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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3-03 周一, 上午5:53    标题: 引用回复


财新网特稿:富商周滨的叔叔们
(注:大房长兄周元根,即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之原名。破局“刑不上常委”,从这里开始公开。)
2014年3月3日 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谢海涛)2014年2月12日,元宵节前两日,江南已有雪。

  无锡锡山区厚桥街道的西前头村,雪花东一片西一片的,不时落在村民周元兴院里的花圈上。

  虚岁七十的周元兴,患骨癌于2月10日晨5时,病故于一幢四墙装有探头的二层小楼里。

  探头之下,吊唁者挤满院子。似乎历经劫波,亲情犹在,年前的两次抄家未显凄凉。只是,与以往贵客盈门的盛况相比,送殡者从长相和穿着上大多就能看出农民身份。

  周家兄弟三个,周元兴行二,一直守在家乡。驾鹤西游之时,160多名亲友赶来送殡,唯大房长兄周元根、嫂贾晓晔、侄周滨、周涵、三房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侄周峰,无一露面。

  财新网之前曾多次报道的北京商人周滨,其父周元根(后读书时因与同学重名,改掉了这个乡土气的名字),也就是周元兴的大哥,早年即赴京读书,之后一直在外工作,举家定居北京。周元兴的三弟周元青曾任无锡市惠山区国土局副局长,在厚桥供销社当过营业员的三婶周玲英后来也在无锡、北京、四川等地开公司,常居无锡市内。

  他们目前大多数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2月12日上午11点,一辆乡村礼炮车鸣炮开道,一辆满载花圈的卡车紧随其后,十几个村民抬着花圈出村。财新记者在现场看到,周元兴的儿子周晓华捧着火盆,面无表情,走在前头,一名少年沿路撒下黄色纸钱,一名少女捧着周元兴的照片跟随其后,8个村民抬着红色棺木,缓缓走上村南的厚东路。

  这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出殡仪式,人群中除了周元兴的老妻泣不成声,其他人面色严峻,只是在走着。那条曾经象征着周家影响力的马路,如今仿佛也成为一个家族谢幕的舞台。

  卖五粮液的周家二房

  1960年代初,周滨的祖父病逝于西前头村东的数间平房里。彼时周滨的父亲周元根作为家中大哥,在北京石油学院就读,周滨的二叔周元兴、三叔周元青都是初中毕业后在乡务农。

  之后,周元青当过大队支书、又娶了官员之女周玲英。周玲英是西前头村北安乐桥人,个矮,人称“矮玲英”,其父做过无锡县坊前镇党委书记、无锡县商业局长。因此,周元青也走上了仕途,从大队书记做到无锡县厚桥镇副镇长,后落选,被调往其他镇任职。1995年6月,无锡县撤销,设锡山市,周元青曾任锡山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2000年12月,锡山市拆分为锡山区和惠山区,周元青为惠山区国土局副局长,周玲英则长袖善舞。她先在厚桥供销社做营业员,后去厚桥食品站,做过站长,再调至无锡县食品公司。近些年,周玲英和儿子周峰开始开公司,住到无锡市区一栋复式住宅里。

  周元兴则一直留在西前头村看护祖庐。在兄弟相继发迹之后,周元兴家也迅速脱胎换骨。

  “周元兴家发得太快了。他大哥在中石油时,他们家已有钱了;周家大哥到四川以后,二房就更有钱了。”附近乡人还记得,周元兴从前抽的是两块五的烟,打5毛钱的麻将,两圈牌打下来,就输得拿不出钱来,“现在不得了,他抽的是软中华,吃的老酒是五粮液,要吃多少有多少”。

  周元兴父子俩经常去厚桥镇上的老K水暖店,在那里吃茶,抽香烟。他认识的,都敬上一根软中华,排场很大。他常去吃喝的地方,是镇上最好的花园酒店,别人送来的甲鱼、黑鱼,他吃不完,也寄存于此。

  有人曾经去他家,看到五粮液很多,茅台很多,香烟很多。还有三块翡翠,都是五公斤一块,其中一块雕佛,一块雕鹰。

  厚桥的人一开始还搞不清楚,他的钱从哪里来?慢慢地,关于他做五粮液代理的事在镇上流传。

  故事的一个版本称,当时周元兴的儿子周晓华去四川,想做五粮液的外包装,五粮液酒厂的盒子有专业防伪标识,有自己的彩印厂,就发了一车五粮液,让他去销售。周晓华联系无锡市糖烟酒公司,后者担心五粮液是假的,还请了江南大学的品酒师去鉴定,而且要正规发票。周晓华又去宜宾拿发票,糖烟酒公司这下相信了,吃下半车五粮液,还有半车转至上海销售。之后,周家父子就做了五粮液代理。此举给周元兴带来滚滚财源,“不出门就可以赚钞票”。

  周家发家的另一路径,是替人摆平事情,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比如有人要安排工作,企业有事情搞不定了,他去说合。”村民称。

  再往后,随着周元根权势日长,周家的“公关”生意,还包括了替人在打官司时说情和捞人。该项收费的价格不菲。知情者透露,无锡某镇党委书记出事,面临判刑,亲戚到周家去求,周家开价15万,还不打包票。

  周家的业务还包括向江苏某警校输送学生。学生的成绩达不到录取线,周家父子去讲讲情,就送进去了。

  周家的财源滚滚,让厚桥人印象深刻。村民称,周元兴曾经吹牛:我只要出去走一次,回来40万稳拿。也有人反映,周家“职业”口碑不算好,有的事情没办好,拿了人家钞票也不退。

  发达之后的周元兴,见了人还是很客气,一人一根软中华。但曾经一起喝酒的村民称,“我们高攀不上了”。

  其子周晓华经常开一辆车牌尾号为001的车子,出现在厚桥镇上,大伯父步步高升,周晓华在当地也被戏称为“部长”。

  “部长”文化不高,但是胆大。厚桥人传说,他去四川找大伯时,传达室说没有这个人,他回到宾馆里砸了电视机,警察出动了,后来他被车子接走。

  与四川寻亲传闻相比,“部长”打警察更为乡人所知。村民称,周晓华有一次开车,遇警察拦车检查,发生争执,周晓华顺手打了警察两个耳光,“叫你们局长来”。结果警察向周晓华赔礼道歉,赔偿周被拉坏的衣服。

  “无锡的警察只要知道车子是厚桥西前头的,都很注意,害怕他们是周家亲戚。”知情者称,附近村民如果在马路上违章,一说是厚桥西前头的,问题不大。

  卖奥迪的周家三房

  对于老三周元青一家,厚桥人更觉深不可测。尽管很少能看到他们回乡,但关于其妻周玲英等人开矿、卖消防器材、替油田采购设备、在全国有3000加油站等传闻,混杂着村民对周家财富的想象,在厚桥漫天飞,真假难辨。

  乡人们所说的开矿,指的应当是周家三房在四川的一笔生意。中石油案爆发后,四川邛崃市鸿丰钾矿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鸿丰钾肥)与中石油及周家三房的特殊关系被暴露出来。四川邛崃市鸿丰钾矿肥有限公司于2007年由北京鸿丰投资和中石油四川石油管理局旗下的四川华油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3亿元,其中四川华油出资3000万元,占10%股份。北京鸿丰投资的第二大股东北京宏汉的实际控制人为周玲英,周玲英的儿子周峰是北京宏汉董事长。在北京宏汉的工商资料中,周峰使用的是身份证名是“周锋”。

  2011年9月,成都高投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高新发展(000628.SZ)发布资产置入公告,被置入的资产即鸿丰钾肥。截至2011年6月30日,鸿丰钾肥的资产预估中,无形资产一项的账目价值为5071.25万元,预估的价值却到了7.6亿元,最为核心的增值资产是平落坝的采矿权,从账目价值仅有300.41万元增值到7.15亿元,预估增值率达到236倍。值得注意的是,鸿丰钾肥最初的探矿权由持股10%的四川华油作价出资投入,经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将该探矿权变更到鸿丰钾肥,并颁发了探矿权许可证,该探矿权的有效存续时间为截至2012年4月18日。2010年11月19日,鸿丰钾肥又获得四川省国土厅核发的《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的矿种为钾盐、硼、石盐、锂、溴、碘,矿区面积13.7603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五年,截至2015年11月19日。

  但乡里乡亲不知道的是,周家三房还有更挣钱的生意:开奥迪4S店、与中石油合伙做液化气生意。2010年2月,周玲英出资1900万元,在临近的无锡江阴市设立江阴奔跃汽车有限公司(下称江阴奔跃),占股95%,法人代表和总经理为周军。2010年10月,江阴奔跃的工商资料上,经营范围从汽车、汽车配件变更为“一汽大众奥迪品牌汽车”,周玲英从此成为有中国第一官车之称的奥迪品牌4S店老板娘。

  奥迪好卖、苏南富庶人所共知,这家江阴市唯一的奥迪4S经销商发展异常迅速。2011年1月,该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了汽车维修、机动车保险代理等汽车后服务内容;同年12月,在江阴市高技术园区附近的东外环路上,江阴奔跃奥迪4S店分出第二家店;2012年7月,经营范围又增加了汽车租赁。

  “汽车经销行业里都知道,奥迪4S店是含金量最高的。2010年基本上是当年盈利,即使这两年竞争很激烈,开店两年以上的肯定都盈利。”北京一位汽车经销商说,“不是有钱就能开的,你的关系得足够有撼动力,甚至据说大众中国和奥迪中国的高层都插不上手。”

  工商资料还显示,周玲英控股的江阴奔跃,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旗下的昆仑能源(00135.HK)有液化天然气的合作。2012年,由昆仑能源控股97.26%的新疆新捷股份公司在江苏成立江苏中油昆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江苏中油);2012年11月,江阴奔跃与江苏中油合资成立无锡中油昆仑能源有限公司,江阴奔跃占49%的股份。不过,当地一位能源界人士认为,这家公司基本没有开展业务,“可能是还没来得及吧”。昆仑能源是中石油旗下负责开拓天然气综合利用终端市场的红筹股公司,2013年8月27日,其董事局主席、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李华林落马。

  周家墓地

  知情者还称,身在官场的周元青,成为当地一些官员攀龙附凤的桥梁,进京拜见周家大哥,多是周元青陪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有越来越多挂外地车牌的黑色轿车来到西前头,拜祭周家的祖坟。

  周家祖坟位于西前头以北数百米外,陆家湾河边。和葬在这里的其他乡亲一样,周家祖坟原为土坟,默默湮没于一片桑树林中。

  早年,苦出身的周家并没有风水概念。厚桥人传说,1990年代周滨之父在北京时,曾请一老和尚看相,老和尚称其面相是好的,但做干部之后,到目前都是副职,是祖坟有问题。周氏为此数次打电话,叮嘱弟弟修坟。

  当地乡人称,1995年左右,厚桥镇派人为周家扩坟,砍掉周围一些桑树,种上了四棵无锡市树樟树。同年6月,周家为先祖、先祖父母,立了三块碑。此外,周家还填了祖坟旁一个水塘,后为水塘主人家里装了自来水,作为补偿。

  周家祖坟的热闹,是在周滨之父的官越做越大之后。每至清明,扫墓者络绎不绝。来者多是干部,不仅有无锡本地、江苏其他地市,甚至还有来自上海、武警的车辆。扫墓时,周家人多半陪着,扫墓者临走时,一般叫他们“跟周首长讲一声”。

  当地多名乡人告诉财新记者,十多年前,曾看到周滨生母王淑华在周家祖坟哭了一场,周家人请她回家吃饭,被她拒绝。后来王淑华不幸死于车祸。

  2009年,因为扫墓者太多了,政府在西前头村以北的公路边修了一个小型停车场。在周家祖坟所在的树林里,以青砖铺地,修了一条小路。周家祖坟也得以整修,外砌半米高石墙,围成近圆形,占地约120余平方米,园内以青砖铺地,四座大坟之后,种有十余棵松柏,顿显肃穆。

  2009年秋天的一个雨夜,周家祖坟突然发现被人挖了洞,不仅惊动了无锡警方,而且江苏省公安厅、上海公安局,乃至公安部如临大敌,动用警力侦破。

  对于侦查结果,附近居民多不知详。一说该案并未侦破,一说是经济纠纷引发。此后,警方在周家祖坟四周和前往周家祖坟的两个路口,都安了探头。周家的4个土坟也用石头砌起,在厚桥附近村民祖坟多被搬到公墓的情况下,仍继续享受着膜拜。

  抄家

  周元兴去年秋天查出了癌症,女儿陪他到北京治病,但治疗并不理想。知情者称,医生跟家属讲,最多能活10-11个月。这时,他的故乡,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2013年12月7日上午,周元兴家前夜被抄家的消息,震动了西前头周边村落,抄家者的说法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历不明”。

  村民称,当晚周家被查封的财物,包括保险箱等,以及大量的茅台、五粮液。

  12月18日,周家再遭抄家。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次抄家,周元兴的三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也被带回西前头村,在其指认下,抄走金条等财物。

  无锡多个信源均证实,2013年12月,周元青全家被带往北京。

  抄家给周元兴带来沉重打击。2014年2月10日下午,大年十一,夕阳欲坠,冷雪飘零,太阳雪的奇观下,财新记者在厚桥镇街头看到,一辆电动三轮拉着花圈,向西前头村驶去。周元兴在这天早晨5点离开了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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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3-06 周四, 上午1:46    标题: 引用回复

纯属误会 时间: 2013-7-22 周一, 上午4:23 写道:

从两件事看习近平的人品
姚监复 @《开放》杂志



His Body Language Spoke All...

总理李克强所获掌声破纪录 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和他握手

明报|2014-03-05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的「首演」可谓掌声连连,创下近年最多的50次掌声纪录,时间最长的最后一次掌声长达37秒,从他报告完毕一直「送」到他走回座位才停息。

不过,坐在他身旁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却未与李克强握手,散场时亦径自离去。

掌声平均每2分钟一次 最长37秒

李克强读报告时间全长1小时50分钟,即平均每2分钟就收获1次全场掌声。平均每次掌声持续4至5秒,短者1至2秒。在讲到反腐败问题,他说到要「扎实有效解决问题,决不辜负人民的厚望」时,掌声长达7秒;讲到外交上「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开历史倒车」时,掌声持续9秒;最长的1次掌声长达37秒,从李克强讲完最后一句话响起,他向台下、台上鞠躬,再走回座位上再次鞠躬,掌声才停止。

上任总理温家宝往年报告掌声介乎20至41次,他每次做完报告返座位时,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都会与他握手,不过习近平并未仿效。李克强作报告期间,习近平虽有聆听、翻看,但到散场时,李克强向习近平的方向转身,习则二话不说径自离场。此时,坐在后排的代表们纷纷上前与李克强握手,而习直至走出记者视线,都未与任何人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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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3-06 周四, 上午2:20    标题: 引用回复


习近平书房满是古书 这样的领导人对中国是福是祸?

明镜 2013-09-12

《调查》记者 高伐林 录音整理


习近平接掌中共大权半年多,他极力鼓吹的“中国梦”渐渐露出端倪。正当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庄园会”的第二天,2013年6月9日,中国研究院在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举行第二次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的十馀位学者,再次将习近平及其政策走向,当成“会诊”的对象。


陈小平:现在请曾树轩发言。

曾树轩:我想说个小事,也许对各位瞭解习近平有点帮助。很多年前,习近平当福州市委书记时,请中新社驻福州记者站的站长去过他家几次——站长后来告诉别人,习近平的书房裡全部是中国古代典籍,包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菜根谭》《厚黑学》……还有道德说教的东西。

我听说这件事之后,一直有些担心。一个酷爱读古书的领导人,对中国是福是祸?

给国巍提一个问题:你说过共产党并不是马上就会垮,因为没有能替代的势力;同时你又认为,中国危机四伏。你甚至说,如果一定要说一个一两年内最有可能出大麻烦的突发性原因,你认为会是汇率。这两种说法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所有我们这些人,谈到中国问题时,都处在这种矛盾状况:一方面觉得政权会活很久——起码比我们想象的久;另一方面觉得搞不好明天就垮了。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矛盾呢?

郑国巍:是有矛盾。有一些我们无法预测的因素啊。例如说,美国经济的复甦很强劲,通胀的压力很大,看起来与中国没有太直接的关係;但是如果美国进入升值的週期,人民币的汇率就面临很大压力。如果这个问题正巧又碰上中国国内大规模粮食歉收,粮价上涨,美国的粮食又减产,几个因素碰到一起,如果人民币币值崩盘,那就是全国紧张状态了。又加上现在中国农村抛荒的面积很大。这些因素耦合在一起,就由不得你了!

郑国巍:中国这个系统的複杂程度、脆弱程度都是外界很难想象的。比如昆明已经陷到非常大的“水荒”裡了,省裡的头号难题就是如何保住昆明不断水。

老习当过的都是“太平官”——都知道越到穷地方,做官风险越大嘛。张春贤就是最倒霉的一位,他其实是平民家庭出来的非常优秀的官员,把他搁到新疆风险这麽大的地方,这就是官场的把戏。

习近平就相反:在河北不顺,就弄到福建——河北省委书记高扬对他调走非常有意见,说你调走没有经过我们省委讨论;在福建他就没有搞好,然后是浙江、上海。浙江哪裡要他管?

《调查》第1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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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3-06 周四, 上午2:24    标题: 引用回复

纯属误会 写道:

习近平书房满是古书 这样的领导人对中国是福是祸?

明镜周刊|2013-09-1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习胖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弄几本古籍装太祖传人而已,否则不会出口便是毛语录。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那些古书和他的博士学位一样,是用来掩盖其无知的。 Cool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
-- 蘇東坡《晁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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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3-11 周二, 上午4:26    标题: 引用回复


王强:稳定新疆 何者为先?

2014年3月11日


伴随着新疆暴力恐怖事件的增多、尤其是对暴恐“常态化”和“家庭化”的担忧,让“柔性治疆”战略备受质疑,也出现了呼吁“铁腕治疆”的声音。笔者认为,“柔、铁治疆”之争无助于解决新疆稳定。要稳定新疆,首先要厘清新疆稳定的优先课题,是遏制宗教狂热,还是做大GDP(国内生产总值)?显然,对这个具体问题的判断,决定着国家资源配置的方向。笔者拙见,新疆的优先课题是遏制宗教狂热。理由如下:

新疆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微观上个体技能缺失导致的“技能型贫困”,做大GDP不能解决这种贫困。2011年,笔者初到乌鲁木齐,最诧异的事情是在维族小餐馆里,年轻的服务员竟然听不懂华语;与维族老板聊天,得知很多刚从南疆来的年轻人,都听不懂、不会讲华语。在语言能力之上,是更大的缺乏技能的问题。笔者观察到一个现象,在乌鲁木齐做小生意的维族民众,一般从事不需要技能的营生,如卖干果、烤馕与烤包子、卖抓饭与新疆面食。据此,笔者判断,新疆的贫困不是由于宏观上缺少经济发展机会,而是微观上个体技能缺失而导致的“技能型贫困”。复制“大招商、大项目”的内地经济发展模式到新疆、做大GDP,并没有切中新疆民族地区“技能型贫困”的本质问题,因此也就无从谈起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事实上,新疆不缺乏宏观上的经济机会。2011年,笔者将乌鲁木齐超市、餐馆公开招聘广告,与之前工作过的广州与青岛比较,发现这些职业在乌鲁木齐的工资,远高于广州,更高于青岛;而2011年,广州与青岛的GDP分别是乌鲁木齐的7倍与4倍。不仅仅是乌鲁木齐,据《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新疆最低小时工资标准,高于上海、广州,与北京持平。高工资带来的是高物价。在南疆“国家级贫困县”的小餐馆,一盘“辣子肉拌面”(面煮熟后,拌入辣椒炒肉。新疆面食)要18到25元人民币(下同);而在广州和青岛,小餐馆里的兰州拉面也不高于这个价格。

毋庸讳言,这种做大GDP的模式,可能正在制造新疆不稳定的新因素。一方面,由于缺乏技能,做大GDP带给维族的直接新增就业比较有限。调研到南疆投资的企业,发现小企业一般高薪聘请企业原籍的工人到南疆,而大企业通常以增加额外补贴和给予政治荣誉的方法,从企业总部成建制(从管理到生产,从生产到后勤保障)派人到南疆。这主要是企业基于经济成本考虑而做出的选择。如果招聘维族人,企业要帮助他们过语言关、技能关、还有最困难的劳动纪律关(笔者听过的段子:月底领到工资,不来上班;等把工资消费光了,又来企业,不让上班还不行。)综合算下来,成本很高。但另一方面,物价上涨(例如,由于物价上涨,在笔者之前工作的乌鲁木齐新市区科学院片区,肉抓饭的价格已经从2011年的12到15元,涨到2013年的25到28元),却会实实在在影响他们的利益。这样,经济问题可能让维族产生在经济发展中“边缘化”的失落。

另一方面,从已有的现象出发,让我们推断一下新疆宗教狂热的下一个十年会是什么结果?新疆宗教氛围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浓厚。宗教氛围逐渐浓厚是从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开始的。新疆现有的2万4000多座清真寺中,80%是1980年代末1990年初修建的。新疆清真寺的数量是中亚5国清真寺总量的近5倍,仅次于有2亿穆斯林的印尼;而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总人口1000多万。在多次体验或者观察佛教寺庙、基督教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的宗教仪式后,笔者发现,伊斯兰教的宗教意识最容易让个体忘却自我、个体间相互感染宗教情绪,并最终从内心深处消灭自我意识、顺从宗教意识。据此体验和观察,笔者确信,清真寺过多的结果,必然是宗教狂热,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

在1990年代后期,新疆的宗教狂热表现为“宗教仪式风俗化”和“朝觐热”。例如,结婚念“尼卡”、超度亡灵的“站礼”等宗教仪式,是1980年之前没有的风俗,但从1990年后期开始成为必走的程序。而在最近10年表现为“宗教仪式生活化”和“内外勾结的漠视生命的爆恐破坏”。如妇女穿戴阿拉伯黑罩袍,维吾尔传统的日期娱乐活动被禁止。

在完成宗教仪式“生活化”、即日常生活完全按照宗教教义进行后,新疆宗教狂热的下一个十年是什么?依据个人不系统的观察与对伊斯兰文化历史的理解,笔者妄言,是宗教仪式“政权化”,即按照教义安排政治生活。换言之,新疆的“塔利班”或者“霍梅尼”将在宗教狂热中产生。

如果说造成今天新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1980年末1990年代初没有及时有效采取措施,合理控制新建清真寺的规模;那么,如果不在“宗教仪式‘政权化’”之前,对宗教狂热采取有效对策,将来的新疆会怎样?历史能够展示给我们的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的美国,面对霍梅尼支持的学生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束手无策;世界上军事实力第二强的苏联,在阿富汗用尽了各种先进的战术策略与尖端武器,最终还是不能制服塔利班。

作者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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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3-22 周六, 上午3:25    标题: 引用回复


利益就是赤裸裸。在利益面前一切道义和法律都是扯淡,都是遮羞布,只有丛林法则有效。
中国人文化根基太深,不好意思说开。而西方人更接近动物,抢夺利益起来更加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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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昨天
贺院士博客|2014-03-21


乌克兰的今天,对于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感同身受:当一个强权欺凌你时,如果自身实力不济,就不要指望其它大国强国为你主持公道;他们甚至会把你的利益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

被欧美视为体制野蛮落后的清朝就不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华民国,是当时世界上不多的“民主”、“共和”体制国家,也和民主列强站在一起,14万华工奔赴欧洲战场,5万多人牺牲,最终和列强并列战胜国序列。但西方民主列强都不正眼看一下那个孱弱的“战胜国”中国,就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利益转给了当时的强国日本。这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也令当时许多崇尚西方的知识分子寒心,间接导致中共的产生和后来的执政。

1931年,日本挑起918事变,肢解侵吞中国东北。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远比当今中国政府亲西方,连第一夫人都是美国成长教育出来的,总统蒋介石甚至都皈依了基督教。这和今天乌克兰太相似了,东北也和今天的乌克兰俄军基地一样有日本的驻军,今天的乌克兰政府行为简直是和当时国民政府的行为有样学样:没种也没能力与侵略者真刀实枪地干一场,被侵之地的军人奉行不抵抗政策;今天的乌克兰政府好歹还象征性地派一队手无寸铁的官兵向他们的克里米亚基地行进,当时的国民政府却不敢公开支持东北同胞的反侵略起义,怕给日本落下扩大事态的口实,一心指望国际社会也就是列强主持公道。当时的列强也很像今天的美欧政府,口惠而实不至地谴责日本侵略,当时的“联合国”国际联盟不像今天这样大国有一票否决权,日本干脆我行我素退出国联。西方各国连象征性的制裁都没有,和日本生意照做,一些欧洲国家如丹麦、芬兰、波兰,为了自身商业利益,率先承认满洲国。资源贫乏的日本侵华所需军事原料几乎全靠进口,其中从美国进口最多,在其后的全面侵华战争最初两年里,1937年占54.4%,1938年占56%。当时的美国国会议员司可托说:“请大家记住,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

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了四年,终于战火也烧到了西方列强自身,中国在历史上又一次站队站对了,自身也比一战强了些,军人参战而不是华工参战,甚至派军队出境缅甸解救西方盟国军人。但还是孱弱不堪让西方瞧不起。1944年当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都转入反攻节节胜利之际,连在敌后的土共都开始拔据点甚至夺取了若干县城,中国国民政府却在豫湘桂战场大溃败,在欧美强权眼里,简直是烂泥不上墙,也就不指望依靠中国力量战胜日本。随后的雅尔塔会议上,英美以中国东北、外蒙古利益交换独裁斯大林苏联参战,最终导致二战后中国这个战胜国的利益又一次被出卖,蒋介石政府只有徒呼奈何;1961年美国再次对蒋介石政府施压,中华民国屈服压力未敢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

欧洲实际上也不缺乏乌克兰的经历。西方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二战前的慕尼黑協定也被人们淡忘了:二战前的1938年,靠近德国边境的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有300多万日耳曼族人。希特勒指使纳粹党徒和部分民众要求“民族自治”,“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也大造舆论声称不能容忍境外的日耳曼人遭受压迫,陈兵边界。与今日乌克兰不同,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与英法签有互助条约,主权受英法保护。英法为了避免根据条约卷入战争,一起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压,在慕尼黑,德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签约,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给德国,否则英法就不协防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无奈妥协,放弃苏台德地区。但妥协也仅让捷克斯洛伐克残喘半年就全境被德国吞并,尽管如此英法也没有为保护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宣战。

这次乌克兰危机,又一次告诉人们:大国博弈,实力决定一切。“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以内”这句话就本出自西方。现实就是这么残忍:领土并不神圣,强者得而据之。什么主权人权都是扯淡,普世价值就是利益决定一切。这个世界除了美国,大都处在强邻环伺虎视眈眈的国际环境中,无论大小国都当自强,在国际舞台上不卑不亢,懂得自己利益所在。决不能任由政客野心家操纵舆论,撕裂国民,授外人把柄分裂国家。

一些受“普世价值”影响的海内外华人,无视在乌克兰始作俑的美欧政府口惠而实不至的伪君子作态,却不屑中国政府的模糊立场以及在联合国的弃权行为,杞人忧天地说什么中国今天不和欧美站在一起,明天就可能被人家在香港、台湾、西藏、新疆如法炮制。会不会被人家分疆裂土不在于你紧跟不紧跟,而在于你的实力。911后中国和美国站在一起,也挡不住欧美同情新疆715和昆明31恐怖分子的暧昧立场并庇护分裂主义分子。1961年蒙古加入联合国时,美国政府迫使蒋介石不投否决票时,承诺美国会使用否决权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结果也就坚持了9年。最后还和中华民国政府断了交。中国只要不比今天虚弱,没有那个国家敢拿香港、台湾、西藏、新疆当乌克兰;中国那天再回到1949年前的状态,即使天天和欧美立场一致,也保不住分裂你没商量,说不定印度也敢陈兵四川金沙江边;到那时,乌克兰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相反,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担心的倒是中国那一天会像俄罗斯一样在中国周边复制乌克兰模式,要不怎么叫中国威胁论?要不美国的鹰派米尔斯海默呼吁西方放弃乌克兰,专心对付中国?!这和当年慕尼黑协定的历史像不像?

没有一个大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化大国的同时,还拥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实力。幸或不幸中国都是和俄罗斯为邻,在这次乌克兰事件中,无论是谴责俄罗斯的或者欣赏俄罗斯的,都应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唯有中国自身强大,才是乌克兰今天不会变成中国明天的保证,什么条约盟友公理都是靠不住的。中国可以作各种梦,就是不能重温昨天民国的恶梦,也不要做乌克兰那样的“民主”乱梦。向西方学习,就是学习他们脚踏实地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虚幻的春秋大义。你要我和邻居或西方拉下脸来,我还要算计一下你给我的好处值不值,替人家火中取栗是傻瓜。谁自作多情,谁急着下绊子,大家彼此心里有数。说模棱两可冠冕堂皇的话,中国人还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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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3-29 周六, 上午10:04    标题: 引用回复


BBC评论:习近平“醒狮”比喻说服力有多大?

2014年3月2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4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3月27日)结束对法国的访问行程时,在巴黎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时提到“中国梦”将带给世界
机遇、和平和进步,并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分析爱国主义忽悠的常见类型——顺便戳穿几个流传很广的谣言
http://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4/03/propaganda-for-patriotis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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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睡狮论:层累造成的民族寓言
施爱东 @ 《民族艺术》2010年第3期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11/xuedeng017/shiaidong.htm


“中国先睡后醒论”很可能是曾纪泽从基督教的“唤醒”使命中化用出来的命题,笔者认为“唤醒中国”在当时是毋须由具体个人发明的常
识性命题,(而)是西方视角中司空见惯的带有宗教使命色彩的口头传统。

只有当“唤醒”的主角具体到了“睡狮”头上,“唤醒中国睡狮”的故事才算真正拉开序幕。也只有当(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媒体稳坐头把交
椅的西方头号政治英雄)拿破仑出场,并且使用了充满敬畏的话语,将中国狠狠地恭维了一番的时候,民族主义者们的虚荣心,才
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重温朱执信先生90多年前的一段话,也许还有意义:“在这个时代,还要说我是狮子,好说,也是梦还没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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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
作者:施爱东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七章 层累造成的民族寓言“拿破仑睡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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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4-08 周二, 上午5:44    标题: 引用回复


赵灵敏:为什么中国用钱买不到好感?

2014-04-07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大跃进,官方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寄托在GDP的增长率上,而上层建筑、信仰和价值观领域则危机重重,乏善可陈。

  中国聚焦

  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已经超过两个星期,《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导火索,该协议全文共4章24条及2项附件,大陆承诺对台开放80项,多于台湾承诺对大陆开放的64项,开放程度甚至高于对WTO(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水准,涵盖行业类别之多、开放力度之大,用海协会会长陈德铭的话说就是:“在大陆已签署的类似协议中,前所未有”。但就是这么一个大幅度让利的协议,台湾人却并不领情,不仅学生占领立法院,台湾TVBS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该协议的只有35%,反对的则有42%。

  看起来一片好心,大笔一挥银弹滚滚,但对方非但不领情,反而质疑你包藏祸心,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对台事务上,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情况也差不多。2003年香港经济因为沙斯(SARS)的影响一蹶不振时,中央政府开放了“自由行”,签订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挽救了香港经济,并让香港成了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但时至今日,这一系列惠港措施却成了离间两地人民感情的催化剂,在香港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再放眼中国多年来的外交实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却勒紧裤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社会主义小兄弟。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了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而当时中国人的年均收入才200多元,这样慷慨大方的结果却是反目成仇,越南更是跟中国兵戎相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战费开支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中国对朝鲜可谓仁尽义至,但朝鲜对中国的不尊重却是世人皆知。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到任何西方国家访问,几乎都携带着大笔的订单和经贸协议,对方的欢迎仪式也总是异乎寻常的热烈,但中美、中欧、中日关系却再也回不到1980年代的友好局面;而在那时,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跟今天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

  在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下,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外妄自尊大,不愿平等地对待别国,却又面子大过天,只要对方恭敬有加,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给予物质上不计成本的馈赠。直到今天,这种心态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但现实是,中国花了大量的金钱,很多时候也能赢得表面的风光和形式上的尊敬,却得不到对方发自内心的好感和亲近。今天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世界,是很多国家的最大债主和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不仅在世界上没有几个靠得住的朋友,而且很多时候,那些得到中国最大优惠和照顾的地方,也是对中国最反感的地方。原因何在?

  首先,中国的援助和优惠政策,很多时候并没有让普通人得益,而是更有利于原有的既得利益者。香港回归以来,惠港措施除了让旅游、零售等少数行业得益,让大地产商赚得盆满钵满以外,普通港人受惠有限,却要面对高不可攀的房价,和大量内地游客涌入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对台政策同样造就了旺旺、鸿海、鼎新等大财团的成功,但台湾民众的平均薪资却在近十年间不进反退,大学毕业生的起薪降至2万2000台币(折合918新元)。由于个人利益是具体的,而整体利益是抽象的,香港人反自由行、台湾人反服贸,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在国际事务上,由于中国的援助和贷款等并不附加条件,在一些内政不透明的国家,客观上就可能会被腐败的政客所盗窃和挪用,无法惠及普通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在其他国家援建或承办的工程,都要求使用中国的工人、工程师和建材,当地人无法获得工作机会和赚钱。2013年底,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拉美期间,英国《金融时报》引用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说,中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投资额,在2003年至2012年间增长逾500%,达到近5亿美元,预计未来几年内还将有更多工程动工。但该文同时也引用了圣基茨和尼维斯(The Federation of Saint Kitts and Nevis)旅游与交通部长里奇斯凯的话,字里行间流露出加勒比海国家对中国大陆的共同担忧,这位部长表示:“如果台湾为了某个基建项目,向你提供贷款或无偿援助,它会根据项目本身的价值作出决定,而不会坚持让你引进他们的工程师或工人,将他们国家的一部分安插到我们国家。”

  其次,中国在对外援助上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做法,实际效果不见得好。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如果你每天给一个乞丐1块钱,偶尔有一天不给了他就会怨恨你;从来不给乞丐钱的人,偶尔有一天给了1块钱,乞丐反而会感激。这种心理学上的现象,也同样适用于国家关系。中国一直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但问题是中国不附加条件的慷慨援助,结果往往是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美国的援助很多都附加意识形态方面的条件,美国的盟友却遍天下。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另外,中国不附加条件的援助,在他国内政出现严重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事件时,客观上就成了助纣为虐,会自损形象,导致作茧自缚的结果。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遭遇的尴尬就是明证。

  第三,中国政府在处理内政上的糟糕手段,使得对外的很多甜蜜的宣示缺乏说服力。此次台湾学生对服贸的抗议,很大程度上肇因于学生、民众对中国的想象。这些想象当然有不理性和妖魔化的成分,但又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过去大陆政府的作为,日积月累之下,就成为难以打破的刻板印象。香港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人们从理性上承认香港经济离不开自由行,但在“六四”、李旺阳等事件的背景下,港人已很难对中央政府的善意全盘接受。这种发自内心的不信任甚至恐惧,不是连战、梁振英多访问几次北京就能化解的。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大跃进,官方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寄托在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上,而上层建筑、信仰和价值观领域则危机重重,乏善可陈,无论是儒家、共产主义、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无法起到精神支撑的作用。至于官方津津乐道的“和谐”理念,在现实层面则沦为不惜代价地维稳和压制不同意见,同样缺乏感召力。在这种情况下,金钱就成了中国最能拿得出手和最得心应手的对外政策工具。不计回报地大把撒钱,很多人也觉得不妥,认为中国应该树立让世界认同的国家理念和价值观。道理是没错的,只是在中国国内都没有像样的价值观的情况下,你又如何指望它在海外能一夜之间变出这一套来?还有很多人指责中国政府对外凡事打哈哈,遇事不出头,不能在国际上主持公道,但这同样是中国在国内奉行的“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的投射。一句话,中国政府在海外的所作所为,往往不过是其国内行为的延续而已。

  作者赵灵敏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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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4-08 周二, 下午2:13    标题: 引用回复


在许多欧美学者眼中,菲律宾和印度两国一直是亚洲实行纯正
西方民主制度的典范,但两国的腐败程度一直比中国严重得多。

为什么?



纯属误会 时间: 2014-2-26 周三, 上午11:46 写道:

菲律宾:一座政治博物馆——对菲律宾民主政治的实地观察

2014年2月26日


【原编者按】2010年的香港游客菲律宾绑架事件给中国大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菲律宾印象:嚣张的暴徒、低效的特警、闪躲的政府……菲律宾何以走到今日?为什么民主选举没有将菲律宾改造成优良政体?如何保证政治转型能够两翼齐飞,既能保证政治正当性,又能维持高效治理?作者认为,理解社会结构与民主选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观游菲律宾这座政治博物馆的入馆手册。


(本文载于《文化纵横》2014年2月刊,作者:房宁、许利平、郭静,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烟与镜:亲历中国》 帕拉维·艾亚尔 《SMOKE AND MIRRORS: an experience of China》 Pallavi Aiyar
at http://www.pallaviaiyar.com



印度女记者中国亲历记:做印度人还是中国人好?
东方日报|2014-04-08


一名在中国居住了5年的印度女记者,在北京胡同里观察形色中国,她作为印度人,边在中国工作,边对比着中印两国的差别,无论是制度的差别还是不同阶层生活的差别,边思考着做印度人好还是中国人好……

帕拉维·艾亚尔是《印度教徒报》常驻北京的印度女记者。她是《烟与镜:亲历中国》一书的作者,该书在印度颇为畅销,她也因此获得印度普莱姆·巴提亚最佳新闻成就奖。艾亚尔在接受这个奖项时说:“这是印度新闻界对中国重要性的肯定。”


以下为原文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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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新桥头条胡同,那群麻将搭子仍在小卖部门口,闷热的夏夜里他们会一直玩到夜永时分。其中少不了方老太的儿子,他把汗衫卷起,露出圆鼓鼓的肚子。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无论时间多晚,都能看到这群人都在外面打麻将。在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停下片刻,然后总有人会轻轻地扬起下巴打声招呼。​​

他会说“回来了”,我的街坊们用这种一成不变的问候来表明他们知道我回家了。胡同里的问候语带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可预见性。它们表明邻里平安无事,一切正常。​​

夏天过后,就是北京短促的秋天,要不了多久,空气中就会有烧煤发出的那种不祥气息----那是冬季胡同里的标志性味道。寒冷季节即将到来的其他迹象也初现端倪:一大早,上公厕的人穿的是长袖绒衣,而不再是棉质睡衣。​​

我想起刚搬到这儿时,胡同里的居民对睡衣的喜爱让我不时皱起眉头。对于睡衣来说,胡同是真正的解放者。不用再局限于卧室,全天都有居民穿着它们上街,而且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经过最初的困惑,考虑到每次要去附近的小商店买个火柴或者什么零碎时穿着睡衣出门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开始变得非常欣赏这种对睡衣的友好态度。有时候,我会带上“焦糖”或者“豆腐”一起出去。街坊们都非常喜欢猫,我带它们出门的时候,总会有一群人围过来逗它们玩。​​

一个秋日的早晨,在我从小卖部回家的路上,一群胡同游的外国游客正好骑车经过。他们左顾右盼,充满好奇,脸上挂着亲切地微笑,直到看到了我。其中许多人在那一刻看来都大吃一惊,有一位还差一点从车上摔下来。​​

刚搬到这里时,我也曾在一些中国人当中引起了同样的反应,住在这儿的人吃惊地发现有一个外人就在他们中间。但我还从来没有在外国人当中引发这种反应。​​

随后,我以他们的视角打量着自己:穿着一套睡衣睡裤,嘴角叼着烟,左胳膊下夹着猫,走路的时候拖鞋在脚下噼啪作响。胡同已经把我同化了。​​

2006年很快过去了,我们迎接着在中国的又一年,那将是我呆在这儿的第五年;房东吴先生打来电话安排吃晚饭的事情。我们有一段时间没一起出去了,四合院的下水道在最近一段日子里也没出过什么毛病。​​

我立刻答应下来,但我这么做还有着隐秘的目的。之前每次我、胡里奥和房东出去吃饭,毫无例外都是吴先生埋单。这与其说证明了他的好客,不如说表明了我们在中国人吃饭时流行的“抢着埋单”比赛中技不如人。​​

这是一场令败方大丢其脸的决斗,与吴先生和吴太太相比,我们的败绩令我和胡里奥的脸没地儿搁。现在,补救的机会终于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们和吴先生一家三口坐在一家正宗的川菜馆子里;对着点的菜,我眉头紧锁。“那是什么?是肺吗?”我问道,如鲠在喉。“哦,今晚专门给你们点的。”吴太太露出食尸鬼般的笑容,一边用锃亮的长勺子在热气腾腾的大菜盆中搅拌着。“不光有肺,还有腰子和肝,跟高汤和血炖在一起,加上花椒。”​​

有那么一刻,她露出了关切的表情。“你能吃花椒,对吧?”她热心地问道。我愁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摇了摇头。说实话,我并非不能吃辣。“那就没问题了。”她松了一口气,接着舀起一大勺灰色的抖动着的肉,扣在我勉强伸出的碗里。​​

晚饭继续进行。杂碎之后是未经脱骨的牛蛙,所以蛙肉得啃下来,然后吐出小块的软骨。吴先生告诉我们说:“很多人不知道,蛙肉其实是最鲜的。”一副很在行的样子。​​

让房东挑餐馆、点菜是我们的策略之一。我们让他以为那天晚上是自己做东,等我们吃饱后,胡里奥会推托说去洗手间,其实是溜到收银台把账给结了。待吴先生要结账的时候,我们会得意洋洋地表示钱已经付了,而且在他因为未能结账而垮下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吃到一半的时候,一小块牛蛙进到吴先生的气管,他发出吓人的咳嗽声,紧紧抓住喉咙,这种两栖动物的一片软骨令他喘不过气来。我克制住这是房东让我吃那些东西而遭受报应的想法,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背。但没什么效果。吴先生突然起身冲出包间。我们要跟上去,但吴太太拦下我们,坚持说不用担心。“老吴身体好得很,”她说。“他会没事的。”​​

几分钟之后,吴先生回来了,脸还有点红,但显然已经没事了。他没理会我们关切的询问,而是大口吃起盘子中的猪肺。半个小时后,我们吃不下了,胡里奥按照计划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暗地里跑到收款台,小声索要账单。“埋单?”收银的女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你一起吃饭的那个老人家在半个小时前已经付过了。”​​

老谋深算的吴先生再次把我们打败了,除了品味留在这个国家的败绩,我们无能为力了。


​​​ 二​​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对于未来,我们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我来到中国五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个从2007年秋季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进修机会。我决定接受。胡里奥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年之后,开始有了离开的冲动。尽管仍在中国,但我们和这里在心灵上已经拉开了距离,我们想要尝试新的冒险。​​

自从2002年8月来到北京,身边已经物是人非。我的许多朋友----那些记者和外交官结束了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后,已经离去。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些学生也已都毕业,有几个正在国外学习。​​

奥运会即将举办,我刚到北京时四处可见的“拆”字几乎踪迹全无,因为那些房子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拆了。前门旁化为灰烬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购物中心初具规模。​​

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出租车已经涨过两次价。清除中式英语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他们已经把我特喜欢吃的一种鱼的翻译从“大便”(crap)改成了虽不是那么具有娱乐效果,却更为精确的“鲤鱼”(carp)。而最受外国人青睐的城市地标----东大肛肠医院巨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醒目的英文“Dongda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现已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Proctology” 。​​

在一个国家呆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而且我没有虚度这段时光----四处旅行,不停提问。但当我在中国的生活即将拉上帷幕,越来越多的人却会向我问一些问题。​​

当我离开中国去欧美旅行的时候,人们会问:“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将经历剧变,还是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势力?不进行基本制度的变革,中国是否会陷入动荡?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在印度,大家关注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无论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仆人,他们最常问到的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什么?或者说,印度应该做哪些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价自身进步时常用的参照系。​​

回到中国,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与娄亚(音译)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我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

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起到保护作用的覆盖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了一点点自尊。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的盘剥。​​

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处,而且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不算大的进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掏粪工中的一员,我恐怕更愿意通过命运的轮回投胎成为中国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当我为了报道写作中所涉及的某个问题,而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国家的智库、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中寻找中文出处的时候,就属于这样的日子。这永远是一项让人垂头丧气的艰苦工作。​​

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那些年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狡黠、市侩和聪明。正如浙江的企业家所证明的,普通中国人在钻空子、找退路、行贿赂、避开僵硬的规章制度方面,堪称大师。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隐形眼镜卖给盲人妇女,把鸡爪子卖给素食主义者。​​

一方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对思想的热爱,缺乏争辩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性的异议,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在中国,那些不认同主流的、官方的观点的人,往往被打上了异议者的烙印,并因此受到怀疑、驱逐和威胁。​​

所以,一个在记者面前说错话的教授可能会突然遭到降级处分,一个太过热衷于腐败调查的编辑有可能会遭到解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只是想尽其所能帮助委托人的律师,如果接了不该接的案子,有可能会把自己送进监狱。​​

在大学里,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已经烙在学生的脑子里。尽管实践中你也会察觉到或者会利用那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纯粹的理性层面却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多大的空间。​​

身为一个好辩的印度人(那是一个视异见为常态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被强加的、整齐划一的思想和态度,是违背我本性的。因此,尽管印度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某些时候我会坚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国精神生活的压抑、单调。​​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呆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开电视,看见印度国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尽管内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双习惯了中国的眼睛看来,却比平日好看。​​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样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在一个因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

因此,我是一个德里人,也是一个说英语的人,一半婆罗门人血统一半泰米尔人血统,受的是印度教的熏陶,一个后天选择的无神论者,一个天生的穆斯林。但把这些多样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强有力又最难以归类的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印度人。​​

所以说,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它发展出调节机制,可以处理大范围的多样性以及频繁、活跃的争执必然导致的结果。构成这种机制之基础的指导性共识,或许也是唯一的共识,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你并不需要一定得赞成----除了表达不赞成态度的程序以外。​​对于“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是愿意生来就当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事实仍然无法帮我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与中国学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不同,我总是被鼓励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当年我在德里念哲学的时候,穿着印度土布做的无领长袖衬衫、为人真诚的桑卡兰教授总在课堂上大声强调:“永远不要盲从。”​​

如果我必须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那我会这么说: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通过必要的私人渠道弥补了公共产品的匮乏之后,在印度你就可以随意享受讨论“印度理想”的本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快乐,或者享受赢得一场精彩的辩论所带来的肾上腺素上升所带来的兴奋感。​​

印度存在着真正的乐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这些乐趣和自由的并不仅仅是精英。论辩传统构成了印度世俗和民主政体的基础,涵盖社会所有阶层。​​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那里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与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最关键的是,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三​​

我并不是在否认民主选举对于印度穷人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涉的能力。比如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迫使大量民众搬迁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印度政府那里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务。​​

其实在印度,投票权并非必然或者常常产生更好的政府,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害怕失去票仓,地方政客对迁徙人口非法侵占城市土地视而不见。由此出现的贫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统。​​

在印度,公民以可预料的周期撵走政府。在这个国家,占据多数的大量贫困民众通常能让五分之四的现任官员下课,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选举中,所谓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决定作用的。这种状态往往被视作印度民主制度健全的一个著名标志,其实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为政记录。但这份记录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区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贫困减少了,民众还是认为这与政府无关。​​所以从根本上看,虽然印度有穷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国的穷人缺乏政治参与,但中国在基本公共设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电力、排水和供水系统,以及真正有老师的学校,是赢过了印度。​​

这种异于直觉的状况与这样一个现实有关:在中国,政府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获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个政党统治的合法不过是因为它是民选的。因此,实现许诺不如赢得选举来得重要。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许多方面都使得印度历届政府无需一定要履行其许诺。但中国领导者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种奢侈。因此,中国政府对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会比正常反应更为敏感,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依据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分为“平稳假定”----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以及“巨变假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有政体的悖论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中国充满各种矛盾。社会和经济自由与政治掌控之间存在着摩擦,城市中产阶层充满矛盾的需求和抱负,与农民和民工的存在着碰撞。从建筑到宗教,古老的传统、强加的现代性以及复兴的传统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四处易见。从瑜伽老师到酒店门童,对于一群群来此淘金的外国人来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机遇之地;但同时,中国又有数亿的贫困人口随时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机会离开故乡。新中国充满了对立,混乱和控制、变革和延续、财富和贫穷、善良与邪恶以一种有可能引发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国政府(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矛盾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他们或许一直在走钢丝,但中国人的杂技技巧可是声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来,崩溃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小幅度的政治变革。​​

其实我生活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时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国政府的行动迟缓或者僵化,而是它对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愿意尝试新想法的愿望。与印度的那些共产主义政党对于任何实质上的创新之举(从经济特区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现出的陈腐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相比,中国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注目。​​

从农村的合作医疗计划到提议废除户籍制度,中国政府喜欢通过实验来充分检验各种改革措施。当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将巩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维持现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北京运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经济的增长。​​

城市的中产阶级从这种增长中直接受益最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恰好也是这些人。通过把这个群体的繁荣与共产党继续掌握政策的制定权捆绑在一起,中共已经有效地从政治上解决了有可能成为其最大敌人的一群人。​​

与此类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异、腐败和环境问题,也引起了重视。事实证明北京对于各种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就像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共忙着扑灭的大火许多都是它自己导致的,是基本管理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但你也可以说,哪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领导层的确在尝试进行医治,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们找的是中医而不是西医。​​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弗洛拉的学生要请几天假。她说,妈妈病得很严重。我早就听说她妈妈住在加拿大,所以问她是不是要飞过去看妈妈。“哦,不是,”弗洛拉回答说。“在加拿大治不好,她准备飞回北京看中医。”​​

回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中国的领导层不仅认为这种改革是可行的,而且已在进行中。不过这场改革的节奏和条件依据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非依葫芦画瓢模仿西方的自由多党模式。简而言之,北京认为中国人的病还是得用中医治。​​

西方仍怀疑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但中国曾经一再地令西方大跌眼镜。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它不是搞多党民主制,而是在一党制的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制衡机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据专横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获得的不是投票权,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包括就某些问题起诉政府机关的权力,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宗教自由等等。尽管法律仍然被视为一个控制工具,但它同时也被视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并且个人权力的保障也得到了加强。

​​随之而来的是法律意识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中国人所说的维权运动势头渐猛,尤其是2003年孙志刚死亡事件之后。几年来,维权运动取得了几次成功,迫使政府撤销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举措,唤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些维权人士的工作重心不在政权的更替上。他们的目标不是推翻政权,而是督促其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们打抱不平,反对地方官员滥用职权,这使得中央政府往往站在他们一边。引发维权运动的常见原因包括地方上非法侵占土地所引发的冲突、城市发展以及环境污染等。​​

互联网和手机这些新技术对于维权运动的影响力大小发挥了核心作用。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2003年宝马撞人案,和2007年厦门PX化工厂事件。从曝光官员在煤矿事故中的过失到救下差点被送上餐桌的猫,互联网提供了公民社会兴起的聚焦点----尽管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对此进行控制。​​

不过,不同于过去一味的打压,政府在策略和目标方面,已经能够更好地处理新技术进入政府和公民互动关系后所带来的复杂性。在政府看来,互联网既是威胁又是机遇。一方面,网络可以避开进而打破权力对信息的垄断;另一方面,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舆论也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反馈机制,一个测试国民的看法和情绪的手段。​​

中共进行政改的双轨方式就是把更大规模的参与和持续性的压制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高风险、存在潜在危险的策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有可能引火上身。如果激起了公众对于改革的期望,但中共又无法或者不能满足这些期待,爆发严重的摩擦是相当有可能的事情。由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修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社会赖以构建的体系难以稳定。因此,中共被迫进入一个半永久性的危机-反应模式。​​

不过,北京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把压力保持在文火炖而非翻滚沸腾的状态。尽管透过水晶球占卜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我还是愿意肯定地表示:在一段时间里,中共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文火状态,避免爆炸的发生。​​

在我抛出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时,你可能会问我许多人已经问过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些年的历史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印度有什么借鉴意义?​​

过去几年中,印度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经验”以及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什么,成了国际会议上的时髦话题。那些兴奋的记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师、跃跃欲试的商人以及圆滑的政客,一谈起中国都是金句不断,但说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没什么意义。​​

其中的一条“深刻见解”是,印度擅长做软件,中国擅长搞硬件。另一条是,印度应该仿效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应该借鉴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总之,结论看来就是印度应该修路,中国应该建立民主制度。​​

这些观点具有一种精致的对称性,它们发现中国和印度其实像镜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与败。但两国的评论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轻易看出,如果中国有了印度的政体,或许就没有这么多马路。​​

事实上,民主在印度经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进行辩护的借口,正如中国把印度的民主制度作为必须坚持一党专政才能获得(相对)高效的借口一样。在中国,印度总是作为民主缺陷的样本;同时在印度,那些羡慕中国经济成就的人也会哀叹,如果以民主为代价,印度也能取得中国的成就。​​

但这正是让我觉得争论出了偏差的原因。民主强调建立共识,或许它在印度延缓了决策过程,但同时,它所维护的制度基础应该使得一个国家的治理更为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印度的政党能够从北京的技术官僚身上学到的,就是不要只盯着选举结果,而要把经济增长和提供公共设施作为最终目标,至少作为第二个目标。指望印度的政客们能够大公无私、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想法太天真,但这恰是从中共那里所能提炼出的最珍贵的经验。​​

应该是印度向世界证明公路和民主可以并存的时候了----哪怕是在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了评论家认为在低收入国家实现民主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经济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但遗憾的是,印度的这种新增长相当程度上并非因为政府。引发全球关注印度经济的,是那些私营部门。类似IT这样的行业把印度放在了国际版图上,这些行业一开始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视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够提升在完善基础公共设施方面的表现,比如教育、公共卫生、饮用水以及电力等方面,他们就不仅能创造出一个真正促进经济腾飞的平台,而且这种发展将是可持续性的、有着坚实基础的。​​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主要优势在于,其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文化水平、平均寿命、妇女权利以及对待劳动的态度方面,都优于印度。30年后,尽管中国在后改革时代社会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缓,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差距。印度要“赶上”中国,仅仅修建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数的印度女性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吹嘘印度即将“赶上”中国(正如印度一些人惯于这么做的)不过是在说胡话而已。​​​


四​​

当我坐在四合院里写下这些话时,心中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时间好像在同时加速和放慢。我看看外面,“豆腐”正在悄悄地靠近停在竹丛上的一只蜻蜓。与竹丛成对角线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树,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粒果实。年初的时候树上长虫,所有的石榴都没有了,但它活了下来,希望来年成熟的果实能再次挂满枝头。​​

我听见李阿姨正在厨房大声地打着电话,不知道在教谁做三角包。我感到惊讶,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妇女,在北京掌握了印度料理的秘密。“多放辣椒,”她大声喊到。“喂?听得见吗?好了!多放辣椒,印度人喜欢吃辣的,”她继续说道。​​

她的做菜指示被同样大声的“晚报,晚报”声所打断,一个卖报纸的小贩骑着车从门外经过,加入到胡同生活的大合唱中。我感到一阵忧伤,因为这一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我又感到高兴,因为我经历过那一刻。​​

我再一次把目光落在明亮的电脑屏幕上,突然意识到引发我写下这一大堆文字的那三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用在无需宏大叙事的事情上----也就是那些貌似平淡,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

中国和印度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而且世界也能从这两个国家身上学到很多。但我从过去五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中又学到了什么呢?​​

脑海中涌入了许多琐碎的事情。但我所学到的,往往很难用语言进行归纳。确切地说它们融入在那些姿势、表情或者味道中:吴女士微笑时眼里流露出的一丝悲伤;老太太把裹过的小脚从身上放下来时的样子;麦当劳番茄酱甜丝丝的味道混杂着臭豆腐的味道……​​

总之,在中国这几年的经历教会了我对立的东西也可以共存。这话与政治无关,也不是说矛盾必须得解决,我更多是在说吴先生。我们曾经拿这位房东一点办法都没有----从一大早跑来打扫院子的卫生,到不久前用青蛙内脏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些玩意儿“毒害”我们。​​

然而,吴先生是个好人。他热情地修好了堵住的厕所,更换了烧坏的灯泡,修好了厨房漏水的地方。他甚至勉强认同我挑选的芒果黄涂在院子里“也不是那么难看”,最后他还慢慢同意了早上九点之前不会不请自到。​​

简而言之,当我想到要离开北京时,脑海中出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位六十岁的退休铁路官员,骑着一辆嘎嘎吱吱的自行车----这幅画面总能让我哽咽。​​

我还学到哪怕是来到最陌生的地方,你也会爱上它。回头看刚来北京的那几个月,当时一想到别人要用像狗吠般的语言跟我说话,就害怕。想到我曾经那样看中国人,让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他们的食物和深不可测的表情曾经让我害怕。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看来变得温和?是在邻居闲聊时的普通话听起来不仅不再刺耳,而且成为了我后来所珍惜的一种令生活宽心的背景声时吗?​​

后来我知道了,不去了解就盲目厌恶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哪怕是一些表面上看来陌生、让人害怕的东西,亲近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得容易。转个弯你就能找到它。​​

最后一点,我重新学到了大学时代哲学教授们说过的话:匆忙得出的结论以及人云亦云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真相总是难以触及,而且真相很少只有一个。​​

这些年里,许多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对我所经历的事情进行妖魔化或者颂扬美化。但随后,我又会突然不敢确定之前所得结论的道德基础。我意识到恰如桑卡兰教授说过的:我很擅长“质疑”,却不擅长得出肯定性的结论。或许这是一件好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它或许不是。​​



文章作者已在中国工作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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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4-09 周三, 上午1:16    标题: 引用回复


习近平非常爱吃的法国“玫瑰肉肠”

华尔街日报|2014-04-08


习近平访问以猪肉类烹饪闻名的法国里昂时,非常喜欢一种叫rosette的腊肠的味道,市政府因此送给他一整条腊肠。rosette是小玫瑰的意思,这种腊肠之所以以此命名,是因为颜色有点像。
http://www.comparateur-saucisson.com/rosette-de-lyon-le-cesarin/

欧洲人喜爱吃生肉。法国人甚至专门给火腿(hams)、肉肠(sausages)和肉泥(Pate)起了名字,叫做charcuterie。里昂可以说是charcuterie的法国总部。习近平爱吃的那种“玫瑰肉肠”,是用猪腿肉做的,肥瘦相间,切开来能看到深红色的瘦肉和雪白的肥肉,吃的时候把沾了霉粉的肠衣剥去,切成薄片,就当零食这么吃,一般配红酒。习近平喝的酒叫Beajolais,是当地生产的一种酒。

中国人并非都爱吃生肉和奶酪。外国生肉在中国不乏有被蒸熟了吃的例子,而外国人也会拿中国金华火腿生吃。我的同事Jason Chow在云南旅游的时候要求品尝生的云腿,他认为云腿用来生吃一点也不逊于法国、西班牙或者意大利的生肉。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顶级熏火腿生产大国占了欧洲火腿出口的大部分。

这三个国家的火腿制作方法和中国火腿大同小异,都是把一整条腿加盐腌制,然后花几个月的时间风干,但他们之间也有细微差别。曾经在法国上过烹调课程的Jason帮我整理了一下三种火腿的不同之处。

法国最出名的火腿叫Jambon de Bayonne,根据法国西南的一个城市 Bayonne命名,火腿来自于这个区域的Adour河畔,风干9-10个月。这种火腿口味咸淡适中,有点香料的味道,因为里面加了一种不太辣的辣椒。

意大利最广为人知的火腿是Prosciutto di Parma,全意大利都有生产,但最出名的是来自北方城市Parma,一般夏威夷薄饼上用的就是这种。那里做的Parmesan奶酪也很出名,经常被撒在意大利面和比萨饼上面。做火腿的时候腿上全是盐,放两个星期让它成熟,然后洗净,晾干,接下来风干 10-12个月,有的时候会放两年那么长。

西班牙最出名的火腿叫Jamon Iberico,是用出名的西班牙伊比利黑毛猪做的,因为这种猪吃松果,所以有独特的香味。西班牙火腿一般腌制时间比意大利和法国的都长,所以口味会更重,肉质更紧致,看上去颜色也更呈现深红的色彩。这可能是和中国火腿最接近的一种欧洲火腿。
http://www.tienda.com/jamon/jamon_iberic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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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4-09 周三, 上午1:55    标题: 引用回复



总算见到组织派来的人了,组织的人还满脸狐疑。。。真搞不懂为啥要笑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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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4-09 周三, 上午1:57    标题: 引用回复



学生见到老师要笑成这样?因為家人都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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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4-09 周三, 上午5:55    标题: 引用回复


空姐吐槽录:在万米高空看国民素质

2014年4月11日


在飞机上服务的空档,大家总会闲扯,八卦。谈及中国,总会有人惊叹中国好富。每每此时,我都会浅浅一笑。笑,谢谢您夸奖。笑,您才知道中国富啊。笑,我已经习以为常了。笑,谦虚且傲娇着。

日本空乘不算多,偶尔遇到有日本空乘的航班,大家也会聊日本。同样是惊叹的口吻说,日本人特别有礼貌,日本航班特别有秩序,没有人按铃,没有人投诉。日本街景美,日本人热情,日本很发达。当日本被描述成神一样的国度的时候,日本空乘也只是浅浅一笑,说句谢谢。每当此时,在一边安静的听着的我总能感到内心沉重的嫉妒。

日本航班很难拿到,原因大概有两条。

一是因为日本政府规定,凡是飞日本的外国航班,必须有至少6名日本籍空乘。所以给别的国籍空乘的飞日本的机会就少了。

二是几乎所有飞过日本的空乘都得了日本宣传症,他们爱日本有秩序,爱日本的礼貌,爱日本的寿司,爱日本的大街小巷,爱日本的整洁。所以,除非能被排到日本航班,否则,很难换到日本班。

中国航班很容易拿到。原因也有两个。

一,因为600人载客量的A380航班上往往只有一个中国空乘,剩下的都是外国空乘。所以老外也常飞北京。我不能抨击阿航不重视中国航班,我也不能抨击中国政府对自己国民的保护没有做到日本那么细致。但结果是,不会英语的中国人不好意思要酒水,鬼佬们服务的时候都拿果汁和水来应付。好多人花了6800飞完8小时都不知道飞机上还有免费的红酒!

另一个原因,换班系统上,常有老外要把北京换出去。所以想飞个北京也不难。换班就行了。

为什么北京就没那么受欢迎呢?虽然长城故宫口碑非常好,但是,北京航班是有名的臭脚航班!乘客素质参差不齐。总有同事抓住自己中国班上经历的个别糟糕事件跟我大加抱怨,当乘客们下飞机的时候,她对乘客说再见,但是,没有人对她说谢谢,甚至都不看她一眼,都面无变清的走了最后再加一句,“I feel so bad!”

我经常和鬼佬们争辩,我们中国不是都吃狗肉的,我们中国制造现在也很牛逼,哪里都素质高的和素质低的。最近,有一个中国来的大公司组织员工来迪拜旅游,包了阿航77架飞机,还有40多家酒店,阿布扎比的法拉利公园被包场3天。这次飞北京,在飞前开会时,来自迪拜的副乘务长提到了这个大的中国超级旅游团,并且说迪拜的酋长非常重视这个事情,预计消费几亿迪拉姆,我们从北京回迪拜的飞机就是被这个公司包机了!

我心中暗喜!让你们这群土包子见识一下我们有钱的中国人!

可是,中国土豪公司造就了我有史以来最烂最烂的中国班。

起飞以后,大家忙着热餐,整理酒水车,准备服务,客舱里面已经有十几个乘客在按铃。副乘务长就让我们几个中国乘去回应。有问如何使用我们娱乐系统的,有叫我们打热水的,甚至有人叫我们过去就是问问还有多长时间开饭的。我平时总是用德国人自己跑来厨房自己取咖啡喝与印度人要一只糖都要按铃叫我们送,来讽刺印度人的。

有个阿姨说自己家孩子饿了需要马上吃饭,我说我们还在热餐,30分钟后就好。我们会先给孩子吃饭的。但是阿姨似乎没带手表每四五分钟都会或者按铃或者在我路过时候拽住我的裙子说,孩子得吃了饭睡觉,孩子不吃饭会胃疼等等。我说要不我先给找些饼干,正餐还在微波炉里,没法给您取啊。阿姨说孩子一定要吃正餐。忙不喋的给这个取了毯子,教了那个怎么玩儿游戏看电影,在热好饭了以后还没开始发餐就立刻给这孩子端去了饭,然后阿姨的问句把我惊呆了:“怎么没有我的?”阿姨,您孩子晚上十二点了不吃正餐胃疼,您神气活现的也一下都等不了么?过了一会儿阿姨自己来厨房了,说菜是辣的,要我们换一份儿饭给她,我解释说今天是满仓,每人一份,没多余,而且饭是您自己点的,但是阿姨还在那说说说。终于副乘务长忍无可忍,说,给她说清情况,继续你的服务。she can screaming, but there is no extra meal, it is not your fault! 阿姨回去了,吃过饭,这个可爱的小朋友开开心心玩儿了几个小时的游戏才睡觉。

给咖啡饮料的时候,经常你还在问乘客要不要加奶,后三排的乘客已经把杯子举过头顶来要咖啡了。

我真的非常希望他们真的能像他们的穿着一样体面。

由于A380飞机很大,一层四百九十多乘客,从前到后服务下来需要些时间,好多乘客吃过饭后就不愿让餐盘再继续留在自己的桌板上,于是,客舱地上到处是乘客餐盘。那时那景,真的和印度埃及航班没什么两样,甚至更夸张。一起飞的中国姑娘说,她让一个乘客把她扔在地上的盘子递过来,那大姐竟然说,你自己捡起来不就行了么?!然后姑娘直接彪了,说道:我给您的时候是扔在地上的么?!安全出口的地方往往空间大一些,然后我就看到了十几个吃过的餐盘。我发誓,我飞巴基斯坦都没见过那个样子的。我把车子推过打算叫乘客捡起来,然后发现他闭着眼睛。我没理走了,等一会儿回头看见他醒了并且捡起来递给了一外国同事。一位大婶在我还离他三四行的时候就大喊快拿走快拿走,慢死了,盘子在这怎么睡!发餐收餐的时候厨房极忙极乱,刚才给孩子要餐的阿姨端着两个盘子又来了,说没地方放盘子,他们要睡觉。副乘说让她等等,这里太忙太乱。阿姨看了一下厨房没地方塞自己的盘子,就扔在了厨房的地上。

吃过饭后大家都排着队上厕所,先不说厕所里都是带色液体看起来不太像水。因为有颠簸,安全带指示灯亮了起来,我们用英语中文做广播请大家回座位系好安全带,不要使用厕所以免受伤。结果三遍广播下来,没有人回去。同事都开玩笑说,let your Chinese sit down。就像在戳我的脊梁骨。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我总是讽刺巴基斯坦航班上恐怖的厕所,阿拉伯各国航班上乘客粗鲁的态度和满地的餐盘。那一天当外国同事们在厨房以“your Chinese”来吐槽这一切的时候,我很悲伤。

这个航班虽然有点极端,但不是个例。多少中国人会带着耳机和你对话,多少乘客说话面无表情好似贝嫂维多利亚,多少乘客盯着电视屏幕对你摆摆手说不需要了。不仅是土豪、大妈、还有留学生、公司员工。过年乘自己航空公司航班回家,旁边坐着一个在伦敦城市大学的留学生也要回家。虽然也很客气,英语也不错。但是当收盘子的时候,她盯着屏幕,把堆得像哈里发塔一样的盘子递给乘务员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收盘子的东欧姑娘内心无数的草泥马在奔腾。以前每当我提到我要去留学的时候,一些空乘总会有点不屑的表示留学生也不过那样,让我很不舒服。但是那一刻我明白,那些不屑里可能不是偏见与嫉妒。

也经常会遇到一些乘客,戴着耳机看书或者处理文件,发现快服务到她的时候早早摘下耳机等你,即使没看到你,轻轻说一声excuse me,神速摘下耳机,抱歉之后,立刻送来大大的一个微笑,等着你和她讲话。那一刻真的会觉得这个人满身都写着高贵。还有一次,航班上唯一一个把餐庞放在地上的是个抱着婴儿的母亲,等我过去时马上让旁边八九岁的大女儿把餐盘捡起来递给我,并道歉解释自己抱着孩子要喂奶。

因为飞机上空间有限,餐车里都隔成很窄的格子,每个用过的餐盘必须摆放平整才能放进车里,遇到堆成山的盘子,总是十分烦躁。所以印度航班总是让人抓狂,因为几乎每个递回来盘子都会堆成山,欧洲航班上好多人都会把盘子摆放整齐了递过来。而日本航班上,几乎看不到不平整的盘子。

曾经和同事说,希望自己有生之年,可以看到祖国也可以像日本那样有秩序,有礼貌,被世界认同,赞美。同事说,觉得自己有生之年也无法看到祖国变成日本那样有秩序,有礼貌,被世界认可,赞美。

强国之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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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5-04 周日, 上午6:41    标题: 引用回复

纯属误会 时间: 2014-3-06 周四, 上午2:24 写道:
纯属误会 写道:

习近平书房满是古书 这样的领导人对中国是福是祸?

明镜周刊|2013-09-1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习胖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弄几本古籍装太祖传人而已,否则不会出口便是毛语录。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那些古书和他的博士学位一样,是用来掩盖其无知的。 Cool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
-- 蘇東坡《晁錯論》




新华网|2014-05-04
习近平北大座谈:多次提到文化自信,称中国是睡醒了的善良的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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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读其访新疆,官媒媚曰“铁汉柔情”,豆逼自比普京,甚为可笑。
欢送的爆炸硝烟未烬,又来北大这一出,让人徒添笑料。。。古时候
昏君尚得良士辅佐。一代不如一代之后,到如今天朝庸帝共佞臣一色。。。 Sho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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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时间: 2014-5-05 周一, 下午1:36    标题: 引用回复


山寨大国中国找出了山寨绝后之法

送交者: aqw[♂中书令★★★♂] 于 2014-05-04 19:14


英国最先搞起产业革命。也是最先赚进了大把的鈔票开始投资科研。从蒸气机到製鉄煉钢,再到毛纺织布。拔了一个头筹。德国接着山寨。此时的山寨对象不多,也就是英国的科技和工业生产为山寨的目标。之后,美国,日本和俄国山寨前者和彼此。到今天美国还要山寨俄罗斯的火箭发射器。不山寨还不行,怕接不回来ISS上的太空人,除非他们在太空加入了俄籍。日本山寨了F16,改名叫做F2。当年苏俄发射史泼尼克号卫星是山寨纳粹德国的火箭。为了追赶苏联,美国也不得不起用了一个纳粹德国人设计的火箭。山寨並不丢脸,没有能力和本事去山寨别人那才是丢脸,甚至于要命的事。

改革开放后,中国吸引了国外的投资设厂和技术转移。不但赚了钱也累积了技术。曾几何时,中国也㨈身世界成了名符其实的山寨大国。说起山寨大国,还非得有几个条件要满足才行。第一要有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靠教育。人才还得足夠多。該会的一定要有人会,要做的也一定要有人能做。第二要有设备。大量先进的硬体设备要靠资本。资本的来源没有时要靠外资。山寨则要靠自家的资本。所以玩得起山寨的还得有点钱,花得起钱进设备,CNC工作母机。山寨神盾舰还要超大的轧钢机。第三要有整套的产业供应链。今天的小米机在中国,加上台湾一拉拔就可以从硬件软件弄出个完整的4G手机出来。设备坏了维修技术,人才,零组件,都要马上到位。制作一个样品机马上就要开模。CAD设计到CAM上线,CNC车床銑工拋光加工达到纳米级的规格,山寨在今天看来门坎已经相当的高了。不是阿猫阿狗的国家可以说上就上的。一座大型的纺织工厂,机器上的運作指示灯一出状况就得马上有懂得操作和懂得维修的人补上。缺的原料,器材零件马上就要。不然就停工。甚至有些生产工序是不能停的。一停就前工尽棄,损失惨重。像半导体,停个电就要命。我有一个个人经验。在搞三五族複合半导体过程中,一次供电电压的突然变化,整个金屬蒸鍍炉的顶盖就鍍上了一層黄金。这也是第四个山寨必备的条件,能源的供应要到位,要穏定,必定要可靠。光这一点印度就不行。成不了山寨大国。菲越马印尼也都不可能。其他还有第五 第六。什么政府政策,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運作,货币及物价稳定,創投及融资资金充裕,土地人工和運输成本合理,等等。这些还不是本文的重点。 重点是山寨到我而止。怎么样让人无法再山寨了我!

中国人做生意我们常说是自己人杀自己的价格。中国人互相抢彼此的订单。结果是让别人压低了成本赚到了。而中国厂商赚得很少。而且全是血汗钱,辛苦钱。也正是这种杀法,别人看中国人杀了进来就早晚要放弃。市场竞争不过。中国人的价格杀得太低了。这正是山寨产业绝后的一个办法。为了杀价,東西愈做愈差!東西不耐用,用了就丢旧的不早去,新的不会早来。有人山寨了同样的产品,可以再杀价,也可以改良产品品质去提高附加价值。总之,山寨到我为止。中国产业的生态环境也可以支撑这种特有的山寨文化。中国有一个最最強大的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中国的内需市场。波士顿BCG发明的“经验曲线”正正说明了中国市场支撐山寨产业的銷路,降低成本。山寨本身已经在研发投资上节约的大量的成本,再加上国内市场提供的经验曲线所分担掉的成本。成本中的固定成本几乎可以完全抹去。光靠可变成本去竞争。那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在创新领域尚未追上超越之前,穏坐山寨江山。不难确保中国工业的继续发展。这世界最需要的还是多几个自然资源和農业生产的国家,而且还是多多益善。日本韩国国内市场都不足以在成本方面帮忙他们的产品与中国的山寨货竞争。就像十九世纪的德国,山寨之余还得不断的进步。精益求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历史不断在重写山寨大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已然成了必然。防止新㒷的山寨大国也成了中国人无意间留下的一个伏笔了。

以前觉得山寨挺SB的,现在觉得山寨也没啥不好,说白了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等到学成毕业,被山寨是迟早的事儿。

日本对它山寨产品冠了一个美好的名字叫Kaizen (改善)。今井正明还写了一本书叫《Kaizen (改善), the key to Japan's competitive success》其实就是山寨同时做了一点“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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