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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正文
纯属误会



性别:性别:男
年龄:99
十二宫图:天平宫
加入时间: 2009/11/10
文章: 460
来自: 北美
股金: 506
离线

文章时间: 2012-12-04 周二, 下午12:08    标题: 引用回复


薄熙来失掉了他的镇宅之宝


高伐林博客|2012-12-02
http://blog.creaders.net/Gao-falin/user_blog_diary.php?did=131465


薄熙来的办公桌上有个半米来高的白玉关公半身像,雕得非常漂亮,两眼炯炯有神。薄熙来说:你们知不知道?关公是我们山西人啊!梁安仁说:我还真不知道呢!薄熙来对他说,送给你了,你拿回去做镇宅之宝!----梁安仁的父亲梁敦厚,三次救过薄一波的命,所以薄家非常感谢梁敦厚的后人

“薄熙来口口声声是‘国家’‘民族’,他对我们说,‘钱有什么用?你能花多少?’最爱讲的是‘咱们一定要做点事啊,这是留名千古的事儿啊’,钱得多花!多花才能多赚,回本才越快!”居住在新泽西中部的郭树伦,对我这样谈起与薄熙来多年打交道的印象。



董氏集团顾问郭树伦

郭树伦递给我的名片上印著“Advisor,Tung's Group”(董氏集团顾问)。这是他从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退休后,十年来公司给他的头衔。名片左上角,是一朵梅花:这既是公司的logo,也是中华民国的国花。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Oriental Oversea's Contaner Line,简写OOCL),是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创办的公司。郭树伦早年受到董浩云青睐,1977年进入OOCL;董浩云过世之后,郭树伦又在他的两个儿子董建华和董建成手下工作,早就被董氏三代人看作“自家人”----用他的话说,算是董家的一个“老家人”。退休后,他反倒更忙,以他多年在海内外航运界、游轮界的广泛人脉和丰富经验,替人排忧解难,出谋划策,牵线搭桥。

认识郭树伦有十多年了。不过,以前他还在董氏集团任职,即使讲些有关董浩云、董建华、許家屯等人的轶事,或者他所经历的许多趣闻,我也只是听一听、了解一下而已,不能披露。只是最近,他觉得讲出往事已经无妨,于是我跟他约定时间,2012年7月2日和8月18日,两次登门拜访,听他漫忆。郭树伦今年76岁,但绝不显老,讲起董氏三代的家族脉络、性格脾性,如数家珍;又讲起他在半个世纪里打拼的所历所感、亲见亲闻。限于时间和篇幅,我先重点摘取他讲述的与薄熙来多次交往的经过,写下初稿后,又登门念给他听,以核正有关人名、地名和事实。

此后我又在几个场合请他长谈并录音,他不仅回忆自己从小在大陆、台湾和美国打拼的早年经历,更披露了与多位中共和台湾高官、阔商和演艺界人士的诸多交往秘辛,实在有趣。这位见多识广的老人所讲述的,是一部浩瀚大书的素材。将抽时间整理这些录音。

董浩云要我到他手下工作

我早年在台湾就有航运的背景:岳父就开了国泰航业公司。到美国来,我就进了一家船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代理董浩云的OOCL在美国的业务,后来被另一家代理行Eckers Agent买去,我还在那儿工作,就继续跟OOCL打交道。董浩云每次到美国来,他是大客户嘛,上司看我是中国人,就要我放下手头别的工作,专门接待照顾他,接飞机、送机场。

在台湾我就知道董浩云,他也认识我岳父,觉得我照顾得不错,后来就向我们公司提出来,把我要到他的OOCL去了。

董浩云的儿子与老爸有许多话不直接讲,我呢,对老先生有什么讲什么。董浩云的性格是这样的:他并不开口要你做到这样、做到那样,但是他的要求比谁都高!就得你自己去悟到他的心思,对他的要求心领神会了,他就很高兴。

我跟他关系密切,在公司就呼风唤雨啊,我讲话,别人都以为是老板的意思嘛。有的时候,老先生对我打著他的旗号自作主张也不是很高兴,但事情本身办对了么,他口里不说,心里还是认可的,只责怪我一声:侬又假传圣旨啦!

那时我与美国移民局打交道多,因为OOCL每个礼拜都有船抵达美国,大批客人要办手续入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船员来到美国后跑掉的很多,这些船员,香港的、台湾的都有,到了美国一失踪,我们就得去移民局报告。跑掉一个船员,移民局要罚我们公司一千美元。我们有条船叫Musician,有一次一停靠纽约港,就跑了19个船员,好家伙,连船都没法开了!只好请台湾再赶快送来11个船员,我特别雇了一辆巴士去飞机场接他们,11人接到,上巴士时,又跑了两个!

我与海关、移民局关系搞得特别好。每次我们的船一到,我就要摆一桌,海关、移民局官员都请到。端上来皮蛋,他们没见过,“咦?这蛋怎么是黑的?”我开玩笑说,你们美国不是有黑人吗?中国有黑鸡,黑鸡生黑蛋嘛!也巧,又端上来一个乌鸡汤,我说,你们看,连鸡爪子都是黑的!(笑)

欠移民局的钱日积月累,越来越多,最后欠了40多万美元,他们天天来催交款,但我们公司又不肯付,我两头受气,只好拖。

后来来了一个机会:我们公司开拓了夏威夷的游船业务。

夏威夷有个日裔州长,当选上任后搞个仪式,请了很多人,也请了董浩云。他就要我陪他去夏威夷。我们俩先到檀香山,逛完了飞另一个岛,逛完了再飞下一个岛。有一天早上赶飞机,竟然赶掉了原订的夏威夷航空公司的飞机,弄得好狼狈!幸好还有另一班阿鲁哈航空公司的飞机,我们赶上了。

我对董先生说,在夏威夷坐飞机旅游多不方便,要是搞游船,是多好的商机!一个岛一个岛地游,一个礼拜绕一圈。游船客舱就是旅馆嘛,就用不着天天登记入住呀、退房呀、赶巴士呀、赶飞机呀。游客一定会很多。再说,我们现在正有两条船嘛!那时,我们公司已经买了“宪法号”和“独立号”两条横跨大西洋的轮船,抛锚停泊在佛罗里达一个湿地。停泊费很贵呀,后来我们一打听,那儿的地很便宜,索性就买下那块地做码头。

董先生二话没讲,就开始做这件事。他拍著我的脊背说,这件事做好了也有侬一份!----大概就是要给我股份的意思吧?但他后来去世了,这件事也就一风吹啦。我跟董先生有很多事就是在他拍我肩膀的情况下办的。他要我“不要告诉别人”,我除了我太太,谁也没告诉,我太太白高兴一场!

董浩云最喜欢的就是省钱,我就很会想省钱的招式。我们有了夏威夷的游轮之后,我就跟移民局官员们讲啊,你们哪天去玩,我来张罗。这样安排了一气,四五十万的罚款,最后只付了10%左右就摆平了。


郭树伦的儿子在新泽西举行婚礼,卸任香港特首董建华赶来致贺。

阎明复介绍我去找上海一把手

董浩云一过世,董建华接班,我觉得没法干了……

你问为什么没法干?举个例子吧,有个移民官,原来我要他去夏威夷玩,他太忙了,去不了,后来他找我来了:我退休了,有时间了,能不能去夏威夷坐你们游轮?我跟我的上司讲,上司说:哎呀,你怎么学不会呢?他退都退了,还跟他搞什么?!

你听听!这不是我的性格呀,哪能人一走,茶就凉,他退休了,我就不管了?以前我可以“假传圣旨”,现在也不能啦。我就辞了职。

后来董浩云的夫人到纽约来,我没去接她,她很奇怪,一问才知道我已经辞职了,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你做得很好呀,怎么就辞职了呢?公司又把我找回去了。

OOCL决定到中国去发展,董建华让我第一站去上海,那时上海还是江泽民当市委书记、朱hanzi_rong基当市长。那时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市委书记比市长大,看见市长我要仰着头,见到市委书记呢,不觉得他是多大的官。

说起我与江泽民的交往,要从我父亲说起。我父亲年轻时跟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很熟----阎宝航这个人你知道吧?(阎宝航,1895~1968,辽宁海城人,地下党员和情报人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老高注)阎宝航与蒋宋美龄关系很近,在蒋中正推行“新生活运动”时,他是“新生活运动”的总干事。我父亲的姑父周廉,我要叫“姑爷”了,是留德的,后来当张学良手下沈阳兵工厂厂长、东北大学工学院的院长。我这个姑爷跟阎家也很熟,都是东北人嘛。抗战时,我姐夫到重庆去找姑爷,姑爷在南温泉的房子正巧被日本飞机炸了,他就说我家不能住了,我们都住在阎家呢,我姐夫也就去阎家住了。你看熟不熟?

我到大陆办事,就先找我父亲好友的儿子阎明复,说我们OOCL要到上海设点,开展业务。他说,那你去找江泽民啊。他给江泽民打了招呼,我去上海市委,果然就一切OK开绿灯。江泽民的性格很开朗,所以搞得很熟。

现在有人议论中国官场腐败,来问我江泽民这样的大人物,会不会贪污?我说,根据我的理解,他不会贪污。不过,他现在吃的西洋参还是我送的呢----我每次去,总给他带一磅最好的西洋参,西洋参不可能一次吃很多嘛,他要慢慢留著吃的话,可以一直吃到现在。(笑)

薄家感谢救命恩人梁敦厚之子

中国是个关系社会,这是历史形成的。明白了这一点,学会搭上关系、运用关系,就会办成很多事。

过去几十年,帮了很多朋友的忙,在中国在海外结交了多少朋友啊。不光是我本人结交的,还有家庭父辈的人脉。除了阎宝航,我们家还跟崔月犁很熟----崔月犁在北平解放前,是协和医院放射科的大夫,是中共地下党,我父亲救过他,国民党抓他没抓著,后来他在北京当到卫生部长。

我退休之后,朋友们都召唤我,你来你来,你有这么多的关系,你不用,就给我们用用吧。有些事对我来讲并不大嘛,帮帮忙、讲讲话,也确实就很快解决了。这种事经常有。

去年到重庆,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跟薄熙来的关系。

是不是第一次见他?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薄熙来,很早了,那时他还没当上大连市长呢,是在纽约见的。他一个人来的,一个人逛,这个就不去细说了。

说起我怎么认识他,要从我的一个叫梁安仁的朋友说起。

梁安仁是梁敦厚的大儿子。梁敦厚在台湾赫赫有名啊,是“太原五百完人”中第一人。1948年,解放军进攻太原,国军守了八个月,太原城里连老鼠都吃光了,最后一批人殉国自杀。梁敦厚当时是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阎锡山离开的时候,指定他留下当山西省代主席,国府后来认定自杀“五百完人”名单,他排在第一位。梁安仁是梁家人中唯一撤到台湾的一个,很受蒋经国的照顾。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梁家的事,我也时常参与。

我们都没想到:薄家认为梁敦厚是他们家的大恩人!原来当年,梁敦厚对薄一波有“三抓三放”之恩----薄一波被阎锡山抓了,被梁敦厚放了;阎锡山又抓了,梁敦厚又放了;阎锡山第三次抓他,这次梁敦厚不能再自己放了,就飞到重庆请示蒋中正,说这个人如何如何重要,如果我们对他不慎重从事,跟共产党就可能闹翻了。这样,就又放了。他放这个薄一波这个山西大共党,是担著很大风险的呀。所以梁敦厚最后不能不自杀,他要不自杀,就证明他确实是共产党的同伙!

有这个生死渊源,薄家上上下下对梁安仁都非常热情。我跟梁安仁多次上北京,多次去过薄家,除了薄熙来的大哥我们没见过之外,见过了薄家所有人,大姐、二姐、三姐、薄熙成……

后来国务院邀请一批华人企业家到中国参观考察、投资合作----是中国驻纽约前总领事张伟超回国之后落实的,要我来带这个团。那次去的人真不少,王琣、李昌钰、莫虎、李厚白……都去了。那一趟去了大连,我就给薄熙来打电话----那时他已经当了省长,离开大连去了沈阳。我说你们大连建得真漂亮啊,大家都在赞叹!他一听是我,说,我过来我过来。

他马上从沈阳赶过来,请我们大家吃了一顿晚饭----也没去外面豪华酒店,就在政府招待所的餐厅宴请。我很有面子啊!

薄熙来跟我们夫妇合影,我太太站当中,我跟薄熙来站两边。结果照片洗出来一看,我们俩反而站到后边了,原来我们这个团里大家都要挤进来合影,把我们俩倒挤到后面去了!

那次活动的资料,包括照片,后来专门制作了一张光盘,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不知放在哪个角落了,我有时间了慢慢给你找出来吧。

省长从省城赶来接见,第二天我们受到的待遇、市里对我们的态度,就大为升格了:薄省长的客人么!晚宴时我们议论起大连女骑警多威风,第二天市里就安排我们参观女骑警表演,人漂亮,马也漂亮,确实是大连一景。

后来为大连的事,找过薄熙来:我给一家日本公司牵线----也是我在大陆认识的朋友,找到我要我帮一个忙,我说没有问题。我办这种事,光讲情,不讲利,为什么我在中国办事名声不错呢,就是因为我没有沾利益关系。我推想,薄熙来那次也没有获利,因为在他来讲,只是很简单的“可”与“不可”的问题嘛。

摆平禁建高尔夫球场风波

下面就要说到我们的重庆项目了。要赚钱,就得想办法弄项目啊。我们去年去见薄熙来,是为我跟梁安仁等人一起筹划的位于重庆万盛的五千亩山坡地的旅游开发项目,整个项目投资是1千亿人民币,预计需要四年,到2015年完成。

这片地,风景漂亮极了,计划建五个五星级的酒店。五千亩地上有三百多家“农家乐”----农民把房子修整洁漂亮一点,城里人可以将老人送到这里来避暑,因为海拔比较高,比重庆高两千英尺,很凉爽,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这里吃的都是“零污染”的蔬菜,薄熙来还说过,我最喜欢那个“跑路鸡”----这里的鸡都不是关在笼子里养的,晚上都栖息在树上。空气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不太懂,说这里的负离子指数比重庆市要好一百倍。你说是不是个宝地啊!这个事要弄成了,将来我去这儿一住,打打球、交交朋友,对我太太的身体很有益处啊!

从重庆到这里的环山公路已经有了,要开一个半小时,现在要修直达公路,由重庆市投资。将来重庆人可以到那里舒舒服服度个周末。这条路因为是山路,得花45个亿。

五个五星级的酒店都已经有主了,全都是美国大的连锁酒店集团,有Marriott、Howard Johnson……在美国,也许不一定都算顶级酒店,但是在中国都是很热门的美国品牌。三百多“农家乐”农户都搬到一起去,也有人投资了,等于给农户盖了别墅么。每套都是五个带卫生间的卧室套房,可以住五家,若房主自住一家,可以出租四家。开初月租800元,现在已经涨到3、4千了!


山坡上的“农家乐”。

薄熙来给我们找了一个合作伙伴,是从美国回去的,在中国做timeshare(即分时居住,顾客购买度假村单元的部分时间使用权,每年可在某一个时段,拥有该房自住或出租,也可转让。----老高按)的,他在国内做timeshare,生意好得不得了!此人很有意思,他说,中国人就认房产证,哪怕买下的是一年两个礼拜的房子产权呢,可他有证!

这块五千亩的地上,还要建可以容纳5千人的会展中心,有展示厅、会议室,等等;还要建体育活动设施。现在那里已经有国家级的羽毛球馆,中国羽毛球队在那里进行重要的集训;蓝图中还包括建造一个网球馆……

这里还建一座基督教堂和一座佛寺。佛光山、少林寺和慈济都看中了这个佛寺项目,竞争很激烈呢。

这些听起来都挺不错,对吧?这些也都没有遇到问题,波折出在五个酒店的高尔夫球场上。中国规定高尔夫球场的审批权收到中央,而且不批了,因为高尔夫球场用地太多。

麻烦就在这里!要是没了高尔夫球场,整个项目就出现最大的问题:去的人就不会多,建设一个休闲的地方,总得有吸引人前来休闲的理由啊,有了球场才可以吸引人前来呀!规划起来也很容易,虽然是山坡,有高有低,但是既没有房子也没有树,是农田。但农田不能变高尔夫球场,这是国家规定。

好在建酒店,并不违反规定。而且中央的规定还有一条:地方上可以批“高尔夫练习场”----也就是说,18个洞的正式高尔夫球场,地方不能批;但9个洞的高尔夫练习场,地方可以批。那好,这块地上每个酒店建一个9洞练习场,五个练习场,不就一共有45个洞了嘛!

当然,我们并没有真正打算做45个洞,目前是打算做36个洞。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把球场规划好,再把五个酒店摆上。这就整个倒过来了:本来是应该先设定酒店位置,再定每个酒店的球场位置。

你看,我们一点都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中央不批高尔夫球场,但中央并不禁止酒店自己造高尔夫练习场。现在几家都造,就找一个管理公司来统一联合管理----这难道不合理吗?

我们策划这个项目,一开始并没有想去麻烦薄熙来,走到后来出现了麻烦,我们一个同伴花了不少钱,找到一家公关公司,负责人是美国一个退休的国会议员,去找了重庆市的领导,也没走通,甚至都想打退堂鼓了,才想到要我去找薄熙来。

薄熙来极为看好这个项目。他对我们说:钱得多花!多花才能多赚,回本才越快!薄熙来还说:“我保证给你卖100个球证!”一个球证多少钱呢?10万美金。我马上对他说,卖了100个球证,先给你。跟整个项目投资1千亿人民币比起来,对他来说当然是小意思,但是也不无小补吧:到底是1000万美金啊!


薄熙来 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If you can't join them, leave them.

薄熙来脑筋转得有多快?

薄熙来这个人,脑筋很灵,转得飞快。我们做商人,脑子必须要转得快,但是我们能想到的事,他更能想到。像这个把五个酒店的高尔夫练习场连成45个洞球场的主意,我都没想起来。我们见他,刚跟他说我们的打算,请求酒店建9个洞的练习场,薄熙来马上接过来说:“不是有五个酒店嘛,五个9洞练习场弄到一起,不就是45个洞了嘛!这是我们本地的权限,我们当然批了!”你看他头脑灵不灵?!

这个问题解决了,项目我们就拿下来了。是我出面的,梁安仁除了第一次没跟我一起去,后来每次我俩都是一起去重庆,现在他在做,我就不大去了。据说现在这块地上分散的农家都已经集中了,腾出了空间。

合同我让什么人出面签的呢?找董建华的女婿签的。他是个洋人,我们这个公司是个美国公司,当然找个洋人出面签合同了。他在中国又是专门做酒店的,Howard Johnson连锁酒店都归他管。他告诉我,他在国内开了这么多家旅馆,还没有一个比这个条件更好的!

这个总项目下的分项目,像那些酒店项目的负责人,比我要著急啊,他们与地方上方方面面的关系弄得比我要熟得多。且这个项目显然是大有好处么,几家都来争球场总管理的位置。

我们忙活半天,可以占到一定比例,将来吃吃喝喝玩玩就够了嘛。我太太就说了,将来就不要去别的地方了,就在这里好好休养。

今年春天薄熙来突然出事,好在,我们的项目与他之间,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瓜葛,应该不至于受到影响。我只是口头答应了给他一百个球证,这只是一句话嘛,又没有兑现!

镇宅之宝送人,后果严重

跟薄熙来打过很多交道。去年在重庆有一段时间,我天天要去他的办公室。第一次去,要通过三道关,在头一道大门口,就有人来接,带我们进去。慢慢就熟了,到后来,进第一道、第二道门都没问题了,我们自己进去,他的一个小女秘书只在第三道门等我们了。

有时我们去了,他手头还有公文没批完,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参观。他办公的地方是过去抗战时期重庆当陪都时蒋中正的官邸。我们看到了蒋宋美龄的梳妆枱----哎呀,那真是我见过的最丑陋的梳妆枱!还有蒋中正当年用的办公桌,据说邓小平坐镇西南时,也用这张办公桌办公。我也坐到桌前照了一张相。

薄熙来口口声声是“国家”“民族”,他对我们说,“钱有什么用?你能花多少?”最爱讲的是“咱们一定要做点事啊,这是留名千古的事儿啊”。

开始跟他是坐在他的办公室外面的会客室里谈,到后来更熟了,好像大家都不是外人了,他就领梁安仁和我进他的办公室,里面挂满了他与中共要人像邓小平等等元老的合影,当然也有他父亲薄一波的照片。不过,一次也没去过他重庆的官邸,也从来没见过他的妻子谷开来。

他也没有吃过我们的请。有一次我们想请他吃饭,他当时口头上应承了,但是后来他的秘书来电话对我们说,不太方便,要一起吃饭,还是去他们机关的餐厅吃吧。

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白玉关公半身像,这么高,雕得非常漂亮,两眼炯炯有神。薄熙来说,你们知不知道?关公是我们山西人啊!梁安仁说:我还真不知道呢!薄熙来对他说,你们看这个雕像,多漂亮!送给你了,你拿回去做镇宅之宝!第二天我就安排人去把关公像搬走,运到美国梁家来了。

薄熙来出事之后,我想:是不是薄熙来将自己的镇宅之宝送了人,于是自己就镇不住了?

他给我的一个纪念品,也很有意思。在长江江底打捞沉船时,将沉到底的木头打捞上来了,木头沉到水底,该有多重啊?这是一段千年之木,用这个木头做的镇纸,也沉甸甸的。我对太太说:老婆,这个镇纸你可不要随便送人呀!我们也有了镇桌之宝!(笑)

我们与重庆市还有很多合作项目,像在长江上的游轮,计划很不小。有意思的事、更重大的事还多着呢,以后慢慢再跟你细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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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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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英烈传 大风波始末(一) 大明英烈传(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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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小姐与茅部长: 最是无情帝王家——胡锦涛的女儿胡海清



  3H小姐的英文名字叫Hu Hsiao-Hwa,译成中文为胡晓桦,故而人称3H小姐。3H小姐出生于1972年,1989年—199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空调专业。3H小姐不仅学习好,而且为人随和、低调,在校期间跟另外四个同学住一间学生寝室,周末骑一辆旧自行车回家看父母。四年间,没有人知道的家庭背景。

  3H小姐毕业后要出国攻读MBA,乃父坚决不让,3H小姐虽与乃父大吵一顿,但还是执拗不得,于是只好在上海上市的高科技公司清华同方找了一份工作。半年后,3H小姐利用单位外派的机会,瞒着家里来到比利时,准备在比利时学习MBA。三个月后,乃父得知,大发雷霆,要求3H小姐马上回来。迫不得已,3H小姐又回国工作,先后在两家外企工作。1995年,在位于上海的中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注册,完成MBA课程,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茅部长不是部长,只是一资本家,严格来说应该是“毛不长”,因为他是个秃顶。茅部长1963年生于上海,198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1987年留学美国,后获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系统硕士。1993年茅部长加入华登国际投资集团(Walde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roup,WIIG),曾任该集团副总裁,负责华登集团在中国和美国的投资业务。1999年年初加盟四通利方公司(新浪网前身)担任营运长。

  茅部长脸庞瘦削,秃顶,戴眼睛,别说称不上帅哥,就连一般女人都觉得他“毫无情趣”。但茅部长这个人十分精明、做事可靠,为人特别低调。他说话办事有条有理,活泼敏捷,而且好动。正是凭着这些特质,使得茅部长深得器重,晋升很快,曾掌管数亿美元的投资,而本人也收获颇丰。茅部长一直没有成家,对女人来说,这是一个克拉级的王老五。

  茅部长一直是带着一个团队工作,这个团队一致认为在中国应该努力和政府达成良好的关系,而茅部长本人对此也十分关心。因缘巧合,1988年,茅部长认识了3H小姐。当得知3H小姐的家庭背景后,时年35岁的茅部长便开始对26岁的3H小姐展开了强大凌厉的爱情攻势。凭着机敏的头脑已经丰富的经验,不久相貌平平的茅部长就虏获了3H小姐的芳心,当然这也和3H小姐相貌平平以及渴望金钱的想法有关。

  爱情在顺利进展,但是3H小姐并未将此事告知家里。在她的心目中,父母对她的要求太多了,她不想成为别人的政治代价,她想有她自己自由的生活,乃父的多次干涉使得她十分厌恶,因而她决定一切都自己来。不靠家里,但也绝不要家里干涉。于是,3H小姐开始做生意。这时候,茅部长就给她指引了一条发财之道。当时,医改还没有进行,很多医院都对外承包。茅部长要3H小姐去承包医院,而第一个选定的目标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当时哈医大院方并不想承包,但是3H小姐找到了她的田叔叔。这位田叔叔名凤山,时任鸡头省省长。田叔叔和3H小姐之父曾同是封疆大吏,关系尚好。眼见3H小姐之父即将登顶,于是便不遗余力为3H小姐大开绿灯。先是通知下面,做好哈医大向外承包的准备,接着打电话给三家国有银行,要求贷款5亿人民币给3H小姐。而茅部长则拿出一个亿给心上人以示忠心。就这样,3H小姐意气风发的准备用6亿元承包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事实证明,茅部长的投资眼观及其独到,如果当年3H小姐承包成功,那么5年后,这所医院的价值就会翻番,而十年后,这家医院的年产值已经十个亿了。

  可是,也许天灭3H小姐。这件事情让哈医大前院长金铮老爷子知道了,他觉得这样干不好,一个是他认为哈医大附属医院不能承包,另一个是他认为这件事对3H小姐乃父的影响不好。于是,金老爷子就找到了当时任中纪委书记的大明模特队员尉迟行,因为尉迟行也是从哈尔滨出去的,曾任哈尔滨市长副书记,和金老爷子也很熟悉。金老爷子把这件事告诉了尉迟行,并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尉迟行就把这件事转告了3H小姐之父。乃父再一次大发雷霆,勒令退出,并把田凤山一顿训斥,要他马上停办此事。3H小姐的如意算盘再一次落空,但她不甘失败,又继续开始承包深圳人民医院。这一次没找人,全都是自己弄得钱。但还是被乃父阻止。不由得3H小姐仰天长叹:为何生与帝王家?

  虽然茅部长指点3H小姐承包医院不顺,但是茅部长与3H小姐恋爱的事情对其事业还是有极大帮助的的。由于这层关系,2001年6月,新浪董事会在逼走新浪创始人之一的原CEO王志东之后,马上提拔COO茅部长为CEO,这是新浪董事会与管理层一直期望的,特别是海外董事,能说这跟3H小姐的家庭背景没有任何关系吗?茅部长也确实有两下子,上任后不久,新浪的财务收入止跌回升,并实现连续5个季度的持续增长。令人刮目相看。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3H小姐和茅部长的恋爱消息终于被3H小姐之父得知,又是大发雷霆,堂堂红二代怎么可以和大资本家联姻?坚决不准。这一次3H小姐没有让步,宁可断绝父女关系。后在其母的劝说下,乃父在家亲切接见了茅部长,不得已同意他们的恋爱关系,但是要求茅部长不要显山露水,尽快退出新浪。茅部长暂且答应,但需要一点时间。

  此后,3H小姐屡次被父亲召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权术到厚黑,从韬光到低调,不厌其烦的为其分析形势,终于打动3H小姐,知道其父不易。于是,3H小姐便开始站在乃父一边,劝说茅部长离开新浪,退出商界,过隐居生活。而男人对于事业总是看得很重,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得罪3H小姐,茅部长便采取了拖字诀,虚与委蛇。

  就这样,3H小姐在乃父每次催促下,都及时催促茅部长离开新浪,而茅部长一拖再拖,就这样到了2003年。3H小姐再也不耐烦了,在乃父的严厉警告下,对茅部长下了最后通牒,新浪与我,请选其一,马上给出答案,而且要求从此淡出商界。在这种情况下,茅部长又亲自去见3H小姐之父,想再次沟通,无奈其父态度坚决,这才使得茅部长不得不重新衡量。选择新浪,必定离开3H小姐,可是离开3H小姐自己在新浪乃至中国还有什么价值?谁还肯把自己奉若上宾?其次,自己在这两年的新浪工作中,由于裁员减薪以及转型,不但得罪了管理层,而且还得罪了新浪的海外董事,因为茅部长提议的裁剪海外分支机构的计划已经影响了海外董事的利益,一旦自己再和3H小姐分手,这不得马上就是王志东第二?

  左思右想,罢罢罢,为了权力牺牲事业吧,有了3H这颗大树,走哪还不开花?于是在2003年5月11日在美国硅谷举行的新浪全体会议上提出辞职。而新浪也马上批准了他的辞呈,因为新浪也得到了3H小姐乃父的暗示。于是乎,茅部长辞了新浪以后,又拿到了阳光文化集团董事会主席杨澜签署的卸任书,辞了执行董事一职。这样茅部长在国内就没有任何职务了。后来网上开始炒作茅部长是被新浪辞退的,这是茅部长的继任者汪延的造谣,但也是新浪的需要。不久,茅部长就把新浪的个人股份卖掉37.5万股变现,每股45美金。手中还留有90万新浪股,价值4500万美金。此时茅部长的个人财产逾一个亿美金,想必3H小姐也非贪婪之人,觉得这些钱足以享受生活。

  抡着一大包钱何去何从?在国内不但茅部长再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而且无数家企业高薪聘请3H小姐也都被乃父阻挡。于是茅部长提议回美国过隐居生yy频道设计活。3H小姐通知乃父,乃父坚决不许,无奈3H小姐心意已决,宁可弃父,不能弃夫,自认为为这个家庭付出许多,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于是当即便和茅部长去了美国,当年在夏威夷悄悄结婚,过着隐居的生活。时至今日已经8年,绿卡也已拿到。乃父鞭长莫及,打不得骂不得,屡次召回,无功而返。3H小姐的这一做法,使得海外媒体对乃父议论纷纷,认为此乃权钱结合。而在国内,此举更成为乃父的政敌不断攻击的口实,使得乃父尴尬异常。

  其实这件事情中还有个倒霉蛋,就是3H小姐的田叔叔。田凤山虽然没有帮助3H小姐包成医院,但这费心意3H小姐之父还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虽说当时训斥一顿,但毕竟人家表了忠心,自己又当用人之际,于是乎,那件事不久,也就是1999年底,田凤山就被3H小姐之父运作到朝廷,担任大明国土资源部党组书记,转年3月,便当上了国土资源部的部长,仕途大展。

  03年,3H小姐之父正式上位,田凤山便成为左膀右臂,虽说不是太重要,但起码也帮着把持一个部委,而且还是个很重要的部委。3H小姐之父一上位,便要推行自己的政策,这就得罪了太上皇水工。为了警告3H小姐之父,大明还是老沪帮的天下,你给我乖乖的,不要妄图培养自己的亲信。于是开始杀鸡儆猴,这一下就相中了官职不大不小的田凤山,因为小的没意义,大了又怕3H小姐之父背水一战。于是时任中纪委书记的老沪帮干将官正哥在水工的授意下,开始找人罗织田凤山的罪名。

  首先从国土资源部开始,当时的国土资源部的确出了很多问题,但是这可绝不是田凤山的错误,因为田凤山这个所谓的部长根本说了不算。他的前任是老沪帮的永康哥,整个国土资源部都是老沪帮的领地,谁摆田凤山?因而出问题是一定的,那么首先这个责任就找到了田凤山。但是还没有什么大问题,还够不成犯罪,顶多是失职。因而便开始到黑龙江去罗织,最后发现田凤山竟然是个好官。不仅作风务实,处事谨慎,而且家风也好。那么多高干子弟张扬跋扈,而他家的三个孩子却本本分分。大儿子毕业后在北京的一家保险公司任职,业务经理。女儿在黑龙江龙星运输公司当副总,小儿子在加拿大上学。都没有任何问题。

  这可咋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给田凤山扯上了马德案(马德案曾经轰动一时,小小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任期间大肆买官卖官,疯狂敛财2385余万元,所涉及的领导干部达到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据一位知情者说,当时由于涉及的干部太多,如果全部追究,那么绥化市整个行政体制都会瘫痪,所以最后工作组做出这样一条规定,凡是给马德行贿10万元以下的干部,如果自己能主动交代问题,不再追究责任),说马德向田凤山行贿10万元。但在对马德的起诉书中却并未提到田凤山,而且在要求马德出庭作证的时候,马德拒绝:“我没给人家钱,我凭什么冤枉人家?”最后田凤山案的审理秘密进行,很快结束,也没证人到庭,田凤山被判无期,而且田凤山也没有上诉,当庭签字,因为3H小姐之父已经告诉他了,上诉也没用。

  看看田凤山的判决书:“被告人田凤山于1995年3月至2003年间,利用其担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国土资源部部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非法收受包某某等18人给予的人民币325万元、美元17.4万元、加拿大元5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498。13万元。案发后,被告人田凤山坦白交代了上述受贿犯罪事实,并积极退出了全部赃款。”起诉书中说田凤山受贿17笔,但却没有任何行贿人,媒体公开的只有马德一笔10万元,马德还不承认。呵呵,这就是政治。

  3H小姐之父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爱将被斩落马下,因而虽然名义上位高权重,但实际上还是小脚媳妇,还得被大嘴婆婆管制着。这不得不使得3H小姐之父此后行事更加谨慎。直到08年,田凤山才在3H小姐之父的运作下,放了出来。但政治生命结束了,好干部都是这样死的。

  这件公案3H小姐有错吗?追求自己的爱情与自由,没有利用公权贪赃枉法,这在当今的中国已经难能可贵。可到头来还是落得个如此下场,何其哀哉?套用花蕊夫人一句不恰当的诗“红颜未老恩先断,最是无情帝王家。”乃父如此要求有错吗?没有,可还是落的个女儿离家出走,要知道这可是乃父的掌上明珠,就这一闺女一个儿,何其不幸?田叔叔岂不更是冤枉透顶?明明清官却被贪官当做贪官处理,何其悲哀?怎么说呢,政治的残酷常人难以想象。特别是中国。

  对了,忘了交代正主。3H小姐真名胡海清,乃父是古月。胡晓桦(Hu Hsiao-Hwa)是到美国以后改的名字,意为与家庭决裂。茅部长有啥背景呢?好像当代茅姓名人不多,茅于轼?呵呵!不多说了!各位节日快乐!

Posted by 墙外仙 on 2012/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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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汇塘渔夫--长篇宫廷评话【末日红朝】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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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2-12-21 周五, 下午1:42    标题: 引用回复


薄熙来:合欢帐下贤妻去,鼓角灯前老泪多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
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

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

孔尚任《桃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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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07 周四, 上午5:37    标题: 引用回复


中越恩怨(完整版)

作者: 沈听雪 2013-2-06


1979年1月28日到2月5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虽然其时邓小平只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还是“英明领袖”华国锋,但美国人显然清楚邓小平在中国的真实分量,因此除了迎接礼炮少了2响之外,其他一切接待规格都是国家元首的礼遇。对邓小平来说,5年前曾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过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第二次到美国。

这次出访是非同寻常的,不仅是自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而且邓小平以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到处穿梭,时而坐公共马车绕赛马场一周向观众致意,时而坐进航天飞机进行模拟着陆,又去赴标准的牛仔晚宴,还穿着毛式制服戴着牛仔帽观看骑士表演。美国人熟悉的以往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是僵硬的,如莫洛托夫的只会说“不”,赫鲁晓夫的粗俗无礼,葛罗米柯的千年铁面,勃列日涅夫的结巴念稿。邓小平的表现完全不同于这些人,使美国人大为惊讶且好感顿生,以致引出了“邓旋风”的美誉。

在访美的8天中,邓小平以不知疲倦的精力与美国卡特总统及其他美国官员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并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用了大量黄金时间转播邓小平的活动,被人戏称为“邓小平时间”。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谈笑风生之下,邓小平却另有一副面孔。他一路频频出语抨击霸权主义,对越南警告连连。

“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而霸权主义是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大威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和平不是靠乞求所能够得到的。想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和遏制霸权主义,打乱战争策划者的战略部署。”

“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尽管中国条件有限,但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可能支持民主柬埔寨。”

“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显然,中越之间发生了大事。

中美自1972年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之后,因为各自国内的政治局势动荡,相互关系一直进展迟滞,建交过程一波三折。直到邓小平复出和卡特上台以后,双方才突然“加速度”,在1978年的半年内达成了协议,宣布两国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在1978年12月14日,卡特向邓小平发出了访美邀请。本来卡特估计如此重大事件,邓小平至少要在半年后才能成行。不料,“邓旋风”突然刮起,邓小平在24小时内就做出了决定,1979年1月份访美,让美国人始料不及。

在邓小平不断发出抨击霸权主义的声音之后,美国人突然发觉,除了中美建交的大事之外,邓小平此行还另有目的。

面对邓小平的咄咄逼人,美国人的心态是复杂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分裂为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针锋相对,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全球进行争夺,冷战和热战交织,可谓烽烟不断。

1949年后的中国是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因此向苏联一边倒,并为了保家卫国和肩负自己的社会主义阵营国际义务与美国在朝鲜进行了一场血战,双方在20多年里成为了死敌。然而1950年代末风云突变,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争吵,并逐渐恶化到国家关系,甚而到1969年两国在珍宝岛兵戎相见,几乎引发全面战争,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了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凶恶的敌人。

中国囿于意识形态而同时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和苏联为敌,两面出击,虽然调门很高,但明显实力远远不够,风险极大。也正因为如此,为了国家安全,毛泽东才断然扭转航向,与“最大的帝国主义分子”尼克松握手,中美走近,形成联手抗苏的国际格局。

美国本来在国家实力上对苏联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因为错误的卷入越南战争,长期陷在东南亚,不但损兵折将,而且引发国内强大的反战浪潮,弄得狼狈不堪。而苏联则从1960年代末开始在全球加快扩张脚步,实力急剧膨胀,形成了苏攻美守的格局,苏联一时占了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联手有利于抗衡苏联的攻势,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越战,这是一代美国人心灵上的伤疤。美国派出几十万军队,在越南打了10年,花费2000亿美元以上军费,战死5万多人,战伤30万人,最后却一无所获地跑路,实在是羞于提起。更让美国人感到气结的是,美国这一战只是输在了政治上。在军事上美国人一直占着明显的优势,大小战场主要是美军在攻击扫荡,不论是北越人民军还是越南南方解放阵线的越共游击队都不是对手,双方的伤亡根本不成比例。但是美国就是无法越过北纬17度线进攻北越,不能彻底打掉越共的战力基础。因为越南背后站着中国,中越之间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中国全力援助越南,甚至直接出动人民解放军的高炮、铁道、工程和通信部队入越协助北越进行国土防空作战和担负道路保障任务。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没有出动地面部队越过17度线,只是派出空军轰炸北越。但这样根本无法解决战争,只能年复一年的陷在越南,士气疲惫,国内反战,政府威信扫地,国家实力衰落,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最后只能狼狈撤出越南。就在昨天,因为共产党中国的援助,美国无法在越南战争中取胜。到了今天,共产党中国却开始威胁越南,甚至要诉诸武力。真是让美国人情何以堪,哭笑不得。

早在邓小平复出不久,台湾的蒋经国就有了一些预感。他在和幕僚开会的时候说道:你们认为邓小平好对付一些,那是你们不认识邓小平。我认识他,在苏联留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同学。我的感觉是,邓小平这个人很强硬,实际上比毛泽东更难对付,未来两岸的局势只会更加复杂。

果然,邓小平复出之后的第一次国际舞台亮相,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国际出访,就显示出了军人式的强硬风格。中国和越南多年的战友情谊,在邓小平的锋芒之下,已是天翻地覆。

从“同志加兄弟”变成“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中国和越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中越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历史上曾经几度分合,堪称千年恩怨。从秦始皇征服古越人聚居的南越国,汉武帝开疆拓土建立交趾郡开始,直到五代十国末期安南独立建国,越南中北部地区在中原王朝郡县统治下长达1000多年,越南史书将这段年代称为北属时期。

因地处偏远,交趾地区经常发生叛乱,中原王朝则坚持出兵镇压。比较有名的是东汉初年,交趾郡两个女子征侧、征贰扯旗造反,声势很大。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万里南征,一直打了两年多,终于剿灭叛乱,将征侧、征贰斩杀。马援还一鼓作气将汉朝版图向南推进到湄公河口,大震了中国声威,万里间关马伏波之名也流传于世。当然,在越南历史上,征侧、征贰是反抗北方王朝的民族英雄,至今还留有“二征夫人”庙的古迹。

唐朝时在交趾设立了安南都护府,自此交趾地区被改称为安南。到了公元939年,中原陷入五代十国混战时期,南汉政权的将领吴权脱离自立,越南历史上称为吴朝,但还未能被中原王朝所承认。公元968年,有个叫丁部领的人削平了一些地方势力,割据安南地区建立大瞿越国,越南历史上称为丁朝。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原,向南灭掉两广一带的南汉政权,却就此息兵,没有继续进军剿灭丁氏政权,终于使安南地区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控制。公元973年,赵匡胤册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意味着承认其为藩属,已经不把安南作为郡县对待了。赵匡胤的这一举措令人浩叹。其时的宋军是百战精锐,战斗力自不用说,何以不能征服安南叛军?有说法是当时宋军连续战斗,已师老兵疲。且南方地区气候炎热,疫病流行,粮草不济,宋军才不得不止步。然而从汉到唐,哪一代的南征之军不是深入不毛,唯宋军而不能?实际上早在此之前,赵匡胤平灭后蜀的时候即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此外非吾有也”,使大理国也未能统一于宋。可以看出,支配赵匡胤行为的是他的政治考虑。中原地区、燕云地区是北宋王朝的命脉所在,江南为国家钱粮之宝库,岭南地区广大,更是保障江南的后方,必须争取。而大理和安南之地,僻处荒远,不好管理,付出大于所得,自然不在赵匡胤眼内。至于漠北西域,更不是赵匡胤所追求的了。归根到底,赵匡胤不是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在开疆拓土上气魄雄远的帝王,他的文治武功,基本局限在传统的中原王朝范围内。宋朝不能复制强汉盛唐景象,终至武力衰弱,长期被外患所困,是和赵匡胤本人的局限有重要关系的。

有宋一代,安南不断伺机向北扩张,两国经常发生摩擦。比较厉害的一次是宋神宗年间,安南大将李常杰率8万大军侵入岭南,攻克邕州(今广西南宁)、钦州、廉州(今广东湛江)等地,屠杀宋朝军民10余万人,掠夺了7、8万妇女和儿童。宋神宗派大将郭逵率10万宋军南下,双方大打出手,安南军战败,又被打回了本土。总的来说,宋朝主要是进行自卫反击,并没有对安南采取更大的军事行动。

元朝时候,蒙古骑兵席卷欧洲威震世界。元世祖必烈前后多次出兵深入安南意欲征服,都因为安南人的坚壁清野和气候酷热而接连失败。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将安南定为“不征之国”。到了永乐时期,安南发生内乱,明成祖朱棣乘机出兵一举收复安南,将其置为明朝郡县,把中国版图推进至现在的越南中部,这是历史上中国最后一次控制越南。但安南脱离中国已久,民心早已不复。加上派去统治当地的明朝官吏横征暴敛,遭致安南人的起义反抗。明朝派军进剿,安南人则打起了游击战。前前后后打了29年,明军多次惨败,打得筋疲力尽。最后明宣宗朱瞻基决定放弃安南,准其独立并对明朝称臣纳贡,遂将明军和官吏撤回本土。率领安南人抗明复国成功的黎利成为民族英雄,自立为帝,建立了后黎朝。

清朝入主中原后也与安南打了几仗,乾隆皇帝自诩的“十大武功”中就有征安南之役。不过清军并没有打胜,因为前线官员的欺上瞒下,双方都认为自己是胜利者,稀里糊涂地罢兵言和,恢复了藩属关系。到了清仁宗时期,嘉庆皇帝重新给安南起了一个国名:越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清朝末年国势衰落,法国人乘机侵入印度支那地区,欲殖民越南。清朝坚持对越南的宗主权,中法之间爆发了大战。当时除清朝正规军入越作战外,农民起义领袖刘永福也组织了黑旗军进入越南抗击法军。尽管清军在战场上打得很英勇,还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之类的胜仗,但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软弱,法国终于不胜而胜,中国则不败而败,两国于1885年签订《中法新约》,清朝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越南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在越南的现代史上,有一个人物是举足轻重的,他就是越南国父胡志明,直到今天还被全越南人称为胡伯伯。胡志明原名阮士清、阮爱国,1890年出生于越南义安省南檀县。年轻时代的胡志明就走南闯北,到过欧洲、非洲、美洲,亲眼见证了各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从而确立了推翻殖民制度解放祖国的志向。胡志明是类似列宁、孙中山这样的人物,无论吃饭还是睡觉,一天24小时所思所想都是如何进行革命,实在令对手头痛不已。一个组织中能有这样的人物,总是会搞成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志明到了法国巴黎,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他成为了共产主义者。也是在这段时期,胡志明认识了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等日后的中国革命巨头,这些人都是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小组织中的积极分子。此后,胡志明又到了莫斯科和广州,撰文演说,到处呼吁殖民地人民起来革命,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

正是在广州,胡志明争取和改造了一些越南爱国团体,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和举办了特别政治训练班,培养了一批越南革命骨干,打造了自己最初的班底,其中就有日后的越共领导人范文同、黄文欢等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胡志明整合了越南的几个共产主义组织,于1930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统一的越南共产党,从此担负起了领导越南革命的重任。历史上越共曾几次改名,先后改称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越南全国统一后又改回越南共产党。以下均简称为越共。

胡志明本人深受共产国际的信任,又长期生活在中国,和中共的关系也很好。相反,在越南国内根基并不深,影响力不如在本土坚持斗争的独立运动领导人。在法国殖民者的严厉镇压下,越南本土的独立运动领袖潘佩珠被法国殖民当局囚禁至死,本土独立运动力量逐渐式微,为胡志明和越共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在欧洲战败投降,日本乘机派兵先后侵入越南的北部和南部。法国总督向日军投降,接受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控制。胡志明于1941年从中国回到阔别30年的祖国越南,在长征、范文同、黄文欢、武元甲等人协助下整合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通常称为越盟,实际上是越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打起了民族和民主的旗号,团结全国人民组织开展领导越南的抗日战争。越盟建立了抗日游击武装,以中越边境为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不断扩大力量。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胡志明即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相当于临时政府,自己亲任主席,领导发动全国总起义。太原、河内、西贡、顺化等地相继解放,越南阮氏王朝的末代皇帝保大被迫退位,史称“八月革命”。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50万人庆祝大会上宣读《独立宣言》,越南民主共和国就此诞生。

日本投降了,法国人又卷土重来,意图继续在印度支那维持落后的殖民统治。因为法军武器先进兵力强大,胡志明不得不和越盟政权撤出城市去农村坚持游击战争。这一段时期是艰难的,单靠越盟自己的力量难以取胜,胡志明努力地四处求援。当时中国正在解放战争的激烈进程中,胡志明理所当然地要求老大哥苏联给予自己援助。斯大林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力图维持与美国的平衡关系,保住苏联在雅尔塔体制中得到的成果,对中国革命都不看好,更不要说越南革命了。所以苏联并没有给越盟以多少实际的帮助。

当时越南大部分地区和交通线都被法国殖民者占领。在法军的不断扫荡下,越盟控制的解放区被分割成互不相连的若干小块,且日益被压缩。越共中央在2个连护卫下隐藏在越北太原、宣化省交界处的山林里,越盟军队则缺粮少弹,无法集中作战,化整为零分散在方圆几百公里的高山密林中,士气低落,形势非常困难。

转机终于到来,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解放军打到了中越边境,胡志明和中共取得了联系。为了求得中国援助,胡志明不顾年迈的身体,于1950年1月秘密北上,徒步17昼夜穿越越北地区的高山密林进入中国,再跋涉万里到达北京。对于中共来说,越共是国际共运中的小兄弟,胡志明是中共的老朋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良好的个人关系。支持越南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事业,是中共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从地缘政治上说,不让帝国主义兵临中越边境,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所在。因此,中国除了不能直接出兵外,开始在物资和军事上对越南全力援助。当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对越南进行援助的国家。

中国自己刚刚解放,国民经济也很困难。但毫不吝啬地将大量宝贵的战略物资运往越南。从1950年到1954年期间,中国就向越南提供了各种枪支116000支(挺)、各种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讯和工兵器材等。还帮助越南在中国境内整训军队,越南人民军早期的几个主力师大都是这个时期完成正规化的。中国又在昆明设立步兵学校,训练了大批的越南人民军军官。另外中国还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协助越方进行抗法战争。著名的陈赓大将就是在这时进入越南,帮助越军总司令武元甲实施了边界战役,歼灭法军8000余人,解放了越北的高平、谅山、太原等城市,打通了长达1000多公里的中越边界线,一举扭转了战局。在此期间,越盟进行了整党、整风、整军、土改、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运动,将原统一战线中的左中右翼组织全部清除出局,建立起了越共在北方的牢固统治。

因为有了中国作为坚强后盾,法军虽然在越南几易统帅,但战局仍日渐不利。法国人这时使出了杀手锏,于1953年11月空投了1万多军队在越西北的奠边府,准备“中心开花”,吸引越军进行决战。这确实是一场决战,打了55天,最后的结果是法军倒被全部歼灭。这一战彻底打掉了法国人的信心,迫使法国政府签订了《日内瓦协议》,从越南全部撤出,结束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越南北方得到全部解放。

就是这个《日内瓦协议》,以北纬17度线为界,将越南临时分为北、南两个部分,准备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全越南的民主选举。当时包括胡志明在内的越共高层都想一鼓作气解放南方,而中共则考虑到美国正对东南亚地区虎视眈眈,越南问题激化恐怕会再次让中美摊牌。当时苏联已经调整了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中国国内也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考虑,中共竭力劝说越共做出让步,暂时接受北、南分治,以免好不容易谈成的日内瓦会议成果流产。周恩来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四处进行穿梭外交,费了很大力气来说服越共高层。最后虽然越共同意了《日内瓦协议》,但却是忍下了一口气,特别是像黎笋这样出身南方局的越共领导人,对中国深怀不满,种下了日后中越翻脸的种子。

《日内瓦协议》明确的全国选举最终流产,因为美国人卷了进来。自从朝鲜战争后,美国就致力于在全球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眼看法国人撤走,越共的力量日益强大,越南恐怕要沦于共产主义之手,美国这个世界宪兵就自动介入了越南事务。美国首先纠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泰国、巴基斯坦等7个国家搞了一个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和柬埔寨都纳入到所谓的“条约保护国”,为干涉东南亚各国的事务制造了借口。从战略上说,美国搞《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是继以东北亚的韩国、日本、台湾连成的第一岛链封堵中国后,又在东南亚从菲律宾到中南半岛再次形成包围圈,威胁中国,同时挤压苏联海军再下的战略空间。南北相望,互为犄角,这一战略手段不可谓不毒。在战术上,美国又于越南南方扶植起吴庭艳政权,成立了所谓的越南共和国,进行代理人控制。吴庭艳在南方推行反共政策,大力镇压越共组织和民主运动。北越和南越就像当年的北、南朝鲜一样,互相敌视,日益摩擦,和平的曙光闪而即逝。

对于北越来说,解放祖国是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既然和平统一无望,那就武力统一。于是越共在南方组织武装力量,与南越政府军展开游击战。美国则直接出手,于1961年发动“特种战争”,出钱、出枪武装南越政府军,并出动了美国军队进入南越镇压越共游击队。北越也毫不客气,在南越建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并秘密派遣北越正规部队渗透进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力量一起开展全面的武装斗争。这就拉开了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序幕,双方陷入了长期的扫荡与反扫荡的胶着战。

1964年8月,美国约翰逊政府以美国军舰在北部湾遭到北越海军袭击为由,扩大战争规模,大量派遣军队进入南越,并出动空军越过北纬17度线轰炸北越。北越则针锋相对,出动更多的北越人民军进入南方,发动一系列正规战役,攻打大城市,不断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在此期间,中国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越南的祖国解放事业,加大援助力度,并先后派出人民解放军防空、工程、铁道、后勤、扫雷部队共32万余人入越协助作战。在整个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援越高炮部队共对空作战2153次,击落、击伤美国军机3315架,俘虏、击毙美军飞行员211名,为粉碎美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威摄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海军也出动舰艇到北越海域扫雷526艇次,扫雷航程17500海里,清扫面积200平方海里,相继疏通了海防、鸿基、锦普等港口及东北群岛各航道。毛泽东当时就对胡志明说过:“我们是一家人,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多少给多少。”三年大饥荒后的中国人,自己身体还很虚弱,一次就给了北越200万毫升血浆。中国10万余铁道兵、工程兵自带机械油料苦干3年,抢修被美军飞机炸坏的铁路设施1778处,新建和改建了越南北方的铁路线577公里;修筑干线公路7条,总长1206公里;还修筑了桥梁305座、涵洞4441座,建成机场2个,筑成坑道239条、永久临时码头9个、掘开式永备工事123个、海底电缆15条。

为了更有力地支援越南南方,中国还每年支付大量宝贵的外汇给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作为“买路钱”(毛泽东语),从而开辟了一条借道柬埔寨过境直达越南南方的交通补给线,这就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这条交通线从越南北方的新邑开始,经越南、老挝边界间的长山山脉、老挝的车邦、拉哈,一直向南延伸到越南南方与老挝、柬埔寨三国交界的班达盛地区。通过这条狭长的补给线,源源不断地将中国、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大量援越物资和北越新锐部队投入越南南方战场。美军、南越军当时发动了多次“扫荡”和突袭,费尽心机也无法阻断这条交通线。

1965年以后,苏联开始援越。虽然其时中苏关系已渐趋恶化,但中国还是允许苏联的援越物资过境。到1966年4月,中国免费转运的苏联等国援越的军事物资达8.5万吨。从1965年到1975年,在越南抗美战争的10年中,中国转运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军事物资共63万吨,免收过境运费8300万元人民币。苏联方面曾称赞中方的转运工作是“认真的,搞得好,搞得快”。

为了方便北越接收援助物资和防空需要,中国还将北部湾中当时隶属海南岛的浮水洲岛移交给北越使用。

浮水洲岛(也称夜莺岛)位于北部湾的中心位置,距海南岛最近处135公里,距越南海防市91公里,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岛的西、南部为平坦沙质土地,中部至东北部为马鞍形山岭,最高点海拔53米。平坦部分已辟为耕地,山岭部分则长有高草。近岸为广阔的岩礁底浅海,是鲍鱼、海参等海珍品生物栖息地。浅海以外,则是富饶的拖网渔场,盛产红鱼、鱿鱼、石斑鱼等名贵鱼类。

历史上,中国的广东、海南等地渔民长期把浮水洲岛作为鲍鱼生产基地。1937年,法国殖民者出兵侵占了浮水洲岛,将其命名白龙尾岛。1943年,日本人又统治了该岛。日本投降后,法国人重占浮水洲岛。1950年海南岛解放,国民党残军40余人逃上浮水洲岛,并以其为基地骚扰大陆和海南。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法国人从岛上撤走。1955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浮水洲岛,将其隶属于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管辖。当时岛上有居民64户,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全部是中国汉族人,讲澹州(海南澹县)话。岛上还有庙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即妈祖)和伏波将军(即马援)。庙内有铁钟一口,系光绪三年(1877年)所铸,首事人是海南文昌人符连明、符怀积等。

1957年,根据中国政府与北越间的协议,中国将浮水洲岛移交给北越,北越沿袭法国人称其为白龙尾岛。对于移交过程,当时的中方代表、原海南军区副司令马白山有过一段回忆:“1955年解放军解放了浮水洲岛。解放军驻此岛上,岛上有工事。部队一个连队驻守岛上,也管理老百姓。。。。。。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举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

中越交恶后,中国便再也难以收回此岛。后来的北部湾划界谈判时,越南就以浮水洲岛为依托,要求按东经108度线划界,对北部湾的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主权要求。如果按照越南的主张划界,北部湾将有三分之二的海域归属越南,中国的渔业和海洋资源将受到严重威胁。对于越南的无理要求,中国坚决予以驳斥。经过多年而艰苦的谈判,中越两国于2004年达成北部湾划界协定,越南最终获得北部湾海域的53.23%,中国获得46.77%,浮水洲岛被确定为越南领土。根据这个划界协定,北部湾分界线划在浮水洲岛以东15海里,常年在此分界线以西作业的约6000艘中国渔船被迫退出,广东省的传统作业渔场减少3.2万平方公里,广东、海南的数十万渔民失去生计,只好弃船上岸转行。

从1955年到1973年,美国卷入越南长达18年,干涉程度不断升级,投入大量军队和战费,使用了除投放核武器外的一切战争手段,死伤30余万人,最终落个鸡飞蛋打。其关键之处在于,因为有了朝鲜战争的前车之鉴,美国终究未敢冒险以地面部队越过北纬17度线进入北越作战。而中国则在最紧急和生死关头向越南倾尽全力地进行援助,苏联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援助越南。美国实际上仍在与中国和苏联两个巨人进行作战,其未能取胜也是自然的事。并且当时先进的视听手段和新闻报道将越南人民解放祖国的誓死豪情传回了美国,让美国人民明白这是一场根本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引起美国国内巨大的反战浪潮,约翰逊政府也因此未能连任。这样一直打到1973年,尼克松政府终于和北越签订了《巴黎协定》,美国承认越南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军队及其仆从军和军事人员。

美国人走了,战争却没有结束。南越阮文绍的西贡政权仍力图维持统治,继续推行反共政策。北越则抓住历史机遇,大举出兵越过17度线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灭亡了南越政权。1976年,统一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终于成立。只可惜,胡志明没有看到这一天。1969年9月2日,立志祖国一天不解放就一天不结婚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享年79岁。

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支213.8万支(挺)、火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辆、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这些物资足足可以装备200个陆军师。除了军事物资,中国还无偿支援了大量的粮食、医药、被服、汽油、机器等其他物资,加上若干项目工程,合计总价值约200亿美元。这些物资都是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省出来的,其中许多武器连中国军队自己都没有装备,直接就支援给了越南军队。可以说,当时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吃、穿、用及车辆、武器、弹药等,大部分都是中国提供的。整个抗美援越期间,还有5000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越南的土地上,其中牺牲1400余人(也有说1100余人)。因为种种原因,抗美援越牺牲的烈士遗体都没有运回国内,而是安葬在越南土地上,至今还遍布在北方的莱州、老街、河西、高平、永福等省、市的51座中国烈士纪念陵园中。

直到1977年11月20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也不得不表示:“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情至义尽的讲话:‘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的支援。”“越南政府、越南人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决心尽力使这种伟大的友谊世世代代牢不可破。”

可以说,越南革命之火,最初就是在中国点燃的。越南革命胜利的全程,又是在中国大力支援下才得以实现的。“同志加兄弟”,确实是当时中越关系的写照。

那么,中越是如何最终反目成仇的呢?


作者: 沈听雪 发布日期: 2013-2-06

谈到1979中越战争的起因,很多人都会认为是越南忘恩负义,中国养了一条白眼狼。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恐怕远不止此。在国际政治中强调知恩图报,实在是有些天真了。

中国和越南从“同志加兄弟”到反目成仇,是复杂的国家利益、地缘政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特殊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说到30年间中越关系的演变,要清楚几条基本脉络。首先,中越之间根深蒂固的是两个民族国家的关系,纠缠着上千年的历史恩怨;其次,中共和越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战友,同属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纠缠着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交叉的特殊矛盾;第三,中越关系又深受中苏关系的影响,并在中越最终翻脸中起到了强力催化剂的作用。

在上千年里,中国长时期统治越南,后来又使越南成为藩属,双方发生过多次战争。从民族性上来说,越南实际上对中国是又怕又恨。北方的威胁,一直是越南人的心头大患。从地缘政治上说,中越两国国力相差悬殊,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压在越南背上,卧榻之畔,如何安心!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越南对于“北方邻居”的警惕依然没有放松过。2009年4月,因为中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越南西原铝土矿建设工程的事,就激起了越南军界和知识界的一片反对浪潮。当时已经98岁的武元甲大将上书越共中央,反对西原工程。在无结果后,又投递公开信给媒体。越南知识界更有3000多人联名写信给阮晋勇总理,要求停止西原铝土矿项目建设。其中越南著名军队作家、高级记者范庭重的公开信非常典型:“宿命使我们国家与北方大国中国为邻,此国虽然地域辽阔,但多高山峻岭、咆哮江河,余下地域或干旱大漠,或水乡泽国。此国人口稠密过度,生民贫困乃因无地可耕!此国统治者自古至今自封‘天子’,奉天之命统治天下,开疆拓土!它的整个历史,无论是哪朝哪代,打的都是侵占我国领土的主意。。。。。。我们的民族意识稍微淡化,北方的侵略马上就来到。。。。。。”

有如此敏感的地缘文化土壤,对于中越关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双方的共同的敌人是美国,中国给了越南巨大援助,但越南依然警惕着不被中国所控制。大国牺牲小国利益是分分钟的事,越南如果不能对中国一边倒,就必须另有靠山,否则国家安全将失衡。东方的谋略论中,远交近攻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中越之间亦是如此,倒也不能怪越南又拉上苏联来搞平衡。

多年来一直宣传胡志明对中国感情深厚,非常友好,如果不死,中越可能不会反目。当然,胡志明和黎笋相比,确实算是对中国感情深厚了。他要在,即使和中国不是那么非常亲密,搞到刀兵相见倒是很难。不过,就胡志明个人来说,依然对中国深有戒惧,逃脱不了民族性的法则。在越南抗法战争之初,胡志明苦撑危局,确实极为需要中国的援助,甚至提出过中国直接出动人民解放军入越作战的要求。当战局稳定后,胡志明的心态就转变了,反而不愿意中国更深程度介入越南。他在越共高层内就说过:“宁可暂时闻着法国人粪便的味道,也比什么都吃中国人的强”,“不要让中国人来,上次他们就呆了一千年才走。”可见,胡志明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越南民族国家的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接受中国的援助,却不等于要成为中国的傀儡。即便中国人自己不这么想,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对于胡志明来说也是极为敏感的不二之选。

《日内瓦协议》在中越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钉子。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让越南暂时牺牲掉了国家统一的机遇,对于越共领导人的影响是深刻的。尽管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中越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成果,但私下里却是相当不满的。后来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黎笋,当时是南方局领导人,对于来自中国的压力非常愤怒,使他较早就成为了越共党内的亲苏派。

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中,有一个悖论。从意识形态上说,按照国际共运的原则,无产阶级无祖国,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各民族的解放运动。但就民族国家利益而言,支持了别的国家解放,就有可能对本国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支持,又有损害他国民族解放之嫌。实在是进退唯谷。中国和越南就是这样。在长期里,中国援助越南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却也并非没有条件。

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劝说北越接受北、南暂时分治,是为了中国能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建设,主要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1950年代中后期,北越想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又加以阻止。因为中国国内当时正在进行“大跃进”运动,“超英赶美”,不想越南问题激化。这同样是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考虑,但无疑让急于统一祖国的北越深为不满。到了1960年代初中期,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日趋严重,中国又转而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这是因为中国国内出现政治斗争,毛泽东搞世界革命的激进主义热情开始不断升温,以国际促国内,更要高举反帝大旗,中国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在北越看来,美国介入越南不只是阻止越南统一,更是在围堵中国。这样越南就成为了保卫中国的前线,中国出钱出枪支援越南进行武装斗争是理所当然,不存在什么“感恩”心理。黎笋、长征、范文同等人到北京要援助要得理直气壮,狮子大开口,弄得周恩来是非常无奈。1960年代末,北越和美国都打得有些力不从心,便开通了政治解决的渠道。这时苏联介入,牵线搭桥,越美苏三方一同搞起了缓和。中国则非常愤怒,强烈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和绥靖主义,斥之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又指责越南中了苏联的计,对美国搞妥协投降。实际上当时中国国内的“文革”正搞得轰轰烈烈,国际上又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革命中心的领导地位,因此急切想拉住北越与美国人打下去,从而彰显中国才是真正的世界革命策源地。对此北越人既无奈又气愤,北越打得太苦了,寻求与美国和谈缓和一下,有什么错吗?这就妥协投降了吗?那朝鲜战争期间中国自己也和美国边打边谈,搞了两年,算不算妥协投降?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中国阻止北越乘胜解放南方,现在又阻止北越与美国和谈,反来复去道理都是中国的,恐怕拿越南利益作交易的倒正是中国。历史真是一面多棱镜,中国认为自己支援越南是非常无私的国际主义,真的是无私吗?越南人可不这么认为。

说到苏联,就不能不谈中苏关系对于中越关系的重要影响。苏联最早并不那么积极地支持越南革命。斯大林就不用说了,赫鲁晓夫当政的时候,对西方搞和平共处,在越南采取了脱身政策。面对北越的求援,除了口头支持之外,只给了北越6000支二战中缴获的德军老式枪械。胡志明知道后非常生气,斥之以:“把它们丢到博物馆里去!”随着1950年代末开始的中苏交恶,苏联对越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关系发生全面恶化,削弱和遏制中国,成为了苏联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这样,在越南插进一脚,对于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是极有作用的。于是苏联在1965年以后开始积极援越,纠集东欧仆从国向越南运去大量军事物资。当时北越的防空任务主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炮部队担任,苏联随即也派出了地空导弹部队入越。北越则两头都要,在中苏之间搞平衡。苏联毕竟财大气粗,技术力量更强,武器也远比中国精良,后来在援越力度上超过了中国。而且苏联与越南相隔万里,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恩怨和沉重压力,让北越感到更加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理解越南最后为何弃中投苏的切入点。

苏联还着手分化离间中越关系,加紧影响越共高层。在越共党内,胡志明是最高领袖,地位无人可以挑战。他长期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但党务上管得较少,年纪大身体也不好,越来越像个象征性的人物。党的总书记原来是长征,原名武文渠,因为仰慕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干脆改了名字。长征是越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1957年因为曾在农村推行过“左”的土改政策而下台,此后一直没有掌握实权。取而代之的是南方局书记黎笋。黎笋对中国是早就深怀不满的,他上台后逐渐把自己在南方根据地的追随者提拔到中央来。如让黎德寿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掌握了人事大权;让文进勇担任中央军委副书记,削弱了越军总司令武元甲的权力;让范雄进入政治局以加强多数等。黎笋、黎德寿、范雄、文进勇等人日益倒向苏联,形成了越共党内的亲苏派,并逐渐把持了越共党内大权。

相对而言,长征、武元甲、阮志清、黄文欢等人对中国较为友好,算是亲华派。范文同是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性格随和,务实能干,和中国打交道最多,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他长期奉命表态,亲华的是他,反华的也是他,大约算个骑墙派。武元甲是越军元老,1948年就被授予大将军衔,是越共中央军委书记,长期担任越军最高领导人。1972年以后,武元甲的军事指挥权逐渐被文进勇所取代。阮志清在越军将领中声望仅次于武元甲,是越军中第二个被授予大将军衔的人,长期在南方指挥游击战争。阮志清很推崇中共的游击战理论,在南方前线指挥中身体力行,被普遍视为是亲华派。阮志清于1967年在前线突然死亡,原因众说纷纭,毛泽东还亲自发去了唁电。黄文欢是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委会副主席,他算是越共党内最为亲华的一个,但实际权力并不大。黎笋的政治能力和权力欲望都很强,逐渐清洗并排挤掉了党内的反对派。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越共党内的政治斗争相对于其他共产党国家是颇为温和的。下台的人基本都能保住性命,进了监狱的呆不了多长时间也会放出来。只要不再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老老实实,混个温饱还是没问题的。这也是因为从胡志明那时候就形成了比较开明的的党内规范,不搞过火斗争,开了个好头。胡志明在世时,尽力保持党内的力量平衡,亲苏派和亲华派倒也和平共处。1969年胡志明去世,留下黎笋、长征、范文同一起组成三人治国小组来领导越南。但黎笋在党内羽翼已成,亲苏派占了上风,长征的权力虚化,范文同则倒向亲苏派,这就决定了日后越共政策的走向。

1971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四大,在决议中把印度支那局势作为苏共的重点课题之一,决定加强与越共的传统友谊,加大对越南的支持力度。投桃报李,北越的态度也进一步向苏联倾斜。

从1960年代末开始,苏联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变得极其严重。为了摆脱与苏联交恶后四面受敌的困境,中国不得不牺牲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开始调整外交政策,着手缓和与原来的头号敌人美国的关系。对于美国来说,中苏交恶正好可以分化共产主义阵营,利用中国来遏制苏联扩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美国要从越南这个战争泥淖中拔腿,也急需中国的合作。双方的利益形成交集,终于促成1972年初的尼克松访华,中美共同发表《联合公报》。这个消息对北越震动极大,在党内掀起了一股谴责中国的浪潮。在北越看来,中国与越南的仇敌握手,完全是一种背叛,是大国牺牲小国利益的卑劣行为。从此对于中国再也不能信任,反而要加紧防范。当年4月,越共中央保卫局长在一次秘密报告中就煽动说:“中国人是很阴险的,我们要提高警惕。”美国在越南拔腿之前,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利益,加强了对北越的空中打击,给北越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更让北越相信,正是因为中国的背叛,才让美国人如此肆无忌惮。此后北越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冷淡,日益倒向苏联,逐渐抛弃了在中苏之间搞平衡的政策。

为了挽回局面,争取越南回头,中国一边放低姿态加大力度援越,一边还要受着北越的奚落挖苦。周恩来去河内解释尼克松访华的事,就遭到了黎笋的猛烈质问,任周如何解释,终归无济于事。1972年7月,越美和谈代表、越共政治局委员黎德寿访问中国。在与周恩来会谈时,面对中方提出的希望北越改变策略,软化一下绝不与以阮文绍为代表的南越政权谈判的立场,黎德寿强硬地予以回绝,态度冷淡中带着不屑,令周恩来非常下不来台。

1973年,越共中央委员、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在答日本记者问时,说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是“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大国间的行动有时会牺牲小国,把它压垮”。这些讲话很快被散布到了世界主要大报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国际影响,而北越对西方的报道竟没有任何否认的表示。

中国是希望北越不要滑向苏联,北越则干脆利用这一点,向中国索要更多的援越物资,甚至鼓励中苏之间展开援越竞争。美国人撤走后,1975年,北越越过十七度线挥兵南下,一举完成了国家统一。此时中国的对外政策重点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呼吁建立反霸统一战线。中国要求越南与苏联拉开距离,遭到了越南的拒绝。

197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四大是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次会议上,选出了14位政治局委员和3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中黎笋、范文同、范雄、黎德寿、阮维桢、陈国环、文进勇、武志公、朱辉珉、素友等人都持鲜明的亲苏反华态度,在政治局中占了绝对上风。在中央委员中,负责外交的阮基石,军队的黎仲迅、黎德英,国会常委会的春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黄国越等人也是亲苏反华派。也就是说,越共中央的党、政、军、宣传、组织等部门都已经被亲苏反华派所把持。同样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越南统一后的国策,把越南定性为新兴的地区强国,要求在东南亚及国际共运发挥重要作用,加强与苏联的传统友好关系,“努力维护和发展越南人民和老挝及柬埔寨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以便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本来是互相支持的三个国家将在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以及在维护各国的独立和繁荣的事业中永远结合在一起”。

够绕的,什么意思?越南明明知道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却只提和苏联的“传统友好关系”,无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要搞与老挝及柬埔寨之间的“特殊关系”,还“永远结合”,到底要干什么?

经过多年的战火锻炼,越南拥有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中苏长期以来给予的巨量援助,美国的败逃又使越南缴获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再加上苏联的战略支持,越南的信心已急剧膨胀。越南力图积极进取,要继承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遗产,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想强行兼并老挝和柬埔寨,搞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而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很好,向来支持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加上越南日益倒向苏联,对中国越来越不友好,因而对越南的扩张企图持有鲜明的反对态度。苏联的战略则是积极南进,寻求印度洋出海口,同时从南方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所以支持越南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这样,在国家战略利益上,越南和苏联走到了一起。越共四大确立的国策,正是这一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产物。

越南已经统一,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也不再具有紧迫性。而且中国因为多年的“文革”折腾,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也实在拿不出更多的东西给越南。但越南仍然狮子大开口地要援助,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实际能力。同时,越南根本不接受中国的劝告,不理会中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政治诉求,反而日益倒向苏联。中国在做出努力后,不得不开始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援助。而苏联则给了越南一笔数额很大的援助,还拉拢越南加入苏联控制的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经济互助会。既然中国已经榨不出更多的油水,而苏联显然是实力更为强大的靠山,越南便彻底抛弃在中苏之间的平衡政策,逐渐露出了反华的面目。

早在1976年,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越共中央委员、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黄松,同瑞典记者埃里克•皮埃尔就有过这样一段谈话:“在(越)战时,使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倒向苏联。”

真是一针见血。

越南要想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就需要控制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曾经和越南一样是法国的殖民地,也一起在《日内瓦协议》后获得独立地位。历史上,越南曾多次侵略这两个国家,天然的就有控制老挝和柬埔寨的欲望。1930年10月越南共产党扩大后,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有意图要统一实施三国革命。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将党的老挝和柬埔寨支部独立出来,分别成立了各自国家的政党。胡志明当时就说过:“越南劳动党将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越南劳动党以解放三国人民为己任。” 改名大会上发表的最终会议公告仍然强调“要在尊重三国人民意愿的基础上,最终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强大、繁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联邦。”由此可见,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思想在越共高层中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越南和老挝的联系比较紧密,为反击法国和美国的侵略而共同对敌作战。抗美战争胜利后,越南逐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加强了对老挝的控制。当时越南的宣传机构公开对外宣称:“越南人的血流到哪里,哪里就是越南的土地!”越南不但不从老挝撤军,反而不断增兵,扩大对老挝的军事占领。到1978年年底,越军进驻老挝的部队已超过了6万人,而老挝本国的军队还不过4万人。越军占领了老挝的万象、琅勃拉邦、占巴塞、沙湾拿吉、北汕、桑怒、丰沙里等战略重镇,还控制了纵贯老挝南北的12号公路等主要交通线以及万象、万荣、塞诺等主要军用机场。老挝已实际上沦为了越南的傀儡。

比较难办的是柬埔寨。

柬埔寨是一个王国,在历史经常遭到越南的侵略,对越南深怀惧意。《日内瓦协议》后,柬埔寨成为了一个中立国家,不同外国缔结任何同盟。当时的国家元首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中国关系很好。美国在侵略越南和老挝的同时,也力图控制柬埔寨。1970年3月,美国策动柬埔寨的郎诺发动政变,建立亲美政府,美军和南越军队也侵入柬埔寨,当时在外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则流亡北京。这时先前与政府军对抗而逃亡在丛林中的柬埔寨共产党乘机崛起,打出了抗美救国的大旗。柬共就是著名的红色高棉,后来因为名声太臭也就少有人称其为共产党了。为了民族救亡,反击美国侵略,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捐弃前嫌,结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共同抗敌。柬埔寨的斗争得到了中国、苏联、越南的共同支持,因而开展的风风火火。后来美国从东南亚抽身,郎诺政权便再也无法支持,最终被红色高棉推翻。西哈努克回到了首都金边,担任了短时期的国家元首,后被迫退休并遭到软禁。柬埔寨政权完全被红色高棉把持,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是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宋成等人,当年都在法国受过高等教育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执掌政权后,波尔布特等人立即开始了骇人听闻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行全国农村化和集体化政策,强制将首都金边的百万居民全部赶到乡下而不管他们的死活。又在党内党外发动不断的清洗,残酷镇压旧政权留下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和反对派等。无数人被关进集中营,被逼迫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红色高棉执政不过4年,全国600多万人口就锐减170多万,实在搞得天怒人怨。

波尔布特曾在1952、1957、1975年三次前往中国,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接见,自认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建立民主柬埔寨后即采取了亲中国的政策。对于红色高棉的国内政策,一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认为红色高棉更加革命,搞得更加彻底,不像中国还保留着许多资产阶级法权。中国对民柬进行了大力援助,民主柬埔寨的宪法还是张春桥帮助起草的。不过随着红色高棉倒行逆施的加剧,中国也变得谨慎起来,对其政策开始持有保留意见。当时,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就对来北京的乔森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此引起的灾难性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出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能抵达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了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共产主义应当是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状况和民族的现实,那肯定会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无奈,波尔布特当时已利令智昏,他踌躇满志地对他的同志们说:“我们有优势,我们在组织上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毛泽东。毛主席说中国的文革要搞好多次,而且中国的文革现在已经停下来了,但是我们天天都在搞文革,永远不会停。”

越南在控制了老挝后,便也想对柬埔寨如法复制,以援助为名逼迫柬埔寨与其签订所谓“友好条约”,共同协调政策,开放边境,甚至联合驻军等,实则是干涉柬埔寨的内政以达到全面控制的目的。民柬领导人对越南的企图心知肚明,深怀警惕,因此进行了坚决抵制。再加上两国之间还有敏感的领土争议问题,互不相让。双方进行了长期而无进展的谈判,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于是越南和柬埔寨频频互相指责,边境上也时常发生规模很大的武装冲突,关系越来越紧张。到1977年12月31日,柬埔寨干脆中止了和越南的外交关系,关上了与越南对话的大门,惹得越南横下一条心准备动用武力推翻民柬政权。越南开始在高棉人中招募游击队员,加强了越柬边境的军事力量,煽动策反民柬官员、士兵叛逃到越南,为代之建立一个亲越的政权做起了准备。民柬政权觉得形势不妙,又向越南提出恢复两国的边界谈判。但越南决心已定,不加理睬。悲愤之下,民柬政权也在国内发起了仇越宣传,甚至提出了要以1个柬埔寨人消灭30个越南人的计划。同时,在柬埔寨东部邻近越南的地区开展了扫荡越南人的运动,大批在当地的越南人及受越南影响较深的柬埔寨人被处决。如此一来,两国关系极度恶化,已呈剑拔弩张之势。

对此,中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地缘环境上说,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非常恶劣:西北、北部、东北部被苏联及所控制的蒙古所包围,双方进行了多年的军事对峙;东南和东部有美国建立的从韩国、日本、台湾到菲律宾的所谓“第一岛链”战略封锁;西南有一心想报1962年一箭之仇的印度觊觎;只有东北部的朝鲜、西部的巴基斯坦、西南部的印度支那三国还算比较太平。当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是苏联的军事霸权。然而,苏联却策反了越南,将其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伸向了东南亚。越南倒向苏联之后,已经控制了老挝,使一贯奉行对中国友好政策的老挝也变得无礼起来。如今越南又要控制柬埔寨,不过是再制造一个老挝。形势越来越表明,越南已经成为苏联全球争霸战中的一颗棋子,要在东南亚玩火,配合苏联从南部包围中国,挤压中国的地缘战略空间,这是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因此,尽管民柬政权搞得很不像话,但一个和平中立的柬埔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不能允许其沦为越南的势力范围。中国要求越南克制自己的行动,双方停火,以谈判来解决问题,同时表示进一步支持民主柬埔寨。这下,更加惹恼了越南,将中国视为实现其印支联邦计划的最大障碍。新仇旧恨之下,越南开始公开散布所谓“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中国号召进攻越南”的谣言,预示着中越开始滑向全面交恶。

越南人首先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在1000多年的历史上,中越两国之间曾多次发生战争。其中既有中国封建王朝侵略越南的战争,也有越南封建王朝侵略中国的战争。中越两国政府曾经达成过共识,认为这些战争的发生,有着许多历史原因,责任在于封建统治者,不能把账算在当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身上,更不能因此而影响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然而越南在决心恶化中越关系后,就开始随心所欲地编造和解释历史,说什么“文郎国刚刚建立就要反对外来的强盗即殷朝的侵略”,“李常杰越过边境的大进攻主要是粉碎敌人积极准备侵占我国的阴谋”,刘永福援越抗法的“黑旗军的行为伤害了越南人民的感情”,黑旗军是一伙“视杀人放火如儿戏”的“流寇”,如此等等,开始在国内煽动敌视中国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

接下来,越南又将敌视中国的矛头指向广大华侨。因为历史的原因,在越南生活着上百万华侨。海外华侨一般都能辛勤劳动,往往较为富有,对当地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也因此,相对贫穷的当地人对华侨的态度往往并不友好,认为是华人吸走了他们的血汗。如果当地政权再对华人有所歧视,那问题就严重了。历史上,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都发生过对当地华侨的屠杀。中国和越南之间本来早有协议,在越华侨有自愿转变国籍的权利,不能强迫,不得歧视。越南统一后,缘于其在中苏之间政策的转变,民族心理首先发作,开始迫害华侨。这既是越南不再需要中国的一种敌视态度,也是唯恐这些华侨成为中国在越南的“第五纵队”,同时还能无偿剥夺华侨的巨量财富,大发一笔横财。

从1976年起,越南违反中越之间的协议,开始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在政治上歧视、迫害华侨,在经济上对华侨进行剥夺。国内舆论上则煽动仇华情绪,又在中越边境各省推行所谓“净化边境地区”计划,驱赶当地华侨回中国。直至发展到在全国各地掀起驱赶、迫害华侨的浪潮,肆意收当地华侨所有财产,辱华、排华事件层出不穷。到1979年,共有20多万华侨和华裔越南人被强行赶入中国境内,还有30多万人被逼出海逃亡。当年香港就收留了大量越南难民,直到今天后遗症还有显现。

中国政府再三照会越南,要求其停止反华排华行动,并连续与越南进行了两轮的副外长级磋商。但越南此时已没有了解决问题的诚意,不仅毫不理会中国的呼吁,甚而又开始排斥和歧视中国在越南的派驻机构和援建人员。不得已之下,1978年7月3日,中国召回了880名援越专家,并停止了对越南所有的援助项目。7月28日,中越间所有谈判无疾而终,两国关系进入了冰点期。

在驱赶和迫害华侨的同时,越南还对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宣称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为越南的领土,并出兵侵占了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从1977年起,越南就在中越边境集结大量武装部队。当时中越陆地边界的大体走向是根据1885年的《中法新约》规定的,越南统一以后,就声称当年的《中法新约》划界不公,越南吃了很大的亏,从而向中国提出了广泛的的领土要求。中国则只承认当年订约时边界许多地段并没有进行精确划分,因年深日久地形地貌已发生变化,界河变迁或者界碑损毁与移动,双方对某些地段走向的认识不尽一致,造成了一些领土归属问题。据当年调查,中越边界存在领土归属争议问题的地方共有78处,总面积也不到100平方公里。应该本着和平共处、互谅互让的原则,在维持边界现状的前提下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越南却拒绝两国进行边境谈判,声称根本不存在什么争议地区,只有“恢复历史边界线原状”的问题。越南无视中国的诚意,开始搞各种小动作,移动界碑,改变河流走向,砍伐分界树木,企图造成边界上的既成事实逼中国让步。到后来进而发展到进入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甚至任意开枪开炮,酿成严重流血事件。

早在1974年,全年中越边境就已发生纠纷121起;1975年,发生439起;1976年,发生986起;1977年,发生752起。1976年7月,越方在按“传统边界”属于中国领土的浦营丁主峰东面,盖起油毛毡房一间,外加两道木桩,常驻公安人员5至8名,实施军事占领。这是越方第一次公然侵占中国领土。1977年5月4日又发生了严重事件,越方出动了500多人到边境中方铁路施工工地进行挑衅,双方发生武斗。在《共和国之战》的纪录片中,能看到当时的一幕。事件中,中方施工人员被打伤51人,其中重伤6人,越方受伤人数不详。1978年3月,越方派遣武装人员突然占领了中国广西靖西县的庭毫山。他们在山上挖堑壕,修碉堡,架设铁丝网,埋设地雷和竹尖桩,并不时向山下的中国村庄和在田间劳动的中国边民开枪射击,使中国边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1978年8月25日,越方出动了200多名军人,腰里别着匕首、手枪和手榴弹,手里挥舞着木棒,用雨点般的石块打伤了执行上级决定未予还击的中方工作人员9名,公然侵占了广西友谊关西侧边境上的中国领土浦念岭,并在上面修筑了防御工事。越方得寸进尺,又占据了友谊关西南侧中国边境村庄弄怀两侧的山头,还在弄怀西北侧山谷越入中国境内300多米进行挑衅。”越南人甚至嚣张地喊出了口号:“不光这里是我们的,连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 此外,在云南河口县芹菜塘以北、广西那坡县平孟公社弄更等地,越方也派出武装人员侵入中国领土纵深数十米至数百米,架设铁丝网,设置路障,甚至修筑军事工事,悍然蚕食中国领土!从1978年9月起,越南武装人员逐渐开始开枪挑衅,但还没有造成人员死亡。11月1日,越方出动大批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广西靖西县庭毫山附近的弄教、弄黑地区,使用机枪、冲锋枪、步枪等武器,对正在清除越方越境非法设置的路障、竹签的当地社员和民兵进行突然袭击,当场打伤中方社员和民兵12人,抓走8人,其中6人被越方杀害。这是中越边境第一起严重的蓄意枪杀事件。此后流血事件愈演愈烈,1978年全年,越南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境内数百处,以武力占据中国领土,造成中越边境的流血事件1108起,中国军民死伤达300多人。1979年年初到2月16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里,越方就挑起边境流血事件129起,造成中国居民和边防人员死伤100余人。

越南和中国的国力相差悬殊,在边境上这样搔中国的痒有多大用处呢?即便和中国不再友好,也不必搞流血事件吧。实际上,越南挑起边境事端不过是其既定战略方针的晴雨表而已。越南统一后,其战略核心就是搞印度支那联邦,以武力控制柬埔寨。中国反对,就倒向苏联。为了向苏联表示忠心,对中国就要做得更绝一些。此时的黎笋在党内已无人可以制衡,长征、范文同虽然仍在高层,也无力提出反对意见,黄文欢则被赶出了政治局。又以总参谋长文进勇架空不主张和中国搞坏关系的国防部长武元甲,提拔黎德英、黎仲迅、朱辉珉等亲苏派掌握了军队大权。越南的信心高度膨胀,弃中投苏的政治形势已无法改变。1978年7月,越共召开四届四中全会,制订了新的战略方针,即侵柬反华,基本的长远的敌人是美帝,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北京和柬埔寨,可靠的后盾是苏联。军事战略为所谓的“南攻北防”,即必须以武力尽快推翻民柬政权,集中越军主力一举解决西南战场的战略问题。对于北方的中国,则持积极防御态势。

越南决心已定,和中国摊牌是迟早的事。既然要和中国翻脸,就得把中国打扮成一副敌人的形象,在边境上制造流血事件是掀起仇华情绪的最便捷的手段。现时政治利益的需要永远大于什么“同志加兄弟”的血盟情怀,那个曾经放言“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的黎笋本人,这时又换了一副面孔:“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100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

看看,中国已经在“威胁”越南了。

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了苏联控制的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经济互助会,成为正式成员国。7月8日,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了《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不言自明的以“×国”为代号,将中国作为了战争假想敌,强调越军要集中力量完成侵柬作战,然后打回北方,“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要准备打持久战,要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帮助。1978年8月26日,苏联宣布对越南无条件支持,要“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捍卫自己领土完整和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外来干涉的权利”。1978年11月1日,黎笋、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会晤。11月3日,《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双方规定了在发生战争时要互相支持,越南将南部港口金兰湾租借给苏联,使苏联海军终于可以南下印度洋。通过这个条约,越南彻底倒向了苏联。

1978年底,黎笋在军委会上说,越南的“战略思想是进攻的思想”,“我们把战略进攻思想贯彻始终,在建立严密防御的基础上,要求在全国,包括陆地、空中和海上在和平时期就要掌握主动”。越南的战略矛头直指中国。

后来在谅山战役中缴获了越北第一军区炮兵第166团的一份射击图,标绘日期是1978年10月12日,射击的箭头都指向中国境内。有的箭头越过广西凭祥地区指向平而关以东的山上,有的箭头穿过广西友谊关东面的25号界碑指向中国境内10多公里的广西宁明县增怀村,周围的凭祥、友谊关、油隘等边境城镇都成了越军计划摧毁的目标;广西爱店对面的越南支马公安屯的作战计划,也标明了从四路侵袭爱店的箭头;广西水口关对面越方一侧的边防检查站,越军就在站内会客厅下修筑了暗堡和地道,地道一直通到紧靠中越边境的越方进攻出发阵地;友谊关对面的越南同登镇,早已构筑成了一个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的前哨阵地。在同登周围,明碉暗堡星罗棋布,堑壕掩体纵横交错,附近的山头几乎全掏空了,甚至连当年法军修筑的早已残缺不堪的炮台、碉堡也都重新利用,建设成了坚固的军事堡垒。

很明显,越南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对中国的战争准备。

至此,中国长达20多年的援越努力终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

通观中越翻脸的全程,可以看出,现实的国家利益是决定性的原因,中越苏美各国的互动则推波助澜。越南在全国统一后要搞印度支那联邦;中国则在“文革”后调整政策,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继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方面不再拘于意识形态而加强与西方的合作;苏联是追求南进印度洋,拉住越南从南方包围中国;美国则为抗衡苏联的全球扩张而需要与中国进一步合作。为了国家的战略利益,中国和美国走近,越南则倒向苏联。从政治上说,各方都是一拍即合,本也无可指摘。现实的国家利益当然是最重要的,谁也不想为他人做嫁衣,中国倒也不必过于痛恨越南忘恩负义。话说回来,当年新中国的工业体系还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周恩来去莫斯科要东西那也是狮子大开口,甚至连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都答应给了。结果中苏反目后中国也是把赫鲁晓夫骂得狗血淋头,连带苏联的辛苦援助也不提了,还将因国内政策错误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归咎于“天灾”和“苏联逼债”,弄得中国人民还都义愤填膺的。说到底,国际政治中需要的时候你情我愿,不需要的时候一拍两散,这才是常态。

对于越南来说,美国曾经是头号敌人,给越南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如今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勾结到了一起,显然已经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叛徒,为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张目。北京阻碍越南搞印支联邦,就是在替美国人出头。越南已经将中国的政策视为与西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政策没什么区别,政治上与中国已是如同水火。再加上历史上的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以及苏联的影响,中越反目成仇便已不可避免,其他如华侨问题、边境问题等不过是衍生品。至于与中国为敌是不是真的符合越南的国家利益,以黎笋为首的越共领导人当时倒是自信满满。直到中越打了10年的边境战争,越南在柬埔寨没得到什么东西,国家搞得穷困不堪,黎笋也死了,苏联也快解体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取得巨大成果了,越南才回过味来,赶紧与中国重修友好,搞起了自己的“革新开放”,越南国家也很快取得了巨大发展。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


作者: 沈听雪 发布日期: 2013-2-06

对于越南的反华行为,中国政府一开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为了能最大限度地维持和平,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不仅多次向越南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改善两国关系,而且在边境事件中,严令中国边防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打第一枪。邓小平、李先念都曾亲自出马与黎笋、范文同等人进行会谈,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求得解决两党、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然而,越南将这一切认为是中国软弱可欺,更加有恃无恐,中越边境的动荡形势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这时,邓小平采取了断然行动。1978年6月16日,中国关闭了越南驻昆明、南宁、广州的3个总领事馆。7月,中止了中国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所有援助。12月22日,中国通知有关国家的铁路部门,对越南暂停国际客货运输。邓小平决意甩开意识形态的包袱,重新界定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行动不是孤立的,背后是中国对越南的一个基本判断。即越南恶化和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为了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做准备。这可以在越南继控制老挝后,又不顾中国的劝告不断威胁挑衅柬埔寨上看出来。而越南的后台是苏联,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又是苏联南进战略的一环。苏联是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越南和苏联勾结,不仅是东南亚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也是苏联从南方包围中国的背后一刀。中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规劝越南,而越南利令智昏不加理睬,在称霸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放任越南的玩火行为,不仅中越边境得不到安定,而且苏联的势力也会控制东南亚,从而对中国的软腹部形成战略合围,这样中国将无有宁日,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在党际之间规劝无效,国家之间谈判无果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越南进行战争冒险,中国不得不开始考虑对越南采取军事手段的可能性。1978年6月,中共中央就下达了“有理,有利,有节,先礼后兵”的边防斗争指示。弄到这一步,也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就如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即组织东北边防军北调应变一样,对于越南的穷兵黩武,中国进行必要的军事准备是可以理解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人都是从几十年战火考验中走出来的,把握战争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专业水平。

越南的靠山是苏联,中国要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合纵连横,极力拉拢西方和东南亚各国站到中国这一边来,以造成对苏联的威慑。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和中国领导人探讨了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问题。6月,美国劝服日本在与中国签订中日友好条约时保留反霸条款。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样,中美日三国联合抗衡苏联的局面形成。11月,邓小平先后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着手修补“文革”中与这些国家搞坏了的关系,同时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当时古巴是苏联在拉美地区的跟班,为苏联在非洲打代理人战争。此处影射越南),号召各国联手孤立反对苏联全球霸权主义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越南和苏联的咄咄逼人也确实吓着了这些国家,在共同的战略需要下,各方开始走近。中国的反霸外交取得了很大成果。

政治手段之下就是军事准备。1978年7月,中国同柬埔寨方面探讨了加强援柬的问题。中国和柬埔寨并不接壤,相隔遥远,只能采取海运援助的形式。当时越南并没有公开侵略柬埔寨,中国如果出动军队去柬埔寨,即便只为了支援,也是师出无名,反被越南抓住把柄,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如果只是运送军需物资去柬埔寨,就必须绕道越南南部海域到达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中国的海军力量还很弱小,没有航空母舰,难以为运输船队护航。而柬埔寨的港口和铁路线都处在越南空军打击范围内,中国空军又鞭长莫及,海运援助实在风险太大。双方商讨再三,还是无果而终。

7月8日,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了《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将中国作为了战争假想敌,强调越军要集中力量完成侵柬作战,然后打回北方对付中国。在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为明显的情况下,1978年9月,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了中越边境的军事斗争形势,提出了初步的军事行动方案。当时并未做出正式决定,这只是一种未雨绸缪,下一步还要看形势发展而定。

看着中国强硬起来了,越南也开始心虚。越共中央特别讨论了中国将会采取何种行动的问题。但越南已无法回头,只能继续拉住苏联来抗衡中国,同时积极进行与中国的战争准备。1978年11月3日,《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双方规定了在发生战争时要互相支持,越南将南部港口金兰湾租借给苏联,使苏联海军终于可以南下印度洋。通过这个条约,苏越联盟与中美日联盟的对垒已经形成。与此针锋相对,1978年11月7日,解放军总参谋部在北京召集昆明军区、广州军区和云南省军区、广西军区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参谋长、作战部长研究对越军事行动问题,开始向各军区征求意见。11月22日,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认为形势的发展已经使对越作战的准备变得必要起来,决定进行军事部署。11月26日,中央军委命令广州、昆明军区各出动1个师的战备值班部队,以野营训练为由向中越边境地区秘密机动,支援边防武装斗争。同时以实际行动牵制越南,支援面临越南严重军事威胁的民主柬埔寨。

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扩大会议,终于决策发起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这个决心是不容易下的。对越作战关系到军事、政治、外交的多方面斗争,十分复杂。建国以来历次边境战争都是由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现在毛泽东已经不在了,谁能担起这副重担呢?人民解放军多年来受政治运动冲击而训练废驰,能不能打胜还很难说。并且苏越条约刚刚签订,打越南苏联可能要武力干涉,中国能不能顶得住也是很大的顾虑。所有一切,必须要统筹全盘进行考虑。

这次会议的内容至今没有解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倒可以做如下推测:

从政治上说,越南充当苏联的打手,搞地区霸权,加剧反华排华行动,在边境上不断挑起流血事件,已经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和挑战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底线。如果任其行为,越南恐怕会变本加厉,将来更加不好收拾。晚打不如早打,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师出有名。用李先念的话说,叫作“甩他一耳光”,警告、惩罚他们一下。

从军事上说,人民解放军虽然历经政治运动冲击,但指挥层和军队领导骨干是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精英,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雄风犹在。中越两国国力毕竟相差悬殊,人民解放军的规模是越军五倍以上,正好可以借此战检验一下军队战斗力如何。即便打得不够理想,只要握有战略主动及有效控制战争规模,也掀不起多大风浪来,中国还是有这个自信的。

在国际上,中国广泛外交,已经争取到了西方和东南亚许多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打一仗,正好以实际行动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可以提高反霸统一战线的士气。

比较关键的是苏联的反应,这也直接决定着中国是否敢于出兵惩越。总的估计来看,苏联的反应无非有四种可能:谩骂、威胁、小规模冲突、大规模边境战争或者入侵。前两种反应是肯定有的,小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大规模边境战争和入侵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苏联如果要大规模入侵中国,就需要相应进行战争准备。中国的块头太大,从苏共政治局作出决议,到大规模军事动员、调兵遣将、调运各种军事物资到远东,实行军事部署,到完成全部战争准备,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而中国对越南进行的是边境浅近纵深的惩罚性质作战,到苏联做好准备中国早已经撤军了。

因此,综合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才终于下了惩越作战的决心。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华为人比较厚道、开明,虽然当时被称作“英明领袖”,但并不搞一言堂,而是实行集体领导。对越作战是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关于怎样打与何时打的问题,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来下最后的决心。这位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老帅们的领班人”、发起对越作战态度最坚决的老资格军人,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邓小平代表中央军委亲自点将,以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担任广西方向总指挥,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担任云南方向总指挥。由解放军总参谋部具体负责制订对越作战方案,策划和实施战役展开行动,调集广州、昆明、成都、武汉军区的部队紧急向战地集结,准备从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发起对越自卫还击战。同时,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所属部队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严密监视苏军可能采取的对越策应行动;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指挥全军空军执行国土防空任务;南海舰队也立即组建舰艇编队,随时准备护卫中国领海及岛屿。

12月8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命令,“为了支援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打击越南的反动气焰,牵制越南侵略行动,争取我国边境的和平稳定”,要求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武汉军区的参战部队从秘密机动转为公开集结,迅速向指定地点开进,边开进边扩编,将乙种部队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部队,在1979年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工作,然后等待中央军委命令发起对越作战。在东线集结4个军,西线集结2个军,作战口号为“牵越援柬,机动作战”,以越北边境浅近纵深的县级城镇为目标,以3-5天时间歼灭越军1-2个师,速战速决,震摄越南在东南亚进行扩张的气焰。

现代战争中,大军调动是保不住密的。美国和苏联的太空卫星很快就侦知了中国军队的行动。苏联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越南,引起了越共中央的紧张。经过紧急商议对策,一不做,二不休,越共中央决定迅速发起侵略柬埔寨的战争,速战速决,在中国军队完成作战准备前在柬埔寨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取消武力惩罚。同时,越南命令中越边境地区的越北前线部队进入二级战备,不久又转入一级战备,呈一、二线配置,以应对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

在做好了准备工作后,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动10万大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仅仅打了两周时间,民柬军队就弃城失地全面溃败。1979年1月7日,越军攻入柬埔寨首都金边,扶植起韩桑林傀儡政权,成立了所谓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波尔布特等民柬领导人率领残部退入柬埔寨和泰国边境的山区开展游击战。西哈努克亲王则坐上中国派来的飞机再一次流亡北京,打起了抗越救国的大旗。越军这一战打得干净力落,歼灭民柬军队6万余人,基本控制了柬埔寨主要交通线和大部分领土,一时震摄东南亚。

越南敢公然入侵主权国家柬埔寨,背后是深有算计的。第一,判断美国在越战中深受创伤,在全球处于收缩防御阶段,一段时间内无力重返印度支那;第二,欺负中国“文革”内乱方息,国力受损严重,很难有什么坚决的措施来阻止越南;第三,背后有苏联支持,联合国对越南也是鞭长莫及,国际形势正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越南一举拿下柬埔寨,统合印度支那三国,进而再威胁泰国,达到饮马印度洋的战略目标,此时不干何时干!以黎笋为首的越共高层也实在是有些胆大妄为,对于国际舆论的指责和中国的劝告一概不予理睬,终于被大棒打在了头上。

黎笋本人对于越共的影响是巨大的,是党内少见的强力型领导人,没有他,越南能不能走到这一步还很难说。黎笋在政治操作上是坚持越南的独立自主地位的,搞弃中投苏也是为了越南的国家战略,并不是要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苏联对此也心知肚明,双方是因需要而勾结。黎笋在赌中国不敢出手,在当时确实也有一定道理。中国毕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会和另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开战而让资本主义国家看热闹吗?这在意识形态上的损失是巨大的。况且中国内乱甫定筋疲力尽,而越南刚刚统一气势正盛,还有苏联与越南订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中国敢背对苏联向越南开战吗?岂有此理呀!

只可惜,黎笋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使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这个对手,就是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中越终有一战,决定了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格局20年的走向,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越南跟着苏联越走越远,不仅没有赶上世界产业大转移的黄金机遇,反而因穷兵黩武而国势日困,最后苏联解体,越南不得不改弦更张,却也耽误了十年宝贵的发展时间。而中国甩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一战而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终于使中国经济起飞,国势日益强盛。这,就是1979年中越战争的历史意义。

面对越南公然侵柬的嚣张气焰,中央军委于12月31日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将进攻目标由边境县级城镇升级到省会城市,时间延长到15-20天,歼灭越军3-5个师,支援柬埔寨的抗越斗争。在西线云南方向增加3个军,除莱州方向增加1个军参战外,又增调2个军作为战役穿插部队,计划从云南接壤老挝边境地区打出去,攻克奠边府,迂回越西北,给越南以沉重打击。

1979年1月23日,中央军委最后一次召开对越作战会议,最终确定了对越作战的决心和行动方案。因为越军在柬埔寨的进展太快,柬埔寨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为控制战争规模,迂回越西北的战略行动最终取消,增调的2个军转到东线广西方向作为预备队。中央最终确定对越作战的口号是“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要求参战部队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和牺牲,也要完成这次作战任务。首战必胜,速战速决,速歼速回。最迟到1979年2月15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至此,广西、云南边境已是帐篷连城,大军云集,战争的钟表开始了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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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07 周四, 上午5:40    标题: 引用回复

作者: 沈听雪 发布日期: 2013-2-06

在战争前的最后关头,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这就回到了本文开篇。邓小平此行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完成中美建交这件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中国从此甩掉意识形态束缚,打破孤立,谋求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制,为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创造较好的国际环境;二是将中国要进行惩越作战的事情通报给美国,以期美国的支持和战略配合。

邓小平不愧是军人性格,在抵美后的第二天,就当面将中国要发起惩越军事行动的消息透露给了卡特总统。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他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次日,总统与邓两人会面并劝喻再三谨慎行事。对于将会引起更大的国际反响,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影响美国国内人民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支持。总统亦亲笔手写了一封信给邓,语调温和,意思清晰,强调要抑制的重要性和慨括国际反应的可能性。。。。。。邓充满信心地确信中国有必要和有能力来执行整个军事行动,并再次对我们保证,行动将会短暂,持续约10-12天而已。他知晓国际的反应是分歧的,但他认为,长期而言,国际舆论将认同和感谢中国的行动。最后邓说:‘真实说,能够与朋友作坦率的讨论是可贵之事。’”

卡特本人在1984年出版的《 总统回忆录 》中对此事叙述得更为清晰明确:“( 1979年1月29日 )我们准备进入宴席,但邓希望在宴前与我密谈。。。。。。当我们两人吸烟时,邓对我说起中国对越攻击之事并询问我的意见。我对他说,越南人因侵略柬埔寨而现在正被孤立,若中国军队对河内进行军事行动,那么情况就变了,越南将会是受害者,中国将被多个国家谴责。此外,一个基本争议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目的是加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而中国的军事行动对这个问题毫无益处。副主席(邓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感谢我的意见,但他强调,这是对中国极为重要的事:对他的邻国显示中国随时准备和有能力反击任何的侵略,反对它和它的同盟。。。。。。

翌日早上,我们都起得很早,两人又相谈,只留一个翻译员在场。在他高声说话后,我向邓传递了我写下的一份手稿,总结地列出我对 ( 中国对越侵略 ) 将导致所发生事件的立场。邓对我说,若开展军事行动,中国军队只占领一段短时间便撤军,对越的惩罚适可而止但要严厉,以致他不能忘记。在前一夜我已经觉察到了他是一个固执的人,作为一个坚持信念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表现出他和他的政府的坚强决定。他伪称仍然有所犹疑,但我认为,他早已定下主意:越南将要被惩罚。”

邓小平显然达到了目的,仍徘徊于越战阴影中的美国乐得中国“教训”越南,同时打击一下苏联的扩张气焰。2月1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两国“重申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这话就是说给苏联听的。当苏联人要求美国解释公报中的“霸权”所指为何,美国人又安慰苏联人,美中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苏联。真实的谎言,彼此又心照不宣,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有意思。

在美国期间,邓小平不断发出公开警告,表示中国对越南侵略柬埔寨不能坐视不顾,要采取实际行动,“教训”、“惩罚”之音不绝于耳。鉴于美军曾在越南损兵折将的教训,卡特谨慎地提醒中国注意这一点。邓小平则自信地回答:那要看是哪家的军队!
几天后,邓小平回国途中又访问了日本。在东京,邓小平使用了更加激烈的措词威胁越南。

“对侵略者不给予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

“目前正在考虑,为了惩罚侵略者,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

“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越南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有记者问到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调动的事情,邓小平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

对于中国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邓小平说:“我们得等着瞧。”

邓小平又说了一句令各国记者印象极为深刻的话:“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世界终于明白,中越一战已不可避免。

在战前的最后时刻,中越两国的舆论战打得如火如荼。中国影响最大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如《必须制止越南无法无天的侵略》、《侵略者套上了绞索》、《越南侵略柬埔寨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胜利一定属于柬埔寨人民》。。。。。。,声音一次比一次大。

越南也不甘示弱,1月8日,越南外交部发布指责中国当局在中越边界加紧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并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吁请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中国宣布要进行的“惩罚”。

法新社2月7日自河内报道,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决不惊慌”。

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当年这个“教训”说很泛滥,邓小平频频发出要“教训”越南的声音,卡特提醒邓小平美国在越南的“教训”,越南自己则坚决不怕“教训”。在国际政治中,能不能“教训”,怕不怕“教训”,光靠说不行,还是要枪杆子硬。中越两国如此激烈地打嘴仗,无非就是要争个“师出有名”,然后才好理直气壮地动手。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越南的问题在于充当了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打手,帮苏联围堵中国,侵略柬埔寨只是第一步而已。至于驱赶华侨和制造边境流血事件,对于当年的中国来说并不算太大的事。邓小平坚决要“教训”越南,就是要打给苏联看,表明中国不是那么好围堵的,看看苏联的底牌如何。同时副产品是给美国人出了口气,中美更加走近,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较好的国际环境,顺便也能帮柬埔寨一把。邓小平是一个战略家,政治上炉火纯青,看得很远,越到晚年越是如此。“教训”这个词,符合邓小平的性格,你得罪我了,就是要打你。但从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来说,打到别国境内去,难脱侵略的嫌疑,一定要有可以说得通的理由。说越南是“东方的古巴”,“地区霸权主义”,显然过于政治性,理由不充分。中国不是美国,随便找个理由就敢打人家。那就回过头来,越南在边境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忍无可忍,必须还击。这样就“师出有名”了: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和当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样,国内人民也会理解和支持。

从越南的角度来说,柬埔寨打也打了,和中国脸也翻了,现在就抱着苏联一条大腿。中国威胁要“教训”越南,那就是侵略,也甭管越南自己是不是在侵略柬埔寨,国际政治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至于有没有实力坚持自己的道理,看谁拳头硬吧。

美国和苏联的态度相当重要。自越南战争后,美国处于全球战略收缩阶段,一直打不起精神来。和中国走近联合制衡苏联,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打越南,替美国报越战的一箭之仇,美国人心里偷着乐。但表面上,美国还是摆出了一副民主国家的派头来,不支持中国“惩罚”越南,但也不明确阻止,似乎不偏袒任何一方。暗地里,美国人将一些关于北部边境苏军动向的情报通报给了中国,算是表明了态度。

苏联在1970年代进入了全球战略进攻阶段,四面出击,常是美国前脚走,苏联后脚就跟了进去。在越南就是这样,苏联海军在印度洋门口建立了前进基地,同时挤压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空间。中国要“教训”越南,苏联不会坐视不理,毕竟刚和越南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承诺在军事上对越南予以支持。但到底支持到一个什么程度,苏联也很头痛。中国这个国家说强不强,说弱也不弱,领土不小,人口太多。打常规战争,中苏边境100万苏军都扔进去恐怕也不够,还得陷住,要再从欧洲调兵过来。可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正与北约虎视对峙,难以分兵。而且真要和中国大打,光是动员准备,将大量作战物资运到远东也得几个月时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加上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很长一段离边境很近,打起来就要面临中国军队越境切断的威胁,以苏军在远东的兵力是防不胜防。要是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倒是简单一些,但中国也有核武器,这个决心很难下。而且美国断然不会坐视不管,1969年时苏联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美国人就坚决反对,更不要说现在了。综合一看,苏联能做的,也只能是待机而动。中国要是仅在边境上小打小闹,苏联也就忍了,给越南道义上和军事物资上的支持算了,自己不轻易卷进去。要是中国敢大打,要颠覆越南政权,那就踏破了苏联的底线,说不得要和中国打一场了。战争机器这个东西,一旦开动就很难控制,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进行速战速决的惩越战争,正是在钢丝上跳舞,艺高胆大地赢了一个回合,既打痛了越南,也让苏联丢了面子。不能不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当年干得很漂亮,至少在战略上和政治上是如此。

中越大打嘴仗的同时,世界舆论也很热闹。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马来亚通报》发表了《中国会惩罚越南吗?》,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发表了《集结兵力准备在边境上打一仗》,从不同角度对中越战争的前景做出了预测。日本的《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最绝,各自发表评论文章,将中国的军事集结动向、出兵目的和进攻路线都预测得八九不离十,确实有人才。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出,这次中越战争的前景是比较透明的,各方都心里有数。在和平协作的时代,国家间有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矛盾本不至此。因为是结盟对垒的时代,搞平行市场各行其是,双方都不想示弱,所以才打起来看。

现在全世界的目光已聚于一处,那就是中越战争究竟何时会发动。

这也是有迹可循的。越南北部地区在每年4月以后进入雨季,常常阴雨连月,道路泥泞难行,弹药淋湿,不适宜作战行动。而中国最早是在1978年11月底出动了2个师向中越边境秘密机动。正式决定发起对越作战是12月7日,12月8日各参战部队接到作战命令,进行准备并向战地开进集结。第一批参战部队至1979年1月10日前做好了战斗准备。那么比较适合的开战时间就是1月中下旬和2月份。3月就有点太晚了,部队行动无法长时间保密,也接近了雨季。因为越南在1978年12月底发动了侵柬战争,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增调部队到前线,作战发起时间从1月上旬向后推迟。在此期间,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到前线检查战备,发现很多部队新兵众多,训练不足,准备不足,情况很严重。当时部队出动也确实急了点。最早的41军121师和14军40师是1978年11月底行动,到开战的准备时间有70多天;大部分参战部队是12月中下旬开始行动,到开战的准备时间有近2个月;最晚的20军58师1979年2月19日才接到战斗命令,到开战的准备时间只有16天。对于一场大战来说,部队要重新训练准备,1、2个月时间是太紧张了。张震于是上报中央军委,建议推迟开战时间,各部队进行紧急训练。军委采纳了张震的建议,这才将最后准备完成时间推迟到1979年2月15日。经过紧急的准备和临战训练,各部队的弹药供应和技战术要求基本满足了战争需要。

越南人是等着挨打的,神经更加敏感。发动侵柬战争后,越北前线部队就进入二级战备状态。1979年1月8日,越共中央军委下达了北方边境地区加强战备的指示。邓小平访美前夕,北方边境越军又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到各基层部队,人不卸甲,马不离鞍,都密切注视着越北前线的风吹草动。越军总参谋部连续向一线部队发出战争通报: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中国军队将于1月5日进攻,中国军队将于1月15日进攻,中国军队将于1月28日进攻。。。。。。总之,折腾不休。

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紧锣密鼓的战争准备终于走到了最后时刻。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多少是迫不得已的。尽管政治因素压倒一切,可打仗毕竟是要流血牺牲的,不到最后的时刻,绝不轻言战斗。从头来看,政治需要大家都有,但中国人并没有到越南领土上打枪打炮,杀人放火,是越南人不断地向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咎由自取的,是越南。中国,是奋起还击。

1979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是可忍,孰不可忍》,实际上是对全世界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人民日报》上一次以这种口气说话,是1962年,对象是印度。众所周知,那一年爆发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军被歼八千,全线溃退。

此刻,不知道越南人有没有如此丰富的联想。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越边境东西两线突然陷入了雷鸣火海之中。中国军队的152加榴炮、122加农炮、122榴弹炮、85加农炮和130火箭炮、107火箭炮等万炮齐发,无数的钢铁洪流暴雨般倾泻到了边境另一侧的越军阵地上。立时地动山摇,火球飞舞,泥沙俱下,肢体横飞,天空都变成了一片火红。

同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战争之神终于开始怒吼了,79大战的帷幕就此拉开。

历史无情,自有公论。

顺便说一句,2月17日战争爆发当晚中国军队的口令是:自有公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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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07 周四, 上午6:19    标题: 引用回复


大海将星----南沙海战编队指挥员陈伟文纪事



  陆其明


    1988年3月14日,中越两国海军舰艇编队在赤瓜礁海域进行了一场南沙海战。那场海战给人们留下了层层迷雾:引发海战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具体过 程怎么样?国内外媒体为何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嘉奖令为何迟到半个月?中方编队指挥员陈伟文将军的命运又如何?等等。这一切,随着时光流逝,迷雾逐渐敬 开,终于露出了事实的真相。


    一、争议由越南“干预”我国建设74号海洋观测站而激化


    1987年12月。
    一天,海军榆林基地司令部参谋长陈伟文接到了出席广州军区四级参谋长会议的通知。临行前,基地司令员杨玉书嘱咐陈伟文:开完会就在广州休假。而陈 伟文表示,形势多变,到时根据情况再说吧。杨司令员认真地说,不要 “再说”了。陈伟文还想说什么,杨司令员又强调了两点:一、基地军以上干部的休假时间是经过党委讨论的,正常情况下不要变,变了会影响其他人休假:二、己 到年底了,现在不休,过了时间可能就会“吹”,这对长期分居两地的妻子是会有意见的。陈伟文摇摇头又想说什么,杨司令员打了一个手势说:“就这么办,要是 有情况,我会叫你回来的。”


    陈伟文到了广州,先是回家向妻子梁悦融及两个孩子“报到”,第二天一早就去广州军区开会。这是一年一度的四级(军区、军、师、团)参谋长参加的会 议。会议按部就班进行着,照例是传达中央军委及各总部的指示,讨论军区1988年度司令部工作的规划。根据这个情况,陈伟文最后才决定开完会就休假。于 是,他连夜整理会议笔记,向随来开会的处长交待了回去后如何贯彻会议的精神。可是,军区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在会议最后的“情况通报”,一下子就改变了陈伟文 的休假计划。


    情报部部长通报说:有新的迹象表明,越南海军将会破坏我正在建设的74号海洋观测站。部长没有具体说明有哪些“新迹象”,也没有说明越南海军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破坏。但是,就是这样一则简短的“情况通报”,却引起了陈伟文的高度警觉和深刻思考。


    这里所说的建设74号海洋观测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决定的。1987年2月,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在法国巴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第十四届海洋委员会年会。2月21日,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全球平面联测计划》。《联测计划》要求在全球海平面建立统一编号的海洋观测站, 并决定由各国负责建设本国境内的海洋观测站,将来所得观测资源,由各国共享。《联测计划》明确要求中国建立5个海洋观测站,其中中国大陆沿海建3个,西沙 群岛和南沙群岛各建一个。建于南沙群岛的海洋观测站编号为“74”。海洋委员会设在西太平洋的机构,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检举行了第五次会议,再次就在我国 南沙群岛建立74号海洋观测站进行协商。南沙群岛本来就是中国领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由中国建立74号海洋观测站是符合国际法的,是件很正常的事,因 此得到与会国代表的一致通过,就连越南代表在表决时也投了赞成票。


    为了确保南沙建站工程的顺利进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海军。于是,在1987年5月和10月,海军会同国家海洋局两次派舰船到南沙群岛勘察选点。同年11月,74号站定点在永暑礁;与此同时,我控制了永暑礁以南40海里的华阳礁。


    永暑礁位于南沙群岛中部西南,底下是一块月牙形的礁盘,长约26公里,宽约7公里,涨潮时露出海面的一块最大礁石,只有桌子般大,整个礁盘被海水浅浅地覆盖着。潮落时露出一丛丛林立礁石,远远望去,海面犹如一层无根的塔林,干岩竞秀,分外妖娆。


    永暑礁74号海洋观测站于1987年12月完成设计,1988年2月开始施工。执行施工任务的是登陆舰929编队,计有舰船10艘,工程人员 400余名。可是,就在我选点、设计和开工期间,越南当局突然反悔,撤换了在海洋委员会上投赞成票的代表,指示它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要对中国在南沙群岛 建立74号海洋观测站进行干预”。从此,中越两国在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上,本来就存在的“争议”进一步激化。越南当局多次派舰船抵达我永暑礁周围侦察和骚 扰,并企图派人登礁与我对抗。其行为遭到失败后,遂调兵遣将肆无忌惮地侵占了我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从1988年1月15日至2月19日,越南军队连续侵 占了我南沙群岛中的西礁、无弋礁、日积礁、大现礁、东礁等5个岛礁。至此,越南侵占我南沙群岛中的岛礁增加到20个。特别是2月17日争夺我华阳礁主权碑 的事件更暴露了越南当局的侵略野心是多么的大!那天晚上,我147号拖船载着施工队在华阳礁附近抛锚,准备第二天登礁施工。这时,越南的1艘扫雷舰和1艘 运输船突然驶来,并放下小艇,妄图抢占我华阳礁制高点上的中国主权碑。我施工队队长林书明见状,带着5名战士立即跳上小艇。中越两支小分队展开了“百米赛 跑”,我队终于率先登上华阳礁,护卫着制高点上的主权碑和国旗,后面的越军只好在浅滩上插上他们的国旗。两军相对勇者胜。我小分队又逼向浅滩,驱赶越军。 越军小分队见我来势凶猛,被迫撤走。从此,针对越南的挑衅行径,我榆林基地奉命组织舰艇编队,前往南沙群岛水暑礁及其周围海域,保卫施工部队施工,保卫附 近海域及其岛礁不受侵犯。越南虽屡遭失败,但并不就此罢休。果然,现在又有前来捣乱的‘‘新迹象”……


    作为地处南海最前哨的海军榆林基地参谋长陈伟文,对于这个“新迹象”当然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觉和深刻的思考。于是会议一结束,他就回家向妻子和孩子告别,登上了去海南岛的飞机。


    二、竭力自荐编队指挥员


    陈伟文赶回基地,发现副参谋长王世思率领编队刚从南沙执勤返航,舰艇正在检修,准备再次去南沙执行任 务。陈伟文立即找到杨玉书司令员,请求说:下次去南沙执勤,由我率编队去吧。”杨司令员当即不同意,说下次去南沙的编队指挥员已经定了,将由一位副司令员 带队。陈伟文急了,进一步申述说:“正常情况下,司令员在家指挥全盘,两位副司令员,都各管着一摊工作,难以分身;司令部有正副参谋长,副参谋长刚从南沙 回来,该休整一下,因此下次去南沙,我带队比较合适。”杨司令员没有正面问答,问了一句:“你是去年(1987 年)8月从海军广州舰艇学院调来的吧!”陈伟文点头说“是”。杨司令员这才说道:“你调来基地不久,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熟悉情况。”


    从杨司令员的口气里,陈伟文明白了:杨司令员所以不同意自己带队去南沙群岛执勤,是由于自己“调来基地不久,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熟悉情况”。陈伟文 心中顿时激起一股冲动,竟然自我介绍起来。他说:“我曾在基地及西沙群岛工作过2 0年。对部队,特别是对舰艇部队的情况比较熟悉,离开这几年,部队情况是有些变化,但是很快就可以熟悉的。我是航海长、航海业务长出身,也当过舰长,对南 沙海域是比较熟悉的,航行安全有保障:另外,副参谋长在家主持工作,我也走得开。”说到最后,陈伟文突然又冒了一句:“我参加过4次海战,同越南人交过两 次手,比较了解他们。由我带队去南沙执勤,最合适!”


    这句话刚出口,陈伟文马上就后悔:从不在人面前提及的事情,怎么会突然在杨司令员面前说出口呢!
    杨司令员却不这么看,认为这是陈伟文“求战心切”,可以理解。从这句话里,杨司令员还感到自己太不了解参谋长了,这样下去怎么能做到“知人善任”呢!


    杨司令员只是经过简单了解,就掌握了陈伟文的基本情况:不仅所说全是事实,而且为有这样的参谋长感到高兴……


    陈伟文于抗日战争爆发那年——1937年4月3日出生在广东省台山市都伏镇白石乡塘边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养过猪,放过牛,逃过荒,吃过 野菜,生活苫不堪言,民族仇恨刻骨铭心,是共产党解放了他,又是人民培养了他。他以优异成绩获得的助学金读完中学,1956年考上武汉大学,后因国防需要 投身海军,转至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航海系学习,1961年毕业,自愿来到南海前哨——海军榆林基地。历任航海长、副舰长、舰长、航海业务长、大队副参谋长、 西沙群岛水警区航保训练科长。


    在榆林基地的2 0年里,陈伟文参加过4次海战,在每次战斗中部有出色的表现。


    1962年11月19日,陈伟文参加了上川岛以东海域击沉国民党“协进8号”特务船的战斗。这天,“协进8号”载着国民党一个分队的武装特务,由 台湾高雄出发,企图在台山县铜鼓岭登陆袭击。南海舰队参谋长高希曾率领一支编队,采取“全面防范、重点设防”的策略,在8级大风浪中追捕达19个小时之 久,最后击沉了“协进8号”,俘获敌上校朱文杰以下26人。战斗中,上艇才一年的陈伟文是指挥艇——“扬州”号猎潜艇的航海长。他以高昂的斗志,熟练的技 术,克服了黑夜和大风等恶劣气象给航行带来的种种困难,使指挥艇准确抵达战区,首先发现目标,协助指挥员指挥绵队迅速接敌,进行围歼,受到了广州军区集体 通令嘉奖。


    1964年7月12日,陈伟文又参加了榆林以东海域击沉国民党“大金1号”和“大金2号”特务运输船的战斗。这两艘蒋军特务船,运载着数十名武装 特务,企图登陆袭击。两船伪装外国渔船,由台湾高雄起航后,行动诡密;利用南越岘港为中转基地,实施远程奔袭;附近先后还有美国“星座”号、“提康德罗 加”号两支航空母舰编队为它们助威和撑腰。面对美国干扰,基地副司令员田松把编队分成三个战术群,一举击沉2艘特务船,俘获敌上尉副指挥官余美光等60 人,击毙敌少校指挥官何寇棠以下40人。战斗中,陈伟文仍是当时“扬州”号的航海长。由于有两交美国航母编队的威胁,战斗必须速战速决。速战速决的前提是 及时发现目标和接敌航向正确。由于“扬州”号导航正确,又首先发现了目标,指挥迅速展开兵力,在美国航母群向我靠拢时,我编队己把2艘敌船击沉。这次战 斗,“扬州”号荣立集体二等功。年终,陈伟文也因海战与平时工作出色荣立了二等功并晋升为副艇长。他领导的航海部门同时荣立集体三等功。


    1974年1月19日和20日,陈伟文参加了西沙海战。这次海战,共击沉南越海军炮舰10号舰(怒涛号)1艘,击伤驱逐舰4号舰(陈庆余号)、5 号舰(陈平重号)和16号舰(李常杰号)3艘。毙伤敌百余人。海战打响后,舰队根据军区的指示决定紧急派陆军一个营前去收复己被南越军队占领的珊瑚、甘泉 和金银三岛。担任运送的8艘护卫艇过去从没有去过这三岛,航道上情况又很复杂,能否及时把一个营的兵力送到,成了能否收复这三岛的关键。基地决定把时任护 卫艇大队副参谋长的陈伟文调去担任导航。陈伟文不负众望,同大队业务长张天诚一起,齐心协力,及时准确地把陆军送到登陆地段,一举收复这三岛。此次西沙自 卫反击战,受到国务院、中央军委通令嘉奖,陈伟文也受到了基地表扬。


    1979年4月10日,陈伟文指挥了在中建岛海面捕获越南3艘军用武装船的战斗。这是陈伟文第四次参加海战。春节过后,时任西沙群岛水警区航保训 练科科长的陈伟文,奉命前往中建岛守备队检查战备训练工作。岛上除海军守备队外,还有陆军的一个高炮营、海军的1个挖泥船中队、9521登陆艇和广州海运 局的一艘 “红旗”086号运输船。由于形势紧张,水警区根据广州 军区和南海舰队的指示,在中建岛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所,任命陈伟文为指挥员兼党委书记,统管驻岛陆、海军部队和地方船只的战备工作。10日凌晨7时许,越 南3艘武装船突然向我中建岛袭击。陈伟文迅速判明了情况。没有战斗舰艇,他就把所有施工用的运输船、挖泥船和登陆艇编成两个编队,组织追击。经过两个多小 时的追击,越南3艘武装船全被捕获,并俘获24名越南军人。这次战斗,陈伟文荣立二等功,并获得提前晋级的奖励。


    杨司令员还了解到,陈伟文不但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还有扎实的理论基础。1980年,他被调到海军广州舰艇学院,历任教员、教研室副主任、训练部副 部长。在学院的7年里,陈伟文结合教学,读了中外许多军事名著,研究了中外许多著名海战战例,还结合多年来南海军事斗争形势以及自己的实战经验,针对外国 入侵的几种可能,设想了多种自卫反击的方案。


    这样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基础的参谋长,应该放到关键的岗位上去!杨司令员想,现在越南正虎视耽既,妄想继续抢占我南沙群岛岛礁,破坏74号海洋观测站的建设,必须挑选一位优秀的军事干部担任编队指挥员。杨司令员毅然向基地党委提出由陈伟文担任指挥员的建议。


    三、不信侵略者的“承诺”


    陈伟文担任编队指挥员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战备工作的落实情况。编队由基地的502号、503号两艘护卫舰组成。因502号是指挥舰,故称502编队。


    陈伟文亲自召集两舰舰长、政委汇报。从汇报中,陈伟文总感到战备工作不深不细。他来到各舰,到现场察看,同官兵交谈。发现一些官兵的责任感不强, 而责任感不强的原因又是多种多样。怎么解决这个责任感的问题?陈伟文决定召开一个由各种代表人物参加的会议,先摸摸情况再说。


    这是一个“四不像”的会议,既不像汇报情况的汇报会,也不像布置任务的工作会或征求意见的献策会,倒有点像“记者招待会”。会上有问也有答。有长篇大论的“报告”,也有三言两语的“插话”,气氛相当活跃。


    会议是从一个城市新兵的提问开始的。这个从大城市来的新兵问:“听班长说,南沙群岛都是一些礁石组成的,离我们基地很远很远,我们为什么要上这么远的地方去执行任务?”


    陈伟文首先表扬这位新战士“问得好”,然后亲切地反问:“你知道南沙群岛都有哪些岛礁,有多大面积?……”陈伟文见新战士沉默不语,就举目望望人家:“这位小战士刚入伍,回答不上来,现在有哪位来回答?”


    一位老兵“嚯”地站起来说:“南沙群岛位于南海的南部,它的范围是:东经109° 26’ - 117° 51’’、北纬3° 36’’ - 11° 57’’。根据位置不同,又可分为双子、中业、道明、郑和、九章和尹庆等群礁,共有230多个岛、礁、滩和沙洲。其中露出水面的岛屿25个,明礁128 个,暗礁77个;最大的太平岛为0。44平方公里,最高的鸿庥岛6。1米。从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市到南沙群岛最南端的曾母暗沙约860海里(约1600公 里)。另一位班长接着说:“南沙群岛南北长约500海里(900多公里),东西宽约400海里(700多公里),水域面积约为68万平方公里。”


    陈伟文见没有人举手,高兴地说:“两位同志回答得好!同志们,68万平方公里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相当于21个海南岛,3。7个广东省,或相当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安徽5省面积的总和!”


    陈伟文望望一个个或是严肃或是惊讶的脸蛋,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南沙群岛离大陆这么远,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保卫它?谁回答?请举手!”陈伟文望望3 位举手的战士,示意身旁的主机兵发言。主机兵肯定地说:“因为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从公元前的二世纪西汉开始,我国人民就往来于涨海(就 是今天的南海及南海诸岛)。到了唐代,就将南沙群岛划入我国版图,归琼州府管辖;到了宋朝,又划归广东省南海岛管辖。元、明、清时代,沿袭宋代旧制,南海 诸岛(包括南沙群岛)仍划归中国版图。这个历史事实,还部分别载入国际公约和许多国家出版的地图及百科全书中。既然是中国领土,我们就有责任保卫它!”


    会上突然响起一阵掌声。


    主机兵刚坐下,航海班长马上站起来补充道:“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南沙群岛的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南沙群岛是我国的天然屏障,是海防的最前哨;控 制了南沙群岛,就能使我华南陆地战场的防御纵深向南推进数百海里,对战时兵力的展开、作战部署的调整,拦击外米侵略者的突袭都具有重大意义。南沙群岛地处 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通要冲,是我国同东南亚各国交往的纽带,是我国通往中东、非洲、欧洲的海上通道,对于日本和美国等国亚说,又是它们石油运输和贸易的主 要航线。日本人把它称为生命线,说谁能控制它谁就赢得主动。美国人马汉曾说,谁控制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根据马汉的理论,美国曾提出要控制全球的16条重 要航道和海峡,其中就有3条海峡在南沙群岛附近,即卡里马塔海峡、巽他海峡(这两个海峡是沟通爪哇和印度洋的通道),另一条是马六甲海峡,是太平洋到印度 洋和联系非洲、欧洲的交通要道。为了南沙群岛不受外来侵略,我们一定要用生命来保卫它!”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陈伟文更是高兴,望了望大家,自问自答地说了起来:“南沙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其经济价值方面;南沙的水产资源和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就石油 资源而言,中外地质学家普遍认为,南海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具有石油潜在能力的地区,其可开采的石油蕴藏量估计多达20 - 40亿吨,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南沙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意义重大。可是,南沙群岛的现状又怎么样呢?我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即: 岛屿被侵占,海区被分割,资源被掠夺。之所以形成今天这个局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例如:一些国家受了发达国家争夺海洋的影响,趁机抢占我南沙岛屿,而 当时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内乱以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对一些国家趁机侵略南沙无暇顾及;对侵占我南沙群岛造成的损失估计不足,没有适时地作出强烈的反 应,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不断扩张的野心,特别是越南当局的野心最大,公然把我国南沙群岛列入其版图,成为它的一个县。目前,越 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三国已伙同美、英、法、德、意、日、加、荷、瑞、苏等国,在我传统海疆内打油气井121口(其中发现天然气田2个,油田3个)。如今 南沙的石油和天然气,正源源不断地流向外国。我们不能让这种局面继续再存在下去了。”


    说到这里,陈伟文又提了一个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我们应该把战备工作做得好上加好;可是我在检查中发现,有些同志战备工作不深不细,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麻痹思想在作怪?……”


    陈伟文还没有讲完,就有几个部门长和班长点头承认,并说,上次执勤回来的人说,他们“没有碰上外国舰船捣乱,巡逻只不过是例行公事”。于是有些人听了,就产生了麻痹思想,不认真做准备……


    陈伟文听了,皱起眉头,肯定地说:“这个麻痹思想可要不得呀!越南当局不但不会放弃自己已经侵占我南沙群岛岛礁,他们还会来侵占更多的岛礁,会寸利必夺,而我们为了祖国的尊严和民族的利益必须寸土必争,军事冲突在所难免。”


    陈伟文又追述了越南当局经常出尔反尔地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种种表现。本来,越南当局承认南沙群岛属于中国的领土。1956年6 月初,当时南越西贡吴廷艳政权连续发表声明,叫嚷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传统”主权,为此,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于同年同月15日接见我 们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志民时就向中国郑重表示:“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当时在座的越南外交部亚洲 司代司长黎禄进一步具体介绍了越南方面的资料,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早在末朝时代就已属于中国了。”1958年9月14日,我国政府发 表关于中国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其中明确指出,“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 南沙群岛以及其它属于中国的岛屿。”同年同月14日,越南总理范文同给周恩 来总理的照会中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8年9月4日关于规定中国领海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尊重这一规定。”


    陈伟文气愤地说:“越南当局从来是说话不算数的,他们一反过去承认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态度,非法侵占了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越南还鼓吹‘南海 是东南亚人的南海,中国不是东南亚国家’,以致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追随越南趁机侵占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而我们呢,总是抱着真诚的和平愿望,希望能够搁 置争议,共同开发。可是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却以侵占我南沙群岛的行动来回答‘搁置争议’,同西方国家‘共同开发’石油。这次由我国建立74号海洋观测 站,本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决定的,越南代表也是举手赞成的,可是不久又反悔了。由此可见,越南当局的任何‘承诺’都是不可信的。我们一定要提高警 惕,把战备工作做深做细,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


    “记者招待会”以后,两舰根据党支部会议的精神,分别召开了“热爱祖国,保卫南沙,落实战备,履行职责”的动员大会,使战备工作深入再深入。

    四、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1988年2月下旬。


    502编队出航在即,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刘喜中来到编队检查出航前的准备工作。陈伟文很敬重刘喜中。这不仅是因为刘喜中是他的领导,更由于刘喜中在西沙海战中的出色指挥。陈伟文想,只要刘副司令员“通过检查”,他就更放心了。


    果然,刘副司令员对编队的出航准备工作很满意。陈伟文又想,现在的关键是:一旦越南军队破坏我对74号海洋观测站的建设或侵占我岛礁,将如何正确 处理。刘副司令员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身经百战、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军人,既有陆战经验,又有海战经验,还多次同越南军队(包括当年的南越和北越军 队)打过 “交道”,何不当面请教请教。


    一天下午,昏沉沉的天空正下着小雨。陈伟文陪同刘副司令员驱车前往502编队停泊的港湾。


    陈伟文望望身边的刘副司令员:“编队就要出航了,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刘副司令员:“这次编队的任务清楚了吧?”


    陈伟文脱口而出:“保卫永暑礁和华阳礁不受外国侵犯!”


    刘副司令员:“对,永暑礁能不能保卫住,事关能不能建成74号海洋观测站:而华阳礁是永暑礁的卫士,也必须坚决保卫住!”


    陈伟文点点头:“请首长放心,我们会拼死保卫的!”


    刘副司令员:“还有,你是知道的,我国南沙群岛较大的25个岛屿,除太平岛由台湾当局控制外,均被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侵占了,剩下的都是礁盘。这些礁盘平时全被海水淹没,只在退潮时才露出一部分来。你们除了……”


    陈伟文打断刘副司令员的话说:“基地杨司令员已经交待:“除了保卫永暑礁和华阳礁以外,还要控制4至6个礁盘。”


    刘副司令员望了陈伟文一眼,强调说:“对,为了确保永暑礁74号海洋观测站的建成,你们还必须在附近再控制4至6个礁盘!”


    陈伟文又点点头:“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刘副司令员沉默不语,正“闭目养神”,似有心思。


    “刘副司令员,如果越南军队真的来搞破坏,我该怎么办?请你指示。”陈伟文试探地问。
    刘副司令员仍没有反应。刘副司令员是个革命事业心强,工作认真负责格豪爽,快言快语,敢想敢干的人,现在怎么一言不发。
    “刘副司令员,我们就要出发,你还有什么指示?”陈伟文又问。


    刘副司令员终于开口了,严肃地说:“陈参谋长,该说的我已经说了。至于南沙斗争,北京的一位首长有个讲话,你看看吧!”说着,刘副司令员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材料。陈伟文一听有“首长讲话”,马上掏出本子钢笔。刘副司令员见状,马上摇头说: “不要抄,这是绝密,为防万一,你记在心里就行了。”


    陈伟文收起本子和钢笔,接过“首长讲话”。这个“首长讲话”,只是讲话中的一部分,共有3页纸,但写得密密麻麻的,内容却不少。“首长讲话”中有情况,有分析,有斗争原则,还有具体要求。陈伟文全神贯注,认认真真地读了几遍,并牢牢地记住了其中的“原则”。


    提起对入侵者的“斗争原则”,在陈伟文的头脑里,马上就映现出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可是“首长讲 话”中,讲的却全是“不主动惹事,不首先开枪,不示弱,不吃亏,不丢面子,如敌占我岛屿,要强行将其赶走。”陈伟文想了想,把这些“原则”归纳成为“五不 一赶”。

    陈伟文把“首长讲话”还给了陈副司令员。现在是轮到陈伟文“沉默不语,闭目养神”了。他读了“首长讲话”中的“原则”,心中像被什么撞击了一下,很不舒服,总觉得像被“五条无形的绳子”捆住了手脚,动弹不得。


    怎么理解“不主动惹事”?南沙群岛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他们已经占领了其中的20个岛礁,现在他们又要来破坏建设74号海洋观测站,这明明是越南当局来惹的事嘛!


    怎么理解“不首先开枪”?这使陈伟文想起两件事。第一件是,1965年4月9日发生在海南岛上空的斗争。那天,美国两批8架F-4B型“鬼怪”式 战斗机先后侵入我海南岛上空。我部奉命起飞的4架歼击机,严格遵守“不打第一枪”的原则,只是“巡逻、监视、驱赶”。可是美机不仅不走,反而向我施放“麻 雀 -IIC”导弹。当时,李大云驾驶的4号机正在驱赶着美国3号机。在一夯掩护的美国4号机突然向李大云驾驶的4号机发射了导弹。幸好李大云及早发现,急转 避开,那枚美国导弹击中了美国自己的3号机,使之机毁人亡。事后,毛泽东主席就下令,美机侵犯我国领空就可以打。第二件是1974年1月19日在西沙群岛 的海战。那次,由于指挥员没有正确理解“不打第一枪”的原则,结果被已经侵入我领海的南越5号驱逐舰首先开炮,命中了我274艇指挥台,政委冯松柏和副艇 长周锡通立即倒在血泊中。这个教训还不惨痛吗!


    又怎样才算“不示弱”?才算“不吃亏”?才算“不丢面子”?我们要是“强行”了,越南侵略者就是赖着不走,又该怎么办?


    陈伟文久久地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你怎么不说话?”刘副司令员见陈伟文不吭声。反问:“记住了吗?”
    “记住了。”陈伟文点点头,又为难地说:“我觉得按照这个讲话,遇到实际情况时很难掌握。”
    “要坚决按照首长指示的精神办。”刘副司令员只是强调了这一句,没有作其它解释。


    陈伟文虽然又点点头,但心里仍不踏实。特别是当他想到要对付的是那些担任越南海军备级指挥员的“校友们”,更感到“五不一赶,是征服不了越南的侵 略行径的。现任越南海军各级指挥员中,不少曾在我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习过,其中还有陈伟文的“同期同学”呢!现任越南海军少将副司令员(准都督)黄友太, 就是陈伟文的“同期同学”。此人于1956年6 月曾在我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习,担任越南留学生队领队兼劳动党支部书记,1962年毕业回国。黄友太曾于 1971年率数十艘舰船侵略柬埔寨,在金边登陆,并攻占了柬埔寨沿海港口岛屿;越军侵占我南沙部分岛礁,也是由他指挥的。黄友太在中国学习时,把中国说成 是他的“第二祖国”,把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称作“母校”,临别时,他还握着陈伟文的手说“后会有期”。陈伟文同这些“同学”接触中,发现他们有两个共同特 点。一是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对于“五不一赶”这一类原则,他们都清清楚楚,视为软弱的表现,可以抓住这些原则一个劲地欺侮你。二是,他们自称是“世界 第三军事强国”,他们爱吹当年如何如何打败法国和美国的入侵者,从不谈及如果没有中国包括出兵在内的无私、全面的支持和援助,又会怎么样,他们还以地区霸 主自居,野心勃勃,动不动就侵略他国。对于这样的侵略者,我们却规定这个不准,那个不准,这怎么能把他们赶走?越南已经抢占了我南沙群岛中的20个岛礁, 如果不动枪动炮,你就是再“强行”,他们也不会自行撤走的。


    想到这里,陈伟文还要就这个问题请示刘副司令员。他正要开口,刘副司令员见陈伟文又要想问什么,再次强调说:“首长讲话精神,一定要执行;至于如何正确执行,要根据战场情况而定。”


    陈伟文再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现在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把毛泽东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和“五不一赶”结合起来。他 想的结果是对于这样一个狂妄自大、贪得无厌的侵略者,决不能手软,一定要坚决打他个不留情!陈伟文就是以这样的心情,率领502编队启航的。


    五、南薰礁上的卫士


    502编队日夜兼程,很快来到了南沙群岛海域,与先前抵达的隶属南海舰队驱逐舰护卫舰部队的162驱护编队(由162号驱逐舰和553号、556 号护卫舰组成)和隶属于东海舰队驱护部队的510编队(由510号、531号护卫舰组成)会合。经同162号指挥舰交接后,所属编队由陈伟文负责指挥。按 分工,553和510编队负责从永暑礁 - 华阳礁海域巡逻,保卫929施工编队的安全。而502编队(由502号、503号护卫舰组成)则在南薰礁附近海域巡逻,并视情况执行考察各礁和占礁的任 务。


    南薰礁属于南沙群岛郑和群礁的一个岛礁。南薰礁的北面为台湾当局占领的太平岛,东面13海里为越南当局侵占的鸿庥岛。南薰礁上己建成临时性的高脚屋,屋顶插上了国旗。在海潮冲击下,高脚屋不时地摇晃,我官兵不得不暂时撤离。


    陈伟文命令502编队围着南薰礁慢慢地游戈。他举起望远镜观察着。果然,礁上的高脚屋摇晃得很厉害,屋项上的国旗也随之摇个不停。
    “503舰注意,做好登礁准备!”


    陈伟文的命令刚下达,503号舰立即低速向南薰礁慢慢靠近。紧接着,503号舰放下汽艇,把一个由5名官兵组成的小分队送上南薰礁。分队官兵登礁 后,立即加固高脚屋,插牢国旗,做好反侵略的难备之后,502编队离开了南薰礁海域,先后去考察和占领了东门礁、渚碧礁、奈罗礁、安达礁、牛轭礁、赤瓜 礁、琼礁和鬼喊礁。至此,共控制了包括南薰礁在内的9个礁,超额完成了“控礁”任务,并将其牢牢地掌握在我官兵手中。


    “控礁”任务完成以后,陈伟文指挥502编队就在各“控礁”海域来回地巡逻。这天,正是龙年元宵佳节之夜,编队又来到南薰礁海域。陈伟文非常惦念驻守南薰礁高脚屋上有没有生病的官兵,他们是否遭到袭击?……他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会,命令信号兵发信号。
    “你们的情况如何?有什么困难和需要?”
    陈伟文继续举着望远镜观察着,焦急地等待着。
    “报告指挥员,情况正常,没有困难,只需一顿热饭。”


    陈伟文听了报告,激动不己。多好的官兵呀!他知道他们生活环境有多艰苦。他们日夜遭受着风吹浪打,日晒夜露,啃的是干粮和咸菜。想起他们,陈伟文 就会想起 50年代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一把炒面一把雪,一支香烟轮着抽的情景。可是,官兵们为了守卫祖国的海洋国土,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却不提任何困难。 这样坚强的官兵,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的呢,还有什么侵略者不能战胜的呢。陈伟文为有这样的官兵而自豪。他默默地望着南薰礁,举起右手,向守礁官兵敬了 一个礼。


    “副长,今 晚要为守礁的同志们做一顿丰富的晚餐!”陈伟文像下达作战任务那样大声地命令着:“要热的!”
    “是!”’
    502号舰副舰长朱益飞亲自下到厨房,炊事班全体出动,很快做好了晚餐。晚餐有米饭,有烙饼,有罐头鱼、罐头肉,就是没有青菜——青菜早就吃光了。


    陈伟文指派指挥所政工组组长朱少云和聂守礼几个人前去送晚餐。还有什么可以送的呢?陈伟文突然回到住舱寻找,发现还有五包烟和两个苹果。出航前, 每人都分到一份数量相等的水果。陈伟文的那份,一部分送人了,一部分自己吃了,现在剩下的五包烟和两个苹果,是他舍不得吃,留下来专为“关键时刻动用 的”。他把这烟和苹果全部交给了政工组组长,抱歉地说:“请你转告守礁的同志们,东西不多,以表心意:”陈伟文转身又回到住舱,取来一封早就写好的慰问 信。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辛苦了!
    为了祖国的领土完整,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今天,你们毅然登上了浩翰南海中的高脚屋镇守祖国南疆,创造了我军历史上的奇迹。你们的行动具有重要的 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你们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刺向侵略者的心脏。你们的斗争并不孤立,身边有同你们同舟共济的战友,身后有坚强的十亿人民。你们喝凉水、啃干 粮,生活很艰苦。可是你们向祖国人民献出了五颗赤诚的心。祖国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那种“苦了我一个,欢乐十亿人”的崇高品格,将鼓舞着广大战友 和全国人民去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而努力拼搏、奋斗。今晚,我本想登礁同你们共度欢乐的元宵之夜,只因军务在身不能远离,请予谅解。
    致
    一个老兵的敬礼!


    陈伟文
    1988年龙年元宵于502舰


    晚餐送上南薰礁不久,守礁官兵就发回了信号:“谢谢首长,谢谢同志们,我们一定牢记祖国人民的重托,用我们的青春和生命保卫祖国的南疆!”


    当晚,502号舰在南熏礁锚地抛锚,在海浪的冲击下,舰体有规律地左右摇摆着。此时此刻,陈伟文的心情像大海的波涛被起此伏难以平静:他站在甲板 上凝视着黑夜中的南薰礁高脚屋在沉思,耳边一次又一次地响起了守礁官兵的“用青春和生命保卫祖国南疆”的铿销誓言,眼前又浮现出编队副指挥员、大队长陈大 厚等广人官兵置家庭特殊困难于不顾,舍小家为“大家”毅然愉快地奔赴战场的情景……啊!多么可爱的战士、多么可敬的战友。然而,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冲击 下,为赚钱而奔波忙碌的人群中,又有多少人了解和关心前线军人的生活?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将士们报效祖国的情怀?想到这里,他感慨万千,转身回到住舱,情不 自禁地写下一首《南巡感怀》。


    亲爱的朋友,工作之余
    当你执着情 侣的手,漫步在马路上,公园里
    感受看初恋的甜 蜜的时候
    你可曾想过:这幸福甜蜜的生活是怎样来的?
    亲爱的同志,除夕之夜
    当你合家团聚,欢声笑语,开怀畅饮
    享受着人间天伦之乐的时候
    你可曾想过:这和平宁静的生活是谁创造的?
    啊!是北国的哨兵、南疆的卫士。
    是高脚屋上的勇士,猫耳洞中的英雄。
    为国有宁日,他们曾同侵略者浴血奋战。
    为民族尊严,他们将激战在南国的海疆上。
    爱情、幸福、生命谁都懂得珍惜。
    若祖国需要,他们愿无私地把一切奉献。
    我爱勇士们钢铁的意志和祟高的品格,
    更爱英雄们心中只有祖国而唯独没有自己的
    坦荡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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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07 周四, 上午6:22    标题: 引用回复

    六、赤瓜礁盘炮声隆


    3月13日凌晨6时,502编队的两艘护卫舰继续在南薰礁海域巡逻着。突然,陈伟文接到舰队来电:“502号舰前往赤瓜礁海域警戒,503号舰去 安达礁巡逻”。舰队命令指挥舰单独前往,那里必定有“紧急情况”。陈伟文看完电报,指挥502号舰迅速及时地赶到了赤瓜礁海域,并立即派出6名官兵登礁勘 察。


    赤瓜礁属于南沙群岛中九章群礁的一个礁,因盛产赤瓜参(海参中的一个品种)而得名,502号舰的6名官兵上礁不久,雷达兵突然报告:“发现目 标。”陈伟文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只见在赤瓜礁西北方向有两批舰船,第一批3艘向南航行,第二批2艘朝赤瓜礁方向驶来。陈伟文当即命令:“通知上礁人 员,立即返舰,起锚!”
    502舰迅速向第二批目标方向驶去。第二批目标在望远镜里越显越大。陈伟文很快判明,第二批目标由2艘舰船组成:大的名为“HQ505”,原为美国建造的 “511-1152”型坦克登陆舰,标准排水量为1653吨,满载排水量4080吨;小的名为“HQ604”,原为中国建造的运输船,标准排水量368吨,满载排水量为822吨。当502号舰接近到越南舰船400米处,立即喊话。


    “这是中国领土,你们立即离开!”
    “这是中国领土,你们必须离开!”
    502号舰官兵不停地大声呼喊着。


    越南舰船,毫不理睬,继续往赤瓜礁方向航行。17点20分,越南505号舰在我鬼喊礁抛锚;18点11分,604号船在我赤瓜礁抛锚。
    这时,船队又急电:守住赤瓜礁!
    我502号舰来到赤瓜礁。陈伟文继续命令官兵朝着越方604号船喊话。
    “这是中国领土,你们必须立即离开!”
    越方人员好像都是聋子和哑吧,没有任何反应。
    不久,只见越船604号的甲板上出现子许多人。这些人开始是朝着我舰指手划脚,接着吹哨起哄,最后竟然一个个扒下裤子掏出生殖器朝我方向撤尿。
    这下可把我502号舰官兵气恼了,一个劲要求陈伟文命令开炮。


    陈伟文也被越方官兵的流氓无耻行为气的鼓鼓的。此时此刻,我方完全有理由开炮:一是你越方已侵入我领海;二是越方不但不听劝告离开,反而耍流氓侮 辱我官兵。但是,陈伟文严格遵守上级规定的“不打第一枪”的原则,强制自己冷静下来,细心观察着,分析着。他又发现越方604号船上堆放着很多器材。他判 断,这很可能是要趁明晨6点最低潮时抢占我赤瓜礁。眼前的情况,使陈伟文想起位于赤瓜礁西北方向3海里处的鬼喊礁和位于赤瓜礁东北力向7海里处的琼礁那两 个方向可能出现的情况……


    “拉警报,进入一级战备!”
    陈伟文正在部署兵力时,又接到舰队急电。电报证实了陈伟文的判断:越604号船要抢占我赤瓜礁,605号船要抢占我琼礁。为先敌登上赤瓜礁,当夜 22点13分,陈伟文命令502舰派第一批6人上礁插旗,占领最高点——沉船处。他又考虑到502舰一舰难以对付鬼喊礁、琼礁和赤瓜礁三个方向的越南侵略 者,决定立即重新调整兵力。
    “急告556和531两舰:速来支援502舰行动!”
    556号和531号两艘护卫舰接到命令后,高速驶向指定海域,向陈伟文报到。
    “556舰速往琼礁对付越南605船,”陈伟文命令道:“531舰速往鬼喊礁对付越南的505舰。”
    果然不出陈伟文所料:14日凌晨最低潮时,越南604船开始行动了!几个越兵穿着裤头,光着脚板,拖着小艇,向我赤瓜礁游去。


    陈伟文见状,命令502号舰和531号舰抽调入员增援赤瓜礁。2舰坚决执行命令,行动非常迅速。官兵们头带钢盔,脚穿新胶鞋,身穿救生衣,背挎冲 锋枪,腰间插尖刀,雄纠纠、气昂昂地乘着摩托艇,高速向赤瓜礁进发,“好不威武!与此同时,越军官兵则像一支散兵队,稀稀拉拉,慢慢吞吞,一派“赶集”样 子。即使是这样,也要设法拖延越军上礁的时间!


    502号舰政委李楚群仔细观察着越军官兵行动。他发现,几个越军取来一很长绳,绳子一头系着604号船,另一头则系在礁壁上,如此来回拉动着把人 员和器材运上礁。李政委一阵高兴,急速转身来到厨房,拿着一把菜刀,跳上小艇,飞速来到越南604船跟前。说时迟那时快,他举起菜刀“喀嚓”一声,将其绳 子砍断,中断了越军登礁行动。


    7点29分,我登上赤瓜礁的援兵已达58人(502号舰33人,531号舰25人),而越南登礁人员是43人。礁上兵力我占优势。为了加强礁上指 挥,陈伟文命令502号舰政委李楚群登上赤瓜礁,并指示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将越军赶走,拔掉他们的旗,必要时可以动手夺他们的枪。


    李政委迅速登上赤瓜礁指挥两舰登礁官兵,以无比英雄的气概,向侵略越军压了过去。开始越军还有反抗行动,最后害怕了,开始撤退。我官兵继续前进, 向越南国旗奔去。越军见要拔他们的国旗,竟然开枪,打伤了杨志亮。此刻时间是8时47分10秒。李政委当机立断,立即指挥官兵还击。中越双方人员互射起 来,枪声由低到高,子弹由稀到密,最后进入激战。


    一直站在502号舰指挥台上的陈伟文,在听到枪声的同时,接到了礁上人员“敌己向我开火”的报告。
    “好呀,你越军敢向我开第一枪,我今天就饶不了你!”陈伟文命令502舰:“立即向越军604船开火,坚决把它击沉!”与此同时,陈伟文又命令 556号舰向越605号船开火,531号舰向越505号舰开火。早已摩拳擦掌的502舰官兵,很快把炮口对难了目标。一时间,各种炮弹汇成一条条火龙,扑 向越军 604号船。


    就在这时,陈伟文接到一份由上级机关发来的电报,要502编队“不准主动动武”。没有多久,陈伟文又接到同样内容的电报。怎么回事,此时此刻怎么 还发这样内容的电报呢?也许上级机关还不放心,有位领导当即又给陈伟文打来电话。电话里听不清所讲内容。但是陈伟文从对方讲话的语气里听得出,这位领导讲 话嗓门很高,口气很冲,由于干扰声太大,听不清,这位领导说,那就算了,给你发报。陈伟文接完电话,有种预感:上级机关对编队“还击”越军存在不同看法。 陈伟文心中的不高兴很快流露到了脸上。同志们盯着陈伟文,问:“上面有什么指示。”陈伟文坚定地说:“同志们,如果上级认为这仗打得对,打胜了,我给你们 请功;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一人负责!”


    陈伟文说完,一面向上级机关报告海战进展情况,一面继续指挥“还击”越军604号船。
    502号舰的炮火越打越猛,直打得越军604号船起火爆炸。12分钟之后,越军604船沉没于9° 41’’ 36" N, 114° 15’’ 12" E。


    几乎是在越军604号船下沉的同时,越军505号舰向我502号舰驶来,并立即开火。505号舰是越军的指挥舰(后来得悉指挥员为一副旅长),有8门40炮,来势很猛。陈伟文立即命令502号舰把火力转向越军505号舰。
    此刻,位于琼礁海域的我556号舰也接到向越军605号船“开火”的命令。


    605号船与604号船是同一型号的运输船。有人听到陈伟文的命令,提醒说:“越军605号船还没有向我开火。”陈伟文果断地说:“605号船是属于同战区的,打!”556号舰立即向越军605号船猛烈轰击,很快就将其击成重伤,之后该船沉没于琼礁东北方向海域。


    我556号舰击沉越军605号船后,又接到陈伟文命令,赶去围歼越军指挥舰505号舰。在我3舰围歼下,越军505号指挥舰被命中炮弹10余发。 冒着浓浓黑烟,向西逃窜。但未跑多远,由于大量进水,舰体倾斜,只得调头搁浅在鬼喊礁上。505号舰在礁滩上燃烧了五天五夜。该舰是越南侵略柬埔寨时的 “功勋” 舰,越南当局想保存它留个纪念,于1989年7月16日派两艘拖船前去拖带。但由于毁伤严重,在被拖带过程中沉没于大现礁以北约10海里处。


    海战一结束,陈伟文马上组织人员抢救负伤的杨志亮,并派船急速把他送往后方医院。与此同时,陈伟文又指挥编队“清理战场”,“清点伤亡人数,报告战斗结果。”


    这次海战的结果很快报了上来:我502编队共击沉越南运输船2艘(604号、605号),重伤大型登陆舰1艘(505号后沉没);毙伤越军300多人,俘虏9人。而我舰完好无损,仅伤1人。


    七、凯旋归来受审查


    海战结束,502编队奉命返航。
    返航是由上级机关安排的:556号舰和531号舰先行,502号舰和503舰则最后撤离。为什么这样安排,而不是4舰同时返航,陈伟文没有多想。


    返航途中,502号和503号两舰官兵无不为胜利欢欣鼓舞。按照常规,他们设想着靠上码头的欢呼情景:醒目的标语,长长的人群,喧天的锣鼓,艳丽的鲜花……


    但是,作为502编队指挥员的陈伟文却沉浸在回忆里,检讨着海战过程中的得与失……


    陈伟文首先想到的,是取得这次胜利的原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上级指挥机关的正确指挥。这决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套话”,而是陈 伟文的切身体会。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上级机关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陈伟文是根据上级机关提供的情报,迅速而又正确地部署了兵力,取得了海战的主动。 另一个是上级机关根据陈伟文的要求,增援兵力及时赶到了战区。当时,要保护的是分散在3个海域的3个岛礁,要对付的是越军3艘舰船,仅靠502号一艘护卫 舰是很难完成任务的,但是由于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我战区很快形成绝对优势。仅此两条,就保证了海战的必然胜利。


    对于上级机关的指挥,也有令陈伟文不太理解的地方,那就是发来的电报内容过于具体琐碎。如何时登礁,派几个人登礁,带多少武器、通讯器材及主副食 品,登礁后要插国旗等,都过问得很细;又如:为做好对敌舰作战,要求编队组成战斗队形占领有利阵位;同时,做好机动防空作战准备等等。指示得很具体。这些 都是普通的军事常识,作为上级机关应充分相信海上指挥员是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的,如果对敌作战,连组成什么队形都不懂的人,还能胜任海上编队指挥员吗?上 级机关指挥太具体、太琐碎,反而会束缚海上指挥员的手脚,不能充分指挥其主观能动作用。


    陈伟文还感受到,上级机关交待的政策,有些让人难以捉摸。
    在短短的海战时间内,陈伟文共收到26份电报。这26份电报中,就有14份是指示编队“这个不准,那个不准”的,占了电报总数的一半多。其中, 如:“严格执行政策,不准撞击越舰”;“阻止越军登礁,但不主动开火”;“如果越军炮火射击对我不构成直接威胁,我则不予理睬”;“不主动惹事,防止吃 亏”;“不要再主动攻击,特别越军是运输船”;“其他方向敌不开火,我不开火”;“不再扩大事态,尽量避免与越军舰艇接触,以不丢失己占礁为原则”;“不 要主动拔越国旗,不主动动武,如越火炮未向我开火和对我未构成直接威胁,我不得开火,切切!”联想到上级指挥机关打来的那个令人不愉快的电话,更令陈伟文 感到困惑……


    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了这么多同样的内容的指示,是不是对自己不放心?是不是自己指挥上出了什么问题?陈伟文苦苦地思考着。


    这次海战,完全是越南当局挑起的。是越南当局派舰船侵犯了我国领海,又派他们的部队登上我岛礁并企图长期占领,特别是他们的部队“打了第一枪”。 当时,陈伟文虽然不在赤瓜礁上,没有亲眼看到越军“打了第一枪”的具体情景,但在枪响的同时,他接到了守礁部队指挥员“敌先向我开火,我正在还击”的报 告,认定是越军“打了第一枪”,才不得己下命令开炮还击的。战后也证实是越军开了第一枪。当时,越军气焰十分嚣张,口口声声说这是“越南领土”,强行把他 们的国旗插在珊瑚礁上。我守礁官兵极其气愤,忍无可忍,才前去拔越旗。531号舰反潜班长杜祥厚上前拔出越旗时,越方护旗兵首先挥拳猛击杜祥厚。由于越兵 动作太猛,身子前倾,杜祥厚顺势卡住这家伙的脖子。就在双方扭在一起的时刻,越军向我开枪了。我502舰实习副枪炮长杨志亮左臂中弹,小臂骨被打断,骨头 刺了出来,血“呼呼”外冒。“你敢打我第一枪,我就不客气了!”杨志亮举枪把那个越兵击倒。这时,越军604号船集中火力向我守礁官兵射击。一时间,整个 礁盘上,被越军子弹打得硝烟弥漫,水花四溅。直到这个时候,陈伟文才下令还击,这有什么错,又错在哪里?如果此时此刻不还击,任凭越军射击我守礁人员,任 凭越军占领我岛礁,其后果又将怎样?永暑礁和华阳礁能保得住吗?其它9个“控礁”能控得住吗?真到那时,自己不就成了罪人了!这样怎能对得起国家!怎能对 得起人民!又怎样向子孙后代交待!……陈伟文虽然这样想,但是上级机关将会怎样看?这不免使他更加担心起来……


    “看,码头,到了!”
    水兵们的喊声,打断了陈伟文的回忆。他举目望去,不禁一伤。码头上没有往日欢迎凯旋归来的那种热烈场面。没有标语,没有人群,没有彩旗,没有锣 鼓,更没有鲜花和鞭炮。只有冷冷清清的几个人站在码头上向502号舰观望。这一切反常现象,都证实了陈伟文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陈伟文下了码头很快得知:556号和531号两舰所以先前返航,是上级机关特意安排的。两舰返航后,上级机关人员即登舰进行调查,内容是当时赤瓜 礁上的斗争情况,是谁先开的枪,编队指挥员如何下的命令,又是如何指挥的……两舰官兵不仅实话实说,还说编队指挥员指挥得好,很果断,很及时;还说“我们 都未见过指挥员,很想见见他”。上级机关对两舰调查完以后,才下令502号、503号两舰返航……


    陈伟文被领上一辆汽车。汽车上路后,才有人告诉陈伟文,“请去汇报情况”。
    汇报会是在码头勤务处的会议室进行的。陈伟文走进会议室,唤,里面已整整齐齐坐着二三十个人,其中的许多人,陈伟文都认识,有海军司令部作战部 长、情报部长,有南海舰队机关的同志。他们个个表情严肃,没有笑容,没有问候,只有桌上的一部录音机发出声音。看这架势,真有点像法庭审判“犯人”的样 子。此刻,陈伟文心中真是一窝火,随时可能爆炸。但是,他一看到自己敬重的舰队副司令员刘喜中,就强行控制着自己的感情。


    汇报开始,刘副司令员讲:“现在开 会,请陈参谋长汇报情况。”


    陈伟文振作精神,克服了长期在海上执行任务所带来的疲劳以及心中的忧郁,不加思索地进行汇报。他没有任何准备,他也没有一点时间准备,但是他滔滔 不绝,十分流畅地汇报起来。他汇报了海战经过,战斗结果,组织指挥,情报保障,舰艇补给,战前训练,老兵在战斗中的作用,以及如何保留战斗骨干等8个问 题。当然,他也汇报了上级机关指挥中的优点和某些缺点。陈伟文汇报的每个问题,有情况、有分析、有经验、有教训,还有建议。一口气就讲了一个半小时。最 后,陈伟文说:“今天我的心情很激动,又没有时间作准备,不当之处,请各位首长和同志指正。出乎陈伟文意料的是,他的话音刚落,会场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 掌声过后,陈伟文所见到的,仍然是一张张严肃的脸,没有丝毫笑容的脸。陈伟文突然领悟到:他们都是奉命来调查的,上头还没有表态,作为调查人员,他们是不 使也不敢评论的。


    散会后,陈伟文正准备回舰,刘副司令员突然拉着他说:“走,我们到外面去走走!”陈伟文心里一楞,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散步!无奈,陈伟文只好 跟着刘副司令员来到海边。他们一边散步,一边想着各自的心思。好久,刘副司令员才突然拍打着陈伟文的肩膀,深情地说:“小陈(这是刘副司令员对陈伟文的呢 称)呀,你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你打得不错;如果这次不是你带队,这个仗肯定打不起来!”陈伟文急切地问:“那为什么呢?”“这你就不用问了!”刘副司令 员笑而不答。是呀,这还用问吗,上级机关对这次海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他怎么表态呢。


    上级机关为了统一对南沙海战的看法,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调查。他们分别找官兵个别谈话,又到榆林基地检查核对海战期间的所有来往电报。陈伟文是海上 指挥员,是基地司令部参谋长,机要处又是他分管的,检查人员在查阅来往电报时,竟然不同他打个招呼。不用说是陈伟文,就是别人一看也会明白,这分明是对陈 伟文的不信任,对海战的正确性仍抱有怀疑,或者还有其他什么说不出口、摆不上桌面的原因。


    关于这次海战的总结报告,也一反通常“逐级上报”的做法。上级机关既没有要陈伟文写海战总结报告,也没有征求陈伟文对总结报告的意见。上级机关后来是怎样写的总结报告,陈伟文没有参加过讨论,既没看过,也没有听过。


    上级机关虽然没有要求陈伟文做什么总结,写什么报告。但是他对这次海战却做了认真总结,并把它写在自己的本子上。这个写在本子上的总结报告,像以 往海战总结报告一样,有战斗情况,战斗经过,战斗结果,有胜利的原因和体会,还有存在的问题和意见。所不同的,这个总结报告还写了对上级制定的斗争原则的 理解、运用和体会,对入侵者的心理和战术研究,在指挥过程中自己经历的心态变化和所采取战术动作的评述和检讨。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践佐证。因此,陈伟文 深切感到,通过总结,又好像读了一次大学,使自己的军政素质提高了一大步。更为可贵的是,陈伟文通过同越军3次“交手”——西沙海战、中建岛海战和这次南 沙海战,提出了一个收复被越南等国侵占的南沙诸岛礁的方案。


    在写这个总结的时候,陈伟文好像忘记了面 临的现实,似乎是在继续为战斗作准备。


    但是,陈伟文又不能不面对现实。陈伟文情不自禁地感慨起来。当这样的前线指挥员真难啊!越军侵略者都是些无赖。来者不善,他们侵占了我们的领土肯 定不走,而我们喊话不顶用,又不准撞船,不准拔旗、不惹事、不接触、不动武、不开枪、不干预、不能扩大事态,那用什么办法把他们赶走?非动手,非用武力不 能解决问题。但动手了,又违背上级的指示精神,将会受到惩罚。如果不动手,不动武,他们就是赖着不走,就会丢面子,搞得不好就吃亏,会牺牲很多同志,这又 违背了上级精神,说你无能,指挥错误,同样要受到惩罚。前线指挥员真难当,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打也难,不打亦难……等待陈伟文的将是什么?他不敢多想, 想了反而增加烦恼,还是听天由命吧……


    由于上级机关没有“态度”,陈伟文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基地机关,同级干部中过去常见的那种热情友好的交往不见了,现在见了陈伟文总是冷冰 冰的,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在部属中,他们见了陈伟文或是视而不见,或是躲而避之,或是昂头而过,似乎同陈伟文接触会给自己带来不利。这种状况,令人想起那 个“动乱年代”的氛围。


    但是,更多的官兵见了陈伟文,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亲热,那样谈笑,但总是抓住机会向他表示自己的态度。他们当中,有悄悄地支持陈伟文的:“参谋 长,这场海战打得漂亮!”有的轻轻地鼓励陈伟文:“这一仗打得好,事实终究是颠倒不了的!”有的还暗暗地送条子,要陈伟文“坚持住,我们支持你!”


    最令陈伟文感动的是那次“赴宴”。一天,陈伟文因事路过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全体领导同志特地招待他吃饭。桌上摆了十几道菜,丰富得很,可谓“大 宴”。席间,很少说话,更不谈及南沙海战,各位领导只是分别向陈伟文频频举杯敬酒,劝他多喝酒,多吃菜,还要他“不要多想”,“放宽心,多保重”。陈伟文 很是感动,不停地说“谢谢大家关心。”


    还有一次,晚饭后,陈伟文照例来到码头。这是他休息时常去的地方,一则是为了散散心,二则是看看士兵。他在码头上来回艘着步,头脑里又翻腾起返航 后的种种遭遇。对南沙一仗,他不后悔,他感到没有错,他无愧于国家和人民。如果不打这一仗,赤瓜礁等岛礁就会被越南占领,74号海洋观测站就建不成。想到 达一点,陈伟文感到欣慰,感到满足。但是,种种遭遇,又使他感到前途难测,想到最坏处,还作好了“坐牢”的唯各。就在这时,几个参战官兵走到陈伟文跟前。 他们已经对他观察了许久,知道自己的指挥员在想什么。他们见了陈伟文,都一个个举手敬礼,并亲热地问候。有的说:“参谋长,我们又向上级机关反映了,你指 挥上不但没有错,而且应该立功!”还有的说:“要是你坐牢,我们陪着你去坐!”听着听着,陈伟文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使劲地握着他们的手……


    八、外国新闻媒体报道忙


    海战结束,编队返航后,国内新闻媒体无一进行报道。有的根本就没有派记者去采访;有的派出记者去采访了,但写好了的文章,马上又锁进抽屉里,好像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海战似的,“冷”得实在令人“打颤”。原因当然是因为上级机关还没有表态。这样,哪家媒体敢透露一字呢!


    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与此相反的是,国外媒体在克服了无法派记者亲临采访的种种困难,干方百计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了关于南沙海战的报道。他们报道速度之快,报道内容之准,报道数量之多,报道时间之长,实在令人吃惊!


    报道南沙海战最早的是美国一家电台,这家电台在海战的第二天,即3月15日,就广播说:3月14日上午,中国海军与越南海军在南中国海南沙赤瓜礁 海域发生了军事冲突,战斗历时一个小时,3艘越南舰船被击沉击伤,中国海军取得了胜利;又说,中国海军编队是陈伟文将军指挥的,他毕业于中国海军大连舰艇 学院,曾参加过帕拉塞尔群岛(即我西沙群岛)等数次战斗,是一位常胜将军,现在40多岁……


    随后,其他各国媒体也陆续作了报道。


    日本媒体报道说,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远离海岸的作战,这是中国海军走向深水,提高远航作战能力的标志,对中国海军的发展,应给予充分注意。


    法国媒体报道说,3月14日南沙冲突的结果表明,中国海军官兵素质较之中越西沙海战时要高得多。中国海军的舰炮射击十分准确,而且官兵在短兵相接 时毫不手软,具有骁勇善战的压人之势。可以预测,如果中国海军近期出击收复被越南占领的岛屿,动作会十分迅速,战斗进行必像这次冲突那样干得干净利落。


    美国媒体透露说,3月15日,美国五角大楼情报系统快捷、准确地搜集了海战指挥员陈伟文将军的个人资料,连陈伟文如何带队出海的具体情况都搞到了。


    加拿大媒体根据南沙海战,分析了中国攻打台湾时,可能采用的时机、方式、兵力和带队指挥的将领。在将领的名单中就有陈伟文的名字。


    综观外国媒体报道内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


    不少外国媒体在报道这次南沙海战起因时说,这是越南当局一手挑起来的。在中国南沙群岛上建立74号海洋观测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授权给中 国的”,当时越南代表也是“举手赞成的”。现在中国开始建设74号站了,越南却“出动舰船,派兵占礁”,“实在是毫无道理。”因此,“中国人打得对,打得 好”,不如此就不足以“教训侵略者”。有的媒体还分析认为,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坚持同邻国和平相处,“越南已经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20个岛礁,中国却没 有派兵去收复,这次一定是忍无可忍了,才在越南军队“首先开枪开炮之后才还击的”。


    一些外国媒体通过南沙海战,还就中国海军的建设进行了评说。他们认为,中国海军发展之快,“令人瞩目”。南沙赤瓜礁距离海南岛约有500多海里,“能到这么远的海域去进行海战,在中国海军还是第二次”,由此可见,“中国海军战斗力大大增强了”。


    一些外围媒体还评论了中国编队指挥员陈伟文的指挥艺术。有一家媒体说,这次海战真可谓“速战速决”,这足以证明,“陈伟文将军是个优秀的海上指挥 员”’ “是中国海军的优秀接班人”。还有一家外国媒体历数了陈伟文的学历和战斗经历,猜测说,陈伟文是×××的“接班人”;“像陈这样的将军多了,中国海军就会 迅速强大起来”。有位姓林的华侨在报纸发表文章说,陈将军指挥的中国海军官兵“都是好样的”,有了他们,我们华侨“感到自豪”’“感到放心”,“我们遥望 祖国,为陈将军和他的官兵干杯”!


    外国媒体的炒作,激起了许多侨居国外华人的爱国之情。有个侨居美国旧金山的姓伍的老华侨,看了美国的报纸刊登的南沙海战报道后,高兴得见人就说: “祖国强大了,我们华人扬眉吐气了!”老华侨从报纸报道中知道了指挥海战的是陈伟文,又打听到陈伟文是广东省台山人,是自己的老乡,更是高兴。他特地买了 两瓶好酒,托朋友捎到香港,再托朋友转到家住台山的孙子,最后由他的孙子亲自送给了陈伟文。陈伟文被这位老华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军队的真情所深深感动, 破例接受了这两瓶好酒。


    令人吃惊的是,还有一位华侨竟然发表文章说:“我感到悲哀的是:当海上指挥员陈伟文将军的名字出现在西方各大媒体的标题上,为中国人民海军,为人 民共和国赢得尊敬和荣誉时,中国媒体对此却保持沉默。打了胜仗的将军,不应该受到冷遇,难道我们是这样对待民族英雄的吗?……


    九、迟到的嘉奖令


    南沙海战结束了半个月以后,上级决策机关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结论,下达了嘉奖令。这个嘉奖令是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签发的。嘉奖令的全文如下:


    各军 区、各军兵种、各总 部、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


    三月十四日上午,越南海军三艘航船派出人员非法登上我南沙赤瓜礁,并首先向我守礁人员开枪。我海军部队被迫近行有限的自卫还击。在这次战斗中,我 海军参战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坚持自卫的原则,反应快速,作战英勇,指挥得当,一举击沉越舰船一艘、重伤二艘,打击了越南当局侵略扩张的气焰,维护 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主权,特予通令嘉奖。


     主 席 邓 小 平
   

 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


    中央军委的嘉奖令下达后,海军、南海舰队和榆林基地,以及兄弟部队纷纷发来贺信贺电。贺信贺电一致肯定了502编队在海战中“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 总部的各项指示,严格掌握对敌斗争政策,始终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称赞502编队官兵“实施正确指挥”,“不怕牺牲,勇敢顽强,奋力作战”。南海舰队 为502 编队官兵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 会。立功受奖的有3艘军舰、4个部门、8 9名官兵。502号舰荣立集体二等功。


    立功名单上没有陈伟文的名字。对此,陈伟文并不在意,因为按照惯例,师以上干部在打了胜仗以后,是不记功的。但是,大会一结束,南海舰队政治部主 任王国长还是代表舰队党委同陈伟文谈了话,王主任把陈伟文叫到自己家里,对他说:“你这次率队去南沙执行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仗打得很漂亮,以这么小的代价 换来了这么大的胜利,很难得,也很少见。”王主任继续说:“舰队常委会曾研究过:如果你是团职干部,就准备给你记个大功;你现在是军职,按我军的习惯做 法,师以上干部就不立功了,希望你能理解。但你的功绩将载入我军史册,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王主任还说:“你还年轻,要继续努力,前途将是无量 的”。王主任的一席话,顿时使陈伟文的心热乎起来。


    姗姗来迟的国内媒体,也紧跟着报道起来。参加报道的中央到各地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通讯杜达数十家,还有数家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至于转载 报道的媒体,多得更是无法统计。他们采用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消息、通讯、特写、报告文学,还有评论。他们报道的内容都是南沙海战的经过,但是角度各不相 同。仅就所用标题就令人难忘,引入深思:《南中国海在呼唤》、《重铸一代海魂》、《搏风击浪的将军》、《将军与南海》、《南沙,魂今归来》、《中国海军 502编队》、《南中国海战事》、《帷幄中的将军》,等等,等等。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级机关对海战为什么迟迟不表态,以及陈伟文在海战及海战后 的种种心态,没有一家媒体提及。


    一时间,在许多记者、作家和教授的笔下,陈伟文成了一颗耀眼的“将军之星”。这些记者、作家和教授过去同陈伟文和他的战友素不相识,有的只有采访时的“一面之交”,但是他们纷纷写信谈自己的采访体会,对参战的官兵,特别是对陈伟文给予了很高评价。


    有一位高级记者,写信给陈伟文和他的战友,介绍了自己写作南沙海战通讯的体会、信中这样写道:“你们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中国人应该记住你们的名字。现在还有几个人在为这个民族着想?而你们做到了。我自己忘不了你们这些人,我还要教育我的孩子也不要忘记你们。”


    有位教授把陈伟文称作“是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献身祖国的代表”。教授的信中说:“记得我们谈到激动时,我的心被崇敬、同情和理解所占据了。你的国防 意识、海洋观念、海军发展策略均为当今英明卓见。我多么希望我国军界能有一大批如伟文兄这样的有胆有识的将领。”“当我们院长听了我对你的介绍时说,如果 国家号召人民自己买兵舰,我们将尽最大能力捐献。……在我给人家解释你诗中‘国有宁日靠柱石,民富国强盼未来’二句时,介绍你的有关国防意识、海军观念 时,人家非常赞同,也表示了极大的理解。……”


    还有一位著名作家的信中如此描述了自己采访陈伟文以后的感受:“海南暂短采访,触动很大,尤其是你给我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从你身上,我看到了 海军的希望。以你的才气和经验,不难在短期创造第一流的政绩。你应当珍惜自己,把整个海军事业纳入视野,为中国海军的倔起,准备承担更艰巨也更光荣的重 任。”


    就在陈伟文这颗“将军之星”正在发射耀眼光芒的时候,1988年8月1日,74号海洋观测站在永暑礁建成了。
    永暑礁属于南沙群岛尹庆群礁中的一个礁,位于东经112°50’’ - 113°02’’,北纬9°34’’ - 9°42’’。礁盘为东北西南走向,长约15海里,宽约5海里,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有一个蓝球场那么大。如今,经过半年的建设,己成了一座美丽壮观的人造海 岛。它有一座干吨级的码头,一块相当于20个蓝球场大的人造陆地,一幢近百米长的主体楼和其他设施,它宛如一座城堡,屹立在白浪翻滚的茫茫大海之中,远远 望去,好似盛开的“荷花玉兰”,多姿多彩。永暑礁74号海洋观测站,更似一座科学城堡。站内装备了目前国内外最先进的水文气象观测仪,其自动化程度高,观 测项目多,获得资料全,不仅可以全天候报告南沙海域的多种水文气象参数,而且向联合国提供和交换南沙海域低纬度海洋气象资料,为各国来往南沙的船只及时提 供航海保障。永暑礁74号海洋观测站的建成,对于研究太平洋平面的变化规律的地壳变迁、热带海洋水文气象和北部湾及西南海域的台风形成,对南海海洋资源及 地理环境研究等,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对和平开发和利用南沙海洋资源都具有重大意义。


    遥望永暑礁上这座科学城堡,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参加建设这座城堡的海军施工部队,想到了为保卫这座城堡的502编队官兵以及他们的编队指挥员陈伟文将军。


    陈伟文这颗“将军之星”,随着科学城堡的建成和使用,益发耀眼了。


    但是这颗“将军之星”最耀眼的是永暑礁科学城堡建成不久,陈伟文被破格授予海军少将军衔的那一刻。
    陈伟文知道评定少将军衔的条件:1957年前入伍(31年军龄以上),现任副军职以上,任现职三年以上。这三个条件中只要有一条不符合,就评不上 少将。陈伟文任现职(基地参谋长)才一年,只能评个大校,根本就没有往“将军”上去想。可是,1988年9月1日在宣布命令时,陈伟文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 衔。原来,舰队党委在上报授衔命令名单时,在陈伟文的名字后面注上了一句话:“有特殊贡献。”陈伟文激动不已,从内心里感谢党和人民给予自己如此高的荣誉 和如此深的信任。他暗暗下了决心,要以此为动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陈伟文把决心变成了行动,学习更刻苦,工作更勤奋,各项任务完成得更加出色。于是,各种“预测”纷至杏来。这些“预测”,有来自部队的,也有来自 机关的;有来自上级的,也有来自同级的;有口头表达的,也有书信反映的。他们“预测”着陈伟文的“锦秀前程”。有的说,“像你这样身经5次海战,并且每次 都取得胜利的指挥员,不用说在基地、在舰队,在全海军也找不出几个,你的晋升大有希望。”还有的说:“你的实践经验丰富,理论基础雄厚,又有突出贡献,就 是越级提拔也不为过。”有的甚至于称陈伟文是一颗耀眼的“将军之星”,并祝福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亮”!这样的赞美声,在陈伟文第二次进院校学习时 达到了高峰。海战一年半以后,即198 9年9月,陈伟文被调到海军最高学府海军指挥学院“战役指挥班”学习。于是,上上下下的看法是:“院校深造,必有良用。”有的甚至说,已上报中央军委了, 陈伟文将要去舰队当什么什么了……


    十、“将军之星”不会落


    正当陈伟文这颗“将军之星”日益耀眼的时候,出乎许多人意料的事发生了。
    陈伟文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在海军指挥学院毕业后,既没有回去担任原职——基地参谋长,更没有上调到上级机关任职,而是平调(副军职)到过去曾任教过的海军广州舰艇学院担任副院长兼训练部长。


    于是,有些人油然产生不平之心,站出来为陈伟文“说话”,向上级机关“推荐”陈伟文担任什么什么。对此,淡泊名利的陈伟文,一方面竭力劝阻那些好 心入,一方面专业致力于教学工作,并抓得有声有色。学院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研硕果累累。组织学员参加广东省高教厅组织的全省45所高校参加高等数学和 四级英语考试竞赛,结果,数学获奖人数的比例最高、英语成绩名列前茅,受到上级机关和各高校同行们的好评和称赞。在此期间,陈伟文还先后兼任了中国海军百 科全书编审委员会委员,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海军优秀军事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军事教育学会理事,广州航海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海 军广州舰艇学院学术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第八届人大代表,而且也都做出了突出成绩。


    正当陈伟文专心于教学工作的时候,1993年3月,又被调到全党最高学府中央党校学习。于是,各种“猜测”又起,而且“猜测”得更离奇。但是,这 种“猜测”很快又被事实所“推翻”。陈伟文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仍回到海军广州舰艇学院任原职。那些怀抱“不平之心”的人,又站出来为陈伟文“说公道话”, 有的还要付诸行动。对此,陈伟文不但不动心,反而劝阻那些人不要做那种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有一位在科研机关担任要职的高干子弟,听了南沙海战情况介绍以 后,主动找到陈伟文:“陈副院长,你应该到北京跑一趟,去见一见一位军委首长。”陈伟文笑着说:“我才不去呢!再说军委首长也不是随便能见到的。”这位高 于子弟很有把握地说:“没有问题,我来引见!”陈伟文心里明白,这位高干子弟同那位军委首长的亲情关系,只要他能引见,“美言几句”,给这位军委首长留下 个好印象,对自己今后“前途”肯定大有好处。可是陈伟文却直摇头,说:“谢谢,不用了,这不是我这种人做的事。”


    还有一位军队作家,在采访中认识了陈伟文,他几次写信鼓励陈说:“在我看来,以你的才华、政绩和为人,是很可以往前再走几大步的,只是没有遇到伯 乐而己。”于是,这位作家表示自己愿意当这个“伯乐”。作家又真诚地说:“仕造之路,历来莫测,并非完全是能力问题。”作家又真诚地说:“我很希望为你做 点什么,我在总部有几个熟悉的领导人……我可竭尽微薄之力……”陈伟文知道,这位军队作家与总部某些领导有着多么亲密的关系,只要他去当“伯乐”,自己的 前程可能会很快乐观。但是,陈伟文看完信,急了,回信给作家说:“感谢你的好意。请你不要费那个心了。你慢慢就会知道,我是一个讨厌那些靠‘关系’往上爬 的人……”


    陈伟文也不是没有一点“晋升”的机会。


    1992年冬天,学院盛传着一个信息:老院长要调走,陈伟文来接班。与此同时,从领导机关也传来了同样的信息。信息传出后,有个部门领导,出于私 利,就找到陈伟文说,“你当了院长,向上级反映一下,我当你的副手。”陈伟文很是生气,一面“辟谣”,一面批评了这位领导。


    此后不久,一封状告陈伟文的匿名信飞到了北京海军机关。这封匿名信列举了陈伟文诸如挪用37万教学研究经费、搞腐化、接受外商贿赂等十大罪状。匿名信的作者最后要求:一个向来被誉为“廉洁模范”的纪委书记,竟然如此堕落,必须彻底查清!


    陈伟文一向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为此被党员大 会选为纪委书记。他身为纪委书记,严肃处理了一些违法的干部,其中就有那位想当“副手”的部门领导,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这封匿名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出的。
    海军机关看了匿名信,觉得问题严重,立即派出了一个以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火速来到学院,开展了秘密调查。工作组找人谈话,翻查账本,到家察看, 竞一无所获。因为告状人“智商”实在太低,连假话都不会编,其中列举的两条“罪状”说,陈是×月×日在广州犯下的;可是一查,这时间,陈伟文正在北京中央 党校学习呢,根本没有“作案”的条件。工作组不但没有查到任何“罪证”,反而查到不少有关陈伟文廉洁奉公的事迹。工作组连陈伟文都没有见,就匆匆返回北 京,也没有留下任何说法。直到后来,有一次,陈伟文去北京海军机关办事,一位掌管干部工作的领导对他说:“老陈,上次的事情查清了,没事了,希望你放下包 袱,好好工作。”此后,领导机关对匿名信一事再也没有提起,既没有书面结论,也没找陈伟文谈话,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封匿名信明明白白是诬告信。这样处理,陈伟文当然有意见。他想,诬告是违反宪法138条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不追查、不惩治这种人的违法行 为,客观就是放任。放任诬告的结果,必然会人人自危,相互猜疑,破坏团结,焕散组织,最终有害于我们的事业。于是,陈伟文当即向海军政委和海军纪委写信要 求追查诬告人。陈伟文的信犹如石沉大海,连个浪花都没有。


    陈伟文的要求无人过问,而诬告人的目的却已达到了。在那个“8分钱邮票查半年”、“假话说上三遍就成真理”的年代,想毁掉一个人是很容易的。那些 写诬告信的人明明知道事情是捏造的,终有水落石出之日,也知道告不倒陈伟文,但是,诬告人知道上级机关不会来追查自己,而且能轻而易举地达到目地,所以才 敢写诬告信。果然,诬告人达到了“毁你形像断你前程”的目的。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么。由于南沙海战,某些人本来对陈伟文就“有看法”,加上 为了坚持原则陈伟文又得罪了某些上司,现在有人告状,于是就乘此机会“推波助澜”,叫陈伟文“提升不起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预测”是对的,“匿名信事件”以后不久,那个空缺的“院长位置”,由上级机关派来的人坐上了。这个人不是别人,竟然是陈伟 文的部下。陈伟文在基地当参谋长时,那人是基地下属一个单位的副职,仅职务就比陈伟文低几级。院长到任当天,陈伟文主动去看他。他深情地对陈伟文说:“这 个院长本来应该是由你来当的,但组织派我来了。”陈伟文听了,却握着院长的手说:“我一定好好地协助你工作。”陈伟文说到做到,积极支持和配合院长的工 作,又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期间,还写了不少著作:《舰艇操纵》、《导弹护卫艇战斗条令》(合著)、《浅谈在未来南沙作战中海上编队的组织指挥》、《甲午 海战的战役战术若干问题探讨》(合著)和《提高舰长培训质量,必须确实加强实战性教学》(合著)等,分别获得了教研成果奖和优秀论文奖。陈伟文因之受到了 院长的衷心感谢,受到了全院教职工的真诚拥护。不久院长又上调了,院长的位置又一度空缺;但是仍没有陈伟文的份。他不因此而消沉,对后来接任的新院长仍一 如既往,给予支持和配合,故同样受到新院长的衷心感谢和全院教职员工的真诚拥护。


    就这样,陈伟文在副军职的位置上,干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接到退休命令。


    1995年7月3日下午,举行了全院团以上干部大会。会上,院政委宣读了由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签发的“[95]军令字第243号命令”,宣布陈伟文退休。


    陈伟文在大 会上发表了令人难忘的告别讲话:


    “屈指一算,我投笔从戎已40个春秋了,回顾这40年轰轰烈烈、红红火火、风风雨雨的军旅生活,回顾这40年走过的既平坦又崎呕不平的曲折道路,真是感慨万千。


    “40年中,我曾在祖国天涯海角的榆林、西沙、南沙工作了24年,完成过多次重大任务;参加和指挥过5次海战,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而英 勇战斗过:在舰艇学院工作了13年,为培养海军舰艇指挥人才而努力工作过。我不辱使命,完成了一个老军人应该完成的任务,做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作的贡献。 因此,今天,当我举手向军旗行告别礼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说:此生无愧于海军事业。我非常热爱我为之奋斗终身的海军事业。我多么希望祖国未来能有一支真正 强大的海军。为了海军事业,我主动放弃了到地方大学深造的机会;为了海军事业,我主动放弃了出国当武官的机会;也为了海军事业,我毅然主动放弃了去香港当 总经理的机会。虽然失去了这些人们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至今我一点也不后悔!


    “40年的生活经历,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贫穷就要受欺,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受欺负,就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 把国家建设好。为使中法马江海战和中日甲午海战的历史悲剧不在中国重演,为使太平洋实现真正太平,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同志们,建设强大海军要靠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跑完了规定的路程,现在将接力捧交给了你们,希望你们勇敢地接过它,继续全力向前奔跑。


    “亲爱的战友们,统一祖国,收复南沙群岛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你们肩上了,建设强大海军的愿望就靠你们实现了。同志们,拜托了!”


    陈伟文讲话结束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同志们把陈伟文紧紧围在中间,含着热泪,默默地使劲握着他的手。这种罕见的欢送场面,把“流血不流泪”的陈伟文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为欢送陈伟文举行的常委会上,就没有那样热烈的场面了。但大家所说的每一条优点和长处,却重重地敲击着他的心弦。政委说得最多,有8条优点和长 处;其次是院长,有5条;再加其他常委的,共约20多条优点和长处。其内容包括了各个方面;对党有股强烈深厚、纯洁朴实的感情;对事业忠心耿耿,对工作尽 职尽责尽心尽力;凡工作过的单位,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部队参加和指挥了5次海战,而且次次胜利,保卫了祖国领土;在学院主管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成绩显著, 培养了大批人才:善于学习新知识,善于总结新经验,很有开创精神;为人忠诚老实,性格耿直,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学院廉政建设很有成绩:吃苦耐劳,生活简 朴,注意个人形象,做好样子,为人表率;任副军职八九年,又是复衔后第一批少将,但淡泊名利,从不计较:有渊博的知识,很强的事业心,很高的创造性;敬重 教员,尊师重教很突出;是一位好领导、好师长、好同志,等等等等。说到陈伟文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时,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这不过是一般的欢送会上的“说好 话”。但是,常委们在谈及陈伟文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时,是那样的推心置腹,情不自禁,还不时联系自己找差距,说:“你的一生,既是平凡的一生,又是辉煌的一 生。”“你已经对革命事业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这些人呀,还要工作几年,能否像你那样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现在还很难说。但是我们会努力争取,努力 做到。”


    欢送会开完了,陈伟文从此退出了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将军行列。但是陈伟文这颗“将军之星”,必将继续在祖国的南疆以及许多官兵的心间闪亮放光。

    2003年3月写成于辽宁省兴城市

原载陆其明著《六十年海军作品选 第五卷》108-137页,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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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07 周四, 上午6:24    标题: 引用回复


  附:采写中篇报告文学《大海将星》的动因


  陆其明

  15年 前的1988年3月14日,在中国南海赤瓜礁海域,中国和越南两国海军舰艇编队进行了一场海战——南沙海战。

  这场海战,我同广大读者一样,也是在半个月后,才从报刊上获悉的。这次海战,中方海军编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沉越方海军舰船1艘、重伤2艘。至于其他方面的情况,报刊上很少有报道,给广大读者留下了一层迷雾。

  在南沙海战公开报道以后的一个月内,许多读者向我提出了大致相同的疑问:海战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国内外媒体为何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央军委嘉奖令为何迟发了半个月?中方编队指挥员、某基地参谋长陈伟文为何没有得到重用?……而这些疑问,也正是我急需想了解的。

  显然,读者在听了什么“内部新闻”后才提出这些疑问的。有些熟人竟然对我说:“你们这些‘路透社’记者总是蒙骗我们!”我明白,这些人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记者也像英国路透社记者一样,在向读者说谎。

  把中国记者比作路 透社记者,当然是有些过分(其实,路透社记者中,也有不少是坚持“客观”、“公正”的)。但是,这也是有原因的。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的确存在着不真实或部分不真实的地方。比如,报道一个成功的人物,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又如,报道一个灾害性的事件,只宣传领导如何重视、如何积极指挥抢救,而不提一句领导责任,等等。如此“报喜不报忧”的事情多了,读者对报道就产生了怀疑、不信任,有的甚至嘲笑我们的记者。南沙海战发生后,只报道战果,没有回答和解决读者的疑问,读者对这次报道的真 实性就必然产生了怀疑。

  作为读者,有了解全部真相的权利;作为记者,有义务让读者了解尽可能多的或全部真 相。记者的责职和本能要求自己去探个究竟。为此,我曾几次进行尝试,但都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我在南沙海战前就离休了,无权无职,力不从心,只好作罢。后来,时间长了,对读者的疑问也就淡忘了。

  可是, 自从我见到中方海军编队指挥员以后,那淡忘了多年的疑问,又在我脑海里活跃起来。

  那是南沙海战七年后的1995年9月。一天,我和老伴在海军装备技术部驻重庆办事处看望老战友、战斗英雄舒积成一家,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了一位海军少将。经战友介绍,他竟然就是我久闻大名、十分敬仰而又从未见过面的南沙海战中方编队指挥员陈伟文。他已于两个月前退休,此次是和夫人梁悦融来重庆旅游的。陈伟文的突然出现,一下又激活了我头脑里的疑问。于是,我下决心,非要了解和揭开南沙海战的全部真 相。

  从此,我紧张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活动。

  采访活动首先是从陈伟文开始的。在重庆的几天,我们利 用游览名胜古迹的间隙进行交谈。后来,我去广州,或是他到北京,我们又交谈了多次。我们每次交谈的目的明确,内容具体,又都是关键性问题,因此收获颇大。与此同时,我又走访了一批参与海战的亲历者、知情者和采访者。我特别重视海战过程中编队内部、编队与指挥机关之间的电文来往和通话记录的收集。各级领导机关对海战的总结,更是我收集的重点。对于这些采访活动,我断断续续进行了七年之久,直到2000年才告一段落。

  我对收集到的这些资料进行了系统研究,终于搞清楚了其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引发南沙海战的起因是越南当局对我国建立74号海洋观测站的粗暴 “干预”。1987年2月,联合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十四届海洋委员会年会。会上决定在全球海平面建立统一编号的海洋观测站,并要求中国在南沙群岛建设一个海洋观测站,编号为74号。我国决定把74号海洋观测站建在水暑礁。越南当局为了破坏我国74号海洋观测站的建设,三番五次派舰艇前来阻挠,并企图强占永暑礁及其周围岛礁。据此,我国海军舰艇编队前去保护。从此,两国海军舰艇编队的斗争日益激化。对于南沙海战的这个直颜因,在以往的报道中虽有提及,但只是轻描谈写一笔带过,据说是为了不去刺 激越南,避免两国关系更加恶化。

  爆发南沙海战的导火索是越南海军编队捡响的。这天,越南海军编队先是企图占领我正在建设中的永暑礁74号海洋观测站,未成,又掉队强占附近的赤瓜礁,以造成对永暑礁的监控,进而伺机占领永暑礁。我赤瓜礁守卫官兵上前讲话劝阻。越军不仅不听,反而开枪打伤了我502舰实习副枪炮长杨志亮。我方的既定原则是不开第一枪,但是,来犯者若开了第一枪,我方必定还击!我编队指挥员陈伟文接到杨志亮被击伤的报告,马上调兵遣将对越方编队进行猛烈还击。南沙海战迅速展开。有关越南海军编队先开第一枪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情节,在报道中也提及了。但是,据说也是为了不刺激越南,而没有具体细说,予以强调。

  关于南沙海战战果,我官方公布的是“击沉越方舰船1艘,重伤2艘”。实际战果比公布的要大。越南海军共出动了3艘舰船,被我海军编队击沉2艘,重伤1艘 (后也沉没),基本上是个歼灭战。另外,我编队还击毙越南海军300多人,俘虏9人。而我方编队舰艇完好无损,仅伤杨 志亮1人。还有一项更加重大战果谁也没有提及,那就是通过南沙海战,我方控制了南沙群岛中的9个岛礁。我方所以少报战果,原因据说还是为了“尽量不要刺 激越南”。

  实际上,这种所谓“不刺激”,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己。世人都知道,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和领海,这是已经写在了国际公约和条约上的。就说越南政府吧,也一再声明“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并划入中国的版图;1988年2月,联合国举行第十四届海洋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由中国在南沙群岛水暑礁上建立 74号海洋观测站,越南政府代表也是投了赞成票的。可是,他们为了某种需要,来了一个180度的大拐弯,变友为敌,不断侵犯我南沙群岛。在这次海战前,就已经占领了其中的20个岛礁。所以对于侵略者,刺激也罢,不刺激也罢,其侵略野心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要想迫使侵略者放弃侵略野心,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真相告诉军民,让军民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侵略准备。

  关于我方编队指挥员陈伟文在南沙海战中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迟到半个月的中央军委嘉奖令这样评价说,海军参战部队“坚持自卫的原则,反应快速,作战英勇,指挥得当”。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刘喜中说得更具体了:“你(指陈伟文)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你打得不错;如果这次不是你带队,这个仗肯定打不起来。”如果这一仗真的打不起来将意味着什么呢?将意味着中国不能完成联合国交给的建立74号海洋观测站的任务,将意味着南沙群岛中的9个岛礁要落入越南当局之手,将意味着己被越南等国侵略者撕得支离破碎的我国南沙群岛更加难以收复……

  可是,立了如此大功的编队指挥员陈伟文,却受到了出奇的不公正。胜利归来,迎接陈伟文的不是鲜花而是受审。编队二靠码头,各级机关派出的几十名干部就把陈伟文叫到一个会议室,要陈伟文“汇报”海战经过,并背着陈伟文找参战官兵轮番谈话,到参战各舰查阅航行日记,到基地机要处调阅电文。他们的行动,明白无误地在告诉人们:某些决策者怀疑陈伟文指挥这次海战的正确性。这些决策者还有“潜台词”没有说出口:如果打错了,就要通过外交途径向人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些决策者的愿望无可指责,但是他们的做法却令人心寒。就在审 查陈伟文的时候,外国媒体如美国、法国和日本,对这次海战却争相报道;明确指出这次海战是由越南挑 起的,高度评价了陈伟文的指挥才能;而国内媒体在“统一口径”下,没有一点声息。上级机关几十个人审查了十几天,没有发现陈伟文指挥上的任何错误,这才报告上级,最终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于1988年4月1日签署并颁发了那个迟了半个月的嘉奖令。

  至此,人们都说,陈伟文一定受到了褒奖。不错。陈伟文听到了许多赞扬声,还受到提前授予海军少将的奖励。但是不久,担任基地参谋长才一年的陈伟文,出人意料的被一纸调令,平调到了广州海军舰艇学院担任副院长,直至1995年7月退休。这又引起了当时许多人的新的猜疑……

  许多人所以产生一次次猜疑,当然是由于我们某些决策者习惯于暗中操纵的结果:但是也与我们某些记者畏首畏尾,不敢向广大读者报道全部真想有关。鉴于这种状况,我决定把南沙海战的全部过程写出来,让广大读者鉴别。至于能否如愿,这要看今后情况发展而定。

  我是运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撰写的。全文以中方海军编队的指挥员陈伟文为中心而展开,总题目为《大海将星——南沙海战编队指挥员陈伟文纪事》。在总题目下,我又根据内容分成十个小标题:一、争议由越南“干预”74号建站而激化;二、竭力自荐担任编队指挥员;三、不信侵略者的承诺;四、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五、南薰礁上的卫士;六、赤瓜礁上炮声隆;七、凯旋归来受审 查;八、外国新闻媒体报道忙;九、迟到的嘉奖令;十、“将军之星”不会落。

  三万多字的中篇报告文学《大海将星》是在2003年4月定稿的。定稿后,先后送往多家报刊杂 志和出版社。我提出的要求是:刊用自愿,不得磨合。也就是说,用与不用,报刊杂 志和出版社可以自主决定,作者不得强求;报刊杂 志和出版社也不得为了迎合某些决策者的需要而不顾事实,要把“棱角”磨光磨平。所有报刊杂 志和出版社接到稿件后,都认真阅读,有的还作了集体研究。到目前为止,他们回答几乎是大同小异:文章还了历史真面目,真实、可信、感人,说出了许多记者不敢说的话;但目前不能刊用,原因是众所周知。他们还说,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时机成熟肯定发表,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这种结果不出我之所料。这是我国政 治文明的现状所决定的。但是,我不后悔,因为我为后人保存了一份真 实的有价值的史料。

  但愿“时机”快些“成熟”,让广大读者全面了解南沙海战的前因后果……



http://www.junhunw.cn/thread-6026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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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08 周五, 下午3:57    标题: 引用回复


刘氏后代在告别仪式上:刘大洪(現居上海),刘小雁(現居北京),儿媳白芹,兩個孫兒(其一為劉鼕鼕)
http://www.liubinyan.com/lifejourney/condolence/committee/committee_4picture.htm



鸦雀无声雁有声


“莫道英雄去不还,已闻新雁起寒汀“ -- 高尔泰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PostID=16373046&BlogID=4872


京西门头沟天山陵场,墓园三面环山,由两根高大的华表次第升攀,格局庄严、凝重、幽雅、静谧。

宾雁先生的长眠地就在艺人园趋前靠左的一侧,紧傍一面苍苔青翠的柏墙。紫晶石的墓碑,镶嵌在粗粝厚重的长方形白色大理石正中。碑上的“刘宾雁”三字,乃先生手迹,长空雁翅般舒展、犀利、遒劲;右下方镌刻着“1925——2005”。爱妻女儿的啜泣与哽咽之间,宾朋肃然凛然的注目与镁光灯纷纷闪烁之际,宾雁先生的归骨盒终于被敬殓在纯白兰花基石铺垫的墓穴中央;随即经八位精壮墓工的提抬、盖合、反复校正,一块硕大厚重、通体抛光却空无一字的紫晶方盖,端砌在了墓穴之上。

(紫晶墓石墓志铭,浙江省温岭市是我国著名的“石雕之乡”)



【附】刘大洪在父亲安葬仪式上的发言


各位前辈、各位朋友、各位亲人:

感谢大家这么冷的天来参加父亲的葬礼,送父亲走完最后的一程。

父亲是1925年生人,2005年在美国病逝。五年后的今天,父亲终于归葬故土。父亲回到了这片土地上,但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公义并没有在这块土地上得到彰显。30多年前,父亲曾经向全社会敲响过警惕贪腐的钟声;十几年前,父亲远隔大洋,在流亡地又不止一次地警示权势中国拉美化的危险。权势皆不为所动,遂有今日物欲横流之中国。那些警告都不幸言中,在这个国家的现实生活中被不断验证。

父亲在生前曾经说过,希望将来在他的墓上,能够写上这么一段话:“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但是今天我们眼前的这块碑却无字。这块空空的墓石,刚好丈量出这个国家与当代文明社会的距离,也是后继者的使命与责任。我相信,后人们终有一天会读到父亲的这段话,也会听到这块石头背后的故事。

今天是冬至。冬至是中国人安葬、扫墓、祭祖和怀念先人的日子。让我们纪念他,纪念他拒绝权贵的盛筵,选择了站在良心和人民一边;纪念他一生艰难坎坷,不懈地与黑暗斗争,为受压迫和受欺凌的人们呐喊。

今天是冬至。冬至是一年中寒夜最长的一天。让我们纪念他,让他的信念温暖我们的信念。

2010年12月22日 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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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09 周六, 上午1:08    标题: 引用回复

普林斯顿周围中国人的圈子里,有两家是来客可以抽烟的,一是余英时
先生家,另一是刘宾雁家。余太太是位大家闺秀,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
鉴赏水平,听她的艺评是难得的享受。每次见面,余家二老总是问许多
国内的情形,那种故国山河于心的味道是很浓的。

Ying-Shih Yu
(609) 924-1296

4588 Province Line Rd
Princeton, NJ 08540-2212

三代之治在美国 -- 钱穆



石磨坊路 郑义
http://blog.boxun.com/hero/2007/zhengyi/5_1.shtml


石磨坊路另一头 -- 刘宾雁故居。(郑义提供) 30 Hampshire Dr Plainsboro Township, NJ 08536

http://www.dok-forum.net/discus/messages/3/11973.html?117195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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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由纯属误会于2013-2-14 周四, 上午2:49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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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09 周六, 下午1:46    标题: 引用回复


歌声永远不会在奴役中响起


作者:《中国传奇2010之我的抗战》节目组
来源:《我的抗战》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军队中,有这样一句话十分流行——

  对于自己的上司,有两件事是绝对不能做的:第一,永远不要指导上司该怎么做;第二,永远不要用行动证明上司的错误。

  但是陈纳德 (Claire Lee Chennault) 在飞虎队却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一方面,他不断向美国领导层呼吁,改变原有空战形式;另一方面则擅自做主,率先在飞虎队利用更加灵活机动的双机编组形式,与喜欢大编队作战的日军打起了空中游击战。

  回忆起战斗的日子,查尔斯·邦德说:“在战场上要时刻铭记在心的永远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得信任他,你俩是息息相关的。他(陈纳德》说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不论何时何地都不要轻易尝试决战,因为别人的飞机可能会比你的先进。但是也别忘了,P-40战斗机是你强有力的武器,要充分利用。不要跟敌人缠斗,可以假装逃跑,忽上忽下,然后突然杀一个回马枪。我们能做到。”

  1942年初,飞虎队根据情报得知,日军在泰国清迈集中空中力量,计划对昆明再次进行大规模空袭。为了将敌人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飞虎队决定先发制人。这一次,一支由10架飞虎队战斗机组成的攻击机群,于3月24日青春越过边境,对清迈日军飞行基地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

  此次战斗,飞虎队共摧毁敌机15架,第一次重创日军在中国境外的空军基地。此时,这支几个月前临时拼凑而成的杂牌军已脱胎换骨。

  1942年5月4日,又是一个晴天。云南省保山市数千名群众聚集在市中心纪念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五个青年节。下午时分,天边隐隐传来不详的轰鸣声。也许是因为纪念活动太热烈了,也许是因为市外机场驻扎着飞虎队,群情激奋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正在迅速逼近的危险。

  那一次,城市的防空预警系统出现了失误,等待数千名群众的是四五十架敌机的突然来袭。

  对于这次经历,查尔斯·邦德在回忆录《一个飞虎队队员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鲍勃·里托和我正在擦我们的手枪,这时鲍勃·尼尔突然大声喊我们,叫我们紧急登机。当我发动了引擎后,看到高空中一个很大的日军轰炸机编队正在向机场飞来。尼尔拔出他的手枪,对天鸣枪报警。我坐在驾驶舱里犹豫了片刻。见鬼,我能行!”

  军事题材画家罗伊·格林奈尔在画作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查尔斯起飞的时候忘记了他的飞机还没有打开导流板、没有戴头盔、降落伞也还没有系上……他什么都没有准备。你能看到日本轰炸机准备从右上角飞越这个城市,而邦德,他正在四处观望——那里有两个日军飞行编队。当你看到这幅画时,能想象到飞机起飞后会是什么场面。”

  那天下午,查尔斯·邦德是唯一一名来得及起飞的飞虎队队员,而他要面对的是超过50架日军轰炸机与战斗机。

  “你能想象那时怎样的情景,”查尔斯·邦德说,“我尽可能地追击他们,同时四处观察,希望没有其他敌机袭击到我。但我的希望落空了。我朝着我所能看见的敌机拼命开火,但后面还有很多敌机呢,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查尔斯·邦德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这场战斗:

  “我咬住敌机队形右侧最后面的那架轰炸机。连续三轮俯冲射击后,我看到敌机燃起大火,开始向下坠落。我追逐着大约50架日本轰炸机穿越中国边境进入缅甸北部。当我打完所有弹药准备返航时,突然听到几声剧烈的爆炸,回头一看,三架日军零式战斗机正跟在我身后疯狂开火。

  “我并没有听到枪声,我只知道子弹在我周围不断擦过。敌人击中我的机尾,换做任何人,都知道事情不妙了。座舱里燃起了大火,我当时想:这下死定了。”

  然而,查尔斯·邦德并没有死。

  在那一天的日记里,查尔斯·邦德是这样描述那一刻的:

  “火苗已经点燃了我全身,我闭上眼睛,使劲摇开座舱盖,匆忙系上降落伞,猛烈的气流一下子把我拖出了机舱。当我降落到地面以后,发现自己身上还在着火,着陆点旁边刚好有条小河,我毫不犹豫地跳如河中将火扑灭,然后我感到头部隐隐作痛。我把手指插如头发,发现头上还在流血,谢天谢地,日本人的一颗子弹只擦伤了我的头皮。”

  虽然查尔斯没事,但是他当时的处境确实非常危险。查尔斯的儿子查尔斯·邦德三世经常对女儿说,如果从后面击中查尔斯并引起着火的那发子弹再往下那么一点点的话,今天就不会有他们了。“50架轰炸机,只有我一个人迎战,我肯定是他们攻击的焦点,”查尔斯说,“但我记得我以前跟人讲过,如果我回到26岁,我还是会这么做。”

  1942年5月4日这一天,保山市一片火海,青年节纪念活动现场被日军炸得一片狼藉。整个城市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在冒烟,被炸死的中国士兵和老百姓尸横遍野,那种惨烈的场景,查尔斯永远都不会忘记。

  也是在这一天,保山市军民不会忘记,有一架画着飞老虎的战斗机独自起飞,向50余架日军飞机开火攻击,这名勇敢的飞行员就是查尔斯·邦德。

  查尔斯·邦德说:“我为能有机会参加拯救昆明的空战而感到非常高兴。他们需要帮助,这就是我们出生入死为之战斗的主要原因。我感到非常光荣。”

  1942年6月,在距离保山空战仅仅一个月之后,查尔斯·邦德的飞机在桂林上空再次被日军击落。这一次,他没能再回到中国的天空。这一年的7月4日,飞虎队正式归编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原有编制人员就地解散回国。

  在此之前的7个月时间里,陈纳德的这支杂牌军共参加空战31次,总计击落日军飞机299架。在空战中,飞虎队共牺牲飞行员23名,损失飞机73架,但其中被日军直接击落的仅有12架。

  “他们都是勇敢的小伙子,一旦找到目标,他们便下定决心。他们要帮助那里的人民——即使他们并不认识他们。他们在杰出领导陈纳德手下飞行与战斗。我曾对话过的每一个飞虎队队员,都非常敬佩陈纳德将军。我想,对每个人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好战友、好领导。”罗伊·格林奈尔这样评价这个仅存在7个月却战功卓著的群体。

  1945年8月1日,终生不善于同政治打交道的陈纳德离开了中国。这一天,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自发拥上街头,据说送行的人群将陈纳德乘坐的汽车抬了起来,一直抬到重庆中心广场。此时,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还有14天。

  陈纳德将军在抗战快到实现全面胜利、日军即将举起白旗的时候被迫回国,其实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总体上,美国人大都具有诚实、敬业的品质,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与陈纳德两人也不例外。不过,史迪威的性格缺点更加明显:他往往因显得过于傲慢,尖酸刻薄,为军事计划部署上与中方的不同理解,屡屡与蒋介石及中国官员发生冲突。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1942年5月,在中国远征军入缅问题上,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因史迪威改革国民党军队的建议而激化。史迪威曾接连两次提出书面建议,揭露国民党入缅部队有许多长官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史迪威指出,他们克扣军饷,走私成风。实际上,国民党军队进入缅甸境内后,腊戍即刻成了黑市,布匹、化妆品、食物、烟酒被整车整车地运回物资奇缺的昆明,倒手就可牟取暴利10至20倍。遗憾的是,对史迪威这一正直的建议,蒋夫人宋美龄的回答是“史迪威将军所倡议的激烈措施不能采用”,“头不能割下来,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于是,史迪威不但是白提建议,蒋介石对他的畏惧与厌恶也由此产生。1942年12月,蒋介石再次致函罗斯福,表示他对陈纳德的支持。很明显,蒋介石未必是全心全意地信任陈纳德,只是要利用它与史迪威相抗争。史迪威失势后,作为报复,史迪威的密友、美国军部高层的马歇尔于抗战胜利前夜召回了陈将军。

  对于陈纳德来说,中国人民那天的热情给予他生命中最难忘的巅峰体验——善良的民众擎着锦旗,抬着横匾,敲锣打鼓拥向欢送地点。在会场,高楼上、屋顶上中美国旗迎风招展,大街小巷的商店、民居到处张贴者飞虎图画,以及丘吉尔那个著名的表示胜利的“V”字。接陈将军去广场的蒋介石的专车,被成群结队的百姓呼唤着“陈纳德,陈纳德”一路推进了广场。汗流浃背的人们纷纷拥向高台,送上名贵的晶莹的玉石、精致的漆器、祖传的古玩……“陈纳德——”热烈的呼唤声此起彼伏。面对这样的场景,深受西方文史传统滋养的陈纳德感到自己似乎身处两千年前的洛尔爱国,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从凯旋门得胜归来的古罗马将军,沐浴在花瓣雨中……即便是原本极富演说天才的他此时也是久伫高台,咽喉哽噎,说不出一句话。最后,他伸开双臂,像要拥抱敬爱他的中国人民。一张嘴,却泪如泉涌。他也不去揩拭,任由感激的泪水放纵地奔流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后来,黄仁霖将军对她说:“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这么博得过中国人的心。”

  查尔斯·邦德也离开了中国,回到了原先的部队,不久后出任美国驻苏联武官。他退休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美国空军第12航空队司令。在飞虎队的7个月时间里,他一共击落8架日机,是首批飞虎队飞行员中击落敌机最多的王牌飞行员之一。

  吟诗少年在战火中离去,
  他带着战士的荣耀死去,
  父辈的剑依旧挂在他的身上,
  他的竖琴和他躺在一起,
  勇敢的诗人吟唱着祖国,
  哪怕全世界都背弃了你,
  至少我们的剑永远捍卫你。
  吟游少年倒下了,
  你忠诚的竖琴永远为你而歌唱,
  你的灵魂多情而勇敢,
  你为了圣洁和自由而歌唱,
  歌声永远不会再奴役中响起。

        ——《Minstrel Boy》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Minstrel_Boy

  悠远的歌声飘荡在中国的万里晴空之上,向那些为中国的天空不受侵略而战斗和牺牲的飞虎队队员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009年8月,94岁的查尔斯·邦德因老年痴呆症在家中去世。我们依然记得,采访时时不时打个小盹的查尔斯;提起昆明时,他脸上立刻消失的笑容;还有他最后说的那句话:

  “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去中国。


美国航空志愿队(1st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Nickname: 飞虎队 flying ti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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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09 周六, 下午1:50    标题: 引用回复

弄堂 » 上海典故 » 陈纳德和陈香梅的上海故居 飞虎队的最近新闻
xhlr, 发表于 2009-9-8 04:51

[建筑] 陈纳德和陈香梅的上海故居 飞虎队的最近新闻

陈纳德以飞虎队领袖和陈香梅女士的丈夫与中国结缘。抗战期间他所率领的美国航空志愿队(1st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Nickname: flying tigers)为保卫中缅边界的中国军事补给线立下了历史功绩,而与陈香梅女士的爱情也是一时佳话。这段姻缘正是在上海结下的。从1945年8月底,香梅女士到达上海至1947年12月21日与陈纳德将军结婚,期间和外祖父母住在今南京西路和陕西北路交汇处的一幢三层小楼里(其外祖父廖凤舒先生是廖仲恺的亲兄弟)。与陈纳德将军结婚后,居住于虹桥美华村(今虹桥路1440号申康宾馆内某私家餐馆)。

岁月无情,二战的老兵今已纷纷凋零。打开飞虎队的网页,最多最频繁的消息便是讣告。今年8月又有两名队员辞世。今日某大报特地刊文介绍了8月18日去世的邦德先生。邦德的个人经历可说是飞虎队员的一个缩影:平凡的农工子弟,经历了不平凡的战争,并以正义,勇气和技术立下了战功,战后又以一介平民过着平常生活:查尔斯。邦德(Charles R. Bond),退役空军少将也是硕果仅存的飞虎队员之一,2009年8月18日去世,享年94岁。邦德去世前患有老年痴呆症,住在达拉斯附近的一个安养护理社区。

邦德先生1941年从陆军航空部队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了陈纳德领导的美国航空志愿队(1st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这支队伍属于当时一个秘密计划的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保护中缅边界的军事补给线并帮助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军队获得军需。

航空志愿队因其P-40战斗机机身上印有漂亮的老虎标志而被誉为飞虎队,他们已成为历史传奇。尽管飞虎队和日军的战机之比为1:15,但飞虎队依然立下了显赫战功,共击落敌机299架,摧毁地面敌机200架。特别是在1942年2月底的某一天,飞虎队击落了28架敌机,而己方无一伤亡。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Bond_%28pilot%29


The Flying Tigers insignia painted on the side of their planes was designed by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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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12 周二, 上午11:47    标题: 引用回复


Hitler's Food Taster Says He Was a Vulgar Vegetarian

2013-02-12


希特勒只吃素食,既不喝咖啡,也不饮浓茶或白酒。

我永远不会拥抱有抽烟习惯的女人----希特勒



希特勒完全像斯巴达人一样生活。他只吃素食,既不喝咖啡,也不饮浓茶或白酒。他深信肉食、酒精和尼古丁有害。谈话时经常回到这样的主题上来,并尽力让我们对他的厌恶表示赞同。他肯定地说,吃肉会让人想喝酒,而对酒的吸收会刺激抽烟,这样的一种恶习会带出另外一种恶果,加速使全国人民陷入可怕的悲惨境地。他认为尼古丁比酒精更可怕,把它看成毒药,其害处要一些年头之后才显现出来。

抽烟使人头脑迟钝,静脉血管收缩。体质的整体下降是所有嗜烟者的共同点。有一天,他开玩笑说:“实际上,消灭敌人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送他们烟抽。”

若是有人胆敢反对他的这些说法,希特勒就会生气,那个倒霉蛋从此以后便不再值得尊重。多少次,他不无严肃地对我说:“要是有一天我看到爱娃暗中抽烟,我会立即中断我们之间的关系。”

希特勒曾想战后让禁烟合法化。他相信,这将是他为他的人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对希特勒来说,金钱和财产也只是一些模糊的概念,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他唯一的奢侈,是用真正的戈布兰地毯、古画、各种值钱的小摆设和鲜花精心装饰大房间。

希特勒是一个马虎随意、极端不注重修饰的人。他的衣服不多,而且毫不考究,时尚对他来说没有意义。鞋子不要夹脚,西装不要妨碍活动,这就是他的全部要求。由于他习惯在讲话时做大幅度的激烈手势,他上衣的袖子都裁得很宽。他不喜欢到裁缝那里去试衣服。为了避免麻烦,他总是一次让人做三四套西装,按同样的方式剪裁,料子也常常相同。对于领带,他也没有任何讲究。他发现自己喜欢的领带时,便立即买上半打,并且都是同样的花色。

在战争期间,他身着制服,系一条事先已经成形的领带,一下就可以系好,这样可以少浪费他宝贵的时间。在他上台的初期,大家总看见他穿着土黄色的有腰带的风衣,戴着灰色的天鹅绒帽子。后来,在奥伯萨尔茨堡的时候,他习惯穿一件毫不挺括的加拿大式风衣,颜色是显得很脏的灰色,戴一顶灰色军帽,黑色的帽檐大得夸张,几乎遮住了他的半张脸,宾客们常常感到吃惊。但希特勒完全不把别人对他的友好批评放在眼里,据说这个帽檐能够保护他的眼睛不受讨厌的阳光刺激。每次他身边的人和亲密的朋友建议他穿得考究点时,希特勒都会面露不悦,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他的不满。只有穿起来舒适的衣服对他来说才有意义,他厌恶为举行正式仪式而穿的燕尾服。他不明白为什么非得穿上这种硬挺刻板的衣服耸肩缩背地接见外国外交官不可。在他的实用主义面前,就连无尾常礼服也不会受到青睐。厌倦战事之余,他叫人做了一套双排扣的常礼服,他身边的很多人马上纷纷仿效。

希特勒从不戴首饰或手表一类的东西。直到最后的日子,他一直将他那块没有链子的大金表,放在西服上装的一个口袋里,但这块表几乎从来没走过。他经常忘记给它上发条,因此得常向他的工作人员或来宾们询问时间。这个时候他总是脾气很好,自嘲地说:“我的标准计时器又停了。”

确实,在他的眼里,表的作用不像在大多数人眼里那样。表的替代者是他的贴身侍从,早上,是侍从把他叫醒,并在一天中提醒他主要的会见时间。

希特勒睡觉的时候,房门总是上锁的。贴身侍从在说好的时间(一般在早上11点左右)敲他的门,叫着:“早上好,我的元首!您该起床了。”同时把报纸和早上的报告放在门前。希特勒会把它们拿走,快速浏览一遍。他的贴身仆人从来没有见过他脱掉衣服或者是穿着室内便装的样子。

大约中午时分,希特勒按铃叫人送早餐。在早些年里,他的早餐还是由一杯牛奶和一些按特定食谱制作的面包组成。后来,他只吃苹果泥,最后吃的是根据一个瑞士医生的方子制作的糖煮水果,那是由牛奶、燕麦片、苹果泥、核桃、柠檬和其它一些东西做成的。他吃早餐时,副官会给他拿来紧急电文,让他知道前一晚发生的事情。然后,希特勒制定一天的工作计划。他在伯格霍夫逗留时,习惯在早上召集他的幕僚们在大厅向他汇报。置身于那个巨大的房间,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生理需要。他一边纵横踱步,一边和参加会议的人谈话,目光时不时地停留在阿尔卑斯山积雪的山顶上,阿尔卑斯山的全景被框在像商店橱窗一样巨大的窗框里。

在这种会议上,希特勒经常忘记午餐时间。客人们在大平台上或各自的房间里耐心地等候。最后,希特勒终于来了,他首先向爱娃·布劳恩,然后向每位客人问好,抱歉自己迟到了。开始那些年,他只对已婚妇女行吻手礼,但后来,他习惯对年轻姑娘也那么做。然后,他对男宾们致意,精神抖擞地和他们谈话,直到饭店主人来宣布:“我的元首,请用餐。请您领某夫人或某小姐就座。”

希特勒于是开始找他的邻座女宾,伸出手臂让她挽着,带她走到餐厅。跟在他后面的是挽着邻座男宾手臂的爱娃·布劳恩以及一对对其他宾客。



在餐桌上,希特勒总是坐在面对窗户的中间位置,左边总是坐着爱娃·布劳恩。用餐的时间根据下午安排的活动来定,餐桌上笼罩的气氛每次都不一样,根据当天的时局,气氛时好时坏。希特勒的情绪可以从他的举动和手势中反映出来。前一天用餐时他冷冰冰的,对什么都漠不关心,而第二天却又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这一点都不奇怪。一切都取决于他当时的情绪。

希特勒对饮食十分节制,特别喜欢单一的菜。他对菜豆有明显的偏好,然后就是豌豆和扁豆。他吃的东西和客人们吃的没有区别。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他的饮食不带一丁点儿肉或油,他甚至拒绝喝肉汤。他对肉是绝对的厌恶,他的饮食和一般人相差很远。当我们谈到这一点时,他就给我们举马和大象的例子,它们都是很有力量的动物,而狗呢,它们主要吃肉,一用力就气喘吁吁。为了让他的客人们也不吃肉,他喜欢在餐桌上高谈阔论地说肉代表的是死去和腐烂的物质。当一位夫人用祈求的眼神看他一眼,希望他停止这种超现实的描绘时,希特勒反而说得更加来劲。看到他宣扬的肉的本源使人没了胃口,希特勒便觉得自己的原则得到了肯定。然而,在外宾们面前,他是不会表现出这种宗教般的奇怪热忱的。



但是,在夸耀自己的素食习惯时,他以令人愉悦的方式投入地描绘粮食的生长过程,向我们描述农民如何用大幅度的庄严姿势在地里播种,然后麦子生了根,生长着,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在阳光下渐渐变成金黄色。在他看来,这田园诗般的画面说明人们应该重归大地,热爱它无私地赐予人类食用的自然食品。但这诗意的陈述最后总回到他最喜欢的主题:所有的人都应该受到启发,厌恶吃肉。他用特别的方式来描绘屠宰场里血腥的工作场面:怎样宰杀牲畜,把它们砍成一大块一大块的,让本来胃口挺好的宾客们觉得很恶心。鉴于这样做有可能造成没人敢再接受他宴请,为了弥补,他最后又说,他绝对不会也不想强迫任何人像他那样成为素食者。

午餐过后,希特勒习惯召集来宾开会。然后,一群人一起散步,来到位于离伯格霍夫有半小时路程的度夏小楼脚下。希特勒和主要来宾走在最前面,其他人隔一段距离跟在后面,以便他们的谈话不至于被听到。所有的人都站在楼房的小高台上,欣赏着阿尔卑斯山壮丽的全景,然后一起喝茶。

当谈话出现冷场时,希特勒就展开他关于种族主义的阴暗理论,或是重提他夺权斗争的幸福时光,努力使谈话再活跃起来。但在喝完椴花茶,吃完巧克力和他的苹果挞之后,希特勒经常会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倦意。人们看见他突然蜷曲在扶手椅里,用手遮住眼睛----他睡着了。

于是,爱娃·布劳恩活跃起来,开始和来宾聊天,经验告诉她,表示礼貌的沉默会打搅希特勒的睡眠。到了该离开的时间,爱娃会用不引人注意的动作唤醒希特勒。大家总是乘小汽车回伯格霍夫。

希特勒很少去著名的“鹰巢”,“鹰巢”坐落在海拔2000米高的一座峭壁顶部,俯瞰整个伯切特斯卡登。这座老鹰巢穴的构思和修建都是鲍曼的杰作。修建道路和钻探通向这座奇怪建筑的隧道花费惊人。整整一支部队的工兵被动员来做这件事。希特勒很为他的鹰巢骄傲,但乘坐电梯会令他心跳加速,只有外国领导人来临时他才到那里去,每次他们都对浮现在云中的悬崖峭壁和仙境般的景色赞赏不已。

我已经说过希特勒是个夜猫子。夜幕一降临,他的整个人会变得更开放,更活跃,因此,伯格霍夫的晚餐有着和午餐截然不同的特点。

希特勒喜欢女人用鲜花做饰物。有时,他会摘下装饰餐桌的花朵,并以动人的姿势把这朵花扔给女宾们。得到花朵的女子兴致勃勃地把这朵花别在头发上或胸前,希特勒于是会对她说些迷人的恭维话。当一个戴着花的女子走到他的桌前,而花的颜色不讨他喜欢时,他就随即从瓶中挑选一朵递给她,评论说,这花的颜色与她白皙的肤色或她裙子的颜色更相配。希特勒很少谈论流行服饰,却能抓住要领评点某套女装,称赞穿者的品位。他也曾公开地表示出对某些新时尚的厌恶,例如软木底鞋。



我认为希特勒对穿着的评价出自内心,并非为了恭维谁。我好几次听到他向爱娃·布劳恩赞美她穿的“新”裙子,但她气乎乎地回答说,她已穿过好几次了。

晚餐过后,客人们在小客厅汇合。这个房间特别受女性喜爱,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陶瓷火炉,呆在里面暖洋洋的。

在这里我必须解释一下,希特勒讨厌太阳,他之所以买下伯格霍夫,是因为它地处奥伯萨尔茨堡的北侧,房子因此整日处在阴影之中。阳光的热量不能穿透厚厚的墙壁,盛夏时那里很凉爽,下雨时则寒气逼人。希特勒喜欢这种寒冷,但他的客人们却冻得难受,一有可能就冲向沿着陶瓷炉子摆放的凳子。

在这间屋子的一个角落摆放着成套的辞书。在谈话中,当宾客们的意见在一些小细节上,例如一条河的宽度或是某个城市的人口与希特勒的意见相左时,大家就求助于词典把问题弄清楚。希特勒在所有问题上都要求精确,他可查两种版本的词典来确认他是正确的。他在这个小客厅里常常单独会见某位宾客,会见一结束,他就请所有的客人跟随他到大客厅去,在那个著名的壁炉前就座。对包括我在内的怕冷的女士们非常不利的是,壁炉并不总是有火,因为此事只有希特勒才有权决定。

在大客厅,爱娃·布劳恩坐在希特勒的右边,左边则留给希特勒给予殊荣的人。希特勒几乎总是有话要说,每当白天接见了一位外国外交官后,晚上他就把对这位外交官的印象告诉我们,然后对这个国家发表长篇演说。因为他有着病态的好奇心,他往往一面说还一面四处观察。

当几个宾客在角落里窃窃私语,或是某人突然笑起来时,他即刻就想知道原因。在战前,我们经常故意这样做,以便告诉希特勒一些不这样做就不好向他说明的事情。每当两个脑袋凑在一起低语时,希特勒就要求知道谈话的内容,我们就借此告诉他一些通过正式途径不易被提及的消息。

壁炉前的这一幕幕常常在凌晨3点钟结束。爱娃·布劳恩总是比希特勒早走一步。

星期天并没给常规生活带来任何新奇之处,希特勒讨厌复活节、圣诞节之类的节日。自从他的外甥女格利·劳巴尔死后,圣诞节对他来说成了一种真正的折磨。他同意在大厅一角摆放一株松树,但禁止唱感恩歌。在最后几年里,他甚至禁止点燃圣诞树上的蜡烛。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比在希特勒身边过圣诞节更忧郁和更令人沮丧的事情。

然而,新年却按传统习惯进行庆祝。酒席很铺张,大家痛饮香槟酒。12点时,希特勒用嘴唇沾沾杯子里的汽酒,和宾客们一起为新年干杯。他每次都做一个吓人的怪相,就像喝下了毒药,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喜爱这种“酸水”。我只有一次看到他满意地喝了一杯陈年餐酒,这是他在1944年圣诞节收到的。当别人想给他再倒一杯时,他坚决地把杯子推开。第二天,他又尝试了一次,但对酒的厌恶马上又占了上风。

除夕的夜晚,希特勒和他的客人来到别墅的平台上,向鸣响礼炮的伯切特斯卡登居民致意,然后,他在每位来宾的请柬上签名,让大家照集体照。

希特勒的生日没有任何特色。当他身边亲近的人向他表示祝福时,他必然会和我们干杯,并且对着香槟做个厌恶的鬼脸。下午,他把奥伯萨尔茨堡的所有孩子召集起来,给他们吃很多可可糖和点心。

希特勒唯一的消遣,是接见慕尼黑魔术师俱乐部主席。希特勒饶有兴趣地观看他表演变戏法,说一大堆恭维话,但我从未见希特勒放声大笑。当一场表演很有趣,令他乐在其中时,他最多也只是小声地发出一种尖利的咯咯声。他在书本中看到发生在一个坏男孩身上的倒霉事,觉得很有趣时,也是如此。希特勒不会用爽朗的笑声表达自己的欢乐,我只有两次看到他得意忘形。

第一次是1939年春天的一天。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让希特勒周围人员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他和捷克共和国总统哈查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谈话的赌注非常大,将会决定和平或是战争。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我和比我年长的女同事焦虑地数着一圈圈转着的表针。

突然,门被党卫队的两个彪形大汉推开了。希特勒向我们冲过来,眉开眼笑。“孩子们,”他喊道,“快在我的每边脸上吻一下。快!”这奇怪的行为使我们非常吃惊,我们照做了。希特勒马上欢呼道:“孩子们!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哈查刚刚签了字。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胜利!我将作为最伟大的德国人被载入史册!”

另一次是1940年6月在埃菲尔铁塔前,有人告诉他法国已请求停战的时候。

他心花怒放得完全不能自已。帝国的主宰者在百年树阴下,当着他惊愕的将军们的面跳起了圣吉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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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14 周四, 上午2:36    标题: 引用回复

新闻报道
林培瑞: 莫言不是一个顶尖的作家

12月10日,中国作家莫言将正式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围绕他的获奖,产生了一系列讨论和争议。德国之声独家专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请他谈谈对于莫言其人其文的看法。

德国之声:林培瑞教授,您读过多少莫言的作品?对于诺奖委员会在授奖理由中谈到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您如何评价?

林培瑞:他的作品很多,我不敢说我读过所有的。我读了相当一部分,在学校里好几年我曾选用过他的好几个短篇。我觉得"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说法是套上去的,不知道是他本人还是外国人给他套上去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很表面。他的文学的根子更容易让人发现他在山东的背景,农民说故事,水浒传也是山东的故事。他在诺贝尔演讲中也提到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从一个角度上可以说和魔幻现实主义有些类似,在现实的描写里头突然蹦出来一些不现实的东西。他演讲辞里也提到读过马尔克斯和美国的福克纳。但他自己也承认只读了几页。我觉得这种东西,开玩笑。中国作家,从80年代以来,常常喜欢说拜读过西方某某的作品,深受过谁谁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种时髦,不一定靠得住。外国人也欢迎这样说,好像神秘国家的一些作家都在学我们。可是我觉得这很表面,他的文学根子在中国,不是在外国。

德国之声:这样"根子在中国"的文字,您认为是否能担当得起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荣誉呢?

林培瑞:当然,我不能推测诺贝尔委员会内部怎么谈这个问题。可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去问了我的老朋友马悦然,因为我觉得马先生不一定会同意这样的做法,因为马先生懂中文,懂中国文学。没想到马先生也赞成。要是我,我不会选他。主要是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他的人生的视野,他演讲辞中提到不要政治压倒文学,我恰好认为他有些方面的相反的情况。说到一些应该说是很明白的问题,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残酷等,他就用一些侧面视角的方法开玩笑,不正面看待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政治压倒文学,在他自己的作品里头。我不喜欢。当然,一般有勇气、真的能够面对现实的作家都流亡海外了,比如郑义,廖亦武,刘宾雁,苏晓康等。第二个大问题是他的语言,我不觉得他的语言能和那些最好的中国作家能相比。写得太快,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写得太快,比喻不太恰当,有时候显得粗鲁,粗糙。比如贾平凹也掌握了方言对话,有些方面跟莫言的语言是一样的,但贾平凹用字用的小心,你读了他的作品后有一种美感出现。莫言就缺乏。他想用山东高密的文化背景作为文学背景。很多作家从五四以来,想追求乡土色彩,这是对的。有些也做得很成功,比如三十年代的沈从文,还有老舍,都掌握了"土"的文学。莫言有很好的机会,应该这么写,可是他不,他的文字有点规范化,有人说是翻译体,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比如他描写晚清时代的《檀香刑》里,人物说出了60,70年代共产党的那种语言,什么"领导者"之类的词。我觉得他也没有掌握乡土对话,这也是一个缺陷。因此从语言和人生视野两方面,我觉得他不是顶尖的一个作家。当然他写得很多,讲故事很好玩,读者也很多,所以也不是一个非常次的作家。可是得诺贝尔奖,我认为不太恰当。

德国之声:有人批评莫言的作品过于渲染暴力血腥,您怎么看?

林培瑞:莫言在80年代写《红高粱》有一个打破禁区的问题。他写性写暴力那么露骨,也算是打破了一种禁区。把抗日的农民意识写成那样,也是一种打破禁区,这个跟共产党神话传说的抗日农民心理完全是不同层面的,我觉得这种贡献也值得称赞。但我觉得恐怕六四对他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六四之后,剩下的那些禁区,比如六四屠杀、西藏、维吾尔、台湾、法轮功、高层腐败问题,这些剩下的禁区你绝对打不进去。所以打破禁区不再是一条道路,我觉得他在80年代寻找一个走文学道路的方法,他就掌握了这种写暴力写性,总而言之是人生最底层最本能最本性的东西来讲故事。90年代以来,他就没有面对那些比较抽象,比较高层的人生道德问题。这也是有反讽意义,诺贝尔奖的规定中有"理想"这样的字眼,应该追求理想,莫言恰好就看不到他的作品中有什么高级的理想。莫言没有抬高自己的视野。

德国之声:对于莫言的文字有各种争议,而对于他在政治取向上的选择和做法更是有着非常激烈的批评,比如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跟随官方代表团"退场抗议"异议人士,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包括在得奖之后为审查制度辩护,说这就像机场安检,虽令人不快但仍有必要。您对他的这些说法作何评价?

林培瑞:第一,我不太愿意把文学以内以外分野说得那么截然不同。我觉得文学里面也能看出来他那种胆子小,不愿意批评上面的痕迹。当然,这也是很难提出的一种批评。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加州住得很舒服,在这能够袖手旁观,批评一个中国的作家勇气不够大,我觉得有点问题。这么说吧,把他跟其它在中国的作家来比的话,所有作家都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我对这个集权政治制度取什么态度,有的比如刘晓波选择坐监,这是非常可佩服的一种极端。但大部分作家都在当中作各种妥协,莫言作的妥协比较多比较大,但毕竟不是最坏的一个例子。他比较平庸,在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在当中作妥协,两面化,玩他的语言游戏。我们可以批评他个人,但客观的来说,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多人这样做。而且包括我林培瑞要是住在这么一个政权底下,我可能也要想法子妥协,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但是他抄毛泽东语录,我认为非常可惜。他的诺贝尔演讲辞中提到,政治不应该压倒文学,但毛泽东的"延安座谈会"就是很清楚的政治压倒文学。而那个(审查制度)和机场安全的比喻是最可笑的一个事情,我都为他感到惭愧丢脸。

德国之声:莫言在诺贝尔演讲辞中最后讲了三个故事,很多人都在对这三个故事进行解读,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您看了以后想到了什么呢?

林培瑞:莫言的心理有很多层面,所以他这三个故事要是有一种隐约的意思,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比如他在里面提到一个关于"假哭"的故事,这让我联想1988年一件与他有关的有趣的事情。1988年夏天"河殇"出来,引起很多争论,还没播出之前,请了很多比较高层的文化官,包括一些作家到北京来,先看看这六个录像带。我不在场,可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场,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看完之后,一片静,没有人吭声,一点声音都没有。突然后面有一个人哭,去看,是莫言,莫言在哭。据我朋友分析,这是假哭,别人没话说,他就在那儿"哎呀太动人,太了不起"。有这么一个能够假哭的人,他在演讲辞里还提到假哭,我就是觉得说明他心理有很多层面,心眼很多的人,所以我不能排除他三个故事有什么别的意思。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89之后,莫言寻找到一条迎合市场又不触怒当局的文学道路,那么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是否会让更多的中国作家们走向这么一条道路?

林培瑞:本来就越来越多了。诺贝尔奖当然也会加重这一趋向。避免敏感的政治问题去迎合市场。天安门屠杀之后,90年代之后一直就有这个趋向,相当清楚。90年代之后的中国作品,作为文学的话,一般来说比不上80年代。中国20世纪的文学是20年代和80年代比较突出。

林培瑞(Perry Link),汉学家。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曾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

记者:石涛

责编:李京慧@DW.DE

原载:《德国之声》,2012-12-09





2012-12-13 外一篇:
《林培瑞答客问--莫言的写作风格及其他》


一、莫言几次提过以马尔克斯为师,他的所谓Hallucinatory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Magical realism属于同一流派吗?莫言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何不同?莫言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吗?在中国文化中有哪些表现?

林培瑞:说莫言是“魔幻现实主义”是给他贴“外插花”,很表面,也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是的,莫言本人提过以马尔克斯为师,但这也是常规。中国作家,从80年代以来,常常喜欢说拜读过西方某某的作品,深受过谁谁的影响,但这些话得一一地分析,不能全盘接受。中国作家觉得沾点国际的“光”有一定的时髦价值,同时外国人的虚荣心也得到满足:看,遥远中国的神秘作家吸收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在世界上领先。好 !

莫言说故事的来源更容易在中国传统找到。山东老百姓说书,向来有夸张、虚构、神话的传统,挺好玩的,把这些因素骂为“迷信”可以,把它比作“魔幻现实主义” 也未尝不可,但毕竟不是外国的东西。中国书面文学传统里头有“聊斋志异”之类的 “现实主义里头出现不现实的东西”的现象;又比如,莫言 喜欢的血腥描写,残酷武打,“水浒传”很容易找到,“水浒”也属于山东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不用“聊斋”或 “水浒”来套莫言呢?非要说他是“魔幻现实主义”反映一种崇洋媚外的态度。不必要。

我的意思不是说文学影响不能跨国际。有时候真的有这种影响,但我们必须在具体文字找到,不能空泛地说。比如,张贤亮写“烦恼就是智慧”肯定是先读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问题不用问张先生。看他的小说就够了:那么多概念和细节那么相同,受了影响是没有问题的。北岛先看了法国象征派的中文翻译再创造了他自己的中文诗句也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莫言的超现实与马尔克斯的超现实是不同类型的。马尔克斯更抽象,更概念化;莫言更具体,更个别。马尔克斯让读者怀疑自己的宇宙观的框架;莫言请读者欣赏一些怪现状。

二、有评论家认为“红色经典”对莫言有影响,你觉得莫言受这些作品的影响吗?为什么?

林培瑞:可能有,我不知道你指的“评论家”具体怎么说。但总的来说,莫言的小说创作里很少发现“延安传统”的痕迹。他完全是“党的作家”,但党性不是“文学上”的党性,是在政治态度上的党性。莫言胆子小,奉迎、讨好体制,哪怕是暴政的体制。这两点(一方面不写红色经典,另一方面讨好上面)很完美地统一在他身上。他自己对此也很自鸣得意。

三、我注意到,《檀香刑》第一句和《百年孤独》的开头一句话很相似。还有孙眉娘幻想孙丙被砍下的头颅自己滚回家,和《百年孤独》血流回家报凶讯的情节很像。您怎么看这些相似处?

林培瑞:我不觉得我们得把这个村妇的幻想看得那么重要。这个细节并没有对整个故事有重大的影响、对人物的刻画也不起重大作用。

四、《檀香刑》里面有一些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的描写。您对书中的外国人形象 怎么看?

林培瑞:书中对外国人(德国人)的描写并不多,基本特征就是笨手笨脚、头脑简单、残酷 贪婪,但主要的内容不是关心外国人的,那些德国官兵只是故事的背景,或者说是一个导火索,故事的血肉内容都发生在中国人之间。莫言的《红高粱》里也有日本人活剥中国反抗者人皮的情节,我觉得仅从这两个故事看,莫言对外国人的刻画很简单,而且与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民间对外国人的妖魔化区别不大,就像义和团、白莲教所宣传的那样。我没发现莫言对这种愚昧进行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只是符合了鬼吹灯在“廿三年”以来的民族主义教育。

五、《檀香刑》里,莫言津津乐道残酷的刑罚。您怎么看这种成为艺术的残酷?它在表现什么?它意味着什么?

林培瑞:莫言善于刺激感官,给普通人的感官欲望一个表达的空间。但他的思想概念都是老套的:外国侵略者、腐朽残酷的封建统治者、义愤填膺却盲目落后的民间反抗者,都没有超出一个受过多年鬼吹灯教育的读者的想象。能起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作用,但没有精神上的启发。与鲁迅笔下看刑罚的“看客”不一样。《檀香刑》 里,小太监受刑嫔妃会呕吐、晕倒,看孙丙受刑的百姓会痛哭。鲁迅笔下的旁观者麻木、冷漠,引发读者深思。

莫言和他的读者(至少是中年以上的读者),在下意识里对残酷那么感兴趣,不可能与毛时代的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分开。莫言用义和团时代来发泄这种恐慌心理,而不正面描写毛时代(规模更大的多)的残酷,也是莫言配合暴政体制的一个表现。

六、 莫言关注的是中国乡土生活,你觉得可以吸引世界读者吗?感觉他的影响力大不大?

林培瑞:一般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是基于轻浮的神秘感,很少理解深层,很少知道三七二十一。神秘感,再加上莫言写性和暴力多,再加上诺贝尔奖,我觉得莫言作品会疯魔一时,但名留青史?--不大可能。

七、在您看来,莫言算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吗?您如何评价他获奖这件事?在您心中,能跟莫言媲美的中国作家还有吗?

林培瑞: 莫言自学,从来没有懂文学的老师或编辑帮忙,我不愿意太苛刻。但他很难算中国最好的作家。他能跟鲁迅,萧红,张爱玲比吗?天壤之别。

主要的问题是语言粗燥,写得太快,不小心,语病多,比喻先后不配合。(外国人,包括诺贝尔委员会,一般看不出这个层面。在不少地方,葛浩文的英文翻译改善了莫言的中文。)

有的评论家把莫言归类山东乡土作家,因为故事背景是山东,风俗习惯是高密县的, 但莫言的语言不是山东方言,基本上是一种鬼吹灯时期的教育的产物。比如《檀香刑》里晚清时代的风流少妇口中发出了“领导者”的字眼,这种毛病要是偶尔少见的话,那也不必大惊小怪,但在莫言的作品里到处能够发现。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新的白话文,受了西方文法影响以后, 比较简单、干瘪。因此许多较好的作家都喜欢用点方言写小说,三十代年最优秀 的作家,像沈从文(湘西方言)、老舍(京腔)、吴组缃(安徽土话),都可以算是有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准(据说沈从文和老舍也曾经被考虑过)。 莫言比他们差太多了。80年代以后掌握了‘乡土对话’方言的作家,比如贾平凹,高晓声,王朔,都在这方面比莫言强得多。要是问谁绕开了鬼吹灯时期的“翻译体”语言的话,那钟阿城或格非比他强得多。要是问写小说的技巧,那白先勇与金雪飞(哈金)强得多。要是说作家的气节和视野的宽阔,那郑义和廖亦武比莫言强得多。

原载:《纵览中国》,2012-12-10
链接:http://blog.sinovision.net/home.php?mod=space&uid=246245&do=blog&id=184747


小平附识:


关于莫言其人其行其作,已经在此前的两篇拙文里谈到:《三重门》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86661;《门里门外》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86762

这里特意再转介林培瑞先生的访谈,按照前面的看法,大概可以归于“门外谈”之类。旁观者清?见智见仁。因为莫先生及其陪同的庞大政府公关团在本月上旬的记者招待会,颁奖礼演讲上的展示,引起了很多朋友进一步的争议,所以这里提供林培瑞先生代表的,个人以为较为公允,独立的一种见解给大家:既从文学论文学,又兼顾文学,作家与其时代特别是政治的关系。若能从此视角,举一反三看到更多现象与意识之间的复杂牵连,对读者而言,也不失为一点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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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属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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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14 周四, 上午4:33    标题: 引用回复


家世碎片

杜欣欣
http://www.edubridge.com/letter/duxinxin_jiashi.htm


回顾家史,我曾祖因官致富,而祖父(李肇甫)虽在传统意义上是一个“败家子”,但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生前曾说:“哪个革命党一开始不是很好,后来慢慢就有变化?
再看十年二十年、几十年看看它(共产党)会不会变成像国民党那样的。”他一生充满理想,所以注定幻灭。

祖母一生中,曾送走了我大伯大姑,后又送走了自己的丈夫。她在文革中死去。1984年,我去国前,父亲把她的骨灰带来北京,我们将她撒在北海的湖水中。

一九五八年,祖母生前最后一次来北京,我对她的印象只是照片上的那个面目严肃的瘦小老太太。


二O一O年三月二十八日



http://www.dok-forum.net/discus/messages/1647/3937.html?110816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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