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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财经:日本的前世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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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3-27 周日, 下午11:06    标题: 大和财经:日本的前世来生 引用回复


Nikkei 225 Index. Realtime Quote
http://www.4-traders.com/JAPAN-NIKKEI-AVERAGE-INDE-4987/quotes/

Realtime Indications: http://en.finanzen.net/index/realtime-chart/Nikkei_225

http://www.gaofamily.com/viewtopic.php?p=59971#59971




Japanese Yen (CURRENCY), Delayed Quote







中国有望十年之内GDP占全球总GDP的15+%


曹仁超:地震对日本经济严重打击对日本重建悲观

发表于 2011-3-22
曹Sir周记 | 媒体访谈 | 近期动态 | 《论势》连载


日本大地震、利比亚开战,国际间近期天灾人祸不断。香港信报财经新闻公司董事、人称香港股神曹仁超昨(21)日指出,日本此次从震灾复原不易,全球新科技产业的地位,将由日本进一步移往中国大陆、韩国及台湾等地方。

曹仁超昨天接受专访时指出,日本大地震造成日本工业受损,邻近中、韩、台的电子、汽车业供应链出现短期缺乏零部件,但他估计,影响只有三至六个月,日本供应地位渐渐被其他地区供应所取代,不用过分担心。

曹仁超对于日本重建感到悲观,因为日本重建经费估计高达1,800亿美元,但日本政府的负债是日本GDP220%,“钱从何来?”加上日本进入人口老化期,储蓄率急降,不似1995年神户大地震时,日本人储蓄率仍在高峰期。 许多人把这次日本震灾,和1995年神户大地震比较,曹仁超认为,日本这次的震灾危机较神户大地震更严重。会否因此引发新日债危机?目前仍言之过早。

比较神户和宫城地震期间日本的经济数据,1994年日本GDP占全球GDP的17.9%,2010年日本GDP只占全球的8.7%;而1994年大陆 GDP只占全球2.1%,2010年已占全球9%,首次超过日本。 曹仁超预期,日本未来占国际GDP将进一步下降,大陆、韩国、台湾占全球GDP比重可望进一步上升。

曹仁超分析,日本神户大地震后,1995年下半年至1997年上半年,经济出现复苏,但自1997年下半年起,日本经济却进一步下滑;到2002年,经济成长率甚至较1995年神户地震发生前更低。 换言之,透过货币供给增加,而引发的日股短期上升将不会持久。

曹仁超指出,1995年神户大地震后四个月内,日元升值18%,主要是因海外资金大量回流日本。但这次日本海啸之后,日元至今的升幅并不大,代表海外资金回流速度已不及1995年。理由是1995年前,不少日本企业进行“利差交易”,赚取外国货币的利息差,但现今在全球低息环境下,从事利差交易企业已不及当时的多。

加上这次G7出手干预,曹仁超相信,日元升值幅度最多就是76日元兑1美元。而这次日本政府大量发债以利重建,反而让人担心,日本政府信贷评级会进一步下降。 曹仁超认为,这次日本海啸摧毁的主要是旅游区,而非1995年的神户主要是工业区。

在重建方面,较需要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对于其他原材料需求并不大,因此,对国际原物料行情的影响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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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3-27 周日, 下午11:30    标题: 引用回复


日本经济因核危机遭全方位打击 20万外国人离日

经济参考报 2011-03-27


  有分析指出,如果核危机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日本无论从进口还是出口的角度讲,都会付出高昂代价,贸易往来会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出于安全考虑,海外人才不去日本,国内的人想往外跑,所谓的金融中心、科研中心、会展中心都将名存实亡,对世界经济的辐射能力将大为减弱。产业“空心化”风险剧增,许多城市成为 “死城”,日本经济可能成为“孤岛”。

  日本特大海啸灾难后引起的核电站危机持续发酵,正如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日前所说“还不能确定目前的核危机何时结束”。

  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估计结果表明,由东日本大震灾导致的住宅、道路破坏等直接损失额达16万亿至25万亿日元。由于海啸造成的损失巨大,东日本大震灾损失额远远超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10万亿日元。但是这次公布的测算结果还不包括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的损失,以及地震引起的停电、消费者信心恶化等因素造成的潜在损失。

  已有近20万外国人离开日本

  地震和海啸,核泄漏和电力供应不足凑在一起,让日本有一种国难当头的感觉,“观光立国”的道路上已亮起了黄色信号。

  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3月27日说,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积水已检测出超高浓度放射性物质。而2号机组积水放射性活度超标10万倍,目前该机组抢修作业已经暂停。此外,检测还表明,核电站附近海水中放射物浓度正继续上升。日本气象厅3月26日说,大地震后富士山等13座活火山活动加剧,应密切关注。静冈大学教授小山真人说,整个东日本地区地壳已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国和美国部分地区检测出辐射量超标。种种迹象显示日本核危机仍在蔓延。

  地震、海啸及随后发生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迫使灾区的许多灾民离开家园,远走他乡避难。与灾区相隔数百公里的日本近畿地区各府、县正积极采取措施,接受来自灾区的避难者。核泄漏严重的区域将成为无人居住的“死城”。

  据日本媒体报道,大阪府计划接受避难者1万人。京都府和京都市也分别为灾民准备好了761套和200套住房。截至24日,京都府和京都市已分别接受避难者285人和200人。滋贺县已接受灾民159人,其中大部分来自福岛县。目前,滋贺县有包括地方政府及个人提供的避难设施316处,可接纳4117人避难。此外,奈良县和兵库县也已分别接受灾民49人和77人。

  虽然,日本有关方面正在全力对福岛核电站进行抢险作业,但形势依然严峻。泄漏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疏散核电站周边2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但据最新报道,由于危机持续,日本政府已准备撤离核电站周边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由此,将有更多的人到他乡避难。

  日本地震后,大批外国金融公司员工离开,外国银行家与交易员经常去的酒吧与餐馆不再有往日的喧嚣,显得异常安静。东京交易所主管日前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称,外国银行曾敦促东京交易所暂停交易,这样的要求是“自私的”。但指责归指责,安全堪忧形势下,这只是外国人才撤出日本大潮流的一个缩影。此外,地震造成大量外国在日工作人员离开,会议和展览等经济活动推迟或取消,使日本的金融中心地位大打折扣。

  离境潮还给日本和消费业带来极大打击。日本移民官员3月25日说,日本自3月11日发生强震及大海啸至今,已有近20万外国人离开日本。而11日至22日从成田机场入境的外国游客,则比去年同期锐减六成。日本国家观光厅宣布将修正今年外国游客来日的目标。观光厅长官沟宏在25日的会上表示,日本将不得不修正2011年来日外国人 1200万人的目标。他说,地震和海啸,核泄漏和电力供应不足凑在一起,让日本有一种国难当头的感觉,“观光立国”的道路上已亮起了黄色信号。此前政府大力推广“日本游”,期待旅游业帮助提振经济,打算到2020年把外国游客人数增加至3000万。

  大量外国游客还取消旅行计划或提前回国,日本酒店面临“退订潮”,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损失。东京银座商业区通常游人如织,外国游客尤其喜欢光临家庭式和服专营店和奢侈品专卖店。但眼下这里几乎见不到外国人。由于限电,银座也暂时失去不夜城的光泽。帝国饭店大堂显得空空荡荡,研讨会、宴会、房间预订大范围取消,只剩下十多名服务生等待迎接客人,入住率只剩往年一半。

  大地震发生后,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赴日旅行警告,一些航空运营商部分取消或减少赴日航班。

  日本经济遭受全方位打击

  日本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重近9%,是许多跨国企业进入亚洲市场的重要切入点,无论对银行还是贸易商来说,均是如此。这次灾难扰乱了日本的产品销售。数个工厂停产不仅影响日本贸易水平,也全球面临缺货压力。

  核危机蔓延使日元汇率冲高和本土食品安全受损,这些因素都会在贸易层面加重日本经济的负担,另外许多工厂停产也使生产出口型贸易的日本面临一段时期的中断。

  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铸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面临运输成本提高和国内需求激增的压力,日本的进口成本有可能大幅提高。日本经济此番遭受的是消费、投资、贸易全方位的打击。另外受核污染地区能否重建目前看来也不乐观,此次生态价值的损失难以估量。”

  受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影响,放射性污染已威胁到水和食品安全,并开始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日本东京周边地区自来水放射物质含量超过了婴儿安全饮用标准。面对水污染,不少民众争相购买瓶装水。

  日本政府将要求瓶装水生产商增加产量,并可能进口更多瓶装水。据悉,日本从韩国进口大量瓶装水。韩国瓶装水生产商荣成真露公司本月向日本出口18万箱瓶装水,出口量同比增长177%。韩国农心公司说,3月从日本接到150吨瓶装水订单。

  辐射带来的食品安全顾虑已经致使美国、新加坡、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纷纷宣布限制从日本受核辐射影响的地区进口奶制品、水果、蔬菜、海产以及肉类等食品。对此,日本政府呼吁各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 O )的规定,不要无限上纲,显示出日本政府忧心整体出口将大受影响。

  日本政府表示,WT O 3月29日将召开贸易交涉委员会议,30、31日将召开食品安全委员会会议,日本将在会上说明针对农产品的出口等已采取适当措施,希望各国不要对来自日本的产品过度反应。日本政府认为,外国禁止所有日本农产品出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希望WTO成员根据世贸协议,不要采取超乎必要的限制贸易措施。日本财务省表示,受国内生产受滞以及国外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出口大幅下滑,特别是食品出口举步维艰,下滑趋势预计将持续数月。

  此外,大地震过后,日元对全球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惊人地创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新高。日元高涨使日本产品出口更加昂贵,这就威胁必须削减利润,从而损害了日本的经济。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3月16日的交易中,日元兑美元汇率达到了1美元兑 76.46日元的高点。七国集团紧急对该货币市场进行了干预,以削弱日元。

  《华尔街日报》分析说,日本占全球经济产出的比重近9%,是许多跨国企业进入亚洲市场的重要切入点,无论对银行还是贸易商来说,均是如此。这次灾难扰乱了日本的产品销售。数个工厂停产不仅影响日本贸易水平,也令全球面临缺货压力。如卡特彼勒公司等企业利用日本作为制造设备的平台,然后再把这些设备销往中国和其它国家。

  日本还是各种先进零部件的重要来源地,这些零部件在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被广泛用于成品组装。日本生产的硅片占到世界总产量的60%。硅片是制造计算机芯片的基本元件。日本两家硅片工厂停产,世界硅片供应因此减少1/4。瑞士信贷说,日本生产的用于制造印刷电路板的BT树脂占全球总产量的90%。

  似乎硅片和 BT树脂的库存量目前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其它产品的供应受阻则造成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例如,日立公司(H itachi Ltd。)旗下一家制造空气流量传感器的工厂停业,全球制造商都为此受到影响。日立制造的空气流量传感器占世界总供给的60%,它的停业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少了个钉子”就无法组装成品的故事。通用汽车公司本周被迫关闭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座工厂,标致雪铁龙集团旗下大多数欧洲工厂也因此被迫减产。

  死亡人数上升到1万人,预计将有40万日本人无家可归。在金融市场上,涵盖1669家公司的日本东证指数在震后前两个交易日内跌到了自1987年以来的最低点。据彭博社文章“悲观”分析道,经过20年的停滞、10年通缩、贫血的就业市场和中国的挑战,市场的预测十分明确———日本也许难保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

  供电成重建的一道重大障碍

  在地震灾害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加上限制电力需求总量的影响,2011年度日本的实际GDP可能出现零增长。

  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抓紧进行重建。有报道称,有不少日本进口商已经开始在中国抢购义乌小商品和茶叶等产品,为重建工作提供物资保障。

  日本政府官员说,内阁官房副长官仙谷3月24日召开政府部门联席会议,要求准备起草旨在援助受灾民众和重建的特别法案。

  仙谷说,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两个月内,日本推出16部特别法律,政府将参考当时的经验,研究为受灾民众减免所得税、向受灾企业退税等措施。

  另外,日本政府决定在2011财政年度预算中增加数以十亿计日元拨款,专门援助财力较弱的地方政府,支持灾区重建。

  据共同社估计,2011财年补充预算案中援助灾区款项将超过阪神大地震时的大约300亿日元(约合3.7亿美元)。

  此外,据日本《读卖》网站报道,东京电力公司核电站事故导致附近居民蒙受损失,日本政府初步决定中央政府也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政府将启动损失金额的核算工作,中央政府预计将负担1200亿至2400亿日元。此外,如果剩下的赔偿金超出东电公司赔偿能力的话,中央政府也将伸出援手。

  停业公司以及农产品无法出售的农户将成为赔偿对象。还有人认为,根据赔偿范围的变化,理赔总额可能高达数万亿日元。如果这超出东电公司的支付能力,那么中央政府如何伸出援手将备受关注。

  日本震区受到影响的汽车、半导体、钢铁等产业也开始逐步恢复生产。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3月24日宣布,将从28日起恢复“普锐斯”等3款需求强劲的油电混合动力车的生产。本田汽车公司宣布将同样定于28日部分恢复生产。

  共同社分析称,丰田、本田等几大车企虽然即将迈出恢复生产的第一步,但回到正常状态仍需时日,尤其是尚不能确保供应链恢复正常。

  但是,福岛核电站的关闭给日本的供电带来巨大压力,成为重建的一道重大障碍。据日本媒体报道,震后东京电力公司的供电能力从5200万千瓦急剧下降到 3100万千瓦,计划在4月末之前逐步增加至4300万千瓦并终止停电措施。但是,盛夏时节由于人们大量使用空调等电器,日本最大电力需求将超过6000 万千瓦。而东电公司预计,今年夏天最大供电能力只能恢复到5000万千瓦。如果福岛第一、二核电站满负荷发电的话,供电能力可达6000千瓦,但政府有关人士称,有可能废弃福岛第一核电站,今后不再发电,这将导致供电缺口无法解决。

  冬天由于人们大量使用空调取暖,电力短缺局面又将重现。这样一来,实施计划停电等措施即便在明年也难以避免。

  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认为,如果东京电力公司一年减少25%的电力供应,同时限制电力需求总量,企业缩小生产规模将导致日本的实际G D P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用金额来表示,将大约减少5.2万亿日元。在震灾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加上限制电力需求总量的影响,2011年度日本的实际G D P可能出现零增长。

  此外,日本国内原油供应导致油价上涨也增加了企业和消费者负担。日本石油信息中心3月24日发表的数据显示,本月22日,全国标准汽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升151.20日元,是自2008年10月以来全国标准汽油平均零售价首次突破每升150日元大关。其中,灾害严重的东北地区平均零售价上升4 .70日元,每升为152.80日元,超过全国平均值。

  有关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今后还会上升,如果连续3个月每升超过160日元,政府可能会采取降低汽油税的紧急措施。由此看来,日本经济正在缓慢复苏的势头,在地震灾害的打击下,有可能因电力不足而夭折。

  最快最“狠”的注资记录

  有不少专家认为,日本大地震引起日元汇率急剧波动,日本为救灾采取的新一轮量化危机政策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全球通胀,并导致美国和日本的主权债务风险上升。

  日本央行目前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资金规模已经达到55万亿日元,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快最狠的注资记录。

  中国人民大学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表示,因为打着救灾的旗号,日本这次的量化宽松政策没有像去年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那样引起普遍的质疑和反对。但是日本此次大规模注资将再度加剧全球流动性泛滥,全球货币汇率将更加动荡,大宗商品价格也将继续上涨。此外,核危机还使日本对天然气和其它能源的需求增加,全球通胀将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IM F近日的预测显示,日本公共债务占G D P的比例在2012年、2016年将分别达到232%、277%。日本将成为发达国家中财政状况最差的国家。

  有分析认为,目前日本国债余额将可能达到2011年日本G D P的210%,如果再增发国债,很可能导致主权债务风险上升。虽然日本政府债券基本上都由居民持有,但居民债务水平过高将导致率及利率提高,从而危及主权债务的安全。

  截至2010年6月,日本持有美国证券资产1.4万亿美元。不少专家普遍认为,日本保险商初步估算的本次大地震赔偿金额预计为近千亿美元,日本保险商如果大规模卖出美国国债等流动性资产以满足国内地震损失的赔偿支付要求,将导致美国国债价格下降而收益率上升。同时,日本政府和企业也需要出售美元资产购买海外资源支持重建,这也将增加美国的借贷成本,导致美国主权债务风险上升。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表示,他已经要求财务省研究如何在保持财政纪律和筹集资金之间维持平衡,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面对这次的灾难,日本并非束手无策。日本的美元储备约为8860亿,有能力在不增加借贷的情况下进行灾后重建。毕竟,日元是三大国际货币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股权市场和第二大的债券市场。日本经济一旦崩溃波及深远,会影响德国和新加坡等市场。和自然灾难不同的是,市场的灾难可以通过恰当的管理避免。日本的债券市场在1990年不良贷款危机和2000年初的财政赤字问题中都并未出现崩溃的危机,关键在于95%的日本公债由本国持有。日本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仍一直稳定在略高于1%的水平,这意味着日本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借入资金。

  日元展现出惊人力量的一个原因是,市场猜测面临重组费用的跨国公司、保险公司和投资者将可能出售海外资产,并将所得收入转换成日元在本土进行投资。还有一个技术方面的原因。许多对冲基金在贷款利息较低的日本借入日元,然后将它们投资于货币利率较高的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日元套利交易战略。

  在地震灾难增加了日本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后,其中许多对冲基金都决定放松他们的交易,这意味着抛售外国货币和买入日元。全球外汇交易公司的货币研究主管凯西表示:“很多人使用日元作为融资货币,它的费用几乎为零。但当需要突然出售高风险的投资时,你就需要购买日元来覆盖。

"A lot of people use yen as a funding currency," says Kathy Lien, director of currency research for Global Forex Trading in New York. "It costs next to nothing. But when you have to suddenly sell those high-risk investments, you need to buy yen to cover."
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11_14/b42220156428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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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3-28 周一, 上午10:28    标题: 引用回复


或许我们又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

lucky99star : March 28, 2011, 9:18 am


回顾20多年前,日本的经济奇迹和财富增长红得发紫,GDP超越苏联,成为世界第二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影响数百万人,苏东剧变,冷战铁幕悄然去除
世界格局为之剧变,日本开始失去的n年...
而今,中国的故事大家很熟悉,也开始在GDP等方面超过日本
福岛核危机震惊世界,茉莉花在中东盛开,威权主义们如丧考妣...
半年前,又有谁会料到当前的变化,今明两年,又会发生什么呢?
或许20年后回看现在,又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
群众们总是茫然不觉,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从历史的眼光看,日本的崛起,是冷战溢价的体现,也有人口红利等的贡献
这些都在1989到达顶峰,是共业,冷战结束后,受益者是谁?基本逻辑是?
美国之外,撤出日本的游资那时也向着低人权区域进行转移,转移也包括几波反复
也造就某些经济体的“伟大成就”,也跟人口结构等其他条件也关

A股并不具备上升空间
中国的情况,很像1989的日本,无论是股市还是楼市都不乐观
在全球来说,很可能像1929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一样,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结束后的长期历史调整

而今,在人口结构、日本变化等因素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基本格局的变化
反恐问题和中东剧变背后的人权问题,特别是世界对人权问题的态度变化
包括互联网时代,交易成本下降对整体政治经济制度的冲击甚至颠覆...
大家可以深入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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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3-28 周一, 上午10:43    标题: 引用回复

总的来说,美国现在走大运,日本遭灾,欧盟停步,中东始乱,中国通膨,而美国自己
经济复苏,就业上升,投资信心恢复,不远将来,美国将进入全新的经济增长周期。
密切注意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海外移民政策,这是外资的入口。


长期趋势:iShares Dow Jones US Home Construction (ITB) vs iShares Dow Jones US Real Estate (IYR)







日本东宫城县当地时间11日下午14点46分发生里氏9.0级地震,为日本史上最高震级的地震,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地区都有强烈震感。


一年走势:NIKKEI 225 INDICES vs CurrencyShares Japanese Yen Trust (FXY)




一年走势:iShares Japan Index (EWJ) vs ProShares UltraShort Japan (EWV)




长期趋势:NIKKEI 225 INDICES (MAX) vs Japanese Yen USD/JPY (5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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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由纯属误会于2013-2-16 周六, 下午1:21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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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3-28 周一, 上午11:21    标题: 引用回复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The ever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global society requires highly competent, impartial, and sophisticated govt to function.
And the cost of maintaining the complexity is very high (exponentially high).
The past exponential economic/technology growth is just not sustainable so it has to collapse.

Think about it this way:

How many man powers are simply spent in maintaining the social machine just to keep it running?
All the govt employees, military, lawyers, wall st, accountants, compliance, etc.
They generate 0 and their function is simply keep the system from collapsing.

At least i feel the complexity of today's society is even beyond average people's grasp:
a farmer's income is affected by China's car ownership,
the fate of a profess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unlikely development (e.g. programmer profess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India's rupee rate) etc,
not to mention the tax code we have to deal every year...

The risk/reward used to be correlated to one's own endeavor and is not so anymore, which distorts the feedback loop.
So the story is that too much complexity kills the system.

u did not realize, if rupee is 100:1 to USD, all the programmers will be laid off in the US, maybe permanently.
All your career is destroyed, along with tsinghua, mit education...

that is why the companies fate are also very much out of their control.
maybe the 90% of the performance is determined by the index, sector etc. and 10% is related to management ability/luck.

the turning point of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y is not far from us.

The sign is:

Massive random money/fortune shift for no apparent reason.
We see maddoff, wall street greed, China's rise, etc. and your classmates becoming billionaire type of things is no news....

In 2006 i foresaw the coming financial calamity and its scale. in 2011 I foresaw the collapse of modern society.
not in the form of war, or hunger, but rather in the form of chaos and instability world wide.

all of the world, incl. usa, japan, china, all of them.
only Africa will shine in the end.

The more complicated the society is, the more opportunity to steal and the harder to prevent such stealing.

case in point: wall street's swelling.
In the end of the day, it is like cancer, ultimately destroying the whole system.

u will see in 5 years, Chinese will be smuggled to Botswana, instead of NYC.
The ppl in botswana will make more than you average programmers in the US. just wait for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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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3-29 周二, 上午12:57    标题: 引用回复


日本惊现致命核辐射 日元避险地位分崩离析

日本新闻网|2011-03-28


周一(28日)在全球其他地区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的背景下,日本福岛核电站外围附近被检测出致命核辐射,令日本经济复苏更蒙上一层阴影,日元兑所有货币下跌,同时日元的避险能力或已分崩离析。

福岛外围惊现致命核辐射

今日首次检测到日本福岛核电站区域外核辐射水平已足以致命,如此高的辐射水平出现在核电站附近的庄稼地、东京向南220公里的水源供应地以及其他区域。

资本市场货币交易公司Tempus Consulting Inc。驻华盛顿高级副总裁Greg Salvaggio表示:“目前美元/日元的走势与日本核泄漏时间息息相关。”

Salvaggio称:“随着索赔的人数不断增加,保险公司深知他们将不得不支付巨额的赔偿,而令人担忧的是,日本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这种状况。”

日元避险地位或已分崩离析

Salvaggio还称:“考虑到日本目前的核危机,我认为日元的避险能力已经被瓦解,而与此同时瑞郎的避险霸主地位将日益坚固。”

目前美元/日元交投于81.70附近,较上个交易日上涨0.37%,汇价最高触及81.84,最低下探81.29.

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透露,出于对G7联合干预的担忧,美元/日元有所止跌,同时海外资金回流的传闻也不功自破,现在应该重新关注日元的负面评论。

该行认为,若之后没有进一步美元/日元的利空出现,则美元/日元将会止跌并上涨。

美元/日元82-83关口有强劲卖压

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表示,尽管美元/日元盘中刷新10个交易日以来高点81.84水平,但汇价尚未降低下滑风险。

该行同时表示,美元/日元只有突破下降趋势线压力82.50水平方能缓和汇价跌至历史低点76.51水平。

另外,瑞穗实业银行(Mizuho Corporate Bank)副行长Yuichiro Harada表示,美元/日元的涨势可能在82.00遇阻,此处有日本出口商的卖盘,83.00处的卖压可能更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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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4-05 周二, 上午8:37    标题: 引用回复

纯属误会 发表于 : 03/24/11 09:29 写道: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写道:

未来廿年,中国经济有潜力以年均八%的速度增长;二○三○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可望一举超越美国,跃升成世界第一,
且经济规模可能是美国两倍,人均收入成长至美国一半。林毅夫这项评估较一般预测的二○五○年,时间大幅减少廿年。

I don't believe that China's ultra growth would be sustainable in coming years.
The bottle neck must hit at the time when share of world usage exceeds 61.8%.
So the margin for expanding is fairly thin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level is around 50%.
From common sense point of view, I agree with imagine's assertion that 林毅夫 is 猪头. :pig:









中国正处在“大减速”边缘 同样将撼动世界

《环球邮报》|2011-04-04


加拿大3月31日载文《为何中国经济可能不久后将“踩刹车”》,摘要如下:

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一切均基于惊人的GDP增速。但如今,中国可能正处于大减速的边缘。




长三角集体调低GDP增速 中国经济“龙头”开始减速。

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做出重大改变。其政府未来五年计划中有两个当务之急:保持价格稳定和促进消费。其中,后者一直是对华贸易存在大幅逆差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最关心的。这是个重大改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佩蒂斯说,在上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增长还照常是最重要的。引人注意的是,中国把年均增长目标从7.5%降低至7%。当然,年复一年,过去中国均毫不费力取得了两位数增长。但佩蒂斯认为这样的日子将告一段落,“经济人士越来越担心有些事会发生改变。”事实上,中国总理曾表示,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实现7%的增长并不容易。

自中国开始释放市场力量以来,它就一直处于投资拉动型的经济繁荣中。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大卫.贝姆称,中国的超级增长不会一直持续。他说,当初日本也曾保持两位数增长,而后逐渐停止,到上世纪 80年代中期达5%至7%,虽依然强劲,但不再那样引人注目。韩国的发展历程也大体类似。日本的经济增长是由银行“大规模超贷”人工催生的,并最终导致了股市和房市泡沫。如今,中国正通过同样手段维持增长引擎运转,“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金融过剩所人为支撑的……”

中国的快速增长是受奥运场馆、高铁、机场等投资所驱动。佩蒂斯担心,最近的扩张势头可能带来新一轮的呆坏账。谁将为此埋单?中国的中产阶级?农民工?农民?抑或中国将利用庞大外汇储备拯救银行?

这一切均使得中国政府的第二个重中之重----―促进消费变得愈发困难。中国领导层知道,持续投资将抑制消费增长。对投资拉动型经济而言,你很难知道何时应该停下脚步。许多国家都走得太远,最终将面临艰难调整。贝姆认为,“中国超级增速的黄金阶段似乎将告一段落。”就像中国近来的崛起一样,这同样可能撼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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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7-11 周一, 上午9:20    标题: 引用回复


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

汪晖:清华大学历史系,100084 《开放时代》2009 第3 期 p21


[内容提要] 琉球问题不仅在于美军对琉球的占领、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独立这样的问题,而且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种历史关系的转化。这个转化是普遍的,这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框架给定的法则。琉球问题提供了思考近代民族主义历史、帝国主义知识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在冷战构造里面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在后冷战的时代,为什么亚洲地区的冷战并未彻底终结?从琉球的角度追问也提供了理解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独特视角。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Ryukyu lies not only in the U. S. occupation of Ryukyu, or in such questions as whether Ryukyu is a part of Japan or it is independent, but also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such a change in its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Such kind of change is actually universal and is a rule prescribed in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nationalism. The problem of Ryukyu has provided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What does it mean in the context of cold war? Why does cold war still persist to some extent in the Asian region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Probing into the problem of Ryukyu may provide us some insights into cold war and the post-cold war situation.


一、从北海道到琉球

  2005年秋至2006年春,我在东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有六个月的时间。2005年10月,在尾崎文昭先生的安排之下,我们一起去了北海道。2006年春天,我和村田雄二郎教授商量,先后访问了广岛、琉球等地。从最北端到最南端,我终于对日本有了一个整体的印象。怎么理解日本,过去是书本上的想象,虽然我多次访问日本,但基本上在东京——京都沿线。有一次,沟口雄三教授带我去新泻县的佐渡岛,穿过了川端康成《雪国》开头描写的那个“长长的隧道”。沟口先生对我说,如果只是在太平洋方向理解日本,就只能知道“表日本”;到日本海,才能理解“里日本”。后来他还曾带我去日光访问,也是要让我对日本的表与里有个理解。但现在我觉得,要是不到北海道和琉球这两个明治时代才被纳入日本版图的地方,对于理解现代日本而言,也是很大的缺憾。

  先说说北海道。过去读日本的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了解到日本的所谓现代化和“尊皇攘夷”的思想及其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尊皇攘夷”到19世纪后期越来越像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渗透,但其早期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的。在北海道旅行,站在鄂霍次克海峡的边缘,最为强烈的实地的观察和感受,就是它在中、日、俄之间。北海道的许多现代建筑,银行、渔港、渔业仓库和比较重要的交通设施都是在1906年开始建设的。很显然,这是因为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对自己有了信心。在这之前,北海道已经被殖民化,但没有大规模开发,到这个时期经过日本的现代化一波,经过了甲午战争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有了跻身于列强的资本,也可以说日本的帝国主义性格在那个时期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膨胀。这是日本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尾崎文昭先生后来推荐我读一本叫做《日俄战争的世纪》的著作,作者是山室信一,他将20世纪的日本历史与这场战争及其后续性发展关联起来,我觉得很有洞见。

  回到东京,我和沟口(雄三)先生谈过一次,还和东京大学做明治史的三谷博教授交流过。他们两位都认为这个观察有道理。日本学术界谈到近代化的问题,多半会谈到美国与日本开港的关系,太平洋战争,以及面向太平洋的问题,但俄国问题也是牵动这个地区的最深的核心之一,不仅学术著作,甚至一般大众读物,叙述幕末到明治时期来自俄国的压力以及与俄国的决战(日俄战争),也是不可或缺的主题。比如司马辽太郎写日俄战争的多卷长篇的《坂上的云》,就流溢着一种回味光荣记忆的感觉。正是这种光荣记忆为日本加速向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转变找到了正当性。当然,这里谈到的俄国的历史,不是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历史,后者就像在今天的中国一样已经被推到后台去了,甚至连日共的叙述,都刻意和苏共(也包括中共)撇清关系。

  我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1905年的战争和中国太密切相关了。没有1905年的战争,不会有第一次俄国革命,没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俄国革命,革命的观念是否会在中国普及,辛亥革命会不会按照这个速度和方式爆发,都是可以重新思考的问题。辛亥革命爆发后仅六年,十月革命爆发了。十月革命对于国共两党影响都很大,2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没有十月革命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围绕着俄国、日本、中国和西方世界,这个区域是20世纪的开端之一。北海道也许是理解这个区域现代动力的很核心的一个环节。由这个环节呈现的地缘政治关系被当代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描述推到后台,但从未也不可能真正消失。过去30年当中,苏联垮台了,即便在中国这个深受苏联影响的国家,历史研究的中心也完全转向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但重新构筑理解20世纪的思想视野十分重要,而从北海道的角度观察,这个历史线索变得十分清晰。

  后来是去琉球,去琉球之前,我们先去了岛根县立大学,然后去了津和野。津和野是当年成吉思汗蒙古军队要进攻的地区,远远的山上还可以看到当年构筑的军事工事。这个地方是明六社{1}的重要人物西周的老家,也是著名作家森鸥外{2}的故乡。他们是亲戚,都住在一个小镇里,那里已经很靠近广岛了。那个小镇出了很多人,除了西周和森鸥外,东京大学的地质、医学等几个标志日本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学科的领军人物,都是出自这个村镇。

  我们从那儿到了广岛。我现在的脑子里对琉球的印象是跟广岛联系在一起的。广岛,首先是原子弹爆炸的地方,当然要去看原子弹纪念馆。广岛是核时代的第一个受害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纪念馆中陈列的场面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我由此也理解了日本战后和平运动的深刻基础。我后来也多少了解到,围绕广岛和平纪念馆的争议,包括它的纪念碑上的碑文的叙述,一种所谓模糊性(ambiguity)的叙述,引发了人们对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再思索。基本上,广岛的叙述一方面是和平,一方面是受害,这两个是最清晰的形象。当然,广岛是1894 ~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大本营,太平洋战争中,这个城市也是军事和军事工业基地。在广岛不远的岛上,不但有日本四大神社之一——严岛神社,也陈列着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军舰的锚,提示着日本帝国的军事胜利。老实说,我路过那里时心里很受触动。在近代日本历史里,广岛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城市,由于核爆炸的创伤太巨大,所以那个背景(甲午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淡化了。这也是为什么确实有很多中国人到广岛以后心情很复杂,这跟日本人的感受有差别。在这点上,就广岛跟战争的特殊关系而言,这个城市本身有着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双重身份。但是,如果我不去琉球的话,我不太能够感觉到这个复杂性,因为广岛的纪念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就是说,广岛的纪念就是一个核爆炸的受害纪念,就是对和平的诉求,历史的复杂性似乎有些被简化了。

二、琉球的战争记忆

  琉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抵达琉球后扑面而来的是覆盖在岛屿中心位置的嘉首纳美军基地。琉球的天空蔚蓝,海洋辽阔,但军机在天空盘旋,缺少的是宁静。军事设施是琉球的最大景观,而这个岛屿的灵魂却是对战争的悲悼和记忆。去参观琉球的和平纪念馆的时候,我比较了一下它的解说词,比较早的解说词和现在的解说词是有变化的。应该说,更早的版本的解说词更彻底一些,尤其是它揭露日本当年帝国主义历史在琉球造成的问题的部分,我觉得很全面。现在的解说词内容跟原来有一点差别。这是年代的变化和历史记忆的变化造成的。我相信也是琉球地位的变化——回归日本之后发生的变化——造成的。总之,它的叙述发生了变化。但总的说来,琉球的战争记忆比广岛更为复杂,似乎也更为深刻。琉球的和平纪念馆的墓碑和日本其他地方的墓碑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把当年很多不同国家的士兵的纪念碑和日本士兵的纪念碑,还有平民的(不仅是美军进攻时死亡的平民,也包括那些被日军当作炮灰和以间谍罪处死及被骗、被逼死亡的平民)的纪念碑都放在一起,这是日本本土没有的,比如说广岛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原因是琉球是日本土地上唯一的真正的地面战的战场。这个墓碑的安置一下子就把战争的多重性表现出来了。敌对的死亡者和无辜的牺牲者如今安卧在一起,昭示着这场战争的残酷。在这个意义上,全面地呈现战争的图景、追问战争的责任比单纯地展示创伤要有力得多。这里顺便说一下地面战的形式所造成的战争记忆的差别。2006年我在接受《朝日新闻》有关中日间围绕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争议的采访时,特别提到了地面战与其他战争形式之间的差别。地面战将残暴和恐怖拉长,它留给琉球人的记忆就要比其他日本地区深刻得多。而在中国,地面战不是持续了3个月,而是持续了14年之久。

  第二个不同之处就是琉球人的记忆,也就是有关琉球平民死亡和许多琉球人在战争的最后一刻自杀这个记忆。除了和平纪念馆外,我曾访问一个纪念集体自杀的女生群体的姬百合纪念馆。在琉球人的记忆中,姬百合的死是战争残酷性的最典型的代表——这些女生不是死于美军的炮火,而是死于日本统治者的欺骗和恐吓。据说有位教师劝阻学生自杀,他后来成为琉球政治运动的风云人物。这种事件的记述在琉球的纪念馆里面很多,我相信这个历史本身迫使琉球、琉球人追问在这场战争中、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刻琉球人的位置。也就是说纪念这场战争,纪念这场战争的受害者,重新回顾(灾难),琉球人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的一份子,还是作为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制拖入战争的被殖民者参加到这场战争中来的?在回顾战争的时候,琉球人是作为一个日本国民呢,还是从另外一种身份来叙述?琉球社会运动的这一追问本身有其深远的历史依据,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再谈。  

三、战争 / 冷战与琉球身份的政治性

  我们今天一旦谈到身份,就会谈到民族,谈到认同这些问题,因此它往往跟民族主义的问题关联在一起。从某个角度看,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琉球人对身份的追问是跟对战争责任的追问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身份的追问首先是一个政治性的追问,而不是一般地回到族裔身份政治的追问。我重视琉球问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琉球对于身份的追问力图穿越战争与冷战的意识形态,寻找一种重新理解历史的政治视野。将琉球身份作为一个政治性的视野去理解战争和灾难,这和一般性的退回到民族身份政治是非常不一样的。重要的是:究竟退回到怎样的过去?区分你我,通过排斥性来建立自我,这是民族主义政治的特征,但这个区分对于解释战争和冷战、对于解释当代琉球的命运,尤其是对于解释琉球的历史,不但不够,常常也掩盖了历史的图景。跟一般的民族主义政治往往呈现出的去政治化的特点做个比较的话,琉球对身份的追问是要让战争记忆重新政治化。身份问题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是和战争记忆的政治化密切相关的。

  这一点很关键。如果对于战争的记忆简单地定格在和平和受害之间,而不是深入战争发生的全部过程之中,没有真正的历史分析,就会将悲剧放置在一种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的框架下。但如果有琉球式的追问的话,就会把这个战争的悲剧重新历史化,也就是重新政治化。在这个政治分析中,不放过具体的历史关系和历史责任,并沿着这个线索解释战争悲剧的成因。这样的分析就不是站在抽象的和平主义立场上,而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建立一个政治的视野来观察这场战争。琉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涉及身份问题,但并未将问题限定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对琉球身份的追问本身就暗含着对整个民族主义的历史及其创造的规则的质疑——琉球的历史地位无法放在单纯的美军占领与归还日本之间加以叙述。

  在琉球期间接触到琉球的很多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人士,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从他们的经验层面也提到这些问题。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台湾早期的族群政治与台湾社会的民主问题有密切的关联,早期的民进党有左翼的倾向。但是,当台湾的族群政治蜕化为典型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身份政治的时候,本地人、外省人这类论述就完全两极化,也就是去政治化了。这一方面是民主运动的去政治化,一切社会问题都被组织在族群对立和两岸对峙的框架下,从而政治空间无法展开;另一方面又是对近代帝国主义创造的民族主义逻辑的复制。就我所接触到的琉球运动而言,他们在这点上非常不一样。

四、两种身份政治与“美国性”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台湾社会运动与琉球社会运动的差别,恐怕还需要讨论琉球与台湾在太平洋战争与冷战中的不同地位:尽管琉球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太平洋战争的受害者,但它在战前已经是日本帝国的属地,在战争中是作为盟国发起地面攻击的首选地点的“敌国”之一部分,而台湾先是日本殖民地,战后由国民党政权统治,成为美国之“盟国”系统的一环。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台湾与琉球一样都是遏制中国的前哨阵地,不沉的航空母舰,但台湾分享着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权利,而琉球则处于美军的军事占领之下。在冷战格局中,琉球作为被占领地与反共前哨阵地的双重角色与台湾作为二次大战的胜利者(即所谓“盟国”之一员)的角色有着深刻的差别。台湾的民主运动包含着多重的内容和复杂的构成,不能一概而论,但它的主流——尤其是精英部分——深受冷战时代的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民主追求很少指向冷战构造本身,也很少琉球社会运动的那种检讨自己在冷战构造中的位置的冲动。将民主问题与对中国大陆的日渐强烈的敌意连接起来构成了台独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民主的“冷战化”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要点之一,其锋芒所向正是中国及其政治价值;我们今天也可以在中国大陆发现这种“冷战化的民主”的阴影,将这种阴影概括为中国知识分子言说和运动中的“美国性”大概是准确的。与此相对照,琉球社会运动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想象——这种想象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实践相吻合是另一个问题,但这种想象本身表明了冷战格局中琉球社会运动的“反美国性”。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也是我所谓琉球视野的重要性的根据之一。

  琉球问题的另外一面在于琉球的政治运动、反战运动或者反美军基地的运动,是以战后特殊的被占领状态为前提的。这个特殊的被占领状态是冷战的基本构造的产物,而这个冷战的特殊构造直接源于日本近代帝国主义,是它的一个后果——从某种角度说,还是主动的或半主动的后果。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即美军的占领跟近代日本的扩张是不同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是相互关联的。这个关联使得今天琉球的社会斗争和政治运动,清楚地把整个20世纪的历史凝聚起来。在其他地区的社会运动里面,由于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样的关联不那么清晰了。在21世纪的所谓后冷战时空里面,一个典型的20世纪冷战构造,连带着20世纪前期的帝国主义遗产,都在琉球的现实政治关系里面清楚地呈现出来了。琉球的斗争因此跟很多地区的社会斗争很不同,在我看来,新自由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都带有不同的去政治化的特点,但琉球的政治斗争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我发现琉球不断地叙述历史记忆,帝国主义的历史、二次大战的历史、冷战的历史、琉球的地位、安保条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所有构成20世纪最重大的政治因素没有一个在琉球当代的语境当中完全消失,这是其他地区很少见到的情况。我们今天当然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已经终结了。构成20世纪历史的那些主要的政治特征——阶级斗争、革命运动、20世纪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占领之类的这些问题,虽然现在有新的情况,似乎都消失了,转化到别的一些关系里面,霸权是存在的,形态变了。可是琉球,虽然融汇了新的形态,但是它的基本构造是旧的——在我看来,正是这个构造的“旧”,造成了琉球社会斗争的“新”。琉球的斗争与20世纪的历史之间的关联性很突出,这就使得它能够很清楚地凸显21世纪里面的霸权构造的历史性,否则我们看不清楚。

五、从“琉球问题”透视全球资本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好像已经变化很多,但它的基础性构造——对政治、军事和文化霸权的依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伴随着金融资本主义、尤其是虚拟经济形态的出现,传统资本主义的许多特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许多现象远远超出了19世纪、20世纪政治经济理论的描述范围,以至我们常常感到把握那些基础构造的困难。它们真的消失了吗?琉球问题清晰地告诉我们,包括今天美国的金融霸权和诸种霸权都是建立在它的军事霸权和国家霸权的基础之上。没有这样的霸权,任何金融性的、市场性的霸权都不存在,都会土崩瓦解。琉球的这个格局最清晰地暴露了这一点。今天亚洲在整个世界金融危机当中所处的地位,中国大陆、日本和台湾,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不断地购买美国债券,这些现象的确是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其新在何处,但美元霸权的基本前提是它的军事霸权、政治构造和世界形势。没有这样的前提,什么都不存在。如果没有琉球问题——当然,我们在它的后面可以添加许多地方,比如北朝鲜,比如古巴,比如伊朗,比如前南斯拉夫,比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当然还有巴勒斯坦和中东危机等等,新自由主义叙述很容易被接受。可是如果放在琉球和这些地方的语境里头,看不出来它能被接受的条件,因为那个清晰的霸权构造依然存在。

  琉球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人士写的文章很少有其它的地区——包括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社会运动和知识分子论述的那种模糊性和暧昧性。在日本,我们常常听到暧昧的日本这个说法,但琉球的社会运动一点也不暧昧。琉球的政治斗争,不管里面有多少分歧,基本问题是很清楚的。这点是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整个社会运动都面临着我称之为“去政治化”的危机。但琉球的社会运动凸显了它的政治性,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

  当代琉球的社会斗争与20世纪帝国主义历史、冷战的历史构造及其在后冷战时代的后果有着清晰的关系。军事的霸权同时渗透着劳动的关系、土地的关系,牵扯到日美关系、安保条约和军事同盟,连带着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越南、朝鲜的周边关系。从琉球的视野看,所有这些关系都以军事霸权为轴心,以战争和冷战时代形成的地缘政治关系为构架。总之,这个时代的政治军事构造赤裸裸地呈现在这个群岛的空间里。琉球人的社会政治运动和他们对自己命运的追问,把这样的政治关系给凸显出来了。琉球虽然是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的很小的群岛,但是要想理解琉球,就必须把它放在如此复杂的关系里,所谓琉球问题当然不是单纯的琉球问题,而是这一复杂关系的凝聚。在这个意义上,琉球问题甚至也不是东亚的问题,它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发展在这个区域上集中的一个展现。琉球问题与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周边区域及后冷战时代的霸权构造关联在一起,未来日本在这个区域的角色也取决于这个构造的变化。正由于此,除了直接的反战运动和反(军事)基地的运动之外,琉球也在认识论上或者说历史认识上提供了一个角度或一个视野,让我们重新看待这一段历史——区域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

六、“琉球问题”、区域关系与19 ~ 20世纪国际规则的巨变

  琉球问题的另一个特殊性可以追溯得更远一点。19世纪,西方民族主义通过帝国主义扩张而对亚洲区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在区域内部或亚洲社会内部也产生了相应的民族主义动力,但一种新型的主权国家类型是在欧洲的影响下诞生的。亚洲区域的一些新的主题或者新的角色就是这一新的权力关系和新的合法性知识的产物。琉球是一个特殊的王朝,始终保持着与中国的朝贡—藩属关系,为了维持其地位,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形成双重朝贡模式。无论当时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具体状况如何,在亚洲区域的历史关系中,琉球的地位是由一个完全不同于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模式维系着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关系。这套关系,我们姑且用朝贡这样的概念来叙述,通常来说不构成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无论怎样叙述,民族主义关系是把过去的这套传统关系彻底打破之后才能形成的关系。因此,日本对它的控制不是在原有的关系模式之中,而是在新的关系之中,是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之中了。

  事实上,19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不仅是中国与日本在这个区域的霸权地位的变化,而且是一个普遍性规则的突变。这个规则性的突变不能一般地用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来描述,因为它指的是构成这些地区政治实体和社群关系的基本原理发生了断裂和转变——没有这个断裂和转变,我们就不能理解琉球的近代历史、不能理解甲午战争和台湾的割让、不能理解朝鲜半岛的殖民化、不能理解满洲国的建立与垮台、不能理解“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军事逻辑。1871年12月23日,明治政府派遣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为副使的政府代表团,历时一年零十个月,历访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等十二个国家,据说使团耗费达100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总收入的2%以上)。{3}在《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事由书》中,明治政府规定岩仓使节团的任务之一,便是 “向各国政府阐明并洽商我国政府之目的与希望”,以便“依据万国公法”,“修改过去条约,制定独立不羁之体制”。{4}1873年3月15日,岩仓使团拜会德国首相俾斯麦,这位铁血宰相对近代日本思想的影响不容小视,大久保利通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俾斯麦以弱小的普鲁士向大德意志帝国的转变为例,对使节团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此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利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更动,若于己不利,则翻然诉诸武力,固无常守之事”。{5}大久保利通给西乡隆盛写信说:“听了俾斯麦的一席话,开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6}

  这件事对日本影响至深,{7}并不限于日本自身的富国强兵,因为明治政府利用西方国际法规则争取生存空间的努力在亚洲地区一变而为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逻辑。太平洋战争正是这一扩张逻辑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同一扩张逻辑发生正面冲突的结果。明治初期,日本多次遣使来华要求仿照西方各国的条约与清朝签订通商条约,这一签约诉求背后隐含着对朝鲜、琉球等地的扩张欲望。明治初期的“主政者岩仓具视、木户孝允等的一个政策,就是向中国和朝鲜发动侵略,特别要用倒幕后的军队去远征朝鲜,借以巩固中央政权。当时朝鲜在名义上称为中国的‘属邦’,日本政府派代表到朝鲜要求开港通商,朝鲜方面要日本先与中国缔结条约,然后再和朝鲜订约。日本政府在这时积极进行中日通商条约的缔结,一面是为了缓和国内的矛盾,同时也为了由此取得进入朝鲜的一种资格。”{8}从这个逻辑看,那种将太平洋战争(“争取生存空间”)与“大东亚战争”(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和殖民)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战争的叙述逻辑是不成立的。

  在寻求适应国际规则变化的过程中,日本自身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需要建立自己新的地基,它的扩张性越来越强,而利用当时的区域关系,逐渐把琉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是这一扩张性的具体体现。日本的扩张并不始于明治时代。例如圣德太子之前对朝鲜任那的占领、丰臣秀吉对朝鲜的征战并欲借势席卷大明和印度的对外军事行动,都是早期扩张的明确例证。明治之前,日本没有吞并琉球,也主要出于德川家康对大明的恐惧和经贸利益考虑,而郑经派手下萧启帮助日本袭击琉球赴清国朝贡船,也是在这一状态下发生的现象。这也意味着在日本历史内部存在着与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动因。但是,除了扩张的内部动力之外,我们其实还需要问一问:明治日本是用什么样的原理来统摄这些地区的?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扩张主义有了哪些不同以往的特点?我认为自觉地利用新型的国际规则就是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依据的是英国惠顿的国际法原理,首版于1864年,很快传播到日本。这是西方民族国家的逻辑进入这个区域在知识上的表现——中国人、日本人被教导说,中国、日本与西方的矛盾和冲突来源于自身对国际法缺乏了解与知识,而新的变革需要在这个方向上逐渐地展开,将自身确立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即奉行国际法的民族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明治初期的日本同样受到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却力图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朝鲜等地扩张。其实,在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之前,日本就已经在努力模仿西方列强的模式,并在周边关系中加以运用。例如,就在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谈判过程中,日方力争的已经是“约同西例”,而中方拒绝的是利益“一体均沾”的字样。清朝开始希望维持原有的区域关系模式,但奈何“各使动称万国公法,我即以公法治之”,{9}欧洲帝国主义的国际法遂逐渐成为主导东北亚区域关系的基本框架。岩仓使团回国后,一度抑制“征韩论”,除了出于“内政优先”的考虑外,恐怕也有在新规则下重新规划对朝鲜等周边地区的扩张策略有关。

  日本在占领琉球的历史过程当中,两者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琉球群岛由大隅诸岛、吐噶喇列岛、奄美群岛、冲绳诸岛和先岛诸岛组成,面积不大,约4500平方公里。琉球向中国王朝朝贡的时间可以追溯至1372年(明洪武五年)的“三山”时期,这个群岛上的中山率先向明朝贡,山南、山北随后跟进,这三个小王国分别受到明朝册封。15世纪初,统一的琉球王国形成,继续向中国朝贡。17世纪初,即1609年,日本萨摩藩(岛津氏)武力征服琉球,琉球王被迫向日本暗中称臣,并在奉中国正朔的状况下,向日本交付沉重赋税达二百七十余年。琉球王国与明朝和萨摩藩(乃至江户幕府)的双重朝贡关系形成,但琉球国王仍受中国王朝册封,直至清代。我在琉球王宫访问时,见到明清两代回赐的物品,尤其是船只,琉球王宫中也陈列了接待中国钦差的仪式的画面。日本明治政府先是在1872年10月废琉球国为琉球藩,继而在1879年3月派兵入侵琉球,设置冲绳县,琉球从此沦为日本“本土”的一部分。{10}琉球很弱小,就跟不丹、锡金等喜马拉雅山麓的王朝一样,这些很小的政治体,为什么从来都能够存在于几个大的政治体之间而不必一定要变成一个大的政治体的一部分呢?为什么在进入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些小型王朝就逐渐地转变为民族国家的一个特定区域呢?是什么样的文化、政治和制度的灵活性能够提供小的政治共同体的相对独立,又是什么样的文化、政治和形式化的制度最终以主权的名义将这些共同体收编在一个形式主义的主权概念之内呢?这些问题并不是日本一个国家的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没有发生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但都处于同一个转变之中,在其复杂的内外关系中,不可能自外于这些危机和挑战。

  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周边,如今常常被归纳在朝贡体系范畴的政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完全不一样。朝贡关系中也有内外,但与主权概念下的、由边界及边界内的行政管辖权等概念所划定的内外关系不同,前者的亲疏远近与后者的内外二分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在前者的亲疏远近关系中,内外之间有相当的模糊性和弹性,而后者的区分更为刚性。按照主权原则,内外的严格分界产生了独立与统一的绝对对立,其间没有模糊地带;而朝贡关系更像是一种亲疏远近的关系、一种由参与者的实践相对弹性地展开的关系,因此,朝贡关系并不等同于一种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内外关系。当然,朝贡关系与条约关系的差别是一种规范性的差别,在实际的历史关系中,两者之间也存在着重叠之处。我曾经将这种重叠关系归纳为王朝历史中帝国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双重过程,即王朝的内外关系包含着多重的模式,往往因具体事例而定,同样被归纳在朝贡关系的范畴之下,实质的内涵并不相同。{11}例如蒙古、西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不同于清朝与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后者与近代外交关系相仿佛,而前者则不能用外交关系加以比附。王朝体制内的蒙古八旗制、西藏噶厦制、西南各土司制均各有不同,即便是藩属关系,也往往因各种历史条件的差异而并不一致——朝贡体制不是一种规范式的、整齐划一的制度,而是一种较为灵活的联系模式。

  在民族主义的时代,某个区域或者是某一政治体的一部分,或者是主权独立的,不存在既不是一部分又不是独立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联系或模式,这也就意味着传统联系模式的瓦解。日本对琉球的殖民以及1874年第一次对台湾的攻击就意味着亚洲地区长期行之有效的一套联系和互动的法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是一个王朝吞并另外一个王朝的过程,也不仅是中国与日本两国之间力量消长的产物,而且也是一种普遍规则的突变。日本对朝鲜的入侵、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正是这一普遍规则突变的序列性的呈现。早期欧洲的国际法其实就是帝国主义的国际法,日本正在力图运用这个规则跻身于欧洲帝国主义的行列。在这个新时代,一个政治体对另外一个政治体的占领和攻击,其合理性和合法性诉诸于一个全新的法则,旧有的规则不再起作用了。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件。琉球问题就其根源而言是日本内发的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法则的普遍化这一双重过程交互重叠的产物。

七、帝国主义国际法的最初运用

  中日第一个修好条约批准交换后一年,1874年,日本以1871年11月间遭遇飓风的琉球渔民和台湾山地民的冲突(死54人)为由,发起对台湾的攻击。日本先是用琉球事务来跟清政府打交道,而后又试图以此为跳板对台湾进行攻击和扩张。在发动战争前,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抵达北京请求觐见,并遣副使柳原前光就此责问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等,要求清政府处理、惩罚这些跟琉球渔民发生冲突的台湾山地人。毛昶熙答云:“‘蕃’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未之闻,夫二岛俱属我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显然不承认日本对琉球的统治权。他同时又指出:“杀人者皆属‘生藩’,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指北海道的爱摩人——作者注),美国之‘红藩’(指印第安人——作者注),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12}清代中国有多重的法律关系,比如说有大清律、蒙古律,在西南有土司制度,在西藏有噶厦制度,在台湾,生番和熟番是区别对待的。这一独特的王朝制度产生于所谓“从俗从宜”的治理策略和各个地区长期的政治—文化关系,并与王朝政治的“对外关系”相互连带。1874年战争爆发后,总理衙门于5月11日照会日本外务省云:“查台湾一隅,僻处海岛,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以法律,故未设郡县;即《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实系中国所属。中国边界地方,似此生番种类者,他省亦有,均在版图之内,中国亦听其从俗从宜而已。”{13}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严格的内外分野但同时又包含着多重差异的制度形态和关系模式。这个多元性的法律政治制度仍然是一种统治和支配制度,在这一多元政治条件下,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支配和战争,但就其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灵活关系而言,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不是将这一制度理想化,而是从一个历史的视野反思现代政治制度在保持多样性方面的缺失,追问为什么这样的政治联系的模式在民族主义时代难以为继,为什么民族主义的模式如此强烈地要求内部的统一性、单一性和清晰的内外关系。

  总理衙门大臣在清朝视野中所说的这个内外的问题到了明治日本的台湾叙述中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总理衙门大臣所谓“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内,指的是清代非常独特的法律制度,就好像说内地的法律与香港特区的法律有差别,但这个差别并不构成香港的主权地位的根据。但日本将大清律与当地习惯法的关系解释成主权意义上的内外关系。1874年2月6日拟定的《台湾‘蕃’地征伐要略》称:“台湾‘土蕃’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是以报复杀害我藩属琉球人民之罪,为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而征‘蕃’之公理,亦可于此中获得主要根据。”“清国如以琉球曾对该国遣使纳贡为由,发挥两属之说,以遑顾不理,不应酬其议论为佳。盖控制琉球之实权在我帝国,阻止琉球遣使纳贡之非礼,可列为征伐台湾以后之任务,目前不可与清政府徒事辩论。”{14}

  日本的策略是将进攻的地方与台湾分开,借口“土蕃”为无主的“化外之民”,以此论证对于台湾山地人的攻击不是对大清的攻击。这个说法与清朝的立场完全对立。这里不妨引述李鸿章与新任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的对话说明各自的立场:
  
  ……问:你们如何说台湾生番不是中国地方?答:系中国政教不到之地,此次发兵前去,也有凭据。问:你有什么凭据?未答。……答:台湾生番如无主之人一样,不与中国相干。问:生番岂算得一国么?答:算不得一国,只是野蛮。问:在我台湾一方岛,怎不是我地方?答:贵国既知生番历年杀了许多人,为何不办?问:查办凶首,有难易迟早,你怎知道我不办?且生番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答:琉球国王曾有人到日本诉冤。问:琉球是我属国,为何不到中国告诉?答:当初未换和约时,本国萨(山司)马诸侯就打算动兵的。{15}

  中日之间围绕琉球和台湾的地位问题发生的争论是以西方势力武力介入这一区域并试图推广其规则为背景的。日本入侵台湾的借口其实是对美国入侵者的抄袭。1853年,美国海军副将佩里(Mathew C. Perry)的军舰打开了日本国门,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又于次年侵入台湾,他曾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台湾的地理位置,使其非常适合于作为美国商业的集散点,从那里,我们可以建立对中国、日本、琉球、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菲律宾以及一切位于附近海面的岛屿的交通线。”{16}1867年,美国政府派遣两艘舰艇进攻台湾,但遭到当地居民坚强抵抗,大败而归;其后更采取“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在中、日、朝鲜之间实施分化瓦解。美国驻日公使德朗(C. E. Delong)于1872年10月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
  
  西方国家的外交代表们的真实政策,应当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种行动路线,使日本政府彻底反对这种主义(指闭关自守与中朝联盟),使日本朝廷与中国及朝鲜政府相疏隔,使它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同盟者。{17}

  日本对台湾的第一次攻击不但采用美国入侵台湾的同样借口,而且曾在美国入侵台湾时到台湾做过调查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直接向日方提供了地图和建议。日本以“番地”为中国政教禁令所不及为理由攻击台湾直接来自美国人的建议。

  由于美国和日本对台湾的入侵与西方国际法的运用范围的扩张相并行,而后者又被看作是一种先进的知识,侵略者因此能够用后者作为战争的合法根据。宫崎滔天{18}的哥哥宫崎八郎参加了1877年的西南战争。1877年的这场战争在日本近代历史上非常重要,是日本近代英雄主义的一个事件。上野公园中至今矗立着西乡隆盛的铜像,他不但是西南战争的将军和早期“征韩论”倡导者,也是进攻台湾的主将西乡从道的族兄。那么,这场战争与1874年的战争有什么精神上的联系吗?野村浩一教授评论宫崎八郎说:“在八郎的身上,毫无疑问,明治初年最进步的要素与支撑着他的豪杰的要素,两者交杂混合在一起,而且,这种最进步的要素,在不同的形势下,会突然之间转化成完全相反的东西,这种危险性,也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亦即,自由民权与征韩论,或者反政府运动与台湾征讨战。”{19}在征讨台湾的问题上,他给父亲写信说:
  
  日本尚少悬军事,故人人陷于因袭,以致纲纪不振。此节出兵事成,乃尤可贺事也。去年琉球王子亦来朝皇国,彼为日本藩属已定,琉球王受日本藩王之礼,参列华族。台湾人杀害琉球人,乃与杀日本人无异,我国责其罪,乃万国公法也。{20}
  
  西南战争时期的英雄主义与攻击台湾时所使用的“万国公法”的精神恐怕是有内在联系的。宫崎八郎还曾给时在中国负有重任的曾根俊虎写信说:“先前所报一群马贼蜂起之事,尔后状况如何,请望一报,此处可依事斟酌,放弃万事,直奔大陆。至于岛国之事,无甚可言者。可告者,唯乐在整装,欲早日呼吸大陆之空气也。”{21}从这个角度说,攻击台湾与进军亚洲大陆(中国)也是相互关联的,而其理据就是所谓万国公法,即国际法。

  这是以民族国家及其内外关系为前提的新的时代精神。宫崎八郎在说这些话时洋溢着的英雄主义气息意味着近代民族主义的知识作为新的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完全建立了。正是这种新的知识赋予了日本帝国征服琉球、征服台湾,继而征服大陆的正当性。这个知识不是日本自己的产物,而是伴随西方列强相互竞争势力范围而来的。宫崎八郎言语中的“万国公法”所本的大概就是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这也意味着作为被侵略国的清朝也正在西方势力的诱导下接受这种知识——据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与西方的冲突都是因为清朝不懂“万国公法”的缘故。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琉球的问题、台湾的问题、朝鲜的问题,以及对大陆的征服的问题,是和近代民族主义的正当化和传统联系模式及其价值的衰落相伴随的。这就是民族主义知识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一个内在的联系,正是这个内在的联系能够赋予西乡隆盛、宫崎八郎等从上到下的将士以英雄主义。英雄主义的前提是一种将自我及其行动正当化和崇高化的价值。如果只是一个赤裸裸的入侵,怎么就是一个英雄呢?因此,这些早期帝国的英雄主义建立在一个新的知识基础、新的正当性法则之上。日本对朝鲜的入侵也遵循着同一逻辑,它逼迫朝鲜跟清朝建立条约,通过贬低朝贡关系,一种形式平等的主权观念为帝国主义扩张和新的殖民统治提供了前提。这一规则性转换将侵略叙述为解放,将传统的争夺势力范围的扩张逻辑解释成新的时代精神。

  琉球的社会运动批判早期日本现代化的思想,因为现代化观念也是将日本的殖民统治正当化的理论根据。现代化的正当性在今天仍然是一种合法化的观点,比如说形式平等的观点、机会均等的观点在内外关系中都可以成为将现实的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前提。在19世纪,签订条约的前提是存在着形式平等的主体,而形式平等的主体之间签订的条约却是不平等的。其实,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最初产生于欧洲列强在争夺资源和殖民地时的相互竞争关系,形式平等也只适用于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当条约关系转向帝国主义国家与其他被殖民和被压迫地区之间的关系时,形式平等的主体就只能通过不平等条约而被确立。在19世纪晚期的东北亚地区,通过这一新的关系及其标准,琉球、朝鲜、越南和中国王朝之间的册封关系被看成是不正当的关系,即形式上等级性的关系。在这一双重关系里面,帝国主义的入侵被看成解放,因为条约关系被解释成平等主体间的关系。

  明治时代的许多进步人士真诚地相信对琉球的领属关系的确立、对台湾的攻击体现着新的时代精神,这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赤裸裸的霸权状态在逻辑上有明显的连续性。美国入侵伊拉克造成了极大的平民伤亡,遭到全世界舆论的批评,但它的自我辩解是:这不但是反恐战争,而且也是帮助伊拉克人民打倒独裁者、建立民主体制的人权战争。由于这场新战争已经发生在民族国家体制的框架下,问题似乎只能在暴政与民主之间加以解释。19世纪的不同之处在于:民族主义只是一种新的关系和尺度,在亚洲地区存在着多少世纪以来长期有效的另一种知识、另一种支撑政治体之间关系的制度和礼仪系统。因此,它直接地显现着两种不同的世界关系及其对抗性。而在今天,在一个民族国家体制早已经确立的时代,美国的入侵恰恰表现为对国际法的破坏。

八、民族解放运动与想象新的区域—国际关系

  我在前面分析了国际法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应该对国际法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这是由于国际法的实施条件发生了历史变化。国际法早期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法则,但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和解殖民化运动的发展,许多被压迫民族成为新兴的主权国家,他们利用国际法的主权学说为自己提供合法性。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综合了国际法的一些原则和成果。当国际法不再只是(虽然仍然经常是)超级大国用以操控的工具的时候,超级大国就不断地破坏国际法。南斯拉夫危机、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全都是对国际法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对国际法的历史批评又不能等同于对国际法的否定。也在同一个意义上,对于传统政治关系和联系模式的重新追溯并不等同于要重构这种政治关系。所有这些工作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反思的和批判的视野,构思新的区域—全球关系及其规则。

  琉球问题不仅在于美军对琉球的占领、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独立这样的问题,而且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种历史关系的转化。这个转化是普遍的,这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框架给定的法则。统一和分裂的关系都必须在这个模式中处理,但是否存在着其他的历史传统,帮助我们构思适应当代世界的新关系呢?许多年前,我在柏林高等研究院访问时的同事、美国国际法专家斯蒂芬•克莱斯纳(Stephen Krasner)和我讨论过对香港一国两制模式的看法,他当时写了一篇题为《19世纪东亚组织化的虚伪》(“Organizational Hypocrisy in 19th Century East Asia”)的论文。“组织化的虚伪”这个概念是瑞典社会学家尼尔斯•布朗松(Nils Brunsson)提出的概念,克莱斯纳用这个概念描述国际法所创造的关系,原因是国际法预设的主权概念其实从来就包含着自我矛盾,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到代顿协议,直至伊拉克、阿富汗危机中的国际干预及和平协议,均出现过违反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现象。相较之下,东亚的传统有所不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在国际法律主权的意义上又有权加入国际组织,拥有不同于大陆的护照和独立的签证系统。这一情况接近于中国朝贡关系内部的权力构架。{22} “一国两制”只是一种可能性,也是在主权体系内部的一种综合和发展,但它提示了根据不同的情况构思不同的关系模式的可能性,也提示了主权概念本身可能产生的和必不可免地发生的变异。

  20世纪与帝国主义、革命和冷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历史主题没有一个不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在所谓后冷战时代,我们这个区域出现的种种新的危机的基础是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要美化传统的关系——征服、战争和其他控制手段在每个时代都存在,朝贡或其他联系模式也遵循着控制的逻辑。因此,简单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用传统天下观描述这种关系,很容易被误解为对旧等级关系的向往。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亚洲想象的政治》一文中提出任何区域关系的重新构想都必须建立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成果之上。但我们还是要问:现代世界对于个人自由的尊奉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什么传统政治关系和联系模式对于文化、政治和其他习俗多样性的容忍度要高于现代世界?通过这样的追问,我们不是要去恢复旧的关系,而是通过对传统关系重新诠释,形成对于我们置身其间的制度框架及其价值的反思性的和批判性的视野。

  琉球问题的特殊性就存在于上述多重关系里。美国的军事占领仍然存在,它既是冷战的构造,又是全球化的军事结构的体现。1972年5月15日,琉球被美国“归还”给日本,但矛盾随之而来:首先,日本并不能主宰“回归后的”琉球事务,太平洋战争的权力关系仍然凝聚在琉球的上空;其次,琉球与日本的历史不可能妥帖地放在“回归”这个概念之下。如果“回归”是对近代日本扩张历史的承认,那么,“回归”也意味着琉球的反占领运动将发展为与日本政府的矛盾。即便绕过这个“回归”概念,从冷战时代至今,日本还不是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琉球不能不游移于认同日本与独立于日本这两个选择之间。在战后最初的年代,琉球甚至被迫考虑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的可能性。

  除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外,在冷战条件下,主权的不完全性或不完全性主权是东西两个阵营的国家的普遍命运。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用所谓“勃涅日列夫定律”描述东欧国家的“不完全性主权”状态,因为东欧国家不得不将自己的命运系于苏联及其统治下的华约组织,但是,西欧国家忘记问自己同一问题了——它们难道不也处于同一定律之下吗?在亚洲地区,日本、东南亚国家、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等美国冷战体系内的成员国其实没有一个具备完全性主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一个例外:通过与美国的战争和对抗,与苏联的辩论与对立,中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形成了真正独立自主的主权地位。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的话,万隆会议精神、对不结盟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以及第三世界路线和对东西两个阵营的统一战线策略,是支撑中国的独立和自主的国际路线。从一个广阔的视野看,正是这一国际路线为冷战的两极构造的解体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因此,我认为独立自主的中国是冷战时代的最为重要的“去冷战”力量。没有这个前提,我们很难理解在战后的很长岁月里琉球和其它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对于中国的想象——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寻求自身的解放和自主,但并没有像近代日本那样遵循帝国主义的逻辑。不管今天如何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在国际领域,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已经深深地烙印在第三世界的世界想象和中国想象之中。

九、琉球的暧昧性与政治选择

  美国对琉球的占领和驻军也包含着对某种历史关系的确认:在日本本土驻军和在琉球驻军是存在差异的——战后美国在日本有大量的驻军,随着日本在战后的恢复,它对自己的主权的追求日渐强烈,美国面临来自日本社会的巨大压力,它不得不将主要的军队驻扎在琉球。现在75%的美国驻军驻在琉球。其实,美国并未弱化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不但其指挥系统大大强化了,而且2005年10月29日日美就防卫问题达成合约,其主要内容就是进一步强化自卫队及日美军队之间的一体化。2008年,在常规动力航母小鹰号(驻扎在神奈川县横须贺港)退役后,取而代之的却是尼米兹核动力航母,原先的所谓日本本土的“无核化”神话也就不存在了。核动力航母的配置显示了美军在全球战略中对横须贺港的高度重视。根据日美协商,2014年美国将琉球的普天间机场归还日本,在此之前,美军约8000人及其家属9000人迁往关岛,日本政府承担102.7亿美元建设费中的60.9亿美元。其实,在军事技术高速发展的条件下,即便有一天美国将驻军大部撤往关岛,也并不减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控制。因此,对美国霸权的批评若仅限于本土或本地的范畴,就不可能触及美国霸权的根本;最为有力的批判来自将本地的斗争与全球关系进行综合的能力。

  在战后日本的恢复阶段,美国可以把琉球看成是自己的基地,而不是在日本的基地;即便琉球已经划归日本管辖,但在心理上,日本本土与琉球的差异是存在的。美国人带着西方的眼光进入这个区域,却很清楚这个区域内部的差异是存在的——它利用日本近代的殖民主义历史,将自身插入由这个殖民主义历史造成的差异之中。如果更深入地去追究这个问题的话,在前一个世纪发生的基本规则的大转变就会呈现出来。19世纪以前的模式不复存在了,琉球王国消失了,朝贡关系瓦解了,但它的历史——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占领机制,构成了亚洲区域的特殊的历史问题。因此,琉球问题提供了思考近代民族主义历史、帝国主义知识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在冷战构造里面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在后冷战的时代,为什么亚洲地区的冷战并未彻底终结?从琉球的角度追问也提供了理解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独特视角。

  就是因为这样,琉球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有着比较独特的含义。比如说,琉球应该追求独立国家的地位吗?即便谈论独立,放在19世纪以降两种规则的博弈中,这又是什么意义上的独立呢?总之,琉球的自主性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历史地基之上?再比如说,美军军事占领造成的失业或者是就业这类的问题,涉及如何处理新的依附关系,这种新的依附关系是20世纪冷战的遗产;由于这一遗产涉及当地人的生计和生活方式,并不是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的问题。历史的正义有时侯无法通过追溯一个无辜的过去就可以解决,它不得不在多重关系中进行抉择。

  琉球的社会运动从政治的视野提出问题,它不是孤立地讨论琉球的历史和自主性,而是从对于战争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责任这样的角度展开自己的维度。我知道琉球社会运动也产生了自己的宪法草案及其相关构想,围绕着这些构想也产生着新的分歧,其原因在于琉球的历史地位问题是编织在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之中的。今天,即便在琉球,大部分人恐怕已经认可了“回归”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承认琉球是日本的一个部分,但这个“承认”也只是历史的产物。在这个前提下追问琉球的暧昧的历史位置和模糊的独立性或独特性,并不是简单寻求“民族独立”,而是追求一种自主性的新的政治形式——通过将19世纪以来漫长的历史转变凝聚在琉球这个点上,琉球社会运动提出的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我在琉球与当地社会运动人士有直接接触,他们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高度的政治自觉和灵活的斗争策略。所谓高度的政治自觉是指琉球的社会运动——包括反基地的运动——其实从未将自身束缚在单向的斗争中。通过反对军事占领——琉球基地的美军撤出问题,他们同时提出了日本宪法和安保条约在历史演变过程当中扮演的复杂角色的问题。每一次政治斗争都有具体的指向、目标和口号,但又都不可能用一个单向的方式来理解。比如,支持还是反对和平宪法,都必须依据一定的历史情境,在具体的权力关系中提出问题。这样,政治自觉也就体现为斗争的灵活性。琉球的政治社会斗争不是教条主义的,你不能将它化约为民族主义的,也不能说它就是涉及工作权利、土地问题和社会福利等等。比如,琉球地主的反基地运动就包含着好多方面的意义,斗争策略也极为灵活。再比如,当美军基地迫于压力试图对基地做某种转移时,他们划船、游泳、潜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反对美军基地向近海延伸,并将保护琉球海洋生态与反基地运动联系起来。这个社会运动体现了真正的草根性和民主性。

  琉球社会是一个有着高度社会动员的社会,各种各样的组织性运动为当地政治空间的扩展提供了基础。不管它的斗争目标是什么,不管琉球社会运动内部包含着怎样的复杂性,这些社会组织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赋予当地的人民以自治的能力。这就使得当地的社会斗争与琉球社会主体的创造密切地关联起来,即一方面围绕不同的社会问题展开具体社会斗争,通过利益关系的发掘进行社会动员,另一方面通过这个斗争过程再造和更新一种新的政治主体,使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能够上升到人民自治的总体蓝图之中。这就是我所说的政治自觉。在今天,任何社会斗争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社会身份,但如果将身份政治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身份政治,又会产生新的扭曲——台湾的身份政治所产生的社会分裂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各种力量介入的条件下,琉球社会运动究竟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依赖于具体的形势和条件。社会运动是一个可能性的领域,一个焕发创造性潜力的领域,却并不是一个可以用理想化的方式加以描述的领域。但相较之下,说琉球的社会运动显示了一种政治的成熟,恐怕还是有道理的。以我的粗浅观察,琉球运动主要是一个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只是这个政治运动的一个要素。

十、琉球对中国的想象与中国的自我理解

  琉球的朋友给我看了他们制定的共和国宪法,并问及中国人会怎么看待琉球。事实上,琉球的社会运动也在深入思考琉球与亚洲地区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琉球问题也提供了一些思考中国大陆问题的角度,我从两个方面说一点肤浅的印象。一个方面牵涉中国革命和“文革”历史。我们都知道“文革”对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有很大的影响,琉球的文化运动也曾试图从中汲取灵感。我在伸入到美军基地里面的佐喜真博物馆不但看到了琉球的艺术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展示,而且看到了大量德国左翼艺术家珂勒惠支的作品,这让我很惊奇。我们都知道30年代鲁迅倡导木刻版画运动,其中珂勒惠支的作品是重要的典范。木刻版画运动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与社会政治运动连接起来。琉球知识分子对于鲁迅的兴趣在这里也找到了一个艺术史上的连接点。竹内好编辑的鲁迅文选在60年代曾经有过巨大的影响,这是中国革命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的广泛影响的一个生动的例证。这两个例子不能单纯地放在中国与琉球的关系中理解,而必须放置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国际左翼文化 / 政治运动的脉络中进行理解。我已经向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孙郁馆长建议,由鲁迅博物馆与佐喜真博物馆合作,在北京展出它们各自的珂勒惠支收藏,重构这一历史文脉。

  另一个方面也涉及中国的自我理解。从冷战时代至今,美国与日本是战略同盟关系,但相互之间的心理态度却是很复杂的。遏制中国是美国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基本方面,但它也时刻被自己的智库提醒说:武装日本也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据说70年代美国将琉球归还日本前曾经征询过蒋介石的意见,问他是否有意接管,结果蒋介石没有接受。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具体查阅过档案,背景如何,不能确定地给出结论。但这件事情可以有两种假定性的分析:一种是实力分析,即如同晚清李鸿章无力介入琉球问题一样,蒋介石缺乏单独管理琉球的实力。另一种是政治文化分析,即中国的政治传统包含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主权范畴的世界观,按照这种世界观,它并不将传统朝贡关系(包括宗主关系)等同于主权关系。琉球与中国王朝的宗属关系长达500年,但中国王朝很少干预琉球内政,这与萨摩藩武力入侵后即在那霸设立“在藩奉行”直接干涉琉球内政很不相同。{23}蒋介石不直接介入琉球事务也可能与这一传统世界观有关。

  制约蒋介石的抉择的大概首先是地缘政治关系,但前面这个假设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琉球问题就曾两度被提及。11月23日,蒋介石率王宠惠拜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要求归还被日本占领土地等四项要求,其中并未涉及琉球问题,罗斯福不但表示同意,还向蒋介石征求过琉球归属问题,但蒋只是说琉球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由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两天后,1943年11月25日,蒋、罗再次会谈,罗斯福又提及琉球的战略位置,并问是否将琉球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中国管辖,蒋的回答仍然是:琉球问题比较复杂,以中美共同管理为好。显然,在蒋介石的视野中,台湾、澎湖列岛与琉球有所区别,前者属于中国的直接行政管辖范围;后者与中国的朝贡或宗主关系并不同于前一种关系。因此,前者必须收回,后者只能托管——他排除了日本对琉球的控制权,即表示不承认明治以降日本对琉球的统治权;但又没有用“收回”的模式规范中国与琉球的关系,所谓美国与中国共同托管是从战后国际关系和区域内部的力量平衡着眼的。蒋介石的这个选择与战争 / 冷战的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台湾在冷战格局中与琉球的不同位置。

  蒋所谓“琉球问题比较复杂”是否蕴含着将琉球问题与前面讨论过的两种规则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我们不得而知。我在这里提到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传统内外观与由主权概念所规范的民族国家的内外观是两种不同的规则,即便在现实政治中可能产生重叠关系,也不能用后者界定前者。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叙述中,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的崛起、中国的衰落,以及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腐败、中国在技术和军事上的无能,是描述中国危机的基本尺度。这个描述客观地呈现了民族主义时代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及其后果,至今仍有相当的说服力。但它没能真正揭示出的是一种世界性的关系和规则发生的巨变。除了在民族主义框架下构思崛起之道外,民族主义叙述的真正问题是不能产生一种有关世界关系的新的规则和图景——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就在于它根据西方的利益要求确立了新的规则并将这一规则普遍化。因此,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不能不触及规则本身的重构。

  晚清时代,康有为上书变法,我们读他的《上清帝书》,其写法是从周边危机开始的。按照这个描述,晚清中国面临的危机不是从它的中心发生的,而是从它的边缘发生的,是从越南、琉球、朝鲜、西藏、缅甸首先发生的。他的叙述方式是:俄、日窥视中国的东北,俄国还盯着中国的新疆和蒙古,英国介入缅藏,日本占领琉球,又据朝鲜,法国则控制了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我记得康有为用了一个词,叫做“将及腹心”,就是周边危机逐渐地渗透到内部,进而发生总体性的危机。支撑他的叙述的是一个世界观,一个由这个世界观呈现的世界体系及其危机。换句话说,中国的危机不是简单的中国自身的危机,而是一种世界秩序的危机。从周边的角度,从琉球、越南、朝鲜的角度,这个区域正在发生着的巨变反而呈现得更为深刻、具体、准确。这种对于危机的解读与在民族主义知识的框架下对危机的解读相当不同,各自包含着对中国的不同理解。康有为的解释显然是站在“中心”的角度观察“周边”的变化,这是这个世界观的特点之一。今天在韩国、琉球等地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从“周边”观察这个转变?一旦视角转变,传统世界观包含着的多重性便会呈现出来。无论对于理解传统的区域关系,还是理解冷战时代的格局,这个中心—周边的辩证法都是重要的。我的建议只是:在中心—周边的框架下理解区域关系的同时,还需要追问我们是在哪一种世界观的视野内讨论这种中心或周边问题——是民族主义的框架,还是前或后民族主义框架?没有这一自我追问,也就没有对于19世纪以降形成的这个所谓“普遍规则”的突破。

  关于琉球的最终地位问题,琉球社会运动一直存在着讨论和分歧。我认为这类讨论的模糊性源自我们所处的世界关系之中,这个世界关系并不提供另外一种有关世界关系的想象空间。无论怎么谈论民族国家衰落,民族国家作为当代主要的政治单位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主权关系不是一种孤立的关系,不可能由单一民族主体加以实施,在这个意义上,琉球问题的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琉球的社会运动受到当代社会思潮影响,其中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所谓对民族主义的批判究竟是什么意思呢?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清晰的政治目标,这就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三个方面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历史进程。如果离开了其他两个条件,其中任一目标都可能走向自身的反面。比如,为了争得自己国家的独立或生存空间,不顾及其他民族——尤其弱小民族——的解放,这个国家要独立就可能演化为近代日本式的帝国主义。如果只是将民族目标放置在中心,而忽视人民的需求和地位,民族—国家现代化就只能转化为强国主义并掩盖内部的不平等。因此,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内在关联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进程,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对国家、民族或阶级等范畴的本质性规定。在今天,20世纪政治的上述三大目标虽然可以给予我们许多的启示,但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地适用于今天琉球的社会运动和政治目标。这是一个新的语境和新的时代。我在前面谈到两种不同的对于中国的理解,一种产生于革命、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脉络,另一种产生于前民族国家时代的政治—文化关系,这两种视野在今天都消退了。即便偶尔被记起,也已经成为民族主义想象的一部分。琉球作为一种政治视野有助于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不但为创造新的区域—国际关系提供资源,而且也为21世纪的新政治提供想象的空间。因此,琉球的政治主体性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这个思考将会引导我们对21世纪的政治给出全新的回答。我认为当代许多地区的社会运动——绝不限于琉球——的困境都与如何回答这个政治主体性问题有关。


  *本文根据丸川哲史先生对作者的访谈记录、整理和修订而成。访谈时间为2008年10月22日,地点是清华大学新斋304室,由刘睿妍同学记录整理。这个访谈是应《开放时代》杂志社和丸川哲史先生的要求而做。孙歌女士、丸川哲史先生、王中忱先生、韩东育先生、刘晓峰先生和林少阳先生分别审阅了文稿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1873年,以福泽谕吉 Fukuzawa Yukichi (福澤 諭吉 ふくざわゆきち, January 10, 1834 – February 3, 1901) 为代表的东京的知识分子成立了名曰“明六社”的团体,开始定期举办演讲会。在演讲会上并不是直接地提出政治性话题,而是为了推进日本的文明开化讨论各种改革。

{2}森鸥外(1862 ~ 1922),日本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本名森林太郎,号鸥外,别号观潮楼主人、鸥外渔史。1862年7月9日生于日本石见(今岛根县)鹿足郡一藩主侍医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国学、汉学和兰学(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由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教育。1882年毕业于东京第一大学医科学校,曾任陆军军医。1884年赴德国留学,广泛涉猎欧洲古今名著,深受叔本华、哈特曼的唯心主义影响,哈特曼的美学思想成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的理论依据。1888年回国,历任军医学校教官、校长、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等职。晚年担任过帝室博物馆馆长、帝国美术院院长职务。1922年1月19日逝世。

{3}烟山专太郎:《征韩论实相》,日本:楚南拾遗社1909年译印,第231页。
{4}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的研究》,日本:宗高书房1976年版,第161 ~ 162页。
{5}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三卷,日本: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329页。
{6}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3页。
{7}这里关于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均参见和引自解晓东:《岩仓使团与日本现代化》,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2期(2006年 3月),第68 ~ 71页。
{8}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8页。
{9}同上,第57 ~ 58页。

{10}攻占琉球与侵略台湾存在着连带关系。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后,萨摩藩诸侯岛津齐彬就建议说:“英法既得志于清,势将转而向东。……故我之入手第一着,当以防外夷为上策;或助明末之遗臣,先取台湾福州两地,以去日本之外患。虽取此二地,即我萨隅之兵已足;惟无军舰,则不足以争长海上。故当今之计,又以充实军备为急图。”见同上书,第63 ~ 64页。

{11}参见拙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导论、第二部“帝国与国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12}同上书,第64 ~ 65页。
{13}《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三,第29 ~ 30页,见同上书,第72页。
{14}《台湾“蕃”地征伐要略》,载《对支回顾录》,第53 ~ 54页,转引自同上书,第65 ~ 66页。
{15}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第36 ~ 39页, 引自同上书,第78 ~ 79页。
{16}卿汝楫:《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辑要》,引自同上书第105页。
{17}T. J. Treat,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Vol. I, pp. 476 ~ 477,引自同上书第106页。

{18}宫崎寅藏号滔天,孙文的坚定支持者,曾帮助在日避难的孙文联络在日华侨。1902年,发表自传《三十三年之梦》,详述与孙文的革命历程,成为研究孙文、辛亥革命和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后又为中国同盟会的建立而奔走,是同盟会最早的外籍会员之一。

{19}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20}荒木精之:《宫崎八郎》,载《祖国》1954年5月号,第182页,转引自同上书,第120页。
{21} 《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日本:平凡社,1971 ~ 1976年,第109页。引自同上书,第120页。
{22}参见拙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第697页。最近读到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对于香港问题的研究,他对于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论述,见强世功:《中国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3}据历史学家的研究,1624年后,“在藩奉行”并未获得在琉球的决策权,其功能仅限于监督琉球王府交纳年贡等,因此,日本以此证明自己早就获得了对琉球的统治权也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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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7-11 周一, 上午9:25    标题: 引用回复


Japanese Embassy to the United States (1860)



The Japanese Embassy to the United States (万延元年の遣米使節団・咸臨丸) was dispatched in 1860 by the Tokugawa shogunate (bakufu). Its objective was to ratify the new Treaty of Friendship,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addition to being Japan’s first diplomatic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54 opening of Japan by Commodore Matthew Perry.

Another significant facet of the mission was the bakufu’s dispatch of a Japanese warship, the Kanrin Maru(咸臨丸) , to accompany the delegation across the Pacific and thereby demonstrate the degree to which Japan had mastered Western navigation techniques and ship technologies barely six years after ending its isolation policy of nearly 250 years.

The Kanrin Maru reached San Francisco directly, but the Powhatan (and the embassy) made a stopover in Hawaii first. When it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the delegation stayed for a month, and Fukuzawa Yukichi(福澤 諭吉, January 10, 1834 – February 3, 1901) had himself photographed with an American girl Theodora Alice, a photo that has sinc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in Japanese history. Fukuzawa also acquired an English–Chinese Webster’s Dictionary, from which he began to seriously study English and prepare his own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Kanrin_Maru

咸臨丸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 Fukuzawa Yukichi (福澤 諭吉 ふくざわゆきち, January 10, 1834 – February 3, 1901)



Fukuzawa Yukichi with an American girl in San Francisco, 1860
福沢が15歳のTheodora Alice と撮影した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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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1-7-18 周一, 上午7:34    标题: 引用回复


北朝鲜名将传略:武亭

时间:2005/10/12
作者:海镜清
出处:http://go.paowang.net/news/3/2005-10-12/20051012221257.html


这是一位曾经与金日成并称的传奇性的军事英雄:后者是著名的反日游击队领导人,而武亭则是中国共产党军队里的朝鲜人领袖。

武亭(Mu Jong)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炮兵和朝鲜义勇军,他在中国和朝鲜都创造了传奇性的军事成就。他一直是一位神秘人物,很少有历史学家能真正地了解武亭。他和他的朝鲜义勇军曾经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他在北朝鲜的政治舞台上出现而又迅速地消失——就象一颗流星。武亭曾经在1946年被选举为北朝鲜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但是他的政治地位下降得很快,在新成立的国家中,他仅仅被任命了纯军事性的职务,而仅剩的军事事业也因为1950年的朝鲜战争而耻辱地结束了。

虽然他去世已经50年了,能找到的关于其个人的资料仍然很少,中国延边出版社曾于1994年出版了《武亭将军传》,但其发行量仅仅限于延边地区,而很少为人所知(本人也没有看过此书)。朝鲜除了最高领导人几乎不宣传其他其他人物,而韩国又因为他的共产主义者身份而有所保留。根据目前解密的文件显示,与其把他看成是韩国教科书所称的火炮专家,不如说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

武亭于1905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在汉城长大,他的真名叫金武亭。由于家境不好,他在汉城一直是半工半读,以微薄的工薪来维持学业和生活。在14岁那年(1919年),他参加了著名的“三·一”反日爱国运动,这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而后考入了当时朝鲜最好的中学——中央高普(Seoul Central High School),考虑到他的家境,这相当不容易。他在这里结识了汉城的高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吕运亨(Yo Un Hyong,1885—1947),并深受其影响,为了从事革命活动,他在1923年退学,时年18岁。同年3月,为了寻求复国的途径,他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经东北到了北平。恐怕他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将要在这个古老的国度呆上20多年的时间。(注:高丽共产党是著名朝鲜独立运动者李东辉于1921年5月在中国上海组建的马列主义思想团体,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

他首先进入文化大学,学习汉语。1924年进入北方军官学校(一说是东北讲武堂),学习炮兵专业。当他还是一名军校学生时,他参加了中国北方军阀之间的南口之战,不久又在攻占天津时立了功。毕业后,被任命为炮兵上尉。他的军事才能过人,年仅22岁就成了炮兵中校。1925年,他20岁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该党还只是一个不足千人的小党,不过,由于吕运亨的影响,显然这也是他的必然选择。随后,他放弃了在军阀部队里的军籍,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和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对他也下了逮捕令,他被迫转入地下。他的秘密地下活动,使得蒋恨之入骨,屡屡悬赏缉拿。他又转到汉口继续工作,不久在武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可是,在武昌,有一万多名中国学生进行了示威游行,反对蒋的白色恐怖政策,并要求释放武亭和其他政治犯;加上武昌法院的法官中,有他的同志等原因,方得以逃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在上海,他重新开始做共产党的政治工作。1929年他作为组织者之一参加了上海工人暴动,他虽然是外国人,但由于他的军事才能,被推举为总指挥。起义被镇压后,他被英国人逮捕,同年10月10日,被判刑2个月(这种象征性的判罚颇为耐人寻味)。获释后,他到了香港。此后辗转回到内地,参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即土地革命)。他先是在彭德怀将军的麾下,由于红军在攻克湖南岳州后缴获了一些七五野炮和山炮,武亭有了用武之地。根据《彭德怀自传》称:“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逼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这是有关于武亭在中国红军里最早的作战经历,虽然记载简略,但是显然战果辉煌。

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31日在湖南平江成立了军团山炮连。当年的老炮兵回忆称武亭于这年年底,从苏联学习炮兵技术回国(这尚无更多史料证实),先从事炮兵教练工作,后来成为该连第三任连长。1931年5月,红军中央军委炮兵团(有资料称是炮兵营)在江西陂头成立,由于首任团长有失职行为,武亭于这年6月成为该团第二任团长。在红军时期,战功赫赫的武亭升迁很快,最后竟进入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对于一个没有政治后台的外国人来说,这的确是破格的晋升。

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对红军进行了五次进攻,到最后,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区的大部分,被蒋的军队所占领。

中国共产党为寻求从江西瑞金到达附近的安全地带,决定转移根据地。这就是有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4日开始,1936年12月12日到达延安的大行军。武亭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炮兵部队指挥官,是典型的救火队,不论是在进攻,还是在断后时,都广泛地担任了火力支援任务。一名老红军撰写的《罗元发回忆录》就曾提到过他的工作性质:“11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分四个纵队从新安、全州之间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这是长征开始以来一次最紧张最激烈的湘江战役。我们五师奉彭德怀军团长的命令,以急行军日夜兼程每天100余的速度,抢占湘江渡口。……师首长告诉我们,军委炮兵营武亭同志带领的炮兵营和你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他会用火力支援你们。”不久武亭出任军委纵队第三野战梯队司令,指挥包括炮兵营、工兵营、运输第一大队和附属医院在内的技术兵种,后又改任红三军团炮兵营长。

关于武亭在长征中的重要作用还见于《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根据彭德怀的狱中自述,那时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红军队伍之间会发生冲突。……他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据他说,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让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去联系。聂荣臻记得,当时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显然武亭深受彭德怀的信任。

长征是一日也不休息的先后与蒋介石军队经过大小500余次战斗的饥饿困苦的行军。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当长征开始时,这支红色军队中还有30余名朝鲜革命者,但是在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武亭和杨林两个人,而杨林也在不久之后的战斗中牺牲了,因此,武亭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武亭曾对一个知心朋友说:“长征结束后,我们于1936年2月渡过了黄河。那时,杨林和我是仅有的两个朝鲜军官。杨被挑选出来担任一支强渡黄河的突击队长,这是一个敢死性的任务。突击队冲过了河并建立了滩头阵地,但是杨被子弹击中了,那时的医疗条件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忍受了整整一天后,在痛苦的折磨中死去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杨林英勇的牺牲却挽救了武亭的生命。武亭回忆说:“杨林牺牲后,彭德怀在党委会上发言:‘太多的外国革命者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如果我们继续让他们在中国死去,还会剩下谁来为他们祖国的革命事业战斗呢?我们无法为那些已经死去的同志做些什么,但是我们不应该再浪费外国同志的生命了。’在彭的呼吁下,军委下了休息命令,让我进行学习研究。”这时,武亭正被胃肠病的恶化折磨着,彭救了他的命,所以两人成为了终生的朋友和同志。

1936年的余下日子里,武亭在红军大学进行战略学和党的工作研究。而后,他一面在红军大学学习,一面在军官学校上课。从红军大学毕业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1937年底,在接受了重组八路军炮兵的任务后,他作为八路军总部炮兵处主任建立了八路军的炮兵部队,并于1938年初出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长。在红军中,武亭作为炮兵的最高权威,是人所共知的。

武亭再次由于过度疲劳,健康受到损害,司令部再次命令他休息。在康复后,他担负了新的任务,负责集中为了寻求对日作战而来到延安的朝鲜青年,着手朝鲜义勇军的建军工作。即以土地革命时期尚存的十余名朝鲜革命者为骨干,把来延安的朝鲜青年、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朝鲜青年、还有在东北活动过的、在莫斯科学习过军事之后来到延安的青年全部集中起来,实施了彻底的训练。1939年到了八路军前方司令部所在的晋东南,和八路军一起参加抗日战斗。朝鲜人自身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41年1月10日,朝鲜独立同盟的前身——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终于成立了,武亭担任会长,是年6月,原属于重庆系统的朝鲜义勇队部分成员先后投奔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武亭把他们编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与八路军一起作战。8月,在山西桐峪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干部训练班,武亭担任校长,专门培训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军事干部。接着,又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朝鲜青年干部学校和朝鲜武装宣传队。在10月26日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武亭的画像作为外国抗日领袖之一同毛泽东并列。

国际上史学家一般都认为此时的武亭已经离开八路军了,但中国的一段记载表明并非如此。在关于延安大生产时期开发南泥湾的资料中叙述道:“1941年1月末2月初,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率领两个营开进南泥湾。大约用了半年时间,从榛莽丛中开出了一条6米宽的公路。以后南泥湾的粮食、副食品、工业品都是经过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的。武亭团长率两个营克服了缺粮食、无房住等难以想象的困难,三、四月份就在开出的荒地上种上了庄稼。这以后不久,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使垦荒队伍迅速扩大。以后许多部队及边区政府、中央军委等单位也相继开进南泥湾,形成了开荒热潮。”

由此可见,虽然武亭已经被外界认为是朝鲜反日力量的一派领导人,但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中,他的地位并没有什么改变,仍然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将领。中共让武亭负责组建朝鲜义勇军,其原因可以解释为:作为广泛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示范,从而保证从国民党政府麾下拉来更多的朝鲜人,同时,在对日本军队中的朝鲜士兵中做宣传时也有特殊的效果。也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意图不仅在于此,朝鲜问题专家司马路说,周恩来对中朝关系的未来具有很深远的关心。事实证明,武亭的传奇形象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原来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朝鲜义勇队有89%的成员从洛阳、重庆等地辗转来到太行山。他们被编入华北支队的各个分队,分别前往冀鲁豫、晋察冀、太行山等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和瓦解日军的斗争,并参与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建设活动。

武亭和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的威望越来越高,朝鲜著名的独立运动领袖金枓奉也慕名从重庆前往太行山;远在国内的吕运亨也派自己的联络员金命时(Kim Myong Shi,武亭的恋人)从汉城来到延安和武亭会面,商讨联合建国问题。

事实上,武亭的名字甚至传到了克里姆林宫。1941年7月,斯大林派遣一架飞机到延安,准备接武亭到苏联,名义上是仰慕武亭非凡的火炮技术,希望他前去指导苏联的炮兵部队(这个借口可真够蠢的)。但是毛泽东鉴于半年前的“皖南事变”,担心蒋会阻止这次旅行或制造事端,为了安全起见,没有让武前往苏联。虽然没有成行,但是斯大林派飞机的事件无疑大大提高了武亭在国内外的声望。

1942年7月11日,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成立。作为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和义勇军司令的武亭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在组建义勇军方面。他辞去了炮兵团长的职务,专心训练和指挥这支还很弱小的队伍,相信终有一天会率领他们光复自己的祖国。而当时很少有朝鲜人从义勇军身上看到朝鲜独立的希望,他们认为朝鲜还会被占领许多年。但是武亭是乐观的,他坚信朝鲜的独立指日可待,因此从1937年开始就尽力经营他的部队。值得一提的是,武亭希望独立以后的朝鲜是一个所有爱国党派联合执政的国家,这显然是受到当时尚且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构思的影响。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在延安的朝鲜共产党人中左派如崔昌益等人的坚决反对,由于独立同盟的政治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左派手中(武亭只负责军事),同盟未能就武亭的意见达成共识,这的确让人感到遗憾。1944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已经是很明显了,武亭预见到苏联会设法控制朝鲜,此时,他更加痛惜在黄河岸边牺牲的杨林,杨林会说流利的俄语,意志坚强、足智多谋,他相信杨林能够处理好同苏联人的关系。此前,在他的建议下,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全体成员自1月底起,从太行山出发,行军2000里,穿越日军三道封锁线,于4月7日抵达延安。这只是一个开端,华北的朝鲜革命者逐步集中到延安,进入军政学校学习,为迎接祖国的光复做准备。

1945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一列老式的蒸汽机车把70名旅客带到了平壤火车站。在这些旅客中,有武亭、崔昌益(Choe Chang Ik)、韩斌(Han
Bin)以及其他来自延安的朝鲜独立同盟干部。没有激昂的音乐,没有飞舞的彩旗,也没有热烈的人群来欢迎这些回国的革命者。只有几个接待人员上来和他们握手,没有寒暄就匆忙地让他们上了等待在车站的卡车,并迅速消失在黑色的夜幕中。苏联人并不欢迎他们,并曾一度阻止他们进入朝鲜,直到他们答应苏联将“非武装地”、“以个人身份”回国——不是以军队或政党的身份。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主力不得不留在中国,并卷入到中国的内战中去。

那是在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签署命令,着武亭、朴孝三(Park Hyo Sam )、朴一禹(Park Il Woo)率领朝鲜义勇军迅速北上,配合苏联红军光复朝鲜。但是日本三天后就宣布投降,使得这支军队失去了解放自己祖国的荣誉。日本宣布投降两天后,武亭带着100多名将士从太行山(朝鲜义勇军的主要根据地)回到延安,着手准备回国的旅途。武亭和其他干部为回国做了一些准备,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国的详细计划,只是简单地规定在哪里集中然后出关,回朝鲜,每个人都很兴奋而又紧张,毕竟,他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回国,而年长的已经在国外待了20多年了。

一支300人的先锋队于9月5日从延安出发,接着是妇女和儿童,在到达东北后已经增加到3000余人,都来自各个敌后根据地,他们只有两辆装载补给品的马车,武亭和金枓奉(Kim Du Bong)以及其他少数人有坐骑,但是大部分人只能用双腿来进行这漫长的行军。在60多天的艰苦跋涉后,队伍到达了沈阳,这时已经是1945年11月初了,干部们住进了兵营,而其他人则分散到居民家中休息。11月7日,义勇军在一所朝鲜人学校召开了朝鲜义勇军军人大会,武亭告诉成员们与苏军交涉的结果:只有少数干部被允许回国,而其余的人按照中共东北局的指示,编成七个支队(实际成立了四个),一面继续参与中国革命,一面等待回国的机会。第一支队很快在南满成立,指挥官金雄(Kim Woong)、方虎山(Bang Ho San)和崔仁(Chu Yol);第三支队在北满成立,指挥官李相朝(Lee Sang Jo)和朱德海(Chu Duk Hae,1911—1972);第五支队在延边成立,指挥官李益星(Lee Ik Sung)和朴一禹(Park Il Woo);第七支队在吉林成立,指挥官朴勋一(Park Hun Il)和崔明。后来,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陆续以个人身份或小规模地回到了朝鲜。

回国干部团于11月20日抵达中朝边境城市安东,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进入朝鲜的许可,到平壤向苏联人申请入境许可的武亭被告知他们只有无武装、并以个人身份入境,显然,武亭没有选择。10天以后,他们渡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苏联人为他们安排了一列火车,将他们送到平壤。就如前一幕所介绍的,他们被卡车送到太平洋旅馆暂时安顿下来。这时的朝鲜独立同盟领导人们,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里:他们对平壤的政治氛围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未来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军队,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就象一群过客,只能等待苏联人的安排。有些人陆续被安排了职务,离开了旅馆;但大多数人还留在旅馆里,等待他们不可知的命运。一天,金日成和一位苏联上校来到旅馆,与崔昌益等人会谈。金日成告诉他们,美国军队占领了南朝鲜,而且不打算离开,还谈到了将如何安排他们。到1946年1月,最后一位归国者终于被安排了职位,离开了这所旅馆。

武亭是朝鲜人民的英雄,但是在苏联人看来,他是个讨厌的家伙。苏联对武亭和他的义勇军非常冷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他不熟悉,而他却又享有很高的声望,苏联人比较热衷于由文人而不是军人来担任朝鲜的领导职务,即使非要选个军人不可,他们也宁愿选比较熟悉的金日成。在武亭回国之前,1945年10月28日,新成立的北朝鲜五道行政局选举中,武亭被选为第二号领导人——行政局副委员长(第一号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武亭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46年4月,在这个月的选举中,他被排挤出领导层,与武亭同时回国的著名学者金枓奉被“选举”为第一号领导人,而金日成当选为二号领导人。武亭则被派去担任人民保安干部学校的炮兵教务长。1948年,他被任命为第二人民保安干部学校的校长。(注:人民保安干部学校不仅是培养朝鲜军事干部的学校,也是当时还未公开的朝鲜人民军的司令部,所以武亭的教务长职务实际上就是人民军的炮兵司令)

武亭非常缺乏政治斗争的技巧,或者准确地说,他并不擅长争权夺利。由于为人刚直,所以还在延安的时候,他就多次因为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独立同盟的其他领导人发生过冲突,以致于他与大多数独立同盟干部不和,很多人非常讨厌他,最后中共为了避免内斗,不得不让他专门负责义勇军,而把独立同盟的政治领导权交给比较和蔼的金枓奉。当他担任第二号领导人时,他又受到广泛的指责——把中国来的干部安排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排斥国内的以及来自金日成游击队的干部。当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首相金日成和副首相朴宪永(Park Hyon Yong )都有自己的政治集团,在夹缝中的武亭更加失意了。在1946年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武亭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扯开自己的衣襟,向震惊的观者展示自己的枪伤弹痕:“看看这些伤痕吧,这都是我为了朝鲜而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你们现在只赞美另一个人(指金日成)呢?”很显然,这种感情上的发泄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极其有害的。

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成立,武亭正式担任炮兵总司令,中将军衔。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武亭被任命为民族保卫省副相(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仍兼任人民军炮兵司令。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10日,因为计划执行不顺利,武亭接替金光侠任第二军团军团长,平壤希望这员红军虎将能够挽回局面。武亭一面反复地以局部包围、迂回和切断退路等手段将据守小白山中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击退,一面前进,7月末前后进至金泉——尚州——醴泉——安东——盈德,准备抢渡洛东江。当美韩军队构成了釜山防御圈后,金日成元帅看到从美国本土来的增援部队即将到达釜山的情况,便前往位于忠州南侧水安堡的前线总司令部,下达如下战斗命令:“在朝鲜解放第五周年纪念日的8月15日以前,必须夺取釜山。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渡过洛东江占领釜山”。

通过与美国人近一个月的较量,武亭深知人民军和美军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对“八月攻势”很不以为然。但是金日成固执己见(实际上也有背水一战的意味),任命武亭为人民军东线司令官,指挥6个师担任八月攻势的主攻任务,从金泉北侧向盈德展开,计划占领大邱、永川、浦项。具体计划为:

   第15师:在善山附近渡河,经游鹤山进攻大邱。
   第13师:在洛东里附近渡河,经多富洞进攻大邱。
   第1师:迅速占领军威,在第13师左翼配合进攻大邱。
   第8师:迅速击破义城之敌,进至永川,尔后准备向庆州或大邱进攻。
   第12师:插入太白山脉,迅速推进到浦项,尔后准备经延日或庆州向釜山进攻。
   第5师:迅速夺取盈德后进至浦项,尔后协同第12师准备向釜山进攻。

另外,武亭还特别命令第766游击团从蔚珍出发,破坏安康里桥(架设在安康里东面兄山江上的桥梁)和清道隧道(位于大邱南面清道附近的1500米长的铁路隧道)。

战斗从8月5日一直持续到24日,虽然人民军解放了盈德、军威,并一度占领倭馆,人民军的炮弹已经落到了大邱市内。第12师最为成功,将韩3师的1万多人团团包围在浦项,但是由于无法封锁海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韩国人大摇大摆地从海上撤走。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在山岳地带作战和联军的空袭严重妨碍了后勤工作,东线的人民军部队部队自8月12日以后没有补给一粒米,而且在山峦重叠的当地征收不到给养,所以从15—16日以后就没有行动的能力了;有时候甚至为了获取弹药而不得不强行实施勉强的作战。武亭曾寄予厚望的第766游击团,没有按命令执行规定破坏清道隧道以截断联军后路的任务,原因是“第766团团长认为‘分散渗透也不能保持战斗力,因而不能突破南朝鲜方面的警戒网。所以,必须作为正规部队实施突进,”。结果使这支擅长游击战的队伍由于在安康里走廊实施正规作战遭到重创,愤怒的武亭因而将该团解散,并入第12师。在联军优势的火力(人民军称其为“残暴的毁灭性战术”)和兵力不断反扑下,缺乏后劲的人民军不得不退到洛东江右岸。

八月攻势先胜后败,人民军心有不甘,想再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准备了九月攻势。客观地看,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北朝鲜军队的兵力已经到了不宜发动攻势的限度,除侥幸之外是不能期待胜利的,简直是赌徒的孤注一掷。这次武亭所部仍然担任主攻,他的计划为:

   第3攻击集团(第1师、第3师、第13师和第105装甲师主力)
     突破美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防线,占领大邱。
   第4攻击集团(第8师、第15师、和第17装甲旅)
     突破南朝鲜第6师和第8师防线,占领河阳和永川,尔后向大邱或庆州突进。
   第5攻击集团(第5师和第12师)
     突破南朝鲜首都师和第3师防线,占领浦项洞和延日机场,同时准备由庆州走廊向釜山突进。

9月2日夜,武亭指挥所部开始大规模的夜间进攻,战事开局非常顺利,特别是第12师表现突出,接连击溃韩国首都师和第5师,在联军的东部战线上撕开了一个约12公里的缺口。到9月5日,美国第1骑兵师和韩国第3师也相继败下阵来,浦项洞被占领;8日,永川也被占领;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和韩国军队司令部都从大邱撤向釜山。但是,由于西线的人民军遭到挫败,所有的压力都突然集中到了东线,武亭开始支撑不住了,正当他竭力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反扑时,9月15日,仁川登陆开始,南方人民军的灾难降临了。

人民军不得不撤退。一接到大撤退的命令,深悉游击战之道的武亭在安排了各师的撤退路线后,就切断了所有的无线电联系,结果不但美国人,就是平壤也不知道他去向何方。所以,他位于韩国安东的司令部未受多大挫折便经原州回到了三八线以北的金化,他部下的几个师除了第13师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外,都比较顺利地回到了北方,并保留了骨干力量。但是,这一必要的行动却让平壤颇为恼火,因为他们很长时间失去了他的消息,苏联顾问就曾公开批评这一“个人主义”倾向。接着,他被命令保卫平壤,但他手下只有两个不足万人的预备师团,武亭不甘心被围歼或当俘虏,他在政府北撤后只做了比较轻微的抵抗便率部撤走。从后来的结果看,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联军已经准备用空降团来截断他的后路,由于撤退的及时,只有最后的一个团受了损失。但是轻易放弃首都的行为无疑将严重打击他的声望,再加上其他一些小节,例如他任命官员未经过正常的行政审批手续等。最后,他被调职,担任一个预备军团——第七军团的军团长,对一个军人来说,这意味着失宠。1950年12月21-23日的朝鲜劳动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他因为“战争中的严重错误”受了处分。凭武亭的个性,他必定会觉得愤懑不平,也许就是因为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双重失意,才造成了他后来的悲剧性结局。

当第七军团驻扎在满浦时。一天,武亭带着一位受伤的军官来到医务所,他是武亭在八路军时期的部下。武亭要求正在忙碌的医生立即来照顾他的朋友,那位倒霉的军医刻板地告诉武亭:伤员很多,他的朋友必须排队等候。这一“傲慢”的态度激怒了武亭,他掏出手枪当即把医生打死。这一罪行是严重的,他立即被解除了指挥权,后来又被开除军职。不久以后,他在长征时期的旧疾胃溃疡剧烈发作,正在朝鲜指挥中国志愿军的彭德怀立即把他送到东北最好的医院,由罗马尼亚人在长春开设的一家医院,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武亭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够死在他的故土——朝鲜,于是,在1952年10月,他被接回朝鲜,不久以后,在一间普通的军人医院里去世。他死后,朝鲜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武亭以坦率和勇气闻名,他性如烈火,勇敢无畏。是一位坚韧不屈、无私奉献的革命家和杰出的指挥官,在朝鲜的将领中,他是坚决果断、精力充沛和才能卓越的。他精通炮兵专业,培养了人民军的第一批炮兵指挥员,是人民军的创建者之一。但相对于他在战场上的勇猛和优秀的炮兵技术,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却连二流的政治家也不如。就他在朝鲜战争的表现来看,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由他来承担南方的失败是不公平的。

附录1:

杨林:



  曾用名杨州平、毕士悌,原名金勋。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爱国人士家庭。在平壤读中学时便是学生运动领导人。1919年流亡中国东北,入新兴武官学校,参加朝鲜反日军在延边地区对日军的战斗。失败后转赴云南讲武堂。1924年毕业后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教。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叶挺独立团任三营营长。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到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赴上海开会后调中央苏区工作,任劳动与战争动员委员会参谋长。1934年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干部团参谋长。1935年秋到陕北后,调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翌年2月在东渡黄河的战斗中牺牲。

  毛泽东曾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旅华的千千万万朝鲜人也投入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以杨林(毕士悌)的名字而闻名的那位来自东邻的英雄,便是其中一个光辉代表。

  原名金勋的朝鲜志士杨林在上中学时,正值日本在1910年以“日韩合并”之名吞并祖国后的动荡岁月。他的全家都投入了民族运动,他自己在平壤也成为中学里有影响的学生领袖。1919年,朝鲜爆发了几十万人参加的争取独立的“三一”起义,遭到日本军警血腥镇压,成千上万人被杀。金勋的父亲遇害后,他本人也遭缉捕,被迫流亡中国延边。在那里,他进入朝鲜反日团体所办的新兴武官学校,学习几个月后又担任了教员。

  1920年秋,日军发动“珲春事件”,以万余人入侵延边“讨伐”当地朝鲜反日军。金勋指挥一个连参加和龙县青山里伏击战,击毙加纳联队长,轰动一时。不过,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反日军领导人在危急关头又逃往俄国远东,部队因此瓦解。此刻金勋把复仇的希望寄于中国,决心再认真学习军事知识。他认为云南讲武堂颇有名气,又距日本势力范围远而隐蔽安全,便经万里跋涉,经上海、越南再入滇境,徒步行走上千里,在1921年6月到达昆明。

  云南讲武堂(此时已改名讲武学校)为留学日本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创办,主持者见这位朝鲜青年报考成绩很好,便接收其进入第16期。此时,日本将领事馆建到了昆明,校内也有日籍教官,如发现通缉的朝鲜人必引起外交纠葛。于是,金勋改名杨州平,对外称“华侨”。后来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此时也在校内,据回忆,这位朝鲜同学每天早上都背着砖头跑十里路进行锻炼,生活俭朴,说话不多却待人热情,在全校无论学科和术科都获第一名。教育长背着日本教官,也号召同期生都要向这位“有志的高丽学生”看齐。

   1924年,抱着反日复仇理想的杨州平从讲武学校毕业,谢绝了校方留其任职的邀请,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任学生队上尉队长。在那里,他改名杨林,由于经常聆听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报告,认识到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相结合的道理。随后,杨林率学员参加了东征战斗,并在校内左右派斗争中立场坚定。1925年夏,杨林被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

   同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成立,杨林被党组织调去担任第三营营长。半年后,他因技术好又被黄埔军校调回担任中校技术主任教官。1927年国民党反共后,杨林离开军校,受党组织委派到苏联,第三次进入军校──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了两年。

   1930年夏,杨林携夫人李秋岳回上海,原定到老上级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工作,恰逢这时满洲省委请中央派遣军事干部,中央便把杨林派到他比较熟悉的东北地区。杨林去后马上组建了省委的军委,并担任书记,并于1930年冬赴延边发动以朝鲜族农民为主的群众建立工农赤卫队,打土豪和镇压日本走狗,在东北大地上首次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延边暴动遭到东北军阀和日本警察镇压后,杨林返回满洲省委。这时中央军委又调他回去,省委则以工作离不开为由要求免调。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全东北。杨林马上赴吉林磐石,组织中心县委以原来的“打狗队”为基础,发动汉族、朝族群众建立游击队。1932年7月杨林离开时,南满游击队已具规模,成为后来东北抗联第一军的前身。

   1932年夏,杨林回上海汇报情况,临时中央根据军委原来的决定,让他去已经迁往中央苏区的机关。在地下交通员“接力”式的分段带领下,杨林经广州、汕头,又穿越粤东闽南山间小道到达赣南。周恩来见到他很高兴,马上让他到劳动与战争动员委员会任参谋长。此后一年多,杨林作为周恩来后方工作的助手,主要负责训练和补充新兵。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为朝鲜人代表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当时在红都瑞金,杨林和红军炮兵负责人武亭作为朝鲜同志而受到特别关心。一次,毛泽东遇到杨林,问起他的夫人,他回答说还在满洲省委工作。毛泽东马上嘱咐中央交通机关要想办法把她从东北调到中央苏区来。1934年春,军委考虑到杨林曾三次进过国内外军校,便调他到红军大学主管教务。有的同志私下讲,他是叶挺独立团创建者之一,在红军中算是最老的资格,又是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安排到红大职务太低。杨林本人却从不计较这些,上级安排什么任务就默默地干好什么。为了身份不过于引人注目,他又改名毕士悌。

   长征时,红军大学改为干部团,毕士悌担任团参谋长。四渡赤水时红军减员太大,全由干部组成、原准备尽量保护的这支特殊队伍也参加了战斗,他又同基层指挥员一样亲自在火线拼杀。1935年4月末,中央决定从滇北抢渡金沙江,周恩来、刘伯承亲自到干部团下指示,一定要在“五一”前完成奇袭占领绞平渡这一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毕士悌等亲自带前卫连一昼夜强行军180华里,在守渡口的敌军鼾睡时如神兵天降般到达,不费一枪不损一人便占领了渡口并缴到船只。为保护渡口安全,次日晨,他又率一个排迅速北上通安镇,以伤亡12人的代价便击溃敌一个团,俘敌数百,得到军委嘉奖。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这位红军中老资格的朝鲜同志同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用双腿走了两万里。

   到达陕北后,徐海东所率的红十五军团向中央要干部,杨林便被派到第七十五师任参谋长。他一面把中央红军的训练和作战方法介绍到来自鄂豫皖的这支红军队伍,一面在战斗中身前士卒。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时他率一个营作为先锋首先登岸。在向纵深突破时,他的腹部被碉堡中射来的子弹打穿。杨林昏迷后一度苏醒,关心的仍是前方情况及毛主席是否已过河,而未交待个人私事。不久,他便因抢救无效而永远合上了双眼。

附录2:

朱德海(1911-1972)

原名吴基涉。吉林省延吉人。生于俄罗斯东双城子,1920年3月迁到我国吉林省和龙定居。朝鲜族。贫苦农民家庭出身。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支部书记。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1932年任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于家屯共青团特别支部书记、密山县锅全村党支部书记。1934年任抗日联军第四军二团后方留守处党支部书记。1936年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39年9月回到延安,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八团特务连指导员和八团供给处指导员。1941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海外研究班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1943年参加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筹建工作,任校党委委员、总务处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革命军政学校开赴东北。12月,任义勇军第三支队政委,配合兄弟部队担负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后方根据地的任务。1948年4月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处处长。1949年3月,任吉林省延边公署专员和中共延边地委书记。1949年6月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2年9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当选为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区委书记、自治区主席。

1955年12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改为自治州,任州委第一书记、自治州州长、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州政协主席等职,同时任吉林省副省长。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66年1月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他长期主持延边地区工作,重视维护民族团结,坚持与大汉族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斗争,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为延边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和迫害,1969年被迫下放到湖北农场劳动。1972年7月3日逝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延边自治州州委作出决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

附录3:

武亭的脾气之暴躁在张英(朝鲜战争时的志愿军炮1师?政委)的回忆录中也有佐证,张回忆说在延安时炮团的干部纷纷要求调走,因为武亭动不动就掏出手枪挥舞着要枪毙人。

朝鲜义勇队于1937年在武汉成立,大部是国民党军校毕业生,是国民党军委会组织的一只外籍抗日友军,后来左右派分裂,左派由朴孝三、王子仁(崔仁)带领转移到华北,和武亭、朴一禹等合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后在东北发展为几个支队(包括著名的李红光支队-166师-人民军6师),其成员绝大部分陆续回北朝鲜;右派并入韩国临时政府的光复军后回南朝鲜,这样在接下来的朝鲜战争中演出了一场义勇队兄弟相残的悲剧。关于义勇队超星上有文献介绍,崔洪彬 , (book://ss10220092/!00001.pdg)中的2篇文章:崔春风的“朝鲜义勇队史论”和张水福的“浅谈解放战争时期李红光支队的历史贡献。


朝鲜义勇军到东北成立的第三支队政委朱德海可能是为数很少的没回北朝鲜的领导人之一,他后来一直任延边自治州州长,在中国是朝鲜族的代表人物。原来在超星图书馆上我看过朱德海传,但刚刚搜索也找不着了,延边大学学报上有篇文章,将就地能看:“记共产主义战士朱德海”(book://qk4.5read.com/diskbxb/bxb85/7802/000034.pdg)

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石源华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深厚的友谊,潘石英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
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杨昭全等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
朝鲜战争,日本陆战史研究会



附:朝鲜劳动党建党之初的派别——

苏联派——以在苏联出生和取得苏联国籍的朝鲜人为主,首领是许哥而、朴昌玉等人。

国内派——以日本占领时期在朝鲜半岛国内秘密坚持地下活动的原朝鲜共产党员为主,首领是朴宪永。

延安派——这一派以参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第四野战军)、1945年至1950年回国的朝鲜人为主,主要人物包括武亭、朴一禹、金斗奉、崔昌益,大多数人与毛泽东、林彪关系密切。

游击队派——以在朝鲜半岛北部和满洲(现中国东北)地区原东北抗日联军中级军官金日成为核心。虽然势力最为弱小,但因与苏联人熟悉、首先得到苏联占领军的支持而占有政治上的优势。

在第一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内,苏联派有3人,延安派有6人,国内派有2人,游击队派有2人,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当时各派的力量对比【延安派和苏联派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50年后入党的许多新党员抱有民族主义观念(观念在教育),认为延安派和苏联派属于外国势力,其成员是外国党的代理人,因此选择支持金日成……】。

国内派于“朝韩战争”结束之后清洗完毕。延安派于1958年被清洗完毕。苏联派于1961年被清洗完毕。这两派的幸存成员大多数选择了流亡中国或苏联。“八月宗派事件”以后,金日成完全控制了朝鲜劳动党,并树立起自己的个人权威。……1994年,金日成总书记逝世后,其子金正日成为最高领导人。





【原创】八路军中朝鲜人武亭小事 [ 黄河故人 ] 于:2008-11-29 01:58:58 主题帖



左起第四人武亭,日本人搞资料倒是挺有能力的。

武亭,他当八路军炮兵团长的时候,朱瑞还在办华北军政干部学校。

武亭非常受彭德怀的欣赏。二人性格相投,都是对党忠诚,信念执著,刚直不阿,作风果断,主观,几近专横,脾气暴躁。

武亭是被彭德怀从排长提拔起来的。1930年,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打岳州,被美、日、英停在洞庭湖里的炮艇轰击,伤亡很大。调来几门自己的炮,不料就一个人会用——他自己。这时候武亭毛遂自荐,彭德怀配给他几十名战士,武亭现场教,战士现场学,不料效果甚好。从此武亭被彭德怀当成宝,带在身边,悉心培养。

武亭对红军有大功。过草地后,张国焘以军委参谋部曾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码本收缴,连红一、三军团与军委毛泽东等人的通报密电码本也收缴了。武亭凭着一个指南针,带着一个班,走了两天两夜,把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林彪的红一军团之间联系的密码本交给了林彪。就这样毛泽东才和林彪聂荣臻联系上。

跑题太远,我要讲棒子的故事了。他的棒子故事在发生在遇到彭德怀之前。

武亭是从汉城到中国来的,1924年进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第二年入党。然后被派到上海做地下党工作。大家估测一下,以彭德怀元帅的性格去做地下党,会出现什么事情呢?

当时上海朝鲜人很多,各种流派都有。有一次武亭就遇到了在旅沪朝鲜人当中有点名气的民族主义者在大骂中国人,武亭大怒,上去把他揪了下来并用随身带着的棒子痛打了一顿。后来,只好把他调到苏区来了。

武亭要是留在中国多好,至少可以像李延禄一样长寿善终。

PS:汉城改名成首尔,并不是它第一次改名。上一次改名是1910年,日本人为了消除中国的影响(怎么又是消除中国的影响)给它改成了京城。武亭准确的说应该是从京城到保定来的(这么别扭呢)





武亭自幼秉性直爽、刚毅,但脾气暴躁。当时,旅居上海的朝鲜人较多,有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各流派社会主义者,其成分十分复杂。由于信仰、政见的不同,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常常因而大动干戈,时常被日本奸细所利用。武亭十分看不惯这些,加上他的典型的暴烈性格,对不同政见的人绝不客气,常出现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的现象。在一次集会上,他听到一位在旅沪朝鲜人当中有点名气的民族主义者在台上侃侃而谈,影射攻击共产党,便怒不可遏。他不顾地下工作纪律,跳到台上把那位演讲者揪下来大声呵斥并用自己随身携带的樱木棒子痛打一顿。此后,在旅沪朝鲜人当中一度传开了"武亭樱木棒子"的故事。许多认识和熟悉武亭的老同志都回忆道:这就是典型的武亭性格,即他是一个烈性人,具有对党忠诚,信念执著,刚直不阿,作风果断等优点,同时具有过于严格、主观,几近专横等缺点,是一位具有"致命弱点"的坚强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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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驻榆时手书“还我河山”





时常会想念这些人——他们才是中国人的脊梁

新华网 2007年12月18日
(原作者 intelq6600 @ 新浪博客)




东北抗日联军所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其环境之艰苦,斗争之残酷,
时间之长久,牺牲之壮烈,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时常会想念杨靖宇




1940年2月22日,弹尽粮绝、孑身一人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在辽宁省濛江县(现靖宇县)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路上拦住四个进山砍柴的中国人,与其中一个名叫赵廷喜的人谈了话。此前四万日伪军为搜捕他一个人已折腾了两个月。杨靖宇主动出现的原因是他脚上的棉鞋脱了帮,脚冻坏了,身上发烧,而且多日没吃东西了。杨靖宇身上还有九千元伪币,他请对方回到山下给自己买双棉鞋和一些吃的。这个叫赵廷喜的中国农民答应了,回到屯子里,迎面碰上日本特务李正新,后者也是个中国人,不过是个日夜都想帮助日本人抓到杨靖宇以领取赏金的人。赵廷喜一见李正新就害了怕,把发现杨靖宇的消息讲出来,李正新马上带他去日本警察所。第二天早上日军赶到,杨靖宇壮烈殉国。

时常想念的不是英雄的死。英雄死去已六十余年矣!时常会设身处地想到将军死前的内心。他肯定是觉得应当相信中国人才主动走出来与赵廷喜见面的,赵廷喜劝他投降,说眼下日本人和过去不一样了,只要你投降,他们就不杀你(其实他不知道,杨靖宇真要是主动投降,日本人不但不会杀他,还会让他做伪满州国的“军政部长”)。史料记载(日本人的报导,但大体可信)杨靖宇这时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老乡啊,我们都是中国人,要是咱都投降了,中国就真的完了。这以后赵廷喜就拿上他的钱走了。杨靖宇该怎么办?

他可以选择离开。但是他没有。他有理由怀疑这个中国人是否可以信赖,但他没办法怀疑每一个中国人。

所以他没有。这一刻,这一个中国人就成了他为之奋斗牺牲的所有的中国人。可偏偏这么个中国人,没有给他带来棉鞋和食物,却引来了日本人。



时不时地会想起周保中



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杰出领导人━━周保中


1937年冬,数万日军对东满和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二路军展开大围剿。周保中指挥四军五军向西突围,自己则率领二路军总指挥部向东走,潜入乌苏里江东岸的密山,过了一些日子,因为西征部队失利回到勃利,他又率着自己的小队伍在一天一夜之间,冒着零下四十度的风雪严寒,从密山走回了勃利。

不看地图的读者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时常想起这件事。看地图你就明白了,从密山到勃利,是从黑龙江省的东部走到中部,直线距离就有二百公里。

老实说开头我从一位老抗联口中听到这件事怎么也不相信。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不是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他是在日伪军的重重围攻之中,将鞋子反绑在脚下(用以迷惑敌人)走完这些山路的。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是因为即使你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要在一天一夜间走完二百公里山路也是难以想象的,何况他们根本就没有东西吃。

我不相信这件事,就到《周保中游击日记》里去查证。果然,我在一则写于1939年11月的日记里查到了同样的记载。

一个朋友读《音乐会》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人物一直在书中狂奔,这已经超过了人的体力极限,降低了本书的可信性。

周保中将军真是个奇人。哪怕是在日寇围困得铁桶一般、二路军的前途最黯淡的日子里,也没有中断逐日写日记的习惯。据说他一直使用毛边纸和毛笔,写完一本就让警卫背上,背不动就找个地方埋起来。这些日记写得客观、详实,平静,让我们无法准确揣摩他当时的真实心境。但也就因为这些日子,我们明白了他和他的战友其实每日每时都生活在类似于最后一战的环境,枪声就在他的耳边嘹亮,他要不停地突围、退却、逃匿、转移。但是他仍然坚持记下当日的战况、军情甚至自己对许多事变的反应。这样一个人,生死肯定早已置以度外,却在记日记这件事上头,却认真、执拗得令人惊讶。

可以想象他根本不是为自己写日记。置身在每日生死未卜的战争中,他和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不需要这些日记。他要写给的只能是时间和历史。丢失是难以避免的。1936年前的日记就在敌人的一次搜山中被焚毁。但以后的日记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经过将军的亲属和有关研究人员的整理,出版时仍然有七十万字。我的《音乐会》写了三年,只有七十万字。周保中将军业余写作,三年内也写下了七十万字。

最近一些日子,越来越多地想念起吉林省宁安县马家大屯的马老太太和他的三个儿子。

我是在《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里发现马老太太这个名字的,可那上面的记载非常简略,后来是在采访中,从那些已至耄耋之年的老抗联口中,听到了她的故事。 马老太太的姓名已经无人知晓,只知道他是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最早在宁安县拉队伍时他就成了抗属,其后陆续将三个儿子都送进了四军和五军。后来日本人攻进屯子,将它烧成一片白地,马老太太无家可归,自己也毅然地加入了二路军,和儿子们一起行军作战,这时马老太太已是六十多的老人了。1937年冬,二路军主力在日寇围逼下破围西出,马老太太随当在五军当团长和营长的大儿子二儿子一同西上,小儿子则留下来守护密营,同时保护随我军一同西上的一个山林队首领的女人。所谓山林队,是好听的说法,说白了就是土匪。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不让这支土匪队伍投敌,周保中和他的首领约好,让他带队伍和我军一同突围,我军另派人留在原地保护他的押寨夫人。若有半点差池,我军自会按破坏统一战线罪论处,也就是枪毙。大军西行之后,日军在千里长途中极尽围追堵截这能事,我军恶战连绵,其中马老太太的二儿子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哥哥的队伍和同在队伍中的母亲,毅然与敌搏斗,壮烈牺牲。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大队也和随军西上的山林队断了联络,而这时留在山里的马老太太的三儿子也陷入了敌之重围,与外界隔断了联系。日本人天天搜山,扔下传单说周保中的二路军已全军覆没。三儿子和受他保护的匪首的押寨夫人独处一个山洞里,自忖不能脱身,彼此说了实话,原来此一押寨夫人竟是匪首抢来的,一直想逃,都没有逃得出去。三儿子在长久的等待之后不见大军回还,以为我军真地不会再回来了,就想带着押寨夫人逃回故乡去。逃跑并不顺利,但二人却产生了感情,做了夫妻。他们没想到的是大军却在这时回到了营地里,更没想到的是匪首并没有死,也回到了原地,寻他的押寨夫人。后者已有身孕,纸自然包不住火,匪首大怒,拉开架势要二路军执行自己的纪律,不然他就要翻脸,跑日本人那边去。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因,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不待报告,就对三弟执行纪律。等到周保中赶到,枪决已经执行。而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也在随后的一次向南突围的战斗中牺牲,随后,这位马老太太自己,也在儿子牺牲的同一场战斗中奋勇扑向敌人的狙击线,壮烈殉国。

我一直忘不了马老太太的原因是:当她的二儿子在西征中死去之后,大儿子以破坏纪律罪处决自己的三儿子之时,这位老人家是个什么心情?这时她为自己其实并无过错的三儿子求过情吗?他们母子最后一定见过,这时一个母亲、一个儿子,又说了些什么?自己辛勤养大的三个儿子,于短短的数月间,就在自己的眼前一个个死去,她那颗苍老的心脏,又是怎么承受得住的?

还有,她最后一次扑向日寇的狙击线时,真的不是想和儿子们一同离去吗?

忘不了马老太太还有另一个原因:她的大儿子马团长处决了自己的三弟之后,那支山林队的首领真地没有投敌,他被抗联队伍说话算数的气魄震动了,直到一个人战死,最终也没有投降日寇。

但是被夺回去的那位押寨夫人呢?那位已有身孕的押寨夫人后来生下了孩子吗?那个孩子是否活了下来了?如果今天还活着,他现在哪里?他知道自己父亲母亲的故事吗?



想起了冷云。

在中国,知道冷云的人不会很多,可是听说过八女投江的人一定很多。冷云就是八女投江中的八位女烈士之一,而且是她们的领导者,是她带着七名抗联姐妹毅然投身于江水。

冷云最早只是佳木斯中学的一个女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抗日思想,加入了抗联的地下组织。传说她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商人家庭,不参加抗联,完全可以过得很好,可是她选择了加入。

1936年地下组织被破坏,冷云因为不是党组织的核心成员,还没有机会参加核心会议,所以侥幸没有落入敌手。这时她的身份也许暴露了,也许没有暴露,但地下党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还是安排她孤身一人离开佳木斯,进了山林中的抗联队伍。

到了这里冷云的生命还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光彩。这样的安排,无论对她自己还是抗联部队,都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在她,是因为中学还没有读完,她是个喜欢念书的女子,不能继续念书对她来说是个巨大的遗憾;对于部队来说,这样由地方党安排进来的的女孩子越多,负担就越重,他们其实不想太多地接收女同志,尤其是像冷云这样几乎连枪也没摸过的女中学生。但是既然送来了,他们也只得接受。

于是冷云被五军领导安排进了军部的被服厂,给全军做军服。说是个被服厂,那个年月,部队的军服差不多全靠缴获,被服厂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说是个工作,不如说是在深山里给冷云和如她一样的一些姐妹们找一个藏身之所。

1938年5月,七万名日寇对抗联二路军实施“重点讨伐”,抗联四、五两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局,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决定两军由吉东地区向西方五常一带作长途突围。四五军的女同志也被合编成一个妇女团,随主力西下。冷云以她渐渐表现出来的干练和坚定,当了这个团的指导员。

这个时候,恐怕不仅别人没有想到,就连她自己也不会想到,这是她一生的第一次远征,

也将是她的最后一次远征。

但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虽然突围成功,但整个西征行动却失败了,三个月后,一同西征的抗联四军和五军被敌人打散,几个月后四军全军覆没,五军则在迭遭失败后分为两股,其中的一股由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率领,穿越老爷岭上千里林海,向东返回设在今天黑龙江省依兰县东部山区里的密营。走进林海时一师还有一百多人,走出来时,却只剩下了三十多人,其中就有冷云率领的妇女团剩下的最后八名女同志。

时常会想到这样一个晚上。冷云他们终于突破敌人的重围,到达了自己的根据地边缘。虽然牺牲惨重,可他们这些人却还是活下来了,在那个年代,只要他们这些人没死,对抗联二路军来说就是胜利,对日寇来说也就是失败。走出林海到达乌斯浑河畔就地宿营时,冷云和她的姐妹们的心情一定是兴奋的,毕竟他们就要回到自己的根据地了。

可就在第二天拂晓,日本人包围了他们的宿营地。一个名叫葛海禄的汉奸向日寇告了密(又是汉奸!和杨靖宇一样,冷云她们可以说也是死在汉奸之手)。但是日本人首先发现的并不是冷云等八姐妹,而是和他们隔开一段距离宿营的以师长关书范为首的男同志。这时冷云她们只要自己不暴露,或许就有机会脱险。

但是冷云没这么做。冷云带八姐妹做出的是另外一个对他们来说据有改变命运的决定:她决定带众姐妹们将日本人引开。原因是很简单的:关书范是师长,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师的指挥所,面对敌人时,她们有责任保护师长和他的指挥所。

于是她们首先向日本人开了枪,日本人被引过来,将八姐妹逼到了江边,关书范被枪声惊醒,带着男同志突围出去,冷云八姐妹却被日本人逼到了江边,子弹打完之后,在投降、被活捉和投江之间,冷云带着她的姐妹们选择了后者。

故事到了这里,仍然是众人皆知的。众人不知道、因而时常让我想起冷云的是:正是这西征归来途中的最后一场战斗,击垮了师长关书范的心,回到二师密营不久,他就下山和日本人谈判,接受收编,同时也自告奋勇地回到队伍里来,要说服五军军长柴世荣和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和他一起接受日本人的收编,也就是投降!

一直难以释怀的正是这件事:冷云和八姐妹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的竟然是一个变节份子。这是她们事先绝对不会想得到了。如果冷云八姐妹死后有知,她们会后悔吗?

她们是不会问这个问题了,问这个问题是我们。我们这些后人原来也没不知道这个,可是自从读了些史料,知道了真相,这颗心就不可能不为这个问题一直疼着了。于是我就再也忘不了冷云和八姐妹的牺牲。



因为冷云,也会时常想起关书范

关书范,吉林宁安人,1912年出生,17岁参加共青团,成为宁安青年学生中最活跃的革命份子。“九一八”后全力投身救亡运动,出任共青团吉东省委委员,22岁被捕,受尽酷刑仍没有叛变,周保中创立抗联五军后,他骁勇善战,25岁就被委任于五军一师师长,成为周保中手下数一数二的爱将,后者对他寄托了巨大的期望。可就是这个人,经历了1938年的西征之后,居然撑不住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下山和日本人谈判之前,居然抱有下面一种奇怪的想法:抗战到了最后关头,不投降五师乃至于二路军残部一定会被日本人全部“剿灭”,投降了或许就能躲过这一厄。即使从山上穿了一身日本军装回来见自己的军长柴世荣,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动摇和投降,而是“假投降”。他劝柴世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队伍设法保存下来,就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柴世荣大惊,急报周保中。周保中大怒,令五军军部马上移到二路军总部的密营来,他告诉柴世荣,什么“假投降”,这是真投降,是在斗争进入最艰苦时刻首开的投敌之风!这个口子一开,吉东的抗日大局就将崩溃!这样的行为,决不能宽恕!他让柴世荣引关书范上山,立即将其逮捕,公布其罪状,执行枪决!

关书范的事情到了这里并没有完。被逮捕之后,面对盛怒中的周保中,他又“悔悟”了。他不但涕泪交流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以人死言善的语气,向周交代了他和日本人的所有交易,尤其重要的是他向周保中讲了日本人已经从他口中知道了我军的哪些密营。在枪决他之后,呆在这些密营的我军一定要迅速转移。枪决关书范之时,周保中流下了痛恨交加的泪水。

在当天的日记里,周保中极其罕见地用长达一千多字的篇幅,记下了关书范的生平,虽然义正辞严,可那种隐隐的痛惜之意仍然能让我们感觉到。为一个叛徒的死写下这么多文字,在七十万字的《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里,是仅有的一次。

1939年1月枪决关书范之后,二路军的两大主力四军已在西征途中全军覆没,五军一师由于关书范的叛变已基本崩溃,二师余部辗转于南满各地与敌作战,最后回到吉东时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人数不多的总部警卫旅也不在身边,且音信几稀,这时的周保中,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这时候他怎么办呢?他没有退缩,不过他的心态已变。虽然他口头不承认二路军已经失败,可心里不能不明白。对他来说,能做的事已经不多了。但他身边还有十几个人。就是这十几个人也牺牲了,还有他自己。在他的内心里,只要他自己还没死,二路军就还没有最后失败。

他一定用了许多时间想下一步的斗争方式。而这种方式也被他很快想好了,确定了下来。

这种方式就是利用自己当年在上海和周恩来一起从事特科活动时学到的本事,辅导身边最后的十几个人学会爆炸和暗杀技术,然后将这些“地下尖兵”派出去,对日寇在东北经营的重大经济、军事项目实施攻击。

这仍然是抗战,但更像是拼命。

被周保中最先锁定的目标是日军在佳木斯的飞机场,日本人在镜泊湖造的水电站。炸毁镜泊湖水电站的任务交给了五军老战士刘德胜和翟学忠。出发之前,周保中亲手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还教给了他们一些特工常用的技巧。

为了保证成功,刘德胜和翟学忠出发时,什么也没带。一没带钱,二没带枪,三没带炸药。周保中嘱咐他们,下去要自食自力,想办法活下去,还要完成任务!

两位老战士下山后的经历极为曲折:到了宁安,他们没有找到地下党,却被正到处抓劳工送往中苏边境修工事的日本人以没有“劳动票”而投入了大牢。他们以为这回完了,没想到却在牢里遇上了一个当了伪军的熟人。此人的老婆刚刚被日本人奸污,不知道二路军的实情,仍一心想投奔周保中,二人将计就计,让他帮忙弄到两套伪军军装,逃了出来。这回他们到底联系上了宁安地下党,让后者帮忙弄到“劳动票”和炸药。后者弄到了这两样东西,他们自己却又被日本人当作“浮浪”装进火车,拉到边境上修所谓“国防工事”。二人明白,一旦到了那里,就再没有活命的机会,半夜里在火车上使用上了周保中教的特工手段,自己给自己松了绑,杀了车上的鬼子,带着一车厢人跳车逃走。再回到宁安,和地下党接上头,弄到了去镜泊湖的“劳动票”和炸药,这才混了进去。一天夜里,他们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放火烧了日本人的汽油库,等日本人跑去救火,他们才潜入水电站工地,将地形看了个一清二楚,此后将炸药放进饭盒里,一天带进去一点,积少成多,最后竟然带进去了六公斤炸药。一天,渐渐取得日本人信任的翟学忠终于有了机会,将六公斤炸药全放进了就要建成的水电站的核心部位,还安放了延时装置。两小时后,早已离开的他们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水电站在他们的身后被炸上了天!

为了表彰二人的功勋,周保中代表二路军总指挥部,授予他们“孤胆英雄”的称号。

其后,周保中又一批批将人派出去,成功地炸毁了日本人建造的湖南营水电站和日军珲春甘井子机场油库。

如果不是当年9月,周保中突然接到了从苏联方面转来的三路军代表冯仲云邀请他过江赴苏,会商二、三路军合并并与苏军合作的信函,周保中一定会以这样的姿态和方式与日本人战斗下去,直到身边的人全被他派出去,作为二路军总指挥的他本人亲自下山,作为最后一名“地下尖兵”,向日寇发起二路军历史上最后一次攻击。

如果是那样,在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衔的将军的名册里,就不会有一个名叫周保中的中将了。

真正忘不了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周保中将军这一年的心境。细察《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你会发觉他的心态极为平静。

他也可能真地非常平静:他的部下都死了,剩下的人也正在一个一个地在最后极为悲壮的攻击行动中一个个死去,他不过是他们身后的最后一个攻击者和死者罢了。

还有一种可能:他的平静来自他在自己内心中与日本人的对峙与对视。这是一种极为有几的对峙与对视。因为双方都明白,二路军已经失败,但是只要你还没有杀死我周保中,二路军就还在战斗,我没有承认失败,你日本人就仍然没有胜利。我还就想要看看你的能耐了,什么时候你杀死了周保中,才能说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此时的周保中,说他是二路军的最后一名战士都不足以描述他的心情,应当说他或许把自己看成了最后的一个中国人。



时常想念的最后一个人是赵尚志。


武警战士在黑龙江省鹤北林业局尚志文化广场向赵尚志铜像敬献花篮

1938年1月1日凌晨,在我北满抗联西征嫩江遭受重大损失、五万名日伪军加紧布置对北满联军的最后一次“讨伐”的前夜,北满抗联总司令(时称东北抗联总司令)、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赵尚志越过说封的黑龙江,前往苏联方面“求援”,随即被扣押,从此失去自由。一年六个月之后,他终于被释放,率领一支小部队返回东北,整个东北的斗争环境和我军内部的环境已发生的巨大变化。北满抗联在他走后对一去不返的他的批判已经结束,形成了以三种军总司令李兆麟为领袖的新的领导集体,不再接纳他的归来。在接下来的二路军三路军伯力联席会议上,三路军的创始人赵尚志因“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开队党籍,被安排到周保中的二路军总指挥部任副总指挥,不久后又被从国内战场召回到伯力(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失去了周保中的庇护。三路军又回不去,二路军则视其为路人,当初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英雄竟然成了新成立的伯力东北抗联教导旅院内一个无人理睬的闲人。

赵尚志怎么办呢?赵尚志可以有许多选择。他可以选择申诉,向当时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东北抗联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申诉,甚至通过这个代表团向已经在延安扎下根来的中共中央直接申诉;他也可以破罐子破摔,既然你们东北抗联不要我,我干脆就这样呆下去好了。凭他的威望和功勋,没有人会不让他继续呆下去,一直到抗战胜利的一天。

当然还有最后一种选择,那就是:不管我赵尚志身在何方,也不管你们如何看法,我赵尚志都仍然是一个矢志抗日到底的战士,你们可以不要我,但是我却不能不抗日,哪怕是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要回到东北,回到打鬼子的战场上去!

赵尚志没有选择申诉,也没有自暴自弃,性如烈火的他选择了后者。1941年10月,他再次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经过当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最高指挥员周保中的批准,带着仍然愿意跟随他的最后五名战士,越过黑龙江,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上。

三个月后,他在攻击鹤立县日伪梧桐河警察署时误入日伪特务的包围圈,壮烈牺牲。

赵尚志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随着他的归来,东北人民会一呼百应,再次掀起一波新的抗日大浪潮的愿望,却实现了自己的另一个心愿。这个心愿是: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

赵尚志被弄到日伪鹤立梧桐河警察署后,日本人欣喜若狂。就是为了防备这么个已经被抗联队伍自己不要的人,日本人曾经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一直在黑龙江边维持着三道封锁线。现在这么轻易地就杀死了赵尚志,他们不敢相信。于是,他们从刁翎城中,叫来了曾经已经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

李华堂“九一八”时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东北沦陷后拉起一支队伍抗日,后来又响应中共建立抗日联军的号召,加入了赵尚志为领袖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都是赵尚志抗日路线的追随者和赵尚志本人的崇拜者。一九三八年冬,当赵尚志赴苏未归,李华堂的九军主力又随三路军总指挥部西上嫩江之后,一向躲在深山里不向日寇投降的李华堂成了孤家寡人。等到他的另一个结盟者二路军也在日寇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时,李华堂终于承认了失败,下山投降了日寇。日寇果然没有杀他,反而将他安置在刁翎城中,过所谓自由的“良民”的生活。现在,为了验明赵尚志的正身,日本人又将他带到了梧桐河伪警察署。

在一间冰冷的房子里,李华堂第一眼就认出了面前的死者就是他矢志追随多年的抗日大英雄赵尚志。尽管有不少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道: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他大哭嚎啕,被日本人强拉出去。

时常想起这一次的会见。这是曾经作为抗日结盟者的李华堂与赵尚志的最后一次会见,赵尚志已经死去,李华堂也已经投敌,可当他见了死去的赵尚志之后,为什么仍要突然放声大哭,重复说出刚才那样一句话呢?李华堂当时要对赵尚志表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他有没有想到过,虽然他努力在内心里为自己的投降辩解,可面对着眼前的死者,心里仍然明白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英雄,虽死犹生,而他虽然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吗?

东北光复后,李华堂重新出山组织军队,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与挺进东北的我军为敌,结果被我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剿匪小分队围击于依兰东部地区,负伤后被捕,死在押解的路上。李华堂死之前,有没有想到过当年他和赵尚志在鹤立县梧桐河伪警察团的最后的一次见面呢?

不久前看到新编的电视剧《林海雪原》,想到书中写到的作为匪首的谢文东和李华堂,不由得想道:当年他们也曾经是赫赫有名的抗联八军和九军的军长呢。只是他们不像赵尚志那样死在了抗日战场上。他们也曾经在艰苦的年代里坚持过,却没有坚持到死。

一天走在长安街上,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在我们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下面,是不是都躺着一个我们时常想念却又时常想要告别的烈士。如果他们的鲜血没有渗入地下并且也不会凝固,我们这块土地上是不是早就血流成河,我们的也包括我自己迈出的每一步是不是都会在这条血河里激起汹涌的浪花。

(原作者 intelq6600 @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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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口占



七月天,断桥映湖天,夏夜流舟雾连天。柳含烟,楼含烟,斜听雨燕人含烟。
鎏金时光翩然过,蓦然回首已经年。北望孤山,从容不改旧时颜,换了人间。








The Life That I Have

The Life That I Have
Is all that I have
And the life that I have
Is yours

The love that I have
Of the life that I have
Is yours and yours and yours.

A sleep I shall have
A rest I shall have
Yet death will be but a pause
For the peace of my years
In the long green grass
Will be yours and yours and yours.


-- Leo Marks,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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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06 周三, 下午6:30    标题: 引用回复


西西河大作:钓鱼岛上钓鱼忙!!
[ 燃犀下照 ] 于:2013-01-30


题记:

最近事情多,原本是想躲懒的。只是因为有朋友问到这个事情,加上下河后一直丢老包袱,颇为不好意思,于是索性找个时间写写自己的思路。值得说明的是,本文的唯一价值就是拿来扯谈,国际政治与各国的政治运作不是我等小民可以脑补说“掌握”的。但是,口水政治却是网友们的老传统啦,也算是无聊网络生活里自娱娱人的一个不错的游戏。千万不要认为事实就是这样哦,每个口水政治戏剧的开始都会说的台词是:如有雷同,不胜荣幸。

此外,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文章到底应该发在什么版面,只好发在“唯武我扬”了。烦请版主要移动本贴的时候,不要移动到“时事”,“历史”或者“争议”等板块,因为我完全上不了那几个页面。一点击都是“出错”,自己的文章都看不了,更不用说回复网友的批评了。

首先,个人认为“钓鱼岛争端”之爆发是日本有意策划,精细组织与充满了战术意识的典型的日本式战略。我们可以注意到,钓鱼岛争端的发展与升级是一直为日本所主导或者主动的。这个特点是非常明显而需要被强调的。

一、

我们知道如下事实是不言而喻的:

1.虽然北京一直主张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但是过去的几十年,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一直为日本所掌握。

2.在过去的20年,虽然两岸或者华人世界的保钓浪潮一波又一波,但是北京政府对于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事实,或者对于民间保钓的支持,都是较为策略性的克制。

3.北京在邓小平时代,事实上就钓鱼岛问题做过政治性的原则概括——“后代比我们有智慧,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本质上北京推行的是一个绥靖政策,对于钓鱼岛并未积极主张行动。

4.在邓小平时代以及以后,北京和日本其实是就钓鱼岛问题有默契的。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都达成了一些彼此克制的部分。总的来说是,北京不谋求积极改变钓鱼岛为日本实际控制的现状,日本不拒绝中国渔民在钓鱼岛海域的活动。

5.北京一直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了克制,这个部分就钓鱼岛危机爆发之前来看,没有证据显示北京有积极改变这个绥靖政策的意图或者动作。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北京没有积极的试图在未来或者某个明确时点改变钓鱼岛被日本所控制的现实,更何况是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了。

二、

以下事实也不应该被忘记:

1.中国渔民在钓鱼岛捕鱼远不是第一天了。之前的日本最多只是驱逐而非逮捕,或者试图审判。在钓鱼岛危机发展到今天之前,日本已经在对待中国渔民问题上,采取了破环默契与“改变现状”的举动——日本非法逮捕了中国船长,并且试图审判。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外交争议。

2.如果说,船长问题还可以用民主党政府不熟悉惯例或者在外交上生疏作为一个解释的话。那么,后面日本迅速升级钓鱼岛危机就非常的值得玩味了。购岛闹剧首先是东京都的石原在鼓吹的,并且号召的是民间捐款。当时就已经引发了北京方面强烈的反对信号。此后,日本东京有声音表示,不能让石原购岛,应该是东京来国有化这个岛。值得提醒的是,*在东盟会议上,直接对当时的日本首相野田表示,购岛之举万不可行。日本首相是非常清楚北京的外交底线与态度的。如果日本东京有意在某个程度上避免重大地缘危机,这个时候完全可以采取缓一缓的态度。但是,事实上,与胡碰面后回国的第二天,日本政府悍然宣布国有化钓鱼岛。这是对于胡的重大羞辱。

3.钓鱼岛问题自渔民船长被抓开始,我们知道两岸都发生了很多民间自发的保钓运动。这个保钓运动相当长时间里是以香港为活动中心。香港保钓人士数次试图去钓鱼岛抗议,并且策划登岛。在钓鱼岛被所谓国有化后,大陆的群众性保钓运动更加火爆。虽然我们清楚其中大多数是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但是,自船长被抓开始,很多保钓运动背后的资金来源与组成人员带有非常奇异的“日本血统”。也就是说,保钓组织的活动有日本资金的支持,一些参与保钓的人,同时也是积极参与所谓“民主运动”的人马。

4.我们注意到,钓鱼岛危机的爆发始终是在日本主动诱导与升级下逐步尖锐化的。

三、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下面一些双边关系的背景:

1,中日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关系在过去20年是非常紧密的。大陆不但是日本重要的产业布局的一环,同时也日益是日本重要的海外市场。大陆在相当时间里,也得益于与日本的这种经济关系——日本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依然是大陆长期以来学习与需要的对象。两大经济体的联系已经是剪不断,理还乱。事实上,尽管两国间关系随着时势的变迁而时有紧张,但是都未特别的影响到双方的经济关系,双方在经济上还是互相保持了克制。“政冷经热”是很常见的描述。

2.中日关系是存在过相当友好的一个黄金时期的,并且两国政治家基于长远的考虑,都在过去相当时间里积极推行两国民间与政府间的友好。我们不应该忘记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来,日本整体对华友好与民间交往的活跃这一事实(包括经济上的援助)。日本在相当时间里,也是试图构建一个基于长久利益与和平的两国关系。

3.北京一直试图整合东北亚,希望形成东北亚一体化的经济自由贸易体。这个战略也是北京非常努力推行的,并且一直与韩国,日本,俄国,甚至包括朝鲜在积极的沟通。北京在对日本的问题上,并没有采取历史本位主义的情绪性政策。应该来说在相当的时间里,北京同样是期待建立中日间比较和谐与面向未来的关系。

4.08年经济危机后,日本经济陷入了困境。在福岛大地震后,日本经济出现了连续的负增长,并且外贸出现了多年来的逆差。日本经济陷入结构性衰退的陷阱已经20年了。但是同期中国的发展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快,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

一言以蔽之:在中日经济如此紧密联系的时候,在日本经济困难,需要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在北京没有重大战略变革威胁日本安全的时候,在北京当面明确表达希望日本克制的时候,日本不管不顾的强硬升级了钓鱼岛争端,全然不顾及日本在华的经济利益与长期积累的政治资源,直接挑衅北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底线与十余年来的双边默契,迫使北京直接强硬的采取行动来改变日本对于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这完全违反了“当家不闹事”的逻辑。这种奇异的决策与逻辑,到底是为什么?这需要我们去猜测与解答。

四、

日本在想什么?它到底要什么?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答案其实说穿了很简单。不过整个支撑这个答案背后的逻辑却很复杂。这恰恰是政治,或者国家博弈最为令人着迷的地方。

日本为什么要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显然必须放在日本国家利益与长远角度去思考才合乎情理。

一般来说,在国内挑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试图用外部危机来巩固政权或者赢得选举,这是现代国家,或者采取代议制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经常有的一个行为逻辑与政治心理。钓鱼岛问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单纯是这样,为什么是钓鱼岛?为什么这么激烈?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简单化将局势解释为日本政客的自私与愚蠢,完全没有考虑到北京反制的激烈与对于日本经济,地缘安全的重大伤害,这显然是太过于小看日本了。我完全不相信日本单纯的只是基于国内政治的短期需要而这样做。

如果选举需求只是一个附带的短期利益的话,钓鱼岛争端对于日本有长远的利益与重大的战略企图需要被利用吗?我认为是有的,并且是日本刻意试图营造与在将来逐步推行的。钓鱼岛只是这其中的一环,并且是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地缘政治溃疡。日本会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强硬与制造问题。

日本是在利用钓鱼岛来钓鱼的!即使钓鱼岛问题阶段性的平静或者干脆没有发生,我相信在本文的逻辑下,中日迟早在其他方面同样会出现被刻意鼓励的”冲突”,并且同样会持续。

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千头万绪。但是简单的削繁就简的话,可以大概做下面几个方面的论述:

1.钓鱼岛问题的爆发与发展,以及日本战略逻辑的展开,是充满了日本式的民族风格与文化的。换言之,面对同样的情况,其他民族非常可能不选择日本这样的反应。但是日本的文化心理与民族性,使得日本易于做出这样的战略冒险。我必须说明下,日本的政治界或者日本的国家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完全是一个赌博的历史。日本是非常有赌性的民族,赌国运是日本崛起为现代强国很重要的一个传统思维,也是日本战略思维上非常突出的特点。日本战略思维有极端化的偏好。日本的岛国特点与不友善的自然环境与资源,使得日本这个民族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与求变突围的心理惯性。日本战略界的潜意识是善于冒险也敢于冒险的。过去,日本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是日本在看上去劣势或者绝对不能输的情况下,全力压上而赢得了日本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这是日本无法忘却的国家底色。

2.日本近代以来的主要胜利基本都是针对中国的胜利(或者以事实上牺牲中国利益作为对价)。即使在二战中战败,日本在大陆战场上的失败也更多体现在政治而非军事上。日本在对华作战的正面战场上,一直到1944年还保持着战役进攻的一定自由度。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形成的对于大陆在产业链上的高端与压制,也给予了日本比较从容面对大陆的心理。也就是说,日本对华友好或者日本内心的自我国家定位上(包括对于中国的定位),日本是居于心理优势的上端的。日本内心对于中国的优越感是很强的。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心理因素。

3.自2010年,中国大陆的GDP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这是一个对于日本社会与民众心理形成强烈震动的标志性事件。由这个事件引发的日本国民整体性的右倾与心理失衡(这个心理转换带出来的中产阶级的保守性与民粹性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将来有时间可以专门来谈谈),非常典型的影响了日本的政治。在这个事件之前,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与没有方向,已经使得整个日本充满了挫折感与危机感,大陆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是对于日本民族心理潜意识的重大刺激。

4.大陆经济的发展,不但是规模的扩大,同样是经济质量的迅速提升。大陆整体不断的在产业链上攀升。从低端到高端,大陆相对日本是一个有着全面工业体系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巨大国内市场的新兴经济体。大陆还处于高速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大陆经济中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效益,使得大陆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完全不是日本可以去比拟的。更可怕的是,大陆每一个产业发展攀升,都是以日本在世界范围里丧失其产业比较优势作为对价的。大陆产业链每攀升一点,都使得日本在全球产业分工里的可替代性被加强一点。白色家电的日系品牌在大陆的全面溃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低端被大陆本土同业打败,高端被韩国品牌挤压——日本人必须严肃的思考下面一个问题:在大陆不断的成长的挤压下,国内市场饱和而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日本经济未来的前途在哪里?日本面对一个具备全工业体系,具备经济自循环潜力,并且日益迈向高端的中国,日本将来怎么生活下去?日本整体上在经济与产业角度的焦虑感是很强的。总得来说,日本在中国市场上的终端消费品与品牌的大溃败,使得日本在经济上对于大陆的布局损失了很大一个未来的想象空间。大陆如果只是做日本制造的中间环节,日本获得的东西还是缺乏成长性的。而美国依然是最大的全球市场,日本很多的在华贸易最终都是转出口美国或者日本本土。既然如此,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环境与结构的变动,日本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可能会转向重视东南亚,南亚或者布局美国都是可能的。

5.过去10年,大陆军事实力的高速成长应该说是非常耀眼的一个现象。这表明中国大陆的工业实力与研发水平,整体进入了井喷期。大陆研发了歼10,歼10B,歼11,开始替换庞大的二代机机群。同时,大陆研发了歼20,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具备研制与装备第四代战斗机的国家。同时,中国运20的首飞,航母平台的入列,都表明中国战略空军与远洋海军慢慢成型。未来10年到20年,大陆将拥有远东最大的,最先进的三代机,四代机机群,并且拥有两到三个航母战斗群。这将在极大程度上,永远的改变亚洲的力量对比,迫使美国在第一岛链后退,并且决定性的使得中日力量对比失衡。

6.我们可以注意到,目前大陆无论是产业地位上,还是国家实力上,都还处于一个“方生方死”的过渡期——日本依然是占有产业链的上游,而中国的军事力量还未完全成型。而大陆在国内经济与政治,国际安全与地缘,开始比较集中的在这一段大国崛起的摩擦期体现出种种矛盾与现象。时间对于日本来说,并不是朋友。但是现实对于日本来说,却存在一个可以被运用的空间。

五、

要说明这个博弈空间我们就必要引入一个太平洋彼岸的强大国家——美国。只有在中美日大三角角度下,我们才能比较清楚的看到钓鱼岛问题在其中发挥的杠杆和钓鱼的作用。

美国的亚太战略,简单来说就是吃一个,夹一个,围一个,看一个。吃一个就是吃日本,夹一个就是夹住东南亚,围一个就是围堵中国,看一个就是看住俄罗斯。

美国在中东与阿富汗发泄了十年精力后,开始将战略重心返回亚太。这也是基于中国大陆崛起的速度与强度超出了美国的战略预期。美国开始了“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

美国强势重返亚太,势必加剧中美间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的摩擦,同时也必然在经济角度构成一定程度上的摩擦。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中美间的战略再平衡显然深刻影响了中美经济大循环的发展,中美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将越来越被人们议论——中国开始不借钱给美国了,要构建国内市场;美国要重新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美国,推行排斥中国的TPP。这自然不会不被日本战略界所注意到。

于是,存在这么一种逻辑与时间窗口:如果在将来大陆的经济发展中,找不到日本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下的角色定位,那么日本可以期待在中国这里获得什么呢?如果美国的亚洲战略与中美战略再平衡是未来一段时间里,中美地缘政治的主要议题,日本可以在其中采取什么战略来获得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呢?

于是,日本人发现在某种情况下,钓鱼岛真的是可以来钓鱼的!小小钓鱼岛,一下子调动了两大强权。

让我们来代替日本战略家做一个心理分析吧:中国的发展对于日本来说,日益成为一个威胁而不是机会。因为日本是一个以制造业立国而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大循环的外向型经济体。中国也是一个以制造业立国,深刻参与全球自由贸易的巨大行为者。中日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长期来看是冲突性的,而非互补性的。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日本这样的经济体来说,广场协议后更多是作为市场存在而不是作为对手存在。事实上,日元本身都是美元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货币,东京也是美国全球两大海外结算中心之一。日本经济的颓势,需要海外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对于日本产品的拥抱,也需要美国对于日本在金融与货币政策上的强有力支撑。

日本的未来在于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其对于中国,韩国等国在产业链高度上的优势。而维持这个优势尽可能久就必须最大限度的增加大陆在现代化上的困难,并且更深刻的赢得与美国关系的实质性改变。

所以,自日本经济陷入结构性陷阱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提升,中日关系反而越来越坏,日本越来越右倾。这个战略预判是早以有之的:敏锐的人在十来年前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所以,个人当年看见大陆有人提对日新思维的时候,真是哑然失笑)。事实上我个人判断,随着大陆经济的持续发展,大陆未来十年将在外交与地缘上陷入更加“紧张”的摩擦期(特别是周边国家)。任何乐观预期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形式会因为经济与实力的增长而越来越好的想法,目前都是不合时宜的。

现在,随着美国的亚太战略的调整,菲律宾在黄岩岛首先挑起了争议。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乐见出现这样的争议来为美国亚洲战略提供落地的政治理由的。

日本觉得,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勇敢而痛苦的冒险了。于是,虽然上述所有的背景与原因都不足以与钓鱼岛构成直接的因果线性关系,但是综合起来却在钓鱼岛上触发了一个足够有历史标志性事件的危机!

另外,好死不死,日本又发生了福岛大地震。这个地震强烈的加速了日本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困难,打破了日本心理与战略上的安定。正如当年关东大地震使得日本右倾冒险主义达到高潮,从而诱发了全面侵华战争与后续的一联系军事冒险一样,这次大地理又把日本带到了历史惯性的岔路口上。日本试图利用钓鱼岛,以及钓鱼岛危机所代表的意涵,来下一个走钢丝般的战略手筋,试图为日本这个残局做活。我们应该承认,日本的战略企图是非常具备想象力与壮士断腕般的勇气的。

六、

在中国因为换届时期,比较重视内部整合的时候,日本试图利用这个战术有利时期,以极大程度的牺牲与北京的双边关系以及在大陆重大的经济利益为代价,达到下面几个目的:

1.在较好的判研北京无意在关键的战略机遇期里面对一场重大的边界战争的前提下,在美国加强在亚洲军事存在而北京尚未建立起全面的海空一体战能力的背景下,日本持续的,积极的,可控的制造与北京的冲突与矛盾,服务于美国的亚洲战略,从而获得美日同盟的强化。这在将来中国大陆军事力量必然增长的预期下,这可以有效加强日本的国家安全与增加对于既有地缘战略谈判上日本的筹码。

2.日本长期以来有一个战略忧虑。就是当大陆持续发展,美国从第一岛链后退,日本的战略地位与角色怎么安排。日本较为孤独的面对中国大陆的战略压力,日本还能够多大程度上的保有现在的地缘利益与国家安定(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怎么在未来还可以占据钓鱼岛)?目前情况下,在自己占据战术优势的地方与大陆进行持续冲突,可以“养匪自重”,使得日本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与吃重。日本与北京的热点冲突,将使得美国必须基于其国家信用与战略利益加强其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对于日本进行更多实质上的支持。进而将美国拖入日本设置的战略轨道,将美国捆绑在日本的国家利益需要的方向上。

3.与大陆的持续冲突,日本希望获得一个较为有利的与美国谈判的情境,从而获得一些正常情况下不太容易获得的战略与经济利益。这种利益包含下面三个方面:其一,军事政治上的支持,其中包括加强对于日本自卫队的武装,默许日本修改其国内法,松绑其对与日本正常国家化构成障碍的法律与政治环境;其二,金融与货币政策上的支持。日本期望美国可以在金融与货币政策上,支持日本的要求。基于“共同抗中”的原因,允许日元与美元的汇率变动,日元兑美元贬值,加强日本经济的竞争力。日本也期望美国在剪羊毛服务其国内经济的时候,对于日本下手要轻一些。毕竟是“共同抗中”时期嘛。皇帝不差饿兵。其三,日本希望美国加大进口日本产品,并且更大限度的放松对于日本的市场控制,扭转美国因为重新工业化对于“日本制造”在美国市场上面对的不友善环境。同时,有可能的话,加强对于中国产品的市场壁垒。

4.日本与大陆的冲突长期化,在地缘节点上的摩擦持久化,将会不断强化美国在亚洲日本方向上的战略投入。如果随着中国大陆实力的强化,其对于日本压力的逐步加大,长期来看日本期望这种压力将传递到美国身上,从而使得美国在成本与效率之间,选择放松对于日本的控制,重新考虑加强日本自身的能力来分担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也就是说,日本期望利用与中国的有限冲突来实现与美国双边关系的某种“平等化”,从而诱导美国实质上的允许日本正常国家化。

5.同时,日本也希望借由这种冲突,诱导中国大陆扭转其国家战略的偏向,增加中国大陆现代化道路上的不确定性。如果这种冲突能够诱导起大陆的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干扰到北京的政治稳定与战略清晰的话,这将严重恶化大陆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使得中国在全球外交与地缘政治上的选择变得困难。日本当然希望可以在某个程度上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这个概率太小,并且也可能使得日本首当其冲的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但是,严重干扰到中国大陆的发展,特别是内部社会环境与商业环境的发展,却是日本乐见的。

与一般的解读相反的是,我认为日本引发钓鱼岛危机的主要战略目标不是中国大陆,因为其在中国大陆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只能是付出代价(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启动了迄今为止针对日本在华经济利益的最大规模清洗。其中比较标志性的是鼓励中国制造在汽车产业链上形成对于在华日本车零件的替代,以及在宝钢全面的淘汰基于日本技术的生产线),其正收益的来源其实是美国。也就是说,日本的战略其实看上去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其实本质上是试图捆绑与诱导美国。

日本试图用钓鱼岛做鱼竿,中国大陆做鱼饵,来吊美国这条大鲨鱼。日本希望美国与北京是两只西班牙牛,日本挥舞钓鱼岛这块红布来获得两强对撞带来的红利。日本付出在中国大陆的重大经济代价,付出其在钓鱼岛实质控制能力减弱的代价,希望“吊上来”的是日本经济的再启动,美国与日本关系的再平衡与日本的正常国家化这三条大鱼。

日本很清楚,他在钓鱼岛的动作下的是命令手。日本投子后,北京不得不应,美国也不得不应。双方的反应都是可以预期的。日本也根本不害怕在整体上恶化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种恶化虽然是日本的麻烦,但是更是美国的麻烦。日本使得自己在火线上的时候,日本就处于美国亚洲战略舞台的中心,成为一个美国当下必须处理的重要的“一眼”。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几乎同时与韩国和俄国发生了一连串的矛盾。这两个个国家都是与日本在经济结构上,交集不多的。不能不说,这是日本非常敢于进行猪突性战略赌博的民族性格的反应。日本是在走钢丝的。要点是:第一,不能真正的与中国打起来。第二,不能使得危机看上去不“引入注目”。日本这棋极大的限制了北京的反应——北京不得不强硬,但是也不希望真失控;美国虽然保持了三方中最大的战略自由度,但是也不得不“下场”。

日本目前确实付出了看上去很惨烈的代价,但是总得来看还是短期并且可控的。因为中国在很多地方,还是需要日本的东西,日本还有短暂的产业链优势可以运用。虽然日本付出了“现在”,但是“现在”对日本不值钱,日本真正需要的是未来!但是日本没有未来!

所以,日本再次冒险,日本再次开始再赌国运了!日本在赌美国不会抛弃日本,赌中美结构性矛盾不会消失并且会更加激烈! 只要这个前提是对的,日本的赌不能说是毫无理性的。

我们知道,日本成为现代国家是因为日本赌赢了甲午海战,并且充分利用了英国当时在亚洲需要平衡其他列强与俄国的地缘战略需要。我们也知道,日本二战中再次进行了战略赌博,输掉了国家的独立性。我们更知道,日本战后的经济再崛起,一个重要的战略契机是冷战的需要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使得美国整体上暂停了对于日本的社会改造,重新定义了日本的战略地位,进而全面扶持日本。现在就看美国是会怎么处理了。美国还是主动的一方。日本入戏已深了。

日本希望在21世纪的今天,在面对中国大陆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面前,将钓鱼岛变成一个“新朝鲜战争”,然后希望北京来扮演苏联,美国来扮演交易对手,钓鱼岛是“朝鲜”,而日本还是扮演过去的“日本”——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支撑点,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美国全面支持的日本再崛起与亚洲的领导者。日本赌赢了,就是亚洲的英国。赌输了,就彻底的悲剧了。

因此,钓鱼岛只是一个序曲,即使钓鱼岛问题起伏不定,中日之间的战略与地缘对抗将在未来成为一个常态性的东西。中日地缘战略的矛盾将会长期化,溃疡化与持久化。特别的,偶需要再强调下,虽然本文是在讲钓鱼岛,但是在本文逻辑下展开来看,我们必须在未来习惯面对一个,甚至一群充满角色扮演欲望的,带有恶意的邻居。

但是我必须说的是,任何战略赌博都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这点对于日本尤其如此。既然日本的期待是自己想做渔翁,那么北京与华盛顿真的会甘愿扮演鱼饵与鱼吗?国王只与国王一起散步,交易只存在于平等的双方之间。

钓鱼岛上钓鱼忙,但是谁才是鱼呢?这是场好戏!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七、

在本文思路形成之时,还是钓鱼岛危机刚刚发生的时候。当时还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发生。最近的几个新闻可以罗列下,作为一个注脚,也可作为钓鱼岛事件发生后的戏码看待。

1.日本公开呼吁美元与日元的汇率要变革为100日元比1美元。

2.日本政府计划迈出前所未有的一步,动用纳税人基金直接购买工厂和机器。安倍晋三计划斥资1万亿日元(71亿美元)购买电子、机械设备以及碳纤维工厂,刺激工业加速投资。此前,其誓言振兴日本核工业,增加新一代核反应堆。

3.日本财务省公布30年期国债拍卖结果:认购额仅为计划量的29.47%,收益率飙升至1.99%...

4.安倍将量化宽松10-110万亿日元,希望利用日元大幅度贬值和制造通胀来刺激出口,重振经济(说明一下,这是非常有赌博性质的民粹式经济政策,非常可能带来全球范围里的货币及汇率冲突并在通胀上带来影响。此外,这将带来日本债务问题的严重恶化,日本国民能够承受的债务极限就是债券实际收益率不能为负值。如果今年日本经济的增速达不到2%,日本就离债务危机不远了)。


5.美国宣布将在日本部署一个中队的F22,并且部署鱼鹰。

6.日本与美国的联合军事演戏强化了夺岛内容。

7.日本现在在推20万亿日元经济刺激计划。这是背水一战。这个经济刺激计划相当于他们去年经济规模的40% 。

8.中国常态化巡航钓鱼岛,公布领海基线,而日本出动军机进行拦截。并且警告可能会使用“警告性射击”。

9.美国释放出模糊的信号,一方面有安保适应钓鱼岛的声音,一方面又警告日本要求克制,不要“开火”。

10.北京进行了一次新的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

.........等等........不再罗列了。

后面应该还会发生很多新闻,........慢慢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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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06 周三, 下午6:50    标题: 引用回复


东亚冲突地缘政治影响下的日元升值:国家意志的现返红利






相比于最近5个月美元兑日元的巨幅升值,美元指数走平,其本身变化不大:




JPY大幅贬值,通常源于有大量套息交易的Forced Liquidation Going On,意味着EUR和美股有进一步高走的空间与利好。结果对于美日政客而言,是一个双赢。




日本国有化钓鱼岛进程时间表

2012-09-13


● 4月16日

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演讲时声称:东京都计划在年内购买钓鱼岛“产权”。

● 4月18日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就石原宣布“购买”钓鱼岛计划表示不知其真意。

● 4月27日

日本东京都政府开设募捐账号,开始呼吁民众为购岛计划捐款。

● 6月1日

石原慎太郎称,日本东京都政府购岛募款账户总额已超1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084万元)。

● 7月6日

日本政府计划“购买”钓鱼岛中三个岛屿,并将其收归国有。政府高官向石原转达“国有化”方针。

● 7月11日

首相野田佳彦透露,日本中央政府计划最快将于9月底对钓鱼岛实现所谓的“国有化”。

● 7月15日

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因为此前有反对日本当局“国有化”中国钓鱼岛的言论被召回国。

● 7月24日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国会表示,目前政府内已开始着手筹措预算,正式启动将钓鱼岛国有化的程序。

● 9月3日

日本政府称将于11日召开相关阁僚会议,为正式敲定钓鱼岛“国有化”方针展开协调。

● 9月5日

日本政府与钓鱼岛“土地权所有者”达成协议,双方同意政府以20.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亿元)购岛。

● 9月10日

日政府会议确定“购买”钓鱼岛的方针,中国政府宣布钓鱼岛领海基线。

9月11日

日本政府与钓鱼岛的所谓的“拥有者”栗原家族正式签署了岛屿的“买卖合同”,购买金额为20.5亿日元。




正是从2012年的九月,日元对美元贬值正式启动,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为过去十年所仅见。此像背后的政治因素,应是最大推手。
预计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少说五年,美元对日元将要形成一波持续性的上升势态,冲破并保持在1:100以上的高位,受惠者包括日本的出口产业和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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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3-2-07 周四, 下午1:00    标题: 引用回复

纯属误会 写道:

正是从2012年的九月,日元对美元贬值正式启动,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为过去十年所仅见。此像背后的政治因素,应是最大推手。
预计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少说五年,美元对日元将要形成一波持续性的上升势态,冲破并保持在1:100以上的高位,受惠者包括日本的出口产业和旅游业。




日元狂贬,亚洲货币跟着暴跌 贬值大战?
广州日报|2013-02-06


日本银行(中央银行)总裁白川方明提前下台,市场揣测,日银可能祭出新一波货币宽松政策,引爆新一波日圆狂贬行情。昨天日圆盘中贬破一美元兑九十四日圆大关,最低跌到九十四点零六日圆,创近三年新低。

韩元等亚洲货币昨天跟进日圆贬值。台币汇率原本小升,但中央银行昨尾盘进场,将新台币由升打贬,终场贬值三点七分后,以廿九点六二二元作收,成交量为十一亿七千三百万美元。

日圆暴跌、台币盘中逆势走升,昨天日圆兑台币汇率跌到零点三一附近;台银日圆现钞买入(客户卖给银行)汇价更是跌到只剩下零点三零八一低价。

昨天日本再掀日圆狂贬行情,引起台、韩、新高度关注;台、韩央行纷纷跟进打压自家货币;台币尾盘在央行进场干预下,终场以二十九点六二二元收盘。

外汇交易员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当选自民党主席后,即强力主张日圆「贬值救经济」政策;如今白川方明闪辞,日圆再重贬,且跌破九十四日圆大关,累计安倍上台以来,四个多月日圆贬值幅度超过百分之十七。

日圆重贬,亚洲货币跟着贬,韩国央行不甘示弱,立刻跟进干预,韩元随即「闪贬」百分之零点一,回贬到一美元兑一○八八点一韩元。

昨天台币盘中原本升破二十九点五元大关,盘中一度升值逾一角;但因日圆、韩元及新币等亚币均走贬,央行收盘前进场「打贬」台币。

汇银人士指出,昨天外资大举汇入近两亿美元,累计本周短短三个交易即汇入逾四亿美元,「这两天外资进来很多,台币没有贬值理由,因此完全是央行作价打贬。」

日银总裁白川方明提前请辞,外界揣测下任日银总裁人选,将极力配合安倍推动宽松货币政策,市场再度涌现日圆抛售潮,亚洲货币竞贬风气捲土重来。

汇银主管说,台股昨日封关,汇市则是周五封关,随后国内将进入长达九天的春节假期。外汇交易员预料,央行将继续抑制新台币升幅,以免亚洲邻国在长假中大幅贬值,使新台币汇率相对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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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与1989年底相比,日元对美元已升值了87%,对英镑升值了94%;4.2%的失业率不及美国的一半。


日本真的在衰退吗?
2012-08-09


媒体人的观察往往基于直观感受而流于表面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评价道,“所谓‘日本正在衰退’的观点确实言过其实。日本经济增长迟缓的最大原因是人口减少,与美国相比,从1990年至2000年,日本平均每个劳动者的生产性有下滑,但2000年之后开始逐步提升。相比之下,美国目前的处境更糟糕,远甚于日本的体验。”

2月29日,野村证券发布的对400家主要的上市日系企业的统计显示,日本企业去年第一、第二财季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分别减少26.2%与36.9%,到了第三财季(10​月-12月)更是锐减了73.0%。这样的恶化程度远超过欧债危机下的欧洲企业(减​少14.5%),美国企业则增加了9.4%。面对这样的结果,日本舆论认为,应尽快解决日元升值、电力不足、企业税过​高、贸易自由化迟缓、劳工保护苛刻、气候变暖对策负担等“六重苦”,否则日本企业将全面覆灭。

曾经辉煌无比的日系企业竟至如此境地,让人唏嘘不已,这也仿佛成为“日本衰退”的最好佐证。“日本衰退”这一议题已经被讨论了20多年,尤其是在欧债危机蔓延、美国经济也面临衰退的当下,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克南在内的众多专家都再次拿日本说事,纷纷呼吁欧美需警惕陷入以高债务、低成长、低利率与定量宽松为特征的“日本化”通病。

Knight-Ridder社原东京支局长Michael近期也评论道,“日本正变得日益保守,其重要性正不断丧失。就业率和年轻人失业率等指标均显示,日本经济自1990年后走向恶化、衰退。除经济增长率外,对企业的忠诚度已将员工紧紧地束缚住了,他们无暇与家人独处;女性想生育却顾虑重重;政权更替频繁让政府的信用丧失;奥林巴斯事件则将日系企业的弊端暴露无遗;核电站事故让全世界看清了日本应对危机是如此拙劣。”

但是,就在欧美都在提防“日本病”传染之际,《纽约时报》在1月份刊登了一篇颇惊世骇俗的分析文:《The Myth of Japan’s Failure》,作者EamonnFingleton曾先后供职于《金融时报》、《福布斯》等媒体,是欧美媒体圈的“日本通”。 他认为,长期将日本视为“反面教师”、宣称日本深陷“失去的十年”等论调都是错误解读,所谓的“日本失败”、“日本病”只不过是“myth”。

他举例称,从1989年到2009年,日本人平均寿命增加了4.2岁;互联网基础架构也取得长足发展,Akamai Technologies公司调查显示,在全世界网速最快的50个城市中,日本占了38个,美国只占3个;与1989年底相比,日元对美元已升值了87%,对英镑升值了94%;4.2%的失业率不及美国的一半;专门关注摩天大楼的skyscraperpage网的统计显示,从1989年至今,高度超过500英尺的摩天大楼,东京建造了81座,纽约为64座,芝加哥为48座,洛杉矶则只有7座;与1989年相比,日本的贸易顺差增长了3倍,对华出口增长了14倍等。

Hall和Prestowitz等日本观察家也指出,当美国游客一踏上日本的领土,“失落的十年”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就显现了出来。

出发地——肯尼迪机场或杜勒斯机场,都已年久失修,成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明显例证,但到了日本,那些机场在近些年都得到了扩展,现代化水平很高。自上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关注日本的Holstein称,“在美国读到的日本和实际看到的日本,有天壤之别。”

英国BBC东京特派员Roland也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来日本后,完全看不出日本衰退了20年,城市大街上充满了活力,约半数女性的手提包是路易威登或其他名牌,米其林星级餐厅比巴黎还多。欧美与其惊慌失措地担心陷入‘日本化’,不如重新思考日本模式的榜样作用。”

持这种观点的还有《金融时报》原东京支局长Gillian。他认为,“1990年后的日本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应重新评价,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socialcohesion(社会凝聚力、一体感)值得特别关注。在日本社会,与裁员相比,集体减薪以共度难关往往更容易被职员接受。如此强固的团结力是追求个人主义的欧美国家无法比的。”

媒体人的观察往往基于直观感受而流于表面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评价道,“所谓‘日本正在衰退’的观点确实言过其实。日本经济增长迟缓的最大原因是人口减少,与美国相比,从1990年至2000年,日本平均每个劳动者的生产性有下滑,但2000年之后开始逐步提升。相比之下,美国目前的处境更糟糕,远甚于日本的体验。”

可以说,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或认知主观上的偏见,让世间充满了“瞎子摸象”。不可否认,日本在近20年内,的确有些“裹足不前”。但自欧美创造出“失去的十年”等词汇的那一刻起,日本在1989年后取得的进步也被自动过滤了,这一思维定势又被中国国内广泛接受,所谓的“日本衰退”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一过于简化的视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概括了日本近20年的真实呢?迄今,在全球产业链中,日本的中高端地位仍不可动摇,国内市场仍是国货的天下,而其海外资本的规模及扩张速度更是无法准确掌握。

在欧美金融资本主义模式饱受争议之际,就更需要客观地审视日式产业资本主义模式的优劣,这一模式建立在“产业立国”的基础上,牺牲了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效率”,但通过“半社会主义”化的运作确保相对的社会公平。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与日本盛行“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毫无意义一样,靠“日本衰退”这样的概念来“唱衰”日本也价值不大。不为民族情绪所绊,不拘泥于“日本衰退”话语圈下的意淫,搞清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才是应有的心态。


how could i -李闰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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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上一次由纯属误会于2013-2-16 周六, 下午2:19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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