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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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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性别: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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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宫图:天平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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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2-01 周一, 下午8:00    标题: 经济学:历史与现实 引用回复

辑录一些有关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阅读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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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 锦衣夜行


上一次由纯属误会于2010-2-01 周一, 下午8:03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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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2-01 周一, 下午8:01    标题: 引用回复

从三位西方经济学巨匠谈美国政治经济的“左中右”道路 2010-01-26 16:12:37

http://blog.creaders.net/dreamweaver/user_blog_diary.php?did=54393


2009年底,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T 经济学教授保罗 - 萨谬尔森逝世了。这位与佛里德曼和凯恩斯并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三位经济学家”的泰斗,曾被称为经济学最后的一位通才。他第一位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一生出版了多部影响世界的经济学专著,包括那本被全球几百万大学生奉为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然而,他的去世,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全球媒体,都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这和三年前另外一个经济学泰斗,萨谬尔森的“学术对手”佛里德曼去世的时候引起的媒体热评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对比。也许,从代表着“中间学派” 的萨谬尔森死后的“待遇”,可以看出左中右三大学派在西方社会中最近几十年来地位的变迁。

作为“左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货币学派创始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说主张政府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也被称为“需求学派”(这和以佛里德曼为代表的“供应学派”成为对立)。30 年代大萧条爆发,总统罗斯福借鉴凯恩斯经济学的精神,提出了以3 R 为代表的新政政策(救济 -Relief, 改革- Reform, 和恢复 -Recovery), 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二战后,新政基本结束,但这个期间所形成的一些制度或者机构,比如社会保障基金, 证券交易委员会,FDIR, HUD 等得以保留和继续。凯恩斯的学术精神在美国社会经济制度中的影响继续 存在。

罗斯福的新政使美国暂时走出了经济危机的泥潭, 由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二战后美国成为国际新秩序下的政治和经济领袖,并因为新的世界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机构的建立而使美元成为国际交易货币。IMF 和世界银行的建立进一步确立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并为美国加速经济对外扩张打下基础。但战后的高速繁荣并没有持续太久,美国进入了 1953-1960 年的低速发展。萨谬尔森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政策参与的。早年就读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经济系的萨谬尔森,在导师汉森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凯恩斯主义(有意思的是,汉森以前曾经是“自由放任”学派的支持者)。 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主义是从1929年4月的美国华尔街股票暴跌开始到1933年基本停止这一遍及资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他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价值。因此,他决定从当时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难题──投资与就业问题入手,来研究凯恩斯主义。在他的影响下,肯尼迪成为美国第一位旗帜鲜明地奉行新凯恩斯主义的总统。肯尼迪就任总统的1961 年,是一个面临“令人不安的”经济状况的年代, 正如肯尼迪在国情咨文中说的那样:“我们是在经历7个月的衰退、3年半的萧条、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9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之后就任的”。为了刺激消费支出,肯尼迪采纳了萨缪尔森的建议,实行了着名的“肯尼迪减税”政策,扩大了总需求,并增加了经济的生产和就业。之后的8年中,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凯恩斯主义也因此被捧为“战后繁荣主义”而被追捧。作为总统经济顾问的萨谬尔森,自然也成为了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代名词。但实际上从他为政府提供的政策建议来看,他的主张和凯恩斯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将自己的派别归为“新古典主义”的主要原因。

但是,世间一切事物,都会如钟摆一样,不能只向一个方向行走。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在六十年代后期,终于遇到了现实和理论的挑战。而挑战这种理念和制度的,正是芝加哥供应学派的代表人物佛里德曼。佛里德曼首先对凯恩斯对30 年代大萧条的成因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大萧条的原因,与凯恩斯所提出的恰恰相反,并非是美国私有化经济所造成的,而是美国政府过于干预经济运行规律的过错。之后,佛里德漫又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观点,对凯恩斯关于“政府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通胀和失业混合比例”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而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也为佛氏的理论提供了实际的验证。在里根总统就职的1981 年(正好是肯尼迪就职二十年后),美国经济又一次面临危机 -- 经济连续四个月负增长,高达12%的通胀率,失业率在7%以上,而且还有雪上加霜的高利率(prime rate 高达15-20%)。 为了打破这个困境,里根采纳了佛里德曼的经济主张,通过减税刺激消费和投资,并在各个行业推行deregulation,鼓励自由竞争(以前一直被大公司垄断的一些行业,比如金融,电讯,交通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打破垄断的), 最终在1986年将通胀率降低到1%, 并实现了GDP开始稳健上升,失业率和利率下降的目标。可以说,佛里德曼的经济理念充分展现了“小政府,大市场”政策的精髓,它在美国经济中产生的成就,也是“自由市场”原理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的主要原因(比如拉美国家就曾经照搬佛里德曼的学说,在智利等国家制造了所谓的“拉美奇迹”)。

里根之后的二十年,美国虽然经历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交替执政的阶段,但在经济体制上,基本上是延续佛里得曼的理念。 他的“自由市场”理念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美联储主任格林斯潘奉行的“少监管” 和 “低利率”政策了。不过,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二十多年来的“自由放任”,其实正是造成金融业失去控制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何在今天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下, “加强政府监管”的呼声甚嚣尘上的因素。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的道理,无论在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上来说,都应该是适用的。奥巴马一手抓银行,一手抓医改,似乎也的确有纠正美国在佛里德曼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久而造成的“失误”之意。也许真的到了奉行萨谬尔森的“中间主义”的时候了?看看奥巴马最近对银行的频频出手的同时,又对中产阶级进行“拉拢”,许诺减少他们的税赋负担(当然这只是一种姿态,因为他提出的这些针对中产阶级的“好处”,实际上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值得一提),似乎和肯尼迪当初的手段有些一致。有意思的是,奥巴马目前的经济总顾问,前哈佛校长萨莫斯,正好就是萨谬尔森的侄子!这只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

萨谬尔森晚年对于国际经济的关注转向发展中国家。也许,最能反应他的“中间道路”理念的,是下面这段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对话。录在这里,作为一个结尾吧:

 

“面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支配者,我能够提出哪些简明扼要的建议呢?基于我对微观-宏观理论以及经济史实际情况的了解,我必须建议:中国将来应该以奉行“适度中间路线”的经济体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中间路线是将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雷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等自由论者所钟爱的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体制排除在外的。

“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我监管。它始终会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中间路线要求对市场和企业进行民主监管。虽然理性监管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它是一个优于其它的目标。

“就定义本身而言,中间路线就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之所以向中国未来的管理当局和选民推荐中间路线,并非因为我无法在左右之间做出抉择,而是因为中间路线优于其他两个选择。 每个地区和社会都必须为自己设计出中间路线所需的折衷方案。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中间路线的适度问题。如果一个社会过度实行中间路线,并试图干预市场活动,进而想对收入和财富进行近乎平等的分配,那一定会削弱任何市场体系的活力。通过遵循民主多数原则的集体讨论,有望减少极端的不平等性。我们可以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但如果出于非理性的理想主义而忽视了现实主义,那就会扼杀中间路线,并使人类回到左翼和右翼的老路上,或者回到某种糟糕的组合路线上。

“作为一个长期浸淫其中的经济学家,我努力信奉现实主义,而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中国未来的成功可能会受到美国爱国人士的欢迎。经济绝对不是零和博弈。瑞士财富的增多未必会以美国财富的减少为代价。请诸位务必记住最后这几句话”。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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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2-26 周五, 上午9:46    标题: 引用回复

姓名:郑若麟 ZHENG Ruolin
职业:文汇报常驻巴黎记者 Correspondant permanent, Paris
位置:法国巴黎 France,http://zhengruolinparis.blog.sohu.com/



搜狐博客 > 郑若麟 > 日志 > 在巴黎看世界
2010-02-25 | 希腊危机启示录
标签: 欧元 美元 债务 CDS 高盛


先录清朝时的一则令人悲哀的轶事:英国战舰已抵定海,战争一触即发;大清国知县登船质问对方“为何而来”!中国人无法理解,英国为鸦片不惜一战,但籍口却是无比高尚的“自由贸易”。这种言行不一,是西方文明中的常态,对此,国人很难理解。希腊债务危机又是一个例子。谁能想到希腊债务危机几乎又是一个大阴谋、或日大骗局呢?由此可窥资本确实是没有任何道德可约束的!中国目前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国家。从希腊的例子来看,中国不被“贼”惦着恐怕还真不可能。事实上“中国”在希腊债务危机中已经多次见诸世界报刊,涉及金额高达250亿欧元。显然有人在“惦”着中国。于是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够防住奶酪不被偷走吗?

世界金融机构总是设计出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支付、偿还等极其复杂的模式来引人上钩,希腊债务危机就是一个最新例子:2001年希腊希望进入欧元区,但由于其财政收支赤字超过了欧元区低于国家GDP3%的规定,因而便向华尔街、特别是美国投资银行“高盛投行”求助。这家曾因引发了次贷危机而闻名的银行为希腊做出了大致类似的设计。高盛为希腊作了一笔“货币掉期交易”:高盛接受了希腊的100亿美元和日元国债,将其转变成90亿欧元的债务和10亿欧元的现金,并以希腊赌博业和机场税等未来收入作为抵压,将这笔现金返回给希腊,规定十年后希腊必须用欧元抵还所有这些债务。这样,希腊便使本国帐面上的十亿欧元债务暂时消失,从而使国家负债率下降至符合进入欧元区标准的1.2%。正是由此希腊成功进入欧元区。而高盛投行除了拿到希腊支付的3亿欧元佣金外,手头还控制着希腊这笔巨额债务。

到此为止,这也许还是一场正常交易。然而问题在于此后高盛不仅在2005年将手头这笔债务合约在并没有充分说明实情的背景下分批转卖回希腊,而且又做出了一个新的举动:向市场大量购买这一交易的CDS,一种“信用违约互换”,也就是赌希腊在债务到期后出现支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在这种背景下,高盛就需要在市场上摧毁希腊的支付信誉,从而使希腊的“信用违约互换”保险大幅上涨,这时高盛就能够将手头的CDS再大量抛出,从中牟利。这正是在今年二月初出现的对希腊支付能力攻击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从去年七月至今,高盛手中购入的希腊CDS已经狂涨了三倍。也就是说,高盛一方面为希腊举债,另一方面则在赌希腊支付能力不足,从两头牟利!

如果再进一步探究下去,则可以发现,其实欧元区各国对此并非一无所知,而是有意纵容。事实上希腊在进入欧元区时的真实负债率,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秘密!然而欧洲为了支撑欧元区的扩大,将纳入希腊、意大利等国家视为一种政治行为,因而故意对希腊在高盛谋划下的这种“金融创新”视而不见。而如果希腊在犯下了入欧元区时的“原罪”后真的勒紧裤带创收还债,事情也是可以转变的。然而不仅希腊没有能够平衡债务,而且欧洲“欧盟统计局”还根据政治需要多次对各国的负债率等数据标准进行调整,以便保证欧元区内国家的金融信誉始终处于最良好状态。这一系列的带有“欺诈”性质的行为目的是什么?人为地力挺欧元成为与美元可以平分天下的硬通货?

再进一步说,如果没有高盛投资银行的“大胆创意”,希腊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高盛是世界上实力最雄厚的投资银行之一。2009年的其利润达到130亿美元。其秘诀即在于不顾一切道德准则或其他准则地去赢利。而且不怕大赌、狂赌。法国专家们指出,这些大投行之所以肆无忌惮,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失手,影响之巨大,是没有一国政府能够让他们破产的。更何况,高盛的人员与美国行政当局几乎是“常来常往”,高盛高管不是美国政府的前任高管,就是候选人;甚至连欧洲的各国中央银行里也布满了高盛的前任或现任高管(如意大利央行行长就是高盛昔日的高官)。如果有人告诉你,今年初参与高盛攻击希腊的两家美国对冲基金中有一家的负责人就是布什总统时的财长保尔森,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这岂不是表明,类似高盛这样的投行是永远的赢家?不要说希腊政府拿其无可奈何,就是奥巴马政府,除了口头上的一些不痛不痒的批评外,还能做什么?

按我说的做,而不要按我所做的去做,这是西方文明告诉其他文明的一句常话。希腊债务危机非常明确地表现出,做与说从来不是一回事。问题在于我们到底是以西方的“做”、还是西方的“说”来理解西方,来制定我们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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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两周,欧洲发生了一场大规模但却“静悄悄”的金融风暴。从希腊主权违约风险升高伊始,出现了对欧元的攻击,最终使欧元在10天内下跌10%。这场风暴远未划上句号。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尚在这场风暴的旋涡中挣扎。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是由希腊新上任政府承认其预算赤字大大超过原来政府所公布的 5%而引起的。然而实质上一切都有幕后之手……远在亚洲观潮的中国由于手中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

一切要从2001年谈起。当时希腊刚刚进入欧元区。根据欧洲共同体部分国家于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然而刚刚入盟的希腊就看到自己距这两项标准相关甚远。这对希腊和欧元区联盟都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欧元刚一问世便开始贬值的时候。这时希腊便求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高盛投行是美国次债危机的设计者和“受害(或日受益?)者”之一,也曾是美国政府救市的对象。高盛投行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帐面上继续符合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

这一被称之为“金融创新”的具体做法是,希腊发行一笔100亿美元(或日元和瑞士法郎)的十至十五年期国债,分批上市。这笔国债由高盛投资银行负责将希腊提供的欧元兑换成美元。到这笔债务到期时,将仍然由高盛投行再将其重新换回美元。如果兑换时按市场汇率计算的话,就没有文章可做了。事实上,高盛投行的 “创意”在于人为拟定了一个汇率,使高盛投行得以向希腊借贷一大笔现金,而不会在希腊的公共负债率中表现出来。假如1欧元以市场汇率计算等于1,35美元的话,希腊发行100亿美元可获74亿欧元。然而高盛则用了一个更为优惠的汇率,使希腊获得84亿欧元。也就是说,高盛实际上借贷给希腊10亿欧元。但这笔钱却不会出现在希腊当时的公共负债率的统计数据里,因为它要十至十五年以后才归还。这样,希腊有了这笔现金收入,使其国家预算赤字从帐面上看仅为 1,5%。而事实上2004年欧盟统计局对其重新计算后发现,其实希腊赤字高达3,7%,超出了标准。而最近透露出来的消息则表明,当时希腊真正的预算赤字占到其GDP的5,2%。远远超过规定的3%以下。

除了这笔借贷,高盛还为希腊设计了多种敛财却不会使负债率上升的方法。如将国家彩票业和航空税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来换取现金。这种抵押换现在统计中不是负债,却变成了出售,即银行债权证券化。高盛投行这些服务和借贷当然都不是白白提供的:高盛共拿到了高达3亿欧元的佣金。高盛投行深知希腊通过这种手段进入欧元区,其经济必然会有远虑,最终出现支付能力不足。那时高盛的投资就会打水漂。因此高盛便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二十年期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 保险。这种保险就是在债务出现支付问题时补足亏空。希腊的这一做法并非欧盟国家中的独创。据透露,有一批国家借助这一方法,使得国家公共负债率得以维持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占GDP3%以下的水平。这些国家不仅有意大利、西班牙等,而且还包括德国!在高盛投行的这种“创造性会计手法”主要欧洲顾客名单中,意大利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目前已经到了这笔货币掉期交易到期的日子了。于是希腊的债务问题便日益暴露出来。然而今年一月底二月初出现对希腊和欧元的金融攻击,却远非市场的自发行为,而是预谋、策划的。这一攻击令人回想起金融大鳄索罗斯于1992至93年对英镑和里拉的攻击。当时索罗斯曾一举卷走数十亿美元。这次攻击也是利用希腊多笔交易到期在即、炒作希腊出现支付能力问题,从而使市场出现大幅动荡。其结果是欧元下跌,希腊金融融资能力下降、成本剧增(其借贷利率高出一般新兴国家两倍以上),希腊金融状态进一步恶化。而对希腊支付能力承保的CDS价值则翻番上涨。

这次投机的方式主要即是CDS。CDS本来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债务可能存在支付问题而创出来的一种保险,即当一个主权国家被怀疑出现支付能力问题时,持有该国国债者便可购买“信用违约互换”保险,即CDS。由承保方负责支付亏空部分。本来CDS应该与国债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却被剥离开来,单独成为一种金融产品。目前在全球CDS金额已经达到六十万亿美元,而且高达60%的交易是不透明的。因而成为投机基金热宠的对象。当希腊国家支付能力被怀疑的时候,有关希腊债务的CDS便会上涨。这次对希腊的攻击,就是通过各种手法令人对希腊的支付能力产生怀疑。那么谁持有大量的CDS呢?居然不是别人,而恰恰是持有和发行希腊债务的高盛投次银行和两家对冲基金。高盛在希腊未被怀疑有支付能力问题时大量购进希腊债务的CDS,然后再对希腊支付能力信誉发动攻击,在CDS涨到最高点时再抛出。

具体过程大致如下:一月底希腊发行五年期250亿欧元国债,美国两大对冲基金仅拿到最后成交的80亿欧元中的2%。而这两家对冲基金则是希腊债务CDS保险的主要拥有者。在这种情况下,要赢利就需要使手中的CDS利率上涨,也就是说要让市场相信希腊政府存在着支付能力问题。而这一目标与高盛投行相吻合:作为希腊的主要借贷者,高盛需要使希腊信誉下降,从而难以从国际市场上进行借贷,这样就可以在未来向希腊贷款时赢得非常有利的利率。

为了打击希腊的金融信誉,高盛与两大对冲基金一方面在各方面开始“唱衰”希腊支付能力(包括动用力量将希腊信誉等级降低、传出希腊破产谣言等),另一方面则轮番抛售欧元,从而导致国际市场的恐慌而跟进。欧元在十天内跌了10%。从近两个月看则跌幅达15%。欧元一跌,立即使人联想欧元区出现不稳,于是不仅仅希腊,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弱点”葡萄牙、西班牙等也立即出现融资困难。于是希腊和欧元区CDS便开始疯涨。从去年7月至今,希腊债务保险利率上涨整整三倍。今天希腊国债的CDS居然涨到428点,甚至超过一个处于半战争状态的黎巴嫩(255点)!这是闻所未闻的。在这场攻击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国际炒家的瞄准线上。

从巴黎传出的讯息来看,如果希腊出现支付危机的话,将会导致欧洲各大银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拖累一大批欧元区银行进入同一状态。从已知消息来看,希腊在本世纪初发布的国债,要么已经返回欧元区各大银行,要么得到了欧元区银行或保险公司的担保。更不用提为希腊做出多种担保的欧洲中央银行了。也就是说,在希腊债务问题上,上演的却是欧元区的未来前景。

最令希腊没有想到的是,这场针对希腊支付能力的攻击的背后,居然就是——高盛投行和另外两家美国对冲基金——其中有一家正是由布什政府时期的财长保尔森主持的!也就是说,高盛投行一方面以所谓的“创造性会计”方式为希腊政府出谋划策,做虚帐以使希腊符合欧元国家标准;另一方面却同时在背后攻击希腊和欧元,以从中牟利!高盛投行甚至一直是希腊银行联合投资机构中的成员,即因希腊无法通过招标方式在市场上筹集资金,而将这一权力将会给银行集团,由它来共同投资并承担风险。高盛是其中一员。

在这场危机中,人们意外地发现“中国”的“身影”。去年11月,高盛投行总裁亲自前往希腊首都雅典,提出了一项帮助希腊还债套现的计划建议,并建议希腊方面由高盛搭桥,将高达250亿欧元的国债推销给中国。当一月底希腊成功拿到80亿欧元的新贷款时,市场一度便认为希腊已经没有支付危机。然而这正是某些人需要造成的效果。这时高盛高层再度游说希腊方面。然而希腊新政府显然已经认识到,高盛的建议是饮鸠止渴。在希腊的拒绝下,很快,市场上便出现了新的谣传:中国拒绝购买由高盛投行安排的一项“私人投资”250亿欧元的希腊国债。也就是说,希腊委托高盛出面来替其安排寻找投资者,这明确显示希腊方面出现了问题。一个国家的国债无人问津的话,就是该国金融信誉出现问题的最为明确的标识。而中国的拒绝将使市场要求雅典提供更高的风险保险。在这种背景下,高盛就成为一个大赢家:一方面替希腊推销国债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而另一方面高盛手中的“信用违约互换”保险CDS则大幅上涨。

法国分析家认为,透露出中国拒购希腊国债是令人吃惊的。这种消息按惯例是绝对处于保密状态的。对投资者或推销者来说,这种消息的泄露对两者都是不利的。然而《金融时报》却发现,消息透露者居然是高盛投行的第二把手凯利·科恩。他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两次前往雅典,试图游说希腊当局让高盛将高达250亿欧元的国债推销给中国,但遭到希腊的拒绝。于是消息便蹊跷地走漏出来,对希腊和欧元造成巨大冲击。

目前这场针对欧元和希腊的“金融战”并没有结束。但令人不解的地方越来越多。金融市场的不透明和所谓“金融创新”所推出来的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打包”方式,都使市场和公众越来越莫名其妙。最令人吃惊的是,高盛投行和其他在欧洲主权国家进行类似投资活动的华尔街大亨们都是在目前法律规定许可的情况下公然进行的。从根本上来说,高盛投行在希腊的行为,就是合法地吞啮公共财富。在这种金融大鳄的围攻下,希腊经济状态日益走向困境。其目前预算赤字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7%,债务可能将在明年达到135%。欧盟统计局已经公开声明不再相信希腊的统计数字,因为希腊曾两次向欧盟说了谎话。这对于建筑在信誉基础上的金融业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件。现在人们怀疑葡萄牙可能也处于类似的处境之中。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可以肯定,来自美国华尔街的攻击不仅仍会继续,而且会变本加利。

更令人不安和不解的,是欧元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却对欧元区经济复苏和出口有利。因而人们看到欧盟表现出对希腊的支持,却没有资金的到位。当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不得对主权国家金融状态提供支持。但这是否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也有人愿意看到欧元的下跌呢?一些专家甚至认为,对于欧元区来说,跌至1欧元兑换1美元是最为理想的汇率。显然,这场金融风暴的真正内幕,还远远没有露出冰山的一角。

最后应该说明的一点,是高盛投行不仅与美国行政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盛的高官往往就是政府前财长或未来财长的候选人;而且高盛与欧洲也同样是 “亲威”:高盛投行欧洲分行的副总裁就是意大利央行总裁,还差一点成为欧洲央行总裁。所以,对于身处外围的中国来说,要弄明白欧美金融界内部的花招,还需要一定的岁月。在此之前,这趟混水还真是难以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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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2-26 周五, 下午3:29    标题: 引用回复

任何对于未来的预测都是蹩脚的——中国未来十年发展之走向
山人 2010-02-26



任何对于未来的预测都是蹩脚的。对中国未来十年的预测也一定是蹩脚的,只是,人类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展望未来,说好听点叫未雨绸缪,说的白一点,就是爱算命。

那么未来十年中国的命如何来算呢?我们看算命先生在给你算命以前,肯定是先要察言观色,看你的气色,看你的面相,看你的穿衣打扮,那么,在你算命以前,你的身体如何,你现在的情绪如何,你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那个算命先生已经知道得八九不离十了。

那么,中国现在的气色如何?面相如何?穿衣打扮如何?知道了这些,也就差不多可以给中国算命了。

中国现在的气色是面色红润,可虚火上升,底气不足。

面色红润,就是中国现在在GDP总量上虽然今年还是比日本差一点点,没有到世界老二的地位,但也还不错了,其实,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总量,在 6年前就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了,尤其是中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是很大,如今在外贸出口方面已经超过了德国,夺得世界第一。外汇存量也是世界第一。现在中国的美元外汇实在是太多了,据说是每天20个亿美元入账。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而提高最快的是国家的收入,远远高过GDP增长的速度。

虚火上升又如何说呢?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靠的是外贸导向型,其结果是国家手中有了大量的外汇储备,70% 是美元,2.5万亿的美元,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其结果就是,中国的资源大量进入美国和西方国家,中国挣了一点的小钱和一大堆的纸币,可是留给中国的是资源丧失和垃圾遍地,环境破坏,而那个美元是捏在人家的手中,人家可以随时贬值美元,你的外汇储备就会打水漂了,一文不值。干了30年,可能就是给美国和西方国家打工,一个臭扛长活的。

本来,手中有美元是好事,可以买东西呀,但是,中国想买的东西,如高科技,高技术,人家不卖给你,人家让你买美国的柑橘,可中国自己的柑橘还愁卖不出去呢,如何买人家的柑橘呢?其结果,就是中国的外汇越来越多。现在很多外向型的企业都不挣钱,据说,很多公司产品的价格只有5年前的三分之一,出口产品的价钱,被人家越压越低,但他们为什么还要出口呢?因为他们现在不是赚出口的钱,因为价格太低了,无利可图了,但是因为中国政府有非常奇怪的出口补贴,他们赚的实际上仅仅是国家给的补贴的钱。而国家的出口补贴是补贴谁呢?就是补贴美国人,或其他西方人。怪吧。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呀。

因此,中国看着好像很有钱,实际上还是一个打工仔,工资是攥在西方老板的手中,说给你多一点就多一点,说给你少一点就少一点,而工资的户头还存在人家美国人开的银行中,每天提心吊胆怕贬值。说白了,中国这个打工仔是要看人家美国或西方大老板的脸色过日子的。很可悲。

那么中国的底气不足,在那里呢?发展了30年,可是,中国仅仅成为了世界工厂,就是给全世界的人打工。学会了一点干活的技术,知道按图纸如何操作了,有了一点的手艺了,可是,如果没有图纸,中国这个手工匠就没辙了,因为,如何画图,如何设计图纸的科学与技术,中国这个工匠还没有学会。当然,中国这个工匠也能凭借良好的记忆力,在没有图纸的前提下,可以仿造一些的东西,那就要看记忆力如何了,记得好,就造的好些,记忆力不好,就造的差一些。而西方老板还总给中国工匠图纸,所以中国工匠只要干活就可以挣一点的小钱,因此,中国工匠根本没有雄心壮志自己画出和设计出自己的图纸,因为那太费力气了,还是当工匠舒服,不操心。至于造出了东西,如何卖,卖多少钱,那也是人家西方大老板的事。

这是气色和面相。从里面可以看出中国面相红润,可是虚火上升,又底气不足,说到底,还是有病呀。

那么中国穿衣打扮如何呢?穿衣打扮最能看出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因为中国人很多,三教九流都有,因此有的人穿西装,有的人穿中山装,有的人穿布衣,有的人光着脊梁,赤脚。穿西装的是买办资本,穿中山装的是国家资本和权贵资本,穿布衣的是民营资本,没有衣服穿的是工人和农民,城市的贫民和农村的贫民。

中国现在问题最大的是穿衣打扮的问题。没有衣服穿的人还很多。据说,中国近5年来,最穷的10% 人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而且还不是相对的贫困,而是绝对的贫困,即一天不到一美元的生活费。而在2002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万个亿,那个时候政府说,没有钱给全体中国人办福利,如12年义务教育,如全民医疗,可是,2008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近 6万个亿,每年财政收入增长14%,超过GDP的增幅,可政府还说没有钱搞福利。中国从2000年到现在GDP 翻了几倍,可是人们的收入仅仅涨了50%,但政府收入涨了好几倍,增长最快的是政府的收入,可是钱到哪里去了呢?福利没有涨,收入涨的也很慢。

我们看一看现在的俄国。笔者前几天看一个资料,吓了一跳。俄国5年内,GDP涨了70%,可老百姓的收入涨了500%,扣除一些因素,绝对量也涨了 200%。俄国人现在的福利非常的高,生小孩,政府给钱,每个月有1000元人民币的钱,如果家长在家看孩子,也给钱,一个月给3000元人民币,如果家长在家里照顾残疾的孩子,也给3000元。莫斯科最低生活保障金是1800元人民币,而北京现在是440元。俄国是全民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天然气,电,汽油都非常的便宜。俄国人平均月工资是3800元人民币。

我们很习惯说,苏联解体后,俄国就完了,可是俄国人现在没有完,还很好。

我们现在已经察言观色完了,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有病,病在虚火上升,底气不足,还有许多的人衣不蔽体,而且,衣不蔽体的人数还在增长,这些人有一天可能会扒下那个穿西服的人的衣服穿,也可能扒下穿中山装的人和穿布衣的人的衣服穿的,那个时候,就会天下大乱了。那么,在这未来的十年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中国未来十年之路。

虚火上升,那就要压压火。不要再搞什么扩大出口了,有什么用?只是挣了一大笔纸而已。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内市场就足够了。就如同当年的美国一样,美国在历史上有很多年代,就是光荣孤立,根本不管什么欧洲,也不需要大量出口,因为美国有广大的领土,有纵深,人口又多,市场很大,足够自己发展了。美国自己的市场,几乎就是一个欧洲的市场那么大。中国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之所以要出口,他们说,因为国内的贸易壁垒比外部还重,国内的交通也有问题,各省市自己的政策林立,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而且资金的回流很慢,出口,只要货到了,人家就给钱,可在国内就不同了,三角债林立,资金的回笼很慢。也无怪大家不愿意搞国内贸易。其实,中国的一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中国虽然号称是一个国家,可是,好像是很多的国家,做国内贸易比外贸都难。

因此,这十年,中国要搞好国内的贸易,将那些阻碍贸易发展的条条都去掉。中国的国内贸易不行,从高速路上的车很少就能看出来。中国也不要外贸一不行了,就发展什么内需,不是扩大内需,而是要扩大正常的国内贸易。内需也不是要建立在增加政府的投入上,而是希望国内的消费上来。而国内的消费为什么上不来,一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工资的涨幅与GDP的涨幅不成比例,第二就是因为福利不行,所以老百姓手中仅有的那一点的钱也不敢花。

因此,这十年要做的,就是要给老百姓涨工资,发钱,有人甚至提议将中国的外汇储备分成很多的份,干脆发给老百姓。那样,中国的消费就上去了。再就是在十年内赶快将12年义务教育和全民医疗搞起来,这个太重要了,否则,国内的贫富差距这样的大,早晚会出事的,而一旦出事,就是天大的事。到了没有衣服穿的去扒西服,中山装,布衣穿的时候,那就晚了。

中国现在应该结束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理论,或将发展片面理解成GDP的增长。而对GDP 的增长又片面理解为生产什么东西,其实服务业也可以增长GDP。因此,中国官员的升迁,不要以GDP的多少来定,谁能维护司法的公正,谁能给老百姓福利,谁能保护环境,谁能发展教育,谁就升迁。以前听说一个日本人的市长,他在任期内干什么?只有一条,就是种树。种树就是硬道理。

虚火压下去了,底气就应该足一些了。中国现在也在拼命喊产业升级,自创品牌,可为什么收效不大,原因就是照着西方的图纸生产很容易挣钱了,谁还搞创新?

中国的市场很大,这些东西很多是挣中国人自己的钱。好在军事工业没有人给你图纸,所以中国的军事工业要好得多了。

另外一个是气色,面相如何,决定于身体的好坏,而身体的好坏,主要看骨头硬不硬,而骨头硬不硬,就要看国家的军事力量。所以,在这十年中,还要拼命发展军事。

看到这里大家也许会很失望,因为这个算命的算的不是中国政府在这十年要干什么,而是这个算命先生落基山人自己在瞎搞。那就将题目改成,落基山人的中国未来十年发展之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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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3-04 周四, 下午9:29    标题: 引用回复

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 -- 2006最好的经济分析文章
http://topic.csdn.net/t/20061212/10/5223982.html

★★★ 草根网:袁剑 ★★★
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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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3-09 周二, 下午5:10    标题: 引用回复

两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对美股走向的争论
2010年 03月 09日 华尔街日报


投资者周二庆祝新一轮牛市的首个生日时可能会想起一件败兴的事:本周三是科技股触顶十周年纪念日。
这些天来股市分析师正在展开一场激辩,主题是市场是否已经最终挤掉了价格泡沫,可以恢复稳步上涨了。



Robert Shiller知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左)和杰里米·西格尔在希勒的度假住所,图片拍摄于2003年。


乐观派认为两次大熊市已经让股价变得便宜而富有吸引力了,特别是在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他们说那些在上世纪90年代太乐观的投资者现在又太悲观,而且公司业绩的好转将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不过,那些在十年前就出言警告的人中又有些人开始感到了担心。他们说政府在1998、2001和2008年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使得股市没有进行充分回调。他们当中有的人看到了泡沫再度开始膨胀的迹象,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股市里。

这种不确定性推动两位老友、知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和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之间长期论战升温。二位说他们在新泽西州海滩度假时曾就此事进行了详细讨论。耶鲁大学教授、撰有《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的希勒曾在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前提出过警告,他现在仍对市场的未来感到担心。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教授西格尔则抱有乐观看法。他所撰写的《长线投资》(Stocks for the Long Run)一书是上世纪90年代许多投资者心目中的宝典。

二人都可以拿出一堆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两人中谁输谁赢都会影响到自己作为预言者的声誉。

对于股市投资者来说,过去的十年是失落的十年。周一,道指收盘报10552.52点,较一年前创下的低点反弹了61%,但要回到2007年10月时录得的14164.53点的纪录高位还有一半的山要爬。目前蓝筹股的交易价格仅仅相当于1999年4月的水平。

就像席勒一样,悲观派分析师担心虽然经过了两个熊市,1991年之后的股价仍大多停留在历史均值上方。历史表明,当股价高企时,股市未来数年的表现都令人担忧。

这些分析师倒不认为下一个十年会像刚刚过去的十年那么糟糕,因为今天的市场已经较2000年的价格超高状态大为好转。他们未针对市场何时下挫给出预言,但认为那只是迟早的事。他们说,当政府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撤出时,股市的回报可能会令人失望,并可能出现恐慌性波动。

直接管理着40亿美元资产的Research Affiliates的掌门人阿尔诺特(Robert Arnott)曾就2000年的股市跳水发出过警告,他指出,过去十年的股市大跌还未将股价带回历史常态;此前的股市泡沫破灭后将出现长时间的股价低迷,因为那时投资者会放弃股市投资,而目前这种情况没有出现。

政府干预可以追溯至俄罗斯债务危机和股市大跌的1998年,当时美联储(Fed)出手减息、支撑起了摇摇欲坠的金融市场。美国股市在2000再度崩溃,促使政府拿出了更大力度的支持措施;美国从2001年开始减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更是如此。股市在2008年跌得更狠。于是全球央行向金融系统注入了数万亿美元,并将政府目标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当希勒夫妇和西格尔夫妇去年八月在西格尔位于一个堰洲岛上的海滨别墅中聚会时,股市正在反弹。希勒和西格尔自两人上世纪70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读研究生时就是朋友。他们在海滩漫步了数小时,其间讨论了股市及其前景,以及分析股市的最佳方式。

希勒担心,住房市场在短暂复苏后可能转而下跌,而这有可能推动美国股市下行,在他看来股市的估值已经过高。希勒说,我担心市场再度下跌。不过他也指出,与他写这本书时相比,股市目前的估值要低得多。

而西格尔则嘲笑了希勒的担心和他估算的数字。西格尔说,市场的估值非常低廉,它的未来是光明的。

希勒汇集了1881年以来的市场数据,逐月考察股价与企业利润之比。为避免短期利润扭曲考察结果,他使用了过往10年的平均利润。从他考察的结果看,长期而言,股价平均为公司年利润的约16倍──也就是说,股价与每股收益之比约为16倍。

他发现,当这一比率像现在这样超过20倍时,就表明市场的估值太高了,早晚要遭遇一段投资回报低于平均水平的时期。据希勒计算,在股价与每股收益之比达到 20倍后的10年中,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股价平均每年下跌约2%。在计入股息因素后,股票投资则小有回报。股价与每股收益之比最终总是会跌至平均水平之下,在此之后市场估值已处于低廉水平,从而为股票投资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铺平了道路。

用希勒的方法来考察股市会发现,当前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股价与每股收益之比高于20倍。自1991年以来,美国股市的这一比率只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的七个月内低于16倍的平均水平。在2000年初时,美国股市的这一比率高于40倍。没人能断言这一比率的上扬局面还能再维持多久,或者去年开始的牛市何时有可能终结,特别是在政府大力刺激经济的当前情况下。但股市的以往趋势及平均律则暗示,这一比率在某个时间点上有可能跌至16倍以下,股价也将随之下跌。

而西格尔则十分不认同这种分析。他声称,在当前环境下,不宜于使用10年平均利润来作分析。因为大型金融公司在2008和2009年进行了大规模冲销。他说,这种规模的冲销以后不会再出现了,所以反映了这些冲销的企业利润不应用于预测。

西格尔说,美国国际集团(AIG)规模达800亿美元的冲销会使10年平均利润数据遭到扭曲。

西格尔更倾向于关注分析师们对企业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些数字都作过调整,排除了特别冲销以及他和智库分析师们认为不大可能再次发生的支出项目。

西格尔的书也考察了从19世纪至今的长期股市表现。他发现,在所有投资中,股市迄今为止的长期投资业绩是最佳的,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的平均年回报率为7%。

他说,在像当前这种时候,由于企业利润的反弹,股市的投资回报率甚至会高于平均水平。

西格尔说,他的研究显示,在经济摆脱衰退之际,股价与每股收益之比平均为18.5倍。用西格尔的方法来考察当前股市会发现,市场基于2010年预期利润的市盈率为14.5倍,低于通常为18.5倍的股价与每股收益之比。西格尔说,如果股价升至每股收益的18.5倍,标准普尔500指数今年有可能升至 1400点,比当前水平高23%。他说,未来几年,我们很有希望看到通货膨胀率不高、股市投资回报率达到10%至12%的局面。

希勒则不同意西格尔对股价与每股收益之比及冲销的分析。他认为,美国企业最近进行的冲销对其10年平均利润影响不大。至于排除了冲销等因素的分析师预测数据的可信度,希勒说,它们不靠谱是出了名的。

另外一位在2000年时正确地看空了市场的市场分析师支持希勒的观点。波士顿资金管理公司GMO LLC资产配置主管印克(Ben Inker)对数据进行了处理,避开了在10年平均值和冲销上存在的争议。他利用历史利润率来预测未来的公司利润。

他说,预测收益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互联网和房地产泡沫将公司利润率推高到7%,超过了6%的历史水平。利润率的上升是由于公司和消费者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借贷和投资。尽管这一个百分点的差别看起来很小,却代表着盈利水平上升了17%,印克认为这样的增幅是难以持续的。

利用6%这一历史利润率,并将其应用于经济复苏期间公司收入的预期增长中,他发现,目前的股票预期市盈率为近19倍,价格较高。根据他的计算,要实现合理的定价,标准普尔500指数要下跌21%才行,从周一收盘的1,138.50点跌至约900点。

印克还说,市场应该有相当长的时间是交易价格低于合理价值,以便和高于合理价值的时间相称。我们打赌,未来几年中,将会发生一些事让股市低于合理价值。

引发麻烦的一个可能催化剂是政府退出刺激计划,一年前正是政府的刺激计划使股市没有一跌到底。让人担心的是,市场已经变得对政府救助如此依赖,任何试图给市场“断奶”的做法──无论多缓慢──都会暴露出市场的脆弱基础。另外,让人担心的还有,退出刺激计划之前,可能会引发又一次破坏性的泡沫。

一些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看到了泡沫的迹象,特别是中国。Artio Global Investors (也就是以前的Julius Baer Investment Management)基金经理沃尔特(Keith Walter)说,新兴市场的历史充满了繁荣和泡沫破裂,你不能排除出现新泡沫的危险。他帮助该公司管理535亿美元的资产,目前已经开始减少基金在中国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曾经很高的风险头寸。

如果说存在新兴市场泡沫,那么它也是刚刚开始膨胀。沃尔特尤其担心中国火爆的楼市,投资者对倒手空置的公寓很狂热,让人不免想起美国的楼市泡沫。他担心,提供了房地产贷款的当地银行会遭殃。他说,我们担心已经热过头了,将会出现楼市泡沫并会破裂。

中国股市是让人担心的另外一个原因。堪称中国谷歌(Google)的百度的股价比2008年底的低点涨了四倍,美国存托凭证市盈率为85倍(以2009年收益来计算)。而谷歌这个更为成熟的全球竞争对手的市盈率为27倍,股价比2008年底的低点只涨了一倍,而一些美国分析人士认为这已经超过合理水平了。

根据上海证交所交易价格计算,中石油总市值约为3,450亿美元,超过了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Corp.) 3,150亿美元的总市值,而收入只有后者的一半。

不过,很多投资者在谈论中国前景的方式都让人联想起科技和房地产泡沫。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把对今年中国出口增长的预测上调了近一倍,从16%增加至30%。高盛(Goldman Sachs)在2月底的报告中说,中国是当今全球股市中最有希望的投资案例之一,虽然还有人表示怀疑。

沃尔特认为自己是个看好新兴市场长期前景的人。他说,即使股市下挫,最终也会走高。

不过经济前景和股市前景是不同的。2000年,看好科技类股的人士说,微软(Microsoft Corp.)、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和英特尔(Intel Corp.)的股价应该大涨,因为它们将是永久的全球领头羊。这些公司确实保持了全球领头羊的地位,不过它们的股价比2000年的高点平均跌了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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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3-09 周二, 下午5:17    标题: 引用回复

投资者对美国股市热情减退
2010年 03月 08日


一轮美国史上最强大的牛市将于本周迎来它的一周岁生日,而个人投资者对美国股市的厌恶程度与去年3月市场跌至12年最低点时相比几乎没有减弱。

鉴于本周另一个周年纪念日也将到来,这不足为奇。十年前科技股泡沫于本周达到顶峰,导致股市进入了可能是历史上最差的十年时光。

但投资者的资金流向显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逢低买入的老习惯不见了;投资者去年愿意冒险购买“垃圾”债券和新兴市场的股票,同时放弃了过去的实用型持股方式;并且有迹象显示他们可能会在市场表现趋向疲软时重返股市。

跟踪资金流向的公司──EPFR Global公司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的投资者从美国股票基金中撤走了153亿美元的资金。与此同时,约20亿美元流入了新兴市场股市,200亿美元进入美国债券基金。去年流入新兴市场股市的资金为650亿美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概以长线投资者为主的个人投资者已经对美国的股票市场感到厌恶。

据美国投资公司学会(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称,投资者今年已从美国股票指数共同基金中撤走了46亿美元的资金。该学会的数据不包括交易所买卖基金。与此同时,全世界的股票基金新增资金近140亿美元,债券基金新增资金超过560亿美元。投资者2009年从美国股票基金中撤走了超过530亿美元的资金。

这一情况与近年来其它熊市后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投资者把股市下跌视为购买廉价股票的良机。他们认为这些股票必然会涨。

美国基金公司Vanguard Group在上周发表的投资者行为研究中称,一般来说,投资者最终对新的牛市做出反应时,进入股市的新现金流会显著增加。其研究表明,随着股市从2003 年3月的低点开始上涨,投资者在过去的一年投入股票基金的资金增加了1520亿美元。随着涨势继续,其流入量将会增加。

投资者说,美国在经济和房地产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人们对股市上涨的热情。随着婴儿潮时代出生的美国人逐渐接近退休年龄,人们在美国股市中碰一碰运气的意愿也越来越低。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金融顾问霍坎森(Neil Hokanson)说,我们没有房地产税规定,我们不知道所得税和股息税将会怎样,而且医疗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过去两年,霍坎森与一些长期客户进行了交谈,通过他们收集意见并评估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他说,去年夏天他们谈论的焦点是如何抓住股市上涨的机会。他们近期会面时,情况却大不相同。他说,他们对市场以及经济的未来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安。对赤字和政府支出的忧虑已真正占了上风。

他说,他们给我们的指令是“保本”。

但有线索表明投资者对美国股市的厌恶可能正逐步消退。EPFR的数据显示,2月中旬美国股市新增资金超过50亿美元,但在月末时有所减少。与此同时,有17亿美元的资金退出了高收益的债券基金。债券基金去年吸引了210亿美元的资金。

在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 1月份对财务顾问进行的调查中,对增持债券兴趣较小。这项上周公布的调查发现,有16%的财务顾问计划增持债券,而去年7月份为25%,今年1月份为 42%。不过,对美国股市的热情却并不高:有26%的人计划增持大型美国股票,而去年夏天这一比例为30%。

今年初,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策略师查达(Binky Chadha)称,再有一个季度的强劲收益,就可能缓解散户投资者对美国股市的担忧。此前,每个收益良好的季度之后,股市都会走高;实际上,四季度收益远远好于预期。

不过,查达说,投资者被其他事情分心了。他说,我们接连遭受了三次负面冲击,而且间隔时间相对较短。他指的是中国收紧银行贷款、希腊债务危机和华盛顿的事情。

一些投资者现在把通常波动程度较大的新兴市场看作避风港,原因是新兴市场的长期增长前景和较快地从衰退中复苏。瑞银(UBS)美洲财富管理部门研究主管赖安 (Mike Ryan)说,如果你认为美国有什么东西坏掉了,那么你会把钱投到没坏的东西上。如果你想一想危机的后遗症和发达世界中的很多结构性问题,你会发现很多新兴市场并没有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

一些人认为,一旦利率开始上升(这通常是股市疲弱的时期),投资者将重返美国股市。原因是,债券将受到升息的打击,升息的决定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站稳脚跟,特别是就业市场。

德意志银行的查达说,对股市上涨的更普遍参与将会因美联储收紧政策而发生变化,美联储的收紧措施将推动资产配置从固定收益投资流向股市。

不过财务顾问们说,在客户对美国股市的风险感到安心之前,这个过程看起来会很缓慢。

Tom Lauric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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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3-21 周日, 下午9:58    标题: 引用回复

2009年中国工业数据汇总,比较恐怖。
不愧是世界工厂,不过今年1-2月份的情况更加令人恐怖:


粗钢产量同比增长25.4%;水泥产量同比增长26.5%;电解铝产量同比增长 45.6%;汽车产量同比增长92.4%;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1.68倍,新接订单达
同比增长7.67倍;手机产量同比增长29.7%;彩电产量同比增长 68.6%;微机产量同比增长41.3%;纱产量同比增长26.6%;布产量同比增长51.2%!

数据简单的分为了4类,欢迎补充。

一、基础工业数据:
1、 粗钢产量:5.68亿吨,占世界份额的46.6%,超过第2-第20名的总和;
2、 钢材产量:6.96亿吨;
3、 水泥产量:16.3亿吨,超过世界份额的50%;
4、电解铝产量:1285万吨,达到世界份额的60%;
5、精炼铜产量;413万吨,达到世界份额的25%;进口430万吨,消费铜超过800万吨,达到世界精铜产量的50%;
6、 煤炭产量:30.50亿吨,占世界份额的45%;
7、 原油产量:1.89亿吨;进口2.04亿吨,消费量占世界份额 的11%;
8、 乙烯产量:1066万吨,世界第二(第一的是美国,与老美还有差距),当量消费2200万吨,自给率约为50%;
9、 化肥产量:6600万吨,占世界份额的35%;
10、 塑料产量:4479.3万吨;

二、基础设施数据:
1、新增装机容量8970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到8.6亿千瓦(美国为10亿千瓦);
2、新建高速公路4719公里,总里程达到6.5万公里(美国9万公里),09年新开工1.6万公里;
3、新增公路通车里程9.8万公里(含高速),农村公路新改建里程38.1万公里;
4、铁路投产新线 5557公里,其中客运专线2319公里;投产复线4129公里;营业总里程达8.6万公里(仅次于美国);09年新开工1.2万公里;

三、工业产品数据:
1、 汽车产量1379万辆,占世界份额的25%,世界第一;
2、 造船完工量4243万载重吨,占世界份额的34.8%;新接订单2600万载重吨,占世界份额的61.6%;
手持订单18817万载重吨,占世界份额的38.5%;
3、 微机产量1.82亿台,占世界份额的60%;
4、 彩电产量9899万台,占世界份额的48%;
5、 冰箱产量5930万台,占世界份额的60%;
6、 空调产量8078万台,占世界份额的70%;
7、洗衣机产量4935万台,占世界份额的40%;
8、微波炉产量6038万台,占世界份额的70%;
9、 手机产量6.19亿部,占世界份额的50%;

四、轻工产品:
1、纱产量2393.5万吨,占世界份额的46%;
2、布产量740亿米;
3、化纤产量2730万吨,占世界份额的 57%;


==========================================

扬白劳今年大丰收,想着可以添点家当。 一大早赶着马车,载着粮食来到集市,喔!咋搞的,满街
都是卖粮的,感情大家都丰收!地主忙着收粮,价格压的很低。卖完一算,刚好够还去年的种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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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3-23 周二, 上午6:18    标题: 引用回复

写在中国社会溃败之前

在开始全文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厘清一个概念,什么叫社会溃败呢?孙立平教授说:“
社会溃败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参见《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正在失去提供人类结成社会所希望得到的基本福利的能力;中国
社会会变得无法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会变得缺乏个层面的利益交流。所造成的结果是
,中国可能跌入——说得直白一点,实际上正在跌入——不逊于中世纪历史的黑暗。  

不远的将来,特殊利益集团会变得肆无忌惮,网络·手机会实名,一切言论和舆论的自
由都会被限制。而官员的财产却不须阳光,富人的财产勿须报税。社会结构完全板结,
底层的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生存状态;官二代、富二代、新生代农民工…这样
的标签将代代传递下去。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会持续下降,至少不会提高;而GDP越
增长,CPI必然越高,则广大人民的生活将会越困难。因此贫富差距会继续扩大。医疗
、教育等资源总是向财富聚集,就算普及了保险,人民的教育和卫生状况的改善也会大
大落后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的预期?有人批评我,“这样想有意思吗?想要在不到30岁时解决
人生的问题,可能吗?”  

我说,当今中国大体有三类人。一是彻底盲于目,觉得天朝盛世无限美好;二是不当睁
眼瞎,看到国家的问题,痛彻心扉;三是彻底盲于心,看到了当做看不到。第一种和第
三种都是“幸福”的人,遗憾的是我属于第二种。因为我对今天的中国有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这样的看法不是个别的或者偏执的,而是有一定代表性,能引起共鸣的。基于这
样的判断,我做出我的预言。愿意和一切读者讨论。  

一、当今中国究竟是怎样的  

当今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巩固,并在加速发展。  

“权贵资本主义”,从构词看,它是一个复合名词,由“权”、“贵”和“资本主义”
组成。“权”指政治权力,其代表为掌握中国政治资源与政治权力的阶层。“贵”指富
贵,其代表为掌握中国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阶层。资本主义则指社会财富分配的基础
是按资本分配。但中国又不典型地按资本分配社会财富,而是按权力分配。所以中国社
会,最巨大的力量,依旧是政治权力。于是,中国大量的资本都被凝聚于官家、当局手
中,或是被少数商业巨头所垄断,而广大的中小企业主或民营企业主则并没有多少社会
权利资源。实际上,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中国的资本状况都充满了浓厚的
当局意识和权力意识。这个就是权贵资本主义。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就是吴敬琏努力
避免而我们都耳熟能详的那个“**资本主义”。  

现在举凡钢铁、化工、煤炭、石油、民航、公路、金融、证券、保险、邮政等等几乎所
有有利可图的领域,都是国有经济独大。而国有经济的决策和运营,毫无民主可言,也
不对名义上的主人——人民负责,一切都是几个寡头在说了算。最为暴利的房地产业呢
?据全国工商联在2009年《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一文称:调查显示,在房地产开发
的总费用支出中,流向当局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
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当局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
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
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这不是权贵资本主义又是什么?  

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无论从心理感觉还是统计数据上都如此
。《人民论坛》载:有关机构统计,2009年全国最富有的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
,平均财富5.654亿。如果将“富榜”扩大到前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达到21057亿,平
均财富值2亿元。所谓1亿元意味着:一个农民 21500年的收入,一个普通职员3500年的
年薪,一个北京低保享受着2万余年的生活费。而同期全国居民储蓄不过21万亿多。如
果继续调查这一万个家族与当局的关系,我想结论定会更加触目惊心。经济学上经常用
“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按照国际惯例,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
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 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
生的危险状态。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个系数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1978年为0.18,1988
年为 0.382, 1994年为 0.467,2008年基尼系数为0.65,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公
众的收入达到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中国的贫富差别已大大越过了警戒线,达到了非常
危险的程度!  

更要命的是:这种贫富分化丝毫没有外国出现过的先扩大后再缩小的迹象。《瞭望》载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杨建华教授十多年持续关注、调研财富分配问题。他说,根据库兹
涅茨1995年提出的著名的收入分配差距“倒U”型假设,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
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在人均GDP在1000
至3000美元之间时,收入分配差距会恶化,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收入差距开始
缩小。目前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浙江省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但收入差距非但
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无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还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确实过大
。杨建华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形了,而是呈现‘倒丁’
字型,底层庞大,很少拥有财富,拥有巨富的一竖很小。  

如上文所说,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工资性收入在GDP中的比例极低,而且逐渐降低。
人民工资的涨幅不要说够不着GDP,甚至够不上CPI的增加。随着房地产价格疯涨带动的
人民币的事实贬值,虽然生产在持续,但人民的财富不是增加而是在日日夜夜地减少。


教育改革全面失败,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公务员招考制度、军官选拔制度充斥着腐败。
甚至以吉林省松原市为代表的一些地方,高考制度都被权钱交易破坏殆尽。低社会阶层
人士想要改变命运,无疑异常困难。  

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所得税、经济适用房等本该造福低收入人群的措施全部适得
其反。这个都已经成为常识吗,不需要证明了。  

其他官员的腐败,对资源竭泽而渔及买办式的开发,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污染。说都不用
说。  

如果社会发展的惯性不被扭转,能逃出文章开头的那个预期吗?  

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思想界和爱国者的思考  

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然生活往往更复杂,反抗未必就来得那
么快,那么普遍。但当今中国社会的畸形,至少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思考,思考者涵
盖左、右两个方面。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看到的问题往往是相同的。
只不过解释论不一样。比如腐败问题,左派认为改革过头了,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腐败;
右派认为改革不够,民主社会没有腐败。诚如孙立本教授所说:“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
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
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
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其实很有可
能左右两派都错了。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变态社会结构,用任何一
种理论和模式似乎都难解释得尽善尽美。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要想中国社会改变现状,持续发展,打破权和钱的紧密联系是必须
的。在这个意义上,左派和右派中的大多数都是爱国者。而那些麻木不仁的人却在尸位
素餐,看着左右相争的好戏呢。  

三、怎么办?中国将会向何处去?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广大的爱国者们不会坐视祖国的沉沦。总是
要——至少希望有人能——做些什么改变现状。  

有一派人寄希望于“中央头脑清醒,胸怀开阔,善于动员一切支持的力量,通过保障民
权改善民生、挽回民心。”他们要求:停止“国进民退”,开放新闻监督,人大代表直
选,社会正义运动,等等。  

不客气地说,此路不通。他们把整个特殊利益集团人为划分为几部分,好似特殊利益集
团是一群人,地方当局又是一群,中央又是一群,希望他们互相制衡。殊不知,这完全
是空想。自古疏不间亲。在你仰望星空时,“心无疵兮”先生片刻没停下他那争权夺利
之手。想要与虎谋皮,哪里能够?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变为权贵社会主义。也就是体制内的少数权力者和人民形成合力,一
定程度上通过调整分配结构,改善基本群众的医疗、教育、住房问题。当然,这个运动
的发动者会取得更大的威权。也就是说,社会可能转型为,国有经济垄断进一步加强,
权贵在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分配较现在公平一些的形态。类似今天的新加坡。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在此先稍稍提及。  

可能性比较大的,还是沿着现在的轨迹,无可避免地滑向类似中世纪的深渊。因为一如
孙立本文中说的,现在“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
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而“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了。如
果真如此。大局的好转必然需要很长时间——我认为80后、90后一代看不到了;有人认
为需要时间远长于此,可能要考虑几百年的历史大循环尺度。所以我寄希望于我们的民
族。我们民族历经艰难险阻,但仍然走到了今天;估计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
不会遽然灭亡。有民族在,则民族的历史会得到流传。今天我们——爱国者的殷忧,将
来总有人能够理解,就像我们会理解郑观应他们一样。今天权贵们的暴虐、贪婪和无耻
,总会被历史鞭挞。  

四、还有一种可能  

虽然我们知道,国内的统治秩序是牢固的。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又是复杂的。国内和平
,但国际不一定和平。  

美日想肢解——至少遏制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只有外交部的老爷们才相信中美
双赢。近日,美国大使说中美关系像恋人。我说就算是恋爱关系,那中国也是辛苦买房
,然后不得不把房产登记到女方名下的傻男人。  

近年以来,美国一再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压。有识之士纷纷意识到,美国对中国“金融
狩猎”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如果单纯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影响,可谓思维尚停留在重商主义时
代。简单来说,就算中国对美出口全没了,美国也不会自己生产轮胎、鞋子等物。因为
美国资本的国际食利性,不可能改变了。美国狙击人民币汇率的真正目的,在将中国制
造业中的资本挤出来。制造业如果不行,中国的股市又是如此样子,那么资本在中国唯
一可以选择的投资领域就是房地产市场。中国已经甚嚣尘上的房地产热将进一步升级。
到时美国的国际热钱再涌入,做局……仿佛玩击鼓传花游戏,等倒几次手,中国老百姓
高位接盘时,再抽出资金。楼市和整个经济泡沫破裂,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财富易手
。  

这番预期,已经是除了宠物经济学家外的经济学界的共识了。而且这番预计,并不是凭
空想象的,人们还可以通过考察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失去的二十年来印证。遗憾地是,
我们太乐观。事实是,泡沫经济前日本具有的优势我国没有,日本的软肋我们更甚。例
如,日本有很多工业专利权。纵使制造业不景气,虚拟经济崩盘,很多日本企业靠转让
专利都能从国际市场赚到足够的钱维持生计。中国企业呢?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财富的
增加几乎是从大老板到出租车司机为止全社会都享受到的;日本的泡沫经济解体后财富
缩水的也是相对全民性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财富主要地集中到了特殊利益集团
;而一旦经济崩溃,痛苦一定会被转交到大众身上。日本是普及社会保险的国家,中国
的社会保险尚在建设中。所以美国真要发动对中国的金融绞杀的话,中国的失败简直是
注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动荡不可避免,动荡的结果有可能是新的更好的秩序的
建立。  

就台湾、西藏、新疆而言。相当一部人想独立,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究其原因,固然
有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干预。但只要学过毛泽东哲学的人,都明白外因必须通过内因作用
的道理。如果大陆政通人和,台湾未必不想回归。如果新疆政策亚克西,怎么会闹出如
此大的骚乱?只不过权贵资本主义和人民的基本矛盾,在台湾表现为所谓民主和飞弹之
争,在新疆表现为民族之争,这种特殊的形式而已。如果大陆持续这个样子,台湾必然
会想独立。这点非常好理解。我们如果有移民的机会,不想走的肯定不多。现在两岸三
通,非但没有如预期使台湾同胞随着对大陆了解的加深,产生回归的想法。反而是台胞
愈了解大陆腐恶的现状,愈庆幸自己走了出去。  

一旦台湾独立。如果不加干涉,就会政治总破产。如果全面战争,那么美国绝对会介入
。这是美国的既定国策,有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的。美国介入,中国失败的几
率更大。不要迷信现在中国军备如何。军队,归根到底要靠拿武器的人,而不是武器。
现在中国军队的腐败情况,真是让人不忍卒言。简单归纳一下,就是基层士兵等着退伍
,退伍之后就是无业,要想提干送钱上来。大家不妨看看魏巍的《我也为退伍兵崔英杰
说情》,就可明白。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何况美国的武器只有更先进,战略战术也更
高明。  

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诚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战争就可以被国内革命所取代。这无疑
是非常恐怖的,中国可能仅仅剩下相当于宋代的版图。但责任绝对不在于革命者,而在
于特殊利益集团。鲁迅先生说,“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
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现在当局做的,正是用当异
族奴隶的痛苦恫吓人民。动不动就是“被利用”、“敌对势力”,使人民甘为他们的奴
隶。  

文末,请允许我引用时寒冰的几句话:“我恳请,长辈们把我视为自己的孩子,一个永
远长不大会犯很多错的孩子,一个努力想做好事又经常会打破杯子的笨手笨脚的孩子;
我恳请,比我年龄大的朋友,把我当成一个小兄弟,一个动不动就热血沸腾、激情四射
,缺乏城府和戒心的永远不成熟的小兄弟;我恳请,比我年龄小的朋友,把我当成一个
可以倾诉的兄长,我会如同对待我的亲弟弟和亲妹妹那样,做一个称职的兄长。”

在被称为转折之年的2010,想到我国家和民族所受的不可胜数的苦难,想到我们每个人
都必须面对的黑暗前景。不禁呜咽哭泣,不能够言语。希望我的估计,大部分都是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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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中国社会溃败之前》作者答各位网友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3/139177.html


当今中国大体有三类人。
一是彻底盲于目,觉得天朝盛世无限美好;
二是不当睁眼瞎,看到国家的问题,痛彻心扉;
三是彻底盲于心,看到了当做看不到。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79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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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由纯属误会于2010-3-23 周二, 上午6:28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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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3-23 周二, 上午6:22    标题: 引用回复

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作者:孙立平 清华社会学教授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 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 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 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 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 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 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 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 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 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 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 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 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 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 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 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 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 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 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 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 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 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 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 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 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 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 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 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 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 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 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 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 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 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 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 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 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 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 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 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 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 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 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 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 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 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 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 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 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 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 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 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 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 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 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 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 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 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 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 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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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3-23 周二, 上午8:14    标题: 引用回复

国进民退之争 权贵资本开始“统治”中国
中国经济周刊 2010-03-23

http://yunji.ca/news/articles/Canada_News_web4_20100323055927_6.html


  出乎意料,这场始自学术界的少数人的言论,竟会逐渐演变升级为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

  “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自去年起便频频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公开言论中;这些极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经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引来很多人的附和甚至声讨。

  争论延续至今年的全国两会,并在此时点骤然升温。如有学者公开撰文“建议两会审议国进民退”,指责“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搞所谓的以国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官僚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并发表“制止‘国进民退’,是当前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的挑战性言论。与此同时,有更多学者纷纷加入争论战中,有的明确指出“国企垄断论”的谬误,有的剖析“国进民退”论断的真伪,等等。

  对于学术界的这场“国进民退”大辩论,也有人发出质疑,如有人认为这是某些学者的个人炒作行为;也有人认为这些言论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制造混乱 ――“国进民退”与“与民争利”中的 “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更有人批评说,“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等,是某些学者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行为……

  这一争论对中国经济未来有何影响?

  以往实践表明,凡学者一致的观点和判断,对现实经济政策的影响一般较弱;而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观点和判断,往往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最大。

  “国进民退”大论战:是“路线之争”还是“伪命题”

  全国“两会”前夕,一篇名为《建议“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的文章被包括一些官方网站在内的很多网站转载。该文称,目前中国“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狂潮,在钢铁、化工、煤炭、民航、公路、电力、金融、房地产等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都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

  这篇文章似乎是对学界和舆论在 2009年对“国进民退”质疑观点的汇总和升级。

  2009年上半年,提及“国进民退”这个名词,部分学者和媒体表述时,尚称之为“局部行业和地区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现在发生一种情况叫做 ‘国进民退’”;下半年,已经有人用“国进民退大潮”表述这一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就在不同场合公开表示,“‘国进民退’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愈演愈烈。”

  2009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也进行了一项针对企业高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近年来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比例高达72.73%。

  偏偏2009年又发生了几件大事。从“方兴地王现象”到“中粮入股蒙牛”,再到“山西煤矿重组”…… 只要有国有资本介入的每一桩并购重组事件,似乎都成为了“国进民退”的有力例证。国资与民资的进退逻辑似乎也因此显得愈发明确。

  到 2009年底,有人甚至称,“国进民退”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承受的地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的质疑,已经从探讨国企、民企如何共赢,拓展至呼吁给予民企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甚至有人担心改革会倒退,需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2009年9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对媒体疾呼:“‘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会制造社会不公平”,“权贵资本主义”正在抬头。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也在 2009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针对山西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发表观点:“(山西煤改)现在看来是改革的倒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今年1月9日举办的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的观点更为犀利。他说:“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资源太多,这使得 2009年发生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我们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

  面对一些学者和舆论界迎面袭来的讨伐声浪,官方显示出了谨慎的态度。

  2009年11月2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参加“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时,面对众多大学经济院系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今天想说的主要是‘国进民退’这件事情”。马建堂表示,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马建堂选取了从2005年至2008年的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和就业人数等指标论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力量对比。

  马建堂表示,中国企业整合、产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不要唯成分论,要唯能力论;第二,垄断行业应该注意的是严格按照《反垄断法》做事,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行业,将来的联合、整合、重组,既要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还要防止垄断。

  一个月后,马建堂在国新办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并特别提出,希望媒体能平衡报道自己的观点:第一,在去年和今年确实存在一些“国进民退”的个别案例和现象,但总体上不存在。第二,希望大家对于“国进民退”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中央相关部门官员的谨慎表述不同,相关地方政府和企业则明确表示,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

  自2009年煤炭资源整合以来,山西省相关官员多次表示,煤矿兼并重组系“优进劣退”而非“国进民退”,并没有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相反,政府希望看到民营企业通过此次整合发展壮大。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进民退”问题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大型企业在前进,央企也由于投资者和股民的参加,进一步多元化,进一步走向市场。央企收购一些中小企业来进一步扩大它的实力,有资本的融合,也有企业组织的融合。这是一个双向进步。”

  针对民航业“国进民退”的说法,中国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表示,航空业兼并重组问题是公司的市场化行为,民航局认为只要有利于民航业的发展,就应该积极支持。民航业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各个航空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多元化的。

  但很快,反驳的声音就被更多的质疑淹没。在这场愈演愈烈的论战中,有旁观者甚至认为,涉及“国进民退”的论战已经上升为学术界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纪之争,其辩论和胜负结果可能会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不得不面对记者的提问,正面回答“国进民退”质疑:中国不存在“国进民退”。

  参加“两会”的地方官员也不例外,大多都被问及“国进民退”这一话题。山西省省长王君表示,从整体上看,山西煤炭业并不存在社会上质疑的“国进民退”现象,目前山西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煤矿企业的比例为 2:3:5,股份制企业是主体。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则直称“国进民退”是个伪概念,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你说是‘国进民退’?这是在救灾救难。”“金融危机这个当口,事后诸葛亮,说什么‘国进民退’,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同时,被动成为论战主角的国资委也在“两会”期间,在其官方网站主页醒目位置设立“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国企发挥顶梁柱作用”专栏,集中刊登了《解析“国进民退”论断真伪》《并购是强进弱退而非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等一系列新闻报道及理论分析性文章,反驳“国进民退”的言论。

  不论其究竟是伪命题,还是现实存在,“国进民退”俨然已成国民焦点。

  “央企地王”的“冤案”:“央企旗下企业”不是央企

  国资委呼吁社会要正确看待产业间的重组。

  国资委相关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前需要“理清思路、解疑释惑”。毕竟这无论对国企改革还是国有企业发展本身,都甚为重要。

  “现在大家都在热炒‘国进民退’,作为民营企业的沙钢去年进入世界500强,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非常激动。沙钢不是联想这样没有历史包袱的现代公司,而是一个传统企业,就是靠一勺钢一勺钢炼到世界500强去了。沙钢能进入世界500强,太神奇了。媒体为什么不好好炒炒这个事,偏要盯着这些年发展势头不错的国有企业不放?”电话那头的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着实无法理解时下在经济学界掀起的这场关于“国进民退”的大讨论,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毫不讳言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王志钢看来,中化集团控股的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方兴地产”)的“地王”头衔,是引领 “国进民退”讨论的源头之一。

  2009年6月30日,方兴地产在诸多地产大鳄中突然杀出,最终以40.6亿元的天价拿下北京广渠路15号地,楼面地价达15321元/平方米,刷新北京“地王”纪录,被舆论认为是当时的双料“地王”。

  由于方兴地产在拿地前后获得了约245亿元的银行授信,也被形容为“拿的是国家的钱”。随后“方兴地产”连同中化集团毫无悬念地被冠之于“国进民退”的典型。

  方兴地产是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旗舰公司,公司于2007年8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把方兴地产作为‘国进民退’的代表有点冤。”王志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专门对“方兴地王”事件进行了调查和了解,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有上市公司是否还是过去意义上完全的国有控制企业。

  相关人士向记者分析,国有企业的本性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全民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股份”每个公民都有份;二是公共性,也就意味着它的收益要回归全民。

  但是国企的本性随着国企的上市悄然发生着改变:只有持国企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人才能真正享有红利和收益。

  据记者了解,作为上市公司的方兴地产,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作为方兴地产第一大股东,持有其7.68亿股股份。

  “方兴地产之所以算公有制企业,只不过在股东结构中,中化集团是第一大股东,而传统国有企业的这种叫法是否适合方兴地产这类企业,需要进一步探讨。假设方兴地产赚了钱,那些钱并不是要回到央企,大部分要分给股民,而好多股民都是香港人。” 王志钢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方兴地产作为香港上市公司,可以因为看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去参与竞争地块。“这也是反映了上市公司股东的要求,如果方兴地产不去按照股东的要求做,只是中化集团的的想法,股票在市场上也不会表现这么好。所以,在界定上将方兴地产完全划归为国有企业,站不住脚。”

  另一个遭受舆论质疑的问题是,方兴地产在夺得广渠路15号地前后,该公司获得了来自中国银行的200亿元及来自中国工商银行45亿元的银行授信。

  “腰包鼓了自然要置业”,但也由此被舆论认为是拿着国家的钱去买地,并且将方兴地产看做是造成 2009房地产市场地价屡创新高的罪魁祸首之一。有数据显示,信贷剧增的2009年上半年,60%的“地王”被有国资背景的地产商获得。

  对于方兴地产获得的巨资银行授信,王志钢的解释更为直截了当:“方兴从银行贷款的钱怎么能说是国家的钱?况且国内好多银行都已经股份制改革了,银行自身也是上市公司,其经营目的都是创造更多的利润。而且银行永远是‘嫌贫爱富’的,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只要企业好,肯定会给企业贷款,舆论简单地把这部分资金归结为国家的钱,这样说不太公平。”

  中粮事件的另一面:蒙牛险被“外进民退”

  就在方兴地产以天价拍得广渠路 15号地获得 “地王”称号的第6天――2009年7月6日晚,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粮”)发布公告,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共同入股蒙牛集团。这是迄今为止国内食品行业最大的一宗交易。这宗交易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舆论的激烈讨论。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蒙牛不进入中粮这样的国有企业,或许就是‘外进民退’了。”王志钢指出,蒙牛跟中粮具有相关性,中粮的理念是做从田间到饭桌的产业链,再加上其董事长宁高宁的管理理念,给蒙牛让渡出非常充裕的空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蒙牛进入了中粮。

  这起并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看来是一种正常的重组,“中粮本身的业务就是从下游往上游一直在延伸,延伸到奶业很正常;从蒙牛方面说,也确实需要中粮这类大资本的介入。这还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能改变蒙牛自身经营机制的灵活性和国际化视野。”

  “从总体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趋势可能还是‘国退民进’,不能拿个别现象来概括趋势。”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进一步补充。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非国有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之外的企业)2005年占所有企业数量的比重为89.89%,2008年提升至95%;产值比重由2005年的66.72%上升至2008年的71.66%;资产比重由2005年的 51.95%上升至2008年的56.62%;利润总额比重由 2005年的55.96%上升至2008年的70.34%;就业人数比重由2005年的72.81%上升至2008年的79.70%。

  而全国政协公布的数字是:2009年的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同比增加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私营企业增长20.1%,国企增长 14%;从业人数,私企增加5.3%,国企增加0.8%;主营业务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降低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而国企则下降4.5%。

  “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总得有个标准和一些具体的指标,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其他人士提供的指标看,当前企业进行的并购重组不是‘国进民退’。”王志钢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尽管数字已经作了有力的证明,但现实发生的事件还是会不时挑逗“国进民退”这根敏感的神经。3月 15日,北京土地市场又涌现出新的“地王”。据悉,北京一日成交6块土地,总金额达143.5亿。当天上午,大望京地块和亦庄地块分别以27529元/平方米的楼面价格、52.4亿元的土地总价,刷新北京市土地成交纪录,成为新的“单价地王”和“总价地王”。但仅仅6个小时以后,“单价地王”就被下午竞价的海淀区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超过30000元/平方米。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当天出现的三个“地王”全部有央企背景:远洋地产旗下的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中信集团旗下的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此时产生新“地王”,对“国进民退”的争论无疑火上浇油。不少人认为,“央企”与“地王”的再次组合,可能让“国进民退”又有了一个新的例证。

  不知是否是作为回应,国资委3月1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正在加快调整重组,在完成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

  被定义的“国进民退”事件:4万亿大多给国企

  2008年底,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由于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资金大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上,民营企业难以涉入其中,而被认定“4万亿大多给了国企”。

  山西煤炭重组:2009 年4月开始,山西启动该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源整合。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规划,到2010 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 家减少至约100 家。有调查显示,重组中被关闭的中小煤炭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

  吉林通钢事件:2009年7月,由于民营企业建龙并购老国企吉林通钢之后,没有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发生冲突,通钢职工打死了建龙派驻的高管。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宣布民营资本全部退出。

  山钢并购日钢:2009年9月,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与赢利的民企――日照钢铁签订资产重组与合作协议,双方以共同向山钢日照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其中,山钢占股67%,日钢占股33%。

  东星事件:2008?年至2010?年 1?月底,财政部为支持三大国有航空集团先后划拨了150?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东航集团、南航集团和中航集团分别获得90?亿元、45?亿元和15? 亿元资金。但经营困难的民营企业东星航空公司未获注资,最终破产。

  国企是“做大”还是“垄断”?

  经济历史长河中不乏一幕幕插曲。而“国进民退”大辩论这段插曲,却让许多人感到郁闷。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日前接受媒体访谈时称:“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李荣融主任的委屈,其实也是国资委的委屈;而国资委的委屈,某种意义上也是国企的委屈。挨骂的国企,到底是不是真委屈,还是先看看它们挣了多少钱吧。

  统计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从2003年的约2万亿元,增加到了目前的5.5万亿元,翻了一倍多。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2009年,国企也出现了集体性崛起和爆发式增长。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字,今年1-2 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40576.5亿元,同比增长42.4%。

  这份成绩单,国资委作为主管部门功不可没。但“高增长”也带来了“垄断”嫌疑,并进而成为“国进民退”说的“现实论据”。

  一些学者将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行业“定义”为“国有垄断行业”,将处于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定义”为“国有垄断企业”。

  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对此反驳说,垄断有两个特点:一是垄断市场,二是垄断价格,两个必须同时体现出来。如果垄断价格不体现,就要细致分析垄断市场是由于自然情况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盲目说电力、石油、通讯三个行业是垄断行业的理由不够充分。

  王志钢举例说,“中石油在成品油方面是亏损的,电力企业在供电方面价格是倒挂的,也就中移动好一点,但要分析到底是因为手机用户增长赚的钱,还是因为价格增长赚的钱,很明显是手机用户增长赚到的钱。”

  针对不少学者和舆论把中央企业做强做大的努力贬斥为“央企凶猛”。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做强做大,是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国企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向跨国公司看齐,把国有企业培养成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有控制力的、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是产业调整还是“国进民退”?

  很多学者在提到“国进民退”这个话题时,常常会发生“国退民进”的口误。

  这并不奇怪。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企改革进行了15年,短暂的时间,改革争论的焦点就从“国退民进”转化为“国进民退”,形势上的迅速变化确实令人回不过神。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进行了MBO(管理层收购)“国退民进”式改革。

  而2004年展开的 “郎顾之争”,被称为“国退民进”的标志事件。

  2004年8月,香港学者郎咸平指责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在收购国有企业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主张国家“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停止管理层收购(MBO)。

  格林柯尔的倒掉使得“国企民营化”的MBO模式基本停滞。

  然而,时隔5年之后,与“国退民进”相对应的“国进民退”的讨论却卷土重来。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个别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甚至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企的一个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产业。

  当前的并购重组,到底是产业的正常重组还是“国进民退”?

  “在产业调整的过程中,即便出现一些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也是正常的。在我看来,目前发生的重组案例是一种正常的产业重组,只不过由于重组的双方有国有资本的介入,从表象上看表现为‘民退’,其实‘民’也没有‘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大家众口一词质疑“国进民退”是不对的,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国进民退”现象。

  张世贤进一步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实际上给产业重组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根本经营不下去的企业或者经济实体,在这个时期通过破产重组,既是生产力的一种重新组合,也是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这是金融危机的功能。这个功能在中国表现为国有企业更有能力重组那些行将破产的、经营不下去的企业,这很正常。”

  王志钢更是一语中的,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产业调整中的‘进’与‘退’是一个过程,而判断‘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应该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去考量,应该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简单谈这个问题,都太偏颇。”

  “国有企业”概念早已更新

  探讨国有企业的 “进”与“退”,都逃脱不掉国企的功能如何定位。

  相关资料显示,国际上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有四种模式:一是英国工党实行过的福利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美国主张的公共事业政府投资;三是法国尝试的收购衰退大公司,经过扶持提高竞争力后再重新上市;四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和新政投,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性控股公司,类似于政府创办的两只产业基金。

  张世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国有经济定位在上述四种模式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

  “中国的国有企业毕竟是特殊企业,国有企业的目标并不完全是盈利性。目前,国有企业在中国之所以存在,不仅是中国特色,这也是保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表现。其实大家意识形态的东西越来越弱了,更主要的是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有企业在里面究竟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定位是什么,这个在当前急需明确。”张世贤说。

  在张世贤看来,国有经济定位,首先是基础性、资源性产业。国家掌握了这些产业,有利于产业的安全生产、可持续发展、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高,这是国有企业的优势所在;其次,国有企业经过30年的改革,从原来的完全企业办社会,到变成唯利是图的企业,再到现在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说明国有企业更多地肩负着增加就业、战略性资源的有效利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的任务,这些作用都是无可替代。

  “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概念了,已经脱胎换骨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WTO规则框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国有企业。从四大银行到中移动、中粮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应该说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张世贤说。

  张世贤进一步表示,对国有企业要正常看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国有企业不好,也不能简单认为说只有国有企业好,“关键是看其在什么产业、用什么方式来组织的,因为企业说到底是一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不取决于国企占了多大成分。毕竟现在纯国企已经不多了,国企本身也是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国企改革路径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行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78年):完成私有经济和买办资本的国有和集体化改制;

  第二阶段 (1978年-1984年):以扩权让利为重点,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

  第三阶段(1984年 -1992年):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实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

  第四阶段(1992年-2002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转化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第五阶段(2002年至今):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行政资分开,推进企业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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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炒房团可以干点正事了

2010-5-15 每日经济新闻


叶檀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818dcb0100j7rx.html


新三十六条出台,民资看到走出幽暗隧道的希望。

温州炒房团如过街老鼠,成为炒房团、炒煤团、炒*的主角,一再受到谴责。近日有报道称,温州有大笔资金进入股指期货市场。

温州炒房团背后是江浙民间资金的代表,事实上,同样的指责可以指向温州、指向苏州、指向山西煤老板,但在指责了一圈之后,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这些民间资金离开实体经济在资本货币市场以求一逞?

目前的市场激励机制出了大问题。

实体经济成本越来越高,税负越来越重。不止一个江浙商人告诉我,现在做实体是自寻死路,也不止一个江浙商人从实体领域抽出资金,奋勇投身楼市股市,相比而言,炒作机会太多、赢利太高。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最重要的工业国,在对实体经济征收重税、层层设卡的同时,对于资本利得却几乎不征税,大小非的资本利得税在千呼万唤之下姗姗来迟,而房地产资本利得依旧在议。虽然围绕房地产的税费层层叠叠,但大多数属于解决地方政府钱袋子问题的固定税种,在货币流动性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成为卖方市场,几乎所有的税费都可以转嫁给买方。坐拥数套房产者只要在两三年的小周期内高抛低吸就可以成为巨富。政府在鼓励企业家还是无能的投资家,在鼓励实体经济还是资产泡沫?从央企到民间资金涌入房产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那只是错误的激励机制下的蛋。

民间资金进入实体领域除了遭遇的激励机制之外,还遭遇到坚如磐石的玻璃天花板。确实,旧三十六条表面上为民营经济开拓了广阔的天空,只要不明令禁止的,民营资金都可进入。但问题是,几乎所有的重要行业都设置了玻璃天花板,他们可以加入高铁建设,却既无经营权也无建言权,连分红多少都要看铁路部门眼色行事,脑袋进水的人才会放弃资本市场甘当实体经济领域的小媳妇。

开拓民间资金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广阔空间,不仅要允许民间资金进入某某行业,而是该行业能够形成市场化的体制,让股东拥有股东的应得权益,从经营权到获益权都能够通过相对公平的博弈平台进行公开博弈。以往在钢铁与煤炭领域吃大户剥夺民资的做法让民资寒透了心,只要山西等地给予民资相当公平的补偿,相信民资将源源不断地涌入资源、金融、高端制造等各个行业。

由于行政体制不顺所造成的高昂成本也是民资在实体经济领域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在内需市场启动的关键时刻,内销市场表面上显性成本非常低,的隐性成本非常高。政府有必要从制度环境进行改善内销市场环境,以免滋长不正当竞争。比如地方政府鼓励用本地企业的产品,内销企业靠关系拿政府订单,拿医院订单,拿智能电网订单。医疗行业,百分之六七十的成本是用来公关。

地方政府建立垄断运输公司,各地层层设卡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如2009年年底,连接陕晋两省的“西入口”、连接晋冀两省的“东出口”等重要煤炭运输通道近期连续发生长时间、大面积堵车,司机抱怨“才出吕梁山,又堵太行山”,连乡政府都能举个牌子设立关卡。地方政府及下属垄断企业靠煤吃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成为生财捷径。

垄断市场同样要严厉抑制。家具行业与家电行业以渠道为王,家电行业的渠道垄断久已受人诟病,不为人知的是,家具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家电行业不同的是,由于多年以来,一直以外向型为主,国内市场上行业集中度很低。对于几万家中小家具企业来说,走大卖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家具流通渠道的把控却比家电行业更为森严,该行业崛起了类似于国美、苏宁这样的大卖场,那就是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等。矛盾爆发,引发厂家集体抗议,2009年12月,红星美凯龙南京卡子门店宣布调高2010年租金水平,引发商户集体罢市。华南七家家具行业协会联名发信,声讨红星美凯龙的“不义之举”。

最后,最重要的是无论在任何领域,都要依法打击权贵资本主义的行为,给民资以公平的竞争环境,否则,中国将走上俄罗斯之路,民资成为权贵的垫脚石。

新三十六条说明政府看到了问题所在,说明中国经济结构变革向纵深发展,说明中国的市场激励措施正在一步步改良的过程之中。抑制泡沫、扶持高端制造业、发展内需是大势所趋,以温州炒房团为代表的民资,可以再次试水实体经济了。


注:政府在一步步进入深水区,变化是如此深刻明显,相信有些资金会逐步撤出资本市场。

夜到昆明,一个五星级酒店折腾半天,居然只能到酒店机房上网。当然,态度不错,让你有火难发。

有朋友说拿不到演讲票。

此次到春城,一切由云南信息报安排,并非纯商业的活动。向没有票的朋友抱歉。

一个任务是去看看旱灾情形如何。惭愧,每次到各地来去匆匆,无法看乡村真实生活情形,是一大缺憾,必须得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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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起前年在此有先生谈黔人之习性!(引史,不代表本人看法。本人中立!更于叶老师无关。)
缙绅曰:浙江人是----恩德所不能感化者,狼子野心聚于一方者!
雍正帝曰:浙江风俗浇漓,甚于它省。浙江人是----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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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8-06 周五, 上午10:21    标题: 引用回复

冒险的代价:美国“信贷社危机”回溯
欧阳峰 发表于2010-6-30


中国有句俗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换成金融界行话,就是高风险带来高回报。现代金融工程的种种“发明”和“产品”,说到底就是在风险和回报之间打转,以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基于各种模型,公式,风险和回报的权衡被量化。往日的“投机”,如今成了戴着科学光环的“对冲”。

然而,“风险”这头怪兽并不那么容易被驯服。它每每探出丑恶的头,把华尔街以至整个经济拖入危机。目前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给美国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动荡,也迫使美国的纳税人承诺七千亿之巨款支撑陷入困境的银行和投资行。这场灾难引起民怨沸腾,也给共和党的竞选带来致命一击。这不禁令人想起二十多年前美国的另一场危机:持续整个八十年代的“信贷社(Savings and Loan)危机”。虽然从涉及的行业和金额,以及涉及的金融工具的复杂性来说,现在的危机都要远远超过信贷社危机,但是这两个危机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是因为风险管理的失败而引起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一下信贷社危机这段历史,对我们了解今天和预见明天会很有帮助。

××××××××××

美国的信贷社(Savings and Loan 又称thrift)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建立的,旨在提供住房贷款,帮助民众拥有住房。与商业银行相比,它的业务比较简单,仅限于接受个人存款和提供居民房屋贷款,而不从事针对商业机构的银行业务。政府对信贷社的监管也和对银行有所不同。和银行一样,信贷社的存款也有联邦政府提供的保险。但在 1989年以前,它的保险提供者是联邦信贷保险公司(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Insurance Corporation,或FSLIC)。虽然它由联邦政府背书,但理论上它是自负盈亏的。任何来自政府的资助都需要国会批准。相比之下,银行的保险提供者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或FDIC)是直接由财政部支持的。
美国的信贷社危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到九十年代初才基本解决。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9年至1982年间,由于利率变化而引起许多信贷社陷入亏损以至破产边缘。政府放松了有关法规,希望这些企业能“自救”。这是第一个阶段。在第二阶段,1982年起,信贷社行业出现快速增长。但资不抵债的企业也迅速增多。这个趋势持续到1989年。1987年起,政府开始动用国库进行救援。到1995年救援工作基本完成。

第一个阶段的危机,主要是由于七十年代的利率高涨而造成的。信贷社的基本运行模式,是以短期的存款来资助长期的房屋贷款。一旦把存款得来的资金注入贷款,就需要以新的存款来支付老存款的提取,直到贷款到期。在这期间,由贷款收来的利息可用来支付存款的利息。这个模式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一直没有问题,但到七十年代却遇到了困难。首先,由于通货膨胀造成利率上升,使得存款利息支出增加。但是长期贷款是固定利息的,就造成信贷社入不敷出的亏损局面。而且在利率上升时,固定利率贷款的市场价值自然下降,使得信贷社的资产情况变坏。其次,当时联储会采取紧缩银根的政策对付通胀,引起“利率倒挂”,即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这样,信贷社即使新的生意也必然亏损(长期贷款得来的利息不足以支付短期存款的利息)。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利息高涨,社会上出现很多新的存款方式如货币市场(money market)。而信贷社的存款利率是受管制的,没有竞争力。这样信贷社的存款减少,引起迫在眉睫的现金流困难。

这些问题造成不少信贷社资不抵债,实际已经破产。照理,FSLIC应该关闭这些机构,进行理赔。但是当时政府没有这样做,其主要原因是FSLIC已经没有足够资金去理赔,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又使得从政府注资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有关人员也相信这些困难来自于利率上升这个短期因素。等到经济状况改变,利率下降之后,这些问题都会烟消云散。而目前只要现金流没有问题,即使资不抵债的信贷社也可以继续运行。在里根“自由经济”的理念指导下,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放松监管的措施,以期信贷社提高盈利,改善资本状况,度过难关。

这些陆续推出的措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改变会计规则,使得账上的资产状况得到改善,以增加公众信心,保证现金流。这些措施包括:

》降低净资产的要求(从5%到4%和3%)。这使得资产不足的信贷社得以生存(但资不抵债的风险更高)。对新建立的信贷社要求更低。

》允许在出售资产(例如房屋贷款)时,对因为利率变化造成的价值损失分到十年中减扣。这样当年的账面营业损失就会减少。

》允许信贷社将贷款资产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保险机构(FSLIC)换取所谓“资产证”(net worth certificate)而计入资产值,而在市场变化后(资产增值后)再换回。这等于是FSLIC替信贷社承担了资产价值变化的风险;如果信贷社破产,FSLIC就承担了资产贬值的损失。这个方法隐藏了信贷社资产不足的表现。

》允许信贷社将营业部房屋等财产计入净资产要求中。因为这部分财产是很难变现的,这实际上是降低了运营资产的要求。

》把“商誉”(goodwill)的减扣时间从十年增加到四十年。商誉是购买资产时,所付价格与资产的实际价值的差别,也就是所谓的无形资产。举个例子:如果一家信用社已经资不抵债,其实际价值为负100万。而因为它在营运中还能赚钱(每年2.5万),另一家公司可能愿意无偿收购它。这样,收购公司就需要扣减100万的商誉。如果分40年减扣,每年要扣2.5万,正好与收购资产产生的盈利相抵,而不亏钱。显然,减扣的年份越长,这种收购案就越有吸引力。另一个例子更奇怪:如果有一笔100万元的房屋贷款,5年到期,期间只付利息,到期才还本金。因为它的利息比现行利息低,所以市场价只有80万。如果一家公司花100万买了这个贷款,它就需要扣减20万的商誉。分40年,则每年扣5千。但是5年到期后,这笔贷款还是能返回100万的价值(本金)。所以5年中贷款的价值从80万增加到100万。公司可以每年计入4万收益(再加上利息收入)。两者相抵,原来受损失的贷款,就因为转了个手,居然就变成赚钱的了!当然,这只是账面上的戏法,因为还有剩下那些年的扣减要对付呢。这个规定,意在鼓励其他机构收购有问题的信贷社或有问题的资产,免去了FSLIC理赔的责任。同时,没有扣减完的商誉还留在资产报表上,有助于满足净资产储备的要求。所以,“商誉”的宽松处理从收支和资产两方面都带来了好处,尽管仅仅是账面上的。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类似的规定又被实行了(见2008年9月17日的《纽约时报》)。

第二类措施是放宽经营上的限制,让信贷社从事获利更大(往往风险也更高)的业务,希望由此增加它们的盈利,度过难关。这些措施包括:

》把存款保险限制从每户四万提高到每户十万。这样鼓励储户多存钱,帮助信贷社的现金流。但是保险费却没有涨,等于FSLIC无偿地承担了更多风险。

》允许跨州的存款。所谓“存款掮客”应运而生。他们从储户那里收集大批资金,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利率最高的信贷社存款。这种追逐最高回报的“热钱”,更加速了信贷社从原来的社区组织到纯利润推动经营的蜕变。

》放宽拥有者的限制,允许更多种类的公司收购信贷社,并允许收购中更大的借款比例。这样等于为信贷社行业注入资金,使得有问题的信贷社得以生存下去。但是结果是大批投机资金涌入,改变了行业的经营传统而大大增加了风险。而且还造成利益冲突的情况(见下文)。

》去除利息限制,允许信用社用高利率吸引存款。这对改善现金流有利,但也迫使信贷社从事风险更高的投资来偿还高利率。

》允许信贷社进入其他贷款领域,特别是商业地产开发的贷款。这不仅带来高风险,还造成了开发公司收购信贷社,反过来为开发项目提供贷款的利益冲突局面,更增加了风险。

总的说来,这些措施鼓励信贷社大大增加营业风险,并扭曲了营业表现,把盈利提前,把亏损推后。除此之外,信贷社行业还自己“发明”了种种“技术”进一步增加风险和修饰报表。例如:

》炒地皮:把一块土地在几家机构间反复倒卖,提高价格。这样每家都有盈利,而最后一家的亏损直到清算时才显示出来。

》定时炸弹贷款:开发商贷款的数额包括初始费用和利息支付。这样借款者在贷款到期前一分钱都不用自己出,所有风险都由信贷社承担。也因为此,信贷社得以收取高额的“贷款费”(反正是贷款本身出),改善当年的运营业绩。而这些背着巨额贷款的开发项目更难盈利,从而就更容易破产(特别是开发商没有任何资金投入),给信贷社造成损失。

》现金买垃圾:借款给别人来购买信贷社自己拥有的烂帐财产,从而隐藏损失。
》稻草人贷款:提供多个贷款但实际资金流入同一个项目,增加风险。

》刮油:把增值的财产出售,把贬值的财产留着。这样增值的部分反映在交易盈利上,而贬值的部分则不反映在账面上。(会计原则是:对于持有的财产,不按市场价格波动来调整。只有真正交易时才调整价值。这个规定有其道理:市场价格往往不稳定,而且有时很难估计。反正财产有涨有跌,平均下来差不多。但是“刮油” 的做法,就引进了系统误差,使得企业的财产值在账面上被高估了。)

由于这些原因,在1981到1982年的财政困难后,信贷社竟然进入一个兴隆时期。特别是得克萨斯州,由于石油业的兴旺和房地产价格上扬,信贷社更是快速发展。在这几年中,信贷社数量剧增,盈利也非常亮丽(至少在纸面上)。不久通胀压力减小,利率回落,信贷社的困境应该解除了。然而好景不长。1984年以后,因为油价下跌,房地产泡沫破灭和各种隐藏的问题爆发,同时政府又收紧管制,信贷社又一次进入危机。这就是第二阶段了。

这一次,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动用巨款注入FSLIC清算破产的信贷社。后来又把信贷社保险并入FDIC,用健康的银行系统来帮助救助信贷社。一直到 1995年,救助的任务才算基本完成,信贷社数量减到高峰时的一半,退出了银行业主流。这次救助,总共花了纳税人大约一千二百亿美元,外加几百亿美元的 “半公半私”的债劵。

××××××××××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高风险经营可以说是信贷社危机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期间有不少广为报道的犯罪行为,有些是信贷社及其客户的高级主管,也有些涉及到政府官员。但是从总体上说,由于犯罪造成的损失只占总损失的很小部分(有人估计为5%)。同时风行的垃圾债券也对信贷社危机有贡献,但也不是主要的。是什么造成了当时的高风险经营呢?以下我们总结几条,并与目前的金融危机参照。

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对利润(特别是账面上利润)的过度追求。追求利润本来是所有企业的共性。但是一个企业应该权衡短期利益(包括利润)与长期利益(包括安全性)。这种权衡的结果也受经营条件的影响。在1981至1982年,信贷社面临利率倒挂,常规业务亏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生存,只好竭力追求利润,而置风险于不顾。类似的利润压力也是目前次贷危机的成因之一。由于美国政府多年的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加上巨额贸易逆差,美国投资市场上资金充盈,从而回报就下降。于是投资机构为了维持经营业绩,就有高风险行为的动力。而企业“让数字说话”的传统,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要经营业绩(利润)亮丽,投资者,同行和政府监管机构就不会对企业运作太挑剔。而其背后的风险,也就不被质疑了。再者,在从事高风险经营时,风险(特别是系统性的风险如利率变化,市场泡沫破裂等)往往不是随时发生的。但与之关联的高回报却是经常性的。所以从一段时期看,投机越厉害的企业业绩越好。而这种业绩设定了行业的盈利标准,而诱迫其他企业跟风而行,直到危机发生算总帐。所以虽然大多数从业人员是清醒的,但整个行业“发疯”的现象却层出不穷。

其次,风险和回报的承担者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信贷社有联邦保险,最终的风险由政府承担。所以储户根本不用担心信贷社的风险。从事高风险投资的信贷社,反而有条件提供更高的存款利息,从而更有竞争力。特别是当信贷社已经资不抵债时,连管理层也没有控制风险的动力了。他们避免破产倒闭的唯一希望,就是赌博成功而得到超额利润。如果赌博失败,他们的下场也和不赌博一样而已。政府为了避免理赔而让资不抵债的信贷社继续经营以期翻本,从整体上说只会让他们越陷越深。从另一个层次上说,对于高级管理人员来说,他们的报酬与企业表现的联系是不对称的。企业赚钱时,他们可以按比例得到奖金和股票利益。企业赔钱时,他们失去奖金和股票利益,但只限于当年的收入。所以从自身利益来说,与其让企业保持稳步小赚,不如大赚大赔。这种管理人员与企业的利益冲突,在今天的华尔街仍然存在并且风行。另一层利益冲突来自信用评估公司。他们从证券发行者那里收取费用,为证券发行者的产品背书。这种收入结构很可能影响到他们的中立性。

对风险的评估也是一个难题。百多年来,金融界对风险评估很重视,发展了一套定量方法,并有专门评估的百年老店。除了参照穆迪,斯普等专业机构的评级外,大的投资机构还有自己的模型来评估各种金融产品的风险。保险业的精算更是看起来无懈可击。这种情况给人一种安全感:风险评估已经是一门科学,其结果是可靠的,客观的。但实际上远不是如此。风险评估不论程序如何复杂精致,其出发点总是以往的统计数字。所以,它的结果只有在市场参与者行为不变的情况下才有效。然而,现实世界并非总是稳态发展的。常常是一个新的金融潮流或概念改变了很多人的行为,而风险评估不能及时跟上。当年的房产开发热潮与信贷社和开发公司之间的“私通”,以及今天的次级贷款,都是这样的例子。更糟糕的是,同样道理,会计规则改变的影响也很难预测,因为这种改变也会改变人们的行为。信贷社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险机构对风险预测不现实。在躲避目前理赔的同时,大大增加了未来的风险,而使自己陷入更深的泥潭。这次次贷危机开始时,从政府到企业对危机的规模估计远远不足,也是因为套用以前贷款违约的统计数据,而没有考虑到过去几年放贷行为的变化。特别是可变利率的贷款在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同时发生的情况下非常危险,而这种情况在可变利率贷款风行以来还没有发生过。所以过去的经验并不能反映未来的风险。希望通过这些历史教训,业者对于风险估计的可靠性有个现实的认识。
与之相关的,是利用保险来管理风险的做法。信贷社危机中,信贷社成批倒闭而使得联邦保险机构无力应对,是第二阶段问题的根源。次贷危机中,为房贷债劵提供保险的AIG的保证金不足也是影响企业间信心和信任,从而使银行间资金往来停摆的重要原因。在这两个危机面前,保险机构及其背后的政府起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作为风险的最后承担者,为行业和公众提供了信心,保证了系统正常运转。但另一方面,有了保险,企业和其客户就不关心风险,而他们恰恰是最有条件监控风险的。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如何平衡这两个作用,是一个讨论了很久但还没有答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保险这个概念并不适用于所有风险。保险的基本做法,是从各家收来保险费,用来救助有需要的客户。这对于随机发生的灾难(如事故或疾病)是有效的。但金融界的某些灾难是全行业性的:灾难一来,每家都需要救援。而这是不可能靠保险费的储备来满足的。所以避险的方式除了保险和企业自身的资本后备外,还需要针对市场性和行业性危机的对冲措施。对冲已经是目前常用的避险措施,但尚未列入监管法规中。由于对冲比起资本后备和保险要复杂得多,这也要求监管机构更为专业和积极。

政府在危机面前的应对失据,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危机初起时,政府往往采取消极的对策,希望业者自行摆脱困境。信贷社危机第一阶段中,政府采取放宽经营和会计限制的对策。基于对这个危机短期性(与利率超高有关)的认识,这个对策不能说不合理。但问题是,对随之而来的投机行为和可能的后果预计不足,没有采取有效监管。在危机初现时,出于种种原因反而更放松了监管,一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后换了一届总统,才在1989年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以国库注资彻底清算关闭有问题的信贷社。这次也是如此。华尔街投机之风盛行已经多年,政府一直听之任之,对于新推出的种种产品也没有相应的管制法规跟上,对于金融机构过度运用杠杆,借款和证券重组等工具的行为也不予管制。到了危机爆发,才在目瞪口呆之后出手救援。

金融业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对整个经济健康的影响。在其他行业,业者操作失当的后果通常局限在本行业。如果提供的产品不对,自然卖不出去而停止。但是金融行业的产品是资金,而资金是不会“过剩”的。金融行业的操作造成资金配置失衡,并不总是会被市场纠正。相反,整个经济会变得畸形来适应这种“配置”。在信贷社危机和这次的次贷危机中,资金不顾风险流入房地产,就造成房地产建造过热和价格泡沫,进而影响到消费者信用和其他行业。这样,面对恶果的,就不光是始作俑者,而是整个经济了。而房地产和股市是特别容易受影响的“牺牲者”,因为它们运行的价格没有客观基准,而是取决于“需求”(即资金数量)的水平。而且这两个行业本身就有很多投机者。所以,对金融业的管制和其他行业不同,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反馈,而且对安全性的要求也应该更高。从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来说,金融行业的重要性可以和医药业相比,但其受监管的程度和方式却大不相同。这里有很多可以深思的问题。

经济行业自由经营,自负盈亏,是天经地义,政府不应该当“保姆”。但是另一方面,政府的职责是看管好国计民生。如果企业行为的后果会危害到公众利益而有可能依赖政府救助,那政府不监管其经营就是失职。平心而论,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是一直存在的,也有专门的机构负责。但是各种条例的制定与实施是否合乎客观规律,则很值得检讨。首先一个问题,是政治考量的干扰。信贷社危机的第一阶段中,政府采取放宽管制“饮鸩止渴”的对策,主要就是因为想避免联邦保险机构 FSLIC的事实破产公开化而造成政治影响。在2006年,政府为了推行帮助低收入和少数民族拥有房屋的社会政策,指令房利美和房地美(Fennie Mae 和Fredie Mac)购买含有次级贷款的证券。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两房”进入次贷市场不仅为这个高风险的市场注入巨资火上加油,而且对投资界释出“政府会为次贷市场背书”的信息,引发更大的投机热。可见,在遇到难题时,政客们往往把放松管制,鼓励冒险作为“无本万利”的应对措施。但最终往往造成更大的经济成本。另一个问题,是政府的法规往往跟不上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创新。长期以来,信贷社的经营范围被限制在居民存款和居民房屋贷款。这样当短,长期利率倒挂时,它们面对亏损就无计可施。这一次,在次级贷款及其衍生证券出现时,也没有适当的会计和融资法规来规范这个新市场。所以,政府管制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需要大大加强。

××××××××××

次贷危机爆发后,金融界的业者学者眼镜跌了一地。连自由经济的“大师”格林斯潘都认错,并坦承到现在都不能解释背后缘由。他说:“现代的风险管理框架在几十年中被确认无疑。但是这幢大厦却在去年夏天轰然倒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废墟上我们将建设何种新的理论和实践。虽然这场危机迫使政府和纳税人出手救援,但这并不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相反,这场危机的原因也许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被违反(例如得利益者出成本)。如上所述,信贷社危机和次贷危机是最近两次最大的金融危机而且有不少共同之处。回顾信贷社危机的始末,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次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为将来的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建立完善一些的安全体制。

本文引用地址: http://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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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8-06 周五, 下午4:43    标题: 引用回复


New York Times:顶级经济学家对美紧缩风险观点相左

2010年08月06日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0/08/goldman-vs-morgan-stanley-on-deflation/61062/

  导读:《纽约时报》8月5日发表评论文章,综合了分别来自Morgan Stanley和Goldman Sachs的两位顶级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不同看法。以下为文章摘译:



左图为Richard Berner,Morgan Stanley, 右图是Jan Hatzius,Goldman Sachs
http://www.nytimes.com/2010/08/06/business/economy/06deflation.html


  当最新的美国失业统计数据于本周五发布时,相信整个华尔街都会密切关注。但对于来说,不管结果如何,不过是众多数据即将峰涌而至的一个标志而已。

  但即将公布的数字至少会帮助我们判断这两位顶级经济学家在有关美国经济走向问题上谁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对这一问题存在的巨大分歧使两家公司之间激烈的竞争又迎来了另一个转折点,他们就像是华尔街版的纽约洋基和波士顿红袜一样。(这是两支职业棒球队,同在美联东区,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激烈竞争和直接对抗,拥有纠缠多年数不胜数的恩怨情仇。 )

  哈祖斯可以说是华尔街最著名的悲观主义者。他已提出警告,称美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将处于急剧下跌的危险状态,并将会推动失业率重新上升,从而扩大通货紧缩的风险。由于物价和工人薪资水平下降,通货紧缩将对尚未稳定的美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哈祖斯表示他可能会被迫下调已不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期。

  几个月来,伯纳一直坚持其乐观的预测,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似乎都支持了哈祖斯的观点。上周,联邦政府报告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增长了2.4%使伯纳措手不及,因为这一比例远低于他在一个月前做出的3.8%的预测。相比之下,哈祖斯2%的预测则更接近实际情况。

  尽管如此,伯纳和他的助理大卫-格林劳(David Greenlaw)仍预测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将继续上涨,并会帮助失业率逐步下降。他们淡化了曾加剧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导致日本经历了“消失的10年”的通货紧缩风险。

  今年41岁的哈祖斯是一个地道的德国人,当伯纳已成为经济学家时他才3岁大。哈祖斯与伯纳均是华尔街少数准确预测了近来的这场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家之一。本次两名顶级经济学家之间出现的意见分歧反映了在学院派经济学家与评论家之间关于通货紧缩的危险及政府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存在广泛且激烈的争论。

  通货紧缩派(对通货紧缩持担忧态度的一方)认为联邦政府急需发起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以避免美国经济以与上世纪大萧条相似的模式迎来物价和工人薪资的下降,并警告称这一切一旦发生便难以扭转。

  相反,通货膨胀派则担心额外的政府债务会对经济复苏造成影响。预计联邦赤字在接下来的10年里,每年都会围绕在1万亿美元左右,鉴于这一事实,利率终将会飙升,从而使借贷和物品都更昂贵。所以说,双底衰退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哈祖斯的悲观展望主要源于美国消费者支出的下降。近来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将偿还债务以外的所有现金都投入了储蓄,而这无疑使极度依赖消费者支出的美国经济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周二,美国商业部报告,今年6月,美国人将其税后收入的6.4%用于储蓄,而这一比例在危机爆发前仅为1%至2%。上个月,美联储报告今年5月,消费者债务下降了4.5%,即减少了90亿美元,这已经是这一数据迎来的连续第20个月的下降。

  另外,哈祖斯还表示,根据一项最新数据统计显示,美国经济一直在以拥有数量惊人的闲置产能的状态下运转,其中包括失业人员、闲置的卡车和工厂等。这些闲置产能将会限制企业能力并会增加通货紧缩的风险。然而,对此,伯纳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伯纳表示闲置产能的减少速度要远远高于哈祖斯的想象,并已开始帮助企业提高价格增加收益,从而抵抗通货紧缩的威胁。

  如果哈祖斯是正确的,那么至明年年底,美国失业率将围绕在9.7%左右,略高于当前水平。但伯纳表示他相信失业率将于明年年底下降至8.7%左右。至于即将于本周五公布的数据,伯纳先生预计私营部门将会增加约14.5万个就业岗位,而哈祖斯估计的数字仅为7.5万。

  尽管两位经济学家在通货紧缩风险方面存在重大分歧,但他们均认同在未来几年内,美国的失业率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美国经济只能实现温和的逐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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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0-8-06 周五, 下午8:11    标题: 引用回复

美就业市场重返衰退前水平或需5到11年
2010年08月06日
  

  据Brookings Institution公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如果每个月被创造出的就业岗位能达到20.8万个,也就是2000年以来创造就业岗位的最好表现,那么美国就业市场也需要11.5年时间才能重新回到最近一次经济衰退周期以前的水平。

  报告表明,即使每个月创造的就业岗位能够达到32.1万个,那么美国就业市场也需要将近5年时间才能回到经济衰退以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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