有效及诚实的信誉赢得了客户的信赖,特立尼达的大部分华人与印度人都成为了他的长期客户,他很快便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经济上日渐富裕。他先后投资了几个种植园,每年都有可观的收入,一跃成为当地的著名人物。他的儿子陈丕士追述道:“他在几个可可种植园投了资,……他也是首批购买拉不雷亚的一些油田的人士之一。他还在巴里亚的一个小岛上拥有一座别墅。”

【归国·转折】

陈友仁并不满足于在特立尼达的富裕生活,他设法安排了一年去英国度一次假,在那里,他结交了不少中国留学生。

尽管从未回过中国,但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陈友仁从小就胸怀大志,知道自己虽然拥有英国国籍,但血液里仍是个中国人,祖国的兴衰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报效祖国一直是他的一大心愿。

1911年秋天,陈友仁与往年一样到英国去度假。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和伍连德博士。当时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埋藏心底已久的爱国之情让三人热血沸腾彻夜难眠,经过再三考虑,决定马上回国。本来他还想先回家安排一下,但理智告诉他,如果回去,肯定会被儿女情长所困,于是狠下心来,只给妻子发了电报,告诉她自己的决定,并吩咐把孩子送到英国去接受教育,然后匆匆启程回到中国。

[主编·投笔]

1911年,陈友仁取道西伯利亚第一次回到国内,他开始参加了北洋军阀政府,被交通部聘为法律顾问。1914年,他离开交通部,任《北京每日新闻》编辑。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中国政府宣布支持协约国,陈友仁发表不同意见,他赞成采取中立政策,他认为“日本可能利用它的协约国地位,把德国人从山东半岛驱逐出去,并取而代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侵犯中国的主权。”他的这一言论直接违背了官方立场,并被迫辞去了职务。于是,他自己创办了英文《京报(Peking Carette)》,自任主笔。1915年,袁世凯图谋帝制,梁启超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氏称帝,当时只有陈友仁的《京报》独家刊登,轰动一时。

作为一位在北京以英文写作的卓越新闻工作者,陈友仁很快在国内外知识界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1916年,通过廖仲恺的介绍,陈友仁在上海法租界与孙中山见面,由于都具有共同的民主思想和文化政治修养,两人言谈甚欢,相见恨晚。

1918年5月,陈友仁在《京报》发表《出卖中国》,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借款1亿元的丑举,结果被段以“妨碍公务罪”将他逮捕入狱,判处4个月监禁,报纸被查封。他立即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

1918年秋,陈友仁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及法律顾问,成为孙中山的亲密助手。1919年,他作为南方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北方代表为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会。在和会上,当时作为北洋政府首席代表的顾维钧,征求了包括陈友仁在内的代表团各成员的意见后,强烈表示不同意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有关日本在山东权益问题的决议,拒绝签字,从而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1919年,陈友仁回到上海,此时孙中山正受桂系军阀排挤,在上海撰写《建国方略》。陈友仁没有因孙中山在革命中受挫而离开他,而是根据他的意见在上海创办《上海时报》,该报继承了《京报》敢于批评时政的传统,这位“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论。不久,为筹集办报经费,他到伦敦要求夫人专程回特立尼达变卖全部产业,倾囊办报和资助孙中山的革命。

1922年陈友仁任孙中山的外事顾问,参加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1923年,陈友仁担任大元帅府航空局长,这时,他已经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了。

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共商国事,陈友仁以英文秘书身分随同。孙中山逝世前一天,陈友仁代为起草《致苏联遗书》,重申国民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坚持中苏友好政策,阐明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

[外交·铁腕]

孙中山去世后,陈友仁一度留在北京,担任冯玉祥创办的《民报》主编,由于载文攻击奉系军阀张作霖,陈友仁被逮捕并送到天津监狱,4个月后即回到广州。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友仁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3月,他接替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陈友仁在处理外交事物中充分显示出他的文明观念和开放视野。在中英解决省港罢工问题上,他坚持认为罢工的背景是上海的“五卅惨案”及广州的“沙基惨案”,迫使英国当局多次谈判,他提出了《国民政府关于解除香港封锁的四项办法》,促使英国也提出解决方案。在广州期间,陈友仁先后发表了多个文件,通过一系列文件的签署,可以看到他外交活动非常频繁,主持正义的进步外交。

1926年国民政府迁移到武汉后,陈友仁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贯彻反帝反殖民地的外交方针,尤其是在他的主持下,收回了汉口和九江英国租界,记下了他一生的外交活动中最活跃、辉煌的篇章,开创了国民外交的新纪元。由于他精通西方法典及坚持反帝立场,当时被称为革命外交家,有“铁腕外交”之誉。

[抗日·爱国]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试图拉拢陈友仁,但遭到他的严词拒绝。而汪精卫在武汉提出分共、清共,陈友仁极力反对,他代表宋庆龄发言,指出“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他以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为名,从武汉至上海,随宋庆龄一起辗转赴莫斯科。

这年冬天,他和宋庆龄、邓演达在莫斯科发表联合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倡议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他赴巴黎,暂时退出政治舞台。1930年他回国迫使蒋介石下野,1931年,他担住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再次下野后,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陈友仁再次出任外交部长,由于其对日外交方针得不到南京国民党集团的支持,一个月后便辞职赴上海。

1933年,他因支持蒋光鼎等发动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并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外交部长,事变失败后被通缉而再度流亡法国,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赞成建立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陈友仁被日军胁迫迁居上海,遭到长期软禁。日本人多次诱劝他参加汪精卫的伪政府,均遭到他的拒绝。1944年,他因心力衰竭病逝于上海。

逸事

向蒋介石推荐陈布雷

陈友仁反对蒋介石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被蒋介石通缉的人物,但恐怕很少人知道,向蒋介石推荐他最为器重的笔杆子陈布雷,竟有陈友仁的一份力。

1927年前后,蒋介石对自己的几个笔杆子不满意,共产党人李一氓知道后,想物色一位有正义感、富爱国心、能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大手笔,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去担任秘书。他觉得陈布雷是最合适的人选。陈布雷虽有很重的封建伦理观念,但饱读中国典籍,文章流畅犀利,笔调苍劲古朴,他正是蒋氏赏识的那类文人。

陈布雷可以由李一氓去做工作,但找谁去引荐是个问题。一位友人提醒他,蒋介石最愿意听张静江的意见,而要找张静江,最好还是找陈友仁。陈友仁当时是国民党中执委、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向来与共产党关系不错,又新近要做张静江的女婿。陈友仁听说此事后,满口答应,他找到张静江,一番游说,张氏甚表赞同。

不久,张静江果然慎重地向蒋介石进言。蒋介石率军北伐,抵达南昌行营,陈布雷赶赴南昌,彼此初见,相谈甚欢,蒋介石与陈果夫遂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自此,陈布雷追随蒋介石长达21年。

与宋庆龄的恩怨

陈友仁一生追随孙中山,对宋庆龄也是非常尊重,并一度担任宋庆龄的私人代表,但在二人的工作交往中,充满了一些恩怨是非。

1927年4月,宋庆龄与陈友仁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并委托陈友仁代表她在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上发言,表明自己坚决反对分共的立场。

这一年8月,宋庆龄有意地、鲜明地反抗那些借用国民党之名、行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之实的那些人,决定去苏联访问。她在陈友仁的陪同下,从汉口到上海,与陈友仁的两个女儿秘密乘船去苏联。

但是,对于宋庆龄的苏联之行,国民党右派在国内大造谣言,说是她要与陈友仁结婚,这种诡计是想把她与孙中山的名字分开。尽管这种谣言纯属中伤,但对宋庆龄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以至于影响了身体的健康。不过,她在欧洲期间,仍不断地与邓演达、陈友仁一起商议中国革命的问题,堪称莫逆之交。

但是,宋庆龄1932年借着给陈友仁夫人张荔英的一封信,称“我可能有过的对他的任何幻想都破灭了”,断然与其断交。这是因为陈友仁1931年回国之后,与孙科、汪精卫等人走到了一起,并担任了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与宋庆龄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态度背道而驰。

此后,陈友仁一直在努力与宋庆龄取得联系,三番五次写信进行解释,并且声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共反蒋的立场,赞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最终与宋庆龄取得和解。1938年前后,两人恢复了联系,宋庆龄与他夫妇之间常有信函来往。1938年,宋庆龄和陈友仁等在香港联名致电重庆国民政府,提出抗战四项原则,次年又再次联名通电蒋介石,斥责他发动“皖南事变”。

专家访谈

他值得历史记住

(采访对象:钱玉莉,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著有《陈友仁传》等)

记者:我在查阅陈友仁资料的时候,觉得他的人生很有传奇色彩。

钱玉莉:是这样的。我接触了许多关于他的历史资料之后,觉得他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可惜长时间里被大家所忽略了。我先后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资料搜集再全面一点的话,我准备再写一本他的评传,甚至还想过把他的故事写成电视剧,唐德刚先生从美国回来时说,准备看我写的电视剧。(笑)

记者:不过,我有几点是很有困惑的。第一点就是,他在特立尼达的生活一直很美满,为什么会突然选择回到中国来?

钱玉莉:陈友仁身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爱国。其实,如果从他的一生来看,他当初的选择就显得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他本是个事业有成的律师,但是听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就觉得是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不顾一切回到国内来。后来为了资助革命,甚至把特立尼达的所有家产都变卖了,妻子死的时候都没有顾得上回去,4个儿女后来也都回到国内参与国民革命,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

记者:但是,他当初根本不会中文?

钱玉莉:的确,他的英文非常好,但中文基本不会,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也不能流利地用中文说话。这点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有一定影响的,也就是说他一直跟着孙中山,但是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并不太高。另外,他的性格非常直率,不像一般的中国人那样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很讨人喜欢的类型,所以蒋介石一直都与他走不到一起,还曾经长时间地通缉他。

记者:另二点困惑是,陈友仁跟随孙中山的时间并不算早,但好像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原因何在?

钱玉莉:没错,从1918年跟随孙中山之后,孙中山的重要活动中都有他。这主要是因为他与孙中山的政治抱负非常相近,我认为还有3个原因:第一,他们有相近的人生道路,成长过程大致相同,孙中山接受了6年封建教育,14年的西方教育,而陈友仁接受的全部都是西方教育,文化背景相似;第二,他们都有一个比较艰苦的童年,孙中山很小就到檀香山去,而陈友仁少年时代失去了父亲;第三,很巧合的是,他们两个人从小就喜欢听太平天国的故事,弗洛伊德的理论说少年时期的经历对一生都会打下烙印,这种对英雄的崇拜,成年之后就升华成了爱国主义的情怀。

记者:您认为陈友仁的外交成就主要体现在哪里?

钱玉莉:我认为,我们以前没有给陈友仁的外交成就以足够的重视。他首次提出了“革命外交”的口号,这是非常难得的。而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之后第十次成功地收回租界,这当中,群众斗争自然是一个强大后盾,但是如果没有陈友仁的大力交涉,这样的胜利是难以想像的。他是外交史上值得记住的人物。

另外,从一开始他就认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日本,所以一直主张抗日,被软禁在上海时也是从来没有妥协过,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记者:如果整体来看陈友仁,您觉得应该怎样评价?

钱玉莉: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华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当初反对分共,既是出于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诚,也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以工农为基础的。改善工农生活是共产党的一个追求目标,但陈友仁的信仰毕竟与共产党还不是完全一致,他是个主张资产阶级共和的革命家。

专家视角

近代外交也有亮色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都只能算是一个弱国,或者说体形庞大的弱国,犹如动物界中的蓝鲸、海牛或者海象一般。即使在《开罗宣言》中,中国与美、英、苏并列为“四强”之一,却改变不了《雅尔塔协议》被“宰”的结局。按照“弱国无外交”的说法,近代中国的外交,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宿命般的悲剧。

熟悉历史的人都不难知道:自春秋战国以来,一方面大道隐没,征伐无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智慧却达到了前所来有的高度,这种智慧与军事理论的丰富是同步的。那段时间中,不仅有孙子祖孙的兵法辉映千古,还有屈原的娴于辞令,鲁仲连的义不帝秦,最为后世权谋者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苏秦张仪的纵横捭阖。500年后诸葛亮的舌战群儒,更留下一个关于才华和雄辩的超级传奇。

这一切,只是站在中国的视角来看——因为一个无情的事实,中国在近代以前,全部的视野不过于今日的东亚,以外大体属于《山海经》的叙述范围。“郑和下西洋”的掌故,也不过“中国中心论”的一种衍伸,带着追捕“政治犯”朱允文的目的,还有向海外诸国摆POSE兼施舍的架势,“跑马溜溜的山上”溜了一圈,什么也没捞着什么也没学到!

旅美华人史家唐德刚在他的《晚清70年》中所,近代中国的外交家才2个,半,李鸿章一个,周恩来一个,顾维钧?半个!这老头儿刻薄,跟着他老师胡适之学到记忆和批判,却没学到宽容和幽默。

周恩来,这个身材瘦小、相貌清癯的中国人,创造了半个世纪的神话和回忆,魅力征服中外,特别是他的口才,流传于中国的中小学教师口中,深深影响了我们的童年和少年。但对其他两个人,我们知道多少呢?李鸿章,在我们的近代史教科书上,“能有多坏就有多坏”,更有甚者,他还把“卖国的衣钵传给了一个叫袁世凯的人”!顾维钧呢?这个兼“神童”和“美男”之誉的名人,他的名字也就出现在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而且是作为“五四运动”的背景展现的!

这就是命运!李鸿章生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能开风气之先,却改变不了老大中国江河日下的趋势,自己又受中国传统熏染太深不能自拔,他的悲剧气质,特别在近期争议如潮的《走向共和》中,令人唏嘘。顾维钧成长于20世纪之初,比李鸿章更富有国际意识和专业外交技术,但他的背后,却是“一地鸡毛”般的内政,孙中山和北洋政府免谈,包括蒋介石政权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比起慈禧和袁世凯来也要差很多,这一点没人反对。

从敌人那里,我们能学到更多东西。作为近代中国的宿敌,伊藤博文是日本的一代雄才,内政外交直逼德国的俾斯麦。他青年时期奉大海彼岸的李鸿章为导师和偶像,更膺服李鸿章的诗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致力于日本的近代化和国际化。30年后,他跟暮年的李鸿章相会于《马关条约》谈判地,这个刚毅木讷的青年已成长为深沉睿智的政治家。我印象最深的,他说这一句话,“两国国力相等,外交便是艺术;两国国力悬殊,外交便是摆设”。这句话,便是近代外交的实质!

本版传主陈友仁的一生,庶几接近顾维钧,他们二人与王正廷、颜惠庆,堪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外交的“四杰”,生逢乱世,留学英美,报效祖国,辗转反侧却不得其志。他们相对幸运的是,不管政局如何动荡,政权如何更替,不管他们代表的是哪一个利益集团,当时数十年间,外交对内政的依附,并不是我们现在想像的那样明显。他们的运作机制、谈判技术等等,都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和国际性,这也是他们在纷乱扰攘的近代史上,能尽可能地大放异彩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多卷本的《顾维钧回忆录》外,关于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我们有幸看到商务印书馆出了《颜惠庆自传:一个民国老人的回忆》,对我们了解陈友仁的那一辈人,极有帮助!

口 刘东

本版撰文体报记者 刘炜茗 (除署名外)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黄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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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由纯属误会于2011-11-03 周四, 上午6:57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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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1-01 周二, 下午10:04    标题: 引用回复


陈友仁同志之墓@八宝山革命公墓
The Mountain of Eight Treasures Revolutionary Martyr Cemetery in Beijing
http://zmblackhistorymonth2011.blogspot.com/2011/02/feb-3-eugene-chen-lawyer-statesman-and.html


陈友仁家族传奇

2010年02月24日18:01 新民周刊

  “有些真相已经随着时间推移和各种原因被掩埋了,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多了,我也已经到了晚年,所以我想要把它完完整整写出来,希望我的努力对复原那段历史有点贡献。”

  英文版《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和中文繁体字版《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 —一个家族的传奇》

  记者/钱亦蕉


  陈元珍女士坐在我的面前,普普通通,瘦瘦的,但眼睛很亮。因为长期用英文交流和写作,她说中文有时会卡壳,表达还算清晰到位。不过看了她写的书,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不管是自己的故事还是陈家的故事,被她娓娓道来,就像惊险小说一样充满悬念和色彩。为了撰写丈夫陈依范和公公陈友仁的家族史,她跑遍了美国东西岸、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地收集资料,任何一次有关那段历史的阅读,都会让她欣喜。

  陈元珍说:“我不能仅仅根据我先生和他姐姐跟我说的事实就写下来,必须再找资料研究印证。因为如果只是家里人的一面之词,那是孤证,站不住脚的。有些真相已经随着时间推移和各种原因被掩埋了,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多了,我也已经到了晚年,所以我想要把它完完整整写出来,希望我的努力对复原那段历史有点贡献。”她就像侦探似的,搜集点点滴滴的历史根据。随着英文版的《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和中文繁体字版的《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 —一个家族的传奇》先后出版,陈元珍终于完成了为陈家写史的使命。

  陈家爷爷

  要说陈家的“革命史”,得从陈爷爷说起。陈友仁的父亲名陈桂新,人称“阿陈”,客家人,是个贫苦的农民。他吃苦耐劳、倔强不屈,因为穷困和内心的不平,加入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陈爷爷在太平天国的事迹家人几乎一无所知,倒是陈元珍女士凭着永不言弃的态度,在浩如烟海的文字里面,找到了一些历史的碎片,“阿陈渐渐在我脑中从一个缺乏方向的流浪汉一跃而成为具有崇高目标的战士”。

  阿陈1850年入伍,一年后晋升为东王杨秀清的贴身侍卫。太平军准备攻打武昌,阿陈主动请缨远征前线,并且凭借少时练就的木匠手艺督军搭建浮桥,使得大军成功登陆武昌。这大概是陈爷爷作为太平军最为光彩的一笔。后来,太平军又攻下南京,可是由于天王和东王争权夺利和内讧不断,最终兵败。阿陈因撤退回广东途中腿部中弹,得不到治疗,只能锯掉坏腿、装上义肢,逃到被英国割据的香港。他和撤逃的太平军战士一起开了一个金铺作为遮掩,本准备伺机打回老家去,但“因事泄密”,阿陈被港英军警追捕,他只好卖身为“猪仔”(契约劳工),登船逃亡,先到牙买加,后到马提尼克。

  在加勒比海的小岛上,陈爷爷成了一个剃头匠,靠手艺吃饭,没想到却被当地一个华裔商人梁兴看中,成了他的女婿。陈奶奶名叫玛丽,比陈爷爷年轻近二十岁。婚后不久,他们就迁移到英属特立尼达定居。他们辛苦建立了自己的小农庄,并且一起养育了6个孩子,大儿子叫尤金,也就是日后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民国外交家陈友仁。

  尤金12岁的时候,父亲阿陈就去世了,他学习很努力,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功夫不负有心人,20岁的时候,尤金就通过考试取得律师执照,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立业之后是成家,1899年,21岁的尤金同混血少女爱茜(父亲是法裔庄园主,母亲是法、非混血奴隶)共坠爱河,尤金正式求婚。客家人习惯于自成小团体,互相依靠,在那个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里,陈奶奶对尤金选择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外族女子非常不理解,亲朋好友也给尤金施加了很大压力,但是终没能阻止这两个相爱的人结婚。由于岳父不仅有钱,而且乐善好施,尤金在婚后事业突飞猛进,成为特立尼达华人社区出名的大律师,少数族群都来找他打官司。

  陈元珍女士在记录这段历史时,始终搞不明白这两个看上去不可能有交集的年轻人到底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不过经过多方探寻,她倒是得知了陈家两代人的两个桃色八卦。原来陈爷爷也曾有过一个欧非混血儿的情人,还有一个私生女;而尤金在婚后不久就又金屋藏娇,那也是个法非混血儿,并且为他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陈元珍觉得,与异族通婚、生养一堆混血儿女“对他作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人很不利”,所以尤金“出于革命需要,也出于他个人的政治抱负,长期避免把妻儿接到中国和他同居”。

  返回故土

  勤劳诚实的尤金白手起家、飞黄腾达,同其他特立尼达的有钱人一样,他投资地产,拥有的产业分散在小岛各处。但是春风得意的他,更渴望突破小岛的界限,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1906年以后,尤金每年都要去伦敦,并且与当地华人社团接触,了解到了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着的变革。“尤金看到殖民地的不平等,曾经也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差点被抓起来。 1911年,尤金带着全家迁往伦敦,住进了高尚社区,让儿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他自己也希望能继续深造,投身政治和民主运动,要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与穷人站在一块。”陈元珍分析尤金去伦敦定居有此两大主因。

  就在这一年,武昌起义爆发,中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在伦敦的尤金也看到了令人振奋的报道而蠢蠢欲动。正在这时,他见到了革命领导人孙中山,这次会面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山先生正在美国游说、演讲,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途经欧洲,作了停留。10月底他到达伦敦,在华人社团发表演说,劝他们回去,为新成立的民国服务。尤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最终返回祖国。”陈元珍说,“他留下了妻儿,独自一人上路,在尤金登上火车的那一天,他没有一个中国朋友,不会说一句中国话。”

  “虽然他不懂中国话和中国国情,但他有三个长处,一个他对英国历史很熟悉,并且他对西方法律很熟悉,还有他会写作,业余曾给报刊写过文章。他觉得这三点会让他对新的中国有贡献。”陈元珍分析尤金放弃优渥的生活而回国的动机,一方面他在殖民地看到受压迫的人群富于同情心,而中国也是受压迫的国家,这触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就是孙中山先生对他的影响。

  尤金到达北京,恢复了自己的姓,起名“陈友仁”。这时孙中山已被袁世凯逼走了,陈友仁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兼代理财政部长的施肇基,施肇基很赏识他的才华,让他当了秘书,处理交通部的法律事务。但是不久他就发现,交通部只顾外国人的利益,陈友仁觉得没意思,决定寻找更有意义的工作,于是开始为英文的《北京日报》撰稿。但是《北京日报》实际上是外交部的传声筒,虽然也能批评发泄一下,但不畅快。那时还有一张英文报纸叫《京报》,在外国读者中比较有声望,是德国人衣吉林出钱办的,主编是英国人吴德海,他们看到陈友仁文章写得很好,想挖他过去。1914年,友仁开始为《京报》写社论,欧洲爆发一战,英、德成了敌对国,衣吉林和吴德海也关系破裂恶言相向,陈友仁趁机把《京报》买了下来并取代了主编位置。

  这个事情的背后却表现出了北京式的解决问题的“逻辑”:衣吉林继续用德国马克支付吴德海的月薪,而吴德海仍然在敌对的报纸上辱骂衣吉林;陈友仁尖锐地揭露袁世凯政府的阴谋诡计,却仍然以交通部“雇员”的身份领取薪金。

  但不管如何,陈友仁拥有了自己的言论阵地。“《京报》被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进步人士所看重,孙中山在上面也发表过一封信,他对陈友仁说过:‘办报纸办得好,就等于十万军队。’”

  《京报》阵地

  以《京报》为阵地,陈友仁以惊人的勇气,投入到“革命”当中。

  当时,袁世凯想复辟称帝,经顾维钧介绍请来了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校长、著名学者弗兰克·古德诺来做顾问,古德诺为他写了一份英文报告,鼓吹帝制比共和政体更适合中国国情。“可能是顾维钧在其中也起了点作用,后来古德诺找到了陈友仁,他要在《京报》上发表他那份报告的英文原文,他说中国翻译曲解了他的意思。他的原意是如果共和政体在中国不行的话,那可以考虑一下君主立宪制。”陈元珍说古德诺的这一举动给了在华的英美人士一个信号,觉得袁世凯可能情况不妙了,大家都会要找一个退路。“这个时候,梁启超也找到了陈友仁,梁写了一篇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谴责揭发袁世凯的,这篇文章无处发表,梁启超要求陈友仁把两人关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谈话用英文发表在《京报》上。 ”梁启超是知识界的领袖,这一下对袁世凯的打击无疑是很大的。

  袁世凯垮台后,段祺瑞做国务总理,任命梁启超做财政总长。段祺瑞夺取政府大权后,就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充实自己的北洋军阀军队,北京政权只是从一个军事独裁者手里落入另一军事独裁者手里而已。“梁启超看到局势不妙,就准备离开北京,走之前联系陈友仁,把内幕透露给了他。陈友仁得到这些第一手资料(段祺瑞偷偷同意让日本人支配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资源,并且在山东省享有种种特别利益,以换取一万万日元),就在《京报》上揭发段祺瑞,结果被段祺瑞抓进牢里。” 于是,陈友仁的盟友和敌手两方面都使出浑身解数,借此机会斗起法来,因为陈友仁是英国公民,友仁的朋友们希望通过英国公使馆向段政府施加压力。此时国际各方势力都粉墨登场,逮捕陈友仁而触发的风暴越来越大,最终陈友仁再次战胜对手,在段政府倒台的一周后,被释放出狱。随后,他离开北京,到达上海参加了孙中山的国民党。

  凡尔赛风云

  那是1917年,陈友仁成了孙中山的国际问题顾问,孙中山让他待在上海继续办报——英文报纸《上海时报》,自己则去广州成立新政府。记者的身份给了陈友仁很多便利,他经常与西方记者打交道,所以了解到的国际消息,要比其他中国人早得多。“比如他了解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他发现中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当时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都遭到世界列强的排斥,陈友仁就想是否能试试和苏联搭起联系。这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因为那时的国民党主要是中产阶级,开明乡绅、民族资本家等等,他们都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不敢明说要与苏联合作。是陈友仁设计了‘倾向俄国’政策——那时都不敢说‘倾向苏联’,后来就演变成了‘联苏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1918年5月,孙中山派了一个代表团去美国谈判,由王正廷领头,陈友仁、伍朝枢、郭泰祺等都是团员。除了随广州政府代表团出使美国外,孙中山还给了陈友仁一个秘密使命——让他把给列宁的一封书信带出去,“因为你孙中山寄到莫斯科的信,肯定会被法租界当局截留,所以必须秘密带出去”,陈元珍解释说,“这封信后来由美国的一个华人通过安全渠道寄往莫斯科,这个人的名字陈友仁和孙中山都没有透露过。”这段如惊险故事般的情节来自陈元珍的丈夫(陈友仁的小儿子) 陈依范的追述,后来又由陈女士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一本英文版的《孙中山传》中得到证实。

  在美国的谈判进行到一半,一战结束了,孙中山就派他们去法国参加凡尔赛和平大会。但是当时广州政府是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所以如果他们要想在凡尔赛发挥作用,必须与北京政府代表团合作。王正廷、郭泰祺等人都是倾美派,通过美国公使馆给北洋政府施压,使得他们融入北京代表团。“到了巴黎后,陈友仁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直接联系共产国际,这也是孙中山秘密指派的。”

  1919年,在参加凡尔赛和会期间,陈友仁通过法国国会议员、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夏克·陶利奥和英国的工人运动领袖汤姆·曼恩两人和共产国际接上了头。十月革命后,苏联接收了沙俄时期的档案馆,其中有一份“日美秘密协定”—— 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蓝辛—石井秘密协定”,即美国同意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移交日本,日本则支持威尔逊总统创建国联的计划。“苏联人把这份秘密协定带到了巴黎,并寻找机会交给了陈友仁。这个时候,凡尔赛和会正大闹山东问题,顾维钧倾向先签署和约,但广州政府代表不同意,但也无法阻止。其实当时顾维钧也有难处,因为他毕竟代表了北洋政府,不能自说自话。”陈元珍仔细讲述她所知道的内情,“陈友仁决定要揭发列强的阴谋,就把这份日美秘密协定寄回给孙中山,孙中山翻译后发表在进步的北京《晨报》上,直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陈友仁还把日美协定寄给反对威尔逊总统的威廉·波雷参议员,这在美国国会引起巨大反响,威尔逊总统参加国联的提案在参议院被否决,并且最终造成了美国民主党总统选举的败北”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政府挺不过反对的浪潮,不得不允许北京代表团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

  陈元珍从家里人那里得来的事实和细节在美国人菲利普·陶(英文版《北京日报》主编)的回忆录《历史的脚注》和美国新闻记者约翰·包尔(上海《密勒士评论报》主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中得到了印证,这是以前中国历史书中很少提到的,她在寻找家族史的过程中,也为复原那段历史出了力。

  孙中山的亲密助手

  陈友仁入阁孙中山政府后,成为孙中山最亲密的助手,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国际事务顾问和广州及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陈友仁为孙中山先生修订并翻译三民主义,撰写英文版的《建国大纲》和《国民政府的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 ”陈元珍还澄清了《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英文稿是鲍罗廷和中共起草的谣言。“孙中山能说能读英文,但写不行。我先生曾跟我说过孙中山不用英文写东西。在一本法国人写的孙中山传记中也写到了,孙中山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伦敦蒙难记》,这是他的一个英国朋友帮他写的。在他们决定与苏联人联系时,希望要用英文写,因为苏联最初来的人会英文。而英文是陈友仁的母语,他又是律师,英文写作比较严密,且还帮英文报纸写过社论,所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的文件都是他写的。以前有人说是鲍罗廷写的,其实他的英文更不行了,他二十多岁才去美国的,他在移民社团里,用本国语言交流。英国公共档案馆解密的一些密件里面,有一个英国驻华记者,说过所有的文件都是陈友仁写的。还有,1920年以前,孙中山从不用英文起草文件,他的老三民主义都是中文写的,而之后这些文件都是英文的,说明是其他人代写,那个人就是陈友仁。”

  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一是改组国民党,二是联苏容共、扶助工农。而其中《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被孙中山比作“大会的精神生命”,宣言包括三部分:中国的现状、新三民主义和对内对外政策。陈元珍把“新三民主义”比作孔夫子、林肯、马克思思想的三合一。“美国人的《孙中山传》里写到孙中山和陈友仁如何合作把‘大同’(greatharmony)思想译成英文。为什么要搞孔夫子的‘大同’世界呢?因为孙中山要跟苏联人讲,我们不反对共产主义,但我们不要你们的共产主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国家,这个来自孔夫子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接近的。这也是孙中山为了“讨好”苏联人的一个策略。另外,在英文版的三民主义中,他们为了避免得罪西方列强,又引用了林肯的话:governm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andforthep eople(民有、民治、民享)。当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少,《共产主义宣言》只在北京图书馆才有,陈友仁自己出钱买了全套的马克思主义作品,运到上海。在修订翻译新三民主义时,就使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语汇,比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等等。这真是一个大杂烩,当然这大杂烩也是为了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以孙中山在讲三民主义时,是看人的,对英美派,他就大谈美国宪法、英国议会制,对左倾的,他就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而孔夫子的思想则适合大多数的中国知识阶层。”

  除了《大会宣言》,孙中山还保留了两个英文文件作备用,就是《建国大纲》和《国民政府的组织》。《建国大纲》 (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ofChina)开宗明义就说我们要引进外资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时有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没想到当年的狂想恰恰与60年后的中国政策暗暗相合。《国民政府的组织》则是孙、陈两人研读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成果,这两个备用文件指明,国民党的目标是民主立宪的中国。

  1924年11月,冯玉祥控制北京后,邀请孙中山北上,陈友仁也随同前往。这时孙中山已是癌症晚期,孙中山逝世前一天,陈友仁代为起草英文《致苏联遗书》,重申国民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坚持中苏友好政策。在孙中山去世后,陈友仁作为他的亲密助手,他和宋庆龄仍极力维护和延续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铁腕外交

  1926年,陈友仁接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此时举世瞩目的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中,英国人说香港政府不会同意赔偿罢工工人,也不允许他们恢复原职。那时蒋介石准备北伐战争,把罢工委员会解散了,武装也解除了,三百多个参加罢工的工会之间内讧也已爆发,整体情况很混乱。后来,在陈友仁的斡旋下,罢工最终才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家里人告诉陈元珍,陈友仁在省港大罢工事件中功劳不小,后来陈元珍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一部《中国革命的悲剧》中得到了证实,台湾学者在俄罗斯找到了鲍罗廷在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发言中说到了陈友仁在其中周旋。“鲍罗廷说,那时陈友仁在与英国人谈判时碰到重大问题,会去征求罢工委员会的意见。当然最后由他做决策,广州政府肯定后执行。”

  当时英国方面强调沙面事件引发省港大罢工,可是到底是谁先开枪根本说不清楚,陈友仁在谈判中提出把谁开第一枪的问题放一放,先解决被英兵打杀的五十多个工人的赔偿问题,并建议由中、英双方政府各自拿出一笔钱平定罢工。陈友仁又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对他的建议充耳不闻,“国民党不得不单方面结束省港大罢工,并且通过由英国控制的海关增收百分之二点五的进口货的特别税法”。这项额外税收还能赔偿罢工工人的损失。最终,英国人让步,陈友仁取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并以此告诉激进的工人们:他与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达到共同的目标。

  陈友仁与大英帝国的外交胜利不止这一次,另一次更加辉煌。那是在他担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与英方先后进行了16次谈判,最终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当时英国水兵打死了中国人,群众运动在背后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在台前,是作为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巧妙周旋。他熟知英国法律,又让地下工会会员帮忙,他们引开印度巡警,使得英租界成为真空,陈友仁则派中国军警进去驻守。当英国人要求接管时,陈友仁给予他们准备好的一击——根据大英法典,英国已从租界撤退全部侨民,这等于放弃租界,中国人民有权收回租界。当英国官员发现留下的印度巡警被调走时,才知中了陈友仁的计谋。当然此举并没有让英国人完全放弃租界,只是为中英谈判增加了筹码。陈友仁一边安抚其他列强,一边对列强之首英国咄咄逼人,为使英国签订收回租界的协议,武汉政府提出愿意以法治理收回的租界。本已动摇的英方代表因外国居民社团的反对而拒绝签约,英国及其他列强派军队包围上海,在长江和中国海岸有171艘战舰,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这时,全国人民在各港口城市的示威游行起了重要作用,最终英国方面妥协了,同意在协议上签字。

  这份以双方谈判代表的名字来命名的“陈—奥麦莱协议”规定,中国收回的租界,其主权属于中国司法的范围,其行政管理由中英双方的代表组成。法庭由中国政府建立,大法官是从通过伦敦律师考试的中国律师里选拔,留在收回的租界的英国侨民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过去的英租界改名为汉口市“第三特别行政区”。陈友仁为外交解决中国租界问题提供了一个先例。陈元珍还告诉记者一个生动的细节:“解放后,我先生杰克回到中国,周恩来总理想让他做外交部顾问,‘我们要使外国人知道,我们将来收回租界要用和平外交的方式,你父亲的解决办法很好。’杰克说:‘我不是个外交家。’周恩来说:‘没关系,你是陈友仁的儿子嘛。’周恩来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外交家,他当时已经在为香港问题做考虑了。”

  武汉政府从建立到失败总共不到7个月的时间,值得一提的就是外交战线上的杰出成就。这一时期的陈友仁风光无限,报纸上几乎天天可见他的名字,他也实现了当年放弃一切回国的理想——成为中国政府的外交强人。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提出分共、清共,当时陈友仁极力反对。“当时国民党内左派只有三个人反对清共,陈友仁、宋庆龄和廖仲恺的太太何香凝。但是宋庆龄没有亲自参加会议,她委托陈友仁帮她投反对票。何、宋两位毕竟只是声望比较高,真正在武汉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力排众议的就是陈友仁。”陈元珍说,“虽然他也知道这只是拖延,但是毕竟能为共产党提供一个暂时的避难所。那时候,邓小平、陈毅都在武汉,上海‘四一二’后,周恩来也躲到了武汉,是友仁和杰克救助了他。”陈元珍认为,这给了中国共产党喘息的机会,后来中共建立政权后,对陈友仁的评价一直比较高,并且在他去世后( 被日本人软禁在上海,后因拔牙而死,真正死因有猜疑)把他(部分衣冠遗物)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并非政治家的陈家第三代

  陈友仁的妻子爱茜在英国去世后,杰克(陈依范)就来到中国跟随父亲,成为他的助手。与父亲一样,杰克也不会说中文。陈依范是漫画家,他在革命中使用的“武器”就是绘画和文字。陈元珍回忆说:“陈依范说:‘我这只能开一点小窗,让西方人可以看到。’周恩来则跟陈依范说:‘当我们没有小窗子的时候,这个小窗子起了大作用。’”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杀害共产党人,陈依范那时候在英文《人民论坛报》画政治漫画,其中有一幅就揭露了蒋介石是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当时蒋介石还想密谋暗杀鲍罗廷,情况危急,陈友仁就派两个儿子一起护送鲍罗廷回苏联,他自己和宋庆龄另一路也到苏联去。另一个逸闻是斯大林曾准备弃置不听话的中共领导,荒谬地想指派国民党领导人邓演达担任中共总书记。邓演达以自己根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相信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为由予以拒绝。这也是陈元珍在撰写家族史时在资料中发现的。

  陈依范到苏联后留在莫斯科学习绘画和新闻。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正打得激烈,陈依范看到中国很多进步的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绘画,认为应该把这些绘画汇聚起来,给全世界人民去看,让全世界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绘画有所了解,于是他决定自筹资金举办这样一次世界巡展,在伦敦、牛津、爱丁堡、格拉斯哥、巴黎、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莫斯科、纽约、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香港等地都有展出。之后,他又在中国举办了一个既包括中国画家作品、也包括美国和欧洲画家作品的展览会。展览会当时曾到广州、武汉和延安展出。

  1938年,陈依范结束世界巡展回到中国汉口。蒋介石和宋美龄接见了他,宋美龄希望他“多写文章,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战的真相”。陈依范趁机提出要去延安的通行证,宋美龄同意了。于是,陈依范得以第一次到达解放区,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一批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记者与艺术家,向外界人民介绍我们以及我们的战斗目标。”陈依范在解放区呆了一段时间,对那里的生活和斗争有所了解,当他提出想留下来的愿望时,毛泽东、周恩来却建议他两面走走,希望他做一个联系西方世界的“中间人”。1939年,陈依范想要回延安,可是那时欧洲形势紧张,他是英国国籍,英国规定适龄壮丁不得出国。

  直到二战结束,1946年,陈依范再度访问延安,受到热烈的欢迎。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要求他回伦敦创办新华社伦敦分社,这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在西方世界的中共通讯社,他们需要报道内战真相,而当时海外通讯社报道的几乎都是蒋介石发布的新闻。1947年,陈依范回到英国,用自己的房子以及人寿保险等作抵押,才从银行借到一笔钱做启动资金,新华社伦敦办事处(NewChinaNewsAgencyLondonOffice)终于成立。

  1950年,陈依范带着儿子陈一文返回北京,他推辞了外交工作而选择在新华社国际新闻局工作,后来去英文版杂志《人民中国》当编辑、画漫画。虽然外面运动一波接一波,但陈依范一直受到保护,直到“文革”爆发。1969年,陈依范和陈元珍(陈依范的第三任妻子,1958年结婚)夫妇及儿子陈杰一起被下放到河南上乐村。

  1971年,陈依范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离开中国,作为“人民的大使”,去美国讲学,让西方人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




Chen children(Percy, Sylvia, Yolanda and Jack)in Moscow, with Russian friends


清谈天地:第一位不会说中文的中国外交部长
http://www.talkskyland.com/printpage.asp?BoardID=12&id=89560

Portfolio shuffling:
http://www.achamchen.com/russia.htm

http://www.achamchen.com/reunion.htm
http://www.achamchen.com/geneolog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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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属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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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1-13 周日, 下午7:52    标题: 引用回复


我和毛的女人 -- 与主席的未成年情人的一次相遇 (Jonathan Mirsky 梅兆赞)

http://www.open.com.hk/images/upload_images/1110p24.jpeg




图:文革中,中南海一组,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前排右三陈惠敏,右二张玉凤。



图: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左二),曾是陈惠敏(左一)父亲新四军部队的下属。摄于文革期间。



从未披露的野史:毛泽东的情人自白录

金钟博客|2011-11-12


这是一段奇遇,故事发生在香港回归的一九九七年,迄今已经相隔十四年。

我在香港做新闻人物专访,可谓「不计其数」,一般都是当月发表,为甚么对这样有趣的人物故事,竟能搁 置十余年隐忍不发?那要从和陈小姐的最后一次见面说起。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是我太太的生日,三天前约陈小姐一聚,她说要请我们吃饭。晚上七点,我们 在铜锣湾雪园酒家相会。陈小姐是一位很健谈的人,我们已经见面谈过几次。谈她要出书的事。她委托我做经理人(口头表示),帮她找出版 社,让出版社出钱买她的故事,她深信「李志绥写的都是关着门外的事,关着门里面的事,要我来写」,一定比李志绥的书更畅销。她说台湾 两大报都要连载她的故事,还有一位女作家蒋×也要为她写书,她拒绝了。她问我李志绥回忆录赚了多少钱?我听说四十万美金。她不屑地 说:「四十万?炒一层楼就够了,我不是垃圾,我是贵妃。

雪园饭店:不愉快的分手

她跟我谈过不少跟毛一起的事。我也确实看好她可能出版的这样一本「红朝秘史」。我曾认真地 追踪李志绥的故事,在李医生生前做过对他的独家专访,发表过李医生回忆录续集的片断。他去世后,专门出版纪念文集《反叛的御医》。李 医生是第一位站出来指证毛荒淫无道的人,他的权威见证,引起广泛关注与好奇,他的回忆录一九九四年出版后,畅销至今。但是,还 没有第二个人出来现身说法印证李志绥的书,现在有了这位当事人,和毛有过多年亲密关系的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女演员,要和盘托出,我 当然义不容辞,竭力成人之美。

她问我,找出版社的事进展如何?我坦告:「不顺利,人家嫌你要价太高,中国时报总经理黄肇松先生告诉 我,鲍威尔(美国三军联席会议主席)的回忆录才值五百万美元」!鲍书中文版权才二万美元,但陈小姐一直不愿接受降价的条件,我 反复解释,西方出版社打造一本畅销书要下很多功夫……当她知道出书的困难后,就开始抱怨我不懂得「报喜不报忧」,抱怨我没有安排她亲 自跟出版商谈,她说她的精采故事一定能使对方高价出手。

说着,她突然问我:「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为甚么不写?徐四民带个摄影师找我,我没有同意,就写了一 篇,说我是毛的『红颜知己』。」徐是《镜报》月刊前社长。

我一再解释,我没有写,因为是谈出书而不是报导。她说,写访问和写书,有甚么不同!我说,要写,也要 在七一之后,马上就是「七一回归」了,我们要准备大型专刊。她仍然听不进去。直到晚餐结束,我们走在街上还在大声和我争吵–没 想到会是这样不愉快的结局,她说以后见面难了,她不会再来香港。九七之前她一定要离开香港,她计划去澳洲,做投资移民。

我太太非常失落,一个生日晚会,竟然要忍受老公和一个女人不停地争吵。直到和陈小姐分手,她 才大叹一口气,一路无语–嫁给这样的老公多么无趣!没完没了的政治!政治!

我也异常沮丧。九七前的生日–我记住了这一天。那是我和「毛的女人」交往的终结。留下的是一个专事 记录她谈话的小本子,和为她拍的一些照片。接着是香港百年历史的大日子,九七回归大典,全球数千记者涌来香港。采访和被采访,夜以继 日,陈小姐的故事,当然排不上日程,而且,那最后不愉快的记忆也让我不自觉地压抑了平日采访中的写作冲动。最近司徒华回忆 录提到「毛泽东的情妇」,提醒我不能再拖延这笔文债。

揭开和孟锦云当「现行反革命」之谜

第一次会见陈露文小姐是在一九九七年春节期间的二月十二日,在九龙祝家庄饭店,那是透过张宁(林彪的 未婚儿媳)的介绍,因为九六年八月同事蔡咏梅采访过张宁,而张宁和陈露文同是前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们都是来自南京的 军人家庭。张宁和陈露文还有联系,知道陈在香港。于是,我和蔡一道去见她。

我的好奇心可想而知:为毛所宠的宫女,是天生丽质,还是美人迟暮?我们见到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笑脸相 迎,剪着短发,挽着一个啡色手袋。精神旺盛,一眼可见是属于性格开朗热情的一类女性。个子大约有一米七,根据她后来的描 述,她应是四十九岁。当然,此时很难想像她在毛身边的容貌,毕竟,她离开毛已经二十一年。

打开话匣子,她可真是有点「口没遮拦」,非常爽快地说往事。我们没有一句废话地便切入毛的话题上,问 她是怎样走近毛的身边?她说,第一次见毛主席时,只有十四岁,那是一九六二年。她在空政文工团舞蹈队「上班」,直到一九六七年文革初 期。她们那时每周两次去中南海陪毛跳舞。

「为甚么一九六七年就停止了?」

「那时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陈露文说:「我们也不懂政治,跟着发牢骚,我和孟锦云一起议论毛主席, 说毛像皇帝三宫六苑,我们算甚么?是妃子要册封,是妓女要收钱,是舞女要好玩,我们甚么都没有—-这话被文工团的头头刘素媛听到,她 连夜去向毛报告,毛听后只说了两个字:造谣!就把孟锦云和我抓起来,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毒打,我被送去东北。说我们反对毛主席。」

我们知道,毛晚年身边有两个宠女:张玉凤和孟锦云。张之受宠,介入政治之深已不是秘密,孟在毛死后较 低调,只有一本郭金荣着《毛泽东的黄金岁月》(一九九○年出版,二○○九年又重炒一本《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是孟的口述之作, 虽是党性作品,却也透露了一些细节。最引人生疑的是,孟这样一个陪毛跳舞的女孩,怎么突然成为反毛的「现行反革命」?

郭的 书中称,孟案是当年的「一号问题」,谁也不准打听,不准传说,是涉及毛的绝密。而七五年夏天,毛又突然将孟收回身边工作,此时已婚的 孟,想要一个孩子,毛竟不予批准。孟戴着反革命帽子,在毛身边,甚至可代毛圈阅机密文件……这在那全国斗得你死我活的时代,是 何等荒谬的事!

自由进出香港许家屯办公室

因此,海外许多评论都认定孟和毛的关系不仅陪舞还有陪睡。现在,陈露文的披露可视为一个旁证。她和孟 锦云同年,事后遭遇更惨。林彪事件后,她得以从东北送回北京,挨打的伤痛,遗留至今。后来再进中南海,直到毛死前。前后经历十四年。

陈露文说,她的本名是「陈惠敏」,为了隐蔽其身份,才改名陈露文。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 采访名单之「身边工作人员、女朋友」中,陈惠敏和张玉凤、孟锦云在列。

陈露文说,她是毛身边女伴中,唯一的干部子女。张玉凤是东北籍的列车服务员、孟锦云是出身不好的湖北 平民之家。而陈露文之父陈玉生是新四军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员,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在陈玉生部抗日地区任泰兴县委书记,后 任陈部政治部副主任。许在九七年九月香港《苹果日报》专栏中提到陈玉生抗日初期是中共秘密党员。

因此,凭借其父曾是许家屯的上级,陈露文八三年来香港后,便可自由出入新华社,有时直入许家屯办公 室。陈说,许家屯常告诫她不要「乱说话」,尤其是关于毛的话题,甚至吓唬她,要小心,否则会被暗杀,被绑架回去。(许还说 他亲自批示过江苏歌舞团一名因说出和毛有一夜情的演员判处死刑)。后来怕影响不好,许家屯便下令新华社门警不让陈露文随便进入。

一九八六年八月,陈露文果然出事。那年她回北京被国安在西苑饭店绑架。借口是她在外面讲毛的私事,泄 露党的机密。关在香山双清别墅,被严密看守,住在一个二层楼上,关了一年八个月,才放她回南京老家。

后来,中央派向守志(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江苏省委书记等人向她父亲宣布陈露文没有问题,「父 亲对我的事管不了,只盼我走远点」。她父亲一九九四年去世,九十六岁。去世前住南京,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陈父受到尊重,是因为早年 自组游击队抗日,为国民党收编后,接应新四军建立苏北根据地,立下大功,任新四军(三野)第三纵队司令,副司令为叶飞、张爱萍。陈 露文仅有的小学教育就在南京军区子弟小学(卫岗小学)入读,和张宁、刘伯承之女、许世友之女同窗。

英国特工认证她是毛的情妇

八九学潮失败后,陈露文看到很多人逃亡香港,她便趁机偷渡,重返香港。走的甚么路线?她没有说。最近 司徒华回忆录《大江东去》出版,其中提到「黄雀行动」也帮了一名「毛泽东情妇」去美国。当即令我想到陈露文。

华叔提到此妇人的特征:①带有一名八岁儿子;②曾是解放军文工团;③毛死后嫁给南京军区副司令之 子;④从事军火生意;⑤曾关押北京西山;⑥花了二十万元偷渡来港。

对照陈露文向我谈到的情况,此妇是她无疑。她确有一子相伴,我也见过,九七年十九岁,个头高瘦。八九 年应该是十岁。陈露文的婚姻也没错,是南京军区副司令之子,名叫「段焕京」(这是陈所述,查当时南军副司令名段焕竞,怎么与子同 音?)她说,毛死前四个月曾嘱咐她,赶快离开北京,到南方去,嫁人。她将此事告江华、叶飞,他们认为是毛安排后事。她遂下嫁段家,一 年后诞下男婴。丈夫湖南茶陵人。对这段婚姻,她描述道:

「结婚几天,我就感到厌倦,我们在一起,一点情趣也没有,乏味之至。他甚至不能谅解我和毛的关系,我 们的孩子被他骂做毛的杂种,竟拿来摔,只有离婚。」

为查证华叔回忆录的记载,我特地询问支联会常委张文光先生。原来「毛情妇」这单案子是他经手办理的。 张文光说:八九年的一天,有人带了这位妇女和他儿子来见我,说了她和毛的关系,要我们帮她移民美国。我立即报告港府政治部 保安科,希望安排和这女人接触,查明真相。港府一名老外,相信是英国高级特工,随即和该母子见了面,很快通知我,说没错,是毛泽东情 妇。

张文光说,他将此事报告华叔,我们都很惊讶英国特工收集中国情报的能力。但是有些细节华叔 老了,记得不准确。例如是否去了美国?

这点华叔书中是有差错。因为陈露文八九年来港,一直到九七前才办成移民,她告诉我已办好去澳洲。几年 后,又有人告诉我,她其实是去了英国。九七后我和她就断了联系。

毛认陈露文是女儿和情人

春节期间见过陈露文之后,二月十九日,邓小平死了,这是大事。两天后,陈约我去她家看照片。二十二日 下午七点,我赶到她在西贡西沙小筑9E的家中拜访幷看照片。这是我最关注的事–现在,史料对于出版者而言,最重视的莫过 于「老照片」,李志绥医生如果没有那些和毛的合影,其公信力一定会大打折扣。香港八卦报纸的「狗仔队」,目标也是为了猎取现场照片以 取信于市民。

但陈露文坦白告诉我,她没有和毛的照片。为甚么?她说,这方面毛很谨慎。尽管外传毛的女人无数,但公 开的照片只有两个:张玉凤和孟锦云。因她们二人是有正式身份的:毛的机要秘书和护士。可以出镜。而她「甚么也不是」。我问她:毛 认为你是甚么?

「毛说过,我是他的女儿和情人。我反问他,那不是乱伦吗?毛听后大笑不语。他的伦理就是与众不同。他 也说过我是『尤物』,初初我还不明白尤物是甚么?后来才知道,就是今天香港很爱说的性感。」

我跟她解释,大陆过去没有「性感」一词,就像「做爱」二字也是文革后才流行一样。尤物,字面上是你特 别喜爱的物品,用之女性,便有风骚、妖艳之类的意思。俗语难听点:叫「骚货」。她听了笑起来,说,我比张玉凤孟锦云大概要骚一点。(干 部子弟总是比较放肆吧。)

她说没有和毛的照片,其他的都有。于是,她拿出一大盒照片,倾倒在沙发上,让我看。大部份是黑白的老 照片,而且尺寸小。我顺便挑了几张,她同意我去复制。如图这张在中南海和张玉凤等的合影,她在前排中间。似乎没有孟锦云。 还有和一些老干部的合影

毛是政治家,邓小平只是政客

趁邓小平尸骨未寒,我挑起话头,问她毛邓的恩怨,可有所闻?陈露文说了不少。

她又是从自己说起。她说,八六年她在北京被国安关押,事关邓小平要整杨得志。邓小平之女毛毛的丈夫贺 平(总参装备部副部长)被指垄断军火生意,又不报告总参谋长杨得志,直接向邓汇报。杨为此而不满,曾在军委会议上,当着邓的面,指 责贺平做法反应不好,让邓很难堪。邓便找岔报复杨:抓她,逼她交待「出卖情报」。她说,因为杨得志是她爸陈玉生的部下,她也和杨相 熟,邓要借她打杨。

其间是否有生意上的冲突?她在二月十六日对我说过杨得志追求她,给她军火生意做。华叔回忆录也提到过 她和前夫「做军火生意」。她说过,毛死后,粟裕(大将,陈父上级),杨得志都爱她,表示可以离婚,和她结婚。

陈露文对父执辈的将领中,对杨得志上将(1911-1994)最为好感,说他为人正直,是一名杰出的 战将。她告诉我,一九七九年,邓发动的惩越之战,许世友指挥东线,大败;杨得志指挥的西线却获得大胜,因而,八○年晋升为总参谋长。粟 裕曾对陈露文称赞其父早年救援新四军,说「没有你父亲我们待不下去」。粟裕曾任新四军一师兼六师师长。(毛曾盛赞粟裕的战功,说粟裕 应领元帅衔,但粟裕谦让,三次辞帅,故位列大将第一名)。陈露文没有接受两位将军的追求,尊敬他们为父叔长辈。对我说,他们都是「你 们湖南人」。

陈露文口中的邓小平根本不值得尊敬。她拿邓与毛比,说毛从未动用军队攻打学生;不会当众训斥耿飊黄华 「胡说八道」;邓在军内排斥三野,重用亲信,刘伯承元帅性格内向,功名就被邓抢了去。她说,重用太子党,其实是邓的主意,邓 说还是自己的子弟好,邹家华、李鹏、江泽民才上得去。她说毛是政治家,邓只是个办事能力还不错的政客。邓恨死了毛,要拉毛下神台,故 意放李志绥出来,搞臭毛……

对英国记者介绍中南海舞会

我问她,毛还有甚么东西赠送给她?

她说,毛有诗和手稿赠她,她都已转送给人,包括宋任穷、江华、陈昊苏、陈小鲁、陈丕显、陶斯亮、杨得 志、粟裕等,共有十多首诗。我问她写了甚么?她说只记得一句:「来年相会在梦中」。

她说,高干中不少人都知道她和毛的关系,有的见了她还下跪叩头,叫她「娘娘」,求她在毛面前说情,让 他们「落实政策」。她和陶斯亮是好朋友,是干姐妹,她多次和毛关说陶父亲(陶铸)的事,但不管用。她说理由(陶斯亮丈夫,报告文学作 家)还打算写她的故事。

陈露文和毛泽东的性关系,究竟是玩伴还是宠妃?是我一直是想探清的问题。每次见面她都会谈到一些。例 如三月七日,我特地安排英国资深记者梅兆赞(Jonathan Mirsky)博士和陈露文见面。在万豪酒店自助餐谈了两个多小时。那天她着一 袭红色套装,短裙合身,神采奕奕。梅博士懂中文,不用翻译,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我请陈小姐说话慢一点就行。



图:1997年3月摄于香港万豪酒店。左起:金钟、陈惠敏、梅兆赞。

她说了八六年在北京被关押三年的经过后,便说明中南海伴舞的情况。她说那是一九六二年开始的一项「政 治任务」:中央首长要借跳舞有益健康。那时是困难时期,她十四岁,已发育得有一米六八的个头。去中南海跳舞,对她们这班女孩有一个实 际的好处,就是可以吃一顿丰富的晚餐,富强面和美味的炒菜,外面是吃不到的。她们的舞场,由空政、公安文工团负责,专为毛泽东、刘少 奇、朱德三首长服务。舞场百余人,乐队伴奏,女孩子一排坐在一侧等候邀请上场。

她说是有休息室,有女演员陪毛,端茶入室,一个多小时不出来,有没有人上床?她不知道。舞会每周两 次,每次要跳到三、四点钟,白天还要上班排节目,宣传演出,「非常累」。周恩来的舞场要低一级,由海政文工团伴舞。

高层个个玩女人,周邓都不例外

当问到《叫父亲太沉重》,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时,陈露文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 比她大十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皆知道。她说「艾蓓完全是周恩来的女儿!」艾的养父是个副部长,生 母在北京,当然不会公开。

陈露文解释说,高层除陈云身体衰弱,林彪「抽白面(鸦片)」外,个个都玩女人,老帅朱、叶、老邓都不 例外。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享受。有的高干还「扒灰」,搞儿媳妇,告到毛那里。下级为了巴结上级,也以介绍女孩子为最好的手段。有 人专机从杭州送一女给毛,毛看不上眼,当即飞返杭。毛曾要她介绍姐姐来京(陈露文一家十姊妹,她排行老七),被她拒绝。张玉凤就没有 拒绝介绍其妹到中南海服侍毛。

陈露文谈到毛的生育能力时,说一段颇为大胆的话:「毛有生育能力,李医生有帮毛的女人打胎。只是到老 了,才不行,后来已经不能射精,只是精神上发泄,玩一玩。」

当时,我特别注意到梅博士对「不能射精」一语的反应,可能是陈说得太快,梅博士没有听到,我却听得很 清楚。陈还说,文革开始后,江青大出风头,她完全不理会毛的性事,只盼他多玩些,她好在政治上尽情发挥和抓权。

梅兆赞后来问我:关于陈露文的事,香港记者为甚么没有人去追踪?我回答说,可能是怕太敏感吧,连李志 绥的书出版,香港媒体兴趣都不大,感兴趣的是大陆人。针对陈露文想移民美国的要求,梅博士还帮她找美英驻港领事探听过,他 说,领事馆的人早已认识她,说,和毛上过两次床,就想办政治庇护?

那天在万豪,陈露文胃口很好,吃了不少生蚝。

和毛是如鱼得水的忘年之交

谈毛的私生活,正月初十那天,在航空大厦的谈话较为详备。下午三点四十,我迟到十分钟,陈露文已在拐 弯街口等我,身着一套白色裙装,配白色高跟鞋。她带我上六楼,介绍这是她以每呎九千元炒得的一层楼,正待价而沽,我们在一 张写字枱,相对而坐。她一开口就讲了半小时。说做军火生意、炒楼曾赚到两个亿,现在还有三千万港币在手。

我问她:来香港多年为何不结婚?

她说:「我在大陆有很多人追,文革后有两个中央委员追我,简直疯狂。来香港也有甚么董事长追我,还有 人给我介绍大富豪×××。我无动于衷。我为甚么要离婚?就是因为和毛主席的那段关系太刻骨铭心,其他人就显得太平淡无 味。」我一边记录,一边请她解释。

「随着权力的增长,他的性欲也变得旺盛,以至变态,无人可以适应。因为毛是一个非常态的人,性自然如 此。毛是做爱的高手,不是一般的性交。他很反感周恩来装圣人,情人多,不敢做。也反感刘少奇说他老婆都是正式结婚,只有我 一个乱来?毛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他敢说,他就是秦始皇。」

「有张玉凤、孟锦云在身边,还不能满足他吗?」我问道。

她说:她们两个贤淑,听话,但呆板,不会做,只当自己是工具,不主动,没法让毛有如鱼得水的快乐。我 不同,毛可以当她们的面叫唤:「陈惠敏勾引我,让我看不了书!」

她没有说怎样勾引毛。但说她常在毛面前赤裸裸地看书,以请教问题靠近毛,毛很欣赏她的眼神……只能想 像,六六年才十八岁的她,以舞蹈演员的裸体示人,七十岁的毛怎能招架得住?她说,毛的性意识特强,第一次强暴她时,将她的 衣衫撕烂,让她「一下子完全崩溃了」,经过多次强暴,他们终于成了忘年之交!她说毛的肤色光滑红润,可爱极了。

她透露毛有些怪癖,爱光屁股放响屁,还让她们记录一天放多少次。他认为放屁是健康的表现。毛喜欢和她 互相逗弄,不是单方面满足。还不止一次让她看他怎样和其她女孩玩。她说毛熟读《金瓶梅》,说「贵在意淫」。他不看色情电影,「有我们 在身边陪他,足够了。但江青看三级片。」

陈露文和毛讨论过恩格斯的婚姻理论,一夫一妻制由私有制而引起,也会随私有制消灭而灭亡,她和毛都赞 成「共产共妻」。

恋恋不忘毛的帝王之恩

和陈露文的谈话,根据我的记录共有六次,每次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出书始终是她最关心的事。她说,很 多人都是想利用她发财。北京也有人找她,要她为党史留下材料,被她拒绝。我相信,她是有心出版一本比李志绥回忆录更为真实的书,记 载她和毛的前后十余年的情缘。她一再说明,所以要价数百万美元,是要得到补偿,「蹂躏了我的全部青春」,有一次非常伤感的诉说,「毛 把我害得这样惨,弄得我和任何男人都不能满足,结婚的欲望也没有了!」但是,她并不缺钱。她也想出名,甚至说,以后要别人提到毛就知 道我,像杨贵妃和唐明皇一样。

她非常自信。声称沾上了毛的灵气。其实,也有毛的不可一世和无知,造就她的野心。大陆给她「封口 费」,让她炒楼,一次损失三千六百万,面不改色。她气愤地骂,英美当她垃圾,不给她移民,视她比一个流亡学生还不如。她要 出一本超过李志绥的书给他们看看。

她不讳言,对毛的至高崇拜,怀念毛。她说时常托梦,毛对她说,「只要不跟别人一道反我就好,对我的 事,实事求是就行了,我不怕暴露。」她说,毛是天才,超凡脱俗。毛喜欢她,也是因为她聪明、坦白、反潮流,不仅仅是她漂亮性感。江 青也是和毛的性格相互吸引,她是绝对忠于毛的。毛身边的人,如「汪东兴很坏,干了很多你想像不到的坏事」。

她说,她不怕国安追杀,他们找她谈了五次,要她回国去住,给她房子。她不要。但是香港不安全,她一定 要走。到外国生活,和儿子相依为命。她预言毛派还会在中国上台。

从一九九七年,她对我寄与希望,出版她的回忆录,匆匆十四年过去,犹如春水了无痕。她在哪里?别来无 恙?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多少风流人物都已瞬间即逝,她想做的「乱世佳人」之梦,不过是一代暴君的一个注脚而已。

她说的这些故事有多少份量?读者和红墙中人自可判断。「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也算一篇故事新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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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上一次由纯属误会于2013-2-10 周日, 上午5:56修改,总共修改了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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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1-14 周一, 下午12:49    标题: 引用回复


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一段难忘的岁月。从永远健康到折戟沉沙,让我们一颗幼稚,单纯,炽热的心难以承受。回首往事,“九一三”确实是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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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红:四十年有感 原载〈记忆〉第77期

[向红,退休干部。“九一三”事件之前的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之女,1970年入伍,“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未满17岁,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读书(工农兵学员)。]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如今四个十年过去了。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会和许多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一样,思绪万千。在四十年前,我就已经明白:政治上的我,已经随着我父亲死去了。

关于“九一三”,的确是一个令我难以回避又难以把握的命题。鉴于我父亲在事件后已经被官方的广泛宣传、批判而为全中国家喻户晓,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探寻父亲怎么会走到那一步的心路历程,我想尝试一下谈谈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我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细,因为往往细节导致拐点或突变,所以点点滴滴,都要记录下来。作为个人回顾历史,又不能只看到一家一户的悲欢离散。尤其在这个事件上,要学着站得高一点,离自己的利益远一点,去看国家、民众的利益。

听我奶奶说,我们的爷爷很早就是地下党,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穿军装就是干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后勤干部,一直随着四野打到广东。我父亲从小当过儿童团长,在抗日中学毕业,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传出身,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曾任干事并兼职战地记者,身上有两处辽沈战役中弹片留下的伤疤;组建空军时他所在的那个团去了空军第一航校,还是搞宣传。他是个政治上很坚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跃,很要求上进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

我的小学经历,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被分成了三段——从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我们家就从北京搬到了上海的空四军,住在四军军部对面门诊部的院子里;四年级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空军司令部大院。

去上海是一九六三年初,走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我隐隐约约听见什么“刘司令发火了”之类的话,给我的感觉,我父亲是犯了什么错误。

记得刚刚到上海,我们都住校,奶奶在家,妈妈在门诊部上班,父亲却去了一个很远、很艰苦的地方,极少回家,回来了也是风尘仆仆,带着股农村的稻草味道,人又瘦又黑,但情绪饱满,他一回来就讲很多和战士在一起的趣事给我们听。我们就又能听见爱干净的妈妈数落他脚臭,把他的简陋行李拎到门外,要消毒。他看着妈妈那认真样儿,还故意逗她。有父亲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后来父亲不再去外地了,他和妈妈在虹桥机场的空二师工作,在那里又安了个家。

大概是1964年,我们上的部队子弟小学接收地方生源以后,我们开始走读。但是周末都会坐着部队的大卡车回虹桥机场,从江湾附近的学校到虹桥机场,要穿过整个上海市区,孩子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革命先辈挥血汗,创立了人们的好江山,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幸福的乐园……”非常快乐,妈妈也觉得在上海的那段工作生活,是她最轻松惬意的。

再回北京时,大约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在快要离开上海的日子里,有一次我随着父亲在空二师的干部食堂吃饭,广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的什么社论。父亲停下了筷子,侧耳聆听,一脸严肃。

我们到了北京,还在车站等着提取行李时,我觉得口干舌燥,鼻子就突然流血了,妈妈说是气候太干燥了的缘故。在上海市普通话比赛得过奖的我,拿着钱去买冷饮,丝毫没想到当我习惯地说“棒冰”时,却受到了嘲笑:什么呀?这叫冰棍!这两件事使我对北京顿失好感,现在想想,简直像是不祥之兆。

好像是王飞伯伯和何汝珍叔叔来接的我们。我对何叔叔很感兴趣,因为在上海时我看到他写给父母的信,字写的非常端正秀丽,因此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为什么要回北京我很不解,我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对学校很不舍。后来我跟王飞伯伯提起此事,他说我父亲离开空司以后,他们俩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前后长达三年多;后来父亲调回北京,也是经过他们劝说才同意的。

我理解父亲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对革命事业抱有极大的热忱,忠心耿耿,积极努力,表现优秀,才会被挑选去司令员身边工作。父亲很正直,他不想回北京,是伤心了。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调来调去。

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评了他。他解释,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错。刘的性格很闻名,他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评我父亲,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亲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父亲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就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父亲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原因。

据我哥哥向阳了解,文革前我父亲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二师五大队当政委的时候,五大队这方面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父亲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心。父亲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激扬、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院里讲心得。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灯光球场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


(上图:周宇驰与女儿向红1971年初在杭州合影。林立果摄。)

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革命老干部;解放后他父亲是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办人,后来担任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我也还清晰地记得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穿着新军装,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边上看着我进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后来他成熟了,也胖了,一下子像个干部的样子了,到哪儿都能听见歌颂他父亲和赞美他的话,每逢此时,他只微微一笑,颔首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狂,平时依然寡言少语,好像总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样子。

记得是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号,那时我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医疗系读书,那天早上程洪珍开车到学校,把我接去度周末,“调研小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

一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放在陈伦和房间的卫生间里,轰隆轰隆地响,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叠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不知是几点钟了,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发表“五二〇”声明那个大会,我坐在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了林彪代读那篇毛泽东声明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我目睹了这一切,就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爸爸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父亲是林副主席呀!……要是我爸爸在台上讲话,我好不好意思听呢?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父亲从当年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和那些空军党办的精英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家有业,也有一定权势,他们还想干什么?怎么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干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难道是贪图更多的权益?难道是脑子一热、自我膨胀,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折腾什么呀?林彪不是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七一年的九月五号,是个周日。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样,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主要为了能解解馋。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伙食费和地方同学平摊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胃口大得吓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忘了是饭前还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聚在客厅说笑着,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爸爸十二号就要到广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为何这样,但因为他一直很关心我,跟林立果他们关系又好,在那时“亲不亲,线上分”的政治观念里,他和我父亲是一条“线”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让其他同学听见;于是我很有礼貌地应合着,答应了,但心里依然感到些许疑惑——广州是父亲常来常往的地方,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们父女的感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告诉我。事后才知道,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刘兴元给广州军区传达了毛泽东南巡“吹风”的内容。

十二号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学校等消息。但并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电话来,可是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林立果和父亲他们神秘、机动的工作特点,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要办,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学校只接过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但我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

大概过了一周左右,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她悄悄地告诉我:一个大官坐飞机跑了,下落不明。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猜想,会是谁呢?其实我根本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最后她说,可能是许世友!这个人最不听招呼了!我根本对“跑了”没有任何概念,对中央的事情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分析,就觉得有道理,听说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曾经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很可能是他。

当年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更不会想到此事和自己有关,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听文件的时候感觉头晕耳鸣,全身麻木,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我旁边坐的是学校里睡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什么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回答:是我……声音极低,极粗,极哑,根本不像我平时。她一定是被我吓着了,马上搬着凳子往旁边挪了一下。

听完传达文件,李先念接见我们这些父亲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女。他特意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你能不能像林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你会怎么办呢?向谁举报啊?我根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但全场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勉强站起来,眼冒金星,感觉喘不上气来,眼前黑压压地一片人头,我跳过了前两个问题,朝着两步远的李先念,对他提出的“向谁举报”这一问题,哑着嗓子说了三个字——吴法宪。

显然这个答案令他很不满意,他也不让我坐下,就转过脸跟另外一个方向的子女们讲起话来。我既紧张又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刚才听文件的时候隐约感到吴司令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说的是实话,谁让我听见林立果他们背后跟吴法宪叫什么“吴胖子”呢?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不向他举报向谁举报?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就是他嘛!何况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么举报;就算我去过几次毛家湾,但都是坐车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

广州军区委托广东省军区把我们这些子女留下办学习班,而这四天我自闭了,像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学习班结束的总结会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态、表示紧跟、要划清界限等等。我则被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点了名,“听说这四天学习你没说过话,你是怎么想的?今天你要表个态。”我一咬牙站起来,倔倔地说了两句——

中央文件是机器印的!

我要看温都尔汗的照片。

这两句和当时会议气氛大相径庭、完全逆反的话,让于主任措手不及、极为不满,后果可想而知。从此,就给组织上留下了我“态度不好”的史话。

以至于1974年我复员后被空军流放到南苑空司生产队去,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去那里劳动遇见了我。一开始以为我是哪个空军招待所去南苑轮流劳动的服务员,吃午饭时还专门坐过来,和颜悦色地跟我聊天,问东问西。然而,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产队长在一旁陪坐,几经犹豫,还是很尴尬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这个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对我翻脸了!大声斥责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扣。在众人的注视中傲然离去。身后的食堂里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事后我越想越绝望:我到底是谁?我代表我父亲吗?我竟如此之臭名远扬?空军司令竟如此没有水平?“党的政策”竟如此之遥远?

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十七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里,因为家里的事情,我负气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的训练飞机,要提前回学校。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最让家长放心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是意外和伤心,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坐下来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当时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即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磨杀驴啊!

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谁把林副主席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父亲一句,谁还敢整林副主席啊?

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号“响尾蛇”……说要“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虽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父亲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借刀杀人的意思。

父亲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下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他通过了之后,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复到了平时对我们循循善诱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谈话,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这一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

时值八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纪要》里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利用”了的无奈,只是出自我父亲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



(上图:周宇驰生前全家合影。)

很多人描述“九一三”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但从他们的描述里,我听出父亲除了一如既往的 “忙碌”、“疲劳”,还有从来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在家里他不是“周副主任”,他只是一个同时兼有儿子、兄长、丈夫、父亲身份的普通人……痛定思痛,接下来的四十年里,随之而来的疼痛,像是在心底慢慢融化,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

九月十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

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

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

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

十二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让他以后给母亲用。当然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至今没有归还。

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

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

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

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历来淡泊名利,对政治没兴趣。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所以哥俩经常辩论。

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

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

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

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

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

我父亲还说,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应该需要知识分子。

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

当时,二叔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

我父亲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父亲接着说,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我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我父亲接着我妈妈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我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

我妈妈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亲,也从来不过问我父亲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父亲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妈妈“交底”,我妈妈怎么跟他走呢?

就在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

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奶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啦。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啦!谁也顾不了啦!

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是要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啦”,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但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妈妈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

别等我了!

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临终遗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九月十二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七一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于在信里的口气挺内疚的。

以前他俩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

他也准备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我走访过一些父亲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父亲的本质和能力的评价使我宽慰。

正像于新野叔叔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也曾经迷茫过,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面价值,要活得有意义,不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父亲是想努力做到忠孝两全的。我遐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父亲在一起,说不定也会跟他一样向妈妈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

四十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未平息过,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善,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学者和世人们已渐渐脱离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读他们,对他们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资料的研究也越发深入,这是令人欣慰的。每个时代都有领先于时代的进步思想存在。从《纪要》中不难发现,也许除了可以从中读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外,其愤慨的后面,更多的是对国家已经背离了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对当下时局的焦虑。他们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入党、参军,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出生入死。《纪要》之所以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挞,就是因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一些真话,因为它那“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为“反面教材”,《纪要》的历史使命也并没有终结,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四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亲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仍然希望党是健康的,希望国家有序发展,希望军队强大,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来。

“九一三”——四十年前这个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日子,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


原载〈记忆〉第77期,五柳村2011年10月22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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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1-14 周一, 下午1:40    标题: 引用回复


评述邱会作回忆录 ● 罗瑞卿杨成武文革倒台真相

蔡咏梅,原载《开放》2011年第5期

● 林彪生前四大金刚之一的邱会作,近日在香港出版的长篇回忆录,披露了文革期间多宗重大事件内幕,虽然是一面之词,但对研究文革历史仍有价值。


  林彪生前的四大金刚都在香港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或传记。其中黄永胜儿子写的《军人永胜》及邱会作的《邱会作回忆录》均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近日出版。读了这两本传记,觉得邱会作回忆录很有价值 。

  邱会作文革前已任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长,是中共军方的当权派人物。文革期间,因属于林彪亲信在权力上更上层楼,于中共九大当选政治局委员,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林彪妻子)、李作鹏并称「黄吴叶李邱」。一九七一年林彪坠机蒙古温都尔汗事件后,邱会作作为林彪死党被整肃遭羁押。一九八一年中共审判江青、林彪两案,邱会作判刑十八年。一九八七年刑满释放,二○○二年七月十八日逝世于北京。这本八十万字分上下两册的回忆录,据邱会作前言说,他是一九八一年受审判后已立意撰写,一九八七年获释就开始着手,因为他觉得审判不公,有怨气,要一吐为快。邱会作曾位于文革高层权力斗争的漩涡,深知内情,而且敢写,书中披露文革多宗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虽然是一面之词,亦有对事实按自己利益和个人好恶作裁剪之嫌,但总的来说,邱披露的史料对研究文革还是有很高价值。

邱证实罗瑞卿得罪林彪而倒台

  文革前夕军队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打倒一案。在林彪倒台之后,这笔帐是算在林彪一派身上。邱会作在回忆录中为林彪作辩护,把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但也说了老实话 ,指出罗瑞卿被害,主要原因是罗瑞卿后来投靠了林彪的死敌贺龙,被林彪视为对自己的背叛。

  邱会作说,中共军队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组建红军的历史渊源分为三大派系 :一派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 ;一派是以贺龙为代表的红二方面军和徐向前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是毛泽东的嫡系,其中毛亲手创建的红一军团更是毛嫡系中的嫡系。红一军团创建时,朱德是总指挥,毛任政治委员,所以中央红军在江西时,有毛委员之称 。当时林彪为毛领导的红一军团下的红四军军长,后来任红一军团军团长。在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后,毛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 。因此中共上台后,毛让彭德怀当国防部长,毛打倒彭后要林彪继任掌军权,都有上述历史背景的原因。邱会作说,毛泽东治军一直依靠「双一」,即来自红一军团或红一方面军的人,「这样主席就放心。」

  邱会作说,当时在中共军内能和林彪这个山头对立的就只有贺龙 ,而且双方斗得很激烈 。贺龙善于招兵买马,彭德怀下台,徐海东(大将)生病后就把彭和徐的旧部都收在自己门下。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林彪与贺龙斗,是要保证军权掌握在毛泽东信任的双一军头手中。但这是林彪一派冠冕堂皇的话,邱会作回忆录完全未提到,林彪与贺龙是有个人恩怨的 。中共在延安整风中,贺龙的老婆薛明曾整过林彪老婆,林彪大怒,与贺龙从此成为终身之敌 。

  一九五八年彭德怀被毛泽东打倒,林彪奉毛泽东命令组军委班子。林彪亲自推荐罗瑞卿任最重要的总参谋长,因为罗即出身双一,他是毛的亲信,也是林彪的旧部亲信,毛放心,林也放心。邱会作说,罗瑞卿最初对林是效忠的。但一九六二年作为第一军委副主席的林彪患病不任事,毛泽东指定第二军委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以为林彪已成废人,与林彪关系开始生变 ,开始投靠贺龙,与贺结成联盟,以「不要干扰林彪养病」的理由,阻止军委办公厅的人去探望林彪及汇报工作。说「病号就是养病,要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罗在军委内部讲话中还说林彪病重,给人印象是林彪在熬时间了,使林彪一些亲信要考虑自谋出路,投靠贺龙。林彪觉得自己被架空,权力受到威胁。因此罗瑞卿把自己的老上级林彪是彻底得罪了。

  邱会作说,当时几个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也与罗瑞卿有个人恩怨。罗瑞卿恃受宠于毛泽东 和林彪(倒向贺龙前),对老帅不尊重,叶剑英弟弟叶道英在华侨事务所工作搞了一点自行车票证,罗组织人在会上围攻叶剑英,因此也得罪了叶剑英。罗瑞卿被打倒后,叶剑英曾说「搬掉恶神,解放元帅。」

  但罗瑞卿很快发现把赌注押错了。一九六五年形势突然有变,林彪说他健康好转,重回军委任事。该年一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上林彪再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罗瑞卿开始慌了,托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楼传话给林彪,向林彪再表效忠说「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灰,都忠实于林总。」但此时已无法改变林彪对他的恨意 ,而且已到毛泽东要发动文革的前夕,毛必须借助林彪,罗瑞卿因此被毛泽东牺牲。当时积极参与倒罗的有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泽东主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会前叶剑英、聂荣臻向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只有贺龙例外。邱会作是叶剑英找他谈话,叫他不要陷入罗瑞卿和他的同盟圈子里,还要他不要向外透露贺龙问题。

  十二月七日接中央命令,邱会作与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李作鹏同机飞上海参加重要的会议,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会是打倒总参谋长罗瑞卿,只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不知。在飞机上刘伯承还故意问贺龙到上海开甚么会。贺龙说可能与打仗有关。显然贺龙后来倒台此时已埋下伏笔。上海会议后叶剑英就取代了贺龙在中央军委的工作,而总参谋长则由杨成武代理。罗跳楼自杀摔断腿,叶剑英幸灾乐祸,写诗挖苦他「将军一跳身名裂」。

  邱会作回忆录指责罗瑞卿文革后重新上台,当上军委秘书长后,罔顾事实吹嘘自己一贯反林彪,还对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一个不剩地残酷镇压报复,包括他自杀摔断腿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时所有参加过治理他的院领导、专家、医生护士,甚至送饭的护理员。其中院长靳来川、副院长曹根慧被逮捕法办。靳关秦城监狱十年。邱说 ,对黄吴李邱的四位妻子,中央已下令释放出狱,但又被罗瑞卿下令押送农场劳改。

毛为林彪再牺牲杨成武

  继罗瑞卿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为林彪爱将,邱说是批罗瑞卿的第一干将和先锋。文革初期一度红得发紫,但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大会堂军队驻京干部万人大会上,突然宣布杨成武及空军政委余立金、及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被打倒。事前毫无迹象,事后未有合理解释,这宗被称为「杨余傅事件」的文革大案至今有许多神秘不解之处。

  邱会作回忆录对此有比较清晰的解释。他说杨成武是林彪心腹爱将,但杨成武当上代总参谋长后就过于往主席江青个人身上靠,特别讨好江青。林彪认为他是脚踏两条船。杨成武想用自己的心腹余立金代吴法宪掌空军,但他不同林彪讲,而用江青来压林彪,这是讨厌江青的林彪完全不能接受的。此时还发生了杨成武女儿杨毅与余立金一个已婚秘书的绯闻,杨成武维护女儿这段恋情,而吴法宪则以组织名义横加干涉。林彪于是派叶群向毛泽东告杨成武的状。毛为此开了四次会议听取汇报。邱会作未说谁作汇报,估计应有叶群、吴法宪等,因为林彪指控杨的罪名之一是「勾结余立金要打倒吴法宪,篡夺空军的权力。」邱说,毛最后明白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要重要得多」。

  从邱会作这一披露可看出,杨成武被打倒的根本原因是林彪认为杨成武背叛了他,而毛泽东在林和杨之间必须作出选择,当时离毛的主要敌人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被永远开除出党尚有半年,毛需要林彪支持,于是在牺牲罗瑞卿后再牺牲了杨成武。虽然次年中共九大林彪被作为毛泽东接班人写入了党章,但很有可能「杨余傅事件」已埋下毛林最终决裂的根子。因为毛几乎可以说是在林彪的胁迫下除掉杨成武,因此毛指示在这个驻京干部万人会议上,「杨成武问题要由林彪同志去作报告,把问题讲清楚。」

与江青关系恶化汪东兴误导

  而继任的黄永胜可能是吸取了前两任的教训,百分之百地效忠林彪。但黄上台后,林彪军人派系和江青的文革派系之间的关系却迅速恶化。因为林彪讨厌江青,说「江青搞宗派主义」,黄永胜秉承其意,坚决抵制江青插手军队事务。邱会作说,另外毛泽东的大内主管汪东兴也起了很大作用。自九大后汪东兴关始与叶群吴法宪等往来密切。江青是毛的老婆,但了解毛泽东私生活的汪东与经常向他们透露毛江隐私,说江青自做了妇科手术,1964年后与毛的夫妻生活就结束了 ,毛与江是两回事。因此林彪一派,特别是黄永胜抵制江青毫无顾虑,甚至九届一中全会选政治局委员时游说军方中央委员不投江青的票。林彪一党与文革上海帮势如水火,开会连位子都不坐在一起。邱会作说直到庐山会议后,才发现上当,认为是被与江青有仇的汪东兴误导了。

  邱会作说,九大开幕之前,汪东兴生病,叶群带黄吴李邱去探望汪东兴,后来叶群又叫四人再去一次。汪东兴很激动,因为毛没派人去看他,汪在他们面前哭着骂毛泽东「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不要我了」。他们很吃惊,察觉到毛与汪东兴有很深的私密关系。

  说到毛的隐私,邱会作回忆录提到了一位在毛泽东身边的空政文工团女团员刘素媛。当时军队保皇派和造反派斗得很厉害,而刘素媛拥护空军党委和吴法宪。刘素媛想搞一个演出,毛还曾叫自己的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要叶群约见刘素媛。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刘素媛支持的保皇派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造反派冲击会场,发生武斗,数十人死伤。毛支持造反派。双方激战时,刘素媛说保皇派(邱会作称为革命派)胜了,毛说「你高兴个屁!等一会造反派还会翻过来。」但当时刘素媛很得宠,毛因宠她转而支持了保皇派。邱会作说,如果刘素媛是个造反派,毛主席也会支持她,那军队的情况就会更复杂,更恶化了。

  大陆萧恩科一九九二年出版有关林彪四人帮两案审判经过的《超级审判》一书,也提到这位空政文工团员刘素媛,说刘素媛一次与毛跳舞,毛说「江腾蛟此人不可重用」。然后由刘将话转给空军司令吴法宪。毛这位得宠的女友在九一三事件后即被毛抛弃 。

毛林在庐山会议正式决裂

  毛泽东与林彪关系的真正转折点应该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开幕的中共九大。当时文革前的实力派刘邓被打倒,但在瓜分权力的中共九大上江青文革派没有得多大实权,邱会作认为这与毛泽东的初衷可能不相符。而林彪这一派成为权力大赢家,除林彪一党的黄吴叶李邱全部进入政治局,而且全国大部份省市第一把手都是军头,中共无形中变成军政府,当时外国媒体也这样报导。邱说,这是毛主席始料不及的 。而且被党章确定为接班人后,林彪炙手可热,连毛身边的人,像陈伯达、汪东兴等也开始向林靠拢。这时毛开始放话,针对林彪,说四个伟大讨嫌之类。而林彪一派针对江青、张春桥文革派的攻击也不断升级,结果就是毛林正式决裂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这个本来是为召开四届人大作准备的会议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庐山召开,因此又称为庐山会议。会前政治局谈到修宪的问题,毛反对设国家主席,邱会作说,林彪已明白毛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不想给他留位子。而后来作为叶群罪状的那句话:「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实际是汪东兴说的。会前林彪的军方一派与文革派在宪法修改稿也争得很厉害,于是有了后来庐山会议上天才论之争。邱会作说,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讲了两个钟头的话,提到有中央的同志反对说毛主席是天才。大家均知道是指张春桥。邱说,事前陈伯达找过林彪,说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邱认为林彪讲得一般,还有点含糊,但话音一落,全场爆发热烈掌声。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许世友、陈锡联竟跑上去和林彪握手,表示支持和敬意。叶剑英和陈毅也起身与林握手。但毛没有讲话。邱认为毛看到林彪受欢迎的情景,肯定心里别有滋味。

  随后庐山会议又组织全体中央委员两次听林彪讲话录音,然后分组会均表态拥护林彪。邓颖超还争功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这四个字是她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汪东兴特别活跃,四处鼓动人发言表态,他自己讲话说「有人反对毛主席」,「笔杆子压枪杆子」,「要揪人」。张春桥在华东组几乎成为批判对象。许世友还给毛写信,说应把张春桥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三年。林彪讲话引起反中央文革强烈反应 ,江青带着张春桥等向毛求助,张春桥和姚文元跪在毛脚下,抱着毛的腿痛哭,把毛的两条裤子都哭湿了。毛泽东立刻下令小组会暂停。然后揪出陈伯达并下发了《我的一点意见》为会议定调。吴法宪陈伯达作检讨。因毛最后的表态,文革派大胜,林彪一派惨败。会议结束后,林彪与黄吴李邱分手时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坏是个彭德怀第二。」

  而林彪事后亦坚决不向毛低头。邱会作与黄永胜商量后,由黄向在北戴河的林彪建议给毛作自我批评,但林彪的答复是:他在庐山会议讲话是没有甚么可自责的;他们(指毛和中央文革)妄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甚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庐山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解决。邱会作说 ,毛非要叫林彪从他的胯下爬过去 ,林彪就是不从。因此,毛开始南巡,找各路军头谈话,准备对付林彪,随后九一三事件发生,黄吴李邱也随之垮台。

邱缺少反省和忏悔不值得同情

  邱会作回忆录在谈到周恩来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扮演的角色,因周恩来在红军长征之前救过他一命,下笔比较客气,但也以曲笔指出周恩来周旋于毛林江之间如何投机取巧明哲保身。周恩来曾对邱会作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虽然周恩来对林彪一党与江青和中央文革互斗看得很清楚,私下附和黄吴李邱。但九一三事件后,他竟然问邱会作「你怎么和林彪搞到一起去了?」邱会作说,周恩来态度的转变是在为自己找退路,周恩来可以退,但他们四人就只能坐以待毙。四大金刚被带走拘押时,周曾拍着胸脯向他们说,他们的老婆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他们回来有甚么闪失,可找他姓周的是问。但周的话并未兑现。他们的妻子都被监禁,子女均受牵连,邱讥讽说,「也许这就叫信誓旦旦吧。」

  邱会作的回忆录还涉及到当时的中共党政军高层许多人事纠纷,如他与徐向前元帅的恩怨等。中共党内高层人物相互之间积压几十年的个人恩怨和争权夺利在文革期间可说是集体总爆发,很多人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下,趁机泄私愤、报私仇,由于中共特殊的政治生态,这种人事斗争显得特别残酷,确实如林立果五七一工程所说是一部血腥的绞肉机,身陷其中的受害者许多也是害人者 ,都无多少正义可言。

  读邱会作回忆录,觉得和其它三金刚的回忆录一样,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反省。邱在书中一再炫耀他的革命功勋,但似乎还未明白他后半生所受的苦难就是他前半生干革命带来的祸患 ,而毛林周领导的这场革命为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更是罄竹难书。其次邱也未能对他们自己当权下干过的坏事有丝毫的忏悔之意 。邱会作当年被军内造反派差点残酷斗死,邱对斗他的人恨得咬牙切齿,但他不提一些斗他、打他的就是他掌军队总后勤大权时在他身边工作被他糟蹋迫害的护士和女下属 ,而且他被林彪保护再掌权后又对整过他的人再次整回去。

  邱这本回忆录值得读,但他这个人不值得同情。



(图1)邱會作1980年在“特別法庭”上。


(图2)1970年在長城。左起: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陳綏圻,葉群,胡敏。


個人恩怨是中南海内鬬的核心

領導層的個人恩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内鬬的核心。邱會作披露了周恩來告誡軍委辦事組的名言:“什麽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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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1-15 周二, 上午2:18    标题: 引用回复


重访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北平旧居——居仁里

[博文: 阳光杰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7a8a70100how5.html


赛金花最后的居住地居仁里16号早已变成为了学校的围墙,中间过道是16号的原址。

如今的居仁里胡同还在,但已破败不堪。

陶然亭公园内赛金花的疑似坟冢。




嫁洪文卿时结婚照(1918年,上海)


  七十多年前的1936年12月4日,穷途潦倒的清末名妓赛金花病逝于北平天桥居仁里;结束了她传奇般的一生。

  赛金花原名傅彩云,1887年清廷驻俄、德、奥、荷兰四国外交大使洪钧以重金为其赎身,纳为小妾。当时赛金花年仅十四岁,洪钧比她大三十六岁。洪钧曾带赛金花去过欧洲,并在柏林生活了两年。她回到中国后名声大噪。义和团“庚子”之乱后,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害,几个德国士兵在北京前门外八大胡同游荡,发现一个能讲德国话的妓女。他们报告联军统帅瓦德西,赛金花就成了瓦德西的意中人。赛金花劝北京的商人把食物卖给外国兵,她救了好多中国老百姓,使他们免于外国兵的杀害抢劫和奸淫。

  老百姓对她感激万分,虽然她是女人,但是老百姓以“赛二爷”尊称赛金花。刘半农曾称,在晚清的历史上赛金花和慈禧老佛爷是“一朝一野”两个最著名的人物。

  1902年,赛金花在北京前门外陕西巷组织妓班,成了老鸨。1903年因虐待雏妓致死,被捕入狱。因她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保护过中国人。因此有人说情,后来被提前释放。出狱后赴上海。

  1921年后赛金花穷困潦倒,迁居北平天桥居仁里16号一陋室居住,穷得连付房租钱都没有,名子似乎被人遗忘了。后来被一小报记者发现赛金花还活着,并且处境凄惨,写条消息登在报上。于是新闻界又掀起股赛金花热,各报记者纷纷采访,她的艳闻,轶事充满报纸版面。不少人纷纷捐钱物资助她。著名剧作家夏衍写了话剧《赛金花》使赛金花的名气“一夜满京城”。

  赛金花1936年因病死亡,时年62岁,死后葬于北平南城的陶然亭。潘毓桂题写碑文,张大千所绘《彩云图》之赛金花彩像逐镌刻入石以示悼念。



赛金花墓的张大千彩云图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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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1-15 周二, 上午2:46    标题: 引用回复


深夜听邓丽君的老歌彩云飞,想起了近代史上也有个唤作“彩云”的不幸女子。。。



赛金花,原名赵灵飞,安徽人,因家道中落,化名"傅彩云"卖笑为生。



安徽东至县许世英与赛金花“虐妓”案

http://5257.0566.cn/thread-85484-1-1.html


命案后的分歧

  “红粉佳人”突然去世,而且是抗拒威逼,案件性质之严重不言而喻,可当晚的“主人”,是个谁也得罪不起的“京都人物”。鹿公子的父亲鹿传霖(1836~1910),是直隶人,字润万。同治元年(1862)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时,年方27岁。“庶吉士”在清朝是指从考取的进士中选出的文学、书法优等的,经殿试之后,考试成绩仍为前列的,才可入馆学习,成为“庶吉士”。三年后举行考试,优秀的“庶吉士”,便直接选入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配到六部去任主事或内阁中书等职,也有被优先录为知县的。经过这一系列程序下来,由“庶吉士”到具体被分配担任实质性职务,其年龄一般也要到三四十岁的份上,可由鹿传霖的“出道”之早,人们应该能领略到鹿传霖仕途的“非凡”经历。

  鹿公子惹出此事时,其父已由四川总督被提升到朝廷,与庆亲王、李鸿章同为督办政务大臣。1909年,鹿传霖与摄政王载沣受光绪帝遗诏,共同辅佐宣统幼帝,次年去世。据历史记载,鹿传霖为官,名声颇佳,“知民疾苦”,所到之处,要求属下清廉自律,其本人也以身作则,“尤恶贪吏”,不避权贵。可他的这位公子,却不是个“争气”的后生。当然,有这样一位老爸,他出事后也无大碍,况且,抽鸡毛掸子的事,也不是他干的

  蝶芬服毒死亡后,赛金花的所作所为,目前流传着两种说法:

  一是说蝶芬死后,赛金花即指使帮闲者将其用芦席裸裹,趁着黑夜,埋在后园的空地中。对于知情人,每人分发些细碎银子,以堵其口。这些帮闲者都知道“赛寓下处”一些常客的厉害,没人敢向外走露一点消息。

  事刚完毕,“赛寓下处”来了个常客,点名要蝶芬陪茶,由此而得知蝶芬已死。此客十分伤心,就问别的小姐:蝶芬是怎么死的?小姐们众口一词:服毒自杀。客人顿生疑窦:蝶芬年轻貌美,将来不可能没有好着落,怎么会……于是客人不动声色,另唤一名雏妓作陪,终于打探出些许原委,于是立即乘黄包车而去

  这时,“赛寓下处”的小姐将此情向赛金花作了报告。赛金花很担心此人会去报案,于是立即找鹿公子商量。鹿公子手下的一批帮闲很快合计出一招:叫邻居彭氏报案,称死去的小姐,是自己的闺女,在“赛寓下处”突然吃鸦片而死的。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回避自己殴打小姐的情节。

  第二天,辖区内的治安公所派出衙役,前来调查此事。衙役带着一帮爪牙赶至“赛寓下处”,在后园中掘出尸体。仵作(相当于现在的法医)当场验尸,结果发现蝶芬遍体鳞伤。衙役十分恼怒,便立即将赛金花押至公所,于是案发。

  另一种说法,是赛金花本人在刑部的供述。这份供述,至今尚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赛金花在这份供述中说:我是江苏元和县普通百姓李春山之妻,年方29岁。来京后一直在陕西巷租房居住。今年四月始,开设“赛寓下处”。六月初二晚上七八点钟时,突然闻讯蝶芬服食了“洋药”,于是我赶紧叫人给她灌药洗胃。可蝶芬紧闭嘴巴,不愿意吃解药。情急之下,我就用鸡毛掸子打了她。至于到底打了几下,我现在已记不清了。随后,我又叫人将蝶芬抬往车栅内解救,但一直未见效。大约半夜时,蝶芬死亡。

  显然,她在这里说了假话,因为她当时根本就没有丈夫,更谈不上什么“江苏元和县普通百姓李春山”了。

  接着,衙役又讯问她为什么事后自己不报案。赛金花回答说:“报案的是彭氏。彭氏平时与我相好。出事后,我就求她为我报案。她报的全是事实,她没有收我半文钱。”

  衙役又问:“这死去的蝶芬是何许人?”赛金花按照事先与相关“参谋”的合计,说:“她是今年四月‘下处’开张时,我在一个人称‘刘师傅’的人处,花600两银子买的。这刘师傅与我只是一面之交,现在到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

  这样,关于蝶芬的身世,官方便无从查起。赛金花在做这份口供时,已是六月初八。同时被衙役审讯的,还有两位证人,一个是彭氏,一个是看车棚的于三。

  彭氏是“赛寓下处”的邻居,经常来“赛寓下处”闲游。蝶芬吃下大量鸦片时,彭氏正好过来看见了,也参与了施救。蝶芬死后,赛金花与在场的客人们“急中生智”,要彭氏谎称蝶芬是其亲生女儿;然后,又将蝶芬抬进车棚,说是“女儿”生病了,要赶紧救治。结果呢?“不治身亡”。)

  于三说,蝶芬被抬进车棚时,已经死亡了。当于三被叫与彭氏对质时,被审讯差役看出破绽。经再三讯问,彭氏道出了原委,承认称蝶芬是“自己女儿”为谎言。

  人命关天!这起案件经审具结后,就交由刑部对赛金花“伤害致死雏妓案”作出最后判决了。


案落老乡之手

  赛金花“虐死”雏妓一案移交刑部的案卷中,当事人供述的供词有三份,分别是赛金花、彭氏及于三所作;尸体检验单一份;地方衙役向刑部汇报的“案情说明”一份。其中赛金花的供词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是:她将用鸡毛掸子抽打蝶芬、致使蝶芬无法忍受而被迫服毒的事实,演绎成是蝶芬“突然”服毒,并拒绝服食解药,赛金花情急之中,用鸡毛掸子抽打了蝶芬的肩胛骨和后背,故而在蝶芬的遗体上,能见到多处外伤的现象。在赛金花看来,她抽打蝶芬是事实,蝶芬服毒是事实,蝶芬拒绝服食解药是事实,蝶芬最终死亡也是事实,但蝶芬的死亡与她的抽打没有必然、直接的因果关系。

  案件尚未作出判决前,京城老百姓便纷纷议论:“虐死”雏妓的老鸨——赛金花,此番恐怕是难逃重刑伺候的厄运了。

  赛金花“虐死”雏妓案被送交刑部后,被分配在时任刑部主事的许世英手中。

  许世英(1873~1964),字静仁,号俊人,晚年别号双溪老人。他的家乡——安徽省建德(今东至县)与赛金花的故乡相邻。许世英是当时各界公认的“司法专才”。他出身农家。在东至县许村,至今尚存有许世英的简陋故居。许世英幼从私塾,19岁时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拔贡生选送京师参加廷试,考中一等,以七品京官被分配到刑部担任主事。)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慈禧和光绪等都逃往西安。签订议和协议后,慈禧和光绪皇帝便回京。许世英当时就随从两宫,负责处理沿途百姓的诉争,以及拦驾喊冤的刑事案件。沿途情形变化多端,一些案情曲折复杂,但许世英驾驭自如,很多问题迎刃而解,这使得慈禧与光绪在回京途中,少受了不少惊吓。因为”护驾有功“,许世英回京后,很快得到提升和重用。据说,在吏部提请皇上提升他时,曾将许世英的档案履历呈送慈禧和光绪帝审阅。当慈禧看到那段“迎驾回京”的护送经历时,笑着对光绪帝说:“许世英还跟我们共患难过呢!”许世英曾以此为荣,很多同僚也知道他有这么一段“非凡”的经历。

  许世英的为官经历十分丰富,他曾历仕晚清、北洋和民国三个时期,闯荡宦海60余年,一直一帆风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单看下面的一排职衔,人们便会领略到这位官场“老手”的“非常经历”:

1905年,他曾任清廷巡警总厅行政处佥事;

1908年,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相当于现在的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1912年,先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继而又被任命为内阁司法总长;

1916年,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交通总长;
  
1921年,任安徽省省长。此后,曾出任段祺瑞政府筹委会秘书长,国务总理;

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出任蒋介石政府驻日大使。抗战爆发后,愤然回国,就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长;

1947年,就任行政政务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1948年,随同行政院长张群一道辞职,移居香港;
  
1951年,被挟制赴台湾,被蒋介石聘为总统府资政;

1964年,在台北去世。

  从许世英以上的履历看,许世英处事、处世之能力,是非同寻常的。赛金花“虐死雏妓案”落到许世英手中时,他正在刑部当主事。当时,刑部的核心人物是京城中的另一个名人——近代法学改革大家、在中国法制史上被称为“法学泰斗”的人物——沈家本。由此,赛金花又与这一名人家庭发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赛金花是清末名妓,1903年,赛金花与沈家本(时任刑部侍郎)之子两情相悦,沈家本嫌恶赛金花为风月女子、有损沈家社会声誉,曾严禁其子与赛金花交往。但沈赛二人依然故我,此事让沈侍郎大为恼火。1904年,赛金花的一个女佣被发现死于外伤重创,邻居朋友都推断是赛金花虐待殴打致死,于是将赛金花作为凶手加以举告。在初审过程中,由于证据不足难以定案,后此案被上报刑部主事许世英的手上。沈家本作为许世英的顶头上司和业师,曾当面示意许世英“以伤人致死之罪将赛金花发配新疆”,许世英领受恩师承命之后,并未先入为主,而是细查案情。审理过程中,许发现女佣之死因是有先天的内疾。因此,许世英在判决中没有对赛金花处以“实发新疆”,而是以伤害定罪,判处“赎流之刑”(被判刑者可以交纳赎金,免于实际执行流放的刑罚)。赛金花最后交纳了制钱90文,没有被发配到外地。许世英事后上书沈家本“请罪”:本朝无此律,本朝亦无此例,因此有违师命。




赛金花真面目:自己都不清楚如何“床上救国”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200910/1009_7180_1379312.shtml

赛金花一生大红大紫过三次,她最为人熟知的事迹其实只有一件,即在庚子年间与八国联军元帅瓦德西的一段关系。几十年屡屡翻炒,也不过是对此的不同阐释。真耶假耶,无人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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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1-22 周二, 上午4:46    标题: 引用回复


大人物 刘若英 新浪女性_新浪网

http://eladies.sina.com.cn/qg/darenwuliuruoying/index.shtml


陈升新书的序言:给九十岁的你

文 / 刘若英

  
  很久不见了,我不会自讨没趣的问你最近好不好,因为你的答案总是「活着吧!」在这个不耻「冷笑话」的年代,还能坚持这么幽默的冷言冷语,你应该也算奇葩。
  
  我想即使到了九十岁,你应该还是跟现在一样,像个长不大的小老头,有点愤世嫉俗,满头银发,却还穿着短裤拖鞋自以为游走在不知名的星球吧。
  
  还记得你早当年奋力写书的模样,在光复南路的一家小店里,一壶茶,一包烟,握着笔一个一个字的写下。然后固定在傍晚时,身为助理的我去接你,前往录音室,再帮你把一张张的文字打进计算机里……这样的画面,好像是陈年旧事,也彷佛是历历在目的昨天。
  
  自从你传讯息来要我写序之后,我就陷入恐慌,这怎么写啊?我们之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或者就像你说,你决不再为我写歌,因为你已不懂我。我想,可能我早也不懂你了。而这些不懂其实才是真懂得。然而我只要求,如果这序真能帮你多卖两本书,下次我出书时,你也欠我一篇序。
  
  有时我很恨,为什么我的人生到现在还必须跟你的名字扯在一起,但也许我应该感恩,像「奶茶」这样的名字,也只有你想得出来。朋友从西藏回来,说我的歌大街小巷听的到,因为高原同胞天天要喝奶茶,赞叹我的名字取的好。(很冷,但这绝对不是笑话。)
  
  某些人,在你的生命中经过,留下痕迹,有些是鲜明彩色,有些是灰暗黑白,奇怪的是,不管什么时候的你,都让人觉得既极端又模糊。长时间跟你共事的我,清楚知道你是故意的,而且乐此不疲。离开你的人离开了你,因为知道你是故意的;留在你身边的人留下来,因为清楚你乐此不疲,但是没有一点心机。
  
  大多数人都只看见你放荡不羁,自我中心。这我倒可以帮你澄清。如果你真只是他们想的那样,你不会十数年孜孜不倦,笔耕写歌。如果你真是那样的,不可能长久维持平静而甜美的家庭生活。想起有一天你喝醉了,我开着车送你跟箫言中回家,途中,你突然惊醒大叫,要言中去便利商店买两颗茶叶蛋跟一个三明治。言中问你:「阿升,你还吃得下吗?」你迷蒙中回答:「夫人交代,买回去给儿子的早餐。」那个倜傥潇洒的陈升不见了,这一个陈升有些扫兴,但这才是你最应该引以为傲的陈升!
  
  你的确在我生命中扮演了很多角色,我爸爸说了,你住院那时,某个黄昏他独自去看你,坐在病床边,只跟你说了一句:「谢谢你代替了我的角色,比起我,你更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你最爱问我:「你快乐吗?」在我离开新乐园后的第一张唱片完成时,我拿着热腾腾的新歌要你听,电话里的你说:「我不用听,你只告诉我,唱这些歌,你快乐吗?如果快乐,那就够了!」我知道你是故意的,是老招。但到现在为止,工作中,虽难免会做一些妥协的事,唯有唱歌,师父的话,我谨记在心。
  
  你说过,大树要在天空交接相会才有意思,那时你的意思是说,我还是颗小苗,别老依附着你,要我自己学着长大!嘿嘿,你总会有九十岁的时候,我也会有八十岁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不奢望我的树长的比其他人高,也不需要长的跟他人一般高,我只确定,我的树顶能遥遥见的着你的树顶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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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1-22 周二, 上午5:12    标题: 引用回复

刘若英怀念爷爷的文章:

今年桂花不飘香

文/刘若英(无删节完整版)

  
    从有记忆以来,家里的院子里就有一棵桂花树,每年秋天一到,整个院子就会飘起阵阵淡香味。
    
    最记得小时候的一个画面就是公公老爱站在树下拎着一杯水在那儿漱口,然后口里念念有词的不知道说些什么,我老以为那棵树会跟他聊天。
    
    我是跟着祖父母长大的。毋庸置疑,我就是家里的小祖宗。由于公公是一位将军,家里的副官更封我为“将军的将军”。由此可知我那一生在战场出生入死的公公,是如何地拿我无可奈何。
    
    有一年,一位李先生到一些老朋友家拜会,碰巧我放学回家看到一堆黑车子离开家的巷子,我跑回家问副官又是谁来了,就听到一声雷声响起,公公大发雷霆的斥责我的行为。我以为他是骂我乱拆他的东西,没想到他竟然说我把他的牛皮纸袋拆坏了,那个袋子是可以再使用的。然后就一阵什么浪费国家资源啦,不爱惜东西等等的名号全给我套上。我备感委屈的哭了起来,不过就一个破纸袋嘛,他说得好像犯下滔天大罪!我不只哭,还从楼下哭到楼上给我婆婆听,再从楼上哭到楼下的房间,然后再遵照八点档的剧本,把房门反锁起来。公公骂得越大声,我就哭得越歇斯底里。当时大概整条巷子都被我们祖孙的二重奏给淹没了。之后慢慢的声音小了,我把耳朵挨着门板朝外听,屏息间听到公公走近我的房门,故作轻松的说:“袋子里头不就一张照片嘛,有什么好看的?那么丑!要就给你嘛!何必把我的袋子给拆坏了呢?”说毕,我就瞧见一张八开大的脸从门缝底下给塞了进来,上面写着:

    咏尧同志惠存,登辉敬上。
    
    公公十六岁就进了军校,及后在战场上与日本军兵刃相见,几度死里逃生,可以说一生都有奉献给了国家。老来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也仍是一概与俗无争的气魄。
    
    如果你问他最喜欢的歌是什么?他可能会回答你他惟一知道的一首通俗歌“绿岛小夜曲”。如果问他会唱什么歌?那他一定毫不思索地回答你“黄埔军校校歌”。而这种耿介几近可爱的个性,也会表现在一些不那么恰当的场合。只要是任何婚丧喜庆要找他致词,他一定可以跟民族大义扯上关系。我常常觉得,那一对对的新人一定搞不懂他们两个人结婚跟国家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就像我每一次去大陆拍戏,离家前跟他辞行,他一定会语重心长的叮咛:“这一趟你去大陆,是身负重任,两岸的和平就全靠你了!”听罢我总要尴尬地跟祖母扮个鬼脸。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除了他们那一代的军人,又有谁会如此时刻胸怀忧国忧民的使命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公公也会有老的一天。曾几何时他不太大声说话了,连路都开始懒得走,坐在那一张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慢慢的连饭也不肯自己吃了。看着他如此气若游丝,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跑到他跟前逗他,要他猜我是刘若玉还是刘若英?然后逼他说他最爱的就是我……早些年我在外头受了委屈,我就靠在他胸前,撒娇的跟他告状说有人欺负我,然后要他拿枪替我毙了他们!他会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好!好!好!”可是后来,他的眼睛只看着远方,嘴里念的常只是一些大陆老家的人,事,物。越后来又或者干脆完全不说话了。
    
    身体虚弱的公公进进出出医院好几回,直到那一天我正在参加舞台剧记者会的当儿,接到消息说医生送他进了加护病房。当我再见到他时,他的全身已经插满了管子。第一次,我听到医生不是对我说:“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第一次,我听到医生对我说:“如果可能的话,家属请不要离开医院,怕通知不及”。第一次,我听到祖母用一种几近哽咽的语气求医生,希望至少能撑到儿孙到齐。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我感觉到公公会永远的离开我。
    
    在加护病房的那几个夜晚和白天,我仍然需要工作,我随身带着行动电话,每到一个地方就急着确定电话一定收的到。每一次铃声一响起,我的心跳就几乎要同步停止。一直要到对方的声音正常地出现我才能回过神来。每次收工冲到医院,看到祖母还坐在外头念经,我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正常的呼吸。
    
    漫漫的长夜或者跟祖母一起祷告,或是回忆公公的点点滴滴。等到加护病房会客时间一到,我们才能进去看他。每次进去,围在他身旁一堆荧幕上的数字就掉落一点。那一点点,就如我的心被刮掉一块般。祖母不是握着公公的手,就是摸着他的头,轻轻地跟他说话,要他安心,然后在他旁边为他念经。有时候公公像是听懂了似的,看着祖母点了点头,有时还不自主地流下泪来。我不懂祖母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承受这一个与他生活了半个世纪的男人即将要离去的事实。祖母要我给他唱歌,我依偎在他耳朵旁唱“绿岛小夜曲”,却怎么也唱不准音。他倒也像是喜欢的点了点头。我扑在他的身上哭了起来,第一次,他没有话语安慰我……
    
    就在那几天中,家里人告诉我,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那棵跟我公公聊了一辈子天的桂花树枯死了。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二号上午十一点多,他终于不愿意再跟机器作战了。荧幕的画面归零。
    
    过了几天,在替公公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用过的牛皮纸袋,上面写着“刘若英小朋友收”。旁边公公还用毛笔附加写上,“代若英孙女保存之邮票 一九七一年”。我都忘了自己曾经收集过邮票。打开来看,全是一些完完整整一套一套的旧邮票,还有几张我在读幼稚园时老师发的只有手掌般大的,上面印着“奖”的纸片。所以将军公公毕竟不是无时无刻只有民族大义,孙女也是很宝贝的。望着这几个简单的毛笔字,我仿佛不意窥见他坚毅的躯壳里那柔情的心灵。而牛皮纸袋,每一个珍惜使用的纸袋,原来可用来包装他无微不至的心意。
    
    我带着这份再珍贵不过的牛皮纸袋走出门,看见那棵确已枯掉的桂花树,竟闻到扑鼻的桂花香。只是,今年满溢的香气不再出自院子的桂花树,而是从更深更远的地方飘过来,穿过千山万水,从我公公所在的地方飘过来。
    
    1998夏


刘若英的爷爷刘咏尧,黄埔军校一期,籍贯湖南省醴陵县,同胡宗南、杜聿明、陈赓、左权、徐向前同为黄埔一期同学,同聂荣臻、叶挺为黄埔三期教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国民党陆军上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曾与蒋经国一起留学俄国,是蒋介石身边的得力助手,甚至台湾同学小时候六年级念过的“新生活运动”,刘咏尧就是发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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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1-22 周二, 上午5:38    标题: 引用回复


你过得好吗?

文/刘若英


  
    你曾经是我第一个听众,也是我惟一的听众。曾经,只有你愿意听我唱歌,而且百听不厌。虽然我唱来唱去都是那一首《绿岛小夜曲》。你走了已经三年多了,我一直很想问你:“你好吗?”

    我吗……我很好!

    你走后的这几年,家里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变化,你房间里的那些旧报纸还在,你偷藏起来的巧克力也还是没人敢动它。甚至,甚至你的漱口杯上的牙膏残迹,都没人舍得洗掉。逢年过节,餐桌上还是你爱吃的那几道菜。那条你疼爱的名叫嘟嘟的狗,依旧每天都混到很晚才回来。人和狗,都行程如常,装作你未曾离开过。房间空气里也还留有一点点只有我才能闻得到的,你常用的发油的味道。那曾经是我最受不了的味道,但是如今我却连窗都舍不得开,深怕它一不小心就跟你一起溜出家门,消失在微风里。

    从小你最疼爱我,虽然我老是跟你怄气,甚至四岁时就被你骂得只拎了一把牙刷离家出走。你急着要老佣人出去找我。当时我觉得我走了很远很久,好像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后来才发现,那其实只是家的那条巷子口。而现在我常到离家很远很远的世界各地,我才发现,其实我一直没能离开你。

    婆婆很好,跟以前一样,爱画画,爱做菜,只是少了你替她在画上题字,也没有你嫌她肉炖得不够烂了。她有了一些白发,多了一些叹息,常常在电视机面前就睡着了。可我要她上床睡时,她又会跟我坚持说她根本没睡。我还是一样的臭脾气,难得回家一次,就惹她生气。大多数的时候,她是说不过我的,然后就会气着说我像极了你。那时,我特别地想你,特别想哭。因为这个世界上跟我最像的人,已经不在了。

    你走了后,我学会了在你的照片前自言自语。更过分的是,我还常常把婆婆放在供桌上给你的零食拿走。我相信你一定已经尝过了。也谢谢你,每次过年,我赌博输钱时,只要心里默念着你,我就一定能赢回来。这几年对我而言是蛮辛苦的,当然也有些收获。但是自己心里很明白,身体跟心理都大不如前了。

    记得小时候你总说我还小,于是我就会踮起脚尖跟你说“我已经是大人了”,你笑着说“别急着长大……别急着长大”。现在我真的长大了,而且好像是忽然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我想跟你说“长大真不好” 。别人不再把我当孩子,我不能随便闹情绪,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开始要对别人负责。更不能随便就哭。但是其实我还没准备好,我只是硬撑,假装自己可以。如果你不曾离开,我又何须长大呢?我可以一直做你身旁那个骄纵、不顾一切的小孙女。

    真的很想问你,你过得好吗?你那里冷不冷?我们烧给你的纸钱够不够用?家里先走的那些老佣人有没有陪着你?你一定没想过爱唱歌给你听的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唱歌给那么多人听吧!你一再嘱咐我要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我生性愚钝,不知道能为国家做什么,但是起码我做每一件工作,我都尽量全心全意,包括今天站在这里唱歌。

    我并不知道我会继续唱多久,但是我知道,你永远是我最后一个听众。

    公公,你过得好吗?我真的很想你。


    2001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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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2-08 周四, 下午12:57    标题: 引用回复


中国刑侦史坐标人物:第一高智商悍匪白宝山

凤凰网 2011-12-06


  白宝山是一个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他于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持枪先后杀害军人、警察和无辜群众15人,抢钱140余万元,并在狱中先后杀害2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他虽只上过三年学,但犯罪智商极高,具有高超的反侦查手段与射击技术。



  此案被公安部列为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

  此案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1997世界第三要案。

  此案轰动了北京,轰动了新疆,轰动了警界军界,震动了国务院、中南海,影响远达海外。

  73岁的王凤英右手一直拿着一个红色打火机。

  她抽过滤嘴香烟,说起大儿子白宝山,总强调“我那大小子是个老实人”。她和老伴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的一个小区里,二楼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两室一厅,老夫妻与三儿子、媳妇和小孙子一起住,一家全是首钢工人。1957年出生的白宝山几乎没住过这间房子,他的亲生父亲去世早,王凤英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9个月的二弟,还有在河北老家的姥姥。“一天9毛钱工资,养活6口人,早起打草卖钱,连续4年我都没睡过整觉,连酱油都没吃过。”因生活艰难,王凤英改嫁给同在首钢工作的工人老梁,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

  家里条件差,白宝山从小送到河北农村,13岁才回北京上小学。在白宝山的继父老梁眼中,那时的白宝山老实,“给他5斤粮票都不知道怎么用”。13岁的白宝山个子高,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教室里上一年级,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三年级就辍学。王凤英则对此愧疚,“那时太穷了,几个孩子每天早上都要跟我去打草卖钱,他力气大又肯干,主要帮我干活了”。三年级时,16岁的白宝山退学到街道的酱菜厂做杂工。1976年,他18岁,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装卸工。那时他已长成一个1.8米的大个子。

  白宝山不大识字,在电碳厂工作时从不多话。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命运:厂里举行的射击训练,第一次拿枪的白宝山三枪全中靶心,得到了生平第一个优秀。白宝山于是借来***,黑夜里打老鼠,或者去林中打鸟,根据后来他在监狱中的描述,达到了15至20米内,枪枪命中。从此一向孤僻的白宝山身边渐渐聚集了一些闲散人,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开始从邻居家小偷小摸,也从厂里偷些原材料卖掉。1981年,23岁的白宝山通过自由恋爱与本厂白姓女工结婚,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龙凤胎儿女。

  监狱13年

  白宝山1983年进了监狱。罪行包括:与人合偷邻居晒的衣服,偷盗厂里价值数千元的原材料,以及邻居家的两书包玉米,被判处4年徒刑。1983年开展“严打”,白宝山在狱中始终认为对自己量刑过重。在白家人眼里,白宝山后来犯的案子是“没话说,该枪毙”,但第一次入狱是“冤枉的”。“是厂里的司机骗他去搬东西,谁知道是偷。”王凤英始终将情绪停留在儿子犯罪的起点,一直说把儿子引入歧途的那个司机 “最该枪毙”。

  但白宝山被关得更长,1985年被北京宣武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盗窃罪加判有期徒刑11年,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4年。这些后来追加的余罪,不仅包括了偷盗电视机等更多财物,还有人供出,白宝山偷玉米时被主人发现,他就用棍子打主人买部,造成“线性骨折”。曾专门花半年时间调查过白宝山所有案卷的作家牛伯成说,这样的暴力行为成为界定“抢劫”的关键。“我只是想偷点苞米喂鸽子。”白宝山在此后反复强调,这一次加判后,他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仇恨。1991年,白宝山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他收到狱外女儿的来信,知道妻子改嫁后,儿女们过得并不好,后来都上了技校成为社会底层。白宝山在狱中被女儿的信深深刺激,他的狱友们听过他发愿“要让女儿上最好的学校,挣很多钱给孩子”,面对现实,他又说“如果再判长些,等我老了,就出去杀幼儿园的孩子”。

  白宝山在监狱里看了很多法律书,要弄懂自己的量刑是否有问题。因为不是重刑犯,白宝山作为“零星犯”,分配在监狱的草场内放牧,有自由和时间可以和狱友交流,服役的狱友教会他各种枪械理论知识。“在武器方面,白宝山的求知欲特别强。”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白宝山不仅有机会接触到游牧民,甚至还能搞到弹药。他把牧民跑进监狱领地的羊扣押,要求牧民用弹药交换。

  白宝山在监狱里第一次杀人,杀死了经常挑衅的狱友。他用铁锤砸死对方将尸体埋入牛棚,狱警们居然没发现,按照越狱处理了这个犯人的失踪。第二次狱中杀人如出一辙,尽管有人看见墙上有血迹,看见白宝山焚烧东西,但没有尸体还是无法追究。牛棚下的两具尸体直到白宝山被捕后供出才挖掘出来。

  户口:一个机会

  1996年3 月,白宝山从新疆石河子监狱刑满释放,回到阔别13年的家中。他叫出了正在做作业的侄女的名字,这是白宝山在北辛安的两间平房,现在这里由二弟白兵夫妇带着小侄女居住。白宝山在父母模式口的屋子里支了张折叠床,因为暂时没有工作,母亲每个月给他100块钱,大弟白军也经常偷偷给哥哥钱。白宝山急于把户口和身份证办下来,他曾说,“我想找个开车或者什么活,和父母好好过日子”。白宝山改嫁的妻子此时已再次离婚,希望与他复合。白宝山一开始想好好挣钱让一双儿女过上好日子,还专门召集二弟白军和三弟梁江开过会,讨论对老人的赡养。两年后的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回到北京白宝山就带着释放证去办理户口,但是负责户籍的片警却给了他一瓢冷水。根据白宝山的讲述,当时片警忙其他事情,白宝山等了一会儿,片警说:“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片警则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批发了剃须刀在西单、香山、八大处等地摆摊销售,成本100多块钱,总是被城管惩罚、没收。白宝山通常是自己找上门去把货要回来。以他原型编剧的电视剧《末路》的导演陈国军在开拍前曾做过调查,他告诉记者:“白宝山做小生意受到的打击很大,曾经被城管当众打过耳光、挂牌罚站。”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不到1个月。

  白宝山在被捕后反复强调,是户口问题使他对社会产生了最大的仇恨。“要抢枪来杀掉那个片警。”4月,白宝山在河北和北京先后抢劫了电厂的卫兵、装甲兵司令部的留守处和八一射击场的哨所,抢劫到“五六”式步枪1支后,白宝山不再想杀片警。他在从装甲兵司令部逃走时,碰上了防暴警察6人小组开着防暴巡逻车,白宝山抬手就射击,一共射出9发子弹,将4人打倒,巡逻车竟没开出一枪就让白逃走了,防暴警察只看到一个一边开枪一边向后方跳跃的身影,“姿势绝对是专业而迅速的”。在北京抢劫杀害军人和警察引起高层震动,对白宝山的身份和目的有很多复杂的猜测。而白宝山除了到处藏枪,还在12月一天的中午12点半,在德胜门烟酒市场打死烟贩抢劫6万元,依然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白宝山先将埋枪的地方找好,他不带着抢来的物品逃跑,甚至还换衣服再去市场买了些袜子。

  爱情或同谋

  复婚失败后,白宝山的弟媳李伊带回了在同一个商场做生意的四川人谢玉敏。谢玉敏与白宝山同岁,丈夫和女儿都在四川老家,自己来北京打工。王凤英眼里的小谢, “特别能干,个子不高,说话细声细气的”,“全家都把她当家里人看,这个人实实在在的”。2000年,陈国军曾在开拍《末路》前专门带演员去新疆女子监狱与谢玉敏谈过。据他回忆,当时***、剧组和监狱方面不少人都在,“一位女同志问谢玉敏,白宝山和四川的丈夫两个人中,你爱哪一个?众目睽睽下,谢玉敏沉默了很长时间说,爱白宝山。”

  谢玉敏曾经对一位探访过她的记者说,她的丈夫是倒插门来自己家,虽然生了两个女儿,她却一心想出来闯荡。白宝山长得高,白净,说话果断做事坚决,谢玉敏说她一见就倾心于他男子汉的外表。“白宝山除了杀人,别的都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去歌厅、不泡小姐,坐公交从来都给老人让座。”即使是在从新疆到石河子的路上,遇到一场车祸,“也是白宝山组织大家把受伤的孩子从车底下救出来,送到医院抢救”。白宝山因为后来不断抢劫,埋藏***,经常来往于河北和北京,谢玉敏很快就知道了白宝山的作为。她曾说:“我劝白宝山把枪扔了,我做生意可以养活他。但他却非常生气。我一有要离开他的想法,他就会打我,还威胁要杀我全家。”谢玉敏受到感情和生命的双重控制,却依然听从白的每个吩咐,帮他缝制枪套,和他一起把枪藏在身上到各地去躲藏,用身份证登记住处,还帮白宝山留意作案机会。

  在新疆,白宝山为了抢枪和车,零星杀了几个人,谢玉敏参与策划的是“边疆宾馆”大劫。由于边疆宾馆地处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各国的最大边界贸易口岸,现金流很大。白宝山与另一个以前在新疆的狱友一起,拿枪到宾馆看见两个蹲在路边数钱的维族人,举枪就打,附近的目击者也被打死打伤,两个人包里加起来一共140多万元。这个数目让白宝山终于满意,他果断杀掉了同伙,给了谢11万元,让谢玉敏回了四川,自己哪里也没去,又回到了母亲在模式口的家。此次抢劫在1997年8月31日,抢了100多万元回到北京的白宝山依然“没有任何反常”,直到9月5日被抓前的这段时间,白宝山也不怎么花钱。白宝山的弟媳李伊回忆,当时家里没有洗浴间,想建又没钱,大夏天全家只好到首钢的公共浴室洗,“就是这样,他也没说出来自己有钱。”

  更多人的结局

  白宝山刚被捕时的反应是,谢玉敏背叛了。当得知谢后来也被抓,白宝山说,一切以谢玉敏的供述为准,“怕害了她。”白宝山说自己胁迫谢玉敏在身边静忙,还打算除掉她,也为她在石景山挖好了尸坑。但几次他想激怒谢,都被谢的百依百顺弄得下不了手。这个尸坑后来被北京警方找到了。

  白宝山被捕时正是他户口批下来的那天。片警与刑警们计划好,以办户口为名敲开了白家的门。那天晚上王风英原本打算出去打牌,在门口和邻居们聊了会儿天后回家想喝点水,“就看到几个警察在这个房间和我大小子说话,说是户口办下来了就跟他们走了。”这时,白家人“以为他一直和小谢在外面做生意”,并不知道白宝山出了事。白宝山在后来的交代材料里说:“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现在去白家,旁边半人高的柜子上摆着一台1989年买的旧彩电,柜子底下有个上了暗锁的柜门——10 年前,正是王凤英应儿子的要求腾空了这个柜子并给了他一把钥匙,白宝山就在这个柜子里锁上了他抢来的“五四”式手枪和100多万元现金。“做了那么缺德的事,死几回都没什么可说。”王凤英没法理解,“不明不白的二小子也关了3年。说他窝藏钱,可他根本不知道啊!”“二小子现在给人开车,有糖尿病、高血压,经常要住院。”

  2005年谢玉敏已经刑满释放。白宝山临刑前唯一的要求,是与谢照一张合影。谢玉敏同意了,她说:“有我的照片。在那个世界也管着他,让他不能做坏事。”谢玉敏的两个女儿现在还留在四川老家农村,但她们都不知道母亲的去向。据她女儿说,母亲去了浙江嘉兴打工,但是她们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母亲,“都是她给我们打电话,几个月打一次。上一次是4个月前打的,我们吵了几句,她就不见了,我还曾经去嘉兴找过几天,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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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2-09 周五, 下午1:02    标题: 引用回复


位于益阳田庄湾的周扬故居周克臣/摄



结发一辈子




  周扬(1908-1989):湖南益阳人,原名周运宜,字起应。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世纪30年代,曾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益阳板桥周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系三国东吴大将周瑜之后,人称“美男子”的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1908年出生在这个大家族。 2010年6月,“记忆”与谭谈工作室探访位于益阳田庄湾的周扬故居,当年显赫的周家大宅院早已不存在,只剩下三间陈旧的老木屋。但我们似乎总看见一位美丽少妇的身影,看见一双忧郁哀怨的眼睛。

  她叫吴淑媛,是周扬的原配妻子,出身官宦人家,16岁时与周扬结婚,两人十分恩爱。 1934年,周扬认识了复旦大学一位叫苏灵扬的女大学生,不久与她结婚后赴延安。一直在益阳苦等周扬的吴淑媛,7年后才偶尔得知这个消息,不久后去世,年仅35岁。晚年的周扬回忆往事时,曾痛哭流涕地对儿子周艾若说:“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2007年,是吴淑媛百年诞辰,已年过八旬的周艾若,专程回益阳为母亲扫墓,在墓前放声大哭。

  1997年,益阳籍女作家叶梦经过多方采访撰写的《七坛甘草梅》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首度讲述封尘多年的吴淑媛与周扬的故事,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为研究周扬提供了鲜为人知的研究史料。“记忆”特节选此文。


  故人故事: 抛结发妻子与女学生“闪婚” 周扬晚年忏悔


  二少爷和娇小姐


  周扬是周家最小的儿子,人称二少爷。周扬在信义中学(今益阳一中)读书期间,房东姚仁涛是一位私塾先生,他有一个女弟子是吴公馆的小姐名叫吴淑媛,她和周扬年岁相当,人长得很漂亮。姚仁涛便对周扬的妈妈说:“一个好伢子,一个好妹子,正好一对。”据周扬的姐姐周玉润回忆,当年周扬邀一伴同学到吴公馆看亲,当时吴淑媛正在绣花,梳一条黑油油的大辫子,周扬一看便满意,笑眯眯地回来了。

  吴淑媛乳名娇娇,人称娇小姐,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难怪周扬一见倾心。小俩口感情好,形影不离,连喝水都要共一只杯子一把壶。周扬初中毕业后到长沙读高中,后来到上海搞地下工作,都是和淑媛双双相陪,相互照顾。周扬晚年对儿子周迈克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妈。你妈靠什么呢?靠你外婆给的首饰,金首饰一大包,就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

  吴淑媛甘心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对丈夫的感情深信不疑。在上海时,她曾在丈夫的西服口袋里发现过异性写给丈夫的信,吴淑媛极为坦然地还给周扬。1928年,益阳有两个女共产党,因逃避追捕到上海寻求周扬保护,周扬与她们扮做夫妻和兄妹在一起另租房子住了20多天。这事情事先征求吴淑媛意见时,她也是不假思索欣然同意。周扬晚年在医院给儿子谈到这些往事时,总是要感叹:“你妈妈真是善良啊!那是人世间少有的善良。”


  一本信笺和七坛甘草梅


  1934年深秋,吴淑媛怀了三儿子约瑟。周扬送她带着两个孩子回益阳分娩。往常,周扬总要等到婴儿落地才返沪。但这次没有,他没有等孩子出生,就走了。临走时,他给吴淑媛留下一本浅绿色的信笺纸,说:“你要常给我写信哦!”吴淑媛万万没有想到,她和他之间以后只能是信笺上来往的夫妻了。她当时更没想到,此行一别,和丈夫竟成永诀。

  据梅志先生回忆,周扬在1934年从益阳再度返沪,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已经焕然一新,他已换下惯常穿的西装,着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有了另一个女人。

  转眼到了1935年春天,按理说,吴淑媛又该启程返沪了。这时,周扬来信,信上说,我暑假回益阳。于是吴淑媛放心等暑假了。

  淑媛托人买了最好的梅子,周扬喜欢吃她做的甘草梅子,她开始为周扬做分别后的第一坛甘草梅子。吴淑媛做的甘草梅子,又甜又脆,味道特别好。梅子做好了,孩子们想吃,但懂事,知道那是给爹爹做的。晒好的甘草梅子用一只粉彩瓷坛装着,放在雕花的红漆摆柜上。

  到了夏天,暑假来了,周扬却不见回来,那一瓷坛甘草梅子没有人动它。

  到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吴淑媛又开始为周扬做第二坛甘草梅子。这时,周扬又来信了,说今年暑假回来,但他又没有回来,也在这一年,他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周扬仍保持与吴淑媛的联系,还给儿子捎过一件紫红色的呢大衣。到1938年,吴淑媛还收到周扬寄来的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吴淑媛读着丈夫的译著,一边动手为他做第四坛甘草梅子。

  周扬的母亲这时写信责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的人都忘了?周扬立即给母亲复信。信的大意是:我现在在肤施(延安)当教育厅长,我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一张报纸结束了七年的等待


  有一天,正读寄宿中学的长子艾若从学校回来,感觉周家大屋气氛紧张。从乡邻到家人都在传一张报纸,那一张报纸令全家人失色。艾若再看妈妈,妈妈则是木然的,看不出任何表情,但艾若知道妈妈垮了。艾若一直不知道那是一张怎样的报纸,只知道那张令全家人失色的报纸透露了周扬的消息。

  1996年6月我拜访周扬的二外甥胡有萼,才知道那张报纸是桂林办的《救亡日报》,报上登了周扬给郭沫若的一封信,周扬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信的末尾附了一句:“苏已上抗大,小孩已进幼儿园。”

  信的末尾这一句,无疑是一声晴天惊雷。

  吴淑媛在7年苦苦相思中结构的爱情童话顷刻间瓦解,夫妻20年的情分,全被一张报纸否定。从此以后,吴淑媛病了。开始只是脖子上长淋巴,一串串,很快成荔枝大一颗颗,继之全身浮肿,卧病不起,受尽折磨。吴淑媛重病的时候,她腹部有地方痛,她不吱声,只是用被子摁着,那被子被她摁破一块。

  吴淑媛病危的时候,己经吃不下东西了,但想吃一种粉皮,想吃新鲜包谷,还想吃一种北方的大梨。当她弟弟好不容易托人买来一只新鲜大梨时,她已经吃不下了,弟弟俯身抱着姐姐,泣下如雨。


  奇异的牡丹花


  1942年春天,周家大屋东侧院花圃有一丛牡丹花盛开。那牡丹多年不枝不叶,偏偏那一年突然从地里冒出来,长出枝叶并开出花来。这牡丹开得有点蹊跷,老人们则以为是异兆,深感不安。就在这年深秋,吴淑媛死了。

  我于1996年1月去田庄湾周家大屋时,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无迹可寻。周家大屋的宅院早已不存在,顺着古老的院子墙基走,仍感觉这座院子的存在。吴淑媛的墓就在周家大屋宅院的后山,距老屋仅百米之遥。吴淑媛的坟头长满青草与灌木,没有墓碑。

  1980年春天,周扬回乡时,在田庄湾稍作停留,先看了老屋,在当地人陪同下再去看吴淑媛墓,墓地很近,几分钟可达。而且已经走了一半了,吴淑媛墓就在前面了,只需几脚便可抵达。不期这时下起雨来,不晓得是哪个随从建议:下雨路滑,还是别去了吧,周扬听从建议,退步抽身往回走。也许周扬不想当着众人的面去面对吴淑媛的墓。也许他想用回避了40多年的办法继续回避。他或许没有勇气面对吴淑媛,哪怕只是一座无言的墓。


(叶梦 来源:三湘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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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之子忆父: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



口述:周艾若
整理:李菁

2010-11-25
来源:文史博览


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上世纪30年代起,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成为其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周扬政治命运的每一步,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缩影。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我从未感觉他作为一位父亲的回归”。他们父子之间,也从未真正走进过彼此的内心世界。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尽管他知道那是一个写不尽的周扬,尽管自己也与父亲一样从事文艺工作,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的任何传记”,周艾若沉默了一会,眼神移开,缓缓地说:“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上海记忆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小时候,我和弟弟迈克,头发都黄黄的,眼睛有点灰蓝,在那些大人们眼里,我们俩个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他们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谈他们的事。

那时候我太小,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欢家里热闹。他们要谈事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躲开了。后来才知道这些来往的人,都是当时在文学界比较活跃的左翼人士。父亲忙的时候,妈妈就在外间一桌打麻将。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望风。

更多的时候,我和弟弟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唱完妈妈教我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欢文艺的根,就是她在我心灵深处种下的。我记得妈妈还带我去电影公司拍电影,那是左翼文化人拍的一部电影,可是导演要我笑时我哭,要我哭时我又哈哈笑起来,所以那部电影也没有让我演到底。

没客人的时候,父亲就一天到晚埋头在屋子里,写作、翻译,很少出门。父亲早年在上海上大学时,读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译的基础。在上海期间,他翻译了许多俄、美、日等文学作品和艺术理论文章。父亲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很多人回忆,那时候的他才气纵横、开朗潇洒,平时穿西服、打领带,穿皮鞋,还喜欢跳舞、爱去咖啡厅。从他给我们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迈克、约瑟,也可以明显感觉出,那时候,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应该说,父亲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着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东西。相对英美文学,父亲对中国古典文学读得少一点,倾向于俄罗斯的、英美的东西多一些。

父亲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上世纪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在那种形势下,父亲能够坚持下来,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特务的纠缠。所以,我童年的另一个印象,便是经常搬家。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30年代,父亲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批评父亲“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在我的理解当中,父亲他们当年只有20多岁,鲁迅40多岁,我觉得四条汉子对鲁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告诉我,那时候他们还经常来我家作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像后来渲染的那么誓不两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风梅志怎么会经常去我家作客呢?但是后来的政治斗争将这个本来属于文艺战线的讨论无限政治上纲,甚至后来升级到“反党”的地步——讽刺的是,当时父亲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谈的,怎么到头来变成是他反党了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发个牢骚,或者顶多是个讽刺。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四条汉子”会成为一个罪恶的代号,而这个评价成了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的母亲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总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父亲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母亲对自己丈夫所从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并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么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随着父亲,只要是父亲做的事,在她眼里就是正确的,她就会无条件支持。这其中,也许有母亲传统道德观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她对父亲毫无保留的爱和信任。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阳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约瑟”。不久,母亲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母亲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这一天。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我们三个小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我知道我们不能吃,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我不吃,两个弟弟也不吃。

可是父亲并没有回来。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时,母亲又开始做第二坛甘草梅;不久,父亲来信说他这一年夏天会回来的。可是我们依然没有等到他,而柜子上已经摆了两坛梅子。

也是在这一年,1936年,父亲去了延安。起初,我们还有他的消息,我还记得有人捎来一套父亲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母亲,还给我带来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心里充满了有点炫耀的喜悦。

父亲离开的时间长了,乡间渐渐有了一些传言。奶奶很喜欢我的母亲,她不放心,专门写信问他:“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都忘了?”父亲回信说,他现在在肤施(延安)作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

抗战爆发不久,情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和父亲彻底失去了联系。父亲离开后,母亲独自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生活,不管谁提起父亲,母亲总是谈他的好,她也从来不相信那些传言,还嘱咐我们:“不要听人瞎说,你爹爹不是那种人。”

我们兄弟三个那时都很小,并不能体会到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是后来回忆,母亲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茕独,形影孤凄,她太需要一个人帮助她撑这个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紧紧的,无论对我的奶奶,姑妈,还是对疼爱她的外婆,她只字不提,即便是对与自己最近的弟弟、我们的舅舅,她也从不吐露半句。


七坛甘草梅

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由外婆抚养,不久,外婆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

外婆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段时间,母亲牵着我和弟弟,带我们3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外婆的坟上哭坟。哭坟是当地的习俗,是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特别凄惨,母亲每次都在坟上哭得天昏地暗,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

这是我生命经历中的最为悲惨的场景。虽然我年纪并不大,但我已经意识到,母亲的哭不光是对外婆的思念,更多的,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也许只有在这荒野当中,一直把苦严严实实包裹在心中的母亲,才会如此渲泻她的绝望心情。而她深藏已久的哭诉,也只能面对旷野中外婆那座同样孤独的坟头……

刚回湖南时,我们起初的生活是靠田产,后来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后不久,舅舅又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之间成了穷人。母亲也由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了平民女子,她为我们做鞋,亲手做各种坛子菜。

每年夏天,母亲还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甘草梅,而父亲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一下子崩溃,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工作。母亲从被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对着病榻上的母亲,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感觉只是一片茫然而无望。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为了请医生,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开始卖掉一个个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医生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像筷子般一样长的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紧缩,以至泪流满面。但我从没有听到过母亲一句呻吟。

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开来,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我不信这些,但是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时,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孤儿。(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有几个不是这样,在他们心目中追求的解放首先是性解放,是共产共妻。1949年取得政权后共产党干的第一件见不得人的大事就是打着反封建的旗号换老婆。这样一批能把自己最最亲密的人打入地狱的人你能指望他们解放全人类吗?)

我不知道当年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个“预谋”。其实那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父亲与苏灵扬的关系,只有母亲还蒙在鼓里。我后来在上海见过父亲当年的朋友陈子展老先生,他告诉我:就在你们走后,我到你们家里去,看到屋里墙上挂了一件红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也回忆,1934年父亲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西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很多年后,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说:“我上你家去过好多次,我觉得你妈妈太贤惠了。”

即便母亲在知道此事后,她仍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抱怨父亲的话,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母亲只是提及,有一次帮父亲收拾衣服时,在西装夹层口袋里发现一女性写的一封信,看过后,她还给了父亲。她从来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会另有所爱。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她对已经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一句抱怨……


“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在我看来,早期的父亲属于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罗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营养。那一时期的毛泽东,在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语言,他们肯定有彼此欣赏的成份。反过来,父亲更欣赏、乃至崇拜毛泽东。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有了学问要献给国家、献给领袖,既然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青睐,他必然要尽全力报答。

父亲在文艺理论上面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帮助阅看,而父亲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外没有第二人。(一丘之貉)

到达延安之后,父亲先后任边区教育厅长和鲁艺副院长。应该说,父亲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来,给延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 1939年,他被任命为鲁艺副院长,鲁艺的工作后来一直由他主持,鲁艺作为党的文艺干部的摇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和创作队伍骨干。

延安时期,父亲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录了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一直贯穿到毛泽东,实际上也将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提而他的序言,其实也是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而写的。自此,这篇讲话成为全国的文科学校都要学习的经典之作。父亲也藉此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的宣传者、阐发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去哈尔滨工作之前,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从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的讲话,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 “让大家研究嘛!”(党的各级领导就是这样到处作重要指示的)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文章和作者以极高的评价,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父亲从文艺理论家到政治革命家转变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始的,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我不知道父亲生前是否知道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实际上在“文革”前掌握着文艺界生杀大权的他的确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周扬”这个名字,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这些被批判者的背后。很多上纲上线的报告都出他的手,而他每次出手,总是打击了一批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等。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那个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的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为重塑“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形象而做努力。(投机分子两面派,但是能够官居高位的不这样能行吗?周、林、邓不也都是这样。)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得到了父亲的高度赞扬而发表,从而一举成名;当年只有20出头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时,父亲曾极力给予他保护,这也是王蒙后来屡屡提及之事。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被视为“文艺沙皇”的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称“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一夜之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祖师爷,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活该)。几天后,《人民日报》开始整版地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谓的采访,来证明父亲自始至终就是个“反动分子”,我看完以后,对以前所受的宣传开始动摇,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也开始对父亲有所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几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尔滨。6月6日下午,校园里还显得很平静,然后每个系同时开会,开完后一散会,每个系里都贴出一张最大的大字报。我们系贴出的那张是《周艾若是哪个阶级的评论家》。两天后我也写了张大字报,宣布和父亲周扬划清界线。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196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他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党内斗争本来就很残酷,而文艺界更是敏感的麻烦的地带,父亲必须处处小心。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为胸中郁结了太多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他早年得癌症有两个幸运:一是他幸好发病得早,没有扩散;二是那时候的政治运动更加如火如荼,照理说他应该有更多的出场的机会,就因为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的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那时候,二弟周迈经常给我写信,向我通报北京这个风暴中心的情况。有一次,他在信里提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红卫兵组织大家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判会。弟弟离得很远,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他从挂在每人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这些人有彭真、陆定一、林枫和父亲周扬。林枫拒绝做低头弯腰喷气式,陆定一大声叫屈,两人都遭到拳打脚踢。而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

提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弟弟的口气很平常,我听到这个消息,好像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感觉。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麻木了,我身边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杀就是被斗死。父亲被关进去之后,我们都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这个消息于我们,仿佛只是终于让我们知道父亲还活着。

此后,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家属去秦城监狱里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还在信里问主席、江青好,几天后才回的家。(一幅奴才相)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九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也听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问他: “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问得好)他没有回答我,此后我们再也不提及这个话题。

现在回想起来,极为讽刺的是,一方面父亲被视为“文艺沙皇”,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父亲曾说过,毛泽东对他的批判有三条:1、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觉得父亲在政治上斗争性不强,心太慈、手太软。《清宫秘史》、《武训传》的“问题”哪一个都不是周扬发现的。在那个非常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年代,对于一位思想文化战线的主要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奴才是不好当的,林、周最后也都不得好死,不仅赶不上蒋介石,也赶不上张国焘。)

1952年,大家都下去搞土改,父亲没有,毛泽东说:“如果周扬不下去,我就派人押他下去。”其实也公开表示对他不满。1953年初,毛泽东专门把他叫到中南海,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这一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这样的重要大事,开始一段也完全由胡乔木主持,把父亲排除在外。1965年,毛泽东已经相信康生、江青提供的“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的材料,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他的几位老友时,还问他:“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父亲当时还诚心诚意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却没有预感到,一场文艺界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所以也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是拿周扬作为文革的祭旗者。

父亲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她经常发些指示,父亲对她的意见未多加理睬,但他没有意识到,江青后来的很多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他对江青的违抗实际上也冒犯了毛泽东。中央后来成立了“周扬专案组”,主持审查此案的便是江青。正式列入“周扬一案”的有七八十人。1975 年,他被转到秦城监狱,父亲那时并不知道,这里曾是胡风被关押10年之久的地方。


家事

母亲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祖母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声中,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借机到延安找父亲。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呆了十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传到营地当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声响彻云霄。

在贵州时,我通过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过重庆,转到新华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将我的长信转给在延安的父亲。遵照何其芳指点,退伍后我没有回乡,而是带着他的信立即赶到南京,在梅园新村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那时我住在表哥家。一个酷热的夏夜,我正在楼下乘凉,忽然看见大铁门外一西装革履客人直奔我打听表哥。我们俩互相看着,虽然分别了11年,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很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进了楼门,上了楼梯,还有两位同样绅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来。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住脚步把我拉近身边问我:“你就是艾若吗?”“是啊!”父亲很高兴,他立即回头介绍:“这位是潘梓年……”我只顾向楼上喊表哥快出来。

我后来知道,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教授、专家共20人访美,其中包括来自解放区的欧阳山尊和父亲等四人,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团长,这一次是来南京办签证的。我们父子俩个在南京一连谈了好几天,父亲让我赶快回益阳把两个弟弟带出来,北上与他会合。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第三者)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父亲与苏灵扬结婚后,又生了女儿周密和儿子苏苏。1946年,苏灵扬带着周密与苏苏坐马车,跟华北联合大学一起从张家口往南撤退。因为白天怕遭轰炸,都是夜行军。马车在夜里翻到山沟里,两个骡子都摔死了,苏苏被重重的文件箱压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过了很久,骑着马打着灯笼赶了过来。那天也正好是他与我们在南京告别后重返张家口的当日,听说当时父亲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是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架上马背的。苏苏的死对父亲和苏灵扬两人都打击很大,特别是对苏灵扬。我们是到北京后得知此事的,也不敢当面提及。文革中,连6岁就夭折的苏苏也未能幸免,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这就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解放后,苏灵扬在北京任一个中学校长,很多的人说这个校长不错,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抗日到成了叛徒,杀中国人却成了革命家。如此颠倒,这个民族注定完蛋)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不被容忍的,父亲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她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作家历来被认为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共产党文艺领军人物和他宠爱的小三竟然是这样一些没有人性的人,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好得了吗。 尽管这样,主子仍然认为他不够狠。)


其实我与父亲的隔膜自始至终都未消除过。父亲当年离开以后,我出去参军后,两个弟弟由奶奶抚养。奶奶对我妈妈特别好,她心疼这个儿媳。我参加工作之后,经常给奶奶写信,也寄钱给她,在奶奶眼里,我比我父亲对她好。因为父亲的问题,全家都受到牵连,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亲牵连坐过国民党监狱,差点被处死;文革中被批斗关押,死在牢中,连尸骨都下落不明(在激烈斗争期间在国民党监狱里倒没有死,反而在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倒被整死,尸骨不存。);我的姑妈是个小脚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游街,文革后,父亲听到这些,也是淡淡的,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得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过去,父亲长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连上街买一件衣服他都不会。所以当我们谈起家乡的事情时,其实父亲特别有兴趣,他和家乡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那天父亲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一盘葡萄。我们和父亲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转身离开了。

父亲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以往我们每次看他,离开时父亲从无什么表示;而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站起来,穿过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声不吭地送我们离开。这没有言语的言语,让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有父亲的无奈。

父亲去世后,我们都赶到北京医院,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互相之前没有任何交流。我想,父亲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


异化风波

父亲从秦城被放出来不久,中国政坛便接连发生一系列大事。我还记得父亲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可是,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又把父亲的名字点了出来,认为当年化名“狄克”与鲁迅论战的张春桥又成了周扬的“走卒”、“文艺黑线”的人物,对此,父亲恼火之余却也只有无奈。

出狱后,父亲陆陆续续听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艺术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赵树理、田汉等,有一次,他当听说傅雷夫妇自杀的惨状时,他刚开口说:“这给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就已泪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亲出狱后见的第一个人是冯雪峰,这位他当年的“论敌”已经生命垂危。两位历尽磨难的人见面,父亲讲了很多往事,还抑制不住地哭了。那天我正好从哈尔滨回到家,看到父亲情绪很好。他还告诉我,他被抓走以后,自己家的房子也空了,小偷从屋顶上搭个东西下来偷书——那时候没有书,小偷也要偷书看。不过好在一些英文的或者康德之类的哲学书,小偷可能看不懂就放过了那些书,所以他还挺高兴的。

父亲曾邀请三十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们,他情绪十分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时,已泣不成声。 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他特地去作协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虽然说那些报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毕竟都是他写的,伤害了那么多人。无论是东北那些作家我很熟,艾青、舒群、骆宾基、萧军,包括胡风的夫人梅志,他们都认为父亲的忏悔是真诚的而原谅了父亲,而且后来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萧军甚至说:“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自始至终不肯原谅父亲的,只有一个人——丁玲。父亲与丁玲是同乡,丁玲早年写过一个《给孩子们》的小说,把我和迈克都写在里面。至少说明那时他们关系很不错。1953年我到北戴河,父亲也在那疗养,丁玲和她女儿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丁玲。我还跑过去问她《给孩子们》不就是写的我们这个,希望从她那里听到当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没有理我,让我很失望。

父亲也知道他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错误,父亲后来说,他在监狱中9年,想的最多的只是一条:辜负了毛主席。他在狱中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上推,有些错误是毛主席那里来的,也有许多错误是我们自己的。父亲晚年对当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记得张志新的事情出来之后,他很感慨,说:“张志新了不起,她还是位女性,那么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一生是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到了晚年能说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已有所反思。

从某种角度,9年的牢狱之灾拯救了父亲的思想,父亲又重新活跃起来,他努力摆脱当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羁绊,发表了许多文艺理论的文章,向着他早年的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逐渐靠近。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又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那时,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在显着位置刊登文章,批判他的“异化”理论。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说:“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1985年1月,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

不过,父亲在这一次政治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解,远远超于文革时期。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给他拍的CT片子一张张放下来,上面显示,他的脑子一点点萎缩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会有蟑螂爬上他的脸,而他也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我们看护他时,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说对不起妈妈。不过于我而言,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的回归。

1989年7月31号,我正在胶东出差,接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赶回来。当时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特别简短的消息。那段时间我会接到一些电话,认为应该给父亲一个合适的评价。而我和两个弟弟的态度是一致的:将父亲交给历史来评价吧。历史如何评价父亲,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在后来的追悼会上,父亲还是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很多重要领导人悉数出席,邓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来,父亲晚年又回归到他早年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的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可悲,但是又有哪一个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得到了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林?周?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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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12-14 周三, 上午10:20    标题: 引用回复


击坠之王--日本王牌舰载机飞行员岩本彻三

作者:楚水昂


  作为日本在二战有名的王牌飞行员,岩本彻三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无论是他的成绩,他对日本的意义以及在中国犯下的错误,都值得记录下来。很多时候,了解敌人,就是了解我们自己。
  
  出生在库页岛的日本警察之子

  和西泽、坂井、杉田等人不同,1916年出生的岩本相对而言算是出身上层,他的父亲曾经做过札幌市警察署署长。正是由于这层关系,连他的出生地都和别人不同——桦太边境,当时他的父亲正好在库页岛就职。在他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由于库页岛的苦寒,岩本实际上在那里并没有呆多长时间,其大部分童年时光其实是在北海道和本州北部的岛根县度过的。作为北海道首府札幌市警察署署长,岩本的父亲于1929年退休,年仅13岁的岩本也随全家搬到了岛根县的益田市。高中时代,则进入了岛根县立的益田农林学校。按照史书的说法,小时候的岩本是个非常好动的孩子,经常跟当地渔民一起撒网抓鱼,还喜欢在学校里和班主任顶嘴,不过也有正经的爱好,比如非常喜欢几何学,还参加过学校的音乐队,负责乐器是喇叭。这些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少神异之处,当然了,可能是日本历史不喜欢中国人那种给每个历史牛人都塑造一个神异的出处,因此如上这些关于岩本的介绍恰恰证明,他只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喜欢新奇东西的少爷而已。
  
  从农校到海军

  吹喇叭显然不是太好的行当,至于钓鱼,更不是什么好的营生,那个年代的日本虽然在国际上也是个狠角色,但基本还是被欧美大佬列强们鄙视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让日本如同暴发户一般富裕起来,但战争赔款基本都用到侵略战争中去了,普通的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虽然后来岩本在驻守北千岛群岛时,会时不时给战友们弄几条鱼打打牙祭,但如果专职做渔夫,估计他父亲不揍他,他自己也很难做得持久。

  当18岁的岩本从益田农林学校毕业时,他的父亲为他指定了一条不错的道路——继承家业,当地主,但从来多动的岩本显然不会如父亲所愿。1934年的日本处在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时代,岩本的选择是参加海军:首先,参加了日本海军组织的水兵考试——其实其思路和前面讲述过的坂井三郎差不多——先当水兵,然后再争取当飞行员。没过多久,他就作为四等航空兵在吴海军团受训,而在航空科学习了半年之后,又以第三十一期普通科整备术练习生的身份加入了海军航空兵培训的大本营——霞之浦海军航空队,再次经过半年的训练后,于昭和10年(1935年)被日本海军调派至轻型航空母舰“龙骧”号服役。不过,岩本虽然已经经历过基本的航空训练,但到航母上却是个水兵。可想而知,他在航空训练中必然不是最优秀之辈——被涮下来了。

  不肯放弃的岩本1936年4月再次以考试的方式回到了霞之浦航空队,名义是第三十四期操纵练习生。这一次,日本海军发现了岩本的优秀,同年12月,岩本终于从几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作为合格的26名队员之一,加入佐伯海军航空队,驻地仍是吴军港。1937年7月,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前后,岩本被调往大村海军航空队,其主要任务仍然是训练。
  
  逞威中国大陆

  1938年2月,已经21岁的岩本在指挥官黑岩利男的带领下前往中国战场,开始了其罪恶而辉煌的空中生涯。岩本和黑岩的双机编队从日本的长崎市直飞南京——此时南京已经沦陷了2个多月。

  2月25日,岩本就参加了自己的首次空战——有名的南昌空袭。由于南昌是当时中国的航空中心,意大利援助中国的飞机工业基地就建立在南昌,抗战初期中国空军驱逐机第3、第4、第9大队等均在南昌起飞——有许多资料证明,当时中国仅有的300架战斗机,有250架部署在南昌,所以南昌成为日军的重点轰炸目标是毫无疑问的。在岩本前往之前,日军已经对南昌进行了好几轮空袭,而此次空袭,日军方面派出了36架轰炸机和18架战斗机——轰炸机是96式陆攻和96式舰战,性能远超过当时中国空军的飞机。

  日军的战机分批连续空袭南昌,而当时岩本所在战斗机编队的任务就是掩护96式陆攻。当日的中国空军第3大队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共起飞了19架I-15和11架I-16战斗机,组成3个编队进行拦截。战斗中,虽然双方互有损失——中方击落日机8架,损失飞机7架,但显然对于飞机数量有限的中国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此战对于岩本个人来讲,却是实打实的好消息——在4000米高度,岩本在50米近距开火,取得了他的第一个战果。而当其回望时,发现已经被中国战机盯上,当即一个半S机动,巧妙躲避了对方的攻击。观察到下方另有一架I-16战机后,岩本判断准确,在6点钟方向开火,结果对方被击中机头,失去了操纵,坠毁在地面。随即,岩本又发现其上方也有一架I-16,立即开火,使得对方引擎着火,失去控制(未确认成绩)。而当一架敌机从12点钟方向飞来时,双方发生了缠斗,岩本抓住了对方试图垂直俯冲来摆脱自己的时机,果断开火,立刻取得了自己的第三个确认成绩,而此时他的飞机已经下降到了2000米高度,虽然双方仍在进行战斗,但岩本很快发现一架已经放下起落架的敌机,于是他跟随到200米的高度,突然开炮,对方虽然做出了半S机动,但还是坠毁在南昌机场附近。而机场的高射炮很快就发现了岩本那有着耀眼太阳徽的日机,开始还击,不过在几架敌机的追逐下,岩本居然顺利逃脱。相对于同样在中国战场奋斗过的另一个日本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岩本实在是太幸运了——当天日方的战绩一半是岩本的成就,而岩本在降落后居然被上司教训,原因是——太鲁莽了!

  两个月后,岩本再次取得成绩。当岩本接收第一批“零”式战斗机时,已经击落5架敌机,成为日本第一位击落5架敌机的飞行员,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进入“战绩追踪计算”的日本飞行员。而截止1938年被调回日本,岩本已经执行任务82次,击落敌机14架,成了沾满鲜血的名副其实的日本海军王牌飞行员。1940年,风光无限的岩本申请“金鵄”勋章,并于1942年夏季被以一等飞曹(即下士)的身份而授予功五级“金鵄”勋章,而按照级别,他最多只能被授予功六级勋章。

  作为战前日本对帝国海军、陆军的军人军属授予的惟一勋章,“金鵄”的意义不言而喻,那只发着金色光芒的鹰,原本是传说在神武天皇的弓上停着的神鸟,其迷惑了天皇的敌人长髓彦军,从而使得天皇获胜。
  
  王牌舰载机飞行员

  尽管西泽广义、坂井三郎等都属于日本海军飞行员,但是他们和岩本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都是陆基飞行员。而在陆上已经取得王牌成绩的岩本于1940年4月回到日本后,即转至大名鼎鼎的联合舰队第一舰队第一航空战队,母舰还是“龙骧”号。

  西泽广义虽然也经历过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但其始终认为从航母上起降“不靠谱”,而岩本的大部分战绩恰恰就是在航母上取得的。1941年4月联合舰队第一航空舰队成立后,岩本又被分到了舰队内第三航空战队的“瑞凤”号航母战斗机部队,然后和从飞行学校毕业的新人一起再次接受训练。

  同年秋天,随着日本海军最新的大型航母“翔鹤”号和“瑞鹤”号服役,岩本和第三航空战队的飞行员随即被分派到了这两艘航母上服役。1941年,日本已经反复研究了一年多的偷袭珍珠港计划终于获准实施,为了掩盖真实目的,日本通过7月关东军20个师70万人的代号为“关特演”的大演习来吸引西方国家的注意力。

  日本掩人耳目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岩本所在的第一航空舰队则被派到九州(面向苏联方向,位于日本西南方)基地周围,和其他航母一起进行没日没夜的作战训练。而集中训练的航母飞行员几乎达到1000人的规模,许多是从轻型航母上征召的。这种魔鬼式的训练自然有助于克服航母起降的困难,以至于岩本后来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专门讲述这次训练对许多飞行员应付复杂条件下飞行的能力提升,如夜间模式下如何飞行,如何用更加科学的办法进行导航与操纵等。

  1941年12月8日,岩本所在的第一航空舰队“瑞鹤”号航母战斗机飞行员正式驾机,为袭击珍珠港的舰队进行护卫工作,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拉包尔,又是拉包尔

  在袭击了珍珠港后,岩本所在部队一直在印度洋周围活动——这并不奇怪,二战中日本潜艇部队一度前进到马达加斯加海域附近。1942年5月,在举世著名的世界战争史上首次航母间决战——珊瑚岛海战中,岩本负责为“瑞鹤”号航母护航,曾数次迎击从美国“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航母上起飞的SBD、“野猫”、“毁灭者”等美军舰载机群。珊瑚岛海战虽然从表面看是以日本的胜利结束,从战略意义来看,则是对日本的沉重打击——这是日本海军第一次在太平洋上受挫,而且由于国力所限,在此次战役中损失的飞机和飞行员无法立即得到补充,被迫终止了对莫尔兹比港的进攻,从而导致日本的战线开始收缩,而日本海军最艰难的日子即将开始……

  此战后,岩本先后被调转到馆山海军航空队、大村海军航空队和追浜海军航空队,其职责不再是战斗,而是担任教官。之后,他还曾被派往北千岛群岛的第281海军航空队——该航空队在太平洋战争中期的作用主要是防御来自美方的空中打击,专门防御日本本土。1943年11月,鉴于美国的反攻已经势不可挡,特别是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后,太平洋战局逆转,岩本被派到了拉包尔 (Rabaul, Papua New Guine),同时编入了第201航空队。

  这里有必要说说中途岛海战中的空战,虽然中途岛海战以日本的巨大损失而告终,但日本的“零”式战斗机表现得却十分优异,在6月6日第一波轰炸中途岛时,岩本带领的“零”式战斗机群居然一举击落了美国海军26架“野猫”战斗机,而己方毫发无损。然而,此战期间,岩本所在的航母也被击沉,迫使岩本转成了教官,其他飞行员要么转移到其他航母,要么成为陆基飞行员。当然,这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由于飞机数量以及人员的减少,到战争后期,日本航母舰载机都已经是减员配置,战斗力自然是直线下降,这也是小国发动战争最可悲之处。

  12月份时,岩本又成了拉包尔航空队和第204航空队的一员,事实上从1943年3月起,岩本就已经不再是舰载机飞行员了,而成了地道的海军陆基战斗机飞行员——到了和坂井三郎一样的境地。拉包尔战役的残酷性,笔者前文已经介绍过,日本的王牌飞行员此役纷纷战死。在拉包尔作战中,岩本曾经单机海上超低空飞行到布干维尔岛机场,然后进行突袭扫射,让美国的“菜鸟”飞行员备受折磨。正因为如此,原本有点“孤臣孽子”气氛的岩本,此时反而获得了“拉包尔的天空属于岩本”的称赞。当然,此时岩本的战绩也是在不断增长着(岩本宣称的202架战绩大部分来自此时),同时其作为指挥官的角色也更加突出,所以岩本率领新补充的“菜鸟”飞行员也玩起了一击即退的战术,往往以四机编队,通过机载无线电自基地获取敌机来袭资讯,然后选择恰当的位置,以高度和速度来选择攻击时机,充分发挥“零”式战斗机的优点。

  有意思的是,岩本的眼睛不好,视力只有1.0,但居然就成为了飞行员,而且能在空战中第一个发现敌情。他其向队友介绍其经验居然是“能感觉到”,让人觉得似乎很传奇,只不过其后半句话是“再加上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有效地利用了飞机螺旋桨在太平洋强烈的太阳下的反光”,这就属于对自然条件的适度利用了,一个仅有好的飞行技术的飞行员显然不如一个会动脑子且技术好的飞行员“走得更远”。同时,不放弃对高新技术的利用,似乎是优秀飞行员的一个共同特征。岩本曾尝试过利用对方无线电波的强度来推测敌我之间的距离——这方面的探测就更有意思了,世界上第一次无线电战就发生在日俄战争期间,不过被干扰的一方是日本而已——不过岩本这个尝试的作用显然不会太好,如果他知道后世的战斗机往往会加装一个专用电子战装置,一定会感叹自己的先见之明。

  岩本的表现虽然很不错,但日军的局势却日益险恶。1944年2月,日军最终不得不撤出拉包尔,转移到楚克岛,而岩本的任务也变成了保卫楚克岛,不过此时日本海军飞行员时常面临没有给养、燃料的窘境,而到了6月份,美国发动的塞班岛战役更是直接切断了日军原本的补给线。最终,鉴于其重要性,岩本被调回日本本土,其主要职责再次变成指挥官和教官,而其回国前累计飞行时间已经多达8000小时,起降次数超过了13400——王牌,也是需要时间来磨砺的。
  
  挑战B-29的争议飞行员

  1944年11月,脱离战场5个月的岩本再次投入战场,随第252海军航空队的战斗316队参加了台湾空战。由于日本飞行员的素质在中途岛海战后一落千丈,而美国的新式战机却层出不穷,所以此后的岩本虽然屡有神勇表现,却总是显得“形单影只”。

  1945年3月,岩本加入第203海军航空队的第303飞行队,此间多次参加了掩护特攻队的任务——这引起了岩本极大的反感,因为他极不认同让那些仅仅经过最短时间训练的飞行员驾驶“神风”机去进攻敌人,这些人没有掌握基本的操作技能,几乎是去白白送死。岩本曾多次向上级提意见,但此时日本已经举国进入狂热的“玉碎”境界,一个小小的尉官即使表现再神勇,又能有多大的话语能量呢?据不可靠资料,岩本也曾收到是否愿意参加“神风”特攻队的意愿书,岩本直接签字“不同意”,当场递了上去。

  而在这期间,岩本最神勇的表现莫过于“单枪匹马”在鹿屋上空拦截轰炸日本的B-29“超级堡垒”——当时美国最先进、航程最远、防护最强的远程轰炸机。利用自己“零”式战斗机的灵活,岩本成功地打下一架B-29。

  4月到6月,冲绳战役期间,岩本曾多次单独对美军的登陆舰艇进行攻击,根据岩本自己的统计,曾经袭击超过100艘登陆舰艇,但由于是战斗机,其战果几乎无法统计。不过,正如同一两件先进武器无法改变战争进程一样,一个王牌飞行员更是无法影响这种进程。

  就在教官的位子上,岩本迎来了日本所谓的“终战”,9月5日,也就是在日本停止抵抗后21天,他居然被升任海军中尉,作为一名并非江田岛海校出身的飞行员来说,这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当然,不久我们就知道,日本整个军队都不复存在了。

  根据岩本自己的统计,战争中共击落了228架敌机,其中单独击落了202架,而击沉最多的机种是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SBD(共击落78架),大部分都是在拉包尔、楚克岛以及台湾上空取得的,另击落格鲁曼公司的F4U“海盗”和“复仇者”分别是48架,还有F6F“地狱猫”29架,此外击落了包括B-29、B-25、P-38、P-39、P-40、P-47、P-51等各种机型若干。不过,岩本被官方承认的击落总数是最多87架,以致没成击落数量最多的日本飞行员。
  
  最离奇的死

  战后,由于军队被解散,岩本成了一介平民,作为战胜国占领日本组织的“驻日盟军总司令”曾两度传讯岩本,更拒绝其在日本政府担任公职。随后,岩本加入了日本的开拓公社,回老家北海道和千叶县进行开垦工作。日本曾经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开拓团(包括在我国东北的开拓团),从形式上看都一样,从实质上看也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掠夺中国人,一个是掠夺原本的土著阿伊努人。

  并没有受到惩罚的岩本在此期间居然完婚了,和同乡女子幸子结婚。得了“战争综合症”的岩本肯定难以适应这种缺乏新鲜的生活,很快成了酒鬼,虽然有早年在农村生活打下的根基,还有自己在农业学校的理论基础,但一个少爷还是很难适应的,一年后就因为心脏问题回到了岛根县——他曾经生活最长的地方。

  这种状况的改变,直到5年后的朝鲜战争爆发,“盟军司令部”对于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了武装日本的步骤,而在具体的人员方面也放松限制,1952年,驻日盟军司令部结束了对日本的统治,解除了对特定人士就任公职的限制,岩本随后被当地益田大和纺织公司录用。不过,好日子没过几天,1953年岩本因为盲肠炎做手术,当时医师却以为是肠炎,经过几次手术后,麻醉药引发了败血症,终于在1955年5月20日去世。据说,在医院的病床上,岩本还曾喃喃资自语:“如果身体好了,真的想再坐一次飞机。”如果说日军王牌飞行员西泽坐在运输机中被人击毙,也算死得其所,那么岩本的死不但十分离奇,而且更加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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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本徹三
いわもと てつぞう
Tetsuzo Iwamoto

1916年6月14日—1955年5月20日

暱稱: 最强的零战驾驶员 零战虎彻
出生地點: 日本桦太边境(北海道以北)
逝世地點: 日本岛根县益田市
效命: 日本大日本帝國
隸屬: Naval Ensign of Japan.svg大日本帝國海軍
服役年份: 1934-1945
軍銜: 中尉
部隊: 第二〇四海军航空队
統率: 第二〇四海军航空队

參與戰役:
第二次中日战争
太平洋战争
所罗门群岛战役
楚克岛空袭
日本本土保卫战

獲得勳章: 金鵄勋章

岩本彻三(いわもと てつぞう,1916年6月14日-1955年5月20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军的“零式战斗机”驾驶员,通称“最强的零战驾驶员”和“零戰虎徹”,日軍宣稱其生平總共擊落了盟軍(包括在1938年侵华战争中取得的战果)202架飛機(居二战日本海军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击落数排行榜之首),根据公认战果统计数约80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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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胡乔木和胡耀邦的公私恩怨

2006-12-19


胡耀邦女儿写的回忆录里面曾以称赞的口吻不点名的提到了胡耀邦生前干的一桩当年轰动一时的廉政大事,(下令抓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让这位公子哥儿蹲了两个月的大牢。这件事件也牵扯出胡耀邦与胡乔木之间十几年的政治恩怨。及至胡耀邦下台,恐怕也与此公案不无关联。 ),但凡事都有前因后果,无风不起浪,胡耀邦为甚么这么坚持要收拾胡乔木这位尊神呢,还是让我们先从胡乔木宦海生涯以及和胡耀邦的关系说起吧。

胡乔木的宦海沉浮

说起胡乔木,堪称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的头号人物。胡乔木自四一年起就担任了毛泽东的超一流大秘,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其中一些著述比如象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现在都被认为是党史中的史记。但胡的大作中最有名的还要数那篇扬扬洒洒为人传唱数十年之久的《别了,司徒雷登》。建国后中央本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原则,胡乔木就被按排到新闻出版署当署长,中宣部的副部长并长期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直活跃在舆论喉舌的最前沿。

不管你喜欢胡乔木与否,客观上也不得不承认胡乔木在文字上的造诣确实是非同一般。以至于现在都有将主席当年的不朽名篇《沁园春。雪》说成是胡代笔的。可惜胡乔木虽然是文采飞扬,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一众领导人都是拿他当杆笔,现在看来原因可能还在于胡的风骨不硬。

为甚么说胡的风骨不硬呢,在大跃进时陈云说全国产粮7000亿斤的指标不可行并托胡乔木告诉主席,可胡就不敢报。几个月后的庐山会议时,原本主席手底下这几个秘书大都是同情老彭的,可等老毛怪罪下来祸全让田家英一人给顶下来了,当时活跃的胡乔木这时倒从人间蒸发了。再看看胡在六十年代初的因病休养。现在官方的说法是操劳过度,眼疾复发。事实上是在一九六一年胡在和田家英分组到各地调查时,田家英力主揭开盖子真实反映农村普遍缺粮的情况,而胡则瞻前顾后,遮遮掩掩,最后主席肯定了田家英真实敢言的态度,下令解散了大食堂。对于胡乔木则一再作了严厉的批评。这也直接导致了胡的托病辞职。可惜以后由胡乔木修订过的党史中对这一段的记述有很大不同,解散大食堂的功劳给算到胡乔木头上了,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胡乔木这一因病休息就休到了1975年,虽然文革时也一度受到冲击,可因为毛主席曾有心血来潮的登门去看他的壮举,结果自然是引的万人空巷,可也把一众要坚决批胡的红卫兵吓的屁滚尿流,胡从此平安无事。胡乔木虽然这小病大养一休十几年可中间没整人,人老笔没秃,和主席也是诗词往来不绝,这就为胡以后的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等到了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这位党内的第二号走资派被主席一句:“人才难得”放出来后,胡乔木也立刻获得了新生,胡先是被授与了主持修订毛选五卷的光荣使命,其后又被小平同志看中网落到了为对抗四人帮而特设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其核心成员就是党内的四大笔杆胡乔木,胡绳,邓立群,于光远。

可惜等小平同志被再度打倒后,胡乔木的老年间歇性软骨病又犯了,被四人帮批的七昏八素的胡曾经写了个批邓的十八条,以胡的水平不说是神来之笔,也条条见血,字字穿心,结果不巧这信在四人帮倒台后就落到中央党校的胡耀邦手上了,胡耀邦可是当年头一个向叶帅献安国三策的其中头一条就是请小平出山”。看了胡乔木的这封揭发信,胡耀邦自然是对胡乔木气不打一处来。

人常说这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可运气来了九头牛都挡不住,别看胡耀邦不待见这胡乔木,可胡还有个老伙计邓立群呢,邓立群上了台后很快就为胡乔木的复出奔走开了,邓立群首先获得了陈云的支持,小平同志那儿由王震亲自带去了胡乔木的检讨书,邓立群对小平同志说你上台也要有两个杆子啊,枪杆子,笔杆子一个都不能少。小平同志多明白的人啊,自然是点头称是,一挥手说以前的事就不要提了,那时候谁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最难过的一关是胡耀邦,邓立群就来了个大串连,找完老将找夫人。耳根子偏软的胡耀邦到底还是没禁住这软磨硬泡最后还是点了头。

于是七十年代末胡乔木重新出山,再做冯妇担任了中央副秘书长一职,在这短短一两年间说来胡乔木和胡耀邦还是栓在一条线上的蚂蟑,只因两位都是农村三自一包的支持者,而被左派并称为“修正主义的二胡”就是说这俩人专门出苦声,唱苦调给社会主义抹黑。可等华国峰下台后,老左派们也差不多都给收拾的一干二净了,这原本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笔杆子胡乔木和中宣部的邓立群又摇身一变成了新左派的中坚力量了,后面台柱就是主张坚持计划经济的陈云同志。

现在有种说法说本来胡乔木是被提名当中宣部长的,但让耀邦给否了,胡乔木因此对胡耀邦怀恨在心,但从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来看这完全是子虚乌有,否定胡当部长的根本就是邓小平本人,小平同志对胡的评价就是“笔头上行,政治上不行。”

其实两人分歧的实质还是在对改革的认识上。一个步子想再迈大点,再走快点,一个想则不想在政治意识上走的太前,在一九八三年的通货膨涨挤对风潮后,陈云同志领衔对胡耀邦和赵紫阳进行了批判,胡乔木这时就在四处扇风点火联络了王震,邓力群邓等一干左派准备借此事迫使胡耀邦下台,幸好这事最后是被小平同志制止了。

胡耀邦严办胡石英

“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了这个过节,等廉政风暴吹来时就轮到胡乔木家倒霉了。却说胡耀邦有个女儿叫胡石英,可惜英年早逝,这胡乔木也有个儿子叫胡石英,这位少爷子承父业本是一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被老爹安排到总工会出版社后还办了几个当时著名的开放杂志《人才》和《丑小鸭》,与他老爹的保守作风大不相同。可人有长就有短,这小胡才高八斗,可声色犬马也无一不精。没过一阵就花样翻新想出个搞个作协的主意来,靠着老爹的旗号还真横竖卷了不少钱。结果这事就让人给告到乡镇派出所了。派出所里的好民警哪敢管政治局委员家的事啊,自然是层层上报,可惜转来转去没人愿接这烫手的山芋,最后就七传八传就传到了胡耀邦手里。

“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别人不愿出手,可到胡耀邦这儿就专爱在咬过自己的老虎头上拍苍蝇,一上来就批示严办,结果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乘着胡乔木到书记处开会的空当民警同志们就大模大样拿着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把胡家给抄了,也别说还真掏出几麻袋钱来。整个一个人脏俱获,胡石英的案子于84年底立案,85年胡石英因诈骗罪给判了一年零俩月,虽然关了俩月就给保出来了,可胡乔木从此是声名扫地。不过现在胡石英倒是凭着一杆生花妙笔也堂堂正正做了某文学社的社长并且畅游商海,比以前更滋润了十倍。这恐怕就不是胡耀邦当年所能料到的了。

本来胡石英出事时这邓立群受胡乔木之托关照过胡耀邦希望他能网开一面,说胡乔木这样的文学青年你得罪不起,可等到政治局开会那天,最先竖红旗主张重判胡石英的也是这位,还真有点左派大义灭亲的味道,倒是赵紫阳左右逢源给和了不少稀泥。可没过多久这邓立群的侄子也犯到胡耀邦手里给凉办了。这下在党内闹的就有点风声鹤戾了,最典型的就是李先念对自己身边的人说:“他(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一说(天不怕地不怕),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一时也没有办法。”于是,中央的那些老家伙纷纷到老邓那里哭诉:说我们还在,胡耀邦就敢叫公安到中南海抓人,等我们死了怎么办!老邓由此下了干掉胡的决心。最后胡耀邦倒台时的一大罪状就是搞的党内人人自危。87年一月,我在日本,闻听胡下台的消息,因为胡在日本的人气很高,当时日本朝野一片哗然,我老师佐治芙美子特意去大阪看我,提及此事,声泪俱下。

至于胡乔木护不护犊子,是以德报怨还是睚龇必报,我还真不清楚,不过胡乔木当年有个外孙女李XX刚好和俺是小学同学,这姑娘天生体弱肾虚(肾炎),每十天准有天要请病假,剩下有三天得用大轿车接送。不过这位一生病送作业的苦差事就落到我们一众小屁孩头上了,结果是在壁垒森严的大门口站岗的革命战士怕影响首长休息不放行,干站了有俩小时才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出来,东西一收就叫你滚蛋走人。所以当年班里人最烦最怕的就是这位生病了。滩谁头上都是个抓壮丁的苦差。

这位大小姐有回大考没考好。结果等成绩一出来平时家长会也难得一见得首长秘书就跟着踮踮的跑来了,想来是给老师们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最新指示的,等下回再考试这位身边忽拉围上三老师,一个递毛巾一个拿着书提醒一个背后遮着俺们的视线,明着欺负俺们革命小将的眼睛不够雪亮,合着这课堂全成他们家菜园子了,真是“三自一包”,完全苻和三中全会的精神。

以后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了,风水轮流转,皇帝轮流做,等连小平同志都信了耀邦有野心的说法后,耀邦总书记的日子也就做到头了,于是给安了个胡乱邦的说法强制退休了。这自然是和邓立群,胡乔木两位同志的大力努力分不开的。

现在呢,两位是都作古已久了,乔木同志当年的不朽之作仍非朽木,而耀邦的精神也仍光耀华夏之邦。


(金书龙)



参考资料:

《怀念耀邦》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

《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李锐

《往事回声.郑惠访谈--我所了解的胡乔木》邢小群

《胡乔木和毛泽东》

《胡乔木传》

《百年潮》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出版时间: 2005年11月

作者简介

满妹,胡耀邦女儿,现用名李恒。1952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1968年参加工作,当过兵,做过工人。198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1989年被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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